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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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什

 

臺灣主權歸屬的“理”與“情”

 

 

大陸  花榮子居士

 

 

 

其實,愚以為,將10月10日作為中華民國的誕生之日是並不太恰當的。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湖北軍政府旋成立。但直到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才始告成立,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因此1月1日才是合理的中華民國國慶日。而在辛亥革命99年之際,最有意義的紀念莫非是回答一個問題: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什麽?

 

1911年10月10日到清帝遜位前,清政府依然是享有中國國家的代表權,即中國=清;自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止,中國社會進入中國=中華民國時代。但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一詞的含義開始具有不同的解讀。到了21世紀的今天,毋庸諱言的事,中華民國一詞在事實上與台灣緊密聯繫起來。今天的中華民國的定義的核心在於: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關係是什麽?是“中華民國不存在”(中共觀點)?或“中華民國第三共和”(辛灝年先生語)?或“中華民國在台灣”(李登輝先生語)?或“中華民國是台灣”(陳水扁先生語)?或“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蔡英文女士語)?

 

因此,要回答“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什麽?”,必須先明確台灣的主權歸屬問題。台灣若歸屬於享有代表全中國之大陸當局,則“中華民國不存在”;台灣若歸屬於仍享有代表全中國之中華民國,則“中華民國第三共和”或“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若以中華民國名義實際獨立,而中華民國因此成為一個新國家,則“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若根本自1945年起與中華民國以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主權隸屬關係,則“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總而言之,在當下的語境中,中華民國的具體含義仰賴于台灣主權歸屬問題的解讀。

 

臺灣主權歸屬問題是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自二戰結束以後,有關臺灣主權歸屬的爭議沒有一天停止過,而且染上了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使得該問題從一個單純的國際法議題變成國際政治角逐的籌碼。本文試圖去除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考量,從“理”與“情”兩個角度來探討臺灣主權歸屬:所謂“理”,即由國際法所定義的臺灣主權歸屬;所謂“情”,即臺灣人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認知與態度。“理”與“情”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分離,卻也常常纏繞一起,使得臺灣主權歸屬問題高度複雜化。

 

 

一 臺灣主權歸屬的“理”

 

先討論台獨主義對於台灣主權歸屬的觀點。著名國際法學家、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先生的《臺灣那想那裏斯文(Taiwan Nationalism)》一書完成於1997年。該書明確的闡述了臺灣國際地位未定、臺灣主權屬於全體臺灣人民、未來臺灣走向取決於人民自決的主張。黃氏認為,1951年三藩市和約和1952年華(台)日和約是構成“臺灣屬於臺灣人”論斷的關鍵:在這兩個和約中,日本政府都只聲明放棄對臺灣的領有,但都並未明確規定臺灣的歸屬。因此,臺灣並未在國際法上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對於臺灣只是實行軍事佔領,而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從來沒有對臺灣行使過主權,因此,臺灣主權應當屬於臺灣人民,臺灣人民應當透過人民自決的方式來實現臺灣的獨立建國。

 

大陸當局對於臺灣主權的論述集中體現在1993年發佈的《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中,並從未改變。該白皮書認為,1945年以後臺灣主權已經屬於中國政府。臺灣光復時代表中國的為中華民國政府,但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取得了全中國的代表權,因此臺灣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該白皮書還提出了有名的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簡而言之,即“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已歸還中國。”

 

目前有關臺灣主權歸屬的爭議點主要包括:

 

(一)1945年的中華民國是接收臺灣主權,還是實行軍事佔領?黃昭堂認為,“中華民國從日本取得臺灣,在國際法上,並無任何條約上的保障。” 大陸當局則在白皮書中一再援引1943年《開羅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認為這兩個國際當構成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恢復行使臺灣主權的國際法理基礎。目前對於兩者的法律效力存在若干爭議:(1)該宣言原件並未有中美英三國代表簽字,而且未經美國國會批准;(2)作為臺灣主權讓渡一方的日本並未參加《開羅宣言》;(3)《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事後受到當事國質疑。例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的“臺灣未定論”,英國前外相艾登則在1955年2月4日發表公開聲明:“開羅宣言僅是一個意將臺灣於戰後歸入中國的聲明而已。事實上,由於兩個政權的同時存在,各自主張代表中國,又因各國對兩者代表性的分歧出入,以致臺灣一直未重歸中國” ;(4)台獨人士主張,《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所聲明的臺灣歸還中國條款,使臺灣人民陷入中國內戰之中,違背了作為國際社會基本大法的聯合國憲章所明定的人民自決原則,自然無效。 如果這些理由之一能夠成立,則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佔領臺灣的唯一根據即是盟軍統帥麥克亞瑟的手令,至於這種事實的長期軍事佔領是否構成佔有臺灣主權的充分條件,黃氏仍然持否定態度。 而陳荔彤則認為:“中華民國可基於時效原則而取得臺灣主權,威爾森曾指出,領土的主權可因在一段時間內,未曾中斷且無人爭奪的佔有一領土而獲得。” 然而,陳隆志則援引二戰以後國際法的進步進行駁斥:“在新國際政治的沖激下,產生領土合法變更的新根據——在確保人權及維持世界秩序的前提下,任何政治單元的構成應與有關人民的共同願望相符合……以武力取得領土的手段,為聯合國憲章所明文禁止。” 以此排除中華民國政府通過佔領及時效原則領有臺灣主權的合法性,又,這種主權佔有是否可溯及1945年接受臺灣之日迄無定論。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為何?自彭明敏以來,台獨人士並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但差異之處在於:黃氏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中華民國母體中分裂出來,是一個新國家,中華民國則在1949年以後繼續存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立,陳荔彤則認為:“1912年建立於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於1949年後繼續存在於臺灣,但其實質領土已從整個中國減至臺灣”,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個“新的國家”。 無論如何,黃、陳二者的論點在於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臺灣,中華民國不等於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立。然而,此一主張的困難在於:“中華民國政府並未主張或聲稱自己有別于以往的中華民國政府,而成為一個新成立的國家”“一個政府只能被承認為其所主張者,此項國格主張的欠缺,即成為國際法學者及各國實踐否定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的最主要根據。” 馬政府所謂的“中華民國在過去九十九年以來都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強調中華民國政府的延續性,使得中華民國成為一個新國家的主張受到質疑。

 

大陸當局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中華民國的繼承方式是政府繼承而非國家繼承,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際上是非法政權。如果承認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仍然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則1949年以後該政府與日本、美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未能明白宣示對台主權,即中華民國政府至少在解嚴之前對臺灣實行的是軍事佔領。反之,依照大陸當局的政府繼承邏輯,如果同時承認(一)中1945年中華民國是對臺灣行使主權而非純軍事佔領的話,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成立時起即擁有臺灣主權,臺灣當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切與外國政府所簽合約自然沒有任何法律效力,臺灣自1945年起已經歸屬中國,自1949年起又在法理上成為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這一法理事實並不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統治過臺灣而改變。

 

持政府繼承論者又可粗略分為兩派:

 

1)自1949年中共建政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完成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政府繼承,則此後與臺灣主權交涉相關的《三藩市和約》與華(台)日和約因排除了代表中國之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參與,自然無效,而臺灣主權歸屬自當以1972年中(共)日建交公報為准,根據公報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國際法學者對於此條款是否具有讓渡主權效力存在較大爭議。“充分理解”和“尊重”與國際法上的“承認”顯然有區別,而且《波茨坦公告》本身的法律效力就受到極大質疑,其第八款所謂之“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又將《開羅宣言》扯入,只是將日本立場進一步模糊化。個人認為,中(共)日建交公報本身並不具備規定臺灣主權讓渡的性質,而必須通過類似於1952年《華(台)日和約》(假設它是非法的話)的訂立和平條約的方式,然而迄今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並沒有任何和平條約,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因為日本自三藩市合約以後已經放棄對台澎主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自1972年以後才正式成為日本交涉臺灣問題的對象,日本不會也不可能再次放棄已經不屬於其領土的台澎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缺乏主權讓渡性質的和約,是構成其宣示擁有臺灣主權的國際法硬傷;

 

2)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作為完成政府繼承的標誌,即以國際間承認作為政府合法性的要件,則在1970年代以前中華民國政府依然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則《華(台)日和約》在當時並不成為非法條約。有關《華(台)日和約》爭議極多,焦點在於日本是否暗示中華民國政府為臺灣主權讓渡物件,以及這種暗示是否具有國際法上的效力。事實上,對於持政府繼承論者來說,《華(台)日和約》是否具有效力並不重要,因為中(共)日邦交正常化的建交三原則中已經明確表示該條約無效,但與1)中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沒有在廢除該條約後訂立具有規定臺灣主權讓渡性質的新和約,因此即使政府繼承論得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有臺灣主權的主張依然很難在國際法上圓滿;

 

(三)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為何?大陸當局既認為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不復存在,則並不存在所謂中華民國與臺灣關係的問題,只存在臺灣當局與臺灣的關係問題,而臺灣當局只是非法的佔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臺灣省,臺灣當局不但是一個非法政權,而且只是一個非法的地方政權,大陸當局迄今為止沒有承認“兩個中國”、“一中兩府”或“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如前所述,黃氏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以後繼續存在,而且對臺灣長期進行軍事佔領,但中華民國從來沒有獲得臺灣主權,臺灣也未能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是:“臺灣的地位不過是被以金馬為領土的獨立國家中華民國統治的地域而已。” 這與日前民進党主席蔡英文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論”基本一致,但也就產生了金馬兩地未來的領土歸屬問題。在黃的新書《臺灣新生國家理論:脫出繼承國家理論、分裂國家理論來促成新生國家的誕生》中更為細緻的敍述了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中華民國”時期(1949年-1991年)、“中華民國(臺灣)”時期(1991年-2000年)、以及“臺灣中華民國”時期(2000年以後)。 但如前所述,依然有學者認為中華民國領有臺灣主權,無論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全中國之政府,或“一國兩府”之一府,或一新生國家。

 

綜上所述,臺灣主權歸屬問題,由於中國分裂、對日和約、兩岸對峙、列強染指等因素而高度複雜化,目前國際社會與國際法並沒有做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規定。臺灣主權未定、臺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臺灣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種論述目前都存在爭議。但基本達成共識的包括以下幾點:1)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臺灣是領土的名稱,但顯然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正式名稱;2)中華民國政府,論是叛亂政府、一國兩府之一還是新生國家之政府,其在大陸主權顯然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繼承,而其繼承方式是國家繼承還是政府繼承,尚無定論,並且對臺灣主權歸屬產生重要影響;3)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臺澎金馬,金馬自然屬於該政府一貫之領土,其主權或者屬於中華民國政府,或者屬於繼承中華民國政府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台澎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則存在爭議;4)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據有臺灣主權,而無論這一據有是及時取得或溯及既往,是規定臺灣主權歸屬的根本問題,因為在1945年以前臺灣主權歸屬毫無爭議。如果據有,則臺灣主權歸屬必然屬於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一,其著眼點在於何者為代表中國之合法政府;如果不據有,則臺灣主權歸屬或則屬於中華民國政府,或則主權未定,其著眼點在於根據軍事佔領或時效能否構成領有主權之要件。

  

二 臺灣主權歸屬的“情”

 

然而,臺灣主權歸屬不僅僅是一個國際法問題,也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更是一個國家認同問題。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界定自然會產生顯著影響。質言之,鑒於國際法的模糊性與非強制性,純粹從法理上來界定臺灣主權歸屬,不但極其容易引起紛爭,而且也不足以最終決定臺灣主權歸屬。本文所涉及的臺灣主權歸屬的“情”,有兩條主線,第一條為戰後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第二條為臺灣自由民主價值的確立。

 

黃昭堂先生在《臺灣那想那利斯文》的第四篇“戰後臺灣獨立運動與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中詳細闡述了台獨運動各派系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認知。所有台獨人士的共同點在於臺灣主權並不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對於臺灣主權的真正領有者則莫衷一是,而且其論證臺灣主權的角度與立場也不盡相同。根據黃氏的分類,民進党成立前的台獨運動可以分為以下四個主要流派:(一)廖氏兄弟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二)王育德等人組建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三)史明等人的“獨立臺灣會”;(四)彭明敏師徒三人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這四大流派對於臺灣主權的認知均為:臺灣主權未定,臺灣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而是屬於臺灣人民,臺灣未來將通過人民自決的方式實現獨立建國。這四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固然借助於國際法來論證臺灣主權未定以及臺灣獨立運動的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訴諸於所謂的臺灣民族主義,或者如黃氏所稱的“臺灣人意識”。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確立民族國家體系以來,“民族國家”的概念開始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彌漫世界,“民族”作為國家建立的基礎已經成為世界共識。台獨人士從獨立存在的臺灣民族出發,來將臺灣與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切割,以論證臺灣主權的獨立,不但能夠獲得國際法理上的認證(如聯合國憲章),而且能夠通過意識形態化贏得大眾支持。

 

一部戰後台獨運動史,就是臺灣民族主義的勃興和發展史。臺灣民族主義的首倡者是日據時代的臺灣共產黨,但此時的臺灣民族主義訴求必須服從於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因而只是作為反抗日本軍國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工具。最早將臺灣民族主義運用到論證臺灣主權歸屬上的首推廖氏兄弟。廖文毅在其著作《臺灣民本主義》中寫道:“先天的我們繼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福建、廣東、以及日本人的血統,換句話說,融合原住民、漢、日、拉丁、Tuton住民族的血統。” 這種混血民族論從事實的角度來說顯然具有牽強附會之意,但確實點出臺灣作為移民社會所具有的種族融合的特質,以區別於大陸上血統較為同質的漢民族。這種以血統來理解“民族”是東方國家共有的特徵,漢語中“民族”一詞也確實具有血統和種族的意味,中國早期的民族主義者,如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等無一例外都或多或少帶有這種血統民族主義的論點。但是,血統和種族與主權、國家並無直接關涉,血統民族主義只能夠證明“臺灣人”是混血人,而無法推出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臺灣”的主權歸屬。

 

王育德的專論“臺灣民族論”已經超越了廖文毅的血統民族主義,提出了“folk”與“nation”的區別。前者為血統-文化意義的“民族”,即今天通稱的“族群”或“種族”,後者為政治-法律意義的“民族”,即真正的近代意義的民族。王氏認為,臺灣人包括原住民、客家人與福佬人,臺灣folk在日據時代的工業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後已經逐步向臺灣民族過渡,但這一過程尚未完成,而且只有到臺灣獨立建國後才會最終成功。王氏明確了“臺灣民族”與“臺灣獨立主權”的關係:臺灣民族的形成推動了臺灣主權的分立,而臺灣的獨立主權則是完成臺灣民族建構的必要條件,兩者相輔相成。

 

史明是著名的左派台獨人士,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史觀出發論證臺灣民族主義,並進而推論出臺灣主權獨立,這與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上對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論述極為相似。史明在其著作《四百年臺灣史》中將近代臺灣的歷史描繪成外來殖民主義(包括荷蘭人、日本人與大陸系漢人)與臺灣人(漢系臺灣人與原住民系臺灣人)“兩大民族”間的鬥爭史,前者是“壓迫民族”,後者是“被壓迫民族”。史明所使用的概念與王育德的nation不同,更多的是從革命建國的需要出發的階級民族主義,其民族概念的本質特徵還是“階級”,兩大民族的民族矛盾從根本上說還是植根於經濟社會地位的階級矛盾。史明進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主權觀,認為臺灣主權應當歸屬於處於臺灣社會最底層的工農勞動大眾,而不屬於代表上層殖民者的“中華民國體制”,更不屬於在他看來“以馬列主義之名、行專制主義之實”的大陸中共政權。

 

彭明敏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應當被看做臺灣民族主義走向成熟的標誌,他沿著王育德的政治民族主義的路徑,規避了廖文毅的血統民族主義和史明的階級民族主義,並將王氏的“三族共和”(原住民、客家、福佬)發展成“四族共和”(原住民、客家、福佬、外省),並提出“住民自決”的概念,外省人及其後代從此也能夠融入“臺灣民族”之中,而不是作為“中國殖民者”的幫兇或者準備出賣臺灣人的“吳三桂”。隨著“臺灣外省子弟臺灣獨立支援會”“外省人臺灣獨立協進會”等外省人台獨組織的建立,外省人已經逐步產生臺灣人意識,並且加入臺灣民族的建構之中,其中最富盛名者即鄭南榕。鄭南榕等人的出現也恰恰代表了在戒嚴時代處於波濤暗湧狀態的臺灣民族主義即將在島內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並獲得全民認同。

 

隨著臺灣民主化的發展,1986年成立的民進党開始延續王育德、彭明敏的政治民族主義路線,從獨立的臺灣民族出發來建構獨立的臺灣主權。民進黨黨綱認為,臺灣主權的確立方式即是住民自決,即採用“國民主權”的主張。 在1999年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中更是大進一步:“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在國際法上自有可爭議之處,不過從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角度來看,不啻是借由民族國家的建立來實現臺灣民族的徹底形成,用“獨立”來代替“分裂”作為對於現狀的認知是極其高明的,臺灣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徹底的去中國化,這包括在現實政治與歷史解讀中的去中國化,擺脫中國內戰結構、中國法統體系甚至是中國歷史文化,以自主、獨立的姿態成為一個全新的民族、全新的國家。在2004年通過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中,民進党成功地將中華民國認同融入到臺灣主體性之中,從觀念上完成了“中華民國”的在地化,以“新臺灣人”包容了四百年來遷居臺灣的各個族群,“中國性”與“臺灣性”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在兩蔣時代,臺灣性從屬於中國性,而在陳水扁執政八年中,中國性開始成為臺灣性的一個分支,臺灣認同已是全社會的共識,這是臺灣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

 

從另外一條主線,即臺灣自由民主價值的確立來看。蔣氏父子的威權體制畢竟能夠包容地方自治和黨外運動,從而使臺灣一開始就具有發展民主體制的萌芽。戒嚴體制雖然極度扭曲了憲政架構,但卻保留了憲政的基本形式,這些形式最終被借屍還魂,名至實歸。作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已經成為今日臺灣的核心價值,傳統中國社會的集體主義和威權觀念得到比較徹底的肅清,這與今天的大陸、與近代的中國均產生了極其鮮明的對比。民進黨甚至主張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和1996年總統直選已經構成臺灣主權獨立的必要條件,臺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無論這種主張在國際法上是否站得住腳,但確實點名了兩岸無法在短期彌合的差異。宋楚瑜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曾說,他不相信大陸人民會放棄中國對於臺灣的主權,但他也不相信臺灣人民會放棄自由民主體制。馬英九也反復強調:兩岸的根本差異不在主權爭執,而在價值殊途。或者更準確的說,兩岸主權爭執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建立在價值殊途的基礎之上的。

從國際法的意義上來看,臺灣主權歸屬是一個充滿爭論的問題;但從本土意識形態、從人民的心理情感出發,國民主權,即臺灣主權屬於臺灣人民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無論臺灣主權屬於哪一國,也無論臺灣目前是否是一個國家,這些法理上的爭端對於大眾來說並不重要,關鍵在於一個被建構出的擁有獨特歷史命運和文化心理的四族共和的臺灣民族民主意識已經無可撼動。在普通的臺灣人心中,在大眾傳媒話語中,甚至在許多政治人物的政見中,國家和主權已經超越了它們在國際法上的意義,而成為一種認同、一種標誌和一種理想。臺灣民族主義和自由民主信念訴求從地下轉到地上、從暗流轉為主流,就是一部臺灣人不斷融合、不斷奮鬥的歷史:對於臺灣人來說,臺灣是否是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臺灣這個名稱已經成為祖國、和解與自由的代名詞,臺灣不必然是一個國家,但必然是一種價值觀。如果僅僅狹隘的從國際法意義,甚至從國際戰略利益的角度來考量,那麼就無法理解臺灣人所謂的主權獨立和獨立建國的本義。

 

 

三 人民自決與臺灣主權歸屬

 

包括黃昭堂、陳隆志在內的台獨人士提出了一個超越歷史與現實爭議的捷徑,即依據人民自決的方式來決定臺灣主權歸屬。尊重民意、住民自自決確實是二十世紀國際法的新現象,《國際人權規約》第一條即明文規定:“所有的人民有自決權利。所有的人民依據這個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上的地位。”但誠如黃氏所說:“誕生於法國大革命的人民自決,一直到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仍然是一個政治原則而已。” 在國際法實踐中,透過人民自決的方式確立主權固然屢見不鮮,但大多發生在殖民地,今日之臺灣是否為一殖民地(中華民國政府之殖民地?),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那麼,從國際法的意義來講,人民自決是否適用於主權歸屬存在爭議的臺灣,依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

 

雖然以黃昭堂為代表的自決派台獨人士與大陸當局在臺灣主權的詮釋上存在根本分歧,但仍然具有以下兩個共同點: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大陸主權毫無爭議的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第二,承認兩岸的分裂現狀;第三,存在于臺灣的中華民國體制是非法佔據臺灣,臺灣的未來將與中華民國體制脫鉤。這兩個共同點的意義在於:首先,臺灣問題與中國法統問題脫鉤,臺灣的未來無論是與大陸進行統一或者獨立建國,都無法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其次,兩岸的分裂狀況是非正常狀況,而且必然會導向某種最終解決方式,這也就否定了馬政府維持台海現狀、擱置統獨爭議的立場,避免將臺灣主權爭議束之高閣;再次,大陸當局與自決派台獨人士對中華民國體制的不容忍態度,表明它們可以共同反對藍營的“維繫中華民國體制”方案和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以中華民國方式漸進獨立”的方案。

 

以人民自決方式實現臺灣獨立的方案在法理上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對於聯合國憲章人民自決原則的廣泛質疑和不同理解,在現實中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如何克服大陸當局的反對,因為實力往往比國際法更能決定臺灣主權最終導向何方。在大陸一中原則未作變更之前,自決派台獨人士的方案必須滿足以下至少條件之一:1)與大陸當局一中原則相容;2)對一中原則的挑戰程度不足以迫使大陸反對;3)借助島內外形勢威懾大陸使其不敢反對,至少不敢動武;4)即使大陸動武也不足以威脅人民自決獨立建國的完成。個人認為,滿足1)和4)的可能性較小:1)根本違背自決派台獨人士的最終目的,大陸當局所認知的的“一中”與台獨絕對不可能共存,4)則過於忽視了大陸目前的實力。2)和3)的可行性較高,但隨著兩岸關係的日益密切與相互依賴、大陸綜合實力的迅速崛起與美國霸權的日益式微,3)的可行性在逐漸降低,即大陸對台獨進行干涉的國際機會成本逐漸走低。

 

因此,黃昭堂的自決建國方案應當盡可能降低對一中原則的敵對性,個人認為可以在四個問題上著手:第一,自決建國之前是否必然“仇中”?兩岸關係的縱深發展、特別是政治上的敵意消除有利於大陸對臺灣包括台獨勢力的容忍度;自決建國之後是否必然“排華”?大陸當局所擔心的並不僅僅是台獨,而更擔心台獨實現以後利用臺灣獨特的戰略優勢成為遏制大陸崛起的急先鋒,如果獨立以後的臺灣與大陸能結成英國-美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越南-老撾式的特殊關係,大陸當局排斥台獨的可能性至少會降低;第二,自決建國是否必然排斥中國人意識?即臺灣是否屬於文化意義的中國,是否屬於中華文明?黃氏宣導的政治的臺灣民族主義如果能夠與血統和文化意義的“中華”相容,不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外省人、大陸籍臺灣人和海外華人的顧忌,同時也降低了對一中原則的排斥感;第三,台獨的“事實”與台獨的“名義”是否必然要同時實現?“臺灣中華民國”目前在事實上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是否必然一定要在名義上也凸顯台獨?如果不追求名義的台獨,甚至可以接受國統綱領所規定的分裂國家方案,則在未來情勢不發生驟變的情況下,大陸當局當長期默認“臺灣中華民國”的事實獨立存在,這是否比自決方式宣佈台獨更安全、更有利?第四,如果有更可行的方式實現台獨,自決建國方案是否可以放棄?陳水扁在任內已經提出“中華民國是臺灣”,黃氏在書中更列舉了修憲、制憲、獨立宣言等其他方式,這些方式在現階段與自決建國方案孰優孰劣?誰能更好的服務於台獨的最終目的?

 

因應黃氏“臺灣主權歸臺灣人民”主張以及相應的自決建國方案,大陸當局也應當在對台政策上作出調整。第一,反台獨是否必然成為一切正式會談的根本前提?大陸當局應該考慮與獨派政黨和台獨人士在無前提情況下進行交流、協商與溝通,因為台獨畢竟是部分臺灣民眾的聲音,而且類似的妥協並不影響貫徹一中原則的意志力;第二,自決建國方案是臺灣主體意識的最高體現,大陸當局能否包容較低一級的臺灣主體意識,從而消弭“打壓臺灣”的印象?例如擴充臺灣國際空間(甚至直接以“臺灣”名義)、承認臺灣為獨立政治實體等。又,“臺灣主權歸臺灣人民”的主張與“臺灣主權歸全中國人民的主張”是否必然不相容?;第三,反人民自決是否毫無彈性?如果人民自決的結果偏向於1)與大陸實現統一或2)維持現狀或3)實現獨立,但與中國結盟或實現某種特殊關係 或4)實現獨立,並成為中立國,或至少不奉行反華政策,則大陸當局是否應當依然反對自決?

 

 

四 大陸人士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認知變化

 

黃昭堂先生在《臺灣那想那利斯文》並未涉及到大陸人士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認知變化。如果將臺灣主權作為一個政治問題和利益問題,那麼顯然必須將大陸態度考量在內。大陸當局自1980年代以來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從來沒有退讓,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臺灣擁有主權的立場也從來沒有退讓,只是在胡溫執政時期開始放棄“急統”路線,而是轉由擴大經濟、文化和民間交流“曲線救國”,這等於默認兩岸關係目前逐步向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接近,也默認了中華民國政府為一政治實體,但對於臺灣主權未定論、或者臺灣自決建國,目前看不出大陸當局有任何讓步或妥協的意向。

 

由於大陸當局的一黨執政體制,大陸民間社會很難在臺灣主權歸屬問題上產生獨立的聲音。首先,民族主義在大陸依然是主流意識形態,依然具有極大的道德優勢,著深刻的影響到大陸普通民眾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歷史和現狀,多數大陸民眾很難認同臺灣主權未定論或者自決建國方案;其次,大陸對於主權觀念的理解依然偏重於國家主權的層面,而對於國民主權的主張比較陌生和疑慮,這是主權觀念層面大陸與西方國家存在的差距;第三,兩岸長期分裂對峙,資訊交流不暢,造成部分大陸民眾對於臺灣主權歸屬有著片面的認知。總之,目前大陸官方對於臺灣主權歸屬的闡釋,即臺灣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依然能夠獲得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而且在短期的未來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

 

脫離大陸的海外民運人士在對待臺灣主權歸屬問題上分裂成兩派:以阮銘、曹長青等一派堅持國民主權、主權在民,認為自由民主體制本身就代表了主權歸屬。阮銘和曹長青都認為,在1996年之前,臺灣主權未定,一直為中華民國外來政權竊據,1996年臺灣的第一次直接選舉,不但標誌臺灣民主化的完成,而且標誌臺灣獨立主權的形成,因此,在他們看來,臺灣主權已經確定,臺灣在1996年以後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與民進黨的觀點基本一致;以王希哲、魏京生為首的民運人士則堅持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領有主權,王希哲更提出“一國兩憲兩府”的主張,主張臺灣主權目前應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暫時維持獨立,這與國統綱領甚至李登輝的“兩國論”比較類似。 大陸民運人士並不排斥台獨人士主張臺灣獨立主權的權利,但就大部分人來說,他們自己並不贊成這一主張。用王丹的話來說:“臺灣獨立不是我的的選項,作為大陸人士,我個人是樂於看到兩岸走向統一的。” 不贊成的原因,固然有民族主義的考量,但同時也認為臺灣民主化只是去中國化,而沒有徹底的實現主權在民,民進党對於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一種破壞而不是一種推進,臺灣並不能因為去中國化而擁有獨立主權,獨立主權的真正基礎仰賴于健全的自由民主體制。 從大陸民運人士的態度來看,即使大陸能夠迅速的實現民主化,也未必能在臺灣主權歸屬上與臺灣當局、與民進党達成共識。無論大陸的政治體制和領導集團產生何種變化,對於臺灣主權的要求短期來看很難讓步,其底線是“以一個中國為導向的現階段兩個中國政策”(江丙坤語)。鑒於大陸可以預期的經濟崛起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在實力界定國際法的時代,臺灣主權獨立、自決建國的主張實現的難度和成本都在增加。

 

 

五 今天的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麽?

 

從以上論述可知,從國際法的角度,以及從國際政治的現實來看,“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和“中華民國享有對台灣主權”兩種論斷都是存在值得推敲之處。自居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台北當局對於中華民國的詮釋權實際上受到其自身實力的限制,特別是隨著中國大陸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台北的中華民國到底能走多遠,依然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在筆者個人看來,與其說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還不如說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這種精神囊括了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大陸時代的禦侮精神、兩蔣時代的復興精神、李登輝時代的民主精神、陳水扁時代的本土精神和馬英九時代的新台灣精神。在中華民國這個詞里,我們可以看到大陸、台灣、港澳、海外的所有華人華僑融為一體,真正的全部的民族精神得到十足的展現,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則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曾祖輩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第一次擁有了國家認同,在鐵與火的碰撞中將民族主義的精神深耕;我們的祖輩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第一次戰勝了帝國主義,也第一次經歷了震撼華夏的大內戰、大動盪、大遷徙與大恐怖,政治和戰爭成了生命的主旋律;我們的叔叔輩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在海峽的彼岸攜手創造了台灣奇跡、台灣經驗與台灣價值,讓中華民國成爲了一個更切實的、可感的、飽滿的意象;我們的同輩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在神州的那一邊沐浴著民主、自由和溫馨的氣息成長,他們今天在FACEBOOK上將頭像換成了青天白日旗,以紀念他們眼中的“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共和國”的99歲生日。此岸的我們,應當以何種姿態去面對這些呢?

 

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都有對於中華民國的詮釋,有人說它死了,有人說它活著;有人說它流芳千古,有人說它遺臭萬年。這也就是所謂的“一中多表”吧。但我相信,今天,當每一個中國人在看到“中華民國”這一個詞的那一刹那,都會心中浮現出一幅親切的地圖:大陸、台灣和港澳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距離、沒有隔閡、沒有戰爭、沒有墻。。。。。

 

中華民國的詮釋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血淚史和奮鬥史。

 

對於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講,中華民國正在逐漸恢復其本來應有的面貌,即使大多數的人們依然會認為中華民國終結於1949年10月1日。

 

作為一個“國家”,中華民國可能在那一天真的終結了;但作為一個“政權”,至少形式上她還在台北聳立,似乎要與北京爭風吃醋。

 

但作為一種精神,作為一種價值,它會以多種形式留存在不同的人的心中。

 

中華民國的詮釋,還會繼續,或許這本身就是中華民國的在當今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