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五 、三十六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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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连载

 

從坦波夫到大饑荒

 

 

(第一部分第五章: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尼古拉斯˙沃思 著   李剛 譯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政權似乎勝利在望。白軍的殘餘已經敗北,哥薩克人潰不成軍,馬克諾的遊擊隊也在逃竄。儘管針對白黨的戰爭實際上業已結束,新政權與多個主要階層人民的衝突卻愈演愈烈。針對農民的戰爭於1921年頭幾個月中達到高潮;其時一些省份事實上完全不屬於布爾什維克黨的勢力範圍。在西西伯利亞的坦波夫省(伏爾加河流域的省份之一,此外還有薩馬拉、薩拉托夫、察里津、辛比爾斯克諸省),布爾什維克黨只控制著坦波夫市。鄉村要麼是在數以百計的綠黨組織手中,要麼則為某支農民軍隊的地盤。地方紅軍衛戍部隊中每日都有譁變發生。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圖拉等幾個工業活動尚在持續的地區,罷工、騷亂、工人抗議活動成倍增加。1921年2月底,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水兵譁變。局面變得一觸即發,整個國家正在失控。面對業已威脅到新政權生存的社會動盪龐然浪潮,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被迫有所緩和,採取了唯一能夠暫時平息這股巨大、危險且廣泛之不滿情緒的舉措:他們承諾停止徵糧,改為施行實物稅。1921年3月,在社會與政權的這場衝突當中,新經濟政策出臺了。

長期以來,主流歷史過於強調了1921年3月所標記的分野。用實物稅取代徵糧的政策在布爾什維克黨第十屆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日匆忙採納,但並未導致工人們停止罷工或緩解恐怖局面。目前已經公開的檔案顯示,1921年春的這項新規定沒有立即帶來和平。事實上,極度的緊張狀況至少延續到1922年夏,並且在某些地區甚至比這還要長得多。徵糧隊繼續在鄉下搜刮,罷工依然遭到野蠻鎮壓,殘存的社會黨積極分子被抓捕。對「叢林中匪徒的清剿」也還在不擇手段地進行,包括對人質的大規模處決和向村莊施放毒氣彈。歸根到底,反叛的鄉村最終是被1921年至1922年的大饑荒打垮:徵糧負擔最重的地區就是造反的地區,也就是饑荒最慘烈的地區。飢餓作為當局的「客觀」盟友,不僅是可以想見的最強大武器,而且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嚴厲打擊與當局抗爭之東正教和知識界的藉口。

1918年夏季開始徵糧以來,在所有暴動當中,坦波夫農民的暴動是最大和最有組織的,因此也是堅持最久的。坦波夫省在莫斯科東南方不到500公里處,自二十世紀初就一直是社會革命黨的堡壘之一。從1918年到1920年,儘管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該黨依然有為數眾多的積極分子。坦波夫省亦是莫斯科附近最大的小麥產地,自1918年秋天起,一百多個徵糧隊出沒在這片人口密集的農業地區。1919年,多次短命的騷亂在萌發時就遭到鎮壓。1920年,徵糧定額由30万噸提高到45万噸。與此同時,農民們因為知道任何餘糧都將被立即徵收,卻顯著減少了耕種面積。1 因此要達到此定額,農民勢必活活餓死。1920年8月19日,徵糧隊習以為常的一些作為在希特羅沃鎮突然引發民變。地方當局自己承認:「徵糧隊肆意妄為。他們沿途見什麼搶什麼,就連枕頭和廚具也不放過;他們私分贓物,還在眾目睽睽下毆打七十歲的老頭。這些人的兒子們是躲藏在樹林裡的逃兵。既然找不到兒子,那就懲罰老子。讓農民們憤怒的另一件事情,是把沒收的穀物在用大車拉到附近火車站後,丟在露天地裡任其腐坏變質。」2

暴動由希特羅沃迅速蔓延。到8月底,超過14000名用步槍、乾草叉及長柄大鐮刀武裝起來的人們,趕跑或殺死了坦波夫省全部三個管區的所有蘇維埃政權代表。這場農民暴動最初與之前兩年裡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各地已經爆發的數百次事件並無二致,但在一流軍閥亞歷山大‧斯捷潘諾維奇‧安東諾夫充滿感召力的帶領下,數週內即發展成組織良好的起義。

安東諾夫自1906年起就是社會革命黨積極分子,1908年後因政治原因被流放西伯利亞多年,直到1917年10月才回來。如同許多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一樣,他一度投身於布爾什維克黨的事業,曾任其原籍地區基爾薩諾夫的民兵首領。1918年8月,他與布爾什維克黨決裂,並且成為在鄉下出沒之眾多逃兵團夥中一夥人的頭目,率領屬下用遊擊的方式對抗徵糧隊和攻擊膽敢前去偏遠村莊的少數蘇維埃官員。農民暴動於1920年8月在基爾薩諾夫興起後,安東諾夫不僅組織了一支高度有效的農民民兵,而且建立了一個甚至打入坦波夫契卡(肅反委員會)的非凡信息網。他還設立了宣傳部門,散發傳單和宣言,譴責「布爾什維克委員制度」,並且用一些深得人心的關鍵要求來鼓動農民,例如自由買賣、結束徵糧、自由選舉、取消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解散契卡。3

與此同時,社會革命黨的地下組織建立了「工作農會」,一個由周圍地區激進農民構成的祕密聯繫網。儘管安東諾夫和工作農會的領導人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和,坦波夫地區的農民運動基本上有軍事組織、有信息網、還有政治綱領;這都給此運動帶來力量和團結,並且是任何其他農民運動(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以馬克諾為首的運動)所缺乏的。

1920年10月,布爾什維克黨所能控制的不過是坦波夫市和數個省級城市。成千上萬的逃兵踴躍參加安東諾夫的農民軍,後者在全盛時超過五萬人。列寧終於認識到情況的嚴重,於10月19日寫信給捷爾任斯基:「至關重要的是用最具警示意義的方式從速粉碎這個運動:我們一定要更加積極主動!」4

11月初,布爾什維克黨於該地區只有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的不到五千人。在於克里米亞擊敗弗蘭格爾後,部署在坦波夫省的兵力迅速增至十萬,包括紅軍的一些部隊,儘管後者基本上沒有參與對暴動民眾的鎮壓。

1月1日後,農民暴動蔓延到其他幾個地區,包括整個伏爾加河下游(薩馬拉、薩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四省),以及西西伯利亞。這些富饒多產的地區在經過數年的沉重負擔後,面臨著饑荒的威脅;形勢變得一觸即發。薩馬拉省伏爾加軍管區的司令官於1921年2月12日報告說:「數千飢餓的農民包圍了徵糧隊存放為城市和軍隊徵收之穀物的糧倉。情況數次惡化,軍隊不得不反覆向憤怒的人群開火。」薩拉托夫的地方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向莫斯科拍發的電報稱:「土匪活動猖獗全省。農民們搶走了國家糧庫中總共五萬噸的全部存糧。由於逃兵持有的槍支,他們裝備充足。紅軍的部隊成建制地消失。」

與此同時,在東邊大約一千公里處,新的動盪地區正在顯現。布爾什維克政府在盡其所能從俄羅斯南方與烏克蘭的富庶農業地區搜刮了全部資源後,於1919年秋天起已經轉向西西伯利亞地區;他們武斷地基於1913年小麥出口數字來規定該地區的定額。昔日用金盧布支付的供出口收成與此刻農民們為徵糧留存的微薄儲備不可同日而語,但顯然沒有人在乎個中的差別。如同其他地區一樣,為了保護勞動果實和自己的生存,西伯利亞農民也用起義作出回應。1921年1月到3月,布爾什維克黨喪失了對秋明、鄂木斯克、車里雅賓斯克、葉卡特琳堡四省(一片比法國還大的土地)的控制。連接俄羅斯西部與西伯利亞的唯一紐帶西伯利亞大鐵路,也於2月21日在一支俄羅斯農民軍隊攻佔托博爾斯克市後被切斷;該城直到3月30日才被紅軍收復。5

在國家的另一端,在舊都彼得格勒和新都莫斯科,1921年開年後的形勢幾乎同樣一觸即發。經濟陷於停頓,運輸系統全面失靈。由於燃料匱乏,大多數工廠要麼關閉,要麼開工不足;這些城市的食物供應瀕臨徹底消失的境地。工人們有的走上街頭,有的在周圍村莊尋找食物,剩下的則在冰冷的半空工廠裡三五成群地交談。許多工廠中可以交換食物的東西都已搬空。

契卡信息部1月16日的一份報告指稱:「不滿情緒彌漫,工人們預言政府馬上就要倒臺。每個人都餓得不行,因此沒有人還在幹活。莫斯科的衛戍部隊越來越不值得信任,隨時都可能失控。必須要採取預防措施。」6

1月21日,政府下令將莫斯科、彼得格勒、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得的麵包定量減少30%。此時白軍業已徹底潰敗,政府沒有辦法再聲稱一切都是反革命分子造成的,因此這項舉措就足以點燃造反的火藥桶。1921年1月底到3月中,罷工、抗議集會、反飢餓遊行、示威、工廠靜坐每日發生,並且於2月底至3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達到高潮。3月22日至24日在莫斯科,契卡的特遣隊與想要衝入軍營和士兵聯手的示威人群發生嚴重的對抗。多名工人被槍殺,數百人遭到逮捕。7

在彼得格勒,動亂於2月22日後蔓延更廣;是日若干主要工廠的工人代表,投票成立了帶有強烈孟什維克黨與社會革命黨色彩的「全權工人議會」。議會的第一項命令就是堅決要求取消布爾什維克黨獨裁政權,蘇維埃自由選舉,言論、集會及新聞自由,以及釋放全部政治犯。為了達到這些目標,議會號召舉行總罷工。衛戍區司令部未能阻止一些部隊通過支持罷工者的決議。2月24日,契卡的特遣隊向示威工人開火,打死十二人。同一天,一千多名工人和社會黨積極分子被抓捕。8但是罷工者的隊伍卻在繼續壯大,並且有數千士兵脫離其部隊而加入工人的行列。推翻沙皇政權的二月革命四年後,歷史仿佛又在重演:激進的工人與嘩變的士兵再次聯手。2月26日晚上九點,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魁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驚慌失措地向列寧拍發電報:「工人們已經與軍營中的士兵會合……我們依然在等待向諾夫戈羅德要求的增援部隊。如果他們不能在數小時內趕到,我們將會失守。」

兩天後,讓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最心驚膽戰的事情發生了:彼得格勒附近之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兩艘戰艦上的水兵嘩變。季諾維也夫於2月28日晚上十一點再次向列寧發出電報:「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號和彼得帕夫洛斯克號主力戰艦通過社會革命黨和黑色百人團決議,」並且向我們發出二十四小時最後通牒。工人的情形很不穩定。所有主要工廠都在罷工。我們認為社會革命黨人將加大抗議力度。」9

季諾維也夫所指稱的「社會革命黨與黑色百人團」要求,與經歷了布爾什維克黨三年獨裁統治之絕大多數公民的願望完全相同:即(至少要讓「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及左翼社會黨派」享有)自由和保密的選舉,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他們也要求全民同等定量,釋放所有政治犯,成立特別委員會以重新審理集中營囚犯的案子,結束徵糧,解散契卡特遣隊,以及給予農民自由,讓他們(在利用自己資源的前提下自由支配對其土地的使用和飼養自己的牲畜。」10

在喀琅施塔得,運動的勢頭不斷上漲。3月1日的一次大型集會有超過一萬五千人參加,佔該海軍基地軍民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央常務委員會米哈伊爾‧加里寧親臨會場,企圖要化解此狀況,卻被與會者的噓聲趕下臺。次日,造反者們(包括喀琅施塔得的至少兩千名布爾什維克黨員)組成臨時革命委員會,並且試圖與彼得格勒的罷工者和士兵聯合起來。

契卡在1921年3月頭一週裡關於彼得格勒形勢的每日報告,無疑表明了民眾對在喀琅施塔得之譁變的廣泛支持:「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顯然預期全民起義隨時可能發生。他們與嘩變士兵和多家工廠串聯。今天在兵工廠的一次集會上,工人們表決通過一項參加總暴動的決議。他們推舉了一個三人代表小組,包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孟什維克黨員、以及一個社會革命黨人,以與喀琅施塔得保持聯絡。」11

3月7日,彼得格勒契卡接到命令要「對工人採取決斷行動」。在48小時內,兩千多名工人(均為已知的社會黨或無政府主義派同情者或積極分子)遭到逮捕。與嘩變士兵不同,工人們沒有武裝,因此無力抵擋契卡特遣隊的鎮壓。在如此打破對暴動的支持後,布爾什維克黨小心準備了對喀琅施塔得的攻擊。平定叛亂的任務交由米哈伊爾‧圖卡切夫斯基將軍執行。在對群眾開槍時,這位1920年波蘭戰役的勝利者利用了沒有革命傳統的年輕軍校學生和契卡特遣隊。3月8日行動開始,經過十天的時間和在數千人喪生後,喀琅施塔得陷落。數百名被捕的造反者在隨後數日內遭到槍決。最近首次公諸於眾的該事件記錄表明,1921年4月到6月間,2103人被判處死刑,6459人被關入監獄或集中營。12喀琅施塔得即將陷落之際,有將近八千人從冰上逃到芬蘭;他們被拘留在泰里厄基、維堡、伊諾等地的臨時難民營中。其中有些人在大赦承諾的矇騙下,於1922年返回俄羅斯。他們立即遭到逮捕,並且被發配到索洛維茨基群島上的集中營和霍爾莫戈雷,後者位於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是眾多集中營中最惡劣的之一。13据一個無政府主義派信息來源指稱,在發配到霍爾莫戈雷的5000名喀琅施塔得囚犯當中,到1922年春僅剩1500人。14

坐落在德維納河畔的霍爾莫戈雷集中營,因其大批處置囚犯的快速方式而惡名昭彰。囚犯常常被押上駁船,綁住手腳且脖子挂上石頭,然後從船上拋入河中。這種大規模溺殺在1920年6月由契卡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米哈伊爾‧克德羅夫開始。若干份目擊者報告均指稱,大批的喀琅施塔得嘩變士兵,以及也關押在霍爾莫戈雷集中營的坦波夫省哥薩克人和農民,於1922年被用這種方式投下德維納河溺斃。同年,一個特別疏散委員會把喀琅施塔得的大約2514個平民流放西伯利亞,僅僅因為他們在嘩變事件期間留在了城裡。15

粉碎喀琅施塔得叛亂後,當局將注意力集中於搜捕社會黨積極分子,打擊罷工和「工人的放任自流」,鎮壓在徵糧正式終止後依然繼續的農民起義,以及壓制教會。

1921年2月28日,捷爾任斯基下令各省契卡:「(1) 立即逮捕所有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黨員、社會革命黨知識分子,尤其是在農業與糧食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幹部;並且 (2) 在工廠工作且很可能號召罷工或示威的所有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黨員、社會革命黨人。」16

新經濟政策的出臺不僅沒有標誌壓制政策的放鬆,而且伴隨了對溫和派社會黨積極分子的再度鎮壓。這些鎮壓的動機,並非在於他們似乎有反對新經濟政策的危險;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在鼓吹此政策的施行,因此可能藉此來證明其政治道路的正確性。列寧於1921年寫道:「對於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來說,無論他們是隱瞞還是公開其主子,都必須投入大牢。」

數月後,堅信社會黨人依然心存不滿,他寫道:「孟什維克黨人或社會革命黨人哪怕只是探頭張望,都必須毫不留情地全部槍決。」1921年3月至6月間,又有超過兩千名溫和派社會黨積極分子與同情者被捕。至此,孟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已入獄。當於1921年1月被威脅要流放西伯利亞時,他們舉行了絕食抗議;其中十二位領導人,包括費奧多爾‧達恩和鮑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被驅逐海外並於1922年2月抵達柏林。

當局在1921年春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復興工業生產,後者其時已經跌至只相當於1913年產出的一成。與其說放鬆對工人的壓力,布爾什維克黨維持且甚至加劇了前幾年開始的軍事化做法。新經濟政策施行後,1921年在頓巴斯的大規模工業與採礦地區採取的政策,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為迫使工人幹活而採用的專制方法,似乎特別說明問題。該地區出產俄國五分之四的煤炭與鋼鐵。1920年底,布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托洛茨基的親信格奧爾基‧皮亞塔科夫出任煤炭工業中央指導局局長。在一年之內,通過毫不放鬆的剝削與脅迫,他將煤炭產量提高了五倍。皮亞塔科夫對所管轄的十二萬名工人採取了殘忍的制裁手段:任何曠工都視為破壞,並且將遭到流放集中營或甚至是死刑的懲罰。1921年,十八名礦工因「一貫好喫懶做」的罪名而被處決。皮亞塔科夫下令增加工作時數,就連星期天也不放過;並且以沒收定量卡來脅迫工人提高生產率。就在施行這些措施當時,工人的麵包定量只有生存所需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並且常常在交接班時需要把靴子脫下來給後面的工人用。該指導局自己承認,從業人員曠工的部分原因包括流行病、「永久性飢餓」、以及「衣褲鞋襪的完全闕如」。在饑饉威脅達到最高峰之際,為了減少喫糧人數,皮亞塔科夫於1921年6月24日下令逐走各礦區所有不在礦山工作的人口。礦工家屬的定量供應卡遭到沒收。定量也嚴格按照每個礦工的產量計算,如此造就了薪酬與生產力挂鉤的雛形。17

當時的許多工人由於接受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宣傳鼓動,依然憧憬著平等待人的理想;而這些做法與此目標則是大相徑庭。這些措施在相當程度上預示了1930年代針對勞動階級所採取的種種手段。勞工大眾不過是不過是勞動力而已,對他們有必要用最有效的方式加以盤剝和使用,包括推倒立法機制和嚴禁工會的代言;所有工會都被完全抽筋脫骨,奉命不惜一切代價支持管理部門的全部指令。對勞動人口的軍事化似乎是逼迫飢餓、倔強、怠工的工人們就範的最有效手段。對理論上自由的勞動人口之如此盤剝,與在1930年代建立之大型流放地的強制勞動相比,相像之處似乎讓人無法迴避。正如布爾什維克政權初期的許許多多其他事件一樣(這些事件都無法用內戰作為背景加以解釋),1921年在頓巴斯發生的事件,預示了日後作為斯大林主義之核心的種種做法。

布爾什維克政權於1921年春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平定」由農民掌控的所有地區。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圖卡切夫斯基將軍領導「肅清坦波夫省安東諾夫所部殘餘的作戰」。圖卡切夫斯基率領配備了飛機和重炮的將近十萬之眾,包括契卡的許多特遣隊,用非同尋常的暴力向安東諾夫的部隊開戰。他與安東諾夫-奧夫辛科一道(後者任為在坦波夫省真正建立佔領區政權而設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之全權委員會的主席),大規模抓捕人質、處決人犯、設立死亡集中營、用毒氣殺死其中的囚犯,以及驅逐涉嫌協助所謂匪徒或與之合作的整個村莊。18

安東諾夫-奧夫辛科和圖卡切夫斯基於1921年6月11日聯合簽署的第171號命令,清楚地展示了「平定」坦波夫省使用的方法。該命令規定:

 

1、就地槍決拒絕交代自己姓名的任何公民。

2、特此授權管區和地區政治委員會對任何藏有武器的村莊宣佈刑罰和抓捕人質,並且倘若不說出武器的下落則槍決人質。

3、在找到武器之處,立即處決該戶人家的長子。

4、逮捕任何藏匿匪徒的人家並驅除出省,沒收其財產,立即處決該戶的長子。

5、對於曾經藏匿匪徒的人家,如有哪家膽敢給予庇護,用相同方式懲罰,並且槍決該戶的長子。

6、倘若匪徒人家已經逃逸,將財產分給忠於蘇維埃政權的農民,焚燒或搗毀其住宅。

7、這些命令將毫不留情地嚴格執行。19

 

171號命令發出後次日,圖卡切夫斯基下令對所有反叛分子使用毒氣。「已落敗叛軍的殘餘和少數孤立的匪徒依然隱藏在樹林裡……匪徒們藏身的森林要使用毒氣加以肅清。這必須認真計算,確定毒氣用量足以充滿樹林和殺死隱藏其中的每一個人。炮兵督察需要立即提供必要的毒氣量,並且找到完成此類作業的合格人員。」20

1921年7月10日,一個負責制定坦波夫省剿「匪」措施之五人委員會的首腦報告說:

 

在庫德尤科夫斯卡雅郡的肅清行動於6月27日在奧西諾夫斯基村開始,該村以往有匪徒藏匿的歷史。農民們對於我們特遣隊的態度可以說是不信任。他們拒絕交待森林中匪徒的姓名,並且在問話時推說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抓了大約四十名人質,宣佈整個村莊已被包圍,給村民們兩個小時的時間交出匪徒及其武器。村民們於是開會,會上顯然對如何回應有所爭執,但他們決定不對剿匪工作給予積極幫助。他們無疑沒有把我們槍決人質的威脅當真。限期過後,我們當著全村人的面處死了二十一名人質。這些依照通常程序的處決是在全權委員會五名委員都在場的情況下逐個執行,對農民們的震撼相當大。

至於因地理位置而曾經是匪徒據點的卡雷夫卡村,本委員會決定將它從地圖上抹去。我們將紅軍家屬搬遷到庫爾久基鎮,安置在從前屬於匪徒人家的住宅裡;將其他全部人口遞解出境,並且沒收他們的財產。在拆除有價值的物品後,例如窗框、玻璃等等,我們將村裡的所有房屋焚毀。

在博戈斯洛芙卡鎮的行動於7月3日開始。我們還很少遇到如此頑固或有組織的農民。無論老少,凡被問到,都異口同聲地表示驚奇:「匪徒?在這一帶?絕對沒有。有時可能看到一兩個過路人,但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匪徒。我們只是老老實實地活著,什麼閒事也不管,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的措施與在奧西諾夫斯基相同:我們抓捕了58名人質。7月4日,我們當眾處決了第一組的21人,次日又處決了15人,並且發配了大約60名匪徒的家屬共約200人。我們最終達到了目的,農民們不得不出去尋找匪徒和武器存放處。

上述村鎮的肅清行動於7月6日結束。此次行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影響甚至超出了鄰近村鎮。殘餘匪徒迄今還在不斷自首。

  五人全權委員會主席 [M‧V‧] 尤斯科寧21

 

7月19日,由於有很高層級的領導人反對此極端的「根除」形式,第171號命令被取消。

截至1921年7月,軍事當局和契卡已經建立七處集中營。根據迄今依然不完全的信息,在這些集中營裡至少關押了五萬人,大多數是婦孺和老人,還有人質和逃兵家屬。這些營地的條件極端惡劣:傷寒和霍亂肆虐,衣不蔽體的囚犯缺乏最基本的生存需求。1921年夏天開始出現饑荒,到秋天死亡率就已攀升到每個月15-20%。二月份時人數在四萬左右的農民運動,到九月初只剩下一千人。從11月起,在鄉村久已「平定」後,數千名最強壯的囚犯被遞解到俄國北方的集中營,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和霍爾莫戈雷。22

由契卡向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提交的每週報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烏克蘭、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諸省及高加索許多地區鄉村的「平定」,至少延續到1922年的下半年。早年的習慣很難消除,儘管徵糧已於1921年3月正式取消,實物稅的徵收依然極端野蠻和殘暴。1921年的災難性農業收成令稅收定額高到難以企及的程度,這意味著在鄉村地區的緊張局面持續不斷;並且當時許多農民依然持有武器。

農業人民委員尼古拉‧奧辛斯基在描述他於1921年5月視察圖拉、奧廖爾、沃羅涅什三省的印象時表示,地方官員都認為今年秋天將會恢復徵糧。此外,地方當局「似乎將農民看得一無是處,認為他們都是天生的破坏分子。」23

在饑荒開始肆虐伏爾加河流域各省之後,西伯利亞預期會生產最多的小麥。為了確保該地區的稅收,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於1921年12月被作為特命全權代表派往當地。他設立了多個「飛行革命法庭」,任務是對沒有繳稅的農民立即判處監禁或流放。24 如同徵糧隊一樣,這些由「財政特遣隊」支持的法庭幹出了數不清的惡行,以至於最高法院院長尼古拉‧克雷連科本人都不得不發起調查。1922年2月14日,一位視察員寫到:

 

坦白地說,徵糧隊濫用權力的現象已經到了讓人無法相信的程度。在各地,被捕的農民全都關押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大糧倉裡;他們遭到鞭打,並且受到處死的威脅。那些沒有足額繳納的人被綁起來,驅趕著在村子裡的主要街道上赤身裸體地奔跑,然後關入另一個不生火的棚子。許多婦女被打得不省人事,然後赤身裸體地丟入雪地上挖出的坑裡。

 

各省份的局面都依然極度緊張。

在新經濟政策出臺的一年半之後,從下面對1922年10月秘密警察報告的摘錄也能獲取大量信息:

 

在普斯科夫省,實物稅的定額是收成的三分之二。四個管區已經出現武裝暴動……在梁贊省和特維爾省,百分之百實現目標肯定會讓農民餓死……在新西伯利亞省,饑荒正在降臨,農民們已經開始挖野菜來吃……但這與來自基輔的報告相比又還是小巫見大巫,那裡的自殺率前所未有得高。農民們成批成批地自殺,他們既交不出稅來,又無力造反,因為他們的武器已被全部收繳。這些地區的饑荒現已持續了一年有餘,農民們對未來極度悲觀。25

 

1922年秋天過後,情況似乎有所好轉。經過兩年的饑荒之後,倖存者如果不必足額繳納賦稅的話,勉強可以留存能夠過冬的收成。《真理報》在1921年7月2日末版上的一篇短文首先提到「農業戰線存在吃飯問題」,然後輕描淡寫地表示:「今年的穀物產量將低於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蘇維埃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在《真理報》1921年7月12日發表的「向蘇維埃俄國全體公民的呼籲書」中承認,「在數不清的管區,今年的乾旱導致顆粒無收」。

中央委員會7月21日的一項決議解釋道:「此次災難並非只是乾旱的後果」——

 

這是我們以往全部歷史的後果,是我國農業落後狀況的後果,是缺乏組織的後果,是農藝知識水平低下的後果,是物資匱乏的後果,也是作物輪種方法過時的後果。此狀況由於下列原因而加劇:戰爭和經濟封鎖,地主、資本家及其僕從的垂死掙扎,以及奉命組織起來對抗蘇維埃俄國及其勞工大眾之匪徒的不斷攻擊。26

沒有人敢於提及此「災難」的真正性質。在對其原因的長篇列舉中,有一個主要因素卻付之闕如:數年來的徵收政策榨乾了本已衰弱之農業體系的資源。所有開始感到饑荒省份的領導人,當於1921年6月應招到莫斯科開會時,都強調了政府的責任,並且特別指出權力無邊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在這次災難中的肇因角色。薩馬拉地區的代表瓦維林解釋道,自從開始徵糧以來,省糧食委員會就一直在誇大收成的估計數字。

儘管1920年的收成很不好,該年的徵糧數量高達16萬噸。所有存糧,包括下一年的種子糧,都被搜刮殆盡。無數農民自1921年1月以來幾乎完全沒有食物。死亡率在2月就立即增加。在兩到三個月的時期內,反抗當局的騷亂和暴動於薩馬拉省已經事實上停止。瓦維林解釋道:「目前已經不再有暴動。我們看到一種新現象:數以千計的挨餓人們聚集在蘇維埃常務委員會或黨部周圍,一等就是許多天,盼望他們所需食糧的奇跡般出現。這些人趕都趕不走,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人死去,就好像凍死的蒼蠅一般……我想我省至少有90萬人在挨餓。」27

契卡的報告和軍方的公報清楚顯示,該地區最晚自1919年以來就已經面臨飢荒的威脅。事態在1920年裡一直不斷地顯著惡化。內部報告表明,契卡、農業人民委員部、糧食人民委員部於該年夏天就完全了解形勢的嚴重性,並且已經制定了正在挨餓或即將發生飢荒的管區和省份名單。1921年1月的一份報告聲稱,坦波夫地區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1920年徵糧的「肆無忌憚」。据政治警察對百姓言論的報告,人們很清楚「蘇維埃政權在試圖用飢餓來征服所有膽敢與之對抗的農民」。政府儘管十分清楚徵糧政策的必然後果,但並未採取任何步驟來避免那些已經預見的影響。1921年7月30日,當饑荒在越來越多的地區肆虐之際,列寧和莫洛托夫向所有地區和省份的黨委會領導人拍發電報,要求他們「強化糧食收集的機制……增加向鄉村人口的宣傳,解釋按時繳稅的政治經濟重要性……賦予實物稅徵收機構黨的全部權力,允許這些機構使用國家政權會採用的全部懲戒措施。」28

政府執行的政策似乎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用飢餓迫使農民屈服。面對當局的如此態度,相對開明的知識界於是有所反應。1921年6月,莫斯科農業學會的農藝學家、經濟學家及大學講師組建了一個反飢荒社會委員會。該委員會最早的成員包括顯赫的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和謝爾蓋‧普羅科多維奇(後者曾任臨時政府的糧食部長),記者葉卡捷琳娜‧庫斯科娃(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密友),以及多位作家、醫生及農藝學家。七月中,在列寧拒而不見這些人之後,由在黨的領袖當中頗有影響力的高爾基斡旋,該委員會的代表得到列夫‧加米涅夫的接見。在此會談後,列寧對他所謂之某些其他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過於情緒化的反應依然不加採信。他向政治局的同事發出以下說明:「這個姓庫斯科娃的女人絕對不可以給我們帶來任何損害……我們將利用她的名頭和簽字,從同情她那一夥的人那裡弄一兩車來。僅此而已。」29

該委員會的成員最終說服了一些黨的領袖相信其用途。他們作為國際突出的科學家和作家在國外很出名,而且其中許多人曾經積極參與救援1891年饑饉的受害者。此外,他們與世界各地的知識界有數不清的聯繫,並且如果其呼籲成功的話,似乎能夠保證糧食會被送到預期的目的地。他們願意讓別人借用他們的名字,條件是政府給予飢餓災民援助委員會某种官方地位。

1921年7月21日,布爾什維克政府並非情願地承認了該委員會的合法性,將其命名為全俄飢餓人民援助委員會。該委員會立即獲授紅十字會徽標,並且被准許在俄國和國外收集糧食、藥品及牲畜飼料,然後向災民分發。該委員會獲准使用任何必要的運輸手段來分發糧食,建立施粥場和當地與地區委員會,「與國外的指定機構自由聯繫」,甚至「討論其認為與戰勝飢荒有關聯的由地方或中央政府採取的措施」。30 在整個蘇維埃政體的歷史中,從未有過任何其他組織獲授此等特權。政府的讓步反映了新經濟政策正式(且有些低調地)出臺四個月後,俄國所面臨之災難的規模。

此委員會起初的行動之一是與東正教的宗主教吉洪建立聯繫。吉洪立即設立了全俄飢餓災民援助教會委員會。1921年7月7日。宗主教指示所有教堂宣讀公開信:「挨餓的人們會心甘情願地吃下腐肉,但現在連腐肉也無處可尋。到處都是哀號呻吟的聲音。有人甚至出現吃人的念頭……向你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經你的教中弟兄同意,你可以用教會沒有聖典價值的財富,例如戒指、項鏈、手鐲、偶像飾物及其他物品,幫助飢餓的災民。」

在取得教會的協助後,全俄飢餓人民援助委員會聯繫了多個國際組織,包括紅十字會、貴格會,以及赫伯特‧胡佛任主席的美國救援協會,並且得到所有這些組織的積極響應。儘管如此,該委員會與當局的合作僅僅持續了五週。1921年8月27日,即在政府與美國救援協會的代表簽訂協議六天後,該委員會遭到解散。在列寧看來,既然美國人已經送來了第一批糧食,該委員會的目的就已經達到:「庫斯科娃的名頭和簽字」已經起到了需要的作用,這就足夠了。在宣佈此決定時,列寧寫道:

 

我提議立即解散這個委員會……將普羅科多維奇以煽動罪逮捕和關押三個月……將其他委員會成員立即逐出莫斯科,送到不同地區的首府,盡可能切斷一切通訊渠道,包括鐵路,並且加以嚴密監視。明天我們將發佈一份簡短的政府公報,說明該委員會因為拒絕工作而被解散。責令所有報紙開始侮辱這些人,給他們加上恥辱,指責他們是暗藏的白衛軍支持者和資產階級假好人,他們一心想要的只是出國旅行,而非在國內提供幫助。總之要讓他們看起來可笑,並且在今後兩個月裡,每週至少嘲笑他們一次。31

 

貫徹此信的指示,新聞媒體對作為該委員會成員的六十位著名知識分子發動了兇猛的攻擊。人們只需讀一下有關文章的標題,就可以領教這場誹謗運動的威力:「你不應玩弄饑餓」(《真理報》1921年8月30日),「饑餓投機者」(《共產主義勞動報》1921 年8 月31日),「反革命運動……援助委員會」(《消息報》)1921年8月30日)。當有人試圖為遭到逮捕和放逐的委員會成員講話時,捷爾任斯基在契卡的一位助手宣稱:「你可以說這個委員會沒有做任何錯事。這是可能的。但它已經成為凝聚社會力量的旗幟,而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如果把一顆種子放到水裡,它就會開始生根發芽。這個委員會已經開始在社會各界生根,因而消弱了集體主義精神……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將它連根拔起,並且碾得粉碎。」32

作為對該委員會的取代,政府設立了幫助饑餓人民中央委員會。這是一個行動緩慢且官僚的機構,由多個人民委員部的公務員組成,並且以低效率和腐敗著稱。是次饑荒於1922年夏季達到最高潮時,將近三千萬人在挨餓。該中央委員會只能斷斷續續地供應大約三百萬人的食糧,而紅十字會、貴格會和美國救援協會則每天供應約一千一百萬人吃飯。儘管有如此規模巨大的國際救援努力,在2900萬受災的俄國人口中,至少有500萬於1921年和1922年死於饑餓。33

俄國的上一次大饑荒發生於1891年,當時有大體相同的地區受災(俄國中部、伏爾加河下游、以及哈薩克的部分地區),造成四十萬到五十萬人的死亡。政府和整個社會都採取了極端努力來拯救生命。在這次饑荒災情最嚴重地區之一的首府薩馬拉,當時住著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年輕律師。在當地的知識界,他是唯一不僅拒絕參與救援饑餓災民,而且公開表示反對的人。他的一個朋友後來回憶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有勇氣站出來公開說,饑荒將帶來許多積極的結果,尤其是造就新的工業無產階級,後者將推翻資產階級……按照他的解說,饑荒通過消滅過時的農業經濟,將更快速地帶來下一個階段,並且將引領進入資本主義之後的必然階段,即社會主義。饑荒也讓人們不僅失去對沙皇的忠誠,還會不再相信上帝。」34

三十年後,當這位年輕的律師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的領袖時,他的想法依然如故:饑荒能夠且應該「給予敵人致命的打擊」。這裡所謂的敵人是指東正教會。列寧於1918年在與列昂尼德‧克拉辛討論俄國電氣化時說:「電力將取代上帝。農民應該祈求電力。不管怎麼說,他們都將比感到上帝的影響早得多地感受到電力的影響。」布爾什維克党從掌權伊始,與東正教會的關係就一直在惡化。1918年2月5日,政府宣佈教會與政府分離,以及教會與學校分離,宣稱了良心和崇拜自由,並且宣佈國有化所有教會財產。宗主教吉洪在致教徒們的四封信中,強烈抗議了對教會傳統角色的如此攻擊。布爾什維克党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具挑釁意味。政府給所有教會文物「估值」,在傳統節日組織反宗教狂歡活動,並且要求將莫斯科附近保存聖塞爾吉烏斯之文物的聖三一與聖塞爾吉烏斯大修道院改作無神論博物館。當布爾什維克党領導人在列寧的命令下,用饑荒作藉口發動針對教會的大規模行動時,無數的牧師和主教已經因為抗議政府的恐嚇措施而遭到逮捕。

1922年2月26日,政府在報章上發佈命令:「立即收繳教會的所有貴重金銀物品和全部沒有宗教重要性的寶石。這些物品將送交財政人民委員部,並將轉交幫助饑餓人民中央委員會。」收繳於三月初開始,導致了在負責沒收教會財物的特遣隊與教會信徒之間的多次衝突。最嚴重的事件於1922年3月15日發生在伊凡諾沃省的工業小鎮楚亞,在此軍隊朝向人群開火,打死十余名教徒。列寧用此屠殺作為藉口,進一步加強了反宗教的運動。

列寧在於1922年3月19日寫給政治局的一封信中,用其特有的冷嘲熱諷語氣,解釋了饑荒如何能對布爾什維克党有利和用來給予敵人致命的打擊:

 

政治局將討論在楚亞發生的事件。我認為應立即作出堅定的決策,以作為在此戰線之全面運動的一部分。不要忘記報紙關於神職人員對沒收教會財物之態度的報導,以及宗主教吉洪所採取之敵對態度的報導。顯而易見,黑色百人團僧侶正在將一項計劃付諸行動,目的是要給予我們決定性的打擊……我認為敵人們正在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事實上,當前情勢對我們比對他們要有利得多。我們可以幾乎99%的確定能夠給予他們致命的打擊,以及鞏固我們在今後幾十年裡將需要的中央地位。饑餓的民眾現已開始在吃人,在成百萬地死亡;屍首遍佈全國各地的道路兩旁。在這些人的幫助下,現在且惟有現在,我們能夠且因此必須用我們尚能凝聚的全部無情力量,沒收所有教會財產。現在正是大眾最熱烈支持我們的時候,也是他們起來反對小資產階級和黑色百人團宗教陰謀家之反動技倆的時候……我們因此必須收集數億金盧布的財富(想一想其中一些修道院是多麼富有!)。沒有如此規模的財富,就沒有國家項目、就沒有經濟項目、也就沒有辦法維持我們目前的地位。無論代價多大,我們都必須拿到這數億(或者甚至數十億)盧布。這項行動只能在目前完成。所有證據表明,我們沒有辦法在任何其他時間做這件事情,因為我們的唯一希望是饑荒給大眾造成的絕望,這會讓他們比較看好我們,或者最起碼是無動於衷。我因此能夠斷然肯定,現在是用最決定性的方式粉粹黑色百人團僧侶的時刻,是毫不留情採取行動的時刻,並且此行動的毫不留情要讓他們幾十年都無法忘記。我提議用以下方式實施我們的計劃:只有加里寧同志將公開行事。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托洛茨基同志都不要在新聞界或公開場合露面……中央執行委員的一位最有才智和經歷的成員必須派往楚亞,他將得到政治局成員的口頭指示。此指示將明確該同志在楚亞的任務是逮捕大批神職人員、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至少要抓幾十人;這些人將被指控為直接或間接參與反對關於沒收教堂財物之法令的暴力抵抗。該特使在完成任務返回後,將向整個政治局或兩三位成員的會議提交完整的報告。基於此報告,政治局將再次口頭向司法部門發出精確指示,要求從速審判楚亞的反叛分子。審判結果是公開槍決楚亞黑色百人團的眾多成員,並且儘可能多地槍決莫斯科和其他重要宗教中心地區的人犯。我們把反動僧侶階層和頑抗的資產階級代表槍斃越多,對我們就越有利。我們必須儘快給這些人一個教訓,讓他們在今後幾十年裡都不會再想要抗拒。35

 

秘密警察的每週報告表明,沒收教會財物的運動於1922年的3、4、5三個月達到高潮,導致1414起事件和數千名牧師、修女及僧人的被捕。根據教會記錄,2691位牧師、1962位僧人及3447位修女於該年喪生。36 政府在莫斯科、伊萬諾沃、楚亞、斯摩棱斯克、彼得格勒等地組織了若干次神職人員公審大會。在楚亞的事件發生一週後,按照列寧的指示,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逮捕教會理事和宗主教,不要立即行動,但要在兩週後到一個月間完成。公開圍繞楚亞行動的情況。在一週內審判楚亞的所有牧師和教友。槍斃所有反叛領導人。」37 捷爾任斯基在給政治局的便條中表明:

 

宗主教及其追隨者……公開抵抗對教會財物的沒收……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逮捕吉洪和比較反動的教會理事。在格別烏看來:(1)逮捕宗主教和教會理事的時機已經成熟;(2)不應批准成立新的理事會;(3)所有抵抗沒收教會財物的牧師都應定性為人民的敵人,並且放逐到伏爾加流域饑荒災情最重的地區。38

 

在彼得格勒,77位牧師被發配集中營,四位遭到處決,其中包括彼得格勒都主教本傑明;該人於1917年當選,深受教眾的愛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是強烈主張政教分離的人士之一。在莫斯科,148位教士和教友被押送集中營,6人被判死刑且立即執行。宗主教吉洪在莫斯科的頓斯科伊修道院內遭到嚴密監控。

1922年6月6日,在這些法律滑稽戲於莫斯科上演的數週後,自二月底以來就在報刊上宣佈的公審大會開始了:34位社會革命黨人被指控從事「針對蘇維埃政府的反革命恐怖活動」,最值得一提的有1918年8月31刺殺列寧的企圖和參與坦波夫農民暴動。其中一幕在1930年代曾經反覆上演:被指控者當中包括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例如以亞伯拉罕‧戈茨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為首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十二名成員,以及奉命針對他人作證和「坦白自己罪行」臥底特工。正如埃萊娜‧卡雷爾‧當科斯所指出,這次審判讓當局得以「考驗『俄羅斯玩偶』式的指控方法。用此方法,一個確鑿的指控——社會革命黨人自1918年以來一直在反對布爾什維克黨控制的事實——被用來『證明』對布爾什維克黨政策的任何反對,都可最終歸咎成與國際資產階級合作的行動。」39

在這齣司法鬧劇的尾聲,在當局組織了要求處死「恐怖分子」的政治遊行後,十一位受到指控的社會革命黨領袖被判處死刑。面對國際社會的抗議(大部分由流亡海外的俄國社會黨人組織),以及支持社會革命黨之鄉村起義的更嚴峻威脅,政府決定暫緩執行這些刑罰,條件是「社會革命黨停止一切密謀、反叛及恐怖活動」。1924年1月,這些死刑被減為集中營五年監禁。毋庸贅言,這些囚犯再也沒有獲釋。事實上,在1930年代,當國際輿論和農民起義的危險不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時,他們都遭到處決。

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是試用新刑法的最早機會之一。這部刑法於1922年6月1日生效。列寧一直在相當密切地關注其制定。該刑法的功能之一,在於允許使用所有必要的暴力來對付政治敵手,儘管當時內戰已經結束,「從速消除」已不再貌似有理。列寧於1922年5月15日看到該法的初稿後,曾向司法人民委員庫爾斯基做出如此回覆:「在我看來,判處死刑的空間應該顯著加大,應包括孟什維克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人的全部活動。確立一項放逐國外的新懲罰,並且找出某种把所有此類活動與國際資產階級相關聯的公式。」40 兩日後,列寧再次寫道:

 

庫爾斯基同志,我希望你把此補充段落的草稿加入到刑法中……這在總體上是相當清楚的。我們必須公開地——而且不僅僅是用狹隘的法律術語——支持作為恐怖之本質和動機的政治正義原則,顯示其必要性和限度。法院不得終止恐怖或以任何方式予以壓制。這樣做則是欺騙。法院必須賦予恐怖一個堅實的依據,並且將其全部原則合法化,而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欺騙或謊言。要盡可能開誠佈公地說:我們需要鼓勵革命的法律意識,從而讓我們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應用恐怖。41

 

根據列寧的指示,該刑法將反革命活動定義為「旨在攻擊或動搖革命的無產階級賦予蘇維埃工農大眾之權力」的行為,以及「有利於國際資產階級而無視共產主義體系和財產公平分配乃是資本主義體系自然繼承者之合法性的任何行為,以及企圖使用武力、軍事干預、經濟封鎖、諜報、對新聞界的非法資助、或其他此類手段扭轉現狀的任何行為。」

任何定性的反革命行為,包括反叛、騷亂、破壞及諜報,均可直接處死;死刑也適用於參加或支持任何「可能向國際資產階級提供支持」的組織。甚至連「可能被國際資產階級利用的宣傳」也屬於反革命罪,可以判處不少於三年的監禁或終生流放。

與在1922年早期討論的政治暴力合法化同時,還有秘密警察的名義變更。1922年2月6日,政府下令解散契卡,立即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取代,後者隸屬內務人民委員部。儘管名稱變了,但工作人員和行政結構卻都維持原樣,保證了機構內的高度連續性。此名稱改變所要強調的是,雖然契卡是一個非常部門,原則上只具有過渡性質,但格別烏卻是永久的。如此一來,政府就獲得了一個無處不在的政治鎮壓與控制機器。在這個改名的背後,是將恐怖合法化與體制化,讓恐怖成為解決人民和政府間所有衝突的手段。

新刑法中制定的新懲罰之一是終生流放,而返回蘇聯的後果是立即槍決。早在1922年,作為一項長期放逐行動的部分內容,就已在施行這項懲罰。該次行動涵蓋了將近二百位涉嫌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著名知識分子。他們當中包括多位曾經參與該年7月27日遭到解散之反飢荒社會委員會的顯要人物。

列寧在1922年5月20日致捷爾任斯基的一封長信中佈置了一個龐大的計劃,旨在「將曾經協助反革命的所有作家和教師放逐海外……這項行動必須認真籌劃。必須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政治局的所有成員都必須每週花兩到三個小時仔細審查書籍和報刊……必須系統地收集關於教師和作家的政治歷史、作品及文學活動的信息。」

列寧給出一個例子作為引導:

 

舉例來說,《經濟學家》雜誌顯然是白衛軍活動的一個中心。第三期(注意:早在那時起!)的封面上列出了所有的通敵分子。我認他們都是驅逐的合適人選。他們都是已知的反革命分子和協約國的幫兇,並且組成其僕從、間諜、青少年教唆犯的網絡。我們必須採取行動,系統且有條理地把他們緝捕歸案和放逐國外。42

 

5月22日,政治局建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主要成員包括加米涅夫、庫爾斯基、溫施利希特和瓦西里‧曼采夫(後兩位是捷爾任斯基的兩名助手),負責收集要逮捕和放逐之知識分子的信息。最先用這種方式放逐的是反飢荒社會委員會的兩位主要領導人:謝爾蓋‧普羅科多維奇和葉卡捷琳娜‧庫斯科娃。第一批的160位著名知識分子、哲學家、作家、歷史學家及大學教授於8月16日和17日被捕,然後在9月放逐。他們當中包括一些已經或即將是國際知名的人物:尼古拉‧別爾佳耶夫、謝爾蓋‧布爾加科夫、謝苗‧弗蘭克、尼古拉‧洛斯基、列夫‧卡爾薩溫、費奧多爾‧斯捷普恩、謝爾蓋‧特魯別茨科伊、亞歷山大‧伊斯戈耶夫、米哈伊爾‧奧索金、亞歷山大‧基塞韋特。每個人都被迫簽署一份文件,聲明自己瞭解,倘若在有生之年返回蘇聯,將遭到立即槍決。每個人都只可帶一件厚外套和一件薄外套、一套西裝和換洗衣物、兩件襯衫、兩件睡衣、兩雙襪子、兩套內衣,以及二十美元的外幣。

與這些放逐同步,秘密警察也在執行其收集關於特定第二層級知識分子的信息。這些人都受到懷疑,並且注定將被要麼依照1922年8月10日頒佈的法令行政流放到俄國的邊遠地區,要麼收押在集中營。9月5日,捷爾任斯基寫信給其助手溫施利希特:

 

溫施利希特同志!關於為知識界保留的檔案,該系統相當的不成熟。自阿格羅諾夫離開後,我們好像沒有人能夠適當管理此事。札拉耶斯基太年輕了。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想要有任何進展,緬任斯基將必須接手此事……關鍵在於制定一項能夠有規律地完成和更新的計劃。知識分子必須分成大類和小類:

 

1.     作家

2.     記者和政治家

3.     經濟學家:在此分成小類很重要:(a)金融家,(b) 能源部門的工作人員,(c) 運輸專家,(d) 商人,(e) 具有合作社經驗的人等等

4.     技術專家:在此亦有必要分成小類:(a) 工程師,(b) 農藝學家,(c) 醫生等等

5.     大學講師及其助手等等

 

關於所有這些人的信息必須交給具體部門,並由負責知識界的主要部門加以彙總。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有單獨的檔案……我們必須明白,此部門的目標並非只是驅逐或逮捕一些人,而是要對關於知識分子的總體政治事務和政策做出貢獻。這些人必須加以控制、密切監視及區分;那些願意支持蘇維埃政權且用行動和語言加以證明的人,應該考慮提拔。43

 

數日後,列寧向斯大林發送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在其中他以幾乎是狂熱的詳細,一遍又一遍地強調要對俄國的全部社會黨人、知識分子及自由派人士進行一次「決定性清除」:

 

關於驅逐孟什維克黨人、民粹派社會黨人、軍校學生等等的問題,我有幾個疑點。這件事是在我不在時出來的,而且尚未得到徹底解決。我們是不是還沒有決定根除所有民眾喜歡的社會黨人?佩赫克赫諾夫、米亞科京、戈爾尼費爾德、彼得里謝夫那一幫人?我認為將他們流放的時候已經到來。他們比社會革命黨人更危險,因為他們更狡猾。同樣的還有波特列索夫、伊斯戈耶夫,以及《經濟學家》雜誌的其餘人員,例如奧澤羅夫和其他幾位。同樣的還有孟什維克黨人,例如羅扎諾夫(醫生,不可信任)、維格多羅什克(好像是叫米古洛)、柳博芙‧尼古拉耶芙娜‧拉琴科和她年輕的女兒(這兩位可以算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兇惡的敵人),以及N‧A‧羅日科夫(必須流放,真正不可救藥)……曼采夫和梅辛的委員會必須開列名單,立即放逐數百名這類人。我們有責任一勞永逸地把俄國打掃乾淨……彼得格勒作家與思想家出版社的所有作者也都必須走路。哈爾科夫市必須從上到下徹查;我們目前對那裡發生的事情毫無了解,說它是另一個國家也不為過。該城需要儘快進行一次根本的清洗,在對所有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結束後馬上開始。對彼得格勒的所有那些寫手和作家要採取某种行動(你可以在《新俄羅斯思想》1922年第四期第37頁找到他們全體的地址),還有小出版社的所有編輯(他們的姓名和地址在第29頁)。此事具有至高的重要意義。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