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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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參加辛亥革命的

國學家

 

行 易

 

 

 

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翻開了中國現代史新的一頁,又富於傳統精神,這是一場中國人的民主憲政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具有恢弘、廣闊的氣度。這場革命運動有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加,當然少不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支柱:士君子。章太炎、黃侃、熊十力等三位著名的國學家,可說是憂國憂民計程車君子典型,三人又都曾經親身參加辛亥革命,堪稱為革命家。而作為國學家,個人脾性之外,因深受傳統精神的薰陶,自然也具有諸多傳統士人的性格及思維特徵。由此也可見,當代民主憲政與傳統精神、文化是可以相容無間的。

 

 

革命雄傑

 1900年7月,改良派人物唐才常、汪康年在上海召集“中國議會”,邀章太炎參加。而章卻在會上提出“反清排滿”的主張,引起一片譁然,遭到入會者的反對。章太炎斷然退出“中國議會”,還剪去辮子、身著西裝,在大街上行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件事是章太炎人生歷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此前,太炎與各派的關係雖然有點若即若離,但卻從來沒有認同改良派或洋務派保皇、保滿清的觀點。1897年,章太炎曾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而受到通緝。1898年的時候,章太炎受聘於洋務派要角張之洞,在武昌為張編輯《正學報》,與康、梁論戰。後來,發現張之洞並不反清、也不可能反清,就棄張而去。

 不久,章太炎旅居東京,經梁啟超的介紹,章數次與孫中山面晤,對孫的主張大為欽佩和讚賞。其後,章太炎回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常在《蘇報》發表文章,與保皇派論戰,並宣傳反專制的民族、民主革命。《蘇報》案(見下文)之後,章太炎又回到東京。在多年遍觀國內政治人物之後,章最佩服的政治領袖還是孫中山,經仔細觀察和考慮,章太炎決定加入同盟會。不久即受聘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和發行人。

 1903年黃侃就讀于武昌文華中學堂,與宋教仁是同班同學。那時,年十七歲的黃侃即富於革命激情。經宋的介紹,又結識了正在兩湖書院讀書的黃興。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黃侃此時加入同盟會。黃常為《民報》撰稿,其宣傳革命的文筆功力雄厚,深得主編章太炎的賞識,二人由此結下師徒之誼。此後不久,黃侃因遭母親喪事回老家湖北蘄春,即在國內參加革命活動。黃的一篇雄文《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引起《大江報》遭查封事件(見下文),這件事被看作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之一。

 熊十力是湖北黃岡人,早年報著憂國之志從軍。1906年2月參加日知會,後又與革命同仁組織以黃岡籍日知會成員為主的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日知會本是聖公會武昌高家巷聖約瑟教堂的閱覽室,在胡蘭亭、劉靜庵等人的組織下,實際上又成為一個講說時事、宣傳反清革命的重要機構。(參閱川村規夫《日知會的革命活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日知會的活動,為後來文學社、共進會的成立打下了堅實基礎,這兩個團體的許多成員都曾是日知會會員。武昌起義即為文學社、共進會所發動,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

 

這一年,熊十力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1906年,清廷要在河南舉行南北各軍的軍事演習,熊十力等人乘機聯絡新軍、會黨,從事反清宣傳,準備回應湖南的起義。據同為日知會成員的曹亞伯所述:“是年(1906)清廷命南北軍會操于河南, 熊十力欲乘機舉事。”(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第13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熊十力在陸軍特別小學校內宣講革命道理, 此事為清廷官吏所知, 鄂軍總兵張彪借機懸賞追捕,熊在友人的掩護下出逃。(另參郭齊勇《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第一章,上海文藝出版社。以下簡稱郭著《熊十力傳》)

 

 

兩報風雲

 

1902年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與蔡元培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以改革教育宣傳革命,支持學潮。又組織愛國學社,蔡元培主理其事,章在其中擔任教員。學社同仁共同主辦張園演講會,宣傳革命。而《蘇報》成為愛國學社事實上的言論機關,教員們常常在其上發表文章,作革命的輿論宣傳。一年之後發生了震動海內外的《蘇報》案。

 《蘇報》案與《革命軍》一書的發行大有關係。《蘇報》報址位於租界中,清廷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來起訴,藉口就是該報發表了一系列介紹《革命軍》的文章,及章太炎的一篇《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欲置章太炎、鄒容於死地。章的這篇文章其實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一部分,《蘇報》從原文摘錄、改題發表。(參穎水《章太炎與“蘇報案”》,載於《中華人物志》一書,中華書局)《革命軍》以通俗的文字宣講反專制革命的道理。此書一出,立即風行海內外,給予革命志士和民眾以極大的激勵和鼓舞,對正在來臨的革命總爆發,也是一個極好的動員。以後幾年,《革命軍》在各地革命黨人和新軍中廣為流行。前後印刷二十多次,發行百萬冊以上,(參陳錚《鄒容和<革命軍>》,同上書)為辛亥革命時期深受歡迎、影響頗大的革命讀物。

 章太炎被判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但鄒容卻死於監獄中,時年二十歲。獄中不僅伙食極差,每餐只是一碗麥麩粥、三粒豆,還要頻受獄卒的虐待。鄒容之死引起輿論譁然,監獄當局不得不改善牢中待遇。《蘇報》案以清末最大的文字獄震驚海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反而使反清、反專制的思想更快、更猛地傳播,為革命的大爆發作了準備。

 章太炎於1906年6月29日出獄,孫中山派人將章接到東京,是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同盟會聘請他主持《民報》,擔任總編輯和發行人。章後來因《民報》款項上的誤解,與孫中山先生起了一些爭執。離開《民報》主編之職後,章繼續在東京講授國學,主要講《說文解字注》、《爾雅義疏》等“小學”內容,前後弟子有黃侃、錢玄同、龔寶銓、魯迅等多人,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

 1911年7月,黃侃途經漢口,《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為黃侃設宴洗塵,席間大家談論時事、縱橫捭闔,黃撰文一篇《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在《大江報》上發表,其文寫道:“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劇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質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中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勿令黃祖呼佞而已。”此文一出,立即震動武漢三鎮,振奮了革命志士的鬥志。清廷則大為恐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封閉報館,1911年8月8日晚,大批巡警包圍《大江報》社,逮捕了主筆詹大悲、副主筆何海鳴,並即刻查封報社。兩人後來各判一年徒刑。《大江報》實際上是文學社的機關報,詹大悲、何海鳴均為文學社重要成員。

 《大江報》被清廷查封,激起了民憤,尤其引起了許多新軍官兵的憤恨,一些新軍官兵原本就與《大江報》多有往來,這更引起了清廷的恐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嚴密監視新軍,此事愈演愈烈,以至於對新軍下戒嚴令,限制官兵的日常出入,城內外憲兵、密探、巡警密佈。這時候,武昌、漢口的形勢異常緊張。(參陸敬《黃季剛先生革命事蹟紀略》,載於《量守廬學記》,三聯書店出版社)《大江報》事件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之一,另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導火線,即“名冊事件”(見下文)。

 2011年10月8日,孫武製造炸彈時不慎引爆,起義總機關暴露,清廷搜查出新軍革命黨人名冊一本。10月10日晨,劉複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就義,官府還在馬不停蹄地追捕革命黨人,腥風血雨的形勢,使得人人自危。這時,有人向瑞澂獻計,說那份名單應該如何處理:當年香帥(張之洞)每搜查到這樣的名冊,總是當眾燒毀,以安人心,希望瑞澂如法炮製。瑞澂覺得這個辦法好,回答:“我也當眾燒掉,但要抄錄一份保存。”這句話立即傳開,無異於火上澆油,成為武昌起義迅速爆發的導火索。關於張之洞的傳聞,在另一件事情裡可得到若干證明。當年鄂軍總兵張彪欲逮捕熊十力,請總督張之洞下通緝令,並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陸軍特別學堂所作罵張的短文。張卻回答說:“小孩子胡鬧,何必多事?”(見郭著《熊十力傳》第一章)可見這是張之洞一貫的做法。

 

 

武昌首義

 

1910年秋,受革命形勢的召喚,黃侃來到武漢,在武昌參加了文學社和共進會。又在家鄉蘄春組織了一個名為孝義會的革命團體。武昌起義時,黃侃奔赴漢口,親身參加了第一線的戰鬥,與詹大悲、何海鳴、溫楚珩等並肩作戰。後漢口不支,形勢緊迫,黃侃急回家鄉召聚孝義會,擬奪取縣城武器,組織民軍馳援漢口。但遭清軍水師襲擊,此事不果。這時漢口已失守,黃在九江巧遇前去上海求援的詹大悲,二人一起來到上海。(參張全盛《國學大師黃侃》,載于《名流成功之路》,中國文史出版社)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不久黃岡光復。因躲避追捕而隱姓埋名,在老家教書的熊十力參與其事。此後,熊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參謀。這年臘月,“黃岡四傑”李四光、吳崑、劉子通、熊十力在武昌雄楚摟聚會賦詩,慶賀光復。

 武昌起義爆發時,章太炎正在東京講學,聽到起義的消息,立即回到上海。這時,章與孫中山的政見分歧增多,一是反對在上海建立臨時政府(南京光復後,遷南京),認為應該先承認武昌的臨時政府;二是提出以五色旗作為國旗。

 

 

和而不同

 

辛亥革命是一場包容性很強的革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入,而包容性也正是辛亥革命領導者的性格特徵。例如:孫中山與章太炎之間在意見上存在某些分歧和齟齬,但這並不會妨礙兩人的交往與合作。孫中山先生提出“中華民國”這一國號。章太炎先生則著文一篇,標題是《中華民國解》,引古論今,對國號作了經典、精闢的闡述。1917年,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在廣州召集非常國會,孫先生被選舉為軍政府大元帥,章太炎則擔任軍政府秘書長。有分歧是難免的,關鍵在於寬容、公義的處事態度,開創新時代的民權、民族、民生革命,離不開求同存異的精神。

 當1917年10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爆發時,熊十力則來往于湘、桂之間,參入湖南民軍事務,為護法運動奔走,後赴廣東任職於護法軍政府。(參閱郭著《熊十力傳》第一章)1918年的時候,三十五歲的熊十力脫去戎裝,由軍人決志向學,以修養自身、增進國民道德為己任。這一次是熊十力人生之路上的一大轉變。

 孫中山逝世時,在靈櫬奉安大典上,章太炎曾手挽一聯,表達了對孫中山先生的敬重之情:“洪以甲子滅,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間成敗異;生襲中山稱,死伴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指袁世凱。挽聯說,孫、袁二人成敗迥異,孫中山先生功在天下、名垂後世。

 作為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大學者,太炎在革命“晚輩”面前表現出一些孤傲,似乎還不能算很不近乎人情。有人稱太炎為“章瘋子”則頗為過分,坊間的一些傳聞多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在太炎與蔣介石先生之間的關係上,也有類似的捕風捉影。章太炎弟子陳存仁的一則回憶,似可糾正這個“誤傳”。陳存仁是中醫專家,年輕時曾拜章太炎為師。據陳的回憶,有一年某日,章太炎在杭州的樓外樓飯店用餐,正好蔣介石也在這裡用餐。蔣先吃完飯,臨別時少不了寒暄幾句,走過來與章打招呼問好,詢問章的近況,又將自用的手杖送給章。陳寫道:“章師對這根手杖倒很鐘心,稱謝握手而別。次日,杭州各大報大登這件新聞,說章師‘杖國杖朝’,蔣主席對故舊極為關懷。”(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第三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既然是憑記憶,枝節上的誤差在所難免,但在大體上應該還是合乎事實的。蔣介石先生向章贈送自己正在使用的手杖,章太炎則對這件禮物頗為滿意,“稱謝握手而別”。足見蔣、章關係其實也還融洽,種種傳聞之中,恐怕還少不了刻意的渲染和抹黑。

 

 

反共心志

 

章太炎從來視中共為中華之異類、敗國害民之徒,因而,當年曾經發表公函反對“國共合作”。章太炎認為,這時國內問題雖多,重點則在於“注意如何打倒赤化”(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第849頁,中華書局。以下簡稱湯編《太炎年譜》),可謂遠見卓識。對於馮玉祥,章認為此人“反復已多”、“患邊疆者蘇俄,而延致蘇俄者為馮玉祥”,並說“應將馮俄密約從速取消,其赤俄所派軍人黨人前來參預軍事、宣傳主義者,立即驅逐”。(湯編《太炎年譜》第850、851頁)當時報載,“章氏(太炎)於反赤化事,進行甚猛”(湯編《太炎年譜》第852頁)。

 

1926年3月20日,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章太炎當即在上海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在成立大會中,與會者“推章太炎(為)主席”,通電全國反對“赤化”,電文有“赤禍日熾,漢奸公行,以改革經濟為虛名,而招致外患為事實,不亟剪除。年來海內有識之士,思所以抵禦之者,大不乏人,反赤之聲,洋洋盈耳,足征人心未死,公道漸昌。”(湯編《太炎年譜》第855頁)在“反赤救國大聯合”第一次幹事會宣言中又表示,“反對赤化,實為救國之要圖”,“過激派欲以赤化亡人國,詭譎變換,其後患也難知”。(湯編《太炎年譜》第861頁)。因此,對於蔣先生1927年的“分黨”(與共黨分道揚鑣),章必定會大為讚揚。那時,各地均湧現出不少反共救國的組織,如:“中華民國反赤同盟會”、“中華國民制赤會”、“反赤同盟會”等。

 1936年春,章為參加剿匪的二十七軍軍長李雲傑撰寫墓誌銘,稱中共為“賊”,(湯編《太炎年譜》第973頁)這是太炎本心的流露。1936年6月,此時東三省已經淪陷,章太炎為抗戰獻策,提出:“(將中共)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要點是將中共“驅使出塞”,迫使其真正參加抗戰。又說:“蓋聞兩害相較,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危害輕也。”(見湯編《太炎年譜》第975頁)章始終認為中共是中華的禍害,但在日寇入侵之際,如能使中共處於塞外,其危害自會大為減輕。當然,中共懷揣著借日本侵略之時機蓄養勢力的如意算盤,決不會去塞外前線與日軍作戰。

 可以說,章太炎終其一生都是反共、反赤化的。熊十力則對中共存有一線僥倖之心,在大陸陷落之時不肯離開,因此事還與弟子徐複觀鬧翻。

 徐複觀曾身任總統侍從官的要職,被授予少將軍銜,為蔣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參與機要。後來徐拜熊十力為師。到臺灣後潛心鑽研儒學,學問更加精湛,成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陸傾覆之際,徐複觀勸老師熊十力離開大陸,老師反而執意要徐留下來,並請徐複觀幫他在中央大學謀一個教職。在這裡,熊表現出頗多不諳世事的學究氣,近於迂腐。所以,即將赴台的徐複觀,回信譏諷“直接去問毛澤東先生中大可去否”。(見周為筠著《在臺灣:國學大師的1949》,金城出版社)此次一別,即成師徒二人的長訣。

 1949年大陸淪陷之後,熊十力還是先被優待了一小段時間。或許,大陸淪陷之初,熊十力對中共有過一絲幻想,但熊似乎從未申言“擁共”。從內心而言,中共的理念與熊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是時勢所迫,希翼能相安無事,自己可做點學問而已,這才是真真確確的實情。不過,即使這樣合情合理的一點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滿足。隨著時過境遷,針對附共名流的那一點虛假溫情面紗悉數撕去,大陸社會、政治環境更趨惡化,熊十力少不了屢遭批鬥、抄家的命運。徹底的心灰意冷之余,熊以八旬高齡憤而絕食抗議,隨即罹患肺炎而終。

 

 

國學泰斗

 

章太炎是民國初期的古文經學大家,浙江余杭人,年輕時曾師從清末古文經學大師俞樾,著述頗豐。著作編入《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遺稿則編成《章氏叢書三編》。 其中,《訄書》是章太炎研究儒學經典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心得,涉及面較廣泛,在研究方法上則兼采中西,洋洋灑灑,可說是章的國學思想的自然流露。

 黃侃對章太炎執弟子之禮,後來又師從經學大家劉師培,為的是繼承劉的家學(主要是《三禮》之學)。黃侃在音韻學上成就最大,整理出了一個完備、精密的上古音韻體系。黃侃雖為國學大師,生前卻未出版過任何著作。後人整理的重要著述有《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集韻聲類表》、《文心雕龍劄記》、《日知錄校記》、 《黃侃論學雜著》等。《文心雕龍劄記》則是漢語語法方面的重要著述。

 熊十力雖讀儒學之書,起初卻入的是佛學之門,曾在南京跟從佛學家歐陽竟無學習法相唯識學。後又由佛學轉研儒學,後來成為著名的儒學家,也可稱為國學家。熊十力的儒學思想融入了某些西方哲學、心理學觀點,並受佛學的影響較深。著述豐厚的熊十力,被認為是新儒家的傑出代表人物。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十力語要》、《論六經》、《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雖然大陸沒有什麼學術環境,熊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了幾本厚厚的書(《原儒》、《體用論》及《明心篇》、《乾坤衍》、《存齋隨筆》),自然是原來的老底子。

 這三位國學家都在辛亥革命中建立過或大或小的功勳,又都有顯赫的學術成就,均為人特立獨行、品行也清高。甚至還有相似的“缺點”,間或表現出些許的狂放及言語尖刻,也算是瑕不掩瑜吧。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