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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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覺醒是接受教訓的尺度

 

 

魏 紫 丹

 

 

 

所謂“人權”,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說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資格稱作是“人”。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實踐只是途徑或方法,實踐本身還有個對錯的問題,仍需要有一個標準來檢驗它。所以它並不是標準。什麼是標準?具體說,毛澤東對文藝實踐規定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確立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這是因為實踐本身相當於小學生做數學作業,答數的正誤,要與標準答案相對正。牽著實踐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實踐形成的要素,無目的即無實踐。毛澤東也是如此說的,也是把能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當做實踐標準的。不過他的論證過程是邏輯混亂的。這是首先要弄清的第一個層次的問題。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壞人得逞,比如反右大獲全勝,毛澤東大樹淫威,這樣他就達到了目的,難道這也能說是符合真理標準嗎?否。這就說明還必須有個價值標準。所以,在社會科學裡,應該確立:“人權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政治、經濟、文化的是非、善惡、美醜、高低、利害,人權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愛等,都是從人權出發、通過人權、為了人權的;極權摧殘人權,是人權的死敵。而在自然科學裡,研究如何利用和發揮大自然養育人類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災害的副作用,所謂“人類中心”,就是在與萬物和諧共處中,人類念念不忘的中心點,就是維護人類權益。

 

(一)右派為人權大鳴大放,右派就是人權派 

          
1957年5月,北大哲學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在大字報《幾句人情話》的結尾喊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我認為,這可看作是右派鳴放的一個綱領性口號。   宋永毅說:“我們還可以從歷史的縱向比較。如果看1957年的言論、'右派'的文章,提倡維護人權,這恐怕是主旋律之一。但是1957年以後,(當局)開始批'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人權論'。然後1958年、1959年一直到1965年不斷批'人情論'、'人性論'。例如1958,1959年在文學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對錢穀融先生的'人情論'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對巴人先生'論人情'的批判。。。結果就變成,你只要講人權,你只要講人性,那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人權捍衛者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祭》,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導2010,03,05)事實正是這樣的:右派為維護人權而鳴放,毛共為反人權而反右派。

有侵權也就有維權鬥爭。這期間也有一些黨內外志士仁人挺身出來,為捍衛人權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 1957年“反右”前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其中對解放初如“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中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的批評控訴,就是一次聲勢浩大的人民維權行動,是人民行使對執政黨的監督權和言論自由、批評建議權力的合法鬥爭,是知識分子為掙脫文化專制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爭和思想解放的嘗試;是中國人民百多年來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憲政運動的一個高峰和一次挫折。 (郭道暉《人權六十年:從否定到回歸》, 《炎黃春秋》雜誌,2011.4)   

武漢大學教授程千帆說:“劉真(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什麼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教授被叫做×犯××,隨便把人家關起來,這自由麼?”(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庶民社”及其係列大字報《庶民報》,批評在學生中搞肅反,侵犯人權,其中有雲:“清華黨委是如此找敵人,殘忍呀殘忍,沒有人權,沒有憲法,沒有常倫,必須以法律制裁肅反中的真正罪人”;物理教研組被錯批的教師訴說肅反中“完全失去人權,把喝水的杯子、香煙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氣吞聲。我曾準備跳樓自殺,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幾秒鐘的勇氣,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氣。我要活下去,看他們是否代表真理。”(轉引自《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少數人獨裁,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的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 沒有參與實際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抱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戴上莫須有罪名的手拷,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樣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必須改變。 (張百生、黃振旅:《馬克思主義與國家政權》,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報》)   

右派分子林健榮就〝倡狂地向黨進攻,說什麼“黨員有黨性,沒有人性,是踩著別人的血跡往上爬的。入黨和個人利益是一致的……”(轉引自宋永毅:《反右檔案:告密、學生鬥老師和被遺忘了的父親的“右派言行”》,《中國人權雙週刊》)  

針對起訴書說她“妄圖收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註:“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傅國湧:《新發現的林昭文稿》;《林昭獄中血書節選》,載“紀念林昭”網站。)   

以上的例舉,雖說只是“掛一漏萬”,但已足以說明右派的鳴放就是為人權而吶喊。

 

(二)反右是一場人權浩劫

 

1959年在文學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對錢穀融先生的'人情論'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對巴人先生'論人情'的批判。。。結果就變成,你只要講人權,你只要講人性,那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人權捍衛者遇羅克殉難四十週年祭》,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導2010,03,05)事實正是這樣的:右派為維護人權而鳴放,毛共為反人權而反右派。

有侵權也就有維權鬥爭。這期間也有一些黨內外志士仁人挺身出來,為捍衛人權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 1957年“反右”前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其中對解放初如“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中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的批評控訴,就是一次聲勢浩大的人民維權行動,是人民行使對執政黨的監督權和言論自由、批評建議權利的合法鬥爭,是知識分子為掙脫文化專制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爭和思想解放的嘗試;是中國人民百多年來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憲政運動的一個高峰和一次挫折。 (郭道暉《人權六十年:從否定到回歸》, 《炎黃春秋》雜誌,2011.4) 

雄雞鳴而天下白,右派鳴而人權明。毛共反右是執迷於“只要殺了雄雞天下就會漫漫長夜無曉時”。殺戒開,東亞大陸雞飛狗跳,知識分子成百萬地打成右派;工人、 農民不打右派,卻成千萬地打成反動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和處理右派一樣,他們和我們同在一個農場,同樣勞動教養或勞改。 
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分子(這個數字最早來自香港《爭鳴》雜誌的“解密的中共中央檔案”,後為郭道暉在《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炎黃春秋》2009第二期〕所引用。官方既未認可,也未反駁;以後這個數字就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所謂共劃右派552,973人這個數字,是指1978年以後“改正”的552,877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的總和。  

1959年9月23日《內部參考》報導,全國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揭發出右派分子463,812名(不包括軍事系統),其中逮捕11,997名,勞教53,684名,留在機關、學校、工廠、企業內部監督改造的197,497名,下放勞動68,346名,在社會上改造的59,568名,其他(自殺、逃跑和無職業的頭面人物)32,423名,不明情況的40,297名。 (轉引自香港五七學社:《右派分子知多少?》) 

鍾正在所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回憶到:“如此'借我黨整風之際,充當急先鋒,大肆向黨進攻,用心惡毒,手段卑劣,不定為右派何以平民憤!'於是,大會小會晝夜輪番批鬥,讓積極分子唾面、辱罵、推搡、腳踢;惡語中傷,揭私披隱;無中生有,憑空捏造。一時間被剝奪發言權,令我有口難辯,有理難言。我無法'低頭認罪',只得傲然以對。於是停發工資,囚禁台內,挖豬圈,掄大錘,燒開水,幫灶房,淪為'賤民'。在台內, '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監視,以示'立場堅定';親戚朋友對面相見視為'路人',以免'敵我不分'。如此高高'掛起'長達一年有餘。   

可恨毛共反右派,“鬥倒”還不算,還要“鬥臭”,”在我教養時,一個青年醫生右派給我講了“一根頭髮的故事”:因他醫道高明、醫德高尚,備受景仰;群眾說他政治上是毒草,業務上是香花。為了讓他在群眾中臭起來,就散佈說他有“男女關係” 問題(直說就是有通姦行為)。如果屬實,在中國這個社會他就成了一泡臭狗屎。積極分子對其有罪推定,挖空心思找證據。有一天,在他的床上發現一根漆黑髮亮的頭髮。這可是如獲至寶!於是就推理論證:這樣的頭髮只能是女人的頭髮;他又是單身,怎麼床鋪上會有女人的頭 ——“叫他老實交代!不要讓他僥倖過關。”他說:“我倒想曲鬥成招,擺脫輪番鬥爭、疲勞轟炸,但想到下一步就不好辦了:對方是誰呢?”所以他還不能不”態度惡劣”,因而也無法逃脫“從嚴處理”,結果就來這裡勞動教養了。黨委宣佈對他鬥倒鬥臭的勝利,證明瞭他和全國所有的右派都一樣,都是政治上反動透頂,道德上腐化墮落,人格上卑鄙無恥。   

對鍾正的最後處理: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夾邊溝是一個閻王殿,在裡面教養的3000多名右派,在兩年中被活活餓死了2800多名,僥倖活下來的僅130餘人。  

“我們還知道在四川省樂山沙坪縣有座環境更險惡,鎮壓更殘酷的勞改集中營,一萬多名犯人竟被活活餓殺了6000餘人,而這一萬多名犯人實際都是四川省12萬右派中的1/12。”(《往事微痕》第80期)   

文徹赫恩在《苦難的歷程》中反映的情景更淒慘:白浪溝分廠的犯人,見總場場長來了,一擁而上。 “幾乎一個不拉的,二千餘勞改犯非常統一、整齊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場長面前,齊聲大喊:'救命啊!場長救命啊!'……飢餓使人變成無理性,好像人們都瘋了。成千的勞改犯跪著不起來,最後劉場長宣佈,從今天開始保證大家頓頓吃飽飯。這時大家才慢慢地起來,排隊去領飯了。這個分場原有二千多人,到1962年這個分場撤銷時,回到場部的勞改犯總數不到二百人,死掉85%。”   

鄭義為此書寫的序中說:“我遊歷青海時,友人告訴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說有廣東右派八百餘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後改正時,發現竟無一人存活。廣東方面抱怨說'也不能一個也沒活下來呀?'青海方面則反唇相譏:'誰讓你們往這裏送?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該書總結說:“在那種環境裡,有人性的人,慢慢也會變成沒有人性了。熱血變冷,人變成獸,即殘暴又兇狠,甚至連禽獸都不如。”“雖然我沒有死,可精神上肉體上的傷痛將折磨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斷、左耳被打聾、牙齒因營養不良脫落十二顆,打掉四顆,共十六顆。腰部被打致殘,成終身疾病,這都是無法彌補的。特別是精神心靈上的折磨摧殘,傷害至深,我將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夢魔。” 

大放是對共產黨執政反人權性質的歷史性總結。毛共用徹底反人性、反人權的方法,侮辱你的人格、剝奪你的尊嚴、摧毀你的意志、傷害你的感情、甚至消滅你的良心.超限度勞役、飢餓、懲罰你的肌體,使一部分人死亡,而另外任何一個活著的右派都是暫活、苟活,完全被剝奪了生命權。反右派大獲全勝就意味著人權戰士全軍覆沒。從此,就開始了不僅是在中國史上、而且是在人類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並且,直至今天,中共政權仍是世界上反人權的頑固堡壘。

 

(三)維護人權貫徹始終

 

當年的右派分子嚴家偉先生右派本質未變,如今仍在大鳴大放右派厥詞《炫耀罪惡,罕見的無恥-看北師大女附中與宋彬彬的醜態》、《人權與挨餓——評李肇星的一句名言》、《公民意識還是臣民意識?》、《人面仁心與人面獸心》、《我的一首批毛詩》、《中國已全面開放政治進步誰也比不上嗎?—— 就中國現狀與茅于軾先生進行一點探討 》等等,可謂連篇累牘、垂死掙扎。我真想說他是右派的代言人,但沒人授權我可以如此加封,所以我僅僅有權說他是我的代言人。對於我,他的言論句句是真理,一句是一句,擲地有聲也 。茲介紹他最近寫的一篇關於中美人權標準的根本區別,與讀者共用:

在剛剛結束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由於美國與世界輿論的壓力,美國總統奧巴馬、副總統拜登與國務卿希拉莉都對中國大陸近來人權狀況的倒退提出了嚴正的批評。對此,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接受美國彭博通訊社專訪時辯稱:真正瞭解中國並不容易,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屬於東方文化。同時他還反過來稱美國人民是非常單純的。王歧山這種官腔官調,人們並不陌生,無非又是中國國情特殊的老調重彈。如果說王歧山還有什麼新意的話,那就是他用了個似貶似褒、語意含混的單純一詞來回敬美國人民的輿論,似乎是說美國人太幼稚,你們根本不懂我天朝文明古國及其東方文化博大精深,以此為中國人權狀況的落後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大有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故弄玄虛之味。

200141日中共海軍一架殲-8型戰機與一架美軍EP-3偵察機在海南島外公海上空發生相撞事故。中共軍機飛行員王偉機毀人亡,而美偵察機嚴重受損,被迫降落在海南島的陵水機場。於是美軍機上24名機組人員全部被中共軍方扣留,形同戰俘,甚至人質。中方抓住這一有利條件,要求美方必須道歉才能放人,稱對方侵犯了中方的主權。美方則堅稱,發生撞機的水域,不在中國領海上空。該水域雖屬中方經濟專署區,但根據1982430日通過,於19941116日生效的新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200海裏專署經濟區,是指沿海國從領海基準線算起不超過200海裏的海域。專署經濟區的法律地位不同于領海。建立該區的沿海國擁有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區內一切自然資源的主權和對一系列特定的事項(除上空外)的管轄權。其他國家在該區內享有航行,飛越和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因此美方認為,當時美軍機並未侵犯中國領空,是在公海上空發生相撞。由於美方所言有國際法為依據,中方無法反駁。但又不能就這樣把美軍人員放了,未免太丟面子。因此經過11天外交磋商,中方最終放棄了原先要美方使用的apologize(深表歉意)的道歉字眼,而美方的最終表態只是“very sorry(非常遺憾)。中方至此才同意放人,了結此事。

現在讓我們回到前文美軍機人員被遣返時,更令人感動的幕發生了。根據當時外電報導描述的細節是:機組人員首先讓級別最低者開始打電話,最後才輪到奧斯本上尉和母親通話。該上尉就是這個機組中行政級別最高的軍官。用中國大陸的說法,他就是這個機組的領導

於是我便又想起了也是十多年前,也是一件一時轟動世界的大事。請看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的領導是如何展示自己風格的。1994128日,新疆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為歡迎上級派來作的所謂義務教育與掃盲評估驗收團25位元官員,組織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796人在友誼館劇場舉辦專場文藝演出。演出中因舞臺紗幕太靠近光柱燈被烤燃而引起火災,火勢迅速蔓延。不言而喻,此時首先應疏散場內的人群,而中小學生是最易受傷害的孩子,更應首先撤離。但我們的黨政領導、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的官員,卻作出了一個令全世界跌破眼鏡的果斷決定。該官員對中小學生大聲命令道:大家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可悲的是,從小受黨灌輸教育己被馴化了的學生們竟無一人敢不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更可悲的是在場的26位名曰人民公僕評估驗收大員,竟無一人像美帝國主義的空軍上尉奧斯本先生那樣想到還有別人,何況還有更弱小的孩子。他們一個個心安理得、當不讓的首先從第排逃生。等到人民公僕們安全撤退完畢後,大火已蔓延到劇場,電燈全滅,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當時劇場只開放一個安全門,其餘安全門均鎖著)孩子們逃生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最後造成323人死亡,132人燒傷致殘。其中288人是祖國的花朵”——中小學生。有36位教師遇難,絕大部分為掩護學生而殉職。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場的克拉瑪依市副處級以上官員有20幾個,當時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竟奇跡般的無人傷亡,而且走出劇場門口時還個個衣冠楚楚!這就是當年雖被官媒極力淡化,仍震驚世界的克拉瑪依劇院大火與讓領導先走門事件。

我並不認為美國人就是道德完人,也不認為那個奧斯本上尉就如何優秀。關鍵是人家有個好的社會制度。在那個社會制度下,大家有一個尊重普通人的人權、而非只尊重權勢者官權的普遍共識。所以事無巨細,人家首先把、特別是普通人、弱勢者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這就是保障人權的基礎和首要標準。而王歧山先生所謂的東方文化文明古國,首先要重視的是皇權,現在加以包裝後便美其名曰國家利益,其次就是官權,現在加以包裝後便美其名曰領導。領導的安全、利益乃至面子,都是絕對優先於草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更遑論草民有何尊嚴可言了。因此王歧山所謂的真正瞭解中國並不容易,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屬於東方文化。這個所謂的不容易,正是王副總理的難言之隱,是只可操作不可言傳的。說白了就是中國(確切地講是中共)對於人權的認知標準與美國、及當今整個文明世界的普世價值觀,是完全冰炭不容的兩碼事。也就是說與美國及整個文明世界恰恰相反,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首先尊重的是皇權(党國的大權),其次是官權(領導的特權),至於普通的草民、屁民,根本就無可言。用官方的話來說,你有碗飯吃,暫時當穩了奴隸,(中共稱為生存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了。(《中、美人權標準的根本區別——評王歧山為中國人權落後的辯解》,《民主中國》網。)

批駁中共愚弄國人、欺騙世人的所謂生存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右派領袖章伯鈞先生早已有言在先: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
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裏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195774日《人民日報》)

200887日, 美國總統布希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在泰國曼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 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轉引自傅國湧:《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為許良英 先生90歲而寫》)在上一世紀,中國人像讀《聖經》一樣在讀《毛主席語錄》,誰也不會想到本世紀美國總統卻在活學活用右派語錄!

李昌玉表示,反右鬥爭是錯誤的,絕對找不出一點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反文明、反人權、反道德的運動。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個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評為左、中、右、中左、中右、極右。這是極不人道的。

任眾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經歷,心裏都非常痛苦,這件事情是壓了一生的。這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徹底毀滅了50多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的前途、青春、愛情、幸福,絕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艱難掙紮在社會最底層達數十年,與冰刀共舞,和霜劍為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只有淩辱、鞭笞、勞累,飢餓……,這是一場反天理、反良知、反歷史、反文明的災難。這不僅是我們「右派」的災難,而且是全中國的災難。」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不僅僅是為了賠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人的尊嚴、生命價值應該得到尊重。一個人的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不是為了自己而生,而是為了人類而生的。我們在垂暮的生命中,覺得有責任,特別是對歷史的責任感。」

「我們這一輩人曾經接受過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那種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準在當今社會流失了,但是在我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們不僅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問題,而且覺得還有一份責任:呼籲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責任,呼喚公平和正義的責任。」

為什麼這一兩年、在反右鬥爭過去50年後的今天,眾多知識份子提出平反的問題?因為人民在不斷覺悟、不斷甦醒,不斷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上當受騙的感覺不斷爆發出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廣泛,民間維權浪潮不斷高漲。這都是促成我們今天勇敢的站出來的原因,其實這就是老右派的維權行動。(《倖存者的心聲》新紀元,第19期)

 

遊行示威致中共中央公開信

 

尊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我們幾個是原北京大學的學生右派和一個右派死難者之子,決定依法用遊行示威的方式,表達維權訴求。這是因為,我們用其他方式提出的要求,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回音,還受到維穩非法監控打壓。

九五七年,我們是十七歲至二十三歲的在校學生,所謂風華正茂。我們出於愛國動機,關心社會進步、民族的命運,勇敢地寫大字報和發表議論,建言獻策,卻被非 法打擊成右派份子,受到勞動教養、勞動考察等嚴厲懲罰,未能完成學業,還在精神和肉體上飽受折磨,家屬受到株連,在各方面慘遭極大的迫害。一九七九年,北 大黨委的一紙通知改正,原來我們都被錯劃右派了。

一九九五年以來,我們要求北大黨委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寫了無數給北大黨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多次上訪北大,都沒有結果。這使我們很痛苦,深感我們國家沒有公理和正義,有的只是無理和強權。

為此,我們依法行使公民遊行示威的權利,呼籲社會關注,依法維護我們固有的合法權益。

 

損壞東西要賠,天經地義,為什麼中共中央對我們的合理訴求始終置若罔聞?裝聾作啞?

 

我們的要求如下:

  1. 由錯劃我們為右派份子的單位賠禮道歉;
  2. 以現金的方式賠償我們所遭受的精神損失、肉體折磨和經濟損失;
  3. 公佈1957年北京大學反右派的有關檔案資料,補充這個時期的北大校史。

你們的意圖很明顯,無理拖延,不理睬,等我們這些右派都死光了,右派問題就徹底解決了。這很陰暗,很可恥!

歷經54年的磨難,我們這些當年的青年學生,都已七老八十,老病纏身,時日無多,我們決心在臨死之前,發憤一搏,以死相爭,決不帶著遺恨和窩囊進棺材。

我們當中唯一的右派死難者之子俞梅蓀,其父在1957年因錯劃右派,不堪忍受淩辱,跳樓自殺,其弟弟受刺激患了精神病,至今沒有得到昭雪和賠償。其本人遭受冤獄,至今沒有平反。

寫信人(按姓氏筆劃為序): 姓名所在系 退休單位 身份證號王書瑤,物理系,國家稅務總局, 11010819360503****

紀增善,化學系,北京光華染織廠, 11010519371025****

沈志庸,物理系,北京第四制藥廠, 11010819341005****
俞慶水,地質系,首鋼建材化工廠, 11010619370621****
博繩武,物理系,北京瑞普電子集團, 11010119391112****
燕遁符,物理系,北京紡織職工大學, 11010119380220****
俞梅蓀,法律系,右派死難者之子,受冤獄無業,11010819530226****
簽名連署,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回應者眾:

劉鳳鱗(78歲,原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實驗室24歲實驗員右派份子,1976 起上訪清華黨委,持之以恆,至今無果。):我正思念被打傷的北大閆桂勳難友,讀此文,心潮激湧,魂飛心裂!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這就是中國公民的政 治權利嗎?向北大七君子、右派老英雄們致敬!你們的維權行動已為歷史留下了深深的腳印。我遠離北京,心嚮往之,作詩讚頌。

今年伊始,我依照《國家賠償法》向清華當局遞交《索賠申請書》,大大超過法定的兩個月回覆期限之後,清華當局依然裝聾作啞,日前我已致周永康公開信。近來我在微博中呼籲右派維權,71日被警方約談!但沒什麼,我不怕。

 

北大難友是楷模
北京國府燈下黑,耄耋老人滴血淚。
遊行申請被封殺,自由行動員警衛。
正義人性理難求,七君聲言賽夜雷。
是非置於陽光下,史學犬儒論功罪。
北大難友是楷模, 公正良心燃似火。
耄耋之年喚人性,依法維權被禁鎖。
梟首囈夢定是非,人間地獄血淚河。
以人為本水中月, 法治人權騙術多。(0731

 

任眾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經歷,心裏都非常痛苦,這件事情是壓了一生的。這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徹底毀滅了50多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的前途、青春、愛情、幸福,絕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艱難掙紮在社會最底層達數十年,與冰刀共舞,和霜劍為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只有淩辱、鞭笞、勞累,飢餓……,這是一場反天理、反良知、反歷史、反文明的災難。這不僅是我們「右派」的災難,而且是全中國的災難。」

因為人民在不斷覺悟、不斷甦醒,不斷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上當受騙的感覺不斷爆發出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廣泛,民間維權浪潮不斷高漲。這都是促成我們今天勇敢的站出來的原因,其實這就是老右派的維權行動。

陳瑞晴,現年75歲,原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編輯。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獨裁統治是造成一切禍害並使冤案至今無法糾正的罪魁禍首,現在各個方面的弊端都和獨裁統治有關。現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最終目的是對民主的呼喚。

右派的教訓是慘烈的,但作為歷史來總結這個教訓,則可以把它總結為一條常識:知識份子誤把毛澤東(共產黨的化身)當成人來看待,其實他沒有一點人性、人味 兒,純粹是魔,是吃人的魔王。為什麼不說他是吃人的野獸呢?因為野獸沒有他壞。從另一面也可以這樣說:知識份子誤認為毛澤東會把他們當成人來看待;但人是 目的,毛卻把一切人都當成工具、炮灰、犧牲品;人是有人格尊嚴的,但毛卻可以侮辱、踐踏一切人的人格;人是有人權的,但毛對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生殺予 奪。。。。。。這條教訓歸納為:誤把應打倒的人民公敵當成應供奉的人民領袖。

馮志軒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在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擔任總經濟師,提出以下意見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國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能搞運動,否則會搞亂人心,侵犯人權。土改中亂打亂殺,肅反中亂批亂鬥,很多好人受傷害。公安懷疑誰是反革命、敵特什麼的,要有證據,不能私立公堂,亂批鬥。2、在建設國家方面,要大膽使用人才,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任人為賢,不要任人為黨。但共產黨是不考慮德才,只考慮是否是黨員,這個幹部路線不可取。3、對幹部的管理、檔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於人才的發現和成長,也不利於國家建設。4、共產黨在執行政策方面,說的和做的不一樣。

由於提出以上意見,馮志軒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19582月到19788月一直被關押在青河農場勞動改造。1978年回到國務院下屬的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

馮志軒表示:派經歷我沒什麼後悔的,因為我問心無愧。我為我的說真話感到驕傲。我覺得很充實。錯的不是我,而是共產黨錯了,是他們違反了1954 的憲法。一個黨沒有權力做處置,即使我犯罪了,應該由國家機關處理,更何況我還沒犯罪。”“場悲劇的根源雖然主要是毛澤東,但也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而是整 個共產黨學說、理論、政策、制度都是錯的,即便換成其他領導人,也要發生同樣的運動。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制度方法都是錯的,因此這些運動和悲劇是必然的。 上個世紀共產黨運動都一樣。

“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系統都是錯的,必須被否定。共產黨不可能變好,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高幹政治經濟都是權貴經濟、官商結合,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

他說: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系統都是錯的,必須被否定。共產黨不可能變好,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高幹政治經濟都是權貴經濟、官商結合,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

這就正確的反映了反右派運動及其歷史教訓。那些仍寄希望於共產黨會搞政治改革、民主轉型、改良主義的人們,既不吸取歷史教訓,又對中共頭子嚎叫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些頑固不化、反動之至的言論 ,充耳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