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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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極類似百年前的清末,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前夜。鑒於中共統治集團頑固地抗拒政治改革,蠻橫地宣稱五不搞,徹底關閉社會改革的大門,進行二次辛亥革命的呼聲日高。而在此時,海內外卻突然出現一股翻炒康梁改良主義、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思潮,與中共政權不惜一切維護專制統治的意願不謀而合。

正值海內外華人共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閱《開放》雜誌四月號刊載的錢文軍先生大作孫聖人是國共兩黨的神話”(以下簡稱「錢文」),感到很不解,更感到很不爽,有些話不吐不快,特提出來與錢先生商榷,並就教於廣大學者、讀者。

誠如該刋「編者按」所言:「這篇在中國綱絡廣為流傳的文章,引用史料對孫中山的革命乃至人格提出極為嚴厲的否定和批判,重點在孫不惜出賣國土換取日本、蘇俄的支持。此文反眏當前大陸思想界的一種動向。」

筆者注意到,有關對孫中山先生「自稱博士」、「出賣國土」……的指控,幾年前己有袁偉時石破天驚首先提出過,惜應者寥寥。姑勿論這兩位的指控是否成立?其引用之「史料」是否屬實?能否說明問題?不少專家學者己發表過意見,筆者在此不贅。僅就此「大陸思想界的一種動向。」發表一些個人看法。

現時,中國大陸薄熙來「唱紅打黑」、「烏有之鄉」毛左要復辟毛澤東文革路線、劉少奇之子劉源等人重提所謂「新民主主義」、茅于軾、辛子陵等自由派學者要求公審毛澤東,走西方民主憲政之路……左中右各派不服胡共壓制,激烈交鋒,儘管他們的主張針鋒相對南轅北轍各不相同,但卻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國需要改變!不但海內外學者論者普遍認同,就算是大陸普通黎民百姓都普遍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今天的中國極類似百年前的清末,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處於社會大變革的前夜,鑒於中共頑固地抗拒任何政治改革,蠻橫地宣稱「五不搞」徹底關閉社會改革的大門,「二次辛亥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呼聲日高。正在此時,海內外卻突然出現一股翻炒康梁「改良主義」、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思潮,與中共腐朽政權不惜一切「維穩」不謀而合,互相呼應。筆者對此不敢苟同,曾撰多文予以反駁。

百年前,滿清王朝為了維持其君主政權,一面假惺惺地推行「新政」,辦實業、練新兵;廢科舉、開學堂……另一面卻頑固地拒絕任何政制改革,從「欽定憲法大綱」到「重大信條十九條」都堅持「大清皇權,萬世一系」,以鎮壓「保路運動」來「維穩」、以成立「皇族內閣」來敷衍人民大眾政制改革的要求。結果人民大眾忍無可忍,直接引發辛亥革命推倒腐朽的封建王朝。百年歷史輪迴,今天中共政權面臨瀕於破產的經濟,不得不進行所謂「改革開放」,但同樣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頑固地死抱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不放。盜用全國人民辛勞創造的財富,用大大超越國防軍費的天文數字「維穩費」去拼死維護他的獨裁政權。他們一方面血腥鎮壓每年數以萬計此起彼伏的群體維權運動,扼殺人民大眾的民主訴求,全國大搜捕「異見分子」、撲滅「茉莉花革命」;一面又收買個別見利忘義的知識份子大唱「黨主改良,告別革命」的歪論,企圖矇騙人民放棄抗爭、放棄革命靜候他們遙遙無期的從上而下的「改革」。

在這一方面,眼下袁偉時、李劼、錢文軍、余傑、邵建等先生集體翻炒梁啟超「改良主義」,「君主立憲」,否定孫中山給辛亥革命的言論,無論其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恰恰起到中共幫兇和「第五縱隊」的作用。有些言論為達目的,不惜對孫中山先生進行人身攻擊,人格侮辱,實在令人驚駭、令人反感。筆者懷疑是否有些人長期被中共灌輸「狼奶」,中毒太深,以毛澤東幼稚荒謬的非黑即白的簡單化、機械化二元論「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來研究和看待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只因「國共兩黨共尊」就要反對?毛澤東一生口沒遮攔「語不驚人誓不休」(比如公然在外交場合對日本人說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結果助中共奪取政權;又比如說核戰爭「沒有什麼大不了」「無非死幾億人」……)以「反潮流」英雄自居,以致時時獨樹己見、處處與民為敵,不但自暴其短,成國際笑柄;還將國家民族拖到幾近滅亡的深淵,不可不引以為戒。竊以為研究歷史評論歷史還是以尊重事實為重,萬不可「兩個凡是」,以政治觀點先入為主。不知錢文軍等各位先生以為如何?

粗略一看,錢先生大作雖一鳴驚人,但不少「立論」似缺乏歷史常識,不值一駁。

比如錢文說因為「國共兩黨共尊孫中山」,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孫中山。看來錢先生拜錯門神了。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和臺灣方面被稱為國父確實得到廣大黨員和民眾由衷的尊敬和愛戴,名垂史冊;可是在共產黨和大陸方面,就遠非如此了。眾所周知,儘管毛澤東不得不尊孫中山先生為「民族英雄」和「革命先行者」,但出於其野心以及狂妄無知,骨子裏是完全否定的。1949年以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被指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辛亥革命的參加者和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後來又大多站在國民黨的一邊,在國民黨裏當了官,最後跟蔣介石去了臺灣,成了共產黨的敵人,因而,共產黨雖然沒有公開徹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對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毛澤東曾公然宣稱「辛亥革命失敗了。」在大陸,只保留了孫中山先生一個人的名譽,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的畫像對面,每逢五一、十一中共慶典,都會與馬、恩、列、斯並排掛出孫中山先生的畫像(真是風牛馬不相及!——筆者注) 作為中共政權的點綴,孫中山先生遺孀宋慶齡女士曾被邀擔任一個有職無權的國家副主席,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作為點綴,「副主席」也當不成了,改任「人大副委員長」,純屬統戰性質。

據高文謙先生《晚年周恩來》一書透露,文化大革命中,連「國家領導人」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女士都受到迫害,江青派紅衛兵去上海抄她的家,搗毀了宋慶齡女士父母在上海的陵墓,還揚言要剪掉她留了多年的髮髻。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芳女士1955年從上海第八女中高中畢業,三年高中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卻因中共執政後隨即實行的秘密高考政審,連續數年不得大學之門而入,不得己之下寫信給祖母宋慶齡求助,宋回信多方開導安慰,未尾附了一句「希望你明年如願以償」,結果次年才被同濟大學錄取(1)。作為辛亥革命象徵的孫中山先生的夫人,海外華人稱「國母」的宋慶齡女士以及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尚且受到如此野蠻的對待,其他辛亥老人的命運更可想而知了。可見,辛亥革命在共產黨的價值觀裏還有多少價值?故錢文軍大批「國父孫中山」,對大陸讀者而言就十分滑稽可笑了,中共不但從未稱過孫中山先生為「國父」,文革中連凝聚了全國人民敬意的南京中山陵也差點被紅衛兵搗毀。

其實,到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大陸的時候,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並不遙遠,不過是三十八年而已!毛澤東詩詞中有一句:「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意思是說,比起中國五千年歷史,祇是短短的一瞬間。但是,由於毛澤東的狂妄無知、唯我獨尊,割斷歷史,自中共建國以後,除非為了統戰的原因,辛亥革命已不再提起。這個發生在上世紀初推翻幾千年封建統治的偉大革命,本應在中國歷史上佔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在它發生短短三十多年後,在大陸就已經早早地被塵封了。在世界歷史上,這種現象可說是絕無僅有,一個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今天,籍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兩岸四地、全世界華人都在準備隆重紀念,中共不得不宣稱撥款200億,假惺惺地「紀念」一番。可是卻絕口不提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其用心非為真正地紀念這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實現孫中山先生民主憲政的遺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繼承者,從辛亥革命中尋求執政的「合法性」,妄圖繼續維持其不得人心的一黨專制。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錢文軍先生還公然宣稱因「國共兩黨共尊不能非議孫中山」,所以他「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不是太可笑了嗎?

比如錢文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暴力革命與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導著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個協商和妥協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會真正實現。」

不知錢先生下這個斷然結論之前有沒有仔細研究過世界歷史?恐怕是以偏概全只看到革命在東方的結果吧?確實蘇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餘波曾經在蘇聯、東歐、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貧窮落後國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災難,但這只能說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礎和經濟落後國家所產生的結果,並不能說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革命在西方國家往往是達到民主憲政的途徑。

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就拿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而且,明治維新並沒有讓日本實現民主憲政,明治維新後,日本長期處於天皇和軍人共治的軍國主義狀態,直至二戰結束,麥克亞瑟將美國民主移植日本,才完成了政制民主化。日本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功臣並非明治維新,而是美國麥克亞瑟將軍。因而,筆者認為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根本就不應該作為今天中國效法的榜樣。更不能武斷地說「民主共和制度是一個協商和妥協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會真正實現。」

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華盛頓,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不少人「勸進」他當國王或當終身總統,但是他都嚴詞拒絕了,功成身退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怎麼能武斷地說「不存在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導著者。」?

與此同理,錢文嚴詞批評辛亥民國史專家金沖及先生說:「我不知道像金沖及老先生那樣的學者怎麼能說出如此話語『在一九一二年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制度的時候,全世界包括西方國家,實行民主共和國制度的只有美國和法國。』我們暫且不去爭論歐洲那些君主立憲國家是否都不『實行民主立憲制度』……歷史告訴我們,歐洲也是人類最早實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是聖馬力諾共和國,它在1263年就己經立國於共和制了;……為了吹捧孫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黃?難道就不在乎別人查閱歷史資料?……

錯!君主立憲國當然不是民主共和國!這是政治常識。查《大英百科全書辭典》:「君主國(Monarchical state) 指以君主為最高統治者的國家。各國對君主的稱謂不盡相同,有皇帝、國王、女王、沙皇、天皇等。君主終身任職,且為世襲。其地位和作用隨政體而有所不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臣民必須絕對服從;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君主的權力以憲法和法律賦予的範圍為限,多數沒有實權。共和國(Republic)是相對於君主國而言的不同國體:共和政體的基本含義就是,國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國家和政府應當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應當為私人利益而存在。共和政治的另一個基本含義是,國家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人不是繼承的,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選舉產生的。因而,公正而自由的選舉,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實行共和政治的又一基本準則。」筆者理觧金沖及老先生的意思是說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不但在亞洲是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全世界有影響力的大國中也是屈指可數的,是我們全體中華民族共同的驕傲!(可惜今天卻大大地落伍了!)錢文軍卻歪曲了金老先生的原意,強拿一個袖珍小國聖馬力諾與之相比也未免太勉強了。

最離譜的是錢文說:「中山本非英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說沒有做成一件像樣的事情,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病死。……他一生皆至民族大義於不顧,有奶便是娘。1895年趁中國甲午戰敗,孫中山謀劃興中會首次起義……1900年趁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之機,孫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劃惠州起義,……1907年親赴越南獲法國殖民當局協助,發動廣西邊境一系列起義,孫卻與法國軍官攜手親自開炮轟擊中國軍隊….. 就連那個「新三民主義」,也是按照蘇俄的指示逐條修改才發佈出來的。……

筆者注意到類似錢文的這些指控,伸延至孫中山「愛國」還是「賣國」的討論在兩岸三地均有所聞,大陸和臺灣學者分歧很大。就算同是大陸學者,也有很多不同意袁偉時、錢文軍等的否定觀點。比如楊奎松的《孫中山與日本關係再研究——兼談近代中國革命黨國家觀念的形成與轉變》一文說:

「問題是,在當時的孫中山看來,無論是暫時出讓滿洲權益,還是引入日本顧問,借助於日本援助,與愛國並不矛盾。因為,孫中山當時內心裏想要去愛的那個國,既不是滿清統治的大清國,也不是袁世凱後來鬧帝制醜聞的那個假民國。……」楊奎松先生另一篇術著作「孫中山愛國不愛國?——兼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對此有非常獨到和正確的見解,筆者認為對於曾飽受中共「愛國主義教育」洗禮和灌輸的大陸學人能有今天這樣的認識和言論,真是非常了不起!佩服之至!足可令錢文軍等先生甚至某些海外人士汗顏了:「對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釋只能是,孫中山確實不愛國,因為這個國在他眼裏並不是自己的國,而是滿族統治下的大清國和袁世凱統治下的假民國。他想愛的,則是其計畫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張並由他的黨所領導的那個中華民國。 

其實,在歷史著作中以愛國不愛國作為一種道德尺度,來評判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政治鬥爭各方的是非優劣,是一種極不科學的做法。文革後一部名為《苦戀》的電影招致禁演,據說就因為其中表現了一些讓人說不清道不明的知識份子對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的痛苦與困惑。而這段話所以說不清 道不明,恰恰在於它不僅混淆了祖國的區別,而且頭一個祖國與後一個祖國也遠非同一個意思。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華僑,大都熱愛自己 的祖國,但他們中有些人卻未必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如果我們簡單地把祖國和現實中的混淆起來,就會因為他們的這種態度就 把他們視同為不愛國。這當然是不恰當的。

必須指出的是,歷史上幾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資格的黨派政府,通常都會以煽動愛國心的辦法,來作為動員民眾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礎的一種重要政治手段。當年德國、義大利的 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也是如此。我們絕難依據是否響應某個時期政府的愛國主義號召來判斷歷史人物的愛國與否。因為,從對父祖之國的角度而 言,這種愛國其實未必就是真愛國。與此相反,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力主歐洲各國共產黨引導工人群眾抵制戰爭,鼓吹失敗主義,停戰後更 寧願割地求和;一些德國科學家二戰期間幫助敵國美國製造足以摧毀自己出生國的原子彈等等,這些看起來近乎賣國的做法,其實又未必是不愛國。歷史有時就是這 樣複雜。

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當如何理解這個愛國甚或是愛國主義的問題呢?霍布斯鮑姆的如下看法也許 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參考。他說:愛國主義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國家為基礎而不是以民族主義為基礎,因為這種概念來自主權人民,也就是說,國家是 以人民之名來行使治權。愛國主義者們所效忠的父祖之國patrie)並不是現存或先前存在的國家,而是經由人民的政治選擇所創建的民族,這 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創建,打破或至少是疏離了他們與舊權威的關係在這個定義下,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即在民眾的眼中,這個國 家理應與過去私利與特權的國家相區別,即應當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換言之,理想意義上的愛國愛國主義,首先就要確定:這個國家是否是經由 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並事實上是經由人民自己來行使治權的,代表全體國民自己利益的國家。」

筆者認為:要討論「為了推翻本國專制獨裁政權,與文明世界接軌,建立民主憲政,人民是否有權爭取和接受外國援助?」的問題,亦即「主權大於人權」還是「人權大於主權」的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麼是「愛國主義」?政府(尤其是根本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的「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國家」甚至「祖國」,而以「愛國主義」為招牌,要求人民愛它,服從它的野蠻統治而不得反抗?在這裏,錢文軍居然引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恒古未有的臭名昭著的禍國殃民大暴君毛澤東用以形容「一切反動派」的名言:「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來套在被毛稱之謂「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頭上,「語出」是夠「驚人」了,之不過真是匪夷所思!恐怕若毛泉下有知也會驚訝不己!不知錢先生身處大陸有沒有機會看到美軍閃電攻入巴格達,伊拉克人民歡呼雀躍推倒獨裁者薩達姆銅像拖著它滿街跑,小孩子在其頭上踐踏洩憤的鏡頭?有沒有看到利比亞人民拿起武器配合北約空軍向本國獨裁統治者卡紮菲進攻的新聞?若看到了又作何感想?不知錢先生等有沒有聽說過一句世界名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撒母耳詹森(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Samuel Johnson) ?這些「無賴」百年前用「愛國主義」來保護滿清王朝,指責孫中山「賣國」;百年後又用「愛國主義」來保護中共專制政權,指責民運人士「勾結外國反華勢力」,如出一轍,統治者用以維護其專制政權不足為怪,若是以「民主人士」或「公共知識份子」自居的人用以指責革命者和革命擁護者,客觀上就和專制統治者站到一邊去了。

錢先生說孫中山「一生沒有做成一件像樣的事情」,請問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結束中國兩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算不算「一件像樣的事情」?而要不是孫中山先生不屈不撓屢敗屢戰地組織發動十次起義,大大地動搖了清王朝的根基,喚醒了民眾,辛亥革命會平白無故實突然發生嗎?若推翻滿清的封建專制統冶屬於「搗亂」,那麼是否甘心做封建王朝的奴才順民才算「安分守己」?你的意思是否想說今天大陸人民起來反對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又是「搗亂」?

筆者在舊作「革命不是革人命」一文中說過:「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但若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臺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對於某些歷史事件和孫中山先生的言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

錢文中另一段令人驚駭的雄文如下:「其實『竊國大盜』這頂帽子,戴在孫中山頭上遠比戴在袁世凱頭上更合適」。筆者個人感覺,若此言出自海外學者之口,就真是既令人震驚又難以想像了;但出自大陸人士之口,則毫不奇怪,大陸人被「毛澤東思想」「改造」了幾十年,其思維方法行動方式無不打上「毛澤東思想」的烙印,如上所述,淺薄無知的毛澤東本身就是一個「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反潮流英雄」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則表現為「翻案狂」,眾所周知,其生前為秦始皇翻案、為曹操翻案、甚至為日本侵華翻案……毛死後,其餘黨繼承他的遺風,出動「中央電視」為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商紂王「重新定議」,指紂王是「文武雙全、功勳卓著」的帝王、是「二千年來最大的寃案」,以便為正面評毛開路。近年來更陸續為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翻案」,封他們為「大改革家」,御用文人說「從曾國藩經由李鴻章,最後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中國歷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迴圈,成為可能。」目的是用所謂「改革」來痲痹人民的民主訴求。這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謬論!大量史實證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滿清專制王朝,就是妄圖復辟封建帝制,根本談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實為康有為、梁啟超。像這樣輕易推翻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早有公論,卻拿不出什麼實質依據,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比比皆是,駁不勝駁。為免篇幅太長,唯擇錢文軍對孫中山和袁世凱評價一二異議一番,請教錢文軍先生和廣大讀者。有關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筆者向讀者推薦曾節明先生《曾國藩的真面目——兼論中共為何大力推崇曾國藩》、陳勁松先生《晚清與後共:驚人的相似——從央視為李鴻章「平反」說起》以及蔣悅先生《平反李鴻章引起的「賣國賊」爭議》……

筆者認為,一,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對於有些尚未證實的孤證,要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結論;一切要以行動言論衡量,不可妄自揣測別人的心理活動。二,現時正當中國民主化面臨突破瓶頸關鍵時刻,否定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會有利於中共專制苟延殘喘,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此再舉數例,比如錢文指責孫中山先生說,「辛亥之後,袁世凱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議,南北議和本己初步達成共識,國內和平局面己見端倪,然而老孫風塵僕僕趕回來,立即否決了宋教仁等主張的內閣制,力主總統制;接著否決了各省代表擬選其為「大元帥」,非要當正式「大總統」不可,但各省代表沒有完全就範,不顧其一再主張,硬是給他的「大總統」加了個「臨時」的首碼。……」不知讀者看到錢先生大作的這一段話有何感覺?筆者第一感覺是這根本不像嚴肅的史論!比如「否決了各省代表擬選其為「大元帥」…. 」一句,既然是「擬」,就說明仍在討論商議之中並未形成決議,充其量不同意見爭論而己,那又怎麼談得上「否決」呢?故請錢文軍先生公佈此段史料來源出處,以便讀者核對,否則難免令人懷疑是否有虛構之嫌?

事實卻是19121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而身在北京擁重兵的袁世凱對此很不服氣,一面挾天子令諸侯,起兵「討伐」革命;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視眈眈。為國家民族而非個人權位,孫中山承諾袁世凱:只要能說服清帝退位,並來南京就任,就將大總統之位讓給他。212日,清末帝宣統退位,孫中山第二天即向國會遞交了辭呈,14日正式辭職。緊接著國會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堅持袁到南京就職。還派出專使團北上迎袁來寧。北京忽來「兵變」,袁藉口維持秩序,拒絕南下。再者,孫中山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實行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後,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不但取締國民黨,連保皇黨梁啟超與國民黨激進派章太炎合組的進步黨也被取締,禁止政黨活動,各黨領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說——筆者注),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一再向南方聲明,民主共和並不是中國最需要的,中國應行君主立憲(9) ,於是袁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要求孫中山黃興裁撤南方革命軍隊;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錢文軍卻無視這些史實,推翻國人共識,主觀地將『竊國大盜』這頂帽子,從袁世凱頭上轉戴在孫中山頭上,能服人嗎?即使今天中共有意想為袁世凱平反,也抹煞不了他稱帝八十三天的醜惡的歷史,不明何以錢先生會說「『竊國大盜』這頂帽子,戴在孫中山頭上遠比戴在袁世凱頭上更合適」?

以上歷史事實及後來發生的袁稱帝已經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議會共和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將中國社會拉向後退。史載「宋教仁案發生後,輿論譁然,6月,袁世凱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在議會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況下,請問,如果中國人不想走回頭路,有何選擇?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無可厚非,各省紛紛起兵護國討袁,連主張憲政民主最力的雲南蔡鍔都起兵討袁,可見代表了當時的民意,錢文對此的指摘毫無道理。正如今天,歷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確宣佈「絕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絕不搞多黨制、絕不搞三權分立……」,連組織政黨都不容許,談何議會道路?錢文軍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會政治改革,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未免太天真了!

此外,對於西方普遍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錢文輕蔑地指責說:「孫大炮滿腦子都是虛榮,一個最簡單的例證就是,他從未獲得過任何博士學位,卻以博士自稱。有辯護者說是「醫生」(Dr.) 誤譯所至,可《孫越宣言》裏左一個「博士」、右一個「博士」卻是不必翻譯的漢字。」孫中山先生一直在海外受英文教育,13-17歲上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7-20歲上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Central college相當於高中畢業)21歲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 (相當於大學畢業)26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Canton Hospital )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2),眾所公認,香港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彙點,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於說孫中山博士名銜,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孫中山先生習慣用英文寫作與對外溝通,(臺灣編譯的《孫逸仙全集》和《國父全集》內有八成(包括《建國方略》都是從英文原稿翻譯成中文的)不排除與蘇俄代表越飛的會談是以英語進行(孫與鮑羅庭全是英語溝通),很大可能《孫越宣言》中文本是從英文轉譯而來。此外,民主國家或經濟發達地區人際關係趨向平等,不似專制國家如中國大陸者等級森嚴,「博士」一詞己經從學術界走到民俗社會。普通民眾對各行業傑出人士尊稱「博士」不足為怪,甚至有「花博士」、「茶博士」等稱謂。筆者認為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最主要是看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張還有他的政治實踐是否順應世界潮流、是否利國利民?而不是著眼於他的銜頭。筆者看錢先生要麼完全不瞭解香港的學校學制,要麼完全不瞭解西方人的習慣。如果錢先生們見識過孫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書信(康得黎夫人在1897630日的日記中對孫中山有如下記述:「 …… 那麼憑這樣流利的英語,他對「所見所聞」,當然就理解得既容易又深入 ……),就不會說出如此不敬的話來了。

再舉一例,錢文說:「孫中山為實現其總統夢,堪稱不擇手段,首次謀劃「起義」即為事成後誰任「合眾國總統」與楊衢雲爭執不休。」倒是聞所未聞,不知「典出何處」?孫中山先生一貫主張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似從未說過效法美利堅成「合眾國」(United State各州() 自治,有立法權的聯邦政體)何以突然冒出一個「合眾國總統」還「爭執不休」?正好515日香港大學「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與今日中國研討會」上來自臺灣的學者廖書蘭女士的講演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第一次起義的內容,於是請教廖女士,她說此純屬誤傳。請看廖女士演講詞雲:「辛亥革命發生前的十次起義,幾乎全是靠孫中山先生不辭勞苦在海外向華僑募得钜款,購買軍火然後通過香港偷運回廣州,淮備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孫先生親自指揮並參與的18951026日重陽起義) ,孫先生離港前在香港普慶坊堅道士丹唐街13號「幹亨行」召集尢列、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楊衢雲、謝纘泰、黃詠襄等舉行幹部會議。當時香港己招募「會黨」約3000人,會議議定孫中山先生親赴廣州參加並指揮,將香港之人員、財政(銀行存款)、及所有軍械悉數移交楊衢雲,由揚負責在港一切後援事務,並應楊之要求將「香港事務總管」(時稱「 伯理璽天德」(President) 一職讓予楊衢雲。….. 初九日,各路人馬均己集中粵垣,唯楊衢雲來電謂港部三千人需改遲兩日方能出發,孫無奈即臨時決定取消起義,電阻楊衢雲部勿來。然軍械七箱己裝泰安輪運省,若起回又怕敗露。楊衢雲仍派人隨泰安輪入粵。此際海關扣押六百枝短槍,粵譚督加強防務,調駐長洲之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搜查至革命機關,當即捕去陸皓東、程耀臣、程懷、劉次、梁果等五人,並搜去旗幟、軍器、軍衣、鐵斧等物……。」(4)

廖女士說錢文所說之「首次謀劃劃「起義」即為事成後誰任「合眾國總統」與楊衢雲爭執不休。」很可能是大陸閉關鎖國,疏於對外交流,錢先生簡單地誤解了起義前的香港準備會上孫中山推薦楊衢雲接手「香港籌畫事務總管」時使用了「 伯理璽天德」(President) 一詞所致。

錢文還說:「1922年秋,得知蘇俄在霸佔蒙古、中東路問題上遭遇吳佩孚強烈抵制,越飛兩年不得進展後,孫中山派張繼帶親筆信前往北京密會越飛,表示他可以做軍閥不肯做的事情,蘇俄應該撇開吳佩孚的北京政府而跟他談判。越飛在取得莫斯科同意後即以此做籌碼,要脅北京政府,仍未果。即於次年116日赴上海同孫密談26日達成《孫越聯合宣言》,明確聲明『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中東路也『維持現狀』出賣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換取蘇俄軍事與經濟支持,破壞北京政府與蘇俄談判所堅持的原則。以後蘇俄就源源不斷地出錢出槍出軍事教官扶助孫文,使其成為『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以實現蘇俄『佔領中國的打算』。……」筆者在此且不與錢先生再爭論前述之「愛國主義」問題,僅就錢文引用的粗糙不實史料發表個人看法如下:不知錢先生發表這樣的高論前有沒有仔細看過《孫越聯合宣言》?筆者猜測錢先生在大陸又一次中了狼奶的毒。

根據現時臺灣學者查國民黨一大二十二條決議案,根本沒有「聯俄聯共」這一條,並查出孫中山先生原話是「聯俄容共」(5)。大陸學者魯振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進一步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另據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說:「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更可笑的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者沒有一個「民」字,共產黨竟好意思將其稱為「新三民主義」!?中共是竄改歷史的高手,臺灣學者查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外公佈的「孫文越飛上海宣言」,裏面有兩段話被刪掉了:「共產組織 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 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孫中山博士認為,目前在中國尚不可能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甚至蘇維埃制度,因為中國不存在所必需的條件。」(5)

查《孫越宣言》共四條。首條稱,要共同努力促成中國的統一,而強調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當時尚不適用於中國。次條,越飛重申,蘇聯準備及願意放棄沙俄時代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另行商議訂立新約。第三條,關於當時中東鐵路管理問題。第四條,越飛重申,蘇聯無意令外蒙古獨立於中國之外。宣言全文如下:

 

1、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 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2、為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確認此等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制政府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路之各項條約及協議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述之。)

3、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意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目前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辦法,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與特殊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4、越飛君向孫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於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害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逸仙博士以最親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南方,然後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

 

今日之臺灣國中中國史教科書結論如下:「在此項聯合宣言中,國父的態度極為嚴正,首先聲明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均不能施行於中國。並取得俄方放棄帝俄時代在華侵略各項權益之擔保,雖 未堅持蘇俄在外蒙立即撤兵,然已洞燭其野心之所在,迫使越飛切實宣稱俄政府無意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於中國分離,凡此均可見 國父維護國權之苦 心孤詣矣。」同一歷史事件,大陸臺灣有完全不同的說法,竊以為錢先生等大陸人士在妄加評論和下結論前還是「兼聽則明」和「獨立思考」為好。後來的歷史證證明瞭,出賣外蒙的非孫中山先生,也非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是毛澤東的中共政府!

請看201159日新加坡《聯合報》發表的《楊天石:辛亥革命勝利迅速、代價很小》一文與錢文有完全不同的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評價:「 今年辛亥百年,兩岸三地學者均有辛亥革命的學術研究。其中研究辛亥革命五十多年的大陸著名近代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即將出版專著「帝制的終結簡明辛亥革命史」,書中提到辛亥革命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勝利迅速、代價很小

楊天石前天在香港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說,辛亥革命的特點之一是「勝利迅速」。在如此一個大國裏結束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革命,不論如何計算都為時甚短。從19111010日武昌起義到來年1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中華民國 誕生,前後不過八十餘天;若從189411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算起,也不過17年。

第二在「代價很小」部分,尋求獨立的各省中,只有湖北犧牲人數較多,其他省均未發生大規模戰鬥,幾乎沒有傷亡,不少 地方都是三、四天,甚至一、兩天就光復。楊天石說,蔣介石擔任「敢死隊長」攻打杭州巡撫衙門,只用了四十多分鐘就獲勝了。又如江蘇,革命黨人象徵性地用竹 竿挑去了撫衙大堂屋頂上的幾片簷瓦,以示革命必須破壞,江蘇就光復了。

楊天石說,辛亥革命何以「勝利迅速、代價很小」?一方面是滿清政府已經腐朽不堪,人心喪盡;另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深謀遠慮,用「先成一圓滿之段落」的指導思想和權宜之策解決了南北對峙問題。

這兩個方面看似簡單易明的原因背後,實則包含了學界對於辛亥革命兩個久存爭議的話題,即辛亥革命有無必要?辛亥革命是否為一次妥協和不徹底的「半吊子」革命?

有學者認為清末推行的新政有成效,社會也呈現出一片朝氣,因此不一定要進行革命,君主立憲的道路也能走得通。楊天石 則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清末的新政確有很多積極之處,如練新軍,修訂法律,獎勵投資,廢科舉辦學堂等,但是清政府堅決維護君主專制制度, 拒絕對其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這樣,革命就十分必要了。

楊天石說,武昌起義爆發,搖搖欲墜的清政府還頒佈「憲法信條十九條」,仍不忘要保證江山永遠屬於愛新覺羅家族。楊天石說,191112月,孫中山到香港,胡漢民勸他留在廣州,練兵北伐,但被孫拒絕。孫中山清楚「打到北京才能建立共和的堅實基礎」,但現實狀況是缺乏必 要的經費。不少人以孫中山讓位袁世凱,袁氏迅速復辟帝制責難辛亥革命,但楊天石認為,利用已經掌握軍政大權的袁世凱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恰恰是孫的策略。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革命黨人對皇室採取「優待政策」,繼續讓「末代皇帝」等人居住在紫禁城和頤和園裏。楊天石認為,這些無傷大局、看似妥協的做法,目的恰在於減少革命的阻力和付出的代價,減小對社會的大破壞。辛亥革命沒有經過全國大規模戰爭,便推翻兩千多年的帝制、確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楊天石認為,從這個意義上,孫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終的勝利者。」筆者認為這才是今天海內外華人對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共識。著名學者劉再複說:「我也支持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路,但我對孫中山總是充滿特殊的敬意,這也許更多的是道德感情,而不是歷史分析。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政治強人,就缺乏孫中山那種道德光輝。」李澤厚說:「孫中山永遠值得人們敬仰,恐怕還不在於他的革命行為本身,而在於他的革命人格。在20世紀,恐怕很少革命家特別是那些享受成功果實的革命家可以和他相比。他從事革命自始至終很少想到個人的利益,一輩子也只當了臨時大總統、軍政府的大元帥,多少錢財(華僑捐款)經由他手,到頭來,他還是兩袖清風,什麼也不給自己或親人留下。」

蔣志如《隨想二十世紀上半葉之中國政治領導人》比較了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四個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有深刻影響的人,認為四人中只有孫中山一人接受過正規的系統的西方教育,對西方國家的民主憲政有充分的認識和瞭解(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時,日本尚未現代化、更未民主化) ,但是卻恰恰唯獨孫中山未能成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反而是幾個土產領袖登了頂。蔣文說:「對於這種壯志未酬的結局,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孫中山對西方理解過於深刻,對於中國的把握卻有充滿浪漫主義。」 看來在存在數千年深厚封建傳統的古老中國大地,在西方現代文明尚未真正傳入中國社會的上世紀初,即使孫中山先生革命理想再偉大崇高、西方文明再好,也難以在中國立足生根;反而是深瘖帝王之術的袁蔣毛三人能「得天下」,之不過到了「坐天下」之時,這種個人素質的差異就不可避免地顯露無遺了,其中以學識教養最差,對西方文明最抗拒的土包子毛澤東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危害和災難最深重。

百年後的今天,世界己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民族己走上了民主憲政的道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互聯綱無遠弗屆,中國人普遍對民主憲政有了認識,進而產生了強烈的追求,在中共的高壓下,提出了要「政治改革」、要「民主」、要「普選」、甚至公訴毛澤東的訴求,人們已不再輕易相信毛澤東這類對現代文明和民主憲政毫無認識,只會玩弄權術的土包子了,而盼望像百年前孫中山先生一樣對現代文明和民主憲政有深刻體認的人帶領國家民族真正走上現代化民主化的坦途,融入世界的民主潮流。筆者相信實現全民族百年夢想之日己經為期不遠了。

最後,因與之有相同的看法,請允許筆者引用陳勁松先生《晚清與後共……》的一段話結束本文:「眼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只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盪的成本。」


注:

(1) 焦國標《黑五類憶舊》節第8期「高考歧視」

(2) 葉彥幫「孫逸仙博士一詞引發的聯想」2005-11-25

(3) 辛灝年《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

(4) 廖書蘭《黃花崗外》

(5) 陳錫其《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寫於2011年5月18-26日,修改於2011年7月18日,香港

【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7/26/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