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五 、三十六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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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悉尼做客《看中國》答十問

 

悉尼《看中國》報錄音聽打稿,已經本人校閱

 

 

 

 

编者按2010年12月5日,辛灝年先生應邀做客悉尼《看中國》報,與數百讀者見面,即席回答了四個小時的問題。現將其中十個大問題的答問錄音聽打稿發表,以饗讀者。

 

辛灏年先生回答的十大问题是:

 

中國要民主、不要分裂

維權就要“維護民權、推到專權”

人民的民主要求和中共垮臺的時間

中國的革命力量從哪里來?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沒有關係”嗎?

民國“國母”助共“顛覆民國”

從臺北走向北京——怎麼去?

臺灣國民黨的“四種病”

辛灝年的宗教信仰

辛灝年與法輪功的關係

 

 

 

 

正文:

中国要民主、不要分裂

 

:我來海外留學之後,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六·四”的事,但是我看到有人說:當年如果鄧小平沒有堅決地站在他的立場做一些決定的話,中國當時真就走向民主了,中國可能會重蹈前蘇聯的覆轍,所謂的民主制度讓國家陷入四分五裂。我們的先輩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犧牲了,我表示同情。但是,一個觀點一直困擾著我,就是如果所有的民主共和都讓中國四分五裂,都讓新疆、西藏和臺灣四分五裂的話,這個民主制度是否是我們所要追求的,這是我一直很困惑的。我就想,如果我是鄧小平的話,當時也會採取強硬的措施。很多人在談論“六·四”的時候說,共產黨多麼的壞,多麼的殘忍,但是鄧小平是否也是以大局為重呢?很多海外網站認為民主一旦成功,中國可能會陷入混亂,陷入四分五裂。請辛教授回應一下。

 

:謝謝你。我想,前蘇聯的覆轍是什麼?前蘇聯的覆轍,不就是一個74年的專制統治政權,被專制統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和人民一起解決了嘛!這對蘇聯,對俄羅斯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看看今天的俄羅斯人民,近兩年來,他們的普遍生活水準和中國大陸普通人的生活水準相比,他們提高得比我們快得多,儘管十年前他們不如我們,這是有詳細的資料的。第二,今天的俄羅斯不論怎麼說,回到了俄羅斯共和國的光輝之下,三色旗重新飄蕩在莫斯科的上空。全俄羅斯人民有了民主的權利,人民有了自由的權利,人民可以說“把列寧送到中國去”。請問,以前有過麼?敢麼?所以,所謂蘇聯的覆轍,這個覆轍覆得好,它讓推翻了1917年2月民主革命所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造成了74年血腥專制的蘇聯共產黨徹底瓦解。這樣的覆轍不論是在地球上還是在其他星球上,我都希望他一再地出現。如此我們人民就有希望了。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鄧小平如果不說殺20萬保20年,中國就走向民主了。那我想反過來問,殺人才能保住政權,那就殺人來保政權,誰有資格說這句話?我的政權必須保住,要想保住它,我就必須殺你。今天在這個場合下,如果我說一句話,為了保證我辛灝年的言論自由,我就把你們的嘴全部封住,你們在座的哪一個人願意?不願意吧。殺20萬保20年保誰呀?是保祖國麼?是保民族麼?是保和平麼?坦克車機關槍都上了天安門廣場,那叫和平麼?那不是啊,不是,那是在保一個東西,在“保共”,在保持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在保證共產黨的專政權利不被削弱,是這樣吧?他殺人決不是為了保人民啊!我們中國人多好、多純良啊,我們多能吃苦啊,59年到62年餓死了4千3百萬人,這是我的數字,現在最高是4千5百萬,卻沒有人造反,這樣的人民還要靠殺來維持他的權利麼?所以,89年殺人,不論你是什麼原因,就不說你是為了自己,都是錯的,都是有罪的,都是對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犯罪的。不能辯護,無以辯護。

第三,是不是民主就會分裂?我聽到你提這個問題,說心裏話,我心裏面一下子對你高看了很多很多,這才是一個對自己祖國的命運負責任的留學生,這也是幾年來我天天在想著的事。因為我們回顧歐洲的歷史,回顧英國的歷史,回顧美國的歷史,可以發現近現代凡是專制國家在走向民主的過程當中,都出現過民族和民族之間關係的變化。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民主引發了民族分裂,那麼反過來這個民主就一定失敗。法國大革命之所以鬧了89年,那麼多次的復辟,是什麼道理,就是歐洲的反動君主們都來鎮壓和撲滅法國革命都想來鎮壓和撲滅法國革命,從而造成了法國內部專制勢力的反撲,才造成了波旁王朝的復辟,拿破崙帝國的建立。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法蘭西共和國是第幾了?大概第五、第六、第七了吧。從第一到第三,共和國一次一次地被專制勢力推翻,被新的獨裁勢力推翻,甚至被公開地復辟帝制,是不是這樣?這是基本的歷史,就是因為民族問題沒有解決好。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安東尼特,就是因為把法國人民捍衛自己的軍事作戰秘密賣給了奧匈帝國,賣給了奧國和俄國,這樣人民才砍了他的頭,不是因為民主才砍了他的頭。第二,這個同學提得好,因為我的一些老同學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心裏都清楚,都知道山雨欲來風滿樓,是時候了。可是如果這個黨一旦垮了,中國怎麼辦?第一,沒有人給我發退休金了,我怎麼活?第二,看著國家四分五裂的,心裏痛苦啊。是,如果民主帶來了分裂,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舒服,反過來說如果民主帶來了分裂,這個民主國家、這個民主政權也沒有辦法存在。今天大家覺得,哇,我要想解決共產黨或者說解體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怎麼那麼難啊,可到了明天,當這個專制統治、專制制度垮了以後,當民主制度剛剛獲得建立,當民主政權剛剛獲得建立、應該說是重建的時候,只要在某個早上,臺灣宣佈獨立了,我告訴你,你這個民主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人民推翻你就像切小菜一樣。為什麼?因為人民自由了,人民能選擇了,因為人們要求中國一定是“民主統一”的中國,不能容許分裂。所以,我在過去很多的講演中,曾一再地聲明,我們要的就是“先民主、後統一、真繁榮”,我們不是沒有順序的,但是我們都要。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有這個感情、魄力和膽量,凡是對我民族好的事情,我都要,統一對我民族好,我要;民主對我好,我更要;繁榮當然對我們人民好,我會不要嗎?所以今天海內外所有追求中國民主、為中國民主事業在奮鬥的,在反對共產專制統治的朋友們,都要把民族問題深深地記在自己的心頭。你有本事麼,你有本事那就在中國的民主變革當中,一方面能夠讓民主變革順利進行、度過難關;一方面則讓我們祖國領土絕不陷入分裂的狀態。那個時候,人民一定會相信你,人民一定會支持你。這兩者你一樣沒有做到,人民就不會要你,因為到那個時候,我們的人民已經重新獲得了“創制、複決、選舉、罷免”的權利,是不是?

 

 

維權就要“維護民權、推到專權”

 

 

:中共專制政權倒臺前,大陸人民應做哪些準備?

:雖然這個問題不應該問我,因為我現在也是華僑,我不在大陸,而且出來十幾年了,但是我可以站在一個“自我流放”在海外的知識份子的立場上,說一些意見。

中國大陸現在維權運動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的“圈地運動”也如火如荼,一位市長或者是書記不久前說了一句話,“只有強拆,才能拆出新中國”,只有強撤,只有豪強兼併、搶盡的辦法,才能夠建立一個新中國,我當時看到這個消息,就笑了,那咱們也“強”啊,咱們把中南海了,中國不就有了新中國了嗎?

我想,大陸人民最需要的是什麼?就是堅定地拆除專制的領地,堅定的把維權上升到“維護民權、反對專權”的高度,堅定的“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將孫中山先生要實現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大路堅持走下去。今天,孫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因為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沒有一個皇帝,曾經將一個外國人的思想來統治過我們中國人。但是馬列卻血淋淋的統治了我們60餘年。誰都不能反馬列,誰反關誰,誰反殺誰,為馬列而死於共產黨屠刀之下的中國人,真不知有幾千幾萬幾百萬。最近中宣部還一再發出文件,誓言“一定要擊退那些企圖向馬克思主義挑戰的任何思想和思潮”。可見馬列子孫至今尚在,還要馬列來繼續統治中國。在中國大陸,除了要錢、貪錢以外,共產黨哪一點都沒有離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民權主義我就不用說了,就是要讓人民擁有自己的權利。這個權利不僅僅是我不給你任意拆我房子的權力,而是整個的民權主義的民權,就是林肯民權主義的民權,就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民權。我們只有把“維權”上升到了“維護民權”的高度,我們才能夠告訴自己,我們的民權被剝奪了。被誰剝奪了?被專制權力剝奪了。所以,我們要想要回民權,我們就一定要“推倒專權才能還我民權”。十年前,我創辦《黃花崗》雜誌的時候,就寫了一個序言,說的是人權和民權的關係。我說,“民權是人權的初步”。我們在美國講人權,我們在悉尼講人權是完全正確的,但在中國必須先講民權。因為在中國大陸,必須講民權,因為講人權,六千七百萬共產黨員的人權個個都享受得很豐滿,很好,甚至於把我們十幾億人民的人權都拿去給他享用了,他的人權裏面更是浸透著專制權力的血腥和骯髒。這是因為我們的“民權”被剝奪了——我們被剝奪了愛中華民族和不愛馬列黨族的權力,我們被剝奪了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的“信仰和信教”的自由權力,我們被剝奪了選舉和被選舉的民主權力,我們被剝奪了思想和寫作、新聞和出版的自由權力,我們被剝奪了人民、特別是農民對土地應有的和起碼的佔有權力——今天的中國,是“黨賣國土,民無私田”!我們還被剝奪了我們應該共同富裕的權力——共產黨和屬於共產黨這個特權統治集團的所有統治階層,包括與他的權力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所有特權佔有者,他們享受了今天地球上人類最好的生活,可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民,卻生活在一種何等痛苦的境遇之下?在中國大陸,在一棟棟高樓大廈,一列列嶄新高鐵的身影裏,掩蓋著我們人民的多少痛苦。我們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擠在城市邊上的蘆席棚裏面,這些被稱為“蟻族”的年輕中國人,居然只能用email向海外求救,說我們二十天吃不到一次豬肉;我們的孩子,我們農村的孩子,包括城市貧民的孩子,竟然沒有上學的機會,有些地區,老師只能在墓地裏講課,而死人的墓碑竟然成了孩子們做作業的“課桌”……。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喪失了民權的慘痛結果。

當然了,在海外講人權,外國政府會支持你;在海外講民權,外國政府可就不理你了。當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民權,卻是中國大陸的人民今天最需要的,因為,連我剛才講的起碼的民權都沒有,還談什麼人權的普世價值呢?三民主義沒有過時,不僅在中國沒有過時,在臺灣沒有過時,在全世界都沒有過時。四百年來,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族不在追求著獨立和解放,哪一個國家的人民不在追求著民權的自由和解放,哪一個國家的人民不都在反對著專制的邪惡和腐敗,並都在追求著人民應有的自由和富裕生活。我以為,這就是一條根本的道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好精神的、思想的和實踐的準備,逼迫共產黨走上這條路,如果逼不成,求不成,那人民自然會起來推翻它,人民就應該有這樣點準備。謝謝。

 

 

人民的民主要求和中共垮臺的時間

 

 

:辛先生您好,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這一百年過去了,辛亥革命的目標還沒有實現,當然,您也提到了蘇聯是七十四年,根據中國的歷史,中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歷史,時間是最長的,就是根據中國的傳統,它可能是遠遠不止七十四年,要達到辛亥革命的目標是不是還要一百年的時間,根據您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看,還有您現在在美國接觸這些資訊,比較實際的看法,要達到實現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的中國,大概還要多長時間?

 

辛:謝謝你,先生。雖然我這個人研究過去,不預言未來,但是我還是想跟你共同探討這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的封建制度不是全世界最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秦始皇就是打倒封建制度的最重要的代表,中國的封建制度是從周朝正式確立,到春秋末期開始動搖,到戰國開始分崩瓦解,到了秦始皇時代,被正式地廢除了封建,然後建立了中央集權式的“貴族和平民”共同治國的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也是個人專制獨裁的體制,就是君主制,家天下。這是基本歷史。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所有的話都是根據馬克思來的。馬克思提出了人類發展的五大階段,中間有一個封建階段,他就認為中國也是這一樣的,殊不知,馬克思鬧革命的時候,德國還是封建社會,德國反封建比中國晚了將近一千九百年。所以,英國也罷,德國也罷,包括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是君主制度短,封建專制長,和我們中國恰恰相反,我們是封建專制短,君主制度長。我們要推翻的,或需要解決的,也就是說,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所推翻的,是君主制度,不是封建制度。在我十多年前所寫的書和文章裏面,都已經闡明了這個問題。了解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只有了解他,我們才知道孫中山推翻帝制的重要性,我們才能正確的認識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的功過。因為我們過去罵暴秦罵的很多很多。

第二個問題,“走向民主”,準確地說,英國花了四十八年,法國花了八十九年,都砍了國王的頭;蘇聯花了七十四年。其間,都有戰爭,有反復,有專制復辟。那麼,中國該是多少年?一,沒人說得准。二,我的看法是,不會像你說的那麼漫長。七、八年前,有一位“人士”從中國大陸走出來對我說,也到處公開說,中國大陸人民根本就沒有民主的要求,至少一百年內就都沒有民主的要求,我當時聽了差一點勃然大怒,雖然我把自己壓制住了。不是因為我在海外,不瞭解國情,我就把希望當成了現實,不是。大陸人民怎麼可能沒有民主的要求?我們這些知識份子,當作家的,寫小說的,編電影的,哪一個人不希望能夠完全自由的去寫作?我們的農民哪一個不希望能夠自由的耕種自己的土地,自由的販賣自己的農產品?我們的工人哪一個不想自由地去打工,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的每一家報紙,每一個研究所,每一個研究單位,都希望思想是自由的,言論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我們的每一家宗教,包括那些在中國大陸名為“宗教”,實際是在馬列壓迫下的“假宗教”,不得已的“假宗教”們,哪一個人不想真正懷揣著自己真正的理想,不想信仰著自己的真正信仰,去自由地“結自己的社”啊!所以,世界潮流浩浩湯湯,走向民主是個必然的方向,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說他們是沒有民主的要求的。中國人民今天的維權運動,中國大陸在思想上、歷史上、文化上講真相的各種突破,都是因為有一個民主的燈塔在吸引著我們,驅使著我們朝著民主的方向走。那麼,這到底要多少年呢?我剛才說了,“回頭看,就是為了向前進”。我雖然不預言未來,但是我可以說這麼一句話,中國共產黨從一九四九年的專制復辟統治到今天已經六十一年了,我認為它正走在它的最後階段上。共產黨的一位著名將軍已經說了這樣一句話:“十年之內不進行民主改革,我們就完了!”這是公開發表的。共產黨的總理,今天中共的第二把手——溫家寶先生也說了,“不進行政治改革,只有死路一條”。他們都把這個階段看成是十年之內的事。那我反過來只想說一句話,“誰不進行政治改革,就死路一條”,“誰不進行政治改革,就連十年也撐不下去了!”我想,還是用共產黨的領袖們、將軍們所說的話來回答您的問題吧:中國,中國今天的這個專制制度,已經走上了它的末。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會瓦解崩潰,我們不算命;但是我還是要重複我八年前講演時說過的那一句話,就是:“如果這個專制統治明天早上垮了,你別詫異;如果這個專制統治還能再熬個七年、八年,你也別灰心。為什麼?因為“人在做,天在看”,是不是?謝謝。

 

 

 

中國的革命力量從哪里來?

 

 

:中共的革命是窮人鬧革命,那麼現在中共正全力搞經濟,改變城市面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我的問題是,改變中國現狀的革命力量應當來自於何處?

 

革命力量從哪里來?革命力量其實就在民間。

1995年我來到美國,當我滿懷著興奮和高興告訴大家,中國大陸從1985年正式開始的民間歷史反思已經如火如荼整整十年。當然它已經從反思共產黨的統治走向了反思“抗戰是誰領導打的,誰打的;北伐是誰打的,誰領導的;什麼是三民主義?什麼是中華民國?什麼是辛亥革命?可是我當時感到十分詫異、甚至是十分痛苦的是,當我來到海外興致勃勃地告訴大家,中國大陸已經反思了這麼多巨大的成果的時候,我們的歷史學家、作家、記者、專家和民間人士們,已經拿出了大量的事實來為歷史作證,電影《血戰台兒莊》也已經放映又被禁映了時,海外的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話,甚至嘲弄我說,我說的這些只有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們才會聽,而且他們當中更有許多人是靠臺灣國民黨幫助和資助的,一句話,就是“養著的”。

這迫使我思考了一個問題,就是在海外是很難了解到中國大陸的人民力量究竟在哪里?我的答案就是:在民間,在那些已經覺醒了的知識份子的身上,在那些正在覺醒的優秀青年知識份子們身上,在那些數不盡的從農村流浪到城市打工的知識青年們身上。在他們的身上,萌生著革命的思想,成長著了民主的追求。如若不信,大家只需要再翻一翻法國革命史,翻一翻歐洲許多民主國家的歷史,你就發現那些偉大的民主革命都是從小城鎮裏、小縣城裏走出來的青年知識份子,和那些已經對社會考慮得非常深入的、完整的、並已經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社會、變革社會方式的思想家和知識份子們,比如羅伯斯貝爾、馬拉、丹東;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等等。今天的革命,無論是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他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他已經不是“原來不讀書的劉邦、項羽”們了。他們一定是讀書的,他一定是多少懂一點道理的,他一定是對這個社會有深刻感受和認識的,並且能夠明確地把握著我們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發展的前景和方向的。我們在海外的朋友,常常因為這個問題很難看清楚,所以我們總覺得,我們看不到中國民間社會的民主力量,看不到中國民間社會的革命力量,其實那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人們自己的報紙和雜誌所造成的。如果我們退一步說,今天的中國大陸也像晚清時代一樣,人們在相對自由的條件下,還能夠創辦一些自己的報紙雜誌,至少也有六十份報紙和四百八十七份雜誌期刊的話,我們的海外就會都知道中國人的力量在哪里。所以中國的民主革命力量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所有力量,就在中國大陸民間,在我們那些正派的、正直的知識份子中間,在那些優秀的知識青年中間。相信吧,一個時代都會創造屬於自己時代的人物。明天民主中國的優秀人物,今天就蘊藏在他們中間,活動在他們中間,正在為這民主的明天悄然地、甚至會公開奮鬥著、呐喊著,直至犧牲了他們自己。

至於人民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進行這場革命,推翻共產黨的專制政權?我想,我們也應該有兩手,一手,堅持用最和平的方法,去完成我們的民主變革和民主過渡,這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因為這對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損失最小,損害最小。但是,我們自己和人民決不應該首先承諾放棄一切可以進行民主變革的方式和手段,只要共產黨一天還在堅持用暴力鎮壓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人民就有理由用各種方式來推翻這個專制統治。這就是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法律當中,都有一條“正當自衛”條款的合法性來由。人民放棄了保護自己的能力,人們放棄了武裝保衛自己的能力,那就成了被人宰割的羔羊。中國人民不應該走這條路。所以簡單的說,決不放棄和平革命,但同樣不能放棄任何可以達成“推翻專制、重建共和”的方式和道路。謝謝。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沒有關係”嗎?

 

 

:有一個有關歷史問題向您請教,1911年辛亥年在武昌發動起義時,孫中山先生尚在國外(當然孫先生提前已進行了很多民主革命準備,發動革命幾十次之多,功不可沒。)那麼到底孫先生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是什麼?請指教。

 

:謝謝。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也玩起了革命的兩手,不是“也”,而是“繼續”玩革命的兩手。就像當年“借高喊三民主義打進國民黨裡面,然後再分裂國民黨、反對三民主義、發動共產革命”一樣。

今天的中國面臨著一個非常偉大的變局,在這場變局當中,它的失敗者一定是共產黨,這是沒有疑問的,也就是說,失敗者一定是專制政權。因此,為了抵制這場變局,中共就要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的傳人,說他才是繼承了孫中山的,才是幫助過孫中山的,是認孫中山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的——雖然他絕不區分共和革命和共產革命,而是要把它攪成一鍋粥,以便混水摸魚。然後,它就有了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因為,孫中山這桿旗子是很難倒的,不是很難倒,而是倒不掉的。

中國的幾千年文明歷史有三個人你是動不得他的。

第一是周公,確定中國的政治文化制度,“文武周公”的那個周公。

第二是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統一中國。

第三個就是兩千一百年後“廢帝制、建共和”的孫中山先生。要想否定他,是枉費苦心。

所以,中共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現代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繼承人。這樣,它的權力的合法性就有了來源。可是孫中山先生又是今天最讓共產黨感到心裡痛苦和渾身不安的人。我想在座的所有朋友都會想到一個字:“革命”。孫文不就等於革命嗎?我們一想到孫中山就會想到孫中山革命對不對?孫中山發動11次革命推翻滿清,對吧?那麼,在今天的中國,不發生革命也就罷了;要是也會發生革命的話,革命的“對像”是誰呢?那肯定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今天中國的勞苦大眾,不是今天中國沒有思想、出版自由的知識分子,一定是那個掌握著專制權力正在腐敗和腐爛的共產黨政權嘛!所以,今天的共產黨就一定要消滅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一定要批倒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和國民革命理論,一定要否定孫中山共和革命的的道路,甚至要從要從人格上徹底地剷除孫中山的歷史魅力,和他在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豐碑上的至高地位,特別是他在民族歷史發展上的“巔峰形象”……。

於是乎,近些年來,特別是1989年之後,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出現了一些十分奇怪的現象,一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在逃亡海外之後,於1989年當年和其後的幾年裡連續發表文章叫喊“告別革命”,就是要提醒共產黨,革命已經悄然而至。緊接著,有學者,大陸出來的學者,也公開地告訴大家:要“告別孫中山,回到曾國藩”。要告別孫中山,就是告別孫中山的革命,要回到曾國藩,那就是要鎮壓革命。曾國藩不就是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嗎?他們堪稱煞費苦心。可是他們有成果,他們在海內外經過多年的宣傳,開始有了成果。以致我們一些正在追求民主的一些朋友也開始否定起孫文、否定起辛亥革命,甚至否定起人類的一切革命來了,但就是不去批判那個最該否定的共產黨革命。他們把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放在一個鍋裡面煮,說他們三個人都是“毒梟”,孫中山是“第一個”。還說“沒有孫中山就沒有國民黨的專制,沒有孫中山就沒有共產黨的專制,國民黨和共產黨專制的鼻祖就是孫中山”。甚至說“孫中山1911年不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在他們的理論裡,孫中山是“推翻了共和、建立了專制”…….大家只要在中共的《瞭望》雜誌上,台灣的《中國時報》上,海外的《世界週刊》上,和許許多多的網站上面,你們就能看到無數的批判、否定孫中山的這些文章,以致在一個貌似民運的論壇上,一個民運政黨的網站上,早已並且是不休止地誣陷孫中山、辱罵孫中山,直至公開喊出要“鞭屍”孫中山,隨著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益逼近,中共在中國大陸虛假紀念孫中山的活動逐漸展開,海內外、尤其是在海外和臺灣,批判、否定、侮辱孫中山簡直是一浪高過一浪,一切莫須有的罪名,都枉加到了孫中山的頭上。而在這一浪高過一浪的對孫中山的“進攻”中,就有剛才這個朋友所提出的問題,就是有人公開胡言“孫中山跟辛亥革命沒有關係,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的時候孫中山還在美國的丹佛打工呢。當然,今天已經有朋友提出他不在丹佛。今天,我們就不說這個問題了,也許他找到的新資料完全是對的。但是,孫中山當時他一定是不在國內,因為他不在武昌,“所以,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就和孫中山就沒有關係”。這也等於是說,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山東台兒莊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因為蔣介石沒有在戰場上,所以這場戰爭就跟蔣介石沒有關係。但是,當年在延安的毛澤東就從來沒有上過抗日的戰場,而是在他的窯洞裡面,不是跳舞,就是喝紅酒,要麼,就是在寫他的《矛盾論》、《實踐論》,寫他否定辛亥革命的《新民主主義論》,對他的八路軍軍官們“做細緻的思想工作“,告訴他們“日本占我們中國的土地越多越好”,要求他們“絕不要幫助蔣介石抗戰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中華民國抗戰”。可是,這些人絕不說毛澤東跟抗戰沒有關係,還說是“毛澤東共產黨才領導了抗戰,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在我介紹了這些情況以後,我現在就可以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了,孫中山沒有直接領導和參加武昌起義,那麼,孫中山都在那裡?我且舉兩個例子給大家聽。

第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的前一天,因為革命黨製造炸彈,意外爆炸,機關暴露了,有彭、劉、楊三個烈士被抓,並且第二天早上他們就被砍頭了。這三個烈士在砍頭之前喊的一句口號是什麼?就是“孫中山及未死同志萬歲!”就憑這句壯烈的革命口號,大家看看,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沒有關係?革命在第二天就成功了,而他們就是在革命勝利的前一天,喊出了“孫中山及未死同志萬歲!”。

第二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這兩個組織共同發動的。在此,我且不說他們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關係,只說共進會的軍事部長孫武——當時和後來大家都這樣稱呼他。其實他原名字不叫孫武,他叫孫葆仁。他為了發動起義,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孫武”因為,孫中山的大名就叫孫文。他又把自己的字改成了改成了“瑤仙”,因為孫中山先生的字是“逸仙”。他這樣把名字一改,於是武昌新軍內外到處都在傳揚著這次領導革命起義的孫武,就是大革命家孫文的弟弟,於是短短的幾天之內,新軍當中參加革命起義的就增多了1500多人,甚至造成整個武昌革命氣氛大漲,革命信心倍增。大家說,孫中山跟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有沒有關係?

第三個例子,武昌起義時,雖然孫中山不在場,那孫中山在幹什麼?

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在美國接到了國內革命黨請他回去做大總統的電報,他卻把這個電報悄悄地折疊起來,放在自己的口袋裡,沒有告訴任何人,然後卻對他的戰友們說,我現在不能回國,我馬上要進行一次外交活動,我要讓西方的銀行團不要再借款給清政府,讓他們來抵抗我們的革命,我要讓西方的銀行團、特別是英俄法德四國銀行團借款給革命軍,讓我們的革命軍能夠一舉攻克北平,建立新中國。雖然,這兩個任務,他只完了一半,就是西方列強的銀行團並不支持他,沒有借款給他;可是西方的銀行團也再也沒有給滿清朝廷貸款,使得滿清朝廷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大家都說袁世凱逼清廷退位,為什麼清廷在袁世凱一逼之下就退位了?因為清廷沒有錢再堅持下去了。這個天大的秘密,我是在9月10號以後決定講辛亥革命時,才在許多的資料中把它找出來的,我感到很興奮。

第四,革命先烈張難先先生,他在回憶錄裏說了這麼一句話:“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人心中沒有一個孫中山的形象;在當時的中國,有多少青年都想逃到海外去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如果沒有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形象或孫中山發動革命十多年的實績,武昌起義不知將延遲到何年何月才會爆發。”

第五,這場革命,孫中山先生雖然不在武昌,可是這場革命,當晚清的改良人士也參加了,並和革命黨一起創建了湖北軍政府,並要迅速創建大中華民國的時候,孫中山終於回到了中國。有17個省的代表參加的選舉大會上,有16個省的代表選他當第一任臨時大總統,這樣一個開天闢地的事實,還能用來反過來證明“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沒有關係”嗎?我想,今天,在中國大陸,如果也出現了辛亥革命式的“變局”的話,恐怕就沒有什麼人回去便能夠讓人民選他做大總統的,除正在廣東韶關監獄裡面“服刑”的當代民主革命家王炳章博士。當然,也只是可能而已。為什麼?他是被共產黨在9年前從越南綁架回國,判處無期徒刑,現在被關在刑事犯當中,經常遭受毒打和侮辱。而他,兩個月前說的話仍然是:“粉身碎骨,至死不渝”。

我想,到時候,我們的人民自己一定會在國內選出一個被他們認為有能力、有人格在那個過度階段領導他們共度難關的領袖。在一百年前,這個人是誰?就是任何人聲望都沒法相比的孫中山先生。

孫先生怎麼可能和辛亥革命沒有關係?!

謝謝。

 

 

民國“國母”助共“顛覆民國”

 

 

問:辛先生你好。我想問一個問題,怎麼樣去評價宋慶齡女士,她是背離了辛亥革命呢?還是偏離了呢?我有點搞不清楚,請先生指教。

 

辛:我想今天的提問總算走上了一個歷史的正題了。大姐,你說的很好,她不僅偏離了,背離了,甚至背叛了,她在臨死的時候堅決要求不睡到共產黨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去,卻要睡到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父母身邊——曾經被紅衛兵挖出棺材屍骨進行批鬥的那雙父母身邊,就說明她終於覺醒了。可是她醒的太遲了。

宋慶齡是一個單純的女性,善良的女性,在“二次革命”發動之後,在孫中山先生最困難的時候,她以一顆少女的摯愛之心,愛上了我們的民主領袖孫中山,中山先生開始拒絕過她,後來也愛上了她。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故事。那個時候,在艱難的反復辟奮鬥中,在護國和護法的奮求當中,她一直是孫先生最好的戰友,最好的心友,要是用共產黨的一句話來說,是最好的“愛人”。當然,我在海外知道大家都不願意講這兩個字,但是事實是這樣。可是,當時的她,年輕,幼稚,沒有嘗過人間的痛苦。她生在一個富商的家庭,卻跟革命天生地發生了關係。她生活在自由爛漫的美國,讀完了中學和大學,有著一個初步的或者是非常純淨的自由理想。可是大家要知道,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是有目的地發動的,它的思想和理論,在著意的推動下,在全世界的部分知識份子當中發酵起來了。它不僅冒用了歐洲近代的共產主義信念,自成一家“專講鬥爭和專政”的社會主義思潮,而且還在中國吸收了傳統儒家大同思想的某些內容,正是這些,對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和知識青年,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而我們的宋慶齡女士,也就在孫中山被蘇俄三番五次“上門聯合”的過程當中,慢慢地受到了國民黨“左派”、就是國民黨“親共派”的影響,慢慢地受到了俄國派來的軍事政治顧問們的影響,慢慢受到了國民革命陣營當中那些靈魂已經是共產主義信徒、嘴巴上還是三民主義信徒者的影響甚至欺騙。

比如說,我就不說名字了,當年那個北大畢業,一口英俄兩語,年輕帥氣的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就一再地對宋慶齡女士說,中國只有走共產主義的道路,走列寧的道路,才能真正的解決貧困,推翻專制,才能夠走向民主和自由,實行共產主義。他成了宋慶齡最信任甚至是很敬仰的人。當這位與她年貌相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1927年底的廣州叛亂中喪生,這使得宋慶齡十分難過,因而對他的思想和行為更加產生了敬重之情。

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宋慶齡一直是非常孤單、非常痛苦的。她的黨正在汪精衛的“權力病”的發作下,產生了種種分裂的跡象,甚至於造成了“寧漢對立”的分裂局面。這時候的宋女士不僅已經侵染了共產主義的一些思想,而且由於孫先生死後,她單純的成長經歷,又不足以應付已經面臨的這種複雜痛苦的局面,還因為打進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和已經被共產黨赤化了的那些國民黨員,開始包圍住她,企圖利用她作為孫先生未亡人的身份來影響國民黨向“左”轉。

一個天真無邪、未諳世事、只因為是做了孫夫人的宋家二小姐,就這樣在蘇聯 ,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左”派的拉攏和包圍下,思想一天比一天左傾,直到1929年,她居然能夠在國民黨身份的共產黨人陪同下,到了蘇聯。她飛馳在蘇聯由東向西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上,當有人告訴她說,“你看,鐵路邊上的孩子多麼的窮困,多麼的痛苦,這麼冷的天,他們連鞋也沒有得穿,帽子也沒得戴,你猜她怎麼回答的?她說:“那革命前比現在還不如呢?”

其實,她並沒有看過俄國在革命前是什麼樣的,她也不想講俄國的十月革命,就是我所說的“十月背叛”已經12年了,她就是因為從感情上開始傾向了共產黨的主義,所以才開始維護那個她完全不瞭解、不懂得的專制政權,甚至要毫無根據地維護這個人民正在反對的政權,面對著自己所看到的痛苦,卻不能講出的中華民國的“國母”所應該講出的正義語言來。因為她不僅思想變了,而且感情也變了。一個女人感情一變,就會什麼都變掉了?怪她嗎?不怪她。因為她就是一個女人。不怪她嗎?怪她。因為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是孫夫人,是孫中山的未亡人,是民主的中華民國的國母。你這個國母,可以在蔣介石家裡的飯桌上,為了維護共產黨,而一氣之下就能把飯桌給掀翻了,但是,你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母,難道也可以在蘇聯秘密參加國際共產黨,並在蘇聯公然侵略中國東北的時候,在暗中支援中國的共產黨服從史達林的命令,用製造中華民國社會暴亂和發動武裝叛亂的手段,去“武裝保衛蘇聯”、同時卻反對蔣介石“武裝保衛中國”嗎?就不說你還在上海購買一批又一批的醫藥,派人送到蘇區,好讓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命令下實行武裝割據、直至成立服從蘇聯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一心顛覆孫先生創建的、你還在做著國母的大中華民國嗎…….你叫蔣介石先生怎麼辦呢?對他而言,你既是國母又是妻姐啊!他不聽你的,不行;聽你的,能行嗎?

宋慶齡終於在共產國際的調教下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為共產黨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做統戰,做地下工作,做著只有間諜們才能做的事情。今天,象《新天地》這樣的許多雜誌和網站,甚至包括正面描述她的共產黨人回憶錄,都已經在把這些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她的歷史,一件一件地公佈了出來。她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母,卻跟著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她身為三民主義的信徒,卻接受了共產主義;她身為我們全中國女性的楷模,卻置全中國民眾的禍福、特別是婦女的痛苦於不顧。你說她到底是為什麼,你說不清;你說她到底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的?你還是說不清。其實,就是因為她的幼稚和單純,太容易受惑和受騙,才使她她居然就成了一個複雜時代的犧牲品,孫中山、中華民國、中國民主事業的偏離者,背離者和背叛者。對宋慶齡女士,我一開始就說她是個單純的女性。可是單純的女性和任何一個單純的人,當他們面對著一個複雜的局面時,面對著思想的尖銳較量和真假革命、不同革命的痛苦較量時,你可一定要選好自己的路啊。因為你今天沒有選擇,明天你就可能背叛它。

1949年之後,她曾經堅持不要改國號,可最後還是被中國共產黨說動了,跟著共產黨拋棄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國統和民主共和法統,也拋棄了她“國母”的崇高地位。之後,在50年代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中,她甚至要求進一步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劉少奇曾為此向偉大領袖匯報,毛澤東便派劉少奇、周恩來去看她,跟她說,“宋副主席(她當時擔任了馬列中國的國家副主席),對於你來說,是不必要參加共產黨的。因為我們共產黨有400萬,而宋副主席一個人就抵得上200萬共產黨員!”

朋友們,她是真的抵得上200萬個共產黨啊!她以她中華民國國母的身份,對內成了蔣先生推進國民革命特殊障礙,對外成了中國共產革命花瓶中一隻永遠開不敗的紅花,為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奪權打天下所立下的大功勞,真的是200萬共產黨也抵不上啊!可是,她曾經卻是我們的國母,我們的孫夫人。今天,當我們回顧她的這些生活往事的時候,我們應該感到,第一,太令人痛心,第二,太大的教訓,第三,也不要簡單的或粗暴的批評否定她。也許,這也叫做“宿命”吧!謝謝。

 

 

從臺北走向北京——怎麼去?

 

:辛教授您好,我是來自臺灣的留學生,近年來在臺灣的政黨輪替已讓臺灣人民厭惡了選舉文化以及兩黨互相攻擊、謾的政治氛圍。甚至,因此造成臺灣人民之間的族群分裂……臺灣知識份子對此極其無奈,不僅喪失社會和諧,也更因民進黨之政策,造成年輕一代對國家民族認同上的矛盾。

在此,我對中華民國感到悲哀,1949失去大陸,而在此一彈丸之地——“臺灣島”上,更有另一勢力企圖“消滅”中華民國……另立新獨立政權。請問,對於臺灣年輕人及現狀,您的看法,以及如何傳承“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

 

:記得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學講演的時候,曾碰到一個長得很帥氣的臺灣留學生。他跟我講,我讀了你的書以後,我就在想,我們臺灣人還有一條路,既不是民進黨現在還沒有看清楚的道路,也不是國民黨有些人,就是國民黨的部分上層勢力已經拋棄的道路,那就是“民主統一為中華”的道路。臺灣先民主了,大陸後民主,我們兩岸都民主了,那坐下來就能談了嘛。不要動不動就是飛彈,動不動就是威脅,動不動就在臺灣這個民主的大船上空,來一場陰雲翻滾、雷霆乍怒嘛!所以 他說“辛老師,我覺得還有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從臺北走向北京”。我說,你說對了!然後,我告訴他說,不久前我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演講的時候,我曾很奇怪地發現,最後面站了一排年輕人,大約有二、三十個。我一看到他們那個表情、眼神,還有他們相對來說比較文雅的模樣,我就認定這些是臺灣學生。中國的臺灣人和中國的大陸人確實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們生活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可是,沒想到的是,我講完了,他們開始向我放“喀秋莎”了,就是放連珠炮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問我,我們臺灣人為什麼不能獨立,我們憑什麼要受你們飛彈的威脅,我們憑什麼要受你們共產黨的氣,我們走出中國有什麼不好?雖然他們覺得我對他們客氣而直率的回答有點道理,但顯然還不是很服氣。所以,他們就問我說:“今天晚上最好別讓他們請你,跟我們一道吃飯,你願意嗎?這樣我們可以好好談一談:臺灣的前途,究竟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我答應了。那天晚上,在一個很小的華人飯館裏,我和他們二十多個臺灣留學生聊了整整一個晚上。最後,他們終於同意我了,說:“我們憑什麼總是要在臺灣躲來躲去,成天怕怕的啊?我們乾脆從臺北走向北京嘛,我們要自己的大中華民國嘛,這才是正路嘛!”那個晚上,我和這些原來要和我辯論“台獨為什麼不對”的臺灣留學生,實可謂“盡歡而散”。這種情形,我已經遇到過不止一次了。

是的,如果今天的臺灣人,臺灣的青年,臺灣的每一個人胸中還是有一片“大海棠葉”,就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的那一片版圖,孫中山創建時候的那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蔣介石曾在偉大的北伐戰爭之後,和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努力統一過和誓死捍衛過的那個中華民族自己的國家(我稱中共篡立的是馬列教族的中國,就是馬列中國),我們還有什麼好傷感的呢?我們還需要為不能獨立走出中國而傷心,還需要為今天僅僅只有台澎金馬的這個“小中華民國”而傷感嗎?

朋友們,歷史的車輪輕輕的一軋,就是五十年、一百年。我們不過因生在其中,才覺得這個歲月是太漫長了。但是,只要我們跳出來回頭一看,不是才五十年、六十年嘛,一百年了,我們當真就解決不了民主和統一的問題?

當時,因為我說得這樣有道理、有信心,所以這一批臺灣留學生,就和我達成了一個共識:別老擔心著臺灣,還是立志要從臺北走到北京去。有一天,當中國與臺灣一樣,實現民主了,臺灣將該給我們提供多少民主的經驗和教訓啊!該為那個開始建設的民主中國提供多少臺灣來的民主政治家們啊!是吧?到北京來,臺灣朋友們,特別是臺灣的青年們,把你的心智擴展到我整個的大中華民國去,為了我們的大中華民族,為了我們各族人民都能共有一個民主的大中國而奮鬥、而成功吧!

謝謝你們。

 

插問:怎麼去啊?

 

答:怎麼去?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好。對一個人來講,我們首先要有志氣對不對,你根本就沒有志氣去,你就不會想怎麼去了,對不對。只要你想要去,你就會想怎麼去。是不是?

我覺得,要想從臺北走向北京,第一,就是要堅守住民主的臺灣,保護民主的臺灣,讓臺灣繼續成為全中國的第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第二,就是要保護住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只要這個國統和法統,這一面青天白日的國旗還在飄揚著, 那就說明中共還沒有對中國實現“專制一統”,就是專制還沒有統一整個中國。

有了這兩點以後,大陸不是請你們去嗎?那就去啊,幹嘛不去啊?中共不是在請你上紅地毯、對你進行統戰嗎?那你也對你統戰啊:他說共產主義怎麼好, 你就講三民主義怎麼好;他說中華民國的歷史怎麼不好,我就說中華民國的歷史才真正叫好。可惜的是,臺灣有一些國民黨人到了大陸,一不敢講三民主義,二不敢講中華民國,三不敢講“民國中央政府”。可是,有一個民進黨的女市長,居然在中國大陸公開講,我們的中央政府,大陸人民反而對她另眼相看了,說她是好樣的,是不是?你說怎麼去啊?我說就這麼去了,相信嗎?我回去他會抓我,你回去講三民主義,他不敢抓你呀!李敖看上去膽子那麼大,他是因為發佈台獨宣言被蔣介石抓到了監獄裏面,但他不是因為反腐敗被抓的啊。在蔣介石的監獄裏面,他還能夠寫罵蔣介石的書啊,可是到了中國大陸以後,在北京大學講演,心裏總想著共產黨那個可怕的秦城監獄,心裏怕怕的。當然像他這樣去就不行了,去了也只能成為共產黨的一顆統戰棋子而已。我說要去,就是要壯起膽子,挺起胸脯,走到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大陸去,走到自己祖國的大陸去,走到我祖國的北京、上海、武漢、廣州去,講一個從中國的民主臺灣來的人應該講的話,做一個從中國民主臺灣來的人應該做的事——就這麼去就行了。他們奈何不了你的,是不是這樣?

第四,千萬不要“助專制為虐”,對於直到今天還要堅持專制統治、絕不進行民主變革的中共,我們來自臺灣的朋友,至少不要去幫他,切不要像連戰先生那樣,去幫助大陸的專制、去損害臺灣的民主。

第五,想想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是大中華民國的一員,你們對大陸人民的任何聲援和支持,都是為了要在整個中華民族和全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個跟臺灣一樣的民主社會,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大中華民國。你只要這樣想,你就不會拿著幾個小錢,今天勾搭這個,明天唆使那個,去做一些對我們中國大陸民主追求進步背道而馳的壞事情,一些令人心痛的事情了。

怎麼去?我想就這樣去。臺灣朋友要從臺北向北京走,我們大陸人民也要從各地向北京走,只要我們這些人都扛著民主的旗幟,扛著孫中山的旗幟,扛著民族、民權、民生的旗幟,我們就一定能走得通,一定能走得成,對不對?

謝謝。

 

 

臺灣國民黨的“四種病”

 

問:剛才第一位先生的問題,我對您的回答印象很深刻,國民黨和共產黨應該走在什麼樣的統一的路上,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是,國民黨的連戰到中國去朝拜,還有一個說法,說有可能要讓連戰做中國的國家副主席,所以現在很多人看到的趨勢是,不是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往辛亥革命或者是您所說的道路上去統一,而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影響更大,甚至現在臺灣的選舉,臺灣的很多媒體正在被共產黨滲透,那麼面對這樣的局面,您有什麼辦法或建議?很多人對這種局勢感到很無奈,怎麼樣才能實現您所說的大家統一到辛亥革命的道路上去?

 

:我在上周的講演當中,曾經講過這個問題,我今天再更加簡潔地、直截了當地說一說我的看法。本來存在的一條共同的道路——辛亥革命的道路、三民主義的道路、孫中山的道路,可這個國家不幸在蘇聯的挑唆、命令、扶持和指揮下,出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從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展到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以出賣自己民族根本利益所建立的所謂國中之國。歷史我今天就不想談它了,我想說的是,國民黨在歷史上就曾經有過廖仲愷的幼稚病,就有過汪精衛的權利病。廖仲愷因為要爭取俄援,一切聽俄國指揮,然後用俄國的力量、用共產黨的力量來壓迫本黨,讓自己的黨在方向和路線上迷失了方向,那是1923年到1925年的事。緊接著在他後面又有一個“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汪精衛,實際上,他明白國共兩黨的兩個主義、兩個革命、兩個陣營是不能夠混合在一起的,他說過這句話,那天講演我提到了。他說:這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像孫悟空鑽到豬八戒的肚子裏打拳頭,這豬八戒怎麼受得了啊?他很明白,可是他為了竊取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他在蘇俄顧問鮑羅庭和蘇俄政府的指揮下壓迫本黨,甚至迫害本党的同志,使中國的國民革命,使中國國民黨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方向,在一段時間內遭到嚴重的扭曲,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這是兩個歷史的現象。提到今天的國民黨,我說客氣一點,就是傷感哪;我要說重一點的話,則是令人很痛苦。廖仲愷的幼稚病在今天的臺灣國民黨裏是處處都在,上下都在。共產黨好“怕怕”的啊——你看臺灣朋友講起話來都是這樣的;說大陸什麼都好,“天也好,地也好,水也好,山也好,姑娘也好,共產黨最好”;中國什麼都可以沒有,就是不能沒有共產黨……。這是國民黨的一位前中央候補委員在紐約親口對我說的,甚至有人說,臺灣應該取消軍隊,因為臺灣需要和中國統一的,臺灣還要軍隊幹什麼呢?他忘記了,在全中國的範圍裏,臺灣的軍隊是在保衛臺灣一省的民主啊,台灣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它不是黨軍啊,這是中國諾大的一塊地盤上唯一的一支國民革命軍,國軍,政府軍,不屬於任何黨和個人的,你說台灣朋友已經“幼稚”到什麼程度了。此其一。

其二,權力病。國民黨和民進黨爭政權,政黨輪替,這很正常,在民主社會裡就是這個樣子,而且隨著政黨輪替的一次一次的重現,台灣的民主,台灣的民主修養,台灣人民的眼光,台灣人民選舉的技巧和能力,也就越來越臻於成熟了。可是,如果在台灣有一個党,說白了,就是國民黨吧,卻想爭取大陸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勢力,在民主的台灣爭權奪利,大家說這是什麼性質啊?讓一家專制勢力,來幫助一家民主勢力競選,來打擊另外一個民主勢力,你們說這叫什麼?與理不通啊,這叫權利病嘛。為了權利,不要思想,不要路線,不要界限,甚至連台灣的前途都不要了,大中華民國變成了小中華民國,大中國國民黨,變成了小中國國民黨,小中國國民黨變成了台灣國民黨,台灣國民黨變成了中共在臺灣進行統戰的對象或收買的對象。

其三,它不僅有廖先生的幼稚病和汪精衛的權力病,它還有什麼,它還有一個利益病,它跟共產黨現在是“共利益”啊!國民黨的一些朋友,特別是中高層的朋友,特別是擔負著對外有談判使命的朋友們,他們不是自己就是兒子,在大陸買房子置地產,當然他們就不希望共產黨出問題啊,不希望共產黨的大陸天下大亂啊,因為他跟共產黨已經結成了“利益共同體”了。就象我和這位女士兩個人共同買了一棟房子,我當然不希望她會倒霉,她倒霉我不也倒霉嗎?她沒了房子,我不也沒了房子嗎?這是利益病啊!全世界的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表現的很不好的資本家們,比如那個被台灣社會認為是“臺灣之恥”的資本家,他們正在和中國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勾結起來,魚肉我們的大陸人民。這種利益病,讓大陸人民深恨啊。所以大家稍稍看一點報紙,瞭解一點大陸的情況,你就會發現,大陸人民對台商,對那些給了他飯碗,讓他有了就業機會的台商,感情很不好啊,甚至出現了許許多多對他們不好的行為。所以,台灣國民黨目前的這種選擇恰恰是背離了辛亥革命的道路的。台灣國民黨今天的選擇,更是從三民主義蛻化到了“二民主義”,因為他們現在嘴巴裏所講的只是“自由、民主、均富”,自由和民主加起來就是民權,那麼,民族主義呢?他們悄悄地把民族主義甩掉了!孫先生講的三民主義,可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啊。民族主義不要了,要的卻是大陸的利益和中共的專制權勢,這樣的國民黨還是原來的那個中國國民黨嗎?連戰先生在美國獲得了一個富商集團的獎,居然發表言論,說“這個獎應該頒給胡錦濤先生”,臺灣前民主政黨的主席,前中華民國的副總統,竟要把這個獎,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所頒發的獎,頒發給一個專制政權的領袖,豈不是成了笑話嗎?剛才這位女士說了,最近香港的一家雜誌,美國的一家中華民國背景的中文大報,都報導說,2013年中國有可能請連戰先生當國家副主席,哇,我一聽都兩眼一抹黑啊,我為誰黑啊?我為連先生黑啊!你糊塗到什麼程度啦?你就到大陸去看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辦公室,看看那些人吧,那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啊!你糊塗啊,你為了一己的利益,能夠置台灣的民主前途於不顧,甚至於“助共為虐”,去阻滯中國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萬難追求,你不僅拋棄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你成了我們中國大陸人民追求民主的又一個絆腳石,並且這塊絆腳石還是來自和平、民主、興旺的台灣,來自台灣的民主政黨國民黨,你叫大陸人民怎麼看啊?大陸人民這麼多年,總是“東望東海無硝煙,南望王師又一年”啊!這可是中央電視台的一個節目主持人說的話呀!然而,“王師”呢,“王師”到哪裡去了?王師怎麼還不回來?人民什麼時候才能“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王師回來了,回到哪兒去了?回到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的紅地毯上,去和共產黨一起“三溫暖”去了…….是這樣吧?可悲!我知道,兩三年來,國民黨也特別不希望我這種人說話,但是,我這個人這輩子反正是無黨無派,除掉“中共少先隊員”這一樁“歷史問題”以外,我沒有參加過共青團,沒有參加過共產黨,我什麼都不是,所以我也就不在乎。不在乎在哪裡?不在乎批判共產黨,批評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如果不再承認自己是中國的國民黨,大陸人民可以不把擔子擔在你身上;你只要保住中華民國的民主的台灣,就算是你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和責任;你只要保住了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能夠在中國的土地上存在著,人民,我們大陸人民終於有一天會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那個時候,就像剛才所說的,一條大道通青天,管你共產黨國民黨,人民才是決定這個歷史未來的關鍵因素。所以我也借著這個機會,希望台灣的國民黨,甚至於希望以連戰為首的國民黨上層投共勢力,看清楚你們面臨著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你們正欣逢著中國歷史上一次最大的歷史性政治變革,這場變革如果你們參加了,並從正面推動了他,你們不僅能夠回到祖國的大陸,你們將是未來祖國因為歷經坎坷而寶有經驗的民主力量,將會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過渡,貢獻你們太多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反過來,如果你們今天想到的,只是嫁接北京的專制勢力,以便你們在台灣的民主競選中爭權;或者你們想到的,只是你們個人和你們那個黨在大陸的利益,那個正在被共產黨保護著、擴張著、發展著,統戰著的利益,那麼你就一定會被大陸人民所看穿,所反對,所拋棄。你們原來擁有的輝煌前景將不復存在。幾乎在四年前,我講錯了,是兩年多前,民進黨覬覦台獨,台灣人民,2300萬人民,已經有了成熟政治修養的台灣人民,擁有了民主精神的台灣人民,就是用手中的選票把昔日要求台獨的民進黨選下去了。我相信,台灣人民現在已經更加富有民主選舉的經驗和民主的眼光了,如果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當此之際,就是當中國大陸人民的巨大民主變革就要來臨之時,還有人、有勢力仍然執意親共投共,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甚至“助共為虐”以阻擋我中國大陸人民對民主進程的追求,我相信2300萬台灣人民一樣會把你選下去。我並不指望看到這一天,我更不希望看到這一天,我希望你們能夠真正的做中國人,做中國的國民黨,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全中國。謝謝。

 

 

辛灏年的宗教信仰

 

問:辛灝年先生您好,你剛才最後一句講,人在做,天在看,那我問你一句話,你有宗教信仰嗎?如果有宗教信仰,你是哪種宗教信仰,信奉哪一個宗教?

:你問得“乾脆明瞭直截了當”,我也要乾脆明瞭直截了當地回答你。我真的還沒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信“自由”,信“平等”。我知道,當我有一天在我自己的祖國獲得了自由和平等的時候,什麼信仰對於我來說都是可以選擇的了,我等著這一天,我等著我回到祖國能夠自由的擁有自身信仰的那一天,讓這一天早一點來吧。

 

 

年與法輪功的關係

 

請問你如何看待法輪功?你和法論功團體的關係是怎樣的?

 

:真是你怕什麼他就提什麼啊。其實我不怕,因為對一個坦誠的人來說,有什麼可怕的呢?說錯了還可以批評嘛,對吧?好,多少年來,真的有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都沒有機會回答,但今天是做客《看中國》,又有這麼多的朋友在場,我願意回答。

我和法輪功有什麼關係呢?我首先想說的,是“沒有關係”。為什麼?因為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練過法輪功,還沒有信過他們的“法輪大法”,我還是一個“大常人”。就像法輪功那些姐妹和朋友笑話我的時候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跟法輪功當然是“沒有關係”。

但是,辛灝年是一個堅持說真話的人。所以,我也要說是我與法輪功的普通學員們,還是“有些關係”。有什麼關係呢?且聽我慢慢道來。因為我覺得還是事實最能說明問題。因為說事實,就是要“不掩飾、不張揚、不誇大、不縮小”。

 

大約是1999年的秋季,美國之音找我採訪,問我說:“我們想請你談一談對法輪功的看法”。我反問道:“法輪功是什麼呀?”我不知道啊。因為我94年應邀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95年被哥大請到美國,然後就在紐約專心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對外面的事情所知甚少。所以我就明確地告訴他,你問我的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就不能接受你這個採訪。我就這樣拒絕了他們的採訪。因為一個人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也不要亂講的,你講也講不對、講不准嘛。這就是我第一次聽到“法輪功”。

 

第二次聽到法輪功,是我的這本書出版半年之後。有一天,一個陌生人打電話給我,說他是我的讀者,想跟你談一談這本書的問題。我說“可以啊,你只要有批評,我都會認真思考,對的我都接受”。當晚,就在我們家旁邊的一家愛爾蘭小酒館,我便與這個“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漢坐在一起,各人手中拿著一杯愛爾蘭啤酒,邊喝邊聊。當時還有民運的兩個朋友,也都是彪形大漢,他們是不放心我,就坐在遠遠的角落裏,看著我們,聽我談。我心裏自然很感激。

可是,你們知道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嗎?就是:“法輪功是邪教”。我當然一愣。但是我馬上就將美國之音曾採訪我的這件事情告訴了他,藉以說明我並不了解法輪功是什麼,然後我便單刀直入地反問他說:“今天你跟我一見面,就說法輪功是邪教,那麼我就想問你一句話,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比共產黨更邪呢?”沒想到,我單憑這句話就把他的嘴巴給堵住了。於是,他只好換了別的話題,因與法輪功無關,這裏我就不多說了。這是有人第二次跟我提到法輪功,我明白了,“共產黨痛恨法輪功”。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法輪功學員不就是在中南海大門前面圍著坐了一天麼,那不是人民的權利麼?憑什麼你就這麼恨它,就要殘酷鎮壓他們?我當時的思想就這麼簡單,並沒有更高的思想,而我對法輪功學員也沒有更多的瞭解。

 

第三次,有一天,我應邀到美國南方去講演,去機場接我的,不是那個地方的僑領和教授,而是兩個年輕人。他們對我說,他們是幫邀請方來接機的,並說先要帶我到一個地方看一看。當時我也很奇怪,因為冒名來接我飛機的事情曾經發生過,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這兩個年輕人一見面就挺信任的,於是我就上了他們的車,讓他們帶著我走了。我當時對他們的感覺,就是“文質彬彬,很有修養”,看那樣子,不是讀博士的,就是讀碩士的。未想,他們帶我來到了一片空曠的土地上,一眼望去綠草茵茵,還有大約有兩千來個人坐在那裏練功。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什麼叫練法輪功了。然後他們就請我講幾句話。我說你們叫我講什麼?你們到底是誰?他們跟我講,他們是法輪功,在這裏開法會,他們的法輪功學員正在練功,大家都希望你能給學員說幾句,所以我們征得同意後,就去機場接你了。我就笑了,說,那好,那你們就讓臺灣來的教授先講。他講完了我再講。因為他們告訴我,臺灣來了一個法輪功學員教授,也要講話的。於是,臺灣那個教授先講完了,我就上去講了大概頂多五分鐘的話。其中,有這麼兩句話,就是:“我只想說,我和你們同命運。為什麼?因為你們在大陸沒有信仰的自由,我在大陸沒有思想的自由;你們在大陸沒有練功的自由,我在大陸沒有寫作的自由。”我還說了:“世界上還有比同命運更重要的嗎?”我因為對法輪功的其他情形也不太瞭解,所以,我就嘎然而止了。沒想到,盤腿坐在地上的大約兩千多法輪功學員,竟然給了我一陣又一陣海浪般的掌聲,我心裏又高興又慚愧,還有點說不清的感覺,真的,我說不清。這就是我第三次觸及法輪功,也是第一次和法輪功學員接觸。當然,我很感慨。這以後我就開始認識了一些法輪功學員,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歐洲各國,甚至於包括澳大利亞。

 

我這個人,生性跟權力和地位沒有關係,所以,直到現在我跟法輪功裏面的上層人士和著名人士(這是一個“常人”的說法),不僅認識不多,而且從無任何交往,但是,我跟海內外許多“最普通的法輪功學員”,卻結下了很深的友誼,說感情也行。為什麼?因為在這些年裏,他們為了在國內宣傳我寫的那本書,傳播我的講演,有些法輪功學員一個一個地,甚至一家一家地被抓了。石家莊法輪功學員王博一家三口,在石家莊河北省高級法院法庭上被審判的時候,檢察院拿出的罪證,就是他們收藏、刻印和傳播我的講演,並且當場播映了這一“罪證”。我不是聽法輪功學員講的,而是國內的朋友告訴我的,因為他在場。而且我在海外還不能為他們說話,我一說話,他們可能就不止被判五年了!現在已經時過境遷,我才敢公開講出來。你說,我能對這樣的法輪功朋友沒有感情嗎?

今年10月底,我赴英國講演,有一位剛從國內出來的法輪功女學員曾主動去倫敦唐人街散發我講演的廣告,因“有人點水”,第二天竟然被員警當場逮捕,還被帶到警察局脫光檢查,受盡侮辱,你說我能不被他感動、不為她感到委屈嗎?

前年,我去紐約法拉盛一家診所做例行檢查,在地鐵裏車廂裏,前後竟然有五個人把我認出來了,有人還在我面前把我的講演成段地背給我聽,我都傻了。我問他們從哪里來的,他們說是剛從國內逃出來的。這五個人當中就有三個是法輪功學員。我當然很感動。為此,我還想辦法把他們找到,請他們吃了頓飯,為什麼?友誼嘛!

 

這幾年,我都在埋頭寫書,因為年紀也大了,很累,講演的邀請我都拒絕了,也不應邀參加任何社會活動。我一生最引以為安慰的,就是能夠做到“自甘寂寞”,因為,人不能自甘寂寞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在將近四年的時間裏,我根本就沒有出過面。可是,因為確實找我的人挺多,各地都有,所以,我就說我生病,身體不好,藉以推託。我想,托爾斯泰為了寫作,就說自己生病不見人;巴爾紮克為了寫作,甚至對外說他已經死了。那我也是為了寫作,不得已也可以仿效一下嘛。可我沒有想到,關於我生病的消息,居然就有人在國內蓄意傳播,說我得了重病、得了大病、就快不行了……。但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國內竟有很多法輪功學員給我寫信,說聽到我生病的消息,而且病的很重,他們好難過,還流眼淚,所以要我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健康,保護自己的安全,有人甚至說恨不得飛到美國來照顧我,並且說,“辛先生,你一定要練功啊!”雖然我至今也沒有練過任何氣功,但是,他們的話卻是充滿了友誼和感情的。你說,如果我真是一個病人的話,這些信說不定能讓我好了三四分了是不是?或者至少也會讓一個病人感到安慰和愉快是不是?因為有那麼多人在關心著你嘛!

 

我在海外待了這麼多年了,法輪功在海外活動大概也有十年、十一年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法輪功的媒體也辦了很多年了。我和澳大利亞法輪功的Shirley等朋友,和“新唐人”的林丹、阿彪等朋友,和芝加哥那個長得活脫像魯智深的小林等朋友,和英國的李桂華、夏等許多法輪功朋友,大家不僅都處得很好,而且我都能夠跟他們說真話,說直話,說跟他們不同的話。因為我有一個為人的原則,就是我可以不說話,但說話就要講真話。比如說在座的法輪功學員Grace大姐,和我認識很多年了,這一次她是專程從墨爾本飛來參加這個會的。可見我們的友誼了。但多年前,她第一次到紐約來看我的時候,在飯桌上,我就跟Grace大姐講,你們決定做媒體這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要警惕,“要成於媒體而不能毀於媒體”。大姐你還記得我這一句話嗎?我還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新唐人的林女士,澳洲的Shirley,英國的李博士,美國的、加拿大的、德國的和法國的法輪功學員朋友們,見面就講真話,而且一再地、甚至是多次地說:“要記好我一句話,就是絕不要說過頭話、做過頭事,不要讓共產黨用這種辦法來毀你們。”這就是我辛灝年背後和很多法輪功學員說過的的話,有時候我甚至會說得很生氣。可是我覺得他們大多數人都很有修養,不和我吵架,不和我爭論,只是默默地聽著;有的時候也會對我說,“你可能不太瞭解我們”,我說“那也是”;有的時候他們還會說,“辛老師,我們覺得你的話是對的,我們就會聽”。我對他們說過的直話實在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地去說了。今天在坐的,大多數都不是法輪功學員,我想你們對我的話會有同感。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就這樣,我這個跟法輪功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就和海內海外的很多法輪功學員成了朋友,有了交情。當然,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開始認識我自己,認識自己對法輪功的看法,到底哪些是對的,那些並不對。後來,我曾對自己和對許多非法輪功的朋友說過,我們在看待法輪功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想到,“這就是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要理解他們是在維護自己的信仰和結社的權利。他們因為中共的打壓和迫害,而走向了與我們中國大陸人民一起共同爭取信仰自由,爭取結社自由的道路,難道這錯了嗎?這沒有錯。做得好或不好,做得有多高,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而從根本上來說,追求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恰恰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我在這裏想套用孫先生的一句話,“民主不只是一個概念,不只是一句口號,民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那麼,就要我說,“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種應該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是那些想擁有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的人所願意選擇的一種那個生活方式。十九世紀俄國著名的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曾說:“什麼是美?美就是生活,是你所願意過的那樣一種生活。”法輪功學員願意擁有自己的信仰,願意去擁有自己的社團,因為這是他們所“願意去過的那樣一種生活”。難道錯了嗎?這可是自由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擁有的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和追求,我們有什麼權力去否定它?

 

我這人生性有個毛病,就是對那些自以為是的人,自以為自己地位很高、權力很大、名氣很響的人,不大買賬。我跟國內的一些朋友通電話——我這些朋友呢,都是知識份子,但都是最普通的一些知識份子,諸如教師、醫生、職員等等。我常常能從他們身上得到許多思想和智慧的啟發;可是我也從和他們的交往之中發現,我和他們一樣都有很多知識份子的傳統偏見,包括對法輪功學員和法輪功這個群體。比如說,有一個同學跟我通電話時就很反感的口氣對我說,“唉,爾品,聽說海外法輪功的媒體上經常有你的東西?這是怎麼回事呢?”他還說是聽從美國回去的一個老同學說的。據說也是我的一個老校友,現在還是一個大學教數學,還搞過民運。我一聽就笑了,我說他不看法輪功的媒體,怎麼知道法輪功的媒體上有我呢?他如果也拒絕看法輪功的媒體,那他怎麼知道法輪功媒體上的辛灝年就是高爾品呢?我的原名叫高爾品。這說明他講的不是真話,此其一。其二,他跟我說,“你啊,怎麼就不明白呢?法輪功不就是太平天國嗎?”我就笑著回答他說:“要是早幾年呢,我可能完全贊同,我現在恐怕有點不大贊同了。你問為什麼,我說太平天國是在洋教的基礎上,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新宗教(聽眾插話:邪教)。不,也不能說是邪教,而是一個反清的革命宗教團體,但是它以宗教為基礎,只是這個宗教不是中國的,不是中華的,是西方的,它比共產黨好在於它不隸屬於一個國際教廷,共產黨是要服從他的“國際共產主義教廷”的。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是獨立的,雖然是由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創建的一個支派。它跟法輪功不一樣,是因為法輪功是在我中華大地上土生土長的呀。我們只有權力去幫助他,維護他,讓他健康的成長和發展;我們沒有權力憑空地去破壞他和反對他。因為我們理應信奉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而不應該反對他們所願意過的那種生活。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在他們沒有去幹擾、破壞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沒有權力去干涉和破壞他。我在多倫多新唐人的楊先生採訪我時說過:“法輪功如果做的事都是危害社會的,第一,他自己發展不了;第二,人民和社會也很難容忍他;第三,他沒有這樣做啊,你幹嘛要鎮壓他,非把他逼反了不可?是你共產黨太愚蠢,太黑暗,你要把一個在人心道德被攪亂破壞到無以復加地步的社會裏,將一個要宣傳“真、善、忍”做人觀念的團體徹底地鎮壓下去,甚至消滅掉,硬要把他逼成一股反共的社會力量,難道你還是對的嗎?你不對啊!所以我就跟我這個同學講:我想告訴你,不要輕易地下結論。因為,未來還遙遠得很。基督教今天確實已經是個成熟的宗教,但是它三百年才具有規模,以後的一千年幹夠了壞事,直到十五世紀以後,才越來越成為一個正面的宗教團體。今天它已經不會胡作非為了,它已經成了民主社會的一個健康的信仰力量。是這樣吧?所以,我們有什麼權力對在我們自己祖國本土上剛剛誕生的一個信仰團體,或曰宗教團體,一開始就橫著批評,豎著謾駡,自己都沒有搞清楚人家是怎麼回事,然後就拿自己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偏見,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偏見,先給人家把帽子戴上。因為,你要看一看,在他發展和成長的過程當中,他究竟是怎麼做的,他做的那些事是正確的,對民族是有好處的了;哪些事是做得不對、做得不好的。然後再決定支援或是反對。比如說,講真相就是對的,因為共產黨講假話;共產黨絕不給我們中國人民信仰自由,他們拼命地追求信仰自由,當然也是對的。

 

朋友們,我也在逐步地認識著他們,瞭解著他們,我也希望我的很多朋友們,和我一起去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他們,不要簡單地像我國內一些朋友所說的那樣,輕易地就把人家給否定了。我這樣說,當然就有人說我跟法輪功“劃不清界限”,那我倒想問一問,我怎樣做,才叫做“劃清界限”,如果你說不清,又不能教導我如何劃清界限,那麼我現在就想反問你一句話:“你有沒有首先跟共產黨劃清界限啊?為什麼你跟共產黨都劃不清界限,卻要我來跟法輪功劃清界限,這不是笑話嗎?因為,共產黨比法輪功總要“壞多了”吧!(一笑)我對法輪功的態度,就是“做得好,就支持,就一道去奮鬥;做的不好就批評,就幫助,就反對。”一切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國大陸人民的利益出發,從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出發。

 

我剛才講了這麼多,最根本的東西,還是我不管你說什麼,你們的功法也罷,你們的大法也罷,還有你們怎麼解釋,我都沒有權利去管和問,因為你有創法的權,你有“釋法”的權,你有選擇你所願意過的那樣一種生活的權,不容他人置喙。至於我自己,不知道我將來會不會信法輪功,或者是去擁有另外一種信仰。因為我的信仰的自由權利自幼就被共產黨破壞了,因為我自年輕時候起,就從被神化的毛澤東身上看到了我們民族的悲劇,就對共產黨的“造神運動”充滿了嫌惡,所以我才會說,是共產黨破壞了我與生俱來的、對於信仰自由的那種追求和興致,所以我今天還沒有信仰,這不是我之過,是共產黨之罪。但是我也還說一句話,我們追求的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他們的重心就在“自由”兩個字,我有信仰,這是我的自由;我不信仰或無信仰,這也是我的自由。所以,有信仰者千萬不要對不信仰或無信仰的人說,你不信仰,你就是共產黨的“無神論”,你就一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我們就應該反對你,千萬不要這樣,因為這同樣是不允許別人擁有“信與不信”的自由。對此,希望有信仰的朋友們切記切記。因為,我們追求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旗幟下,我們才能夠選擇自己的信仰,或選擇不信仰,無信仰。所以我跟國內的朋友們說,你信不信法輪功,我不管;我信不信,你也管不著。我們今天只做一件事,為了信仰自由,為了結社自由,能夠在我們祖國的大陸真正實現,那麼我們至少就應該在在那個“講真相”的層面上,與法輪功的廣大學員們,做同道,做戰友,是不是?

聽眾集體答:“是!”

 

(注:辛灝年答問會對象絕大多數不是法輪功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