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五 、三十六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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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千古聖哲孫中山之七:下

 

大陆      袁 定 華    

 

護法(下)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孫中山先生辭去海陸軍大元帥之職,離粵赴日作短暫休養。

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孫中山先生自汕頭啟程,途經臺灣赴日本。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滿清戰敗,一八九五年根據“中日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這時的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孫中山先生在開國前後,曾二次親臨臺灣,對尚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同胞極為關心,與臺灣同胞情深義厚。

孫中山先生第一次赴台,是在民國前之十二年(1900年)閏八月,曾在臺灣策劃惠州起義,停留時間最長;第二次赴台是在民國二年八月。當時是討袁軍事失敗,孫中山先生與黃興、胡漢民、朱執信等,計議乘德船約克輪暫赴廣州,以便籌畫下一步如何行動。

袁世凱得知國父南行消息,立即部署在香港的情報人員,設法予以誘害。張繼、馬君武等獲悉後,對孫中山先生的安全極為擔心。幾經努力,當船約克號到達福州馬尾港時,才將袁世凱的誘害陰謀,稟知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等遂決定改乘日船“撫順丸”號赴台,再作籌畫,東渡日本。八月五日,船到基隆,臺灣日本總督派員為招待兼警衛,往基隆將孫中山先生一行接至臺北梅屋敷休息。孫中山先生在此,曾為梅屋敷主人大和宗吉書“博愛”二字,為其弟藤井悟一郎書“同仁”二字,以作留念。當日下午,孫中山先生一行由基隆乘“信濃丸”赴日,九日在神戶秘密登岸;第三次赴台,即為此次由汕頭經過臺灣。

對於孫中山先生此行經臺情形,戴傳賢於民國十六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青年演講時,曾有過敍述,其略謂:

“民國七年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因為在廣東革命失敗,離開了廣州,第一步先到汕頭,然後經由臺灣轉赴日本。這時我們的總理有一個計畫,就是到臺灣,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我們的總理抵達臺灣的時候,臺灣同胞非常高興,很想要表示熱烈的歡迎,可是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拒絕總理和臺灣同胞接近,所以我們總理計畫在臺北和我們親愛的同胞見面,不但受了阻礙,總理一抵達臺灣,臺灣總督府不許我們的總理逗留,用盡種種方法,要阻止總理上陸和臺灣同胞見面的機會,臺灣同胞雖然十二分誠意要歡迎總理,但受了日本政府阻撓,終於未能達成目的。臺灣的日本官憲派人到船中招待,並幫助我們隨時可以去日本,他們的意見是要阻止臺灣的民眾和總理會見,結果我們雖然上陸到了臺北,但日本官憲發表『總理因急於赴神戶,將乘明日開往神戶的輪船,只逗留一天』的消息,由此我們可見日本如何急要要離間我們的革命同志。”(1)

此後,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為“踐成約”,由粵乘輪赴北京商討國是,亦曾途經基隆,惟未登岸。

六月十日,孫中山先生一行到達日本門司,老友宮崎寅藏等在碼頭等待迎接。與上次見面時隔五年,宮崎寅藏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頭髮已經減少許多,鬍鬚也顯得白多了,一絲蒼老之感,向宮崎寅藏的心頭襲來。

眾人在大吉樓休息時,中山先生題“至誠感神”四字贈田中隆。

“博愛眾生”、“同為仁人”、“至誠感神”,孫中山先生隨時隨地將其作人的追求,做事的理念,傳遞給天下世人。

孫中山先生等,在日本休息十餘日,身體稍感舒緩,即於六月二十三日自神戶啟程回國。六月二十六日到達上海,以眼疾待醫,絕少見客,對政治亦取靜觀態度。

數年以來,孫中山先生領導護法救國事業,花費百倍心血,說的聲嘶力竭,然而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令人深思。孫中山先生感到:何謂共和?何謂民主?何謂憲法?何謂憲政?何謂人權?何謂民權?如何開啟憲政?如何行使民權?如何參政?如何議政?民主憲政國家如何運行?政黨政治如何文明競爭?……這諸多治國的文明理念,不要說在所有國人當中,即使在軍政學商各界,雖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但可說是處於朦朦朧朧之狀,甚或是渾渾噩噩之態。對於文明的社會形態,文明的政治理念,國人多看不出其中之要義,更看不清對於自身之利與惠,總以事不關己,利不切身,而麻木不仁,漠然視之。因此,啟蒙教化,喚醒民眾,成為突出的現實問題。這些現實問題,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就很難因應時代之潮流而發展前進。

那麼,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呢?孫中山先生覺得,只有將自己一生研究所得的思想、主義、心血結晶記錄下來,將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措施書寫出來,以備為啟迪國人致力中華民國建設之方策。於是潛心從事著述,居滬兩年有餘,先後完成多種著作。此是後話。

 

自國會非常會議通過改組軍政府,孫中山先生辭職離粵,政學系與桂系勾結,再成立統一機關,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林葆懌七人為總裁。六月十七日,由政務總裁伍廷芳、林葆懌二人聯名致書孫中山先生,請就政務總裁職。書雲:

“頃者軍政府改組,選出總裁,廷等猥以迂疎,竊附驥尾。深維時局艱危,如泛漏舟,非合力曷由共濟。當以宣佈就職,冀有以收西南泮散之人心,此志諒可共喻。溯自西南倡議,軍府成立,艱難支撐,獨賴賢勞,精誠可以格金石,常不能默喻諸鄰室,大勇可以涵天壤,每見屈於褐夫,其中消息盈靈,是在有以運用之而已矣。今軍府改組,祗限於內部之條文,其名義仍舊,則精神猶存,繼往開來,正吾人所宜急於從事者也。世局轉變至此,在廷等豈能無介於懷,惟求盡能如吾意以行,為天下必無之事。於危亡之際,可以收拾幾分,便即已盡了幾分之責任。可為者人,而不可為者天,若乃事稍與吾意相左,而遽掉頭不顧,不特前功盡廢,後事愈不可收拾矣。任勞任怨,已不待贅陳,廷等惟有以收拾幾分一語自勉,且以相勸勉耳。先生非邁遠鳴高之士,踽踽涼涼,於義無取,敢致書勸駕,幡然來遊, 勿虧一簣之功,而全始終之德。凡諸改作,皆待鴻裁,臨書不勝依眷。”(2)

伍、林二人在書中,對孫中山先生頗多埋怨責怪之意,他們豈不知軍政府改組的背後原因?他們何嘗能設身處地體會到孫中山先生的苦衷!

此時,孫中山先生尚在日本休整。先生回國後,即於七月復信伍、林二人:

“接奉惠函,猥蒙獎譽,愧何克當。兩公德望,為文所深佩,來教尤多見道之語,頜誦再三,彌殷嚮往。嘗聞匹夫慕義,何處不勉;惟不辭勞怨於前,遽敢卸仔肩於後,,悃悃之愚,當能共諒。改組軍府,為時勢所趨,兩公毅然首允擔任,洵足使頑廉而懦立。至於文者,一息尚存,不忘救國。惟鑒於孤立無援之苦,誠不欲再蒙居先之誚;然亦當請從諸君之後,聊盡聲援之責。溽暑賢勞,諸希珍攝。”(3)

孫中山先生待人處世,無論對誰,一貫謙恭,對伍廷芳老先生更是如此。“兩公德望,為文所深佩,來教尤多見道之語,頜誦再三,彌殷嚮往。”“兩公毅然首允擔任,洵足使頑廉而懦立。”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惟不辭勞怨於前,遽敢卸仔肩於後,,悃悃之愚,當能共諒。”“至於文者,一息尚存,不忘救國。惟鑒於孤立無援之苦,誠不欲再蒙居先之誚;然亦當請從諸君之後,聊盡聲援之責。”而此一番直言實語,當能令伍老先生等喟然深思。

此時的中華大地,政治形勢在不停地湧動。毀法,護法。武人集團為謀私利而刻意毀法;民元國會議員為捍衛民元約法而極力抗爭。

一九一七年年七月一日張勳復辟,解散民元國會(第一屆國會)。段祺瑞本系復辟幕後操守,見復辟為國人共誅伐,遂覆手為雨,打敗張勳,成為“再造共和”的英雄。但是段因為民元國會曾反對他參加歐戰,故段沒有恢復,而是在梁啟超等建議下,“效法”辛亥革命初期成立臨時參議院,制定新的國會組織法,舉行全國大選。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段記臨時參議院解散,段記安福國會正式成立。參議院議員168名,選舉安福系領袖王揖唐為參議院議長,劉恩格為副議長。眾議院議員406名,選舉舊交通系領袖梁士詒為眾議院議長,朱啟鈐為副議長。一九一八年九月四日,段記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任“中華民國總統”,接替了代總統馮國璋。

段記安福國會正式成立的次日,即八月十三日,各省議會代表通電全國,不承認北京舉行之安福國會。電雲:

“國家以民為本,以法為綱,法外非民,民外非法。今民意代表之正式國會,業經依法自行召集開會,彼非法選舉之國會,國民執法以衡,不得認為代表。明知威刦賄成,不容口舌,然國民寗獲愛國之罪,不能長壞法之風。創钜痛深,瀝忱敬告。”(4)

因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原有之正式國會,參眾兩院國會議員特在廣州召開聯合會議,八月十九日發表宣言,聲明北京政府之一切法律案、條約案,未經國會議決之前,否認其效力。宣言雲:

“民國成立,政變迭起,而以今次所遭之變為尤烈,始則由於一二民賊,憑藉武力,破壞國家已成之法律,繼乃喪權鬻國,屠戮同胞,假外力以求一逞,雖犧牲國家,亦在所不惜。曩者帝制之變,復辟之亂,罪在叛國,固已不赦,而今日實行武力專制之非法政府,則更一意賣國,以遂逆謀,其罪既浮於毀法,而為禍馴至於亡國,此則一年以還之政變,吾國人所為痛心疾首者也。中華民國由於中華人民所組織,其組織之根本信條,載在約法者:一曰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二曰憲法未制定以前,臨時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自其後者言之,孰則敢於毀棄約法者,孰為人民之公敵;自其前者言之,則憲法一日不定,國本一日不固。國會成立以來,兩院議員,固當竭忠效愚,從事制憲,乃者民國二年,天壇憲法草案,甫經告成,而國會頓遭非法之解散;民國六年,憲法會議二讀將終,而國會又遭非法之解散。倒行逆流,骫法亂政,,莫茲為甚。自海軍與西南興護法之師,而國會議員開國會非常會議于廣州,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以統一護法號召全國,職權所寄,載在大綱,大義昭然,揭於天下,凡在國人,皆當援助。設非西南伸護法之大義,國會有集會之自由,則民國主權機關,如憲法會議,總統選舉會,皆將隨民國議會同歸消滅,所謂民國,直將陷於無法律無政府之險地。今者兩院議員依據院法,臨時集會于廣州。凡職權所在,國本所關,若憲法會議之繼續,總統選舉會之組織,固當勉盡職責,次第進行。惟際此存亡繼續之交,尤當求撥亂反正之道。爰於民國七年八月十九日兩院會合開會,本民意之總積,為左列之決議:

一、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未能依法行使以前,非法政府所公佈之偽法律,及其所發佈關於抵抗護法行為之偽命令,絕對不生效力。

     二、非法政府締結之條約契約,及其所發佈之公債,按照約法,應由國會議決或同意者,在未經議決或同意以前,不得認為有效。

右方陳義,不外回復約法,以鞏固共和之基礎;制定憲法,以完成民國之組織;選舉總統,以保持民國之統一。對於毀法賣國之民賊,則與眾共棄。對於親善之友邦,則希望其勿再予非法政府以援助。凡此諸端,悉本全國一致之心理,勉為切實可行之議決。念之哉,扶危定傾,厥惟護法,多難興邦,是在國民。”(5) 

 段記國會成立,意在選舉總統。八月三十一日,軍政府政務會議向全國發出通電,不承認北京新國會選舉之總統。通電略謂:

“自西南興師以至軍政府成立以來,於護法屢經表示,除認副總統代理大總統執行職務外,其餘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為,軍政府萬無容忍之餘地。乃者大總統法定任期無幾,大選在即,北京自構機關,號稱國會,竟將從事於選舉,無論所選為誰,決不承認。”(6)

 

古老的中華帝國,以其代代傳承的專制國體,已經運行了四千多年。每逢改朝換代,雖經殘烈的廝殺爭奪,標新立異,然皇權獨裁,專制國體這個系統,卻是萬變不離其宗。歷朝歷代,在其爭奪江山,維護社稷的過程中,無一不編織一張龐大的既得利益網路,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便鑄就了強烈的、頑固的自私性及佔有欲。此等心理,在其當朝時如此,即使作了亡國大夫,成為貳臣,亦絕不稍減。

 孫中山出世,推翻了這個體系,打碎了這些罎罎罐罐,將國家權力賦予全體國民,用他的三民主義思想,五權憲法理念,創建起以民主憲政為宗旨的中華民國。這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是一次翻轉乾坤的歷史劇變。

民主文明的國體政體,從建立、到完善、到鞏固,無法一蹴而就,他需要一個過程。就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帝國這個龐大專制體系的歷史慣性,無時無刻不在向新生的中華民國發起撞擊,力謀復辟舊制,重新奪回失去的一切。

孫中山沒有“党衛軍”,沒有“契卡”,沒有“克客勃”,沒有“社會部”,更不是嗜殺型的鐵腕人物,而是一位“一本誠率、至誠無息、不用權術、自然自然”的聖哲型人物,所以說民初亂局就在所難免。然而,在孫中山先生護法救國的倡導下,文明的政治潮流,已在中華大地開始湧動。即是亂局,亦可依稀看出一絲可喜的進步。

中華民國開國之初,即制定一部“臨時約法”,將中華民國的國體、政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史稱“民元約法”。“民元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制定以前,臨時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前輩們當年嘔心瀝血所護之法,就是“民元約法”。

毀法者,破壞“民元約法”,本無法可依,為模糊事理,混淆視聽,不惜違法製造出“造法機關”,編造出為其自身所用的所謂的“法”來。袁世凱如此,段祺瑞在梁啟超的策劃下,依然如此。

如上所述,毀法與護法者的較量,已不盡在使用軍事力量,已逐漸轉化為以宣言、通電為武器,以法律、法理為依據,向天下人表明各自的觀點與立場。以求天下人公斷。這一緩慢而可喜的進步,正是孫中山先生用心血澆灌的結果。

 

馮國璋,北洋嫡系,直系軍閥,原在清末軍界出入,辛亥革命爆發時,曾奉命出兵鎮壓。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馮國璋被補選為副總統,因不願入京而在南京就職。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張勳復辟。黎元洪乘間逃入使館區,並秘密派人南下將總統印信送交馮國璋,請他代行總統職權。七月六日,馮國璋自謂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代行總統職權而佈告國人。張勳復辟失敗,馮國璋即通電“辭”代總統職,依法將大總統職權奉還黎元洪,而黎元洪卻堅不復職,馮國璋無奈,代理總統職權一年有餘。一年多來,中華民國政治形勢之多變,頗令馮國璋感慨萬端。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馮國璋向國人通電,陳述一年來代理經過及時局現象,通電雲:

“國璋代理期滿,按法定任期,即日交待,為個人計,法理尚屬無虧,為國家計,寸心不能無愧。茲將代理一年中經過情形,及時局現象,通告國人,以期最後和平之解決。查兵禍之如何醞釀,實起於國璋攝職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結束,則在國璋退職以後,其中曲折情形,雖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國璋無德無能之所致。兵連禍結,於斯已極,地方則數省糜爛,軍隊則徧野傷亡,糜爛者國家之元氣,傷亡者國家之勁旅,而且軍紀不振,土匪橫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寧不痛心,以此言之,國璋固不能無罪於蒼生,而南北諸大要人,皆以意見爭持,亦難逃世之公論,吾輩爭持意見,國民皆受其殃。現在全國人民厭亂,將士灰心,財政根本空虛,軍實家儲罄盡,長此因循不決,亦不過彼此相爭,紛擾日甚,譬諸兄弟訴訟,傾家蕩產,結果毫無。……雙方如不及早回頭,推誠讓步,恐以後爭無可爭,微特言戰而無戰可言,護法而亦無法可護。國璋仔肩雖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職權已解,國民之義務存在。各省區文武長官,前敵諸將領,暨各界諸大君子,如以國璋之言為不謬,群起建議,挽救危亡,趁此全國人心希望統一之時,前敵軍隊觀望停頓之候,應天順人,一倡百和,國璋不死,誓必始終如一,維持公道,且明知所言無益,意外堪虞,但個人事小,國家事大,國璋只知有國,不計身家,不患我謀之不臧,但患吾誠之不至,亦明知繼任者雖極賢智,撐拄為難,不得不通告全國人民,各本天良,以圖善後,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電表明心跡,絕非有意爭論短長,臨去之躬,決無勢力,一心為國,不知其他。倘天心人意,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國璋一生願望,早已過量,絕無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諸祈公鑒》。”(7)

馮國璋的通電,洋洋數百言,從表面看去,尚知依法言事,綜述了當時的時局現象,表現出一腔憂國憂民的情懷,表明自己渴望罷兵息戰,實現和平的一腔熱誠,這是馮國璋人性中善性一面的體現,這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尊敬的進步。但他對護法救國事業,畢竟是一無真假之鑒;二無是非之論;三無善惡之別。雖說是作為中華民國代理大總統臨別留言,並無實質性之作用,因其不具有辛亥先賢們的思想境界,,只不過完成一個程式而已。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不顧各方反對,在北京宣佈就任大總統職,同時還發表所謂的和平統一宣言。

十月二十三日,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等二十四人向全國發出通電,發起成立“和平期成會”通電略雲:

“慨自國內搆釁,忽已年餘,強為畛域之分,釀成南北之局,馴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軍暴露,萬姓流離,長此相持,何以立國,……希齡等外察大勢,內觀輿情,瞻顧前後,義難緘默。擬組織一平和之期成會,為同情之呼籲,促大局之平和,凡贊成本會宗旨者,切望同聲相應,協力進行,……再本會宗旨,不分黨派,亦非政團,平和告成,本會即行解散,決無他種作用。”(8)

中華民國初建之時,政局雖一時紛亂,然由國體性質所決定,故民主自由的氛圍,已是極其濃厚,諸如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表達政見自由等等……一則通電,即可將各自對於國事的思考通告國人,沒有審批,沒有限制,沒有迫害。令後人自愧不如!

嗣各省複電贊成,遂於十一月三日在北京開成立會,選舉熊希齡為會長,蔡元培為副會長,各省亦相繼設立分會。

和平本是福音,更為身罹戰禍之國民所期盼。但不分青紅皂白,為和平而求之和平,未必能保長久。

十二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復函熊希齡、蔡元培曰:

“頃晤王君鐵珊,並奉惠書,敬悉。此次政論踰年,民生重困,其源皆由於法律為武力所破壞,以致國紀蕩然,民命莫托,思之愴然。諸君子本悲天憫人之誼,提挈群彥,力倡和平,熱忱弘願,豈勝欽歎。惟是民國七年,政變四見,國民鑒往誡來,所蘄求者不在暫時和平,而在永久和平;即使法律得完全之保障,而舉國皆托庇與法治之下也。不然國本未固,暴力猶在,而暴力之於法律,又每處於不兩立之地,則異日又孰能保障而維持之。諸君子高瞻遠矚,諒同斯意,伏冀澄本清源,樹之軌物,俾國事永奠,咸臻治理,則國人所拜賜者,豈有涯耶?專此奉複,並頌籌祉。”(9)

孫中山深思遠慮,勸導諸位賢達,應尋事務之本源,求根本之解決。不宜只注意於表像。

王鐵珊複執函南下廣州,與諸人熟商組織分會。軍政府通電答復北京和平期成會,電雲:

“諸公在野名流,不忍坐視民國之危亡,而有和平期成會之組織,當必具有挽回時局之良策,得奉通電極表敬佩。惟念民國七稔,政變迭乘,無一次非調和了局,然不旋踵而變亂即起,無他,苟且偷安,圖一時之結束而已。故愈調和而愈紛糾,前事具在,思之痛心!然則欲求和平,必為依法之和平,而非違法之和平,又必為永久之和平,而非暫時之和平,諸公諒有同情也。護法之舉,惟在匡救時變,回復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軌。苟能以和平而達護法之目的,乃吾人年餘以來日夜求之而惟恐弗得者。尚望諸公本愛國之熱忱,求根本之解決。”(10)

熊希齡、蔡元培等,書生意氣,心存高遠,空懷悲天憫人之心,而不懈護法救國之本。和平期成會,作為輿論,進行呼籲,是對民意的一種通暢表達,可謂是參政議政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整個國際環境,一派呼籲和平之聲。美國總統威爾遜當歐戰將結束之際,發表十四條和平原則,提倡以正義公理維持國際之永久和平。美國政府對中國之南北爭持,有意進行調和。當徐世昌一意孤行就北京政府總統職之時,威爾遜一面電賀,並勸其與國中各派領袖,犧牲意見,速謀統一;一面又命駐廣州領事勸軍政府息爭。而法、英、意、日等國之領事也隨之向軍政府勸和。

事當此時,孫中山先生聞美國有助北方強制南方速就妥協之說,認為美國此舉顯系手段之誤用;又慮南方軍政府置法律於不顧,委曲求全,而遺害未來。遂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同時由路透社遍傳歐美。電雲:

“威爾遜大總統閣下:

“……

“去歲閣下曾勸中國加入戰團,予曾極力反對者,蓋深知吾國武人必假此時機催折民權,不幸言中,殊感予心。一年以來,事實具在,想各友邦,亦應鑒及。

“去歲吾國國會,對於歐戰加入問題,方在討論之中,逆首張勳密承前內閣總理段祺瑞意旨,乘機圖亂,迫散國會,致成復辟,謂如此則可撲滅民主政治也。所幸友邦未示歡迎,國民群起反對。段祺瑞陰察大勢,知事不成。時馮玉祥旅長已起兵討賊,段祺瑞乃變策附和馮旅,自稱討逆首領,盜取恢復民國之名,欺掩世界與國人耳目矣。

“予聞帝政盜複,民國廢墜,即於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五日,率中國海軍一部南抵廣州,從事征討。……

“余在廣州籌複國會,南部軍人初亦懷疑,只以予得輿論之助,始獲一致行動。廣州人民既歡迎餘之主張,廣東省議會亦通電各省國會議員請赴廣州。艱苦經年,國會議員得法定之過半數,兩院乃同時開會。一歲之中,北方抗義之兵,一再南下,南人為自衛計,亦與主持民治主義者結合為護法戰爭。南方各軍不必盡在余指揮之下,而與北方激鬥者,則北方以武力壓迫南方為之也。夫今日之戰,非南北之戰也。廣州國會議員來自北方者實居半數,北人處武人專橫之下,無可告語,遂孑身南來,蓋武力主義對民治主義之戰也。北方武人知南方主義,既公且正,非武力所能強服,乃創一偽國會以抵抗正當民選之國會,圖淆世界人民之聽聞,而行其以偽亂真之技,謀亦狡矣。

“自日本寺內內閣改組,北方金錢武器供給之源,於焉告竭。外援既失,無可依恃。北方武人私向南方提出和議以真偽兩國會同時解散,國家官吏兩派瓜分為調停之條件,南部軍人或不受其愚弄。蓋北方武人以為國家財產共同分占,人民權利任其蹂躪為誘惑南人獨一無二之好機會,而不知其策之愚謬也。

“北方官場消息,謂美國願中國止息內爭,如南方不同意,北派武人將引美國勢力壓抑南方云云。當世界皆戰之日,北方武人曾誣吾輩為反對戰爭,今和平發軔之時,北方武人又將轉誣吾輩為反對和平。吾人不顧利害,曾挾民主主義盡力奮鬥,雖日本以金錢武器假手北方摧鋤吾輩,始終猶獲生存。設美國以道義物質之力為北方武人所假借以壓折人民,則中國民權發達之望,生機必絕,唯搔首問天而已。

“余為中國民權正義永久和平計,代國民為誠懇之呼籲,敢明告閣下以唯一無二之平和條件,即民國國會須享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當職權是也。如此簡單合理易行之條件,尚不能辦到,則唯有繼續奮鬥。雖北方武人援引任何強大壓力,吾人為民請命,皆所不顧。國會者,吾國革命烈士流血所得,民主政治立國之基,萬不能坐視武人摧折也。此一次國會受約法上之委託,為民國創制永久憲法,斷非非法機關所能偽造。況解散更為國法上所不許乎?昔袁世凱陰謀帝制,威滅國會,國民猶起義兵討之,袁氏因以敗也。今日之役,實為國會軍第二次戰爭也。此國會者即美國由閣下代表首次承認之中華民國也。閣下必主持正義,慰予請求。務所以拯救歐人者轉以拯救中國。敬願閣下代中國受壓抑之人民致一語於北方武人曰:此國會乃閣下所承認之國會,務須尊重者也。”(11)

孫中山以請求的方式向世界發出了鏗鏘洪亮的正義之聲:他告訴威爾遜,去年你不是曾勸中國加入協約國戰團嗎?我曾極力反對。那是因我深知北方武人必定會假此時機摧折民權,結果如何?不幸被我言中。“一歲之中,北方抗義之兵,一再南下,南人為自衛計,亦與主持民治主義者結合為護法戰爭。”“夫今日之戰,非南北之戰也。……蓋武力主義對民治主義之戰也。”“北方武人知南方主義,既公且正,非武力所能強服,乃創一偽國會以抵抗正當民選之國會,圖淆世界人民之聽聞,而行其以偽亂真之技”。“北方官場消息,謂美國願中國止息內爭,如南方不同意,北派武人將引美國勢力壓抑南方云云。” “設美國以道義物質之力為北方武人所假借以壓折人民,則中國民權發達之望,生機必絕,唯搔首問天而已。”

天下事,不外乎兩點,一謂公理,二謂正義,是非曲直不能不分。孫中山先生為中國民權正義永久和平計,明確正告威爾遜:民國國會須享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當職權是唯一無二之和平條件;倘如此簡單合理易行之條件不能辦到,則唯有繼續奮鬥。“國會者,吾國革命烈士流血所得,民主政治立國之基,萬不能坐視武人摧折也。”孫中山先生于此特別強調:“此國會者即美國由閣下代表首次承認之中華民國也。閣下必主持正義,慰予請求。”“敬願閣下代中國受壓抑之人民致一語於北方武人曰:此國會乃閣下所承認之國會,務須尊重者也。”孫中山先生在這裏,雖曰“請求”,其口吻幾近“命令”!此乃義正詞嚴者也。告誡威爾遜:作為美國總統,對世界政治事件可產生直接影響的公眾人物,其言行不能前後自相矛盾!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與德國簽訂休戰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擬在巴黎召開歐戰和平會議。

在國內外一片呼籲和平的氛圍中,北京政府遂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集各省督軍會議,議決對南方停戰撤兵。針對北京政府的舉動,廣州國會參眾兩院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會議,議決停戰之兩項前提條件:

一、取消偽國會。

二、取消偽總統。

同日,國會即將議決之議案,咨達軍政府。惟軍政府未予尊重,當晚召開軍事會議,下達停戰令。

孫中山先生對於南方軍政府與國會之情形,隨時隨地極為重視。就軍政府不顧國會決議案,下達停戰令一事,孫先生即於十二月五日復函廣州國會:

“頃接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函,敬悉。此次軍政府停戰令之發佈,文意亦未以為然。惟是此事原動,聞緣于美領事警告所促成。近國民怵於外交勢力,往往張惶無措,即軍政府諸君以驟經此壓迫,委曲求全,亦無足怪。

“文前因聞美政府有調停我國內爭之舉,欲強南方速與北方妥協,此實為其手段之錯誤。故於十一月十八日致電美總統,聲明南方所要求之條件,祗系國會能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當之職權,他無所要求等語。此電已見報端,想經鑒及。自此電發後,隨由路透電遍傳歐美,引起各國之注意,故美上議院近乃有認南方為交戰團體之提議;而美政府對文電,亦表示贊同。此後將請美總統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終可達到護法之目的。但冀國會及軍府同人堅持初志,不折不撓,則外人敬吾主義之貫徹,將益聞風興起,協以助我。語曰「自求多福」。是在吾人之自勉不懈而已。”(12)

安福國會本是一個非法籌建的偽國會,由此國會選舉產生的總統徐世昌,自然是一個非法的偽總統。然而,軍政府在岑春煊、陸榮廷等的操控下,卻於十一月三十日致電徐世昌,促其速開和平會議。

列強美、英、法、意、日,為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失,五國領事於十二月二日,分頭向南北雙方進勸息爭,召開和議。

一時之間,國內各地,和平空氣四處彌漫,南北和平善後會議積極展開。十二月十一日,北京政府派出朱啟鈐為南北和平會議總代表,代表人選亦隨之確定。

孫中山先生為表示各方對和平之願望,於十二月十三日指派胡漢民作為南方代表,出席和平會議。

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聯合組織全國和平聯合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京開成立會,宣佈宗旨。其宣言書雲:

“本會聯合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業於十八日開成立大會,各法團推定代表到會者,已逾過半數,本會實為完全成立,用特宣佈本會進行宗旨,以告我國民。本會由全國法定團體組織而成,為真正民意機關,故對南北和平會議,應實行共和國民應盡之職務,遇有雙方衝突之點,及與大多數利害關係之處,實行發表真正意見,以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會對於南北雙方,本無偏袒之見,惟此次南北會議,凡關於種種善後問題,均待解決,茲擬於本會內附設各種研究部,於事前預先討論,以便將來發表民意,主張公道。不居國民會議之名,實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會既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國民責任之重可知。茲後計畫進行,尤關重大,本會自當推出對外對內最複重要之人,主持一切,為會中之砥柱,並將本會一部分事務,移至南北會議地點,實相結合,與貫徹我國民正大之主張,非達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此其三。凡茲三大宗旨,均經本會評議部議決實行,用特宣佈。深望於全國同胞,贊成本會,協同進行。除通告南北當局外,謹此宣言。”(13)

通篇宣言,從表面看去頗具民主政治意味,將法理依據擺在首位。“本會由全國法定團體組織而成,為真正民意機關,故對南北和平會議,應實行共和國民應盡之職務。”“以便將來發表民意,主張公道。”“貫徹我國民正大之主張,非達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姑且不管他所依之法是否是合法之法,起碼組織和平善後會議者心中知道,只有用法來說理辦事,才能號召國人,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進步。

政治並不玄虛,各類政治派別,運用合法之法,討論國事,處理國事,解決民生問題,即謂最大的政治。

一月九日,軍政府派出以唐紹儀為總代表,有胡漢民、章士釗等參加的十一人和議代表。

和平聯合會議即將舉行,參議院就朱啟鈐代表資格問題,諮詢軍政府。質問北京非法團體派遣洪憲要犯,著名禍首,久已通令通緝在逃未獲之朱啟鈐,是否屬實?軍政府答復參議院道:

“查北方派朱啟鈐等為代表,已接來電通告。軍政府只認北方對等派人,至所派何人似可不必推求。以北方本身原屬非法團體,今既與非法團體議和,則由該團體所派代表其人品性如何,系關係該團體之價值,我無吹求之必要。”(14)

就在這一片高唱議和的聲浪中,章炳麟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章炳麟致函孫中山先生,表示反對南北議和。函略雲:

“先生在廣州,非無實事可紀,然,使軍政府不改組,先生不去,必無此鼠竊狗偷之和議。縱使言和,懲辦禍首與國會行使職權兩件,必當提出,西南權利,亦不至刮削淨盡。此先生可以自表於眾者也。”(15)

護法事業啟動之初,章炳麟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奔走於西南護法各省之間,為護法大業奔走操勞。軍政府改組以後,章即息肩而去,成為那一歷史時段的冷眼人。俗語:旁觀者清!章炳麟的不同聲音,道出了南北和平善後會議的本質。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歐洲和會於巴黎揭幕,史稱“巴黎和會”。南北雙方,誰派代表參加巴黎和會,成為國人共同關注的焦點。革命党人認為,孫中山先生享有崇高的國際威望,作為中國最理想的代表團團長,非孫中山先生莫屬,只有孫中山先生赴會,才能爭回國權,為國增光。再者,孫先生前曾有言,歐洲和平會議,中國代表舍我其誰,足見先生早已以此自任。然,孫中山先生深諳國際公法,因此當眾人呈請其成行時,先生回答道:

“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國際承認,斷然不能代表發言,且文亦不能受北方偽政府所委任,此事當然無從進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發言,而貿然前往,亦甚無謂。故文赴歐之行,總以將來有機會之時再往,較為適宜,望以此意轉告諸同人為盼。”(16)

孫中山先生原本是有再去一趟歐美的心願的,但此時南方政府尚不為各國所承認,作為和會代表前往歐洲決無成效。所以,先生認為不如待將來有機會時,再以私人名義前往歐美,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相機發言,效力將會更大。

 

南北雙方久經磋商,各派出代表赴上海,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於上海德國總會集會。首先由南方總代表唐紹儀致詞。略謂:

“今日為和平會議開幕之期,鄙人無似,獲躬與其事,欣愧交並。溯自法紀陵夷,生民塗炭,年來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損失,不可以縷述,國家不幸莫逾於此。然今日兩方代表猶幸得聚首一堂,討論國家百年大計,實人民厭亂之心理,與友邦友誼的忠告,交相促迫,始有此和平會議之組合。云云。”(17)

和平會議在上海先後舉行五次,談到具體問題,北京政府毫無誠意。另又因為:

“北方安福系所最注意者,系國會問題。因上海和會議及法律,恐徐世昌犧牲新國會,以為交換品。於是安福健將鄭萬瞻、康士鐸、烏澤聲等,請總理及國務員到眾議院,有所質問。問朱啟鈐代表系何資格?安能以政府委任之行政委員,處分立法機關?是何許可權?錢(錢能訓——筆者)內閣連稱不敢,不過議論及之耳。鄭等謂總統、總理俱由新國會產出,根本不能動搖,立法尊嚴,神聖不可侵犯,議論亦是不敬,烏可乎?錢內閣唯唯而出。安福部即用全體議員名義通電,為先發制人之計。而錢能訓復函,仍有「不能不討論」之語。安福部大憤,錢內閣由此而倒,和會因此而停。”(18)時在三月二日。

三月七日,英、法、美、意各大使同至北京政府外交部,面遞和平說帖,希望中國國內和平先于世界和平。可見中國國內和平甚為國際所關注。

南北和平會議停頓之後,備受國內外各方關注。北京政府積極與南方代表聯繫疏通,爭取繼續舉行。

經多方努力,南北和平會議恢復,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續開第六次會議。

南北和議的出發點,若是建立在為使民元約法回復、國會自由行使職權的基礎上,自然是天下的大好事,亦即天下蒼生之福,更是孫中山先生的本志。然而,歷史的事實證明,當時南北和議的出發點並非如此,安福系諸老,南方軍頭,而是各懷各自的私利。

就在南北和平會議續開第六次會議的同日,湖南靖國軍司令程潛特派該部秘書長李隆建攜函赴上海晉謁孫中山先生請堅持和議初旨勿作讓步。其函雲:

“此次護法興師,非公首義南旋,焉得成此盛舉,此功為不朽矣。潛雖武夫,風聞大義,與公以精神相感召,非自今始。道途之言,或有失實,鑠金之口,尤足寒心,我公如日月之昭昭,當早能諒察也。和議仍在停頓,西南主持正義,斷無終屈之理,惟望公等堅持初旨,萬勿輕易讓步。如果樽俎之間不能制勝,即不幸再以兵戎相見,咎有所歸,吾黨亦當有以謝國人也。此間有眾數萬,尚能戮力同心,粵中同志趣向略同。請告少川(唐紹儀——筆者)先生毋自餒,而墮奸人之謀,斯諸將士之所望也。”(19)

程潛的晉謁函,寥寥數語,對孫中山先生發自內心深處的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可見豐碑自在人心!

 

其實南北和議善後之事,宗旨非常明確:革命黨人要求恢復民元約法與國會,取消偽國會,取消偽總統;安福系本是偽國會之骨幹,千方百計維護偽國會,為達目的,不惜挾持由其偽國會產出的總統與總理。政見如此分歧,從根本上兩不相容,且南北軍閥之間另有幕後交易,背景如此,和議何以能有良好之結局?!

“國父護法始終以恢復約法及國會為宗旨,去年(一九一八年——筆者)五月間,方為廣州非常國會籌措經費擬開正式國會,事有頭緒,而多數議員竟為政學系及桂系利用,隨即通過軍政府改組案,國父迫而離粵。實則陸榮廷、唐繼堯等祗欲挾國會以為與北京政府談判條件之工具,故和平會議在滬舉行時,恢復國會成為會議問題之一,惟軍政府代表章士釗竟對北方聲言國會不成問題。蓋自北京政府召集新國會並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後,人皆知由和議而恢復國會,事不可能,此不僅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等如此,即主張和平之國內名流,亦莫不如此。在此種情勢下,國會議員深為自身危,因有孔昭晟等一四二人聯名請恢復國會之來書。”(20)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孫中山先生對孔昭晟等人來書作出批文:

“國會行使職權,是文唯一之主張,始終不變。乃軍政府之代表章行嚴(章士釗——筆者),屢次對北方聲言,國會不成問題,切勿以國會問題而阻和議之進行云云。想改組軍政府者,乃國會之主張。文當時以去就爭而無效,離粵之後,本一切不問,後以國會同人堅持要文派代表,不忍固卻,遂再聽多數人之請而派之,已再三聲明,悉由大眾指揮代表,文仍不問時局。當五國勸告之時,外論亦多不助國會。文有所不忍,遂發電請美總統主張公道,蒙彼贊成,乃電粵不可主張議和,只可請美總統為仲裁。深知南方武人,必奉送國會以換權利也,今恐不出所料也。現南方代表只漢民一人尚堅持國會耳,其他皆惟權利是務矣。倘他日爭之不得,則只著漢民辭職而已,餘則無能為力矣。近且聞舊國會議員已有紛紛與新國會議員調和矣。國會議員諸君不奮鬥,不自愛,文奈之何哉!?(21)

民主憲政的第一步即組建國會,在已運行了四千多年專制獨裁政體的國土上,所組建的第一屆國會,其議員原本就良莠不齊,革命黨人在國會中雖佔有多數席位,但面對專制獨裁國體的巨大歷史慣性,則是何等的勢單力薄!更何況自然人本屬社會人,社會人的思想、行為、品格,在社會環境、地位、利益的排列組合中,而會不停的在潛移默化著。議員是社會人,概莫能外。孫中山先生對此極為感慨,所以在對孔昭晟等人來書作出批文之後,又復函在上海的國會議員:

“敬覆者,公函敬悉。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本為文惟一之主張,始終無所變更。惟此次和議之時,軍政府之代表章行嚴屢次對北方聲言,「國會不成問題,切勿以國會問題而阻和議之進行」云云,以致北方益無所忌憚。況近又聞國會議員紛紛北上,與非法國會謀調和,因而益為人所蔑視。是則所謂南方和議代表者,既視國會為無物;而國會議員中又間有不知自愛者及不肯奮鬥之人,內蠹外邪,紛然並起,文複乃之何哉!況當時改革軍政府者,本國會之主張,文曾以去就相爭,而國會諸君一意孤行,不用其言;是以文離粵之後本已一切不問。嗣以國會同人堅持要求文派遣代表,誼難固卻,因從多數人之請求而派遣之。然派遣之時,仍再三聲明,由大家指揮代表,文仍不問時局。至五國勸告之時,外論亦多不助國會。文複有所不忍,乃致電美總統,請其主張公道。承彼贊同,因電粵主張,請美總統仲裁,而不與北方議和。蓋深知一與議和,則南方武人及奔走權勢之政客,必犧牲國會以易權利也。乃國會諸君又不用其言,和議既開,遂有今日之現象,此後結果,可想而知。此又國會諸君自植其因,自獲其果,深可太息者也!此時南方代表對國會尚能堅持者,只胡君漢民一人耳,其他皆營營於權利,複暇於及此?他日倘國會問題爭之不得,文只有囑漢民辭職一途,其他亦非文所能為力也。專此奉複,並頌公祉。”(22)

孫中山先生開創中華民國,以聖者之心,觀察社會,引領國人,朝向文明政治制度邁進。然不如意者常八九,能如願者無二三。但千古聖哲孫中山,隱忍而不餒,求進而不燥,心態平靜,隨其自然。先生有言:革命“成功是人民的事情,於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要人民來贊成。如果多數人贊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數人贊成革命,自然難得成功。我為革命始終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成功不成功,是人民的責任。”(23)

革命如此,建設如此,護法救國同樣如此。當年,發動革命之時,革命党人將孫先生所創立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宣傳於世,可謂一呼萬應,天下景從,卒達革命目的。而於今日之護法救國,對於護法的意義、本旨以及最終目的,孫中山先生不厭其煩,向各省、各方、各界、各團體反復演講,以至瘏口嘵音,力竭聲嘶。然終沒能收應有之效果。自然,政客、軍閥、舊官僚,為保權力、保地位、謀私利,從中作梗是一主因;而廣大國民渾渾噩噩,麻木不仁,蒙昧不覺的病態心理,亦是鑄成如此局面,決不可忽視的一條曲折蔓延的病根。如何治療中華民族精神上的麻木症、蒙昧症、渾渾噩噩之症?孫中山先生當年為救國救民,從“醫人”走上“醫國”之路,如今為救國救民,則須要從“醫國”回歸“醫人”之途。近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的一些不肖子孫們所患的精神疾病,實在是太重太重太重!太深太深太深!!

 

護法救國事業,歷時近兩年未見成效;南北和談因無共同宗旨,亦鑄錠難有成果。為使南北各方能形成共識,以期南北和議能有所收穫,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再度向全國發出護法宣言:

“南北交戰已過二年,將士勞苦,人民塗炭。今者,兩方將領已各有以救國為先之表示無必以戰爭貫徹主張之意,而人民猶受因戰爭犧牲生命財產之苦。夫戰爭以求達目的,因致殃民,不得已也;無意於以戰達目的,而徒以不和殃民,則大不可!今日為求救國,人民無不希望速得合法永久之和平,職是故也。而至今和議不成者,罪在不求之於國家組織之根本,而求知於個人權利之關係。

“須知國內紛爭,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國會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國會複得完全自由行使其之權,則法律已失其力,根本先搖,枝葉何由救正?內亂何由永絕?況國家以外患而致艱危,一切有損主權危及國脈之條約,其訂立本未經國會之同意,故亦惟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始能解除之。蓋訂約、解約之權本在國會,擅訂固屬違法,不以未經國會同意為基礎而言解約,亦無可解之理由。故和議初開,文即以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為唯一條件,必令此後南北兩方蔑視合法國會之行動一切遏絕,凡與合法國會不相容之機關組織悉歸消滅,則和平立談可致,外患內憂皆不足慮也。國民對我主張,多數贊許,乃不幸議和數月,竟無結果。今雖日言續議,理固無由可成,抑且外法律以言和平,其和平豈能永久,外患又何由可息哉?今日言和平救國之法,惟有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一途。

“諸君雖處境不同,置籍於中華民國則一,棟折榱崩,豈能無懼。希以中華民國國民之資格,受此忠言,一致通電主張,共謀救國之業。苟使國會得恢復完全自由行使職權,永久合法之和平於焉可得,則文之至願也。若有沮格此議以便其私者,則和平破壞之責,自有所歸。尤望諸公以救國之本懷,捐棄猜嫌,與文共達此重新改造中華民國之目的。國步方艱,時不待人,苟且遷延,為厲滋大。諸公愛國,幸速圖之!”(24)

孫中山先生此時之護法宣言,是呼籲?是呐喊?是開導?是訓教?是說理?還是感化?當為兼而有之。凡置籍於中華民國、稍有良知者,皆該以中華民國國民之資格,受此忠言,一致行動起來,共謀救國大業。

 

一九一八年五月軍政府改組,孫中山先生當選為七總裁之一。孫先生本不願擔任,無奈國會議員紛紛敦促,為顧全西南護法團體大局,始派徐謙為代表出席政務會議。一九一九年二月間,徐謙辭去代表職而離開廣東,乃命謝持接替。六月,岑春煊、陸榮廷與徐世昌及直系勾結言和,孫中山先生授意謝持相機取消代表席位。軍政府總裁伍廷芳,對廣州桂系與政學系非法專橫,甚為憤慨,遂致書孫中山先生,提出改革軍政府意見,孫中山對伍老先生所示各策,不以為然。八月二日復函伍廷芳:

“得手教,敬悉一是。

“先生以望八之年(伍老先生時年已七十七歲高齡——筆者),為國不辭劬苦,此意令人深感。所示各策,似言者拘於形式之變更,仍無系乎根本之改革,弟意未敢贊同。所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先生固了然於得失是非之際,無待贅詞耳。弟比來獨居,深念所以救水火中之人民,驅除武人帝孽者,當別有良圖;惟目前宜暫持冷靜無為態度,以待時機。至護法之結果,既不副我輩所望,來教云云,則惟有潔身而去。

“弟已授意代表相機辭職,如先生決意,便可同時行之。吾道不孤,將令彼恣睢撓法之武人,若聽死刑只宣告,未始於世道人心無益也,先生其勿猶豫。專複,即頌道安。”(25)

孫中山先生欲辭去總裁職務已非一日,今見岑春煊、陸榮廷等違反護法之罪狀日益顯著,遂決定“決不與之共飾護法之名,同屍誤國之罪”。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孫中山先生致電廣州國會辭軍政府總裁職,並宣佈岑、陸等罪狀。電中首先敍述軍政府成立及改組之經過,複謂:

“改組議定,仍舉文為總裁,兩院代表諸君複再三敦迫,謂文不就職,軍政府組織不完,故勉派代表列席軍政府政務會議,所以委曲遷就,以尊重國會之意旨者,原冀不墜護法初心。當時北方非法國會,選徐世昌為總統,經文囑所派代表提議申明討伐之令,而軍政府諸武人明示贊同,暗為延擱,討伐令遂無形消滅。及國會議決改軍政府名稱為護法政府,又拒不執行。文囑所派代表力爭,卒歸無效。文於是得諸武人並無護法誠意之確證。及偽廷勢絀停戰,文囑代表與伍總裁共主張合法和平永久和平,以為國民庶可小息。而軍政府內不法武人,蔑視國會所信任之代表,與經兩院議決之和平會議條例,以軍政府總裁之地位,或勾結叛人,或私訂犧牲國會之密約,更有不經會議,徑電各省以徵求意見之名,喚起不利國會之主張者,暨陰私顯露,尚以個人函電來往自解,文於是知諸武人止圖私利,不顧國法之決心。至最近粵省人民以愛國之熱誠,與安乂地方之至意,基於約法上之自由,為表宣民意之集會,軍政府之陸軍部長指麾軍警,槍擊公民,捕其代表,欲置死地,用日本對朝鮮所未用之手段,敢犯偽政府所不敢犯之民意,雖經文囑代表再三忠告以當從民意!仍置若罔聞。更知不法武人,已以割據西南為志,故於人民參與政治之舉,力圖破壞,徒使民國名存實亡。彼借國會所授之權,以行國民所深惡之政治,移對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殘虐盡力救國護法之人,毒害地方,結連叛逆。欺騙國會,蔑視人權,文決不忍與之共飾護法之名,同屍誤國之罪。茲特辭去軍政府總裁一職,以後關於軍政府之行動概不負責,望國會同人努力奮發,使用國會之最高權,為國家求根本正當之解決,庶不負諸君子護法初衷,是則文之本志也。”(26)

孫中山先生致電國會,辭去軍政府政務總裁,廣州國會即於八月十三日召開兩院聯合會議,討論議決慰留,並有吳景濂領銜三三五人聯名致電孫中山先生,電謂:

“先生以護法主張,多所扞格,迫而辭職,夫豈得已。然同人有不能已於言者,溯自前歲,先生創義粵中,同人等望風景從,原冀本正義之主張,為根本之解決,無如內部意見歧出,譬如琴瑟不調,不得不謀改弦更張,期以容納各方面意思,團結實力,再圖發展。乃自軍政府改組以還,益複因循混沌,兼之歐戰告終,外交危迫,息爭對外之說,深中於人心,遂致護法大業,蹉跎至今,迄無效果,蒿目時艱,非惟先生引為痛心,即同人亦同深致慨。就現勢推測,戰既不能,和亦無望。所以株守不忍遽去者,無非欲保存此法律之統系,以待國人最後之裁判。無論北庭如何詭謀以求逞,無論西南如何委曲以求全,而茲法律系統,斷不容任其稍有破壞。倘並此最低限度終鮮救濟,則同人以護法者來,自不能以毀法者去,要當宣佈始末,留此一件不了公案,以訴諸國人,此實同人最後之決心。至於目前不能不相勉忍辱負重,尤不能不盼我先生始終維護。先生之在全國,實為共和之神髓,先生之在西南,尤負倡率之重責。矧國會制憲正在積極進行,外交問題猶複懸而未決,若因先生辭職,致議員來粵者裹足,賣國自利者橫行,則大業敗於垂成,敵計藉以得售,又豈先生護法之初衷。務懇勉抑高懷,勿抱去志,勵我同人,作我士氣,以與毀法叛國者角最後之勝負,不勝迫切待命之至。”(27)

這不是一篇客套應景式的慰留電文,而是三百三十五位國會議員從內心深處對孫中山先生溢湧而出的景仰之心與信賴之情。議員們坦言“自軍政府改組以還,益複因循混沌。” 蒿目時艱,其“所以株守不忍遽去者,無非欲保存此法律之統系,以待國人最後之裁判。”眾議員表示:“倘並此最低限度終鮮救濟,則同人以護法者來,自不能以毀法者去,要當宣佈始末,留此一件不了公案,以訴諸國人,此實同人最後之決心。”議員們深知:“先生之在全國,實為共和之神髓,先生之在西南,尤負倡率之重責。”因此“務懇勉抑高懷,勿抱去志,勵我同人,作我士氣,以與毀法叛國者角最後之勝負。”

孫中山先生電請辭去政務總裁職,並不是意氣用事(先生一生從不意氣用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孫中山先生收到慰留電後,即於八月二十九日復函林森、吳景濂:

“文此次辭職,實鑒於兩年來經過之事實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陰謀之真相,覺護法之希望,根本已絕,萬無再與周旋之餘地,故幾經審慎,始決定宣佈辭職,辱承慰留,未能勉副盛意,尚希諒之。

“岑、陸勾結,欲相機犧牲國會,為時已久,今時機將至,國會之犧牲恐終難免。文無力挽救,深為抱愧。然猶望諸君對此彌留之國會,為轟轟烈烈之死,先將軍政府取消,使不致為群盜所居奇,則諸君猶不失個人之人格,國會之體面,且為國家留一線之正氣,為歷史留壯烈之紀念,此文最所厚望于諸君者也。區區之意,伏惟諒察。”(28)

孫中山先生其所以堅決辭去軍政府政務總裁之職,是鑒於軍政府在岑春煊、陸榮廷的操控之下,將毫不猶豫,出賣國會,國會已處於“彌留之際”。故有促參眾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對此彌留之國會,為轟轟烈烈之死,先將軍政府取消,使不致為群盜所居奇,則諸君猶不失個人之人格,國會之體面,且為國家留一線之正氣,為歷史留壯烈之紀念”之語。先生以護法大局無望,特脫離軍政府,得以自由行動,盡國民之天職,任救國之大業,救國之心,何曾稍懈。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先生在複廣州國會議員函中說道:

“文所望於國會者,在於代表國民行使最高權,驅除不法政府,以達民權主義之主張。前電已述衷懷,非徒自為痛心亦非但望國會同人致慨也。坐言起行,還以望之於群彥。至於制憲,自是國會本分,豈有文之去就能損益於其間哉?

“諸公代表國民,先來者以護法而來,固有最後之決心;後來者以制憲而來,亦豈因文辭職而致裹足。文甚不欲以此無謂之顧慮,輕量暫未來粵諸議員之人格。若國會仍有推翻現制之決心,勿遽作最低限度之想,即或為犧牲于一時,尚可伸大義於天下;不然者,則在文雖有辱可忍,無重可負,諸公之屬望,未免空懸矣。”(29)

為了扭轉護法誤入歧途這一不利局面,此前,孫中山先生曾復函唐繼堯,予以啟發與召喚,電雲:

“雲南唐督軍鑒:支電悉。過承獎飾,非所克當。鄙意大局日危,國民所企,乃在有精神之護法。今茲軀殼故存,而甚者乃假以圖便其私;其所作為去民意愈遠,此誠有識者之所憤慨,文複何能隱默?且意亦非以潔身自了為賢也。公此時方系中外眾望,如何宏濟艱難,必有異于常人者。尚祈深察民意所在,矯正一切,無任祈盼。”(30)

 

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眾兩院同時他徙,而廣州無國會。一九二○年六月三日,孫中山先生遂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向全國發出移設軍政府宣言:

“……

“慨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論戰則惟知擁兵通敵,論和則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擅逞其欲,遂有所謂五條辦法者,護法宗旨,久已為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煙苗遍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飽驕兵悍將之欲,軍行所至,淫掠焚殺,鄉里為墟,非為國法所不容,直人類所不齒。文等辱以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當,而終於忍無可忍,夫豈得已。惟既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茲已共同決議,移設軍府。紹儀當受任議和總代表之始,以人心厭亂,外患孔殷,為永久和平計,對北方提出和議八條,尤以宣佈密約及聲明軍事協定自始無效為要義;今繼續任務,俟北方答復,相度進行。廷芳見長外交、財政,去粵之際,所餘關款,妥為管理,以充正當用途,其未收者,亦當妥為交涉。文與繼堯率將士,共濟艱難,苟有利於國家,惟力是視。謹共同宣言:

“自今以後,西南護法各省區、各軍,仍屬軍政府之共同組織。對於北方繼續言和,仍以上海為議和地點,由議和總代表準備開議。其廣州現在假託名義之機關,已自外於軍政府,其一切命令、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之事,並抵押貸款,概屬無效。……希北方接受此宣言後,了然於西南公意所在,賡續和議,庶幾國難敉平,大局早日解決。文等不勝厚望,惟我友邦及國人共鑒之。”(31)

 

西元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開國,定“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孫中山先生面對護法大業的艱難時局,以“八年今日”為題,發表了感慨萬端的“國慶獻辭”。將開國之艱辛,建國之目標,國運之多舛,時下之局面,昭告天下,以喚醒國人,共同奮鬥。獻詞曰:

“今日何日?乃革命党人熊秉坤開槍發難、清朝協統黎元洪被迫效順而起革命於武昌之日也。隨而馮國璋焚燒漢口,隨而袁世凱病起彰德,皆欲效忠異族,殺我同胞,而剿滅革命軍者也。無如党人遍佈,國中回應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於是而南北和議之局開,於是而非袁莫屬之論起。時予方在倫敦,從事於外交問題之解決,正當著著得手,舉世同情,乃屢促共和國體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時要求友邦之承認。乃遷延兩月,頭緒全無;加以遠聞國人尚有主張清帝之君憲者,予深恐革命大功,虧於一簣,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機,而賓士回國,以挽危局而定國本,於是草創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國體乃定焉。維時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只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而漸被同化矣!以是對於開國之進行,多附官僚之主張,而不顧入黨之信誓。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悉置之腦後,視為理想難行。甚至革命党二十年來以先烈之血所沃成之青天白日國旗,亦不得採用,乃改為海軍旗,而反以清朝一品武員之五色旗為國旗矣。此又何怪今日之民國,竟變成亡國大夫之天下也。當時予以服從民意,迫而犧牲革命之主張,不期竟以此而種成今日之奇禍大亂也。嗚呼!此誠予通道不篤,自知不明之罪也。倘能排除眾議,獨行其志,豈有今日哉!

“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禍始,則政客實為萬惡之魁。或曰:「政客不死,禍亂不止。」至哉言乎!蓋官僚武人,不過政客之傀儡而已。官僚雖惡,其中非絕無醇厚之儒;武人雖橫,間亦不乏尚義之士。惟政客全為自私自利,陰謀百出;詭詐恒施,廉恥喪盡;道德全無,真無可齒於人類者。政客!政客!爾之作惡,已八年矣。多行不義必自斃,國民之公論,將不容爾矣!爾尚有畏禍而生悔心乎?放下屠刀,可以成佛,否則無及矣!官僚武人,爾能覺悟否?夫爾輩多清朝臣仆,在清朝之時,尚不敢如此作惡專橫;今為民國公僕,何反跋扈若是?須知爾清主有二百六十年根深蒂固之基,猶有一朝覆亡之禍,爾非如此源遠流長,將何所恃而不恐?若早悔禍,效忠民國,猶望可保善終也;否則爾之絕地逼近矣。

“國民!國民!公等已深受痛苦八年矣。何以於痛苦流離至今日,猶思紀念而慶祝也,得毋以此為革命軍首義之日耶?然而革命軍起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尚有待於後起者之繼承大業也。

“民國由革命而來,則凡今日承認民國者,必當膺服於革命主義,黽勉力行,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也。”(32)

這篇千字“國慶獻辭”,字裏行間流淌著孫中山先生胸中奔放的心血,抒發出孫中山先生為國為民,為天下蒼生的不盡心思與殷殷情懷!

 

自滿清亡國大夫潛居中華民國要職毀法以來,孫中山先生即豎起了護法救國的大旗。護法救國大業,雖一波三折,困難重重,然救國天職,無懈彌堅,以其超凡的政治天賦,對各方政治力量,巧作適時之排列組合,隨時發出號召,推動護法救國事業不斷前進。移設軍政府聯合宣言發表後,至是段祺瑞下野,和議之說又起。孫中山先生即同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一起,於一九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向國人發出“重申護法救國宣言”。

“北京徐菊人先生、薩鼎銘先生,雲南褚慧僧議長、轉參、眾兩院諸公,各省省議會、督軍、省長鑒:

“西南義師之起,原以護法救國為職志。故無論南北,苟與護法救國主義相容者,友之;苟與護法救國主義相反者,仇之。此文等所以有六月三日之宣言,冀國民與友邦了然於是非邪正之所在也。宣言書發表以後,北方通電贊成者,只有段祺瑞及其部曲等。而段祺瑞漾日答復宣言之電,悔禍之心,露於言表。文等本以護法救國為標,故和議條件,注重於取消中日二十一條,及宣佈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非法命令之無效;在和議未賡續前,須先宣佈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以示決心,始有和之可言。於是北京邊防處,遂有決定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之寒電;而對於二十一條之廢止,亦有承認之表示。由是言之,彼方既有改變外交政策、不計後此利害之決心,則和議當然有續開之期。乃北方內訌,由是而起,合法和議,為之頓挫。

“文等持本國民公意,用在宣言:無論北方內訌如何結束,無論當局者為何派何人,惟我西南護法救國主張,必始終貫徹。北方果有希望統一誠意,必須首先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有宣佈廢止中日二十一條之表示,然後和議乃可賡續,而國本乃不至動搖。倘有違背護法救國主張,複假借名義以謀個人權利者,不問南北,不問派別,當與國民共討之!特此宣言。”(33)

判別“是、非、邪、正”,乃天下人,人人必須具備之生存能力,然真正能判別“是、非、邪、正”者,卻又寥寥,更不要說善於判別了。

判別“是、非、邪、正”乃“公理”、“天理”之核心,國人善能判別,了然於胸,護法救國大業方能有望。孫中山先生等重申護法救國宣言,其苦心正基於此。

為使國人深諳護法救國宗旨,隨時瞭解和議進行中的事實真相,孫中山先生在發出“重申護法救國宣言”之後不久,遂又向國人發出“南北和談通電”:

“護法之師本因戡亂誅奸而起。亂莫甚於壞法,奸莫大於賣國。屍其咎者,昔實以段祺瑞為罪魁,護法軍自始即標討段之旗幟。然如叛變之督軍團、復辟之張勳及同謀復辟者,招集偽參議院,頒佈偽兩院選舉法、偽國會組織法及依偽法招集安福國會者,與夫由安福國會產生之非法機關,凡屬壞法賣國,無分皖系直系,罔不在應討之列。此護法軍之職志,早為國人共鑒者也。

“惟自歐戰告終,世界潮流趨於和平。吾國內亂,苟能以和平方法改正壞法賣國之事,自不必再事殺人而流血,是以有上海議和之會。其和平條件,約為對內對外兩點:對內期改正壞法之事,則在尊重約法效力,使前被非法解散之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對外期改正賣國之事,則在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廢止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中日條約,即通稱之二十一條,使民國主權完全獨立。乃條件甫提出,而和議即破裂,足征北方不願改正壞法賣國之事。按之護法初衷,和既不成,即應再行致討。無如西南之桂系,早與北方之直系暗中勾結。而軍政府中之岑春煊,亦早為徐世昌之高等顧問。若輩惟務單獨言和,陰排異己,只圖造成一黨一派之勢力。而對於上海之正式和會,則惟恐再開,是以欲戰不能,欲和不可,遂成一長此不戰不和之局。其故皆由北方則直系爭權,南方則岑、陸壟斷,以致歐和已成,而滬會訖未續議。此文等所以有前之宣言,冀國民與友邦瞭然於是非正邪之所在也。

“……北方內訌,只能認為私鬥。是以文等仍持與北方言和態度,於其內訌無所偏袒。今皖系已有失敗之勢,而岑春煊等乃竟附和直系討段,將來皖系完全失敗後,岑春煊等殆惟有投向於直系,豈有和議之可言?而壞法賣國之事,恐亦將置之不問。殊不知同為北方之人,不能分皖系與直系,縱使皖系已去,而直系如不願改正壞法賣國之事,即與昔之皖系無異。是以文等為代表國民真意,特再宣言,無論北方內訌如何結束,今後國事仍當有上海和平會議根本解決,務期改正一切壞法賣國之事。將來北方如由直系主持和議,亦必須首先宣佈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承認廢止二十一條,始能繼續開議。倘岑春煊等此後竟與直系私和,而壞法賣國之事竟不改正,則國民仍當認為亂與奸而討之。”(34)

其時,岑春煊置軍政府護法宗旨於不顧,與北方直系軍閥電報頻頻,商談雙方利益的交換。

鑒於岑春煊已明目張膽的破壞護法大業,一九二○年八月九日,護法國會在雲南開會,議決取消岑春煊軍政府政務總裁之職,即由林森、褚輔成聯名通電昭告國人。

以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為首的桂系軍閥,長期以來盤踞廣州,危害兩廣,粵民深受其苦,對桂系軍閥早已深惡痛絕,孫中山先生早欲將桂系趕出廣東,還粵中父老以安寧歲月。為此,經多方部署後,於一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命陳炯明自閩南回師,討伐岑春煊等。因得多方協助,粵軍連戰皆捷,十月二十九日克復廣州。

正當粵軍十月二十二日攻佔惠州城,桂軍潰退,廣東局勢解決在望之際,岑春煊、陸榮廷卻以軍政府名義代表西南,企圖與北京當局簽訂合約。孫中山先生等人,為此即於十月二十三日特致電徐世昌等,堅表反對。

“北京徐菊人先生、靳翼青先生,各省、各議會、各報館均鑒:粵軍回粵,兩月以來,全省九十餘縣,為粵軍收復及回應附義者計逾八十。就省會言,各車歪炮臺、中流砥柱等要塞、菁華所在之西關一帶、河南全島,及海防、江防全數艦隊,均隸粵軍範圍。莫榮新困守老城,負隅抗拒,岑、陸計窮力蹙,懼失地盤,先後派遣代表,星夜晉京,促簽條件,卑鄙齷齪,搖尾乞憐,殆欲趁此在粵生機垂盡之時,求與北方訂約,冀得現在或今後之援助。以事實論,岑、陸匪特不能代表西南,廣東一省,已十九為粵軍所有。以法律論,七總裁缺其四,廣州已無軍政府。岑、陸私人簽訂之條件,直等廢紙,絕對不生效力。倘或北方不察,貿然與簽,固不能約束西南,亦足貽笑中外。文等護法救國,矢志靡他,酷愛和平,豈在人後?北方果誠意謀和,不僅圖紙上空文之統一,則固不必與秘密勾結暮夜乞憐之輩,訂定條件,應將一切法律事實問題,付之滬上和會,公開解決。迭經文等鄭重宣言,邦人君子,其共鑒之。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35)

“一切法律事實問題,付諸公開解決。”這是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理念的具體體現。國家大事,要使國人盡知,在國人的參與監督之下,方能消除弊端。

電波嘀嘀,傳遍全國,岑春煊、陸榮廷等眼見軍事失利,政治失敗,陰謀破產,大勢已去,不得不於十月二十四日通電解除軍政府職務。

“昨日岑春煊已通電隱退,惟其宣言通電中猶謂:「(一)希望西南各省,速取消自立,俾南北統一,早日搞成。(二)希望京師從速依法召集國會,俾得補救外交,完成憲法。(三)希望南北軍人,自動提倡裁兵,以免財政破產。(四)希望京省開誠佈公,共圖善後,並協定外交財政實業教育諸種建設大計以定國是。」亦因此,國父乃與唐、伍等作第三次宣言(即“致電徐世昌等電”——筆者),本日,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通電,表示解除軍政府總裁職務,電略雲:「慨自段氏毀法,耀武川湘。我西南各省暨南軍將士宣言護法,遂至南北相持,戰禍蔓延,經年不解。我西南各省各軍於是成立軍政府,原冀同心同德,捍衛大法,鞏固國基。煊等德薄能鮮,應付無狀,支撐兩年,變幻百出。近者大事雖已啟先機,而局部複趨於潰裂。軍府刺擊其間,澄清何俟。既為統一之累,重貽中外之憂,舉國彷徨,罔知所措。……特取斷然之處置,即日自決,辭去總裁,解除軍府職務,……自今以後,當局應從全國軍民願望,依法召集國會,遞循法規,與民更始。西南諸省,亦應顧念大局,迅速促成統一,妥籌善後,養息民生,……。」此電發表後,岑春煊、溫宗堯及李根源相繼赴港轉滬。桂系固然崩潰,附庸桂系之政團亦同歸消滅。”(36)

岑春煊之通電,可說是徹頭徹尾的“似真實假,自我美化”,一個滿清奴僕,官場宿吏,自然嫺熟於自美自譽、自我粉飾之道。

 

北京偽政府總統徐世昌,自得岑春煊等宣告解除軍政府職務,及莫榮新宣告取消廣東自主後,竟於十月三十日,下達所謂的“籌辦統一善後事宜令”。令雲:

“南北糾紛,累年未戢,民生久顇,國計日殫,國人延頸跂踵,日盼統一之成。即友好諸邦,亦以促進和平,致其勸勉。本大總統就任以來,默察時艱,深維政治之刷新,必先謀國家之統一,迭經選派代表,與西南軍政府代表,就滬集議,共籌解決。乃以事會多岐,遂致中輟,淹遲積歲,滋我疚慚,顧念統一進行,攸關國是,和議雖梗,信使頻馳,海內碩彥,亦能諒此衷誠,持論間有異同,期嚮已歸一致。正在分途商洽期可及早觀成,乃故蘇皖贛巡閱使李純有慨於統一未定,至不惜一死以謝國人。又據軍政府首席總裁岑春煊電稱:舉國上下,渴望統一,函電責備,言之慘傷。春煊何忍使國家分裂,致招誤國之罪,爰於即日宣言引退,收束軍府,所有案件,咨請查照辦理。一面分電各省,迅速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別接管,早成統一,以救危亡。並盼依法選舉國會迅行發表各等語。複據陸榮廷、林葆懌等電同前情。中央望和若渴,已非一日,但能促成統一,有裨國家,自應博采群情,速圖歸宿。著責成國務院暨主管部院,會商各該省軍民長官,將一應善後事宜,迅速妥籌辦理,際茲統一肇始,庶政方新,中央政府及各省軍民長官,職責所在,其各協力同心,共規國計,務期導揚文治,康治民生,以鞏固我中華民國維新之運,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37)

北京偽國會,產生的偽總統徐世昌,不察法律依據,不察岑春煊身份,(八月九日,護法國會在雲南開會,已議決取消岑春煊政務總裁之職。法律意義上岑春煊軍政府首席總裁的身份已不存在。)竟以岑春煊的函電作依據,用偽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統一善後事宜令”,不免滑稽可笑。其偽令用“南北糾紛”四字,輕輕一語,將“毀法、護法”的實質,一筆抹殺。將“是、非、正、邪”的原貌,付諸流水。

孫中山先生以徐世昌下令籌辦統一,即與政務總裁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合,於十月三十一日,向全國發出“否認北方政府偽統一宣言”通電:

“竊文等嘗以南北抅爭數年,海內困苦,而友邦勸告,亦望早息兵爭。文等夙愛和平,因而與北京開誠相見,企外交、法律一切問題,得正當之解決。蓋西南興師,所以護法救亡,非有個人權利之見,故和會公開,將使天下無所隱私,中雖一度議無結果,然和會正式之機關並未廢止。文等亦既於六月三日、七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再三宣言,通告中外,以為北方苟有誠意謀和,決無有舍正式公開之和會,而與一二不負責任之人,私相勾結,認為得當之理。

“最近粵軍回粵,岑、莫敗亡,乃相率逃竄之敵,輒為取消自主之說,其情可憐,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為口實,據聞有偽統一之宣佈,似此舉動,過於滑稽兒戲,真無否認之價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實思以偽統一之名義,希圖借取外債,以延長其非法政府之命脈。

“文等不用憚煩,更為正式宣言:須知岑春煊早喪失地位、資格,而軍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個人反復,致生問題。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絕不承認,內而國民,外而友邦,勿為所欺。北方既毫無誠意,而用此種狡獪無賴之手段,使大局更起糾紛,咎有所在。為此通告中外知之。”(38)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陸榮廷通電退兵,桂系部隊撤出廣東省。孫中山先生即於二十五日偕伍廷芳、唐紹儀離開上海赴廣州。抵達廣州後,隨即恢復軍政府,並致電各省軍政長官,告知:本軍政府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廣州重開政務會議,繼續執行職務,以觀音山舊署為軍政府辦公所在地。孫中山先生自兼內政部長,下榻粵秀樓。財政部長唐紹儀,交通部長唐繼堯(未到任前由王伯群署理)陸軍部長陳炯明,外交部長伍廷芳,司法部長徐謙,參謀部長李烈鈞(李烈鈞正出差未至由次長蔣尊簋代理部務),馬君武為秘書廳長。至是國會議員亦相繼集於廣州。

桂系部隊撤離,廣東省成為全國惟一一塊淨土,孫中山先生對此極為欣慰。先生滿懷喜悅,希望將廣東建設起來,作為全國的模範。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廣東省署宴會上的演說中強調:

“……吾國必須統一,唯以民治為統一方法,然後可期永久;武力不過輔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輕用。試觀歐洲諸共和國,建設已一世紀,現仍時有革命運動,蓋其貧富階級,相去甚遠,有以致之。我國今日,若不為之預防,則將來恐不能免。預防方法,即提倡民生主義,厲行民治精神,務使社會財產,漸趨平均。家給人足,則天下歸仁,統一自然成功,且永無革命分裂之憂。吾輩此次歸來,即本斯旨,於廣東實行建設,以樹全國之模範,而立和平統一之基礎。……”(39)

為使上海和會依法繼續商談,十二月六日,孫中山先生與唐紹儀等再度發表聯合宣言:

“三年以來,本政府欲以和平之方法,使毀法賣國之人厭亂悔禍。對內,必使法律之效力勝武力;對外,必使賣國條件悉行廢棄,俾建設事業得以具舉,是以停戰言和。乃岑春煊等與北方暗中勾結,各謀私利,本政府乃令粵軍返粵,將內亂之人,悉行驅除。

“今再宣言曰:北方頻年行動,最有害於國家者三:一、利用軍閥盜竊政權;二、以善後賑災等為名,欲欺騙新銀行團,而得未經國民承認之借款,擅加國民之負擔;三、宣佈偽統一,自認非法,而又以無國法上地位之機關,擅令各省舉行偽國會選舉。凡此三者,苟有其一,已足破壞和平,陷國家於危境。本政府仍盼北方速行屏除軍閥,停止借款,取消偽令,庶可相見以誠,繼續和會,為正當之解決,以副人民之希望。”(40)

 

歷史老人的步伐,不緊不慢,堅定有力的踏入了民國九年。中華民國誕生以來,多災多難,步履艱辛。繈褓年代,國兩亡因救而複生;孩提歲月,法被毀因護而得續。孫中山這面共和大旗,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巋然不動,迎風招展,生機無限地飄揚在中華大地,世界東方!

具有六千年燦爛文化、精神文明的中華帝國,面對二十世紀風起雲湧,民主憲政的世界潮流,在社會制度、國家體制大轉型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前途,中華民國的大業,四萬萬同胞的命運,正系於孫中山先生一人之身。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軍政府發表演說,為護法救國做出新的思考。

“今日為南京政府成立紀念日。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於茲九載。當初吾人原抱定鞏固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決心,不意事與心違,致成今日如斯之局面。若長此敷衍以往,漫說九年不為功,即九十年亦不為功。(先生一語成讖,歷史的演進,不幸為先生言中,悲夫!今年是民國九十八年,該到為功之時矣,何時為功,華夏有良知的炎黃子孫們,揮淚以待!——筆者)然吾人須用若何方法,始能使中華民國基礎鞏固乎?若僅就民國成立言之,武昌起義之日即算成立。不過至元年元旦,方再正式成立耳。南京政府未成立以前,外人不知有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外人方知之,於是惹起全世界之注目。故論民國成立,當以元年元旦為始。然而成立雖成立,基礎並未鞏固。九年之中,袁世凱推翻民國一次,張勳又推翻一次,幸為時不久,即行恢復。段祺瑞於反對袁世凱稱帝及驅逐張勳之後,自以為大功無倫,悍然不顧,為毀法賣國之事。吾人忍不能忍,始率海軍南下護法,期解決外交、法律等問題。數載以來,初而堅持不稍讓步,繼而不惜委曲求全,與北方誠意謀和。迨和會停頓之後,段祺瑞似亦漸覺悟不能以武力統一中國,對於法律、外交問題表示讓步,並允定期取消軍事協約。遂為排日派之曹錕、吳佩孚,親日派之張作霖等聯合,將段推倒,該項問題遂無商量之餘地。其後岑春煊等只顧謀和,投降條件業經議妥,,迨粵軍達回粵目的,其議自寢。彼等乃於倉皇出走之際,取消自主,而北庭竟據以宣告統一。此種行為,類於兒戲。余與伍、唐諸君曾通電否認。

“此次軍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餘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吾人從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新紀元,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方針維何?即建設正式政府是也。蓋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所以數載以來,北政府尚自命為中央政府,外人仍承認之,而視我等則為土匪,視我等護法區域則如土匪區域。無他,所取此名義狹而不正也。且我取義既狹,對於北庭既不啻承認其為中央政府,外人承認彼,而蔑視我,不亦宜乎?又護法區域,前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已縮小,愈見護法不適宜矣。至於軍政府機關而言,外人眼中視之,殆與前清時代之營務處等。此種機關,豈能代表中華民國與北庭對抗乎?就以上種種觀之,足見建設正式政府之不容一日緩也明矣。且北政府前雖以正式政府自命,今徐世昌已公然下令,以救國會選舉法選舉新總統,即是公然宣佈彼之總統實為非法選出,此正吾人掃除污穢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設良好乾淨之正式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時機,何可放棄此種責任?但建議設立正式政府之權,全在國會。國會在北京不能行使職權,而在廣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國會諸君建議,仿南京政府辦法在廣東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為對內對外之總機關,中華民國前途其庶幾乎!余認廣東此時實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願以此重大之事,作中華民國十年一月一日之新紀念焉。”(41)

 

廣州軍政府自去年(一九二○年)十一月恢復,惟革命力量仍極脆弱。孫中山先生力主召開救國會,選舉總統,成立正式政府。參議院議長林森,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抵廣州,但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及多數議員尚滯留上海。一月四日,孫中山先生與伍廷芳、唐紹儀、王伯群聯名致電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裏一號吳景濂:“吳蓮伯先生鑒:子超(林森字子超)於二日抵粵,盼速偕留滬議員來粵開會。”,

林森於三日亦有電致吳,告以諸事待商,盼速偕議員同仁前來。吳景濂得電後,即於五日通告留滬議員赴粵。至本月十二日,舊國會在廣州開會。

“先是,在廣州之舊國會議員,發覺桂系及政學系與北方政府密謀勾結,即對岑春煊提出彈劾案,之後,此等議員相繼離粵。去年(一九二○年——筆者),在滬議院議決以國會移滇開會,不受唐繼堯歡迎,而後國會又移四川,迨抵達重慶不久,複以護法軍挫敗,國會議員以相繼離川。茲國父回粵,以軍政府雖恢復,但護法力量所及者,亦祗廣東一省,處此情形,軍政府非改組不可,既改組則不如成立正式政府,所以國父於本年(一九二一年——筆者)元旦之演講中,即提出取消軍政府而成立正式政府之主張,乃於本月四日致電吳景濂請偕留滬之舊國會議員來粵開會。本日(十二日——筆者),兩院議員二百餘人開會於廣州,討論組織正式政府及選舉總統問題,會議中意見紛紜,有主張選舉國父為總統以組織西南政府者,有主張采委員制以處理聯省政府者,莫衷一是。惟至四月初,意見始得一致。”(42)

“民國十年三月五日,蔣中正自廣州北返後,旋即於奉化上書孫先生言:「目前為中正之所切憂,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厥為選舉總統問題。上次因此意見分歧,致滋誤會,嗣經商榷一再,始行解決。惟現在為期伊邇,根基尚虛,桂逆既未剷除,西南難望統一。議員又未足數,國會尚非正式。則選舉總統一節,鄙見以俯順各方輿論從緩進行為是。此事前在粵時,亦同汝為(許崇智)細加研究。彼言對黨惟有服從,於此固無異議。然以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而言:平桂之後,首舉大元帥,再選總統,凡百進行較為穩當。此汝為對中正一人之私言,乃中正對孫先生亦一人之私言。諒勿以此視汝為亦反對先生之人也」。

“蔣中正此函再進一步陳說:「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將來桂逆一平,或順長江而下。或自西北而進,直搗黃龍,統一中國,固非難事。若以選舉總統之後,党見隨以歧異,內部因之不一,西南局勢,亦頓形渙散,仍蹈民國七年之覆轍。所謂對抗北京政府者安在哉!近聞北京伺南方之選舉總統,以海市蜃樓為倒孫之張本」。

“蔣中正再論及廣州現狀:「先生之於兢存(陳炯明)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見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先生善誘之而已」。

“是函率直坦誠,確有見地。惜孫先生沒有直接「可否」的答復,只電催蔣迅速赴粵。而後來事實表現:孫先生一切仍按原訂計畫進行,並沒有變更。”(43)

此時的蔣介石先生已逾而立之年,政治上已趨成熟,軍事上顯示出卓越才能,很受孫中山先生的器重。蔣先生致孫先生函,誠如吳相湘先生所言:“率直坦誠,確有見地”。而孫先生卻未置可否,且未採納,應該說當時自有孫中山先生對於現實狀況的考量。四年以來,護法事業跌宕起伏,裹足不前,很明顯,單靠護法已不足以救國。唯有成立正式政府,方能擔負起護法救國的大任。

其時,反對組建正式政府者,不僅國會議員中之一部分,其最大阻力則是來自粵軍內部。粵軍趕走桂系軍閥之後,陳炯明表面上電請孫中山先生回粵主事,私下裏則反對軍政府設于廣州,更不要說組建正式政府了。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海陸軍警同袍社春宴會上發表演說,對粵軍的此種心態此給予嚴厲斥責:

“予屢欲向諸君有所宣言,今乃得此機會,甚善甚善!

“軍人天職在護法,護法之事斷非安坐可致。回憶去年十月粵軍初下石龍,即迭電滬上邀予回粵,及予等回粵,而桂軍已退出粵境,粵軍遂謂從此可安樂太平,不復再有舉動。須知予等為革命黨,無日不當有革命行動。今迎予等回粵,而不能贊助予等之革命行動,是否欲予始在粵與爾輩實造「享福」二字?予為粵人,粵人有無福享,與予大有關係。今大敵當前,日謀伺隙而動,以予自身觀察,絕不覺有享福之處。就爾輩論,則今日粵省諸賭已禁,財政又統一,子女玉帛不能予取予求,有何樂處?且桂系諸人,日前飽嘗粵省樂趣,今被逼回桂,其心未嘗忘粵,我不援桂,桂亦攻我,到此境地,是不惟無福可享,而且禍害及身,此則自殺而已。

“又人有恆言:「軍人不干預政治。」不知此語大有分別,有時事關損害國威,則軍人自當出而干預。如前者軍府因爭關餘不得,擬將海關收回,外人反對,竟調炮艦來粵示威。此等舉動,直視軍府如無物,辱我如此,爾輩不聞一致力爭,為軍府後盾,此應干預而不干預也。關餘應交軍府,而外人不交,且敢以兵臨我,是視軍府如土匪耳。予感此痛苦,以為名不正則言不順,故有組織正式政府之提議。正式政府成立,則全國政權皆歸掌握,何獨此區區關餘,致受外人阻撓?乃發議以後,國會議員固有一部分反對,而反對之最力者,不料竟是爾輩。歡迎予回粵者,爾們;而反對予之政見者,亦屬爾們,究竟是何心理(言至此聲色俱厲)?一輩之議員持論,甘於組織軍政府或護法政府,即以此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是寧願予為靳雲鵬,而不願予為徐世昌,可謂絕無意識。不料爾等武人亦竟附和其說,是不應干預也。現在革命事業既不敢行,正式政府又不成立,簡直一不痛不癢之現象。外人之所以敢以兵臨我,尚謂以土匪待我,以予思之,則此不痛不癢之局面不知何者方可比擬,無以名之,則直私娼而已。……爾輩歡迎予回粵,而乃以私娼之事業強加予身,則是愛予者,適以辱予耳!予因爾輩歡迎而回粵,苟爾輩厭棄予者,予可即時離粵。又予等為革命黨,爾輩苟長甘此不痛不癢之局面而無所進行者,予等留此亦有何味?則終必離粵而已。

“獨念歐洲各國,有地僅當吾粵之一府一縣者,亦能堂堂正正成立一個國家,雖甚大國不敢侮辱。吾粵有地九萬里,人民三千萬,主權既歸粵人之手,所謂土地、人民、主權之三要素,均已具備,乃獨不敢組織正式政府,任人以土匪、私娼待我,而不知恥,此更不知是何心理也!……故今日予特到此解釋一切,願爾輩放開眼界,堅持大無畏主義,建立大功。”(44)

孫中山先生權衡當時軍政府實際境況及其與北京政府相對之態勢,並因應國際外交需要,已於一九二一年元旦在廣州軍政府講演時,主張建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惟因陳炯明及其所部軍人多持異議,致未能迅速實現。革命党人議員居正由滬來粵,乃由居正等聯名向國會提出該項議案。四月二日,國會非常會議集會,議決通過取消軍政府,改總裁制為總統制。

 

四月七日,國會非常會議參、眾兩院議員,於廣州舉行聯合會議,出席議員二百二十餘人,由參議院議長林森主持,首先二讀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案”。同日,國會非常會議依組織大綱第二條規定,選舉中華民國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以二百一十三票當選。

四月八日陳炯明等秘密會議,擬通電反對昨日選舉,惟陳為避“以下犯上”的惡名,阻發通電,卻假手於其他團體。同日果有湖南教育會、農會、工會之聯名反對通電。陳炯明又通過當時趙恒惕派在廣州的代表關係,促使趙出面反對。趙恒惕遂致電參、眾兩院,稱選舉大總統為“聯省自治前途之大障礙”,並致電勸孫中山先生勿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對於國家大事,各黨、各派、各團體,甚或個人、名流,均可發表言論,評頭論足。在那非常時期,參、眾兩院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史稱非常大總統),受到各個方面的關注、指責,甚至反對,自屬正常。

四月十日,非常國會以孫中山先生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通告全國。文曰:

“外交迫切,內亂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認非法,取消其偽政府資格。中華民國對內對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廣州開國會非常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以大綱第二條條文:大總統由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之,以得票過投票總數之半者為當選。于本日舉出孫文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特此奉聞。”(45)

四月二十二日,軍政府秘書廳電知各報社:中華民國大總統定于五月五日就職。

孫中山先生于就任大總統之前一日(五月四日),親赴黃花崗革命烈士墓前致祭。並於同日致各報館電:中華民國大總統已定于五月五日就職,正式政府成立,軍政府即於是日取消,所有軍政府政務總裁職務,自應解除。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並發表宣言。

“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膺中華民國大總統之選,茲當就職,謹布所懷,以告國人。

“前清末季,文既憤異族之專政,國權之日落,乃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提倡革命;賴國人之力,滿清覆亡。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於鐵路事業。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從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譁然;雖洪憲旋覆,而餘孽尚存。軍閥專擅,道德墜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於今。文既為致力於創造民國之人,國會代表民意,複責文以戡亂圖治。大義所在,其何敢辭?

“竊維破壞建設,其事非有先後,政制不良,則致治無術。集權專制為自滿清以來之秕政。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全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離之民國,複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至於重要經濟事業,則由中央積極擔任。發展實業,保護平民,凡我中華民國之人民,不使受生計壓迫之痛苦。對於外交,由中央負責,根本民意,講信修睦,維持國際平等地位保障遠東永久和平。

“際茲撥亂反治之始,事業萬端。所望全國人才,各盡所能,協力合作,共謀國家文化之進步。文誓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凡我國人,幸公鑒之。”(46)

五百餘字的就職宣言,折射出孫中山先生之一片苦衷。先生乃中華民國之締造者,南京三月,共和告成,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望戰爭可息。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從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譁然;雖洪憲旋覆,而餘孽尚存。軍閥專擅,道德墜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於今。先生自責,以告國人。面對民國十年來的變亂紛爭,先生在宣言中提出: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全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離之民國,複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這是民主憲政國家通行的治國方略。

當時,全國各地“聯省自治”的呼聲很高,孫中山先生對此不以為然,因所謂的聯省自治,其實質無異于軍閥聯合分省割據,亦即以省為界,劃分割據範圍而相安,非民主憲政之道;他與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省、縣自治,庶幾既分離之民國,複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這應該說是孫中山先生力主建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的本意所在。先生一生所祈盼者:人類社會共同實現“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

同日,先生再發表對外宣言:

“四年以來,愛國之士討伐軍閥及賣國賊,無非為護法主義及國家生存計。此不能名為南北之爭,實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

“北方人民對於南方宗旨,固表示同情,觀其歷次所行運動及抵抗,與南方同一宗旨,此其明證矣。北京政府對其名義上受其管轄之省份,亦失其統治之權力,一任軍閥之劫奪人民,荼毒地方。北京政府反須聽軍閥之命令,而軍閥且爭權而互鬥;近彼派中竟有大逆不道、與俄國帝黨聯絡攻陷庫倫者。前北京政府內部空虛,呈傾覆之勢,外人之佔據,且駸駸由北而南,中國之為國,正處於最危險之地焉。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國會,北京已無合法政府存在,雖有新選舉法製造新國會之成立,均無法律之根據。凡此種種行為之不合法,竟由徐世昌自行承認。去年十月,彼曾命令行新選舉,不依新選舉法而依舊選舉法。然而新選舉法者,徐氏地位之根據也;舊選舉法者,與徐世昌地位不相容者也。是已自稱總統者,已自認其名分不正矣。

“際此時期,國家生命如此危險,北京又無合法能行駛職權之政府。國會為全國各省、各區惟一之合法代表機關,因是組織政府,舉文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文為建設民國之人,不能坐視民國處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一千九百十一年,文曾被選為大總統,執政未久,旋即辭職;當時用意,在促成南北之統一。今決意殫竭能力,忠誠奉職,俾我國民咸獲滿意焉。

“舉文為大總統之國會,固代表完全國家、不分南北者。是以文之第一職務,在統一民國各省、各區,置諸進步的、修明的政府管理之下。列強及其人民依條約、契約及成例,正當取得之合法權利,當尊重之。……

“北京政府已不為國人所公認,彼之倖存,不過據有曆古建立之國都,因而得外國之承認。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國會組織之民國政府,曾經友邦之承認;本政府亦為此國會所組織者,應請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認中華民國惟一之政府。本政府當局絕無挾私圖利之見,鹹懷竭力為國之心。其所代表之主義,民國而得生存,且得在國際上佔有應有之地位,則其主義終必優勝。主義維何?曰自由、曰法治、曰公益。”(47)

此次對外宣言,不只在於告知“列強及其人民依條約、契約及成例,正當取得之合法權利,當尊重之”。更重要的是告知列強諸邦,革命黨人奮起之護法救國行動的性質為何,“此不能名為南北之爭,實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北京政府為非法產生,北京並無合法政府存在,中華民國處於無正式合法政府之狀態,國會始於廣東組織正式合法政府,以便領導各省、各區護法、救國、建設大業。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寄生于假藉中華民國之名的北京偽政府機體之上的徐世昌,既不知人,亦不自知,只是一味的貪戀權位而不能自拔。孫中山先生于就任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大總統的同日,即向徐世昌發出坦誠的忠告: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韓退之(韓愈字退之——筆者)有言曰:鼎不可以拄車,馬不可使守閭。惟人亦然,非其才而用之,則用之者〈與為之用者〉皆受其殃。中國之民主政治至於今日,其為痛苦,所不俟言,然此痛苦,非民主政治自身所使然,由運用民主政治者非其人故也。民國紀元以還,政治之權操于袁世凱之手。袁世凱之為人,即在專制之朝,亦將為王莽、董卓;以民國付之,其倒行逆施,有必然者。君平日自命繼袁世凱之後,論者或亦以君與袁世凱同科。然平心論之,袁世凱者,亂世之奸雄,君則承平時一俗吏耳。使君早生數十年,或足以與杜受田、祁雋藻之流,以趨蹌應付,保其令名;不幸所處時勢不適於君,故君在晚清之朝而清以亡,立袁世凱之朝而袁世凱以亡。天下後世,或將以君為凶人,然原其心術,或不幸災樂禍至是。「特鼎折足覆公餗」,則不能為君諱。夫以君之才,立于專制君主之朝,為一臣仆,猶不能有所展布;況於任中華民國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嘗聞;中國之何以實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貿貿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為意,其為害於國家,夫何足怪?夫中國今日政治之窳敗,由於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之肆無忌憚,此人人之所知者也。此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實袁世凱所翼而長之;至於今日,君則依其肘腋而仰其鼻息。六年有毀法之亂,君居天津參與督軍團逆謀,是為君依人肘腋之明證。七年有非法選舉之亂,君名為受人擁戴,實則供人傀儡,始終為軍法所頤指氣使,不敢支吾,是為君仰人鼻息之明證。最近蒙匪洊逼,,實有人唆使,與復辟陰謀有關,道路所傳,君亦與聞其事。識者知君無此膽氣,不過當年故智,俛仰隨人,成則分功,敗則不任其咎耳。君曾以此伎倆,一誤前清,再誤袁世凱,今特將三誤中華民國矣。君縱不以屑意,而天下之人,具有耳目,具有血氣,決不忍君之所為,故已相與投袂而起,拯中華民國,俾不致覆亡於君之手。此後之中華民國,置於國民全體之懷抱;建設中華民國之責任,荷于國民全體之仔肩。於選任公僕之際,以為民主政治,惟忠於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不貳,故遂以文承其乏。文雖不敏,誠不忍中國之民主政治有名無實,浸假並其名而亡之;既受國民之付託,則盡力所能至,以實現中華民國於世界。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所已知。君之不能有益於中華民國,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已覺。即日引退,以謝國人,則國人必諒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過也。愛人以德,故為此言。若夫怙惡不悛,必不惜以國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虛榮,則非所望於君矣。”(48)

 

愛人以德,坦誠以告。當令徐世昌無言以對、無地自容!此乃孫中山先生超凡的天賦人格。

 

孫中山先生就任大總統甫定,即致電美國總統哈定,促請美國之承認。六月二十八日,美國領事至廣州晉謁中華民國孫大總統,表示不承認北京政府之意。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協商解決遠東國際問題,美國總統哈定倡議召開華盛頓太平洋會議。並於七月十日正式邀請英、法、日、意參加。八月十三日,美國政府又邀請北京政府派代表出席。十六日北京政府複文贊同派代表參加。

為此,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就出席華盛頓太平洋會議代表資格問題發表宣言,表明態度:

“歐戰告終,太平洋及遠東為世界視線之焦點。美國大總統發起華盛頓會議,以圖解決太平洋及遠東各問題,柬請吾國與會。夫遠東問題,實以中國為樞紐。而中日「二十一條」,高徐、順濟、滿蒙四路密約,及其他秘密協約,制我死命,奪我主權,不廢棄之,國將不國。追原禍始,此種條約,實締結於徐世昌及其黨徒之手。以手訂禍國條約之人,膺解決遠東問題之人,狐埋狐搰,必無所幸。況徐世昌之地位,產生於非法國會,自其去年佈告舊法新選,其所取得之偽資格亦已喪失無餘。故徐世昌對於中國問題,以道德言,以法律言,均無發言之餘地,更無派遣代表之資格。絕非假借紙上政治統一,而可以盜權妄為者。

“本政府職權,由法律所賦予,為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向來對外交涉,均系秉諸公道,故周旋國際,絕對不受何種束縛。本大總統謹代表政府及中華民國國民鄭重宣言:將來華盛頓會議,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與會,則關於中國之議決案,概不承認,亦不發生效力。凡我友邦及我國民,幸共鑒之。”(49)

同時又致函美國國務院強調:南方合法政府,為代表中華民國之全國政府,故派遣太平洋會議代表,應由合法正式政府派出。北方非法政府,並無可派遣代表之權;如由非法政府派遣代表,所議決條件,在中華民國絕對不能發生效力。

 

孫中山先生力主在廣東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意不在偏安於廣東一隅,其志在統一全國。作為一位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初衷,旨在用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理念,創建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拯救四萬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在粵軍平定廣西之後,決定出師北伐。

“諸君此次出兵廣西,一月而將廣西蕩平。廣西軍之力量,向稱雄厚,而不能當我軍之一擊者,此固由前敵將士如陸軍、如內河艦隊、如飛機隊,與後方接濟諸君之功力,所以能收效如是之速也。然平定廣西,於我等有何關係乎?須知廣西強盜一日存在,則吾粵人民一日未安。今桂孽既清,則吾粵人民自可安居無憂矣。然是豈足為長治久安者耶?此不過一時之安,苟且之安耳。然則吾粵人民如何而後可以長治久安乎?非使中國國民人人皆得安全,則斷無希望。將如何而後可使中國國民人人皆得安全乎?即當於平桂之後,再做一番功夫,以統一中國。中國既統一,則四萬萬同胞可以得享真正之安寧幸福矣。

“統一中國,難題也。無論何人,即吾粵三千萬國民及軍隊,皆以為統一中國不易。到底統一中國果真難事耶?本總統以為不難。即如四五個月前,余主張援桂。一般人民皆以為桂賊擁六七萬之眾,且皆遊勇出身,為有統系的強盜,必能為頭目出死力以拒我;我等使之去粵則易,除之于桂殊難。是說也,就如由閩回粵身經百戰之軍人,亦以為打北軍容易,打桂賊至難,因廣西山多而不易襲攻也。當時本總統鼓勵各軍,不必以桂賊眾多為畏,以能打北兵,必能平桂賊以勉之;故出兵月餘,而桂已蕩平。今將此過去之事實以推,吾人已得一最有經驗之證據。故吾以為此次粵軍能本此勇敢而北伐,則統一中國無難。

“……此次桂局已定,粵軍得桂以還桂人,比之廣西得粵而視粵為征服地者,正不可同年而語。初,各省人民之懷疑我等者,以為粵軍未平桂之先,則倡桂人治桂,而平桂之後,恐不踐前言。而不知我等做事有主張,有信義,言出必行。今桂省平定之後,果以還之桂人,則前疑頓釋,且知我為真能實行民治者矣。……北方武人吳佩孚者,二三年前曾提倡民治,故人共仰之,今竟巡閱兩湖矣。自吳佩孚入鄂後,鄂之被其蹂躪慘殺,不可勝紀;其甚者尤以決堤淹斃無辜人民,滅絕人道,一至於此。今兩湖人民知吳佩孚之談民治者,實為一假面具,而不信之矣。

“夫兩湖人民之不願我等出兵者,以為民治事業,不讓他人為之;今既為吳佩孚所騙,大有覺悟。然兩湖兵力不足,故一面竭力以拒絕北軍,一面日促我等出兵援助,信使往來,不絕於道。夫促我出兵者,一則厚集兵力以拒北,一則深信粵軍為真正擁護民治。故前者兩湖取閉關主義,今則大啟門戶歡迎我矣。

“夫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為功。兩湖既促我出兵,則今日之機局,正如天造地設。總之,北伐之舉,吾等不得不行。粵處偏安,只能苟且圖存,而非久安長治,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此次出兵,實天與人歸,粵軍前自信北兵易打,桂賊難平;則此次北伐較西征容易,可斷然矣。

“今晚在席諸君,經援桂而凱旋者,有粵軍將領,有內河艦隊,有飛機隊,更有此次預備出發北伐者。本大總統對於援桂凱旋者,則為人民謝之;對於預備出發北伐者,則為人民預祝之。”(50)

 

“北伐戰爭”一詞,泛見於書籍、文章之中,而“北伐戰爭”之物件、目的、要旨為何?卻很少見有談及者。

後人須知:孫中山先生對於北伐,目標非常明確。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先生在一次與《大陸報》記者的談話中,講得非常清楚。記者問:是否實行北伐?先生答:吾人並不攻伐中國之北方,乃欲與日本戰耳!因北方之人民,贊成吾人之主張,吾人今只謀推倒被日本使用之華人耳!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在與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談話時說:廣東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國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為日本外府之北庭。六月十二日,在與廣州報界公會及各通訊社記者談話時說:何以要北伐?系為打破武人專制,擁護憲法。彼武人專制,其痛苦不能盡言,如報界記者,亦曾為桂逆槍斃,而廣東人亦有槍斃記者,此非武人專制欲防民之口乎?故打破武人專制,為北伐之要旨。

 

孫中山先生北伐之舉,陳炯明不以為然。一九二一年八月間,孫中山先生曾派胡漢民、居正赴南寧與陳炯明商討北伐問題,陳雖不敢公然反對,卻借詞遷延終致籌商無果。

八月十日,在廣州之非常國會開會,通過廣東人民各團體之北伐請願案。孫中山即電囑蔣中正“望即來粵,墨絰從戎”,(時蔣母病逝,蔣正守喪在裏。胡漢民、張人傑等亦函電交馳,以“墨絰從戎,古賢不廢”相勸勉。)商議北伐。蔣中正即奉召抵廣州晉謁孫中山先生。

“蔣中正以陳炯明曾數度來電請赴廣西南寧,而國父亦欲蔣中正赴南寧見陳確商北伐,本日(九月十七日——筆者)抵南寧見陳炯明。談及北伐問題,陳反對,謂「民國二年,展堂(胡漢民字展堂——筆者)定要出兵反對袁世凱,實在害我。如果彼時不反袁,廣東由我做到現在,豈不是各事都辦好。」又問:「汝何以甘心與現選為大總統之孫先生共事?」蔣中正認為陳炯明乃國父一手提拔,而粵軍又系國父培育而成,今陳竟不聽命於國父,且出言不遜,當即憤怒而出,搭船離南寧返廣州。船次,因念黨中鮮能為國父分擔重責者,且念國父之艱苦,而惋歎不已。並致函陳炯明,答復何以甘願與國父共事之理。及返抵廣州,複謁國父,報告桂行情形。再與汪兆銘、胡漢民、鄧鏗等在許崇智宅開會密議,以陳炯明不足恃,決定許部第二軍取道湘南北伐及出發日期。蔣中正隨即避留香港候命,凡八天,無消息,始請歸葬母,回滬還鄉。”(51)

孫中山先生以為兩廣問題已基本解決,應該出師北伐,統一全國。這是革命黨人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是中華民國開國十年來之未竟之業,乃向國會提出北伐議案。十月八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議決通過。

粵軍是北伐主力,孫中山先生即親赴南寧與陳炯明商議北伐軍事計畫。

“本日(十月二十四日——筆者)午前九時抵南寧,歡迎儀式甚為熱烈,夜宿陳炯明軍第,與之商議北伐軍事,陳乃藉故遷延,國父乃促其回粵籌備北伐軍糈。國父一向對同志開誠佈公,對陳炯明尤欲以至誠感之,望其能為餉械之助,告之曰:「吾北伐而勝,固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尤無顏再回,兩廣請兄主持,但毋阻我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52)

根據陳炯明的種種表現,明眼人一看,便知陳之對於孫中山先生已萌異志,懷有二心。多建議先生先清內患,再謀北伐。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的孫中山,仍欲以至誠感化陳炯明,遂未納。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自述此經過時曾說:

“四月之杪,文帥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為憾,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為陳炯明將讓我獨行其志,不忍其恝然舍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于道,所反復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前。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復信,北伐諸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率以此次目的,在於改道出師,且奉直戰爭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據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53)

陳炯明遞呈辭職後,名義上回惠州省親,暗中卻在作軍事部署。孫中山先生及國會議長林森皆電勸陳炯明回廣州任事,先生並派胡漢民等往勸陳共襄北伐,惟陳炯明口頭答應,並提出六項條件相要脅。孫中山先生為顧全北伐大局,祗得准其條件。但陳炯明卻並無助北伐誠意,除電複林森外,並於五月二日致電孫中山先生雲:

“感(二十七)日電諭、祗悉,前呈各節,均蒙採納,舊部不致因個人之去為之不安,于公於私皆極感激。目下要著出發步隊,固宜迅赴事機。留守部隊,亦須分別安頓,明見早及,毋須過慮,至接濟後方之事,在職諸兄優為之,固無俟炯明也。炯明在職既多,叢脞下野,或可稍助,惟陸軍總長一職,仍勉擔任,惟仍懇准假,俾稍休息,部務有次長程潛主持,諒亦無窒礙矣。”(54)

很明顯,陳炯明刻意要給眾人造成一個他不在廣州,而在家鄉惠州休假的印象。其用心不謂不深遠。

五月二日,孫中山大總統任命溫樹德為海軍艦隊司令兼海圻艦長。五月三日,溫樹德通電就職視事,並代表海軍將士宣示:

“(一)竭誠擁護正式政府;(二)完全服從大總統命令;(三)整飭海軍,尅期北伐。其有心懷貳為國家統一之障礙者,即認為公敵,誓剪除之。”(55)

中華民國南方正式政府曾與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相約夾擊直系曹錕、吳佩孚,惟北伐軍事為陳炯明心存異志而一再掣肘,卒改道北伐,遷延時日。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孫中山先生始以海陸軍大元帥名義下達北伐令。令曰:

“禍國元兇徐世昌,竊位以來,怙惡日甚,內政之危害國本,外交之違反民意,其罪已為天下所共見,猶複躬為鬼蜮於內,而嗾使其鷹犬縱橫於外,遂致殘民以逞之事,層見疊出。去歲弄兵湘鄂,無辜之民,不死於戰,即死於水,瘡痍未複,呼籲徹天。近且野心不戢,構成大戰,使河北州郡,悉罹鋒鏑;充患得患失之所至,不惜以國家為孤注,以生民為犧牲,倒行逆施,至此而極。

“本大元帥受國民託付之重,深念連年國難未定,人民痛苦益深益烈,爰命諸將,分道出師,親履行間,以除民賊。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所認為民賊者,惟徐世昌及共惡諸人。師行所過如有去逆效順者,必視同為一體,其毋自貳。我國民當知,國事如此,非以徹底之主張,為根本之解決,罔克有濟,同心戮力,以成大功,有厚望焉。此令。”(56)

此前,孫中山先生曾向北伐軍將士發出北伐誓詞:民國存亡,同胞禍福,革命成敗,自身憂樂,在此一舉。救國救民,為公為私,惟有奮鬥,萬眾一心,有進無退。號召大家,勇往直前。

 

陳炯明所部粵軍,陸續由廣西撤回廣東,其部將駐桂粵軍總指揮葉舉等竟率五十餘營回趨廣州。五月二十日向政府提出要求:恢復陳炯明省長及粵軍總司令職。孫中山先生以粵軍總司令一職,經已裁撤,不允恢復。並電複葉舉等曰:

“得電,惠詞懇切,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況兢存(陳炯明)遄征,實關大局安危,故自上月漾(四月二十三日)日以來,每亟欲挽之複出,電報秘疊,信使不絕于道。顧兢存雖雲繼任陸軍,猶未取消退志。最近桂寇披猖,粵防告警,兢存切念時艱,亦再借著為籌,或當幡然而退,不卸仔肩,巧日(五月十八日)已託精衛商以聯軍總司令之重任,此皆入春以來,,與兢存之預約,可使內外兼維,同日文更有電往商。蓋文與兢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兢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廻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烈山尋介,薰穴求玉,長此相迫,文所不忍,亦君等所當知者。知君等袍澤誼深,愛鄉愛國,故之切切。專此佈複。”(57)

即使對於一個蠻橫無知的一介武夫,孫中山先生同樣像對待同志一樣,複電細說,循循善誘,望其能自省、覺悟。

言為心之聲,行為性之標。陳炯明的一言一行,不斷地向世人傳遞著叛逆的心跡。有鑒於此,革命党人紛紛向孫中山先生建言,應先整肅內部,安定後方,再行北伐。孫中山先生對這些意見沒有採納,而是採取向輿論界發表談話,通報陳炯明阻撓北伐的種種作為,希望報界主持正義,用輿論、民意之力量,對於陳家軍的異動加以糾正。

“北伐自桂林出發,師抵全州,閱八月猶未出中原半步,其故何耶?蓋此中系有阻力,系武人反對北伐,武人擁護武人。……環顧各境,最近而與我為敵者,則為江西,所以不能〔不〕改道江西。江西的改道命令,我經先已通告陳總長(即陸軍總長陳炯明——筆者),他得收和沒有得收,我可以不管,但我的手續算已完了。改道之前沒有陳總長的答復,遂電全州軍隊反師。詎第二軍旅長謝文炳誤用聰明,於永州致電陳炯明(因全州為我軍範圍不能發電),謂北伐軍反攻廣州。在陳氏為自衛計,即電廣西軍隊阻止我軍西下,是則無怪其然。

“及我軍抵濛江,則為該軍所阻,幾致衝突。其後我明白解釋,始能消禍。我再個人至肇慶電催陳來當面解釋,免生誤會,而陳不特不來,且請辭去本兼各職。我以彼為不可留,亦遂准之。及我返省,而陳已去。北伐軍未留省城一日,可知其志之在於殺敵。其敗也,我固不能留戀于廣州;其勝也,我已向長江進發,更何所取于廣州?時陳已明白,狐疑盡釋。然彼所轄之軍隊,特與廣西歃血盟誓,相率回粵,置廣西於不顧。這是陳總長手令要他歸來集中的。比抵省城,我軍已進江西,占崇安等處,確非據廣州之心已可大白。

“詎彼四十餘營之軍隊,不特不諒我,且欲截吾軍之後,進駐北江一帶,以防我變。這些陳家軍有四十多營,耀武揚威,想再演武人的專制,其在省者每日要到財政廳鬧餉,得了餉時,更盡行兌換銀毫,所以弄的市面紙幣,由九成而八成,而七成,而六成,或者底至二三成不定,通通是他們胡鬧之過,似非達兵變之目的不止。我想他們這樣胡鬧,不過他們因為我革去他的總司令不服。但我是堂堂的元首,當然有任免文武官吏的權。我想把這理由說他聽,再思請他,他又不來。我想去見他,他的軍營警備森嚴,我又不能去。這四十餘營的軍隊,天天這樣鬧餉,銀紙日日低下,軍隊不難嘩變,故省城現無時無刻不在危險之中。所以很多人勸我叫陳總長回來維持。我早經電布衷曲,後來亦經多次去電,及派人邀請回來,各界也行勸留,于情於理,已達極點。前禮拜他好似有回來的表示,但近兩三日,陳總長來電,表示決不回來。我問他何以不回,他說須軍隊先悉數離去省城,但他軍隊不聽他回防的命令,硬要住在省城。可知四十餘營軍隊,陳總長已沒有統馭的能力了。這樣蠻橫的軍隊,違背上官命令的軍隊,反對政府的軍隊,貽害地方的軍隊,無時無刻不可以作亂。以大總統去一職官,本屬常事,其部曲反因是而要脅,豈得謂合?

“本大總統系受國會委託之重,行使總統職權,素富貴,行夫富貴,素貧賤,行夫貧賤,素革命,行夫革命。此次自韶個人返省,與陳家將當面解釋一切。而彼不與我會面,只終日索餉,欲陷省城於危險,吾豈無法治之?不過恐地方之糜爛,有所不忍。自今觀之,時時可以內亂,刻刻可以開戰。而陳氏今且不能返省,因系失駕馭之力耳(孫中山先生愛人以德,以陳之假像‘作真實’為說詞,給陳‘臺階’,以期感召其回心轉意,懸崖勒馬——筆者)。

我現時決定處置的方法,下命令要他全數退出省城三十裏以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難以武力壓服。但掃除四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甘休。我只希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日之內,做足功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58)

孫中山先生以坦蕩至誠的胸懷,將北伐受阻的起因始末公諸於世,以期有個圓滿之解決;陳炯明則以狹隘自私之心理,暗中將既得之權利牢牢操控於手中。

先生以“甯天下人負我,我決不負天下人”的赤誠之心對待陳炯明,望其能深深自省、幡然悔悟。然而陳炯明因人性不全、道德缺失故,辜負了孫中山先生的一片赤誠。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三日,北伐軍攻克贛州,發現陳炯明謀叛證據:

“北伐軍步兵第八旅旅長許濟,從北軍遺棄檔中,發現北軍步兵第二旅第四團轉頒所部各營密函內稱:「據陳炯明部報告,北伐軍內容,以右翼最強。應以勁旅當右翼。又陳部於相當時機,可由連平、和平出兵三南,夾擊北伐軍。」蓋陳炯明曾堅囑贛督陳光遠固守贛州,以阻北伐諸軍前進,自將率兵襲北伐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此密函發現後,即將其原文轉電韶關大本營胡漢民、廖仲愷詳細研究。……

“同日,陳炯明密令所部叛變。北伐軍在贛捷報頻傳,然陳炯明反以敗訊誑其所部,謂「若不變,則無別於北伐軍,將與北伐軍同歸於盡。」陳在惠州聞贛省陳光遠之北軍正激戰,北伐軍尚未得手,遂乘此時於本日(六月十三)密下對國父之總攻擊令,以為如此可亂北伐軍之志,亦可對國父為所欲為。”(59)

陳炯明為了實現個人野心,決意叛變,一切安排就緒,遂命其部將葉舉等發出通電,“請孫大總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宣言”,並佈置攻擊總統府。

歷史上根本不存在“孫中山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約,哪來實踐之說。只不過陳炯明為製造混亂,掩人耳目罷了。孫中山先生對此有篇談話,見後。

“國父于本月(六月——筆者)十二日與新聞界人士談話,將陳炯明及其部曲之滋鬧情形。和盤托出,語氣雖屬嚴厲,然仍望借輿論界之力而挽救危局。無如陳炯明等無動於衷,竟變本加厲,十四日,陳在石龍集所部諸將會議,會中陳問何人敢擔任發動,眾請葉舉在省城發號施令,熊略又言須許兵士以厚利始肯向前,陳謂此時無錢犒賞,照攻廣西例,准隨意搶掠,議遂定;當日下午鍾景棠攜密令抵廣州。本日(六月十五日——筆者),葉舉等數十人,聯名電請國父實踐與徐世昌同退之宣言。

“馬君武力任調人,因楊坤如派兵圖占兵工廠,特往白雲山訪葉舉,請其制止,葉佯允下令維持,且誑言必服從國父命令,兩三日後遵命回返原駐地。實則葉舉等會議于白雲山總指揮處,佈置逆謀。葉出示陳之密令,指使圍攻總統府、佔據行政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等方略;並懸賞二十萬元謀害國父,許事成後大掠三天。”(60)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公開叛變,命葉舉圍攻總統府。

十五日夜十二點後,總統府秘書林直勉與參軍林樹巍先後來謁報告:

“謂: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贊避凶鋒。國父曰:「兢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共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紂為虐,受其欺弄,請諸君勿猜疑,以免驚擾。」林複言彼等蠻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行動,當奈何?國父曰:「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既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敵對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敢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況吾身當其沖,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讬之重任乎?吾當為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等以國父態度堅決,不敢強勸,即辭出,國父即入私室就寢。時觀音山衛士僅五十餘人,由參軍兼侍衛隊隊長姚觀順率領,侍衛副官有黃惠龍、馬湘、陳喧等,所有武器是祗手提機關槍三十餘支,子彈萬餘發,即嚴予佈防。……時至本日(十六日——筆者)淩晨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營潛出來報,謂各營炊事已畢,出發在即。國父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聲由遠而近,乃知事已發動,即命衛隊準備防禦,此約三時也。林直勉、林樹巍、陸志雲複入勸國父出府,國父乃曰:「競存果敢作亂,則戡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以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國父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強挽國父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直勉等被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至永漢馬路出口,國父方得脫險,步行至長堤,安抵海珠之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決議戡亂定難。……

“叛軍洪兆麟所部之李雲複部,于拂曉時,一面搶掠觀音山下各街住戶,一面圍攻總統府。……叛軍共四千餘人,居高臨下向粵秀樓射擊。……叛軍衝鋒十餘次,皆遭擊退。……叛軍對總統府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歸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殘殺。陳炯明倒行逆施,乃至於此。……

“由於陳炯明叛變,叛軍燒粵秀樓,致國父所著國家建設之稿件與參考書籍悉燬於火。……

“國父既登楚豫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海軍將士宣言表示矢志效忠,討逆護法。國父聞叛軍已由粵漢路往襲韶關,乃命艦隊發炮轟擊廣州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猶在。發炮後始還駐黃埔,俟北伐諸軍回師來援,以殲叛軍。國父座艦停泊外海,即設行轅於艦上。……本日(六月十六——筆者)晨,外交部長伍廷芳及衛戍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艦晉謁,國父令魏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以攻陸上叛軍,並責成其恢復廣州防地,國父告伍廷芳曰:「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軍而後已。否則,中外人士必以為我已無戡亂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如畏懾暴力,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徒為個人避難偷生之計,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伍亦以為然,即離艦登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

“陳炯明叛亂消息傳至上海,各省旅滬黨人義憤填膺,六月十八日,通電譴責陳炯明昧於恩義,甘為叛徒,……責之為「甘絕於民,通敵隱謀,一朝畢露,此非獨護法妖孽及民党敗類而已」。……

“陳炯明見海軍護衛國父,欲以钜款餌海軍內變,惟海軍上下服從國父命令,不為利誘,並謂其使者:「吾海軍不比湘軍共人欺弄,以二十萬現金賣我孫大總統,而博得一叛逆之名也。」……陳炯明致電伍廷芳轉請國父下野,詞極悖逆,伍置之未答,但對陳之所為內心憤恨不已。”(61)

陳炯明背信棄義,公然背叛孫中山先生,發動叛亂,塗炭人民。伍廷芳憂憤交加,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以古稀高齡與世長辭。孫中山先生與海軍將士談話時,感慨萬端地說道:

“今日伍總長之歿,無異代我先死,亦即代諸君而死。為伍總長個人計,誠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謝,自後共謀國事,同德一心,恐無伍總長其人矣!吾軍惟有奮勇殺賊,繼承其志,使其瞑目於九泉之下,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62)

孫中山先生廣州蒙難後,即登楚豫艦指揮平叛,六月二十三日遷至永豐艦。楚豫艦艦長招桂章,永豐艦艦長馮肇憲。至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永豐艦改稱中山艦,以紀念孫中山先生駐節此艦指揮討逆事。

 

陳炯明叛變,舊友變為仇敵,對孫中山先生震動很大,先生于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先後與香港《士蔑西報》、《電聞報》記者發表談話:

“我為國會議員所選舉之總統,故對國會議員,負有非常重大之責任。現時我在軍中,所以照常行使我之職權也,如我放棄職權,則對國會為違法,對國家即為叛國。即使我欲辭職,亦當向選舉我為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

“廣州自陳炯明主使其部下叛變以來,至今已將旬日。吾與叛軍始終奮鬥,堅持不怠者,亦惟守法盡職,對我國會與國家負有完全責任而已。如我輕棄職守,偷生苟安,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吾又何必創造民國,枉費此三十年來慘澹經營之精神乎?吾誓必戡亂,以謝國人。違法之舉,非吾孫某所為也。”(63)

“余為部下及朋友所紿,墜入陷阱。餘信上星期五晨之攻擊,乃出於陳炯明命令。余斷不料舊友變為仇敵。餘擬與敵為抗。若輩既出餘就開始劫掠。轟擊廣州,乃表餘反對前一夜之事變,並表餘之擁保正誼。伍廷芳博士即因變起肘腋,憂憤成疾,遂致逝世。餘並未引退,不欲屈服于武力。余僅能向選余為大總統之國會辭職,不能向余部下辭職也。”(64)

其實,當陳炯明等密謀策劃舉兵叛亂之時,孫中山先生亦有預感,不過先生仍以君子之心,度人之腹,但也看到了廣東局勢的危急。六月二日,即致電蔣中正:

“立轉介石兄: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髮,有船即來。至盼。”

六月十六日,叛軍圍攻總統府,孫中山先生被強行架出,登楚豫艦,再轉永豐艦指揮平叛,急切等待蔣中正到來相助。

“蔣中正二十五日離滬南下,本日(六月二十六日——筆者)抵粵,潛行穿越叛軍警戒線,謁國父于永豐艦中,談近日事及各方情況,至夜分乃已。國父欣然表示「蔣君一人來此足當兩萬援軍」,乃即委以海上指揮全權。陳炯明聞之,驚惶失措。”(65)

陳炯明為了個人之地位與私利,欲置孫中山先生於絕境,故一面派人持書求和,虛與委蛇,一面運動海軍,花重金拉攏艦艇脫離先生。

七月一日,鈡惺可執陳炯明六月二十九日晚所書之函,來永豐艦晉謁國父。其函雲: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雲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為日正長也。耑此即請鈞安。”(66)

孫中山先生對陳函,置之不理。

陳炯明運動黃埔海軍,進行更為急切。一時間傳聞海軍高級長官有與叛軍議和,行將成為事實之說;並且傳聞陳炯明派吳禮和已來肇和,與該艦長接洽妥貼。孫中山先生聞之。一笑置之,深信海軍各將領深明大義,決不為利所誘。

陳炯明叛亂,北伐軍決定回師入粵討賊。七月二日返至粵境,決定進攻韶關,各軍同立誓約:三軍一致,誓同生死,擁護孫大總統,平定粵省之亂,如有異心,天誅地滅。

在動盪多變的歷史歲月,沒有政治靈魂的軍人,往往不知歷史潮流的方向為何,故在利益的驅動之下,而立場多變。海軍部長湯廷光與海軍總司令溫樹德受陳炯明之運動,遽萌叛意。七月四日,以海軍全體將士名義,發表宣言,贊成統一,請孫中山先生下野,以致人心惶惑。惟先生仍鎮靜堅守絲毫不為所動。

七月五日,鈡惺可再以陳炯明之命來艦求和,先生以陳無誠意,乃告鍾曰:

“陳炯明對我,祗可言悔過自首,不能求和。”不允所請。

“又有某旅長亦派代表來謁,國父命張秘書代見,該代表言炯明願來請罪,乞國父寬容,並言某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以後斷無叛逆行為。張秘書言某旅長等自願附義討賊,則國父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若陳炯明者,饑附飽颺,外強中乾,諉過推罪,嫁禍貽患,實為此次事變之禍首,亦即民國之罪魁,如可赦免,則反復無常之叛徒,皆將興起效尤,其將置典刑法紀於何地耶?”(67)

陳炯明明著假意求和,暗中加緊收買海軍,或兩手並舉,或交替進行。有鑒於形勢如此,孫中山先生手書致前敵將領,命速回平亂。

“本日(七月六日——筆者),國父手書致前敵各將領,令各軍從速回粵平亂。國父對在艦同志曰:「我輩既為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決,逆軍其如余何?」又告幕僚曰:「當此危疑震撼之時,吾人惟有明斷果決,支此危局而已。」是晚,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突熄燈,人心搖惑,國父起居如常,泰然不動,士兵因之漸趨鎮定。”(68)

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時為在粵海軍之主力,為陳炯明所要收買之對象,在重金誘惑之下,三大艦於七月八日叛離。孫中山先生隨即對各艦部署作相應之調整。七月十日,率永豐、楚豫諸艦冒險沖過車歪炮臺,進駐白鵝潭。

“國父率諸艦入省河白鵝潭,當時廣州稅務司夏竹來艦晉謁,夏問國父是否來此避難?國父曰:「此為我之領土,我可往來自由,豈可謂之來此避難。汝言何意?令人不解。」夏謂白鵝潭為通商港口,接近沙面,萬一發生戰事,恐牽涉外國兵艦,,引起交涉,不如請國父離粵,俾可通商自由。國父告曰:「此非汝所應言,吾平生不服暴力,不畏強權,吾只知正義與公道,決不受無理之干涉也。」夏乃默無一言,如禮辭去。偕夏至之英商惠爾出謂其友那文曰:「吾今日方見孫先生之真面目,是為中國之真愛國者,誰為中國無人也。」”(69)

陳炯明叛變後,海軍部部長湯廷光屈意迎逢,曾有來函請求先生停戰。七月十日,孫中山先生函複勖以大義,函曰:

“本總統設行營于長州,本欲暫避敵鋒,以候國民之公斷。乃對家迫人太甚,及致我無地可容。夫當專制時代,君主尚有死社稷,共和時代,總統死國家,分所應爾。乃總長忽有趨進和平之說,如有於義不悖,無不樂從。茲托此事於總長,請與湘臣(洪兆麟)、燮丞(李炳和)、公續(熊略)、麗堂(魏邦平——筆者)四君妥籌辦法,以達真正和平,大局幸甚!”(70)

孫中山先生見陳之代表,往返遊說,從無誠意,即告訴調和代表:

“事已至此,實無調和餘地。我為廣東人,總不能無故糜爛桑梓。但須切實告各界轉告廣東人民,如欲廣州市區不發生戰事,請你們不要歡迎陳炯明進省。否則,陳炯明進省之日,即為我開炮之時。請你們自已去斟酌。”(71)

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七月八日叛離,其他護法諸艦官兵,同仇敵愾,於七月十日再度發表討伐陳逆宣言,表示“海軍亦當以救國者出而救粵”。

為威懾叛軍,表明海軍平叛決心,“海軍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官兵于七月十二日,第三次討陳宣言:(一)限廣州陳炯部於二日內撤退至百里以外,以免人民遭受痛苦。(二)以廣州本為政府所在之地,當將廣州歸還政府自由處置,不得有任何方面之干涉。”(72)

七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一周月,雙方相持,形勢尚無轉機跡象。常以自然而然心態對待天下事的孫中山先生對身邊的同志們說:“事之成敗利鈍,不可逆料,惟有盡其在我,聽之於天而已,死生禍福,所不計也”。永豐艦艦長馮肇憲對艦上士兵講話強調:“凡為中華民國之國民者,皆當留此紀念,以戒世世子孫,無效叛徒賊子所為也”。

八月七日,蔣中正勸孫中山先生離粵,別謀進取。

“蔣中正以韶關未複,贛南又失,南雄不保,第一師梁鴻楷降敵,前方軍隊已失重心;既不能集合各方義軍攻取省城,國父續留在粵已難維繫人心與軍心,徒冒無謂之險,因勸國父速離廣州,別謀進取,以安置前敵軍隊為要圖。國父曰:「須得前方確報,則我心方安,否則輕離艦隊,放棄職守,其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各將士耶?」,翌日,居正、程潛亦來永豐艦,商議先生行止問題。

自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登海軍軍艦命北伐軍回師討賊,困守黃埔及省河與逆軍奮鬥,歷時五十餘日,其間雖危險萬狀,但正氣凜然,革命堅強不屈之精神,更為中外所共見。

八月九日,得確報陳炯明有襲艦計畫,專攻永豐座艦,一面賄買座艦士兵不加抵抗;一面賄買某艦長,偽為抵抗,發炮射擊沙面外人居留地,引起國際交涉,嫁禍孫中山,遂其謀害之最後毒計。同時鑒於種種情況,各艦艦長一致認為: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孫中山先生採納同志們意見,遂決定離粵赴滬,離粵之前,對各艦隊、各將領分別作出安排。並讬某顧問通告各國領事以孫大總統即日離粵之事。

未行之先,孫中山先生命戴恩賽至停泊於此之美艦,面見司令,擬乘美艦出省河,彼謂須向北京領事請示,請稍俟之。此消息傳至泊此之英、日軍艦,兢來永豐,請由該國軍艦護送孫大總統至香港。美國人知道後也爭著來保護。孫中山先生決定乘坐英國“摩漢艦”赴港。

民國十一年八月九日下午四時,英國軍艦【摩漢號】由廣州出發,七時,出虎門要塞。孫中山先生顧謂同志曰:

“不圖吾與君等,竟得脫險,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輕棄,以自負初心也。”(73)

八月十日,孫中山先生由香港轉乘“俄國皇后號”郵船赴上海,十四日抵達。十三日,在“俄國皇后號”上,有人談到陳炯明自認為此次廣州叛亂為革命,視孫中山為南北統一之障礙,故要求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約言時,孫中山先生即作答復道:

“與徐同時下野之約言,不知其從何而來。吾在民國元年,曾有與宣統同時退位之語,而今日與徐同時下野之說則無有;其或造謠生事者,根據於與宣統同時退位之語而來,不過假此以熒惑世人耳目耳。如吾果有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語在前,是無異承認其為合法,承認其為正式總統,安能為之?吾之就總統職者,乃知名器之不可以假借,職權之不可以虛懸,正名定位,不使是非混淆,以亂天下人之耳目。名分既定,則吾自無與徐同時下野之理。至於南北統一之議,則吾已於六月六日宣言,表示與北方停戰言和,以望統一之成,焉得謂之統一之障礙哉?至於革命與叛逆之名,則不可絲毫假借,其理甚明。蓋革命為一寶貴尊嚴之名詞,須知革命有革命之主義,有革命之道德,有革命之精神。法國革命之主義在自由,美國革命之主義在獨立,而吾國之革命,乃求實行三民主義也。故革命之精神與道德,亦皆由此三民主義而出。至於陳炯明此次叛亂之行為,縱兵殃民,圖襲謀害,適與革命之精神與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義,則在盤踞與割據,以逞其一己之私欲而已。此革命與叛逆之所以分,不容絲毫淆亂者也!假令彼能堂堂正正以革命政府之命,則革命吾人所了許,吾且獎勵之不暇,焉能禁人之不欲加諸我也。惟亂臣賊子,不得借湯武神聖革命之名詞,以實施其篡竊欺盜之行為耳!猶之魏、晉、宋、齊之禪代,不能偽託唐、虞、商、周之美名,此稍治歷史者所能別之,而況共隸於一護法旗幟之下,大業未終,自叛降敵,乃可謬援名稱,以自掩飾?公道在人,豈能盡欺耶?”(74)

孫中山先生到達上海的第二天,即向國人宣佈粵變始末及統一主張。使天下人盡知陳炯明叛變革命,“誘兵為變、公然縱掠”之惡劣人性。陳炯明陰謀發動叛亂,士兵怵於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為條件,士兵始從之為亂。至於國事,本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之宣言,特別強調:比年以來,北方握兵秉政之人,有痛悸國難、贊同護法戡亂之主張者,本大總統無不樂與開誠相見,以圖共濟。六年以來,戰事延長,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毀,始大白於天下。用兵數載,得此效果,國內問題,似可平和解決。夫欲約法之效力不墜,在使國會得自由行使其職權,在掃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己以進之義,開與人為善之誠,理所當爾。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磋則舉凡營私壟斷之言,悉無自而入。若能以通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爭,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為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稍慰。至於以息事寧人為藉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為,無俟言也。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在“致海外同志書”中,有一段令國人無不痛心的結語,語雲:

“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為民國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為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以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無恤,此不但國人之不幸,亦抑人心世道之憂也。跡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跎,累及於己,故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鷙,其膽則怯。顧革命党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當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可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道潰去,或半途離畔,亦事所恒有。數年以來,護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為僅見耳。然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堅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也。”(75)

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數十年,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建民主憲政之中華民國,自為公僕,把四萬萬同胞從歷代奴僕的身份推舉到國家主人的位置,因而在全國,乃至世界,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護法六年,歲月蹉跎,各路軍閥,為保私利,雖不願真正聽從先生之護法號令,然卻無不畏懼先生之道德鋒鏑,故無人敢對先生妄加迫害者,唯獨陳炯明喪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欲置先生于絕境。

孫中山先生廣州脫險到上海,護法大旗亦隨之移到上海。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先生與郭泰祺的一番談話,從另一個側面向國人通報了陳炯明叛亂前後的全國形勢,同時再次向天下人明志。

“予自到上海以來,外面對予之態度,均不甚明瞭,而各方面勸我北上之電報,已積有八百餘件,未幾又有直系分子來電,詢予是否有聯張聯段之事。其電多系湘、鄂、豫各法團名義,不知予向來抱定護法宗旨,始終不渝,全不為權勢威逼,彼方面借名通電,勸我統一,其用意在淆亂我宗旨,好為彼等利用。當予北伐軍初入江西時,並無一人勸我謀統一,何至今日而勸我者紛至遝來?深知各方面均欲以我為玩具,藉以居奇;惟予之心目中,除護法二字為主腦外,餘蓋不足為動予。至關外張作霖,向不知護法二字為何物,更談不到與我有所接洽。惟彼等性同土匪,招集烏合之眾,占幾個地盤,遂張牙舞爪,以疆吏自居,在予目之,殊不值一笑也。

“予奔走護法已十一載,李協和、許崇智從予之志,百折不回,試問北方政府自元年以至今日,內閣不知幾經改組,尚不能統一局部,除勒索軍餉百端借債外,毫無成績可言。予此次雖失敗,然護法二字,仍然不滅,自信對國人可告無罪。今各方面欲拉我北上,毋乃陷我投入漩渦。須知段芝泉乃北洋老宿,曆軍三十餘年,尚為一般土匪式的軍隊所賣。故予決計久居此地,俟時局稍可為,予即仍圖貫徹護法二字。”(76)

 

陳炯明叛變革命,炮轟總統府,圍困孫中山,給護法事業、北伐事業以及中國現代史的正常發展,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使歷史一時間似乎處於凝滯之狀態。陳炯明壟斷的陳家軍盤踞廣東一隅,為所欲為,不徹底打垮陳家軍,北伐、護法大業將無法進行。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廣東大元帥留守府發表東征宣言,動員滇、桂、湘、粵,討伐陳炯明。

孫中山先生為“踐約北上”,乘船繞道日本而至天津,一路風塵,病于天津,又抱病進京。此時黃郛正在京津,黃為蔣中正之摯友,一月二十日,蔣中正覆書黃郛,望其以全力輔助先生。書雲:

“接誦手教,懷念無窮,昨撰複電至中段,淒然淚下,未知兄又作如何感想耶!民國存亡全在中帥一人,英兄(陳其美)為民國而死,亦為中帥而死;英兄不死,中帥至今或不致臥病京中,時勢所趨,而使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言之殊堪痛心!今弟既不能隨中帥北上,英兄亦不能複生以佐中帥,中帥來京,當非偶然,而兄自不能不以英兄與弟之事中帥者事之也。兄與弟如果能以英兄之心為心,則英兄誠不死,而其目乃瞑矣。粵中紛亂,日甚一日,要想於紛亂中理出一個頭緒來,恐非朝夕所能為力。然粵治之時,即為國治之日,此時要知治國非難,治粵為難,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帥,使弟在粵軍專心滅賊,則黨事庶有豸乎!”(77)

一月三十一日,蔣中正集合軍校學生舉行東征誓師。二月一日,東征開始。二月十六日,蔣中正以克復淡水,馳電告捷,孫中山先生為之欣慰。

東征軍奮戰二十餘日,頻頻得勝,遂乘勝追擊,由海豐、陸豐直搗陳炯明之根據地。二月二十六日,陳炯明由汕尾逃往香港。

陳炯明叛變革命,禍亂廣東兩年有餘。孫中山先生曾以姑息養奸自責,並說:文之不德,統馭無方,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

蔣中正東征全勝,叛逆賊子陳炯明狼狽逃走,對於病臥北京的孫中山先生是一極大的安慰。

蔣中正平定陳炯明叛亂後,僅僅歷時半月,孫中山先生即告別國人,駕鶴仙去!

 

陳炯明叛亂這一段公案,後人評說不一。不過筆者認為:對於陳炯明自身來說,應該說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者,因為他的叛變行為,有負于中山先生;有負于中華民國;有負于其自家後人。

陳炯明其所以能成為獨霸一方的軍政人物,完全在於孫中山先生多年中的關懷與栽培,首先將爭取來的二十營軍隊,交由陳炯明指揮,繼而又委以多項重任,

原想把陳培養成為一名立場堅定的革命党的軍事將領與政治人才。孫中山先生的這些想法,在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致蔣中正函”中即可看出,更可看出先生對於陳炯明是何等之器重。函雲:

“競存此番回粵,實舉全身力氣,以為党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複尋常可擬?

“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制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兄與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盡告競兄也。”(78)

孫中山待陳炯明赤誠如此,所寄厚望如此,不想,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卻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竟炮轟觀音山總統府,欲置孫先生于死地。捫心自問,天良何在?!

孫中山所做之事為何?天下蒼生之公事也,推翻專制,創建民主之大事也,關係四萬萬華夏同胞世代子孫福祉之事也。設陳炯明能虛心自律,敬業從事,以民國元年之前克強之力於孫中山相幫,以民國二年之後英士之心於孫中山相助,事業有成,其功其勳將是如何?黃克強何許人也?堪與孫中山並列,“民族雙傑”者也,倘陳炯明能操守如一,鞠躬盡瘁,豈不青史標名,流芳後世,其子孫後人不亦無上光榮乎!然,為一時私欲所蒙蔽,而投足歧途,釀成遺恨,不禁令人為之惋惜!奈何?奈何?

 

注释

 

1、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43—3245頁。

2、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49—3250頁。

3、《孫中山全集》第四卷P493:“複伍廷芳林葆懌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69頁。

5、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70—3272頁。

6、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76頁。

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92—3293頁。

8、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96頁。

9、《孫中山全集》第四卷P523:“複熊希齡蔡元培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0、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296—3297頁

11、《孫中山全集》第四卷P512:“致美國總統威爾遜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2、《孫中山全集》第四卷P521:“複廣州國會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3、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323—3324頁。

14、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324頁。

15、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339頁。

16、《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18:“複謝持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357頁。

18、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371頁。

19、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393—3394頁。

20、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401—3402頁。

21、《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9:“批國會議員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2、《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8:“複在滬國會議員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3、《孫中山全集》第九卷P57:“在廣州商團及員警聯歡會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4、《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60:“護法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5、《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90:“複伍廷芳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6、《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94:“致國會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467—3468頁。

28、《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105:“複林森吳景濂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9、《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111:“複廣州國會議員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0、《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108:“複唐繼堯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1、《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267:“移設軍政府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2、《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131:“八年今日”(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3、《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289:“重申護法救國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4、《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293:“南北和談通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5、《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371:“致徐世昌等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6、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695頁。

3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701頁。

38、《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381:“否認北方政府偽統一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9、《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29:“在廣東省署宴會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0、《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42:“為粵軍返粵平亂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1、《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49:“在廣州軍政府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2、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748—3749頁。

43、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四編 第三十五章 第六節。(P1312—1313)

44、《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67:“在廣州海陸軍警同袍社春宴會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5、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788頁。

46、《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531:“就任大總統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7、《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532:“就任大總統職對外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8、《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534:“致徐世昌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49、《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595:“就出席華盛頓太平洋會議代表資格的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0、《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597:“在廣州宴請北伐軍將領時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1、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858頁。

52、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876頁。

53、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57頁。

54、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66頁。

55、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67頁。

56、《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12:“聲討徐世昌令”(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76頁。

58、《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48:“與廣州報界公會及各通訊社記者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9、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92—3993頁。

60、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95頁。

61、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3996—4003頁。

62、《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3:“與海軍將士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63、《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3:“與香港《士蔑西報》記者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64、《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4:“與香港《電聞報》記者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65、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14頁

66、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16頁

6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19頁

68、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19頁

69、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25頁

70、《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6:“致湯廷光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1、《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5:“與陳炯明調和代表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2、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30頁

73、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050頁

74、《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519:“在『俄國皇后號』郵船上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5、《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548:“致是海外同志書”(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6、《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562:“與郭泰祺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7、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4962—4963頁

78、《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379:“致蔣中正函”(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