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五 、三十六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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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兼議國父孫逸仙  

 

 

 

陳漢中

    

 

首先﹐我要感謝臧啟芳家族籌辦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所作的努力和奉獻﹐特別要感謝臧錫紅女士和她先生董昕的辛勞。接著﹐我要向所有創建中華民國﹑捍衛中華民國的仁人志士和先烈們致以最真誠的崇高敬意。

    我出生﹑成長在國父的故鄉﹐根據長輩們講﹐當年﹐家鄉的人並不稱國父為“孫中山”﹐中山是日本的一個姓氏﹐國父流亡到日本時曾經使用過“中山樵”作化名﹐姓中山,名樵,那是樵夫之意﹐而鄉民不知情。鄉民們明明知道國父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卻不稱其之名﹑字﹑號﹐而叫他“孫大砲”。以前曾見到過有大陸的學者撰文說人們稱孫中山為“孫大砲”﹐是比喻孫中山勇猛如大砲﹑威力如大砲云云﹐真是拍馬拍到馬蹄上了。廣東人﹐特別是中山人所稱的“大砲”﹐是國語“吹牛”的意思﹔“大砲友”其實是“吹牛者”的意思。為什麼當年我們家鄉的人稱國父為“吹牛者”?是因為國父講的話﹐以前沒人講過﹐現在沒人能懂﹐也沒人敢信。比如人們通常講﹕“說的比唱的好聽”﹐“知易而行難”﹐國父偏偏用國人做豆腐吃豆腐為例子﹐說明﹕“行易而知難”。又比如人們通常認為勞動人民創造財富﹐是最重要的階級﹐很多仁人志士社會活動家都以解救廣大勞苦大眾為己任﹐國父卻從漢粵鐵路通車後﹐活躍在粵北山區的挑夫行業的沒落和消失﹐看到在大工業時代和現代社會里﹐人類勞動(主要是工人農民的體力勞動)的重要性逐漸被削弱。再譬如幾乎大多數的社會活動家和所有的民主運動的提倡者﹑實踐者都為美國的三權分立憲政體系和高度發達的經濟成就所傾倒﹐國父卻認為美國的憲法已經過了時﹐而須要構筑他的五權分立憲政體系。當積弱的中國被東﹑西方列強欺壓﹑凌辱了幾十年﹐國人同仇敵愾﹐希望建立一個團結﹑強大﹑統一的中國的時候﹐國父卻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縣治)﹐不為廣大的家鄉人民接受﹐被斥為“大話”﹑“空話”﹐是必然結果﹔甚至不被他相當多的同志們和戰友們讚賞和付諸實施也成為不爭的史實。但是﹐如果國父講的話﹐是很多人都已經講過的﹐毫無建樹﹐了無新意﹔如果國父講的話﹐人人一聽就能懂﹐一點都不難理解﹐沒有半點知識的高度和智慧的光芒﹔如果國父講的話﹐個個都輕易相信﹐或者是講者與聽者的知識水準相差無幾﹐或者是被封為最高指示﹐奉為神明﹐國父就不成其為國父了。

     在座的各位先進賢達﹐要麼是學有專精的大學者﹑名教授﹐要麼是德高望重閱歷豐富的老前輩﹑社會活動家和理論工作者﹐我僅僅只有學士水平﹐實在是有些怯場﹐請允許我用不太嚴謹的日常普通的話語講一些輕鬆一點的話題。

    “行易而知難”的意思是要了解和理解一個事物﹐比這個事物的形成和存在本身要困難得多。我們只能夠了解和理解一個已經存在的事物﹐宇宙萬物﹑大千世界﹐人的認知手段和探索範圍實在非常有限。就拿我們身邊最普通的“光”來說﹐人類認識﹑利用和研究“光”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未能徹底了解“光”。明白“行易而知難”之重要在於知道“人”的有限而“天”之無窮盡﹔知道“人”只能存在於“天”的規範之下。只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人是世間第一重要的因素”﹐認為“人定勝天”。人類連了解“天”都如此困難﹐如何能夠戰勝“天”?而且還有信心一定能夠戰勝“天”?

    “以解救廣大勞苦大眾為己任﹐”顯然是把自己當作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當然﹐菩薩心腸﹐從善如流﹐都是好事。但是﹐過份地強調工人﹑農民在社會生產上的重要性﹐在生產成果分配上的主導性﹐就是顛倒了“人”與生產力的關係﹐違反了社會公義。從巴黎公社開始的一百多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歷史﹐證實了無產階級革命是一部反天意反人性的歷史。國父搞革命主要依靠的是有覺悟的知識精英和接受過西方教育的海外熱血青年如汪兆銘﹑秋瑾﹑林覺民等﹐而毛澤東搞革命依靠的是湖南農村中的痞子。使兩場革命成為出發點﹑目的地和歷史成果都截然相反的革命﹕國父的革命是一場推動社會發展﹑促進人類進步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是一連串大屠殺造成的將近一個世紀的人類浩劫。現在有人(例如辛灝年等)質疑“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所謂三大政策﹐根據國父“人類勞動(主要是工人農民的體力勞動)的重要性逐漸被削弱”的思維方向﹐我傾向於接受辛灝年等人的研究。

    “三權分立憲政體系和五權分立憲政體系”誰更好一些?首先要看一下為什麼要分權制衡﹐既然目前大家都同意分權制衡是人類社會的進步﹐那麼﹐我們爭論的要點在於三權分立足夠了沒有﹐是不是恰到好處?五權分立是不是更好一些﹐是不是更完善一點﹐可以杜絕某些出現在三權分立憲政體系中的弊病?很高興聽到陳奎德教授認為“在五權分立憲政體系的實際運作中﹐是能夠解決一些問題﹐我認為三權之後加的兩權﹐保留也無防。”本人十分欣賞郎摩貢巴倉。洛桑尼瑪聯絡官“要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的高論。國父所創的五權分立憲政體系正是恰到好處地結合了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現在﹐大陸地區也實行“公務員考試制度”﹐美國也開始有“公務員考試制度”﹐是否作為一種獨立的憲政權寫進憲法里﹐盡可以見仁見智﹐但是“公務員考試制度”已經成為一種世界趨勢﹐正如國父在一百年前說的﹕“監察、考試兩權﹐為中國歷史所獨有。他日五權風靡世界﹐當改進而奉行之。” (<與劉成禺的談話>﹐《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第一卷第444)

     國父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縣治)﹐ 同樣是高瞻遠矚﹐獨立特行。民族自決的深遠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郎摩貢巴倉。洛桑尼瑪聯絡官剛才講過了﹐我非常讚同。地方自治(縣治)﹐ 是國父的劃時代建樹﹐如果沒有地方自治﹐政黨政治就是一句空話。首先﹐在野黨沒有地方自治的磨練﹐率先學會贏取地方政權﹑掌握運作地方政權﹐比較不容易成長壯大﹔其次﹐執政黨贏得中央(全國)政權之後﹐如果可以撤換和任命地方官員﹐執政黨的工作量太大﹑行政成本太高﹑人事震蕩太劇烈﹔其三﹐更重要的是﹐如果執政黨掌握的權力太大﹑得到的利益太多﹐容易腐敗走向專制復辟。而縣治可以避免省治所產生的地方權力過大造成軍閥割據﹐軍閥混戰的危險。台﹑澎﹑金﹑馬地區的地方自治(縣治)的實踐驗證了國父孫中山一百多年前的雄才偉略和高瞻遠矚﹐希望各位研究孫中山和中國現代史的專家學者們能夠垂注到這一點﹐不要也像當年我們的村民那樣稱呼國父為孫大砲﹐讓我們這些國父的後輩鄉親覺得“潮流興復古”﹐時光倒流﹔而人卻年輕不再了。(民國一百年三月七日定稿)

                            

 

O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