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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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光榮革命”

百年雜感

 

 

(大陸)   嚴家偉

 

 

 

今年這個年份有點特殊,大陸稱之為“辛亥革命—百週年”。而且低調得很,比之它自己那個“九十大壽”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我估計到時候也就是把什麼“民革” 呀,“政協”呀,那些白髮進不去的“人民大會堂”來,座談座談,招待招待,便完事大吉了。實則人家的潛台詞就是爾等草民最好忘了這檔事,記住我的“七一”、“十一”就行了。而在海峽的那—邊,則肯定是另—番情景。人家不但要大慶、特慶,很可能還要遊行、閱兵。而且那大慶的主題也不是“辛亥革命—百週年”,而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

 

其實“辛亥革命”與“建立民國”是一件事情因果相聯的兩個方面。沒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建立民國,也就不可能催生出一新中.不是像1949年那樣是個政權易主,改朝換代。因而筆者在撰寫此文時,在時間的感知上,不僅有西元2011年這個概念,也同時並存民國百年的概念。這決不是什麼“懷舊”的情結。何況“餘生也晚”,民國誕生二十多年後,本人才來到這世上,無“舊”可“懷”。使我忘不了這民國百年,是因為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它不僅是第一次結束了千年的皇權帝制(雖然後來老毛又在中國大陸復了不稱為皇帝的皇權),而且這個民國不但存活了下來,更在有23OO萬中國人的土地上,讓其與民主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接軌,產生了名符其實的由民眾一人一票普選授權的政府。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受到的神聖的權利,是中華民族史上輝煌的一頁----因而她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的第—共和國,而且時至今日也還沒有“第二共和國”出現。這個偉大的歷史意義,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樣的與世長存。

 

除了上面這個偉大的歷史意義,筆者認為,辛亥革命還有另一個偉大的意義那就是它是一次光榮革命。所謂“光榮革命”就是沒有大規模的流血衝,沒有血腥暴力大屠殺的不流血的革命。 1688年英國新興的工商階層領導和發動了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統治。成功地防止了天主教權復辟幹政。因其整個過程是非暴力的政變,沒有流血,因此歷史學家將其稱之為“光榮革命”。而世界上的君主立憲制政體也就起源於這次光榮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說它是光榮革命,不僅是在武昌首義之後,當時的革命黨和清朝皇室都表現出了相當的理性與克制。換言之,即雙方都沒有要想把對方來個斬盡殺絕,拚個魚死網破,搞什麼“三大戰役”、“宜將餘勇追窮寇”、百萬“熊屍”過大江這類極端血腥暴力的舉動。而是通過政治力量和政治談判手段,在妥協中達成共識。最終以非暴力方式完成政權交接,結束帝制,實現民族和解與平等。清帝遜位,革命黨承諾優待皇室,這樣雙方都可接受的局面。從而避免了生靈塗炭,伏屍千里,血流成河的恐怖局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廷政府交出權力後,革命當局沒有搞“秋後算賬”,報復式的大仇殺。從而展示出優質的政治文明與人性的光輝。讓人看到所謂“革命”,只是要革除腐朽的、家族世襲的皇權專制制度,而不是要“革”掉多少條人“命”,讓千百萬人頭落地。這在中國歷史上無疑是一次極大的進步。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後, 什麼“手持鋼刀,殺盡胡兒”,“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這些看似“豪情萬丈”實則野蠻透頂的思潮,沒有能在中國大地上泛起,這是中華民族之大幸,也使偉大的辛亥革命能以光榮革命的英姿永遠彪炳於史冊。

 

可是某些專吃“革命飯”的“職業革命家”,卻對這些偉大的歷史意義不屑一顧。不僅將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更說它體現出的是“資產階級的軟弱”和“不徹底”性。在這些專吃“革命飯”的“職業革命家”看來,革命就得要血腥野蠻,就得大開殺戒。所以人家不僅在“革命進行時”要殺個昏天黑地。而且到了“革命成功”後“秋後算賬”日,仍“殺”性不減,不但殺“政敵”,更濫殺無辜。甚至要按當地人口總數制定出殺百分之幾的“計劃指標”。這就不僅是要“革”除“人”命,而是根本不把他所謂的“敵人”看成是人,而是當成屠宰場邊存欄的牲畜一樣。因而這樣的“革命”當然不“軟弱”,當然很“徹底”, 但實際上是顛覆了人性,充分展示其獸性的“堅定”和“徹底”。


  可悲的是,他們的這種“堅定”和“徹底”在當年是許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筆者家在四川成都,是一個古老而幽靜美麗的城市。也是—個滿、漢共居的城市。城中有個 地方名曰“少城”。所謂少城即城中之小城是也。滿清王朝時少城內全住的是滿族人。這些人的情況,據我前輩講他們是很有些自以為優越、甚而驕橫之態。而且他們每個人只要—出生,就可得到一份朝廷供給的錢糧,具體數目不詳但肯定比今天的“低保”高得多,足以保證其衣食無憂。稱為“吃皇糧”。今日中共幹部所謂“吃皇糧”即源出於此。所以當時的那些滿人大有今天的“老紅軍”、老“離休”這樣的身價。辛亥革命後,這些人只是“皇糧”沒有了,但他們的一切財產諸如房地產、現金、財物未受到任何侵犯。人身安全與人格也未受到侵犯,沒有人去分他們的“浮財”,更沒人去批鬥、打砸。他們自辦的小學“少城小學”(在黃瓦街) 仍由滿人管理。政府根本不過問,好像也不怕他們會在校內進行“反革命宣傳”。滿、漢真的是和平共處。並不像今天的西藏、新疆鬧得那麼緊張。所以當1949年春末,中國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之際,當時有些所謂的地主、官僚、富商便想到逃離大陸。但另有不少人(包括我父親的一些朋友)卻以為大可不必。他們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拿辛亥革命作“參照數”。說滿人是對漢人進行異族統治,但滿清被推翻後,革命黨也沒殺一般的滿人,也沒有侵犯他們的財產。共產黨最多也就是個革命黨,它革命的死敵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我們一般的人算個什麼?只要我們不反抗,願意歸順,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是漢人,又非異族,它不會拿我們怎麼樣的。我父親曾在國民黨軍、政界任職。抗戰開始後,他就退出了軍政界,從事經商。但他過去有個軍界老同事,叫楊洛生。 1949年已擔任國軍憲兵二團團長,他們關係一直很“鐵”。憲兵在國軍中有特殊的地位,在執行任務時,有所謂“見官高一級”的說法。被中共定為“武裝特務”。當時全國祇有十來個憲兵團,團長可授少將軍銜。記得1949年春的一天,楊洛生少將特來我家。他對我父親說“時局嚴重,大陸很可能淪陷。我們團也將去台灣。你若要走,我可以幫忙”。並說“到了那邊(指台灣)後,給你謀個職務絕無問題,你我都是黨國的老同志嘛”!可是我父親就不信。我們家並非富豪,用今天的話來說可算個“小康”。我父親就是上面說的那種觀念。以為他不是共產黨的敵人,不會拿他怎麼樣。於是婉拒了楊洛生的這番美意。我當時看到楊叔叔十分失望。當我父親與他握手道別時,父親說“老兄多保重,此一別真所謂'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這時我那楊叔叔十分激動的一把將我拉到他身邊(他平日很愛我,誇獎我“聰明”),對我父親說“老共來了,這娃娃都要遭殃的,你再好好想想吧,我等你五天”。我當時聽了似懂非懂,只是心裡很害怕。沒想到卻被我的楊叔叔不幸言中了。


  當時我們要走,完全可以從從容容地走。但到上海、廣東及沿海諸港相繼失守以後,只剩下“空飛”一途,當時的航班少得可憐,想走也難於上青天了。中共的地下黨在成都以民間辦報的形式辦了幾家親共的報紙。那時的國民政府基本沒有新聞審查,任由他們去“煽動”。 194912月一份親共的報上便有地下黨人士寫出打油詩來諷刺。當時我已高小畢業,那時小學很重視國文(中共稱“語文”)課,加之我較用功,因此一般詩詞都看得懂了。其中—首便寫道“富翁何事欲思逃?買下黃金數十條。逃港逃台難得計,須知處處有波濤”。無異於明目張膽地宣稱,你們跑不掉了,認命吧!我拿著報紙問我父親, 事情真有這麼嚴重嗎?這時我父親還在心存幻想,他說“我們算個什麼富翁?共產黨要清算也不會清算到我頭上。再說我未與共產黨打過一仗,沒殺過一個共產黨, 無冤無仇,他們決不會如此不講理吧”。結果當“土改”、“鎮反”等運動到來時,父親過去的那些朋友,殺的殺,關的關,家破人亡。我們家也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父親受盡淩辱。這時他才明白了老朋友楊洛生的忠告,但一切都晚了,世上哪有賣“後悔藥”的? 

 

歷史如鏡,往事如煙。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除了廢除千年帝制,建立民國共和這個偉大的歷史功勳外。她更是一場不流血的光榮革命,給中華和全世界都展示出了一個光輝的典範。而無數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光榮革命,不是軟弱,是理性的勝利與人性光輝的體現。不搞血腥暴力但卻從根本上廢除了帝制,建立共和體制,因而是成功的。而反觀從李自成、張獻忠,直到“痞子王”之流所謂的起義、革命都是大砍濫殺,血雨腥風,但舊制依舊,甚至反而大倒退。皇權帝制廢止幾十年後,在中國大地上竟冒出了“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之類的無恥嚎叫。而且誰不叫誰就是“反革命”殺無赦!這是對“革命”何等辛辣的諷刺。

 

因此在辛亥革命百週年來臨之際,應該理直氣壯地宣揚,革命並非就意味著暴力血腥,革命完全可以運用政治智慧實現光榮革命,完全可以避免流血暴力, 只要革命對象還未愚蠢到理性盡失,不及百年前的滿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