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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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聯合誰

 

論“聯孫容共”、還是“聯俄容共”

 

《辛亥三問》一書第三問“誰背離了辛亥革命?”

 

第一章(節選)

 

 

辛 灏 年

提要:

 

誰聯合誰?

前蘇聯為什麼要聯合中國?

前蘇俄首先“聯吳容共”,其次“聯陳容共”

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坚拒被前苏俄“聯孫容共”

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被迫接受前蘇俄“聯孫容共”

 

孫中山為什麼會重用陳炯明?

孫中山重用陳炯明、陳炯明背叛孫中山

孫中山被迫接受前蘇俄“聯孫容共”,但沒有背離辛亥革命

孫中山被迫接受“聯孫容共”所造成的四個混亂和五個後果

 

 

誰聯合誰?

 

 “聯俄容共”,還是“聯孫容共”,雖是“一字之差”,但是“謬以千里”。因為“誰”聯合“誰”的主語被“偷換”,賓語才被人“篡改”了。

多少年來,由於前蘇聯及其中共把這句話的主語“前蘇俄”變成了“孫中山”,就是偷換了主語,賓語才由“孫中山”被篡改為“蘇俄”,從此謊言變成了“真理”。所以,半個多世紀以來,只要一講“聯俄容共”,就一定是“孫中山聯俄容共”,或“孫中山聯俄聯共”,主語都是孫中山,賓語都是“前蘇俄”,意即“是孫中山要聯合前蘇俄,前蘇俄則是被孫中山聯合的”。主語與賓語的被蓄意錯置,從此改變了“前蘇俄主動”和“孫中山被動”的真實歷史關係。

同時,辨識“誰聯合誰”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這裏不僅存在著一個究竟是“誰聯合誰”的問題,而且存在著這個“聯合”究竟是“誰”提出來的?是向“誰”提出來的?提出來的目的是什麼?甚至是提出的“陰謀”究竟何在?——這樣幾個大問題。

正是從這個常理出發,我經過多年的研究和思考終於發現,是前蘇俄要“聯孫容共”,而不是孫中山要“聯俄容共”。我們必須翻一翻這個歷史的大案,叫揭穿謊言也行。為什麼?

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歷史的事實。

 

 

前蘇聯為什麼要聯合中國?

 

要想明白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前蘇聯是在什麼樣的一種環境下,才派人到中國來,聯合中國一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呢?並且就此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大家知道,列寧有一個“帝國主義理論”,其核心就是: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他曾用這個理論反對沙皇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借國際戰爭之機,對國內宣傳和煽動共產革命。他更用這個理論,藉口反對俄國“二月民主政府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乘機號召發動內戰,才顛覆了俄國“二月革命”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就是1991年俄羅斯人民在推翻蘇俄以後,當即恢復和重建的那個“俄羅斯共和國”。於是,俄羅斯人民,就像我們的孫中山曾經號召“護國護法”,以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勳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的復辟混戰一樣,要堅決地推翻列寧的專制復辟統治。所以,俄羅斯共和國的軍人就和俄羅斯“寶愛共和”的人民一起,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建立軍隊,護國護法,去和蘇共的“紅軍”打仗,而且迅速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

面對這樣一個危險的局面,列寧怎麼辦呢?他就想了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號召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起來推翻本國的政府,試圖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把他們的“帝國主義政府”推翻了,他們不是就沒有辦法來支持他在國內的敵人了嗎?而且,這樣做,還能夠嫁禍與帝國主義國家,指責他們支持俄國國內反對共產黨的內戰,宣傳俄國的內戰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為此,1919年,俄國共產黨指示第三國際命令德國和匈牙利的共產黨在本國發動武裝暴動,在別人的國家裏分別篡立了俄屬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和“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注釋)。但是,轉眼就失敗了,列寧沒有成功。

 

另一個辦法。1920年和1922年,列寧曾兩次被俄羅斯的鄧尼金和高爾查克的護國護法軍隊打得暈頭轉向,眼看就要遭遇失敗的時候,他召開了兩個大會:一個是“東方民族和共產黨代表大會”,第二個是“遠東民族和共產黨大會”(注釋),這兩個大會,都是旨在號召“東方的所有民族”一起來幫助蘇俄反對帝國主義,制止帝國主義侵略蘇聯,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武裝干涉”,要把“國內戰爭國際化”。他當然是想利用東方民族遭遇東西方列強欺淩瓜分這樣一個事實,來煽動他們“助俄反帝”。其實,當時的西方國家,就是所謂的帝國主義國家,根本就沒有干涉他,甚至根本不想、也從來沒有支持過俄國人民的革命和戰爭。今天,當我們回頭看這段歷史的時候,再回頭看看西方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的民主,又是怎樣“不支持”中國人民的民主奮鬥時,你就會明白了,西方人太現實了,太利益化了!他們的民主理念完全抵擋不了他們對利益的佔有欲望。就是我曾說過的,他們“對內民主,對外強權,新其貌而沒有新其心”。

但是,既然列寧要利用正在遭遇帝國主義欺淩的東方民族和國家來幫助他反帝,在歐洲搞顛覆又沒有成功,就把眼光轉向了東方,還說了一句名言,就是“進攻歐洲的道路要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斯大林乾脆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勿忘東方”。既然如此,那他自然就會想到中國。因為東方的大國——中國,在辛亥革命前,是遭遇帝國主義侵略和瓜分的,中國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內容之一,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瓜分。辛亥之後,中國又處在“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迭相較量的“第一共和混亂期”。這個混亂期,一方面是軍閥的獨裁、混戰和割據,一方面卻又是什麼自由都有,講什麼話、建什麼黨都可以。所以列寧就一定要讓中國跟他一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一定要讓印度和他一起來反對帝國主義。1921年,列寧曾說過一句話:“如果我們能夠讓中國和印度的八億人,全部加入我們的聯邦,那帝國主義就戰勝不了我們了。”(注釋)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被蘇聯建立之後,它所發表的多次宣言,都鼓吹“聯邦制”,都希望中國分裂各省獨立,少數民族更要獨立建國,“以便參加世界上那個聯邦”,而那個虛假的聯邦就是列寧的前蘇聯,所謂前“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注釋)。

正是懷著這樣一個目的,列寧在1920年初就開始派人到中國來了。列寧有兩條指示很明確,一是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二是要在中國尋找可以聯合的力量。這樣,當然就存在著在紛亂的中國,到底去“聯合誰”的問題?辛亥革命後,由於孫中山一直處於失敗的狀態,表面看他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力量,而有力量的軍閥都在混戰,特別是從原改良派的北洋軍隊裏裂變出來的大軍閥們,而當時中國最有實力的軍閥,就是北方軍閥吳佩孚。於是,列寧就看上了吳佩孚,於是中國軍方吳佩孚,就成了前蘇俄第一個要在中國聯合的人。

 

 

前蘇俄首先“聯吳容共”

 

其實,早在1918—1919年,蘇俄就已經趁中國辛亥之後的廣泛言論自由,和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軍閥政治的混亂,在中國廣辦報刊出版機構甚至自辦印刷廠,宣傳馬列主義和共產蘇聯,指導上海等大城市的工人運動,物色進步青年到莫斯科大學學習,並在中國發動了一起攻擊基督教的風潮(注釋)。

1920年3月,蘇俄分別派人進入中國,聯繫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建立共產黨,同時尋找其他可以聯合的对象,聯絡北京軍閥政府,而這個政府,當時正被吳佩孚所控制。

1920年4月,蘇俄派維經斯基和他的妻子庫茲列佐娃秘密來到中國,一方面進一步聯絡北方的吳佩孚政府,一方面在南方尋找所謂的革命力量,以籌備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於是,1920年4月底,中國一些地方就開始出現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就誕生了,中共臨時中央委員會也在上海成立了,說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那是假話。

幾乎是在同時,維津斯基拜訪了吳佩孚,並告訴吳佩孚說:“我們中俄應該聯合起來,抵抗日本,如果你能夠把兩年前,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為針對俄國而共同簽訂的《中日共同防禦條約》撤銷掉,那俄國人民、俄國革命都會感謝你。” (注釋)吳佩孚欣然同意。因為這個條約是段祺瑞的前北京政府簽訂的。就這樣,這個原來是日本和中國要共同對付俄國的軍事條約,就這樣地被撤銷了。前蘇聯當然喜出望外。所以,蘇聯代表優林曾明確表示:“我們要找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 (注釋)

 

1920年10月9日,維經斯基便在蘇共黨報《消息報》上發表文章,說“吳佩孚先生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開始誇吳佩孚不僅是一個資產階級,比封建階級要進步;而且是民主主義者,又是資產階級裏面最進步的!雖然將來一定還是要成為無產階級打到的對象,但現在卻可以成為蘇聯聯合的對象了。

同一天,李大釗還介紹維津斯基會見了吳佩孚的參謀長白堅武。

如此一來,蘇俄政府馬上決定要進一步派人赴中國與吳佩孚聯繫。於是,李大釗,這個蘇聯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這個一心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北大教授,就通過吳佩孚的參謀長白堅武,專程去看望了吳佩孚。需要說明的是,吳佩孚雖說是一個強勢的軍閥,但也是一個很愛國的軍人,所以在軍閥中和在社會上,尚有些正面的影響和名聲。他聽說共產黨找他,而此時,他也需要團結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势力,於是,他應李大釗提出的“保護勞工”要求,明確地說:“我願意保護勞工”。用今天的話來書,就是他要打出自己的“親民”形象。李大釗一聽他說願意保護勞工,立即機智地提出了一條建議,說:“那我就給你推薦包惠僧等六人,讓他們在京漢鐵路擔任你們的稽查員,方便宣傳你保護勞工的立場。”吳佩孚一聽,連連說:“好,我馬上命令他們執行。”(註釋)

當然,李大釗推薦的這六個稽查員都是共產黨員。緊接著,李大釗又推薦了一批共產黨員擔任京漢鐵路每一條支線的稽查。吳佩孚發給他們的工資,每月120塊光洋,在當時可是“高薪”;做火車當然不要錢,工作就是在京漢鐵路沿線名為宣傳吳佩孚的保護勞工,實際則是到處發動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建立工人俱樂部,就是“明保勞工暗建黨”。就這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便在吳佩孚的卵翼下,於中國的北方首開先河。大家都知道,吳佩孚後來鎮壓過“二七”大罷工,卻鮮有人知道,在吳佩孚鎮壓“二七”大罷工之前,共產黨正是因為有了他,才首先在中國的北方紮下了根,並從此在前蘇共的命令和指揮下,開始了“赤化中國”的第一步。從此,整個中國北方,工人運動風起雲湧。蘇聯首先“聯合吳佩孚以容共”,就是“聯吳容共”,可以說是“旗開得勝”。哪里是什么孙中山“联俄容共”出来的呢?

但是,好景不長。為什麼?

因為吳佩孚畢竟是一位愛國的軍閥。一年以後,1921年4月,吳佩孚的直系北京政府與蘇俄優林代表團舉行了“關於貿易和外蒙古問題的談判”。

1921年的6月27日,蘇聯派人告訴吳佩孚,希望他能派兵到外蒙古去幫助鎮壓“白匪”。而所謂白匪,就是我前面講的——反對列寧專制復辟統治、捍衛“俄羅斯共和國”的人民武裝。前蘇共沒有想到,吳佩孚竟以“我不干涉他人國家的內政”為理由,乾脆予以拒絕。

1921年7月18日,蘇聯居然違反1915年“中俄兩國都不得派兵進入外蒙”的協議,單獨派兵進駐外蒙,攻下了庫倫,佔領了蒙古。深明民族大義的軍閥吳佩孚,因此而斷然和蘇俄斷絕關係。因為吳佩孚清楚地知道外蒙古是我大中華民國的領土,這一點可跟共產黨大不一樣。

就這樣,蘇聯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聯合對象吳佩孚,雖然第一個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甚至造成中國的共產革命由此而起,特別是首開中共發動的工人運動,可是,由於吳佩孚愛國,不聽從蘇聯的指揮,前蘇聯的“聯吳容共”雖然得以迅速開始,卻又更加迅疾地結束了,失敗了。加上吳佩孚後來又堅決地鎮壓過由共產黨京漢鐵路工會發動的“二七”大罷工,他自然就成了前蘇聯及其中共的死敵。這也是在中共的黨史和教科書裏,從來只罵吳佩孚鎮壓“二七”大罷工的滔天罪行,卻從來不提前蘇俄曾在中國首先“聯吳容共”的原因和成就。當然,中共死也不會說,吳佩孚才是中共的第一個大恩人。

 

 

前蘇俄接著“聯陳容共”

 

那麼,蘇聯到中國來找的第二個人是誰呢?也不是孫中山,而是孫中山的部下,廣東的“革命軍閥”陳炯明。大家知道陳炯明是什麼人嗎?最近,他的公子陳定炎先生,大概七、八年前在美國佛吉尼亞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一宗現代史實的大翻案》(注釋),把他的父親說成了“一朵花”,把孫中山罵得全無是處。今天,大家只要看看海內外華人中,那幾個自稱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和幾個民運人士罵孫中山所引用的“證據”,你就會發現,幾乎都是來源於陳炯明兒子寫的這本書。而他們自己也大言不諱,明言要大家參閱陳定炎寫的這本“罵孫大作”。我今天不探討這個問題,大家可以看《黃花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的國內歷史學家的批評文章(注釋),就知道了,陳公子所用的資料,是什麼樣的資料?是從哪里來的?是從他父親當年在香港辦的專門罵孫中山的報紙來的,也就是說,是將他父親當年專門誣陷、辱駡孫中山的話,當作他今天誣陷和辱駡孫中山先生的“寶貴史料”。這就完全不可信了。可是,陳炯明當真象他的兒子所說的那樣美好嗎?孫中山真的象陳家父子罵的那麼壞嗎?兒子為父親說幾句好話,為父親文過飾非,後人為自己的前輩說幾句“拉偏架”的話,都在情理之中,都可以理解。但是,一不可以對他人竭盡詆毀之能事,二不可以連基本的事實都可以完全不顧,甚至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甚至甘心為人利用,這就是不道德的了。

陳炯明是什麼人?我只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1909年,陳炯明在廣東地方上號召禁煙、禁賭,這是有功績的。評價一個人,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所以他就當上了晚清廣東省諮議局的議員,也就是成了滿清的改良派,進入了“專制體制內”。同一年,全中國的改良派在上海開大會,他也參加了這個要求“君主立憲”的大會。但是,會議期間,某個晚上,他又偷偷地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成為孫、黃革命党的成員。也就是說,改良派也罷,革命黨也罷,雖然相互對立著,但他已然“一身兼做兩用”。這在今天的海外民運界,倒是很不新鮮。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在座的恐怕沒有人不知道“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27,農曆3月29的黃花崗起義,在籌備時,曾分為四路兵馬:黃興一部,胡毅生一部,趙聲和胡漢民一部,姚雨平一和陳炯明一部。由於趙聲這一部在預定的起義日來不及從香港趕到廣州,趙就專請陳炯明轉問黃興:“起義可否推遲一天?”結果,陳炯明居然告訴黃興說,趙聲要求“起義推遲三天”。我們姑且當他是“口誤”。但這個“口誤”造成了怎樣的結果呢?造成了陳炯明和姚雨平這一部袖手旁觀,趙聲和胡漢民於起義的第二天早晨才趕到廣州,胡毅生的150人又沒有趕上起义。(注釋)

如此,四路等於少了三路。等到黃興因事急,決定按照原定的期限發動起義時,陳炯明又派人到總指揮部來看黃興。這個人雖看見黃興全身武裝,正準備出發,卻一聲不吭,只是轉身回去告訴陳炯明,說黃興決定馬上動手。這種關鍵的時刻,你們知道陳炯明幹了什麼嗎?他竟然悄悄地把隊伍帶走了!雖然,起義規定他要支持攻打兩廣總督府衙門的黃興這一隊,可是,當黃興攻打總督衙門時,陳炯明不見了。到哪里去了?到香港去了。黃花崗起義當然會失敗。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黃興曾為此事要殺他。僅這兩件事,我想對一個人的基本為人,就應該能看得出來了。

後來,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陳炯明才從香港回到廣州。11月8日,他帶領東江人起義,攻打並克服了歸善城,然後自任起義軍的總司令。1911年11月10日,廣東光復,他的好朋友胡毅生的哥哥胡漢民,中國同盟會的重要幹部,當了廣東都督,就推薦他當了副都督,掌握軍政府的兵權。但是,這個廣東副都督卻在1913年孫中山號召“二次革命”的時候,又躲到香港去了。而當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被袁世凱通緝時,袁世凱便封他為廣東都督,他馬上從香港回到廣州接任。彼時,全國反袁聲起,陳炯明卻按兵不動。等到反袁已成全國風潮,眼看袁世凱的帝制復辟就要冰消瓦解之時,陳炯明才開始反袁。及至袁世凱剛剛被氣死,陳炯明又馬上趕到到北京,去看望繼任的大總統黎元洪,黎元洪遂封他為“定遠將軍”。我在上一講曾講過改良派的投機,陳炯明就是一個投機改良分子的代表。這樣的人,在社會發生巨大的變革和變動之時,總是不乏其人。

在我說明了陳炯明的基本為人品行之後,我就可以來介紹前蘇俄派人來中國“聯合”的第二個人,竟然是陳炯明這樣的人,以及前蘇俄的“聯陳容共”是怎麼開始的,又是怎麼結束的。

前蘇俄要找陳炯明,是因為他在辛亥之後的廣東已經有了一定的勢力;是因為1919年他駐兵福建漳州時,曾高聲喊叫“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還在福建漳州辦過一份《閩新報》,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專門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著幹。1920年2月17日,他居然致電北洋軍閥政府,要求“切實保護陳君獨秀赴滬,以便接重籌議”,就是他要和陳獨秀商量大事,共謀大業。

陳炯明自稱社會主義者和他對陳獨秀的興趣,蘇俄很快就知道了。陳炯明的這個表現得到了蘇聯很大的賞識。

1920年4月29,蘇聯政府派維經斯基到福建漳州去見陳炯明,說“蘇聯政府一定會支持你的社會主義大業”。同一天,蘇聯政府派海軍中將柏格專程到福建漳州找到陳炯明,對陳炯明說:“我們一定會幫助你訓練軍隊,在武裝上支援你”。於是,陳炯明的社會主義表現,誘使蘇聯找上門來,前蘇俄要“聯陳容共”了。當然,雖然是蘇聯來聯合他,但在陳炯明的身上,卻有相當的主動性。

1920年11月,孫中山曾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陳炯明却将陳獨秀邀請到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主任。於是,陳獨秀向他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在廣東教育必須是獨立的,政府不得干預”。二是“教育委員會的經費必須是獨立的,必須將廣東省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撥給教育委員會”。三是“行政和教育提倡同一學說,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 (注釋)陳炯明不但全部答應,而且另撥30萬光洋給陳獨秀,要他建立一個“宣傳員養成所”,讓他培養“社會主義的宣傳員”。

於是,1921年春,陳獨秀立即在廣東成立了中共廣東支部。1921年5月,陳炯明介紹他的學生、共產黨員彭湃擔任海豐縣教育局長,開辦農民協會。中國現代第一個殺地主、分田地、劫人財的農村共產革命,就是從這裏開始的。1922年1月,蘇俄在莫斯科召開“第一屆遠東民族大會”,除命令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即中共參加,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參加以外,還特別邀請了“陳炯明團體”參加了本次大會。

中國共產黨繼苏俄在北方“聯吳容共”之後,又因苏俄“聯陳容共”旗開得勝,而開始在中國南方建黨並發動起工農運動來了。共產黨及其運動在中國南方的迅速發展,全因陳炯明而起,哪有孫中山什麼關係呢?而中共在廣東的共產黨員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則開始公開地反對孫中山,反對中國革命,反對三民主義,公開地要把中國的國民革命變成中國的共產革命了。

可是,陳炯明命運不濟。   

1922年春,蘇俄派來了一位極為精明幹練的代表馬林。馬林赴廣州與陳炯明談了整整十天。這一次談話,由於陳炯明的“全盤交底”,使馬林看穿了陳炯明的底牌、實力和野心。馬林終於給蘇俄政府打報告,要求“放棄陳炯明,聯合孫中山”。他的理由,一是陳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政黨,二是陳想請俄國派顧問幫助他改組軍隊,三是他要把廣東班底赤化到完全導向蘇聯的地步,四是將孫中山的廣東政府描繪的一團漆黑,敬重孫中山完全是假的……。

因此,馬林認為,第一,陳炯明好大喜功、言過其實,攻擊孫中山和反對中國的民族革命絕無前途。第二,陳炯明重視的只是他自己在廣東的實力,是想割據一省以建設社會主義,要把廣東變成“社會主義的陳家天下”;而蘇俄要的則是“赤化全中國”,好讓全中國與蘇聯一起去反對帝國主義。

馬林還認為,優林看到的,只是孫中山第一次護法的失敗;他自己看到的,則是國民黨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所顯示的力量和他們在中國的前途。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在中國有歷史、有影響、有實力、有前途,所以,聯合孫中山才是對的。而陳炯明和廣東的共產黨根本不從事“工運”。

此後,馬林一邊與陳獨秀談他的想法,一邊繼續向蘇俄政府提出新的報告。就在這個時候,陳炯明叛變發生,全中國、包括國際上絕大多數人都憤怒指斥陳炯明的叛變,連陳炯明的得意門生,共產黨員彭湃也指斥陳說:“陳炯明最驕傲,最喜歡自作聰明,但其野心和知識又極不相稱。” (注釋)

馬林的調查報告和陳炯明的叛變,使蘇俄決心“拋棄陳炯明,聯合孫中山”;放棄“聯陳容共”,實行“聯孫容共”;並命令中共與陳炯明決裂,要中共拋開“聯陳倒孫”,回過頭來“聯孫倒陳”;無奈之下,中共只好遵從俄命,開除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三人出党,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作出了新的姿態。

由此可見,孫中山不過是前蘇俄來中國聯合的“第三個對象”,怎麼能說是孫中山“聯俄容共”呢?明明是蘇聯“聯孫容共”嘛!而且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第二個,僅僅是第三個而已。

 

 

陳炯明叛變前

孫中山拒絕前蘇俄要求“聯孫容共”

 

馬林給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報告,之所以得到了批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1922年1月21日,遠東共產黨與民族大會的最後一天晚上,看到了馬林報告的列寧,曾接見中共代表團的張秋白、張國燾等四人,並先後問過兩張:“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和張國燾馬上表示可以。列寧很滿意。雖然,列寧慣於玩弄“革命兩手”,一向批判孫文的三民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社會主義學說”,並指斥“中國的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要被他的“無產階級革命”打倒的革命,可現在,他卻要指示他的“中國支部”(中国共产党)和孫中山合作了。

由此可知,是列寧想要中國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在先,後來在馬林的報告上達並得到了批准之後,蘇共才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命令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所以,要中國的“國共合作”的使命,是俄國的共產黨領袖列寧下的。也就是說,是一個外國人下給中國共產黨的命令,而不是下給國民黨和孫中山的命令。

因為蘇共和共產國際要迅速地執行列寧的指示, 1921-1922的年底年初,蘇聯曾派馬林多次上門找孫中山。但是,在陳炯明叛變之前,孫中山則數次斷然拒絕聯合蘇聯。1921年12月23日,馬林第一次上門找孫中山談聯合的事,孫中山就說“蘇聯實行共產,我很詫異”。他的意思是說,這是一條走不通的錯誤道路,當然,歷史也已經證明孫中山沒有说錯。聽說蘇俄要聯合他,孫中山又說:“僅能與蘇聯做道義上的合作。”並說:“只要我們的北伐未能完成,聯俄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注釋)

之後,馬林又連續地上門找了孫中山三次,但是,孫中山只表示願意與蘇聯建立非官方的關係,不願意在再進一步,最後才同意會“派一個最好的同志到蘇俄去考察”,這個人就是蔣介石。孫中山先生想瞭解真實的蘇俄。

1922年4月27,蘇俄政府再派達林來中國聯合孫中山,被孫中山斷然拒絕。達林給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報告說:“孫中山…不肯宣佈和簽訂對蘇聯友好、聯盟的文件”孫中山甚至說:“…我的政府和議會裏都有蘇俄的敵人。”

因為,蘇共和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要達林告訴孫中山,蘇俄願意命令共產黨整體參加共產黨,當然這是一個陰謀。因為孫中山怎麼可以讓一個革命思想、革命理論、革命目標和革命實踐和自己完全不同的黨,來“整體”地參加自己的黨呢?

所以,達林的報告才會說:“孫中山只同意共產黨和青年團以個人身份參加共產黨,斷然拒絕共產黨整體參加共產黨。” 中共領袖陳獨秀也向蘇俄和共產國際報告了同樣的話:“……孫中山嚴詞拒絕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只容許中共及青年團個人參加國民黨,服從國民黨,更不承認黨外聯合…”(注釋)當然,歷史已經證明,同意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同樣是一個極其危險的錯誤。

孫中山先生不僅在言辭上明白、乾脆、果斷地拒絕了蘇俄對他的“聯合”,而且,在行動上,也與蘇俄及其中國共產黨把界限劃得一清二白,明確地拒絕合作。1922年5月1日至6日,中國共產黨在廣東開了兩個會,一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全國代表大會”,邀請孫中山參加;中共在該大會期間,於1922年5月5日,又召開了一個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邀請孫中山出席。但是,孫中山對這兩個會都斷然拒絕,根本不參加。孫中山的態度夠明白了吧!也就是說,連面子都沒有給。這些都只能證明,蘇聯一再要聯合孫中山,都一再被孫中山所拒絕。前蘇聯的“聯孫容共”,沒有“聯”成,也沒有“容”成。所以,當共產黨有心,一般人無意,已經將錯就錯地說慣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或孫中山“聯俄容共”這樣一句話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問人,也要自問,更要問問歷史,這句話的“主語是誰”?主語是前蘇俄,而不是孫中山,所以,歷史的事實才是“聯孫容共”,而不是“聯俄容共”。

 

 

陳炯明叛變後

孫中山被迫接受前蘇俄“聯孫容共”

 

可是,造化弄人。孫中山終於被迫接受“聯孫容共”了。

要想知道孫中山為什麼會被迫接受“聯孫容共”,我就必須將陳炯明與孫中山的關係,就是孫中山是何等地重用陳炯明,但陳炯明卻要背叛、甚至要置孫中山於死地的原因,作一個必要的說明。因為,不能說明這一點,就無以說明孫中山終於被迫接受前蘇俄“聯孫容共”的前因後果,尤其是當時的特殊惡劣環境。更何況,今日的共產黨和他的自由派及保共改良派們,又為了要反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傳播,而在和陳炯明的後人一起,為給陳炯明翻案而正在大鬧特鬧呢?

 

 

第一、孫中山為什麼會重用陳炯明?

 

孫中山為什麼一向重用陳炯明,歷來說法不一。以下六點,較有說服力。一是孫中山重用陳炯明,應與胡漢民關係甚大。因為胡漢明是孫中山的左右臂,“從胡者十之七八”。孫中山自己也說過,他對胡漢民言聽計從。反之,胡漢明卻常常不聽孫的話,甚至自行其事。加上胡漢明的弟弟和陳炯明關係特別好,都是廣東幫,互相抱得很緊。許多事情,都是胡毅生幫助陳炯明,比如前面說到的黃花崗起義,事後黃興要殺陳炯明,就是胡毅生通過胡漢明向黃興說的情,黃興才作罷;辛亥之後,廣東光復,又是胡漢民舉薦陳炯明做了廣東省副都督。廣東也就是這樣開始落到陳炯明手裏的。此其一。

二是辛亥之後,汪精衛、戴季陶、胡漢明、章太炎等都是文人;善戰的,鄭士良死,黃興分手,陳其美死,李烈均在江西,朱執信是陳炯明的學生,王和順為陳所排擠,其他還夠打仗的,幾乎都是新舊軍閥出身,孫當然難以信任他們,陳畢竟參加過同盟會,孫中山當然願意倚重。

三是孫中山本人也很重視家鄉人。這與廣東人歷來有著濃厚的地方觀念,自然有關係。民國建立後,孫中山有一段時間,居然也贊同將廣東方言做為國語推廣,不能說不是“地方主義”的感情影響了他。而孫中山在海外發動革命,建立興中會,成員十之八九都是廣東華僑;辛亥之後,孫中山回到國內,之所以在革命党和臨時政府中講話沒有人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國內的革命力量中,廣東人很少,同盟會的主要力量在兩湖和浙江,特別是擁有兩湖勢力的黃興及其華興會,而原光復會的陶成章等人,不論是辛亥革命前後,都在搞分裂,鬧獨立,對孫中山更是一反再反,同盟會幾次要毀在他們的手裏。所以,孫中山重用廣東人才,也就可以理解。這也是孫中山在1907年看到蔣介石兩次“對北軍作戰計畫”時,雖曾大加賞識,更知道蔣介石對光復浙江有功,但是,孫先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卻都是重用陳炯明而不重用蔣介石。甚至蔣介石早就看出陳炯明的問題,還多次向孫提醒過,並且因此幾次負氣回鄉,孫不僅沒有放在心上,而且繼續重用陳炯明,只願意把武裝交給陳。事實上,正是在陳炯明公開武裝叛變之時,孫先生才開始重用蔣介石,當然也因為蔣介石在他危難時表現了對他的不二忠誠。

四是辛亥之後,主要是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之後,陳炯明因孫中山的重用,而日漸重兵在握,並因此而盤踞了整個廣東,勢力擴展到福建。等到孫中山已經對他有認識的時候,陳炯明已經尾大不掉,所謂去之難矣。

五是孫中山對任何人都過於寬容,仁慈無度,特別是對陳炯明,這樣自然造成陳炯明個人野心的膨脹,加上前蘇俄和中共又曾與他合謀“倒孫”,陳炯明的膽量也就愈來愈大。

六是辛亥之後,孫中山先生失敗過多,而他的失敗,大多又不是因為自己出錯,而是別人不聽他的話,比如反對袁世凱復辟、發動二次革命等。加上年歲愈來愈長,也就難免愈來愈固執己見,難聽人勸。這當然也是他後來與陳炯明的關係愈來愈僵的時候,蔣介石等許多人都要他警惕陳炯明,甚至不要重用陳炯明,他都不聽的原因。

 

 

第二、孫中山重用陳炯明、陳炯明背叛孫中山

 

雖然孫先生對陳炯明一再重用,安撫,甚至是一再忍讓,但是,陳炯明這個其心有異、其欲不正、私心過盛、陰謀狠毒的人,卻一步一步地辜負了孫中山對他的重托和希望,直至走上了叛變孫中山乃至整個中國國民革命的不歸之路。

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

1917年,孫中山倡導護法,7月初,就邀約章太炎、朱執信、陳璧光和陳炯明一起商議護法的大事。1917年7月11日,孫中山又請他們一起,乘坐海軍的軍艦南下廣東護法,並組織軍政府,孫就任大元帥之職,以號召護法,反對軍閥。

由於當時廣東為桂系地方軍閥所佔,孫中山的護法政府有名無實。就是我所說的,“軍閥有兵,革命無軍”。因此,孫中山才派胡漢民、汪精衛找到廣東省長朱慶瀾,與他商談為護法政府建立軍隊的事情。因朱慶瀾手下只有二十營直屬省府的警衛軍,此時又正好遭遇政敵以發動“省長民選”來威脅他的地位,朱因此決定撥十營警衛軍給護法政府,並根據孫中山的意見,派任陳炯明為省長公署親軍司令。但朱的反對者、軍閥陳炳琨,竟然以軍隊包圍了陳炯明的司令部,陳炯明嚇得又一次逃去了香港。為此,孫中山令程璧光和汪精衛與陳炳琨談判了數月,都不能解決,陳炯明也一直不敢回來。直到該年11月下旬,朱慶瀾和陳炳琨一起被調離了廣東,桂系由莫榮新代理粵督,孫中山又派胡漢明、汪精衛等人一再地和莫榮新談判條件,莫才同意陳炯明回到廣州,接管整個二十營警衛軍。這是陳炯明擁有軍隊的開始,當然是因為孫中山的信任和重用。

1917年12月2日,孫中山正式任命陳炯明為援閩粵軍總司令,並命令他以此二十營為基礎,向福建進發。一是為了北伐江浙作準備,二是為了避免把軍隊留駐廣東,會招致桂系的猜嫉。

應該說,陳炯明的軍隊和軍權,是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的一再爭取才得來的。當然,它不是陳炯明私人的軍隊,而是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旨在北上護法的軍事基礎。但是,從陳炯明得到了這支軍隊起,這支軍隊就被他視為他個人的軍隊了,所以他才要用它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野心。雖然,在那個時代,這是任何一個持槍的軍閥很自然的想法和欲望,但是,作為革命隊伍之一員的陳炯明這樣想,這樣做,無疑是大逆不道的。

陳炯明的大逆不道,雖然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卻也是明顯的和迅速的。因為孫中山、中國國民黨人和南方護法政府,剛剛將這二十營軍隊交給了他,剛剛命令他進軍福建, 1918年11月12日,他在廣州東郊的誓言,依然“餘音繞野”,他便立即擁兵駐屯於廣東東江,不想遵照孫中山的命令,離開廣東去進駐福建了。

1918年2月13日,孫中山不得不特別致函陳炯明,命令他迅速向福建進軍,不得再遲疑。但是,陳炯明竟也致電孫中山,要求孫中山派胡漢明參加滇桂軍閥組織的“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而他明知這個所謂的“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恰恰是打著“護法”的旗號,和孫文的南方護法政府對抗,目的就是想把孫中山攆出廣東。它不過是西南軍閥和北方軍閥“互動”、就是互相勾結的產物。那個時候,還不得不仰靠著孫中山的大旗才能擁兵自重的陳炯明,居然就又玩起辛亥前後“一身兩用”以投機的花招了。

1918年3月,陳炯明在孫中山的一再命令下,不得已才從廣東的汕東進駐三河霸。

不到兩個月,1918年5月4日,孫中山就在滇桂軍人和西南政客的聯合逼迫下,辭去了大元帥職,於5月22日離開廣州,26日抵三河霸,6月1日回到上海。孫中山第一次護法失敗。雖然他在廣東與福建接壤的汕東留下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但是,這支軍隊從一開始他就指揮不靈;雖然此時的陳炯明還遠沒有走到公開背叛孫文的地步,甚至不得已之下,也就是在孫的一再勸導之下,他終于開始向福建進軍,甚至連戰連勝。然而,進軍的順利,又造成了他新的野心。

1918年8月31日,陳炯明率軍進駐福建漳州。因他心在廣州,非但毫無“北上護法”之心,而且已有“回粵稱王”之意。此時,他只想經營漳州、潮汕,為將來回到廣州做“廣東王”造就基礎,因而絕不聽令繼續北進,甚至企圖將漳州、潮汕地區,當作他將來圖霸和治理廣東的試驗區和根據地。所以,他不但不打福建軍閥,而且與福建軍閥商議彼此劃界而治(1921年1月1日,已經回師廣東擔任了省長和粵軍司令的陳炯明,居然將閩南政權歸還了福建軍閥李厚基……),他自己則在漳州練兵訓政,甚至派遣了83名留學生,包括後來那個著名的共產黨徒澎湃,好為他將來獨自治理廣州而培養人才。孫文派去勸他“北進”的國民黨人邵元沖,就寫信向孫中山報告說“陳仍意在圖謀廣東,無意北進”(注釋)。至於在福建漳州期間,陳炯明又是怎樣宣傳社會主義和“容共、助共、崇拜”蘇俄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1920年初夏,廣東的局勢已經有所變化,孫中山已經連續對陳炯明發出命令,要他迅速回師攻擊在廣東的桂系軍閥。但是,陳炯明為了保存實力,竟然一再拖延,拒不受命。

孫中山只好連派廖仲凱、蔣介石、朱執信等前往漳州,勸陳炯明迅速回師廣東,以重建廣東護法政府,建立護法基業。但陳炯明始終推三阻四,不聽眾人的勸告。特別是與他有師生關係的朱執信,雖然在1920年4-7月間,連續幾次到上海和漳州去勸說過他,最後也只能寫信報告孫文﹕“……競存(陳炯明字)處,力量費盡,彼頑如故,此際感情已傷,留亦無益,故決計先來滬陳彼間情況……”(注釋)

朱執信是孫與陳之間聯絡的重要橋梁,卻因為他們師生關係已傷,朱更於兩個月後犧牲,孫中山已經無力再聯絡指揮陳炯明。可以說,孫中山和國民黨不知花了怎樣的氣力,捐了多少的錢,甚至連加拿大華僑捐給孫中山的花園洋房都被孫自己賣掉以充軍費,才有了這一支得來不易的“護法軍隊”,連胡漢民都為此罵過陳炯明“貪新求大,不知籌款之艱難!”但是,這支好不容易才得以建立和發展的革命軍隊,就這樣地變成了陳炯明的私家軍,更“培養”了一個未來敢於公開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新軍閥。難怪蔣介石在1921年1月4日致廖仲凱的信中,曾對孫中山對陳炯明的器重不滿地發表評價﹕“將來一場無結果!”。

然而,陳炯明終於“受命”回師廣東了。原因竟是直系軍閥勾結桂系軍閥和北洋海軍,要進攻福建(注釋:“……桂系與直系軍費勾結,計議派兵如閩,更以福建地盤為餌以誘海軍,故海軍林寶澤電炯明﹕無論同意與否,海陸軍當即來福建。面對這一內外交迫的形勢,不容許他再猶豫,陳炯明乃於8月12日在漳州誓師,率粵軍三路回師討伐桂系岑春宣等。”,同上,第76頁)陳炯明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率軍回粵。而陳炯明之所以回師順利,原因是桂系軍費盤踞廣東,廣東人非常憎恨,而國民黨又以粵人治粵為號召,廣州民軍李福林又為驅除桂系軍閥而宣佈獨立,所以,陳炯明回師僅僅一個多月,便趕走了桂系,克定了廣東。但是,他雖然算是勝利回師,但國民黨中人對陳炯明極為不滿,甚至流言四起,這時,孫中山仍然在給蔣介石信中表揚陳炯明、信任陳炯明,甚至把陳炯明當成了辛亥革命前的黃興和辛亥革命後的陳其美,要“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注釋:孫信中原話:“競存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存兄之助,同德同心,豈能尋常可疑?我望競存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黃興),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陳其美)。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我所求者唯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之共和主義,而豈若專制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同上,第77頁)

孫中山“以德服人”,而且“言必信,信必果”,極其真誠地對待了一個對他不但“心有異志”,“時有二心”,並且“常不聽命”的部屬――陳炯明,甚至等到陳炯明在他的三請四邀之下回到廣州之後,就立即任命陳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陳又被孫中山任命為陸軍部長兼內政部長。

一生坦蕩、真誠,卻又過於單純的孫中山先生,卻不知道“人心不一”的道理。他對陳炯明的期望、重用甚至是依賴,卻是一次又一次地為陳炯明膨脹的野心,提供了條件和機遇。

1921年6月18日,孫中山對廣西軍閥下達了總攻擊令。命令陳炯明、許崇智、李烈鈞、谷正倫等部分路進擊。

1921年9月3日,孫中山領導的北伐軍克服了整個廣西。

孫中山立即決定乘勝北伐,征討直系。

然而,兵權在握的陳炯明,只想做廣東王,就象當時中國其他有槍的軍閥一樣,只想稱兵割據,而絕不象孫中山那樣,是要北伐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真正“走向共和”,就不說此時北方軍閥又用500萬光洋收買他,要他阻孫北伐了(注釋)。所以,雖然孫中山大計已定,並且連續派胡漢民、居正先後勸說陳炯明立即領命北伐,但陳炯明竟又故伎重演,找出種種藉口拖延,甚至暗中聯絡湖南軍閥趙恒錫,拒絕北伐軍借道湖南北伐;暗中扣發北伐軍糧餉,以拖住孫中山的北伐。等到蔣介石和戴季陶都奉孫中山命令,前去勸陳炯明北伐時,陳炯明乾脆公開反對說“民國二年,胡漢民一定要我出兵反對袁世凱,實在害了我!如果那时不反袁,廣東由我幹到現在,豈不是什麼都好辦了嗎?”(注釋:同上,第79頁)。他自己說的這句話,實在是將一個腹藏權欲、心謀不正和誇言自大的“新軍閥”形象,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

1921年10月15日,孫中山不得不親自赴廣西,24日抵南寧,親自找陳炯明商談北伐計劃,陳炯明仍然找藉口拖延。無可奈何之下,孫中山只好命令陳回廣州籌措北伐軍糈。孫和陳矛盾終於公開化了。換句話來說,就是在陳炯明認為自己在廣東確已擁有“實力”之後,他決心不再買孫中山的賬了。當時,孫、陳不合,已經不時成為國內報紙的新聞。就像我前面說過的那樣,連剛剛來華、暗中已經決策“聯陳倒孫”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已經斷言﹕孫陳“一定不能相容”(注釋:汪精衛﹕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要比外界所傳言的還要嚴重得多。

1922年3月21日,曾一再奉孫中山之命,協調孫、陳關係的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鄧鏗將軍,竟然被陳炯明的族弟陳達生等謀殺。

1922年春,幾乎與鄧鏗被暗殺同時,剛剛代表陳炯明赴莫斯科參加蘇俄“遠東民族大會”的女代表黃璧魂,竟然在回國後,於公開場合企圖暗殺孫中山先生未遂。

1922年3月26日,由於陳炯明拒絕為廣西的北伐軍提供軍糈,孫中山因北伐計劃已經無力繼續進行,才不得不認定陳炯明是存心阻撓北伐,孫中山只好率軍回粵。為鞏固後方,親自回廣州處理陳炯明的事情,只帶少數衛隊回駐總統府。陳認為時機已到,密示前清軍人葉舉處孫於死地,這才有陳炯明炮擊總統府叛變的發生。

1922年4月16日,孫中山抵達梧州,召陳炯明見面,陳炯明拒絕。4月20日,孫中山回師肇慶,廖仲凱、伍朝樞等力勸陳炯明去見孫中山,陳仍然堅拒。孫中山在盛怒之下,雖經胡漢民力勸,幫陳炯明講話,還是免去了陳炯明的廣東省長職務,仍保留陸軍部長一職。陳炯明知道後,即於21日離開廣州到了惠州,並於六月初,就是離開他公開叛變――炮擊孫中山觀音山總統府不到半個月的時候,突然邀請在上海的中共領袖陳獨秀到廣州與他秘密會見。陳獨秀到廣州與陳炯明秘密會見後,回上海前曾對陳公博﹕“廣東恐怕不久必有變故”(注釋:陳公博回憶祿)。

不數日,陳炯明終於製造了那一場震驚中外的“武裝叛變”,陳炯明的公開武裝背叛,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之前的中國國民革命歷史上,實在是絕無僅有。

然而,陳炯明的武裝叛變行為,不僅激起了國內民眾的憤怒,而且遭到了國內外輿論的一致譴責。誠如歷史前輩吳相湘先生所說﹕“陳炯明這一行動,無論自任何一點來說都是不能獲得世人諒宥。因此,國內輿論都一致責備這一叛變。”(注釋:《民國百人傳》第三冊,第81頁)他的行為,不僅等於將他“不義”的形象公之於眾了,而且使他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對和拋棄,連軍閥們都指認他人品不好。更重要的是,他一心要聯合的蘇俄,終於斬釘截鐵地擺脫了他;曾是他密友的中共,也不得不在輿論的壓力之下,特別是在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命令下,對他“翻臉無情”;甚至他的部下,也開始以他為背叛的榜樣,公開地背叛了他――陳炯明所部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戴戟,就在後來陳炯明遭遇革命軍的討伐中,率先叛變了他。

1923年1月4,孫中山發表了討伐陳炯明的電報,號召各路部隊一起討伐陳炯明。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被趕出廣州的陳炯明不得不通電下野。

1923年2月15日,孫中山等離滬返粵。為了爭取與北方的和平統一,和避免各方面的猜忌,孫中山決定不再任南方革命政府的總統。

其後,陳炯明雖曾在英國和港英當局的支持下,反撲過多次,但終於被蔣介石的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所打敗,從而徹底地結束了他從政從軍的“改良、革命、投機和叛變”的生涯,其餘生,也只能是北與倒臺的軍閥流連山水,南與香港的致公黨們一起走上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卻又無命等到中共社會主義革命在大陸勝利成功的“大好時光”。

當時的中共領袖張國燾曾對陳炯明評價﹕“陳炯明原為粵軍總司令,亦愛談社會主義。後與孫中山北伐的主張不同,他主張聯省自治,分省建設,圖據廣東以自保。中共為表示與孫中山合作的誠意,曾開除親陳炯明的幾個共產黨員的黨籍。陳於1925年遭黃埔黨軍擊敗,國民黨因而鞏固廣東的基礎(注釋:張國燾回憶錄,一冊,第20頁,陳炯明像片說明)。

雖然共產黨領袖張國燾對陳炯明的評價,並非沒有袒護之意,但意思已經到了,還很明確。

這就是我必須事先說清楚的,陳炯明和孫中山的關係,還有陳炯明的結局,否則,我們委實無法瞭解孫中山為什麼終於被前蘇俄“聯孫容共”了。

 

 

第三、孫中山被迫接受前蘇俄“聯孫容共”,但沒有背離辛亥革命

 

陳炯明的武裝叛變,造成孫中山二次“護法”全部失敗。孫中山陷入護法以來從未有過的困境,連他親自攥寫的全面論述三民主義著述的手稿,都全部被叛軍的炮火燒毀磬盡。從陳炯明叛變發生,一直到孫中山先生承認二次護法失敗回到上海,他的處境可以說是極其地惡劣:當時的北京軍閥政府樂得高唱孫中山和徐世昌一起下臺,軍閥吳佩孚則高唱“聯省自治”以確保軍事割據,在各省軍閥當中有一些人還在或明或暗地支持著陳炯明,辛亥之後愈來愈喪失去了“同盟會之魂”國民黨人中,居然有49人聯名通電請孫下野。而美國人雖然口頭上支持孫中山,實際上是在隔岸觀火。英國港英當局則繼續“援陳驅孫”,後來甚至支持商團叛變,企圖再一次將孫中山攆出廣東。孫中山在1923年發表的宣言書,就曾痛心地說,陳炯明叛變使他“顧失敗之殘酷,未有勝於此役也!”

在這個對孫中山來說,確實是萬般艱難、幾乎是無路可走的情勢下,蘇俄終於找到了“逼迫”孫中山接受“聯孫容共”的機會。

1922年7月,陳炯明叛變不足一月,蘇俄又採用起革命的兩手,一方面任命越飛為駐中國全權特使,一方面又命令馬林與越飛同赴中國。他們的分工是:越飛聯繫北方軍閥政府,企圖繼續利用中國的軍閥勢力;馬林則遵照列寧命令中國的“共產黨要與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開始聯合孫中山的國民黨,並要求國民黨“容共”。一個由外國的專制領袖——用蔣介石後來的的話說,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世仇大敵”所命令、所製造、所逼迫的虛假“國共合作”,實際是“聯孫容共”,終於開場了。

1922年8月25日,馬林受越飛委託,在李大釗的陪同下,直奔上海,上門拜見失敗的孫中山,正式提出“蘇俄要聯合孫中山”,並且表示要支持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革命,介紹 “蘇俄作出並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孫中山終於妥協說:“我現在認為與蘇俄建立一個比較緊密的關係是必要的。”  

後來,孫中山接受英國記者亞瑟 . 索朗姆的採訪時說:“國民黨是我的孩子,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它們站在岸上嘲笑我。這時漂來一根俄國的稻草,我在快要滅頂的時候抓住了他。英美站在岸上大喊,叫我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能夠幫助我嗎?不。我知道,這是一根稻草,可是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孫中山就是在這樣一個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抓住了蘇俄這根稻草,並終於被“聯孫容共”了。因為,“聯孫”,就是為了拉攏中國“反帝助俄”,同時又可以借機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容共”則是蘇俄支持孫中山的必須條件,因為列寧不僅已經在中國建立了共產黨,而且還要在中國發展共產黨。而在當時的中國,唯有找到孫中山和國民黨這個“奶水充足”的保姆,蘇俄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才能夠迅速養大。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早就說過,1923年底,在孫中山被蘇聯聯合前夕,才有432個共產黨員;但是,就是因為孫中山被迫接受了“容共”,到了1925年,中共在短短的兩年之內,就發展到了57000多人!這當然是蘇俄利用國民黨發展共產黨的一個“輝煌結果”。

我已經一再地說過,共產黨蘇聯從來都是以“革命的名義”,搞“革命的兩手”。他們左手拉住中國北方的軍閥搞關係,右手卻要和中國南方的革命力量聯合。於是,中國的一雙死敵,便都牽在他們的手裏。要知道,孫中山在一種垂死的、絕望的困境之下,才不得不抓住了俄國人送來的這根稻草,在他,當然也是權宜之計。所以,1922年7月,當越飛帶著馬林到中國來,要求他與蘇聯聯合的時候,他雖然說過上面那些傷感的話,但並沒有立即答應蘇俄的聯合邀請,而是和蘇俄談判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直到1923年11月,才和越飛在上海發表“孫文越飛共同宣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共產制度實際上不得移植於中國”,也就是說,不容許蘇俄在在中國搞共產主義,這是白紙黑字地印在報紙上的,也是一直留到今天的重要歷史文獻。在中國必須建立現代民主制度的問題上,孫中山先生絕沒有讓步。之後,孫中山先生召開了國民黨“一大”,“一大”宣言由他自己親自審定,整篇宣言只講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無一字講共產主義和共產革命。會後,孫中山立即在廣州系統地講演了三民主義,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哪一個人批馬克思主義,能比孫中山批得更高明、更準確。那可是近100年前哪!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去讀一讀。

之後,孫中山在與蘇俄及國共的關係上提出了四條原則,就是:“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堅持民主共和,反對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不得在國民黨內建立共產黨的黨團;如果共產黨員不服從國民黨的思想和命令,我就開除他們;如果蘇俄反對國民黨的政策,我就反對蘇俄”。這四項原則,說明他在被“聯孫容共”的日子裏,並沒有背離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原則。說明他不得不“被聯孫容共”,也是為了能把辛亥革命進行下去,能夠推動他的中國國民革命,能夠“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完成他民族、民主革命的理想。

說到這裏,我倒是想問大家一下,就歷史的根本事實而論,究竟是孫中山“聯俄容共”,而是前蘇俄“聯孫容共”?當然是前蘇俄“聯孫容共”了!同時,我們還必須重申的是,孫中山先生是在他遭遇巨大失敗和困厄的時候,具體的說,就是遭遇陳炯明的武裝叛變之後,因“計無所出”,才被迫為蘇聯所聯合的,就是“被聯孫容共的”。

 

 

第四、孫中山被迫接受“聯孫容共”所造成的四個混亂和五個後果

 

 

四個混亂

我說到這裏,也想問大家一下,只因為孫中山被迫讓蘇聯“聯孫容共”了,孫中山先生就成了“中國專制的鼻祖”了嗎?中國才被共產黨專制到了今天嗎?以致歷史的所有罪惡,都是由孫中山造成的嗎?所謂“國共兩黨的專制”,不論在本質上和表現上該有何等的不同,都是因爲孫中山才有的嗎?難道當真如今天那些“志在罵倒孫中山”的人士所罵,中國幾千年的罪惡專制都源於孫中山嗎?大家不要以爲我是在誇大其詞,這可是在國內國外的網站上不斷出現、愈來愈烈的公開辱駡。他們可從來沒有這樣罵過共產黨和毛澤東。

孫中山有沒有錯?當然有錯。“病急亂投醫”嘛!他犯了四個方面的失誤,也造成了四個混亂:

第一,造成了革命思想的混亂。就是在國民革命的陣營裏面,把一批搞共產革命的人放了進來,在國民黨裏,吸收了共產黨。這對前蘇俄,所謂正中下懷。蘇聯認爲,你不讓中共和你平起平坐,卻讓共產黨員參加你的國民黨,那我就命令所有的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裏面去,表面贊成三民主義,暗中宣傳共產主義,去製造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思想大混亂。這一點,蘇俄通過他們的顧問、軍代表和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們,確實是做到了。當時,在國民黨裏,真的已經出現“兩個主義一個黨”的特殊狀況。以至於到了孫死後,在國民黨召開的“二大”上,甚至只能講馬列主義,而不能講三民主義了,國民黨內這種革命思想的混亂,豈不是已經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參見《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

第二,造成了革命組織的混亂。由於共產黨全部參加了國民黨,特別是在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裏面,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中央組織部裏,居然二十九個部員中,已經有二十六個是共產黨員;國民黨召開“二大”,竟保證要有三分之二有國民黨身份的共產黨員參加這個代表大會,國民黨這個革命政黨還能夠不混亂嗎?就不說,由於表面上都是國民黨員,暗中卻建立了共產黨的秘密黨團,並在蘇俄顧問的指示下,立即開始分裂國民黨,就是在國民黨內劃分“左派、中派、右派”,然後再用左派(就是親俄親共派)來團結中派,以共同打擊“右派”(就是反共反俄派),直到把國民黨搞得幾乎要垮掉。要不是後來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以救黨,國民黨就算是完了,中國的國民革命早就變成共產革命了。

第三、思想的混亂和組織的混亂,一定會造成“革命目標”的混亂。中國共産黨在蘇俄命令下的革命,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可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要“走向共和,經過軍政、訓政,憲政,最終還政於民”的。這是風馬牛不相及,水與火不相容的。可是,由於共產黨參加了國民黨,目的還是要實行共產主義;國民黨裏被加入了許多共產黨,國民黨卻說還要實行三民主義;那麼,這個揣著兩個黨的國民黨,還能夠順利地朝著自己的目標革命嗎?當然不能了。

第四,革命目標的混亂,就一定會造成“軍事目標”的混亂。孫中山被“聯孫容共”,是爲了想讓蘇聯給一點槍支,給一點經費,然後好建軍校,練軍隊,繼續北伐打倒軍閥,實現大中華民國的和平民主統一。可是,共產黨是要把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按照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那是要用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來推翻的,就是要用暴力來推翻的。所以,一個要用民主革命的武裝來建立真正的共和之國,一個要用共產革命的暴力來建立階級專政之國,雖然他們曾在一個黨裏,一支軍隊裏,但遲早非打起來不可。果然,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一開始,可以說剛剛獲得一點勝利,蘇俄就指使北伐軍中的共產黨,在北伐勝利的後方鬧起“共產土地革命”來了;北伐剛剛打到武漢,還沒有打到南京,蘇俄就又指使北伐軍中的共產黨,在背後打起國民黨的北伐軍來了;甚至開除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並與他開戰;陰謀炮轟外國僑民,以挑起列強來阻止蔣介石繼續北伐;直至在北伐軍正要攻佔上海之際,竟然搶先發动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搶先建立共產黨的“階級政府”、“巴黎公社”,以抵抗北伐軍進入上海……。這就是由革命目標混亂所引發的軍事目標的混亂,其結果可想而知。

因為上述四個方面,以前我都講過,在誰是新中國的書中也作了詳細的論證,所以,今天我就不再就這個問題作更深入、更細緻的說明了。而我只想再說明一點的是,造成軍事目標的混亂,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孫中山死後,請注意,是“孫中山死後”,當汪精衛、廖仲愷當家時,將蘇聯的“黨代表”制引入了中國國民革命軍。這不僅對當時的中國國民革命和國民革命軍帶來了極大的傷害,更為後來國共兩党仿照蘇共紅軍,都在軍隊建立黨代表制,進而設置黨的政治部,保證“一黨領軍”,直至將國家的軍隊變成一黨的軍隊,遺禍實在太大。雖然,國民黨後來終於“還軍與國”,可是共產黨直到今天還在公開地堅決反對“軍隊國家化”,當年的遺禍之大,實在無言可說。

 

 

五個後果

 

孫中山先生“病急亂投醫”所造成的四個“混亂”,應該說是他的嚴重失誤,确实是歷史性的。因為這些混亂對後來的中國國民革命和大中華民國帶來過困境,甚至是難解的困惑和困厄,造成了五種嚴重的後果。

其一是為蘇俄教唆中共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帶來了機會。這可是共產黨在他們的革命成功後,公開地和一再地炫耀過的話。換言之,就是蘇俄“聯孫容共”陰謀成功,共產黨立即鑽到國民黨的肚子裏“打起滾”來了!他們學著列寧的革命兩手,“加入國民黨,分裂國民黨”;公開發展國民黨,暗中發展共產黨”;高喊參加國民革命,秘密發動共產革命”;“公開擁護三民主義,背後攻擊三民主義”……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  也成了偽中山大學,掛著孫文的牌子,賣著馬列的主義,還要批判“孫文的革命學說是小資產階級反動的社會主義”。從此,許多的國民黨人變成了沒有三民主義的人,或嚴重地遭遇了共產主義誘惑的人,這就為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的迷茫甚至是背叛,提供了機會。

其二是為汪精衛為代表的親俄親共派提供了投機的政治機遇 。因為,如我前面所說,如果孫中山沒有被前蘇俄“聯孫容共”,就沒有了汪精衛兩度“親俄親共”的機會和可能,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國的北伐打倒軍閥,大中華民國的進步統一大業,也就不可能遭遇那許多的危險和危機。當時,要是沒有蔣介石救黨,汪精衛自稱的“武漢俄國政府”,就是由蘇俄控制、國民黨“親俄親共”派所掌權的政府,很可能会提早二十二年將中國推向共產專制統治的深淵。

在這裏,我似乎應該別加說明的是,汪精衛在全民族抗戰開始不久,就投敵當了漢奸,又在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俄國顛覆者的策劃下,在淪陷的南京建立了為侵略者所領導、所控制的“偽中華民國政府”,也就是他的“南京日本政府”,為當時重慶國民政府所領導的艱苦抗戰,製造了嚴重的危機。雖然,他在抗日初期投靠日寇的時候,曾高喊過反共,似乎改變了他原來的親俄親共立場,但是,他的反共既是為他的“反蔣”所需要,又是為他的“親日”所必須 。因為,蔣介石要聯合國內的所有黨派一致抗戰,甚至對提出了“四項保證”的共產黨,他都愿意接受輸誠,就是接受投降,是真心誠意地要“團結抗戰”,所以,汪精衛才要在這種時候來高喊反共,標榜他與蔣介石的不一樣,證明他才是堅決反共的,並作給日本侵略者看。這不過是他的又一個表現野心和陰謀的手段而已,更是他投日做漢奸的前奏。當時汪偽政府與延安的勾結,目前已經愈來愈被國內的學者所揭開,汪精衛與日本及共產黨的真實關係和“三角關係“,也已經愈來愈清楚,無非“反共是假、投日是真”罷了。

辛亥之後,汪精衛的大半生,全是因為野心和欲望,名利和地位,特別是對蔣介石的終生忌妒和嫉恨,才使他最終地走上了漢奸的不歸之路。一九三九年,當隨汪投共的陳公博勸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希望汪主席也能拉著蔣介石一起投日時,陳璧君的一句話可謂大露天機:“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所以,今天,有一些人要“反潮流”,在還原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成果已經日新月異之際,為進一步詆毀蔣介石,而拼命要為汪精衛翻漢奸案,說他才是堅決的反共者,是一個“和平救國”者,也就貽笑大方了。在這個世界上,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哪一個漢奸,哪一個“族奸”,不都要找到一個頂頂美好的原因來做漢奸,來為自己的出賣行為進行掩飾呢?

汪精衛的漢奸案是永遠也翻不了的。

其三、為蔣介石領導北伐、抗戰與和平建國留下了特殊的困難。首先,正是因為前蘇俄要“聯孫容共”的目的已經達到,同時,孫中山的國民黨又不得不“容”進了共產黨,就象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國民黨已經在思想、組織、政治、軍事等各方面,被中共的“挖心戰術”打得混亂不堪,用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話來說,就是“國民黨已經徒剩下一具軀殼”,這就給真正的國民黨人,特別是國民黨的新領袖蔣介石在各個方面為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撥亂反正”,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為此,為完成北伐打倒軍閥,重建南京國民政府,創建大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進步,蔣介石等真正的國民黨人,就不得不提出和解決“五案”:一是借蘇俄和汪精衛要對他發動兵變,要將他劫持到蘇俄的“中山艦事件”,第一次進行反擊即撥亂反正;二是在蔣介石反擊成功的基礎上,由國民黨提出的,要將部分被蘇俄顧問和共產黨劫奪的國民黨權力拿回來的“整理黨務案”;三是於北伐勝利進軍途中,為抵制蘇俄顧問和中共在北伐後方發動共產革命、建立“武漢俄國政府”,才提出的“要求遷都案”;四是在中共終於發動南昌叛亂,秋收暴動,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之後,才被迫決心實行的“四一二清黨案”;五是中原大戰之後,為蕩平中共為“武裝保衛蘇聯”、實行叛亂割據和篡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實行“剿滅共匪案”。此後,為團結抗日,拯救中華,蔣介石又不得不接受共產黨輸誠,就是共產黨假投降;最後,就是抗戰勝利後,為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面對共產黨早已發動的內戰,而不得不實行的戡亂戰爭……。

確實,如果沒有前蘇俄“聯孫容共”的成功,蔣介石和中國的國民革命,又如何能夠遭遇到如此的痛苦艱難呢?當然,蔣介石在為抗日而接受共產黨虛假輸誠的問題上,確實是重犯了孫中山被迫接受前蘇俄“聯孫容共”的錯誤。這個錯誤,雖由孫中山而來,卻為他自己所造成。這個太大的錯誤,實在是為他、為中國國民革命、為大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的失敗,埋下了太大的禍根。所謂殷鑒不遠,蔣介石確實是大錯而特錯了!

如果還要把前蘇俄“聯孫容共”的成功為蔣介石所造成的痛苦和困難,再加以簡要的補充的話,那麼,共產黨的混入國民黨和破壞國民革命,實在是為滿清復辟勢力與共產黨的勾結,滿清殘餘軍閥勢力即前請軍隊改良派們和共產黨的勾結,北伐之後地方軍事割據勢力與共產黨的勾結,創造了大好的條件,埋下了可怕的禍根,尤為蔣介石創立和建設“第二共和”的大中華民國,帶來了天大的痛苦。就不說,在蔣介石當政的二十二年中,又因為孫中山曾被前蘇俄“聯孫容共”,就又為“產黨挾孫以打蔣”,“宋慶齡挾孫以反蔣”,“國民黨中原親俄親共勢力挾孫以叛蔣,製造了先機和藉口,更為蔣介石繼續“護國和護法”,設置了重重的難關和一個又一個的難題,直到他被各種與共產黨有關係、有勾結的勢力所聯合打倒,中國的國民革命,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我們的中國大陸人民,也就在劫難逃了……。

其四、為中共篡改“聯孫容共”、撒謊“國共合作” 預留了地盤。我在前面已經講過,1986年,中國的著名學者陳錫其教授就已經著文指出,查遍國民黨的文獻,從來就沒有“聯俄容共”這四個字。而這四個字最早是出現在“共產黨的檔案”裏。至於“聯俄聯共”就更不必說了。但是,正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無奈之下,確實曾被“聯孫容共”過,所以,於是,這個地地道道的“前蘇俄聯孫容共”,也就在被共產黨“偷換了主語”之後,變成了所謂的“孫中山聯俄容共”,就是孫中山主動去找前蘇俄聯合的,那當然就完全不一樣了!誠如我在《誰說新中國》一書裏曾對國民黨的批評那樣,國民黨蔣介石在北伐統一中國之後,曾在各方面有過長足的進步,但是,唯獨在思想理論的建設上,和對國共思想關係和歷史關係的清理上,特別是在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批判上,過於缺少建樹,以至於被共產黨鑽了空子。尤為重要的是,中共是一九四九年的勝利者,而“勝利者的謊言是最容易讓人相信的”。何況,這個勝利者不僅相信“謠言說了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真理”,而且,前提還是只准許他撒謊造謠和欺騙,卻絕不容許任何人揭穿他的欺騙和謠言,講真話和講真相。所以,直到今天為止,在我們的大陸,固然大多數人還在口口聲聲地說著孫中山“聯俄聯共”;少數所謂知識精英、特別是自稱“自由派”的,還在謾駡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才製造了中國兩黨的專制;但在臺灣和海外,特別是那個早已失去了“黨魂”、不想要中國、也只“徒剩下了一具軀殼”的臺灣中國國民黨,至今還在把共產黨的檔案當作自己的文獻,不僅“聯俄容共”不離口,而且“國共合作”還要搞“第三次”,並正在搞“第三次”,豈但令人替他們害怕害羞,而且叫人擔憂卻又徒喚奈何。

其五、為中共“革命”、竄史、竊權、欺世,提供了機會,留下了藉口。因為,中共用盡心機地利用他和孫中山短暫的歷史關係,就是從1923年11月“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到1925年4月25日孫中山去世,中共被“容”到國民黨裏面總共一年半不到的時間裏,撒了許多太大的歷史性謊言。一是把“前蘇俄聯俄容共”公開地篡改成了“孫中山聯俄聯共”。二則說“是孫中山要求和共產黨實現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而絕不說他們是聽了列寧的命令,也是為蘇聯共產黨所迫(注釋),才全體一共432個共產黨員,一起鑽進了國民黨的肚子裏“成長和鬧事”去了。三是立即欺騙國人,賺取歷史資本。偽稱參加了中國的國民革命。三是利用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欺世盜名以求發展;將1937年主動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公開向國民政府投降,說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又一次欺世盜名以圖存。四是在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之後,雖然對孫中山的革命建國的思想、精神和歷史,實行了“軟禁”,對所有信奉孫中山三民主義者更是實行了長期的殘酷鎮壓。但是,中共卻一直利用孫中山的影響和威望,特別是利用“孫中山曾和他們合作的歷史性謊言”,竄史欺民,標榜合法,藉以竊取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劫奪國家傳承的歷史正統性。特別是在中共為自救而推動改革開放、實行專制改良的歲月裏,竟完全和當年一樣,對孫中山耍開了共產革命的兩手,既要利用孫中山來收拾人心,又要否定孫中山的“批判改良和發動革命”,在海內外“高舉著孫中山的旗幟,將孫中山罵翻了天”! 五是利用孫中山先生“曾聯俄容共”的謊言,對歷史上國民黨的那些不知情、不堅定分子,國內外的不知真相者,還有海外的華僑,直到今日的臺灣國民黨人及其泛藍民眾,進行了“世紀性的大統戰”,也就是“世紀性的大欺騙”……。 孫中山先生算是被共產黨利用夠了,也糟蹋夠了!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被前蘇俄“聯孫容共”所造成的主要歷史後果。雖然有一些是需要由孫中山先生背負歷史責任的,有一些則是我們後人的錯識和錯誤所造成。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言,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孫中山所遺留下的困境和困厄,也確已被蔣介石和当时的國民黨解決了。但是,與歷史上一樣,日本的長期瘋狂侵略,不僅給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歷史機遇,而且為蔣介石重犯孫中山曾經犯過的錯誤,製造了一個痛苦的歷史條件。這才是我們應該對具體的歷史發展,要予以具體分析的地方。而不要將今日中國所有的痛苦和災難,都推到孫中山一個人的身上,推到孫中山曾被“聯孫容共”的錯誤上,尤其是將孫中山和共產黨“一鍋煮”,那就太沒有歷史的客觀性了。雖然,我知道,他們這樣做,其實就是要為共產黨“解套子”,讓孫中山為共產黨的罪行“背書”。

當然,在今天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能批評,孫中山做錯了事,當然可以批評,甚至可以批判。十多年前,我在寫《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時候,就批評了孫先生的七條失誤。今天,我又更進一步地批評了他。但是,對孫中山該肯定、該維護的,我們就是應該肯定和維護。那不是維護他個人,而是在維護歷史事實本身,是在維護正確的民主革命方向和民主革命道路。然而,眼下有一些自稱是“自由”派、自稱是在搞“民主”的朋友,你們是不是對孫中山先生太苛刻了一點?對共產黨也太寬容了一點?!今天可千萬不要再做晚清的保皇黨們啊!要知道,任何時代的保皇黨都是沒有出路的。

另外,我們也不應該過於地責備孫先生。他也是在無可奈何之下才上了蘇俄的當啊!在這個世界上,上過前蘇俄和共產黨的當代人,實在是無以數計。我在上一講裏曾說過,孫先生長在鄉村,十三嵗就到海外讀書,二十嵗在港澳謀生,一生都沒有在專制官場上混過,“搞過”。所以,他不搞謀略,也不懂得搞謀略;不耍陰謀,也不屑於耍陰謀詭計。他永遠有一個幼稚天真的心。所以,他才不像那些在專制官場的混水裏、髒水裏趟過的那些人,他們懂權謀、善謀略、搞陰謀。當時,中國共產黨雖小,背後的蘇俄可“既是老大、又很老辣”,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孫中山怎麼能夠“玩”得過他們呢?何況他要革命,又是那樣地孤單和艱難。因此,我們批評他,也要原諒他,更應該避免他這樣的錯誤在今後發生,而只要努力地去完成他的遺志。我承認,我若不是來海外的這十幾年痛苦經歷,我對他是說不出這樣一番話來的。

今天,在中國經歷了“共產革命磨難”的 人,一談到革命就像是談虎色變,這可以理解和同情,我自己過去也是。但是,一個姓張的人,代表不了天下所有姓張的人,一種革命同樣不能代替所有的革命,革命有性質的不同。孫中山發動的是追求民主共和的國民革命,共產黨搞的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革命。歷史已經證明,我們只能要前者而不能要後者。而不是像某些人所做的那樣,辱駡孫中山,否定辛亥革命,故意地將孫中山和共產革命混淆在一起,然後再“一鍋端”,蓄意否定正確的民主革命和國民革命。而我們應有的正確態度,則是應當肯定促使世界進步的革命,否定造成世界退步的革命。這才是我要說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之所在。

我想重複說明的是,孫中山的傳統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我希望大家心裏都要有個“數”,這個“數”就是:你們把辛亥革命否定 了,把孫中山否定了,就等於否定了幾百年來,全世界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對民主的萬難追求,就等於否定了他們通過長期艱難奮鬥才獲得的所有民主成果,就是在對全世界“鼓吹倒退、反對進步”。倘真如此,今天,在這個到處都是“專制”的世界上,怕是我連自由講演、朋友們連自由聽講演的地方都沒有了。

 

(因匆忙本文大多註釋略,全部註釋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