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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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為馬”與“殺一百”

 

   敏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丞相趙高妄圖篡朝,先試探群臣態度。他將一隻鹿作為馬送給秦二世,昏君責令朝廷眾臣分辨。不敢逆趙高意圖者逢迎說是“馬”,敢於反趙高的人說是“鹿”。事後,說真話的人都被趙高害死了。這種“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荒唐事,在其後的專制年代裡,層出不窮;文革中,更是司空見慣。進駐我校的軍代表,一手泡制的揪“叛徒、特務”案例,可列其一。

 

一九六七年,蕪湖市“三結合革委會籌備處”[簡稱“三籌處”],鎮壓“全市革命造反隊聯合總部”[簡稱“聯總”]的兩派武鬥,甚為慘烈,震驚京城。李德生軍長率六四零八部隊進駐安徽,蕪湖進入軍管範圍。我校是省屬重點中學,兩派學生視對方為仇敵,武鬥中共有八人死亡。校園瘡痍滿目,人心渙散。教工雖無人持槍械鬥,但持不同觀點的人對立情緒相當嚴重。進駐本校的軍宣隊,先從教工隊伍打開突破口,促進兩派“大聯合”。

 

掌權者先造輿論,要揪出煽動武鬥的“幕後黑手”。進駐我校的軍代表Z參謀[營級幹部]採用的手法,不僅因襲了“指鹿為馬”,而且升格為“殺一儆百”,赫然製造了全校教工意想不到的場面。Z參謀不知從何處找來“材料”,當眾宣佈:“聯總”的W是“叛徒”,“三籌處”的Y是“特務”。被揪出的兩人,立即被掛上黑牌子遊街示眾,全校教工豈敢不隨隊遊行、呼喊口號?那天正下著濛濛細雨,遭揪鬥者被人撳著頭髪仰面遊街,灌了一肚子雨水。

 

 W和Y被揪鬥遊街,很多教工無不驚詫萬分。相處多年,怎不知道二人的底細呢?年過半百的W,是位體育教師。據說年青時代,他在市級運動會上,百米賽跑得過名次。年歲增長,近年教課極少,僅是早晨廣播操的領隊而已。平日從不參加任何黨派活動,成天手捧報刊、清閒自在。文革以來,未參加任何過激的“革命行動”;只因好友大多屬於“聯總”的,他的“觀點”自然傾向這一派了。他和“武鬥”不沾邊啊!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W不是共產黨員,何時成了“叛徒”呢?

 

至於Y被說成“特務”,也讓人大惑不解。Y是政治教師,口直心快,好抒己見,喜歡辯論,被人戲稱“大吹”。他雖是“三籌處”派的活躍分子,也僅是“口頭革命派”而已,與“武鬥”持有距離。他究竟是誰家的“特務”呢?

 

校園烏雲滾滾,人心惶惶。軍代表掌權的校革委會成立了,進駐學校的工宣隊也由他掌管。他指示“吹鼓手”在全市《鬥批改》戰報上發表專文,揚言要揭開我校的“階級鬥爭蓋子”。十多位有政歷問題的教工,與W、Y一起被關進“牛棚”,監督勞動、交代“罪行”。他們的工資遭扣發,僅發給生活費。

 

 全校教工被集中“辦學習班”,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交代各自的政歷;不放過任何一點“蛛絲馬跡”,相互揭發的大字報,大多是捕風捉影。紅色政權的掌門人,處心積慮地要“抓出幾條大魚”!

 

被關進“牛棚”的人,大都已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交代過自己的問題,且有過“結論”;唯獨W和Y是此次抓出的“大魚”,其涉案深度,自然要查個水落石出。Z參謀派出工宣隊中一名黨員,另指定一位“老實、聽話”的青年教師,作為外調人員,前往京城調查W的問題。那裡有位著名的文藝家,蕪湖人,二十年代在家鄉活動過,是W的崇拜偶像。六十年代初,兩家尚有來往。

 

這位參與外調的青年教師是普通群眾,非黨員,無權接觸機密材料,一切聽從那名工宣隊員調遣,他深感外調任務責任重大,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一切需實事求是。外調物件是聞名全國的文藝家錢先生,二十年代在蕪湖從事新文化的傳播工作,主編過愛國刊物;還在新學堂講過白話文,深受青年人尊敬,是W兄弟言聽計從的良師益友。文革以來,錢先生在京城早已成了“文藝黑線”的審查對象。對於家鄉來的外調人員,他還是“有一說一”。據他回憶,W原姓B,過繼給舅父後才改姓W的。他的哥哥從事過進步文化的宣傳工作,後來失去聯絡,據說到臺灣去了。至於小B,錢先生忍俊不禁:“小B是體育場上的活躍分子,他既不是黨員,也未加入什麽政治團體”。一九六四年,錢先生的妻子回蕪探親,曾到W家作客。

 

至此,W的“政歷問題”應該說是眉目清楚了;然而,掌權者為維護自己的“權威”,棄法規、道德而不雇,始終不宣佈外調真相。Y的“政歷問題”更是易於查明。校內有權調閱教工檔案材料的,只有以Z參謀為主的幾名黨員。據說,他們再次調閱了Y的檔案,又與幾位元“研究敵偽檔案資料”的行家磋商過,y參加的什麽“讀書會”,僅是三青團的週邊組織,與“特務組織”有別;也未發現Y有過“非正常活動”。自此,Y的問題被擱置一邊、無人問津了。Y仍被關在“牛棚”裡。

 

被指定參與校革會“群眾定案組”的幾名群眾代表,非黨員,無權決策;定案組的重大事項,均由z參謀等少數掌權者說了算。因此,直到一九六九年學校解體、下遷農村辦學,被關進“牛棚”的多數人仍未得到“重新審查”的明確結論;其本人及其親屬仍生活在政治陰影之中。

 

由“指鹿為馬”到“殺一儆百”,歷代謀取私利的政客留下了多少難以磨平的歷史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