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五 、三十六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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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倫敦答問

談“反共心路歷程”

 

 

問:……我最後想問,你是怎樣跳出党文化的思維,成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學者的? 謝謝!

 

辛答其實我在四十歲以前,也是備受共產黨黨文化侵害的。因為我們都讀的是中國大陸四九年以後編的教科書,我們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長大的,不可能沒有黨文化。那我怎麼辨的呢?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條件,但最重要的是時代條件。

一九七六年「五人幫」倒臺以後(我給它加了個毛澤東,「四人幫」不準確),這個時候共產黨發現國窮民窮,他需要緩解社會矛盾和黨內矛盾,他需要救自己,他需要「保黨」,保他的「馬列中國」。所以他開始提出「思想解放」,開始要搞「改革開放」,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於是我這個一九六六年高中畢業的學生,就得到一個相 對來說,比前二十八年,要稍微「寬鬆」一點的環境。 我們這一撥作家,大多是在那兩年裏面「沖」出來的。雖然這種相對「寬鬆」的環境沒幾年就結束了。

但這幾年「寬鬆」的環境對我個人起了作用。一,它讓我痛定思痛地回顧了自己三十來年的生涯。一九五七年我的父親被打為右派,我就成了右派的崽子。我的同學曾在 我背後的衣服上寫上「小右派」。我去勞改農場看我的父親,我的班主任說,你又去看你反革命的老子了,公開地羞辱我。這些東西在一個少年孩子的心裏面是很 難抹去的。 但這並沒有培養我的仇恨。十三歲的一個晚上,我餓著肚子寫了一首詩:《黨啊 !我的母親》。這首詩是我這一生中的第一篇創作。這就說明儘管我是個右派份子的兒子,但我還是愛黨的,我稱他是“母親”。

在那幾年「寬 松」的日子裏,讓我回顧了十三歲以後的一些生活,特別是回顧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當中因為成份不好,不參加任何造反組織。我這一輩子沒有造過反,沒有參加 過任何團體。我沒有入過共青團,我沒有參加過共產黨,八七年我最後一次拒絕入黨。到今天為止,我唯一的歷史問題,就是曾是中共少先隊員。就是因為那幾年對 過去的反思,我認識到這個社會太不像個正常的社會,這個黨太不像個黨,這個政治實在是無邊的黑暗。回想自己青春時代熱血沸騰的時候,完全被壓抑著。我也因此 得到了兩個綽號。第一個綽號叫「高老頭」,就是成天不講話;另一個綽號叫「高小姐」,就是成天不下樓。那就說明我不敢說話,也沒人知道我還有點口才,還能 「說話」,沒人知道我會說話。我在安徽省文聯當了十年作家,沒有人知道我「能講」。因為我不去開會,我也不發言。

這幾年的「寬鬆」, 給我時間反思了過去,也想到自己的未來。並且身在中共專制文壇上,走著紅地毯,享受著共產黨所給予我的作家待遇,心理的感覺跟很多人都不一樣,我感到愈來愈不安。為什麼不安?因為我畢竟在文學和文學史上花很大的功夫,我知道作家不是這樣當的,作家不是一天到晚坐飛機,走紅地毯,到處有市長、縣長、省長請客吃飯的。作家寫的是人民生活,表現的是社會。他應該是在生活裏面去跌打滾爬。如果像現在這樣把作家當下去的話,我想我會毀掉的。在一九八三、八四年之前 我的這個思想就開始有了,這是一。

第二,我這個人的「反動」思想,其實跟我父親被打右派沒有太大的關係,我真正有「反動」思想是我當作家 以後。我們大陸老百姓的一句話,叫「混好了」以後。我開始住賓館、坐飛機、參加筆會、 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我越往上走,我看到的官場越大、越高,我就越「反動」。因為我看到的腐敗和黑暗就越多。我調動工作住在合肥的江淮旅社,后改名叫华侨饭店,它那庭院深处的中楼和小楼,是当时合肥兩大高級賓館之一。我看到這不是什麼飯店 ,什麼賓館,這是高級幹部和他們子弟的交易所。我住在這個賓館裏時,曾經跪在地毯上說,我要不是為了寫一部小說,我絕不在這裏住下去,後來我真地離開了。 在我分到房子之前,我自己到市郊原四季青公社招待所,那時已叫“四季青飯店”,找了一個幾塊錢的房子住了下來。我沒辦法跟中共的上層階級合流。這是當作家給我的一個,我自己也意想不到 的覺醒。

但是人的變化, 思想變化,性格的發展,除了自我覺醒以外,它還要有一個客觀環境的影響。一個是當作家開始幾年的生涯,讓我回顧過去,有所反思。第二個是當作家的生涯,讓我 接觸了過去沒有生活過的 和看見過的那種所謂「豪華生活」。所以我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大賓館之夜》,一九八六年寫了一部小說叫《都市的女兒》。在中國文壇上,大概我要算是是第一個用小說 來揭露貧富對立的一個作家吧。八七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上海《小說界》發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從小就想當作家。十三歳和同學們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說長大了炸油條,長大了做麵包,因為那時候餓肚子嘛。我講了一句話:我說,我三十五歳不能成為作家,我投長江自殺。 結果這些話一直被記錄在我的檔案裏。一直到我快四十歳的時候,安徽省文聯整理檔案,檔案員告訴我:高老師你十三歳就想當作家啊?我說:你怎麼知道的?她 說:我們正在清理檔案。但我當作家以後遇到的這些事情,不僅推動了我對過去生活的反思,而且啟發了我對現實生活的反思——我真地變得“反動”起來了。

一 天,我偶然地在新華書店裏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書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Schifferin 先生(中文名字叫做史扶鄰)寫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他書裏寫了孫中山說的了一句話:「光是經濟改革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有走政治上徹底變革的道 路中國才有救」。也就是孫中山說的,“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這些經濟改革的措施,是不能救中國的;只有革命推翻滿清朝廷,我們才能救中國。”我覺得 這句話很對啊,我受到了啟發。

這個時候我又看到了另外一本書,法國歷史學家米涅寫的《法國革命史》。他是在法國革命十五年之後寫的書, 這本書很好。他主要揭露了一個真理,即任何一個專制君主,企圖用改良即政治改革的辦法,來挽救王朝的專制統治,和一個專制君王要用砍頭來來鎮壓人民的革 命,他們的歸途都是一樣的,絞刑架都在等著他們。如果把這個話簡潔起來說是: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若發生,改革自 然終止;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這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維特伯爵說的話。

這兩本書給了我這樣的思想,我從理性上認識到,現在 不就是連康梁的「變法」還不如嘛。康梁還講政治變化。八十年代初所講的是經濟改革,所謂「振興中華」,也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啊,一樣的啊。只是一種科技 上的學習和改革,經濟上的學習和改革。我的這些思想就表現在我的小說創作裏面。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我出版的長篇小說、八十年代記事第三部《少夫人達琳》裏,不僅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了這些話,而且直截了當地批判了毛澤東說“辛亥革命失敗了”的觀點,全面肯定了推翻專制的辛亥革命。這是我第二次思想的變遷,一個巧遇。

第三個,我那個今年已經八十一歳的大哥,是南開大學很著名的經濟學教授。他當時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小弟,你還是去寫歷史小 說吧。我看了你的小說為你怕啊,你遲早要倒霉的。你的學術和學識基礎我認為夠了,就去寫歷史吧。」他當然不是有心要我去搞歷史,而是無心地要我在創作上脫離現實。所以我今天在這裏要向大家承認一個事實,我不是為了反共才去寫小說去研究歷史的,我是為了逃避文學創作可能給我帶來的困惑和危險,為逃避現實而走進歷史的。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當我走進歷史之後,看了許多歷史書以後,特別是看了辛亥前後的历史和中國共產黨編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以後,我的腦袋就炸開了。我從一個問題開始,追溯了一百二十多個問題,當然是想尋求真相。

北京師範大學編的 《中國現代史》教科書,大約是在他的第三百二十頁上有一段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向南方突圍。但是,翻過這一頁,它又說:中央紅軍宣佈反圍剿勝利, 北上長征抗日。我就覺得怪了,幾乎同時宣佈的兩個宣言,一個是打敗了南逃,而另一個說是北上抗日。這日本侵略者是在中國的東北而不在西南,更不在西北。這個問題觸 發了我,我便從此一發不可收地陷了進去。這一陷的結果,使我對辛亥之後的歷史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就回到大學去聽歷史課,越聽越不是味道,我只好自己去一個一個地解 「扣子」。

一九八七年的一個早晨,我當時在武漢大學,一夜沒有睡好覺,我忽然覺得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共產黨。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這兩 個字。起床以後,我的作家朋友,現在的江西省文聯主席陳世旭,正好敲開我的門說,唉,你怎麼還不起來啊?我說,我一夜沒睡,想了一個問題。他問,什麼問題?我 說 共產黨就是「復辟」,「專制復辟」。我在思想中產生了「革命與復辟」這樣一個理論。

這就是兩個偶然的原因讓我開始正視現實和歷史;開始是正視自己相當享受的作家生活;然後是開始正視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他的政治,他的革命究竟是怎麼來的,屬於什麼性質。

一 九八九年,我是「六四」那一天帶頭上街遊行的。當時我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頭上戴有十三頂統戰帽子。當然我上街喊打倒鄧小平,影響比較大。所以,我蕪湖的老同學、 老朋友們都擔心我被抓了,更有傳說我的腿被打斷了。 那年三十晚上,他們就請我到蕪湖市過年,我在我老同學的家裏面,第一次向我的朋友們、中學同學們,說了我的「革命與復辟」理論。他們都靜靜地聽著,然後送了一句話 給我,還讓我心裏酸酸:「爾品啊,說不定你將來在理論上的成就比在創作上還要大」。你說一個作家創作的成就將來沒有理論大,我心裏還挺不是滋味。我當時還沒搞理論吶。但是,他們對我的鼓勵還是很大。 當然,真正鼓勵了我的,是八九「六四」前後,那一群年輕可愛的孩子們,是他們把我的膽量變大了。八九年前,我不過是沉浸在對歷史的追溯和對思想的研究裏面,可是八九 「六四」的鮮血讓我醒過來了。它讓我想到,一九八零年,當我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學習的時候,我曾跟其他幾個作家說的話。我說:“ 十年之內不是共產黨拿血洗人民,人民就會拿血洗這個黨。”

我醒過來了,我真地醒過來了。如果我說這個話的時候,還不能算是一種真正理性的覺醒, 而是一種感受上的預見的話,那麼到了八九年「六四」以後,這場運動卻從我的背後深深地 、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我才決心寫一部「中國現代史辯」,它就是後來的『誰是新中國』。這就是後來我從一個文化人,成為學者文化人,直至成了一個反共學者文化人的來由。也 是我今天能夠獨立於共產黨的黨思想、黨文化,說白了就是馬列文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