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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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連載)

一位退休警察的

 

                             

                             

吴學良

 

 

第十章        鼠竊狗盜 不以為恥

 

(一)

 

“鼠竊狗盜”即小偷小摸,向來為世人所不齒。要特別說明的是,雖不以為恥,但並未引以為榮。

憑著當警察多年的職業嗅覺,我從押送到勞教農場改造那天起就認定自已的“右派分子”和“勞教分子”雙重歷史,必將終生掙扎在“賤民”的陰影裏。既然自認為“賤”,加之“從良”不易,與高尚無緣,對鼠竊狗盜的勾當也就不以為恥了。況且,在反右鬥爭中,右派分子被批判為“不齒於人類的臭狗屎”,相比起來,排名還應在“鼠竊狗盜”之後,更其下賤。

在勞教農場裏,我學會了偷,但凡可以吃的東西,能偷就偷,從不猶豫彷徨,並且身為勞教小組長,帶領組員偷洋芋種籽燒了吃,偷農民的麥穗燒了吃。從勞教農場釋放後,也幾番鼠竊狗盜,按警察常用的術語,多次作案就是“慣犯”……。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與高家駒在江大組長的掩護下,改名換姓,混進他拉起的一支農村修繕隊,藏身在礦山上建蓋職工宿舍。礦山是上馬不久的國營企業,磷礦蘊藏豐富,卻因時值“文化大革命”,加之地點偏僻,交通不便而發展緩慢。職工宿舍也建造得很簡陋,一樓一底的磚木結構,屋頂鋪石棉瓦。修繕隊的管理人是生產隊派來的一位尊稱李大爺的老農,江大組長充當工程師,木工就我與高家駒兩人。一天,李大爺匆匆走來對我和高家駒說:“工商所要來清查黑包工,我們是經過公社黨委批准的,來的人都是貧下中農,無產階級,不怕他工商所。你們兩個就不行了,要躲一躲。”

不知工商所多時來清查,木工活又不能停下來,江大組長指定一個小工放哨,整天趴在一個制高點的岩石後面,目不轉瞬地盯住通往工地的土路,直到第四天上午10時許才看到兩個頭戴大沿帽的人走來。我和高家駒看到小工發出的信號——點燃的一堆煙火,急忙溜下正在鋪石棉瓦的屋頂,向後山的叢林中奔去。叢林茂密深邃,容易藏身,可找不到吃的東西,下午2時許,饑餓難耐,這才試探著走出來覓食。

山坳中有幾處農舍稀疏的村落,我提議去找戶人家買頓飯吃,高家駒說:“去不得!我倆各人手裏提着把釘錘,人家會把我倆當做強盜的。要是被民兵抓起來,後果不堪設想。”

我說:“那只有當次賊,偷點洋芋來燒了吃。”

高家駒毫不猶豫同意了。我倆貓著腰從低矮的灌木叢中竄到一片種植洋芋的山地裏,他放哨,我用釘錘挖刨,連同根莖偷了一大堆尚未生長飽滿的洋芋,用圍裙包裹起來,竄回林中,找了些乾草枯枝點燃燒了吃。吃飽後又竄到包穀地裏,拔了些青苗,拆斷莖杆吸食汁液解渴。天黑前又偷吃了一次,這才鬼鬼祟崇走下山來。

高家駒把吸完汁液的包穀杆用力扔向遠方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人變成賊。”

回到工地上才知道,工商所的人來去匆匆,隨便問了問,不過20分鐘就走了。江大組長埋怨說:“他們是應付差事,你倆白白誤了一天工,趕快整飯吃。”我說早吃飽啦,他問吃什麼?

“偷農民的洋芋燒了吃。”我的回答直率爽快,毫不含糊,毫無羞恥感。

 

(二)

偷洋芋吃,手段直截了當,偷雞吃,手段就很高明了。

 

礦山職工宿舍竣工後,江大組長和高家駒各奔東西,我則限隨著一個外地來附近村寨裏謀生的老木匠學做棺材和中式屋架。

老木匠是我偶然認識的。在礦山藏身建築隊期間,有次回家看望母親返來時,在路上與汗流浹背的老木匠走到一起。說來慚愧,我看到他背籮裏的木匠工具中有一把斧頭,柄較長,卻安裝在正面,狀如除草鬆土的小板鋤,竟不知其為何物。請教老木匠後才知其是製作棺材的專用工具,名叫“錛”。棺材的兩側牆板都是外凸內凹,凸的外壁原本就是半圓形樹幹,凹的內壁就必須用錛來砍削。我幫他把工具背到一戶農家,要求他收我為徒,學做棺材,他正希望有個幫手,爽快答應了,待到修繕隊解散,立即去找他。

礦山附近有4個村落,村民都較貧窮,終其一生的追求,除填飽肚子外,就是蓋一間活著時棲身的茅草房,做一口死了後入土的木棺材,所需木材則“靠山吃山”,就地砍伐。房屋的牆壁也都是就地取土,用古老的方法夯築而成,俗稱“乾打壘”。屋中央豎一榀筒易的木屋架,形狀如一個“中”字,橫樑兩端擱在山牆上,最後釘上椽子鋪上茅草。4個村落都沒有做木活的手藝人,老木匠是從外地請來的,在哪家做活就在哪家搭伙和住宿。

我找到老木匠時,他正在生產隊長家做棺材。木料是多年前從山上砍來乾燥了的兩截大樹,己從中剖為兩半。我很賣力地當他的助手,記錄下尺寸及操作方法。

一天,隊長去鄉政府(人民公社)開會,家裏其他人或下地施肥,或上山牧羊,只剩下我和老木匠兩人,他問我:“想不想吃雞?”

我與老木匠兩頓飯都在隊長家搭伙,兩餐都是洋芋和青菜,對油葷渴望多時,回答說:“當然想!”

村裏的土地和農戶都比較零落分散,生產集中不起來,公共食堂也辦不起來。加之距鄉政府較遠,道路崎嶇陂陀,來去要一天時間,從無官員和造反派涉足,因而家家都走資本主義道路——偷偷飼養家禽,偷偷種自留地。老木匠指着屋旁用籬笆圈養的幾隻雞說:“想吃哪隻?”

我好生納悶,圈裏少了只雞,隊長肯定懷疑被我倆偷了。況且,無論炒了吃或煮了吃,都很不方便,萬一家裏的人突然回來,臉往哪兒擱?

老木匠猜透我的心思,笑了笑說:“放心,包你正大光明,有滋有味吃到嘴裏去。”

他叫我抓了只大閹雞,一手攥緊雞腳;一手卡住雞頭,使之動彈不得。他不慌不忙地截下一根墨斗線,撥開雞脖子上的絨毛,把雞脖子緊緊捆紮起來打個死結後,再理順雞毛遮掩住墨斗線,這才叫我鬆開手把雞放掉。

隊長老婆收工回家做晚飯,看到大閹雞閉目垂頭,粒米不食,一動不動:“喲!這雞咋啦?”

“明擺著瘟啦!”老木匠走上去看了看說,“趕快宰,免得傳染。”

隊長老婆信以為真,老木醫迅速把雞抓起來,用鋒利的扁鑿一下割斷雞的喉管,同時割斷墨斗線藏在手中,把雞遞給隊長老婆說:“黃燜、紅燒都可以,只要不吃雞血,沒關係的。”

 “瘟雞”黃燜得滿屋溢香,令人饞涎橫流,但要等到隊長開完會回來才上桌吃飯。

隊長回來得很晚,大家吃得很開心,他卻滿臉愁雲,悶悶不樂。老木匠問他“咋啦?”

隊長歎了口氣說:“鄉里批評我們村是牆頭上的綠花公雞——光打鳴不下蛋,到現在都沒抓出個階級敵人來。還說我是豆漿燉豆腐——稀裏糊塗,不把階級鬥爭當大事來抓,只知道抓生產。唉!我們窮山溝的人,都是貧下中農,那裏去找階級敵人嘛?”

我問隊長為啥沒有地主富農?他說:“這地方呀,自古以來都沒人煙,小日本打中國那陣子才有人逃難來開荒種地。恐怕就因為有磷礦,洋芋長得又快、又大、又好吃。來開荒的人慢慢多了起來,山高皇帝遠,沒人來管,哪家開的荒,地就是哪家的,要說地主,家家都是。後來成立人民公社,地就是公家的了。開的荒地都在山坡上的石頭縫裏,東塊西塊,七零八落,只能種點洋芋、包穀填填肚子,家家窮得光屁股系圍裙——顧得了前、顧不了後,咋富得起來?我在城裏的一個親戚送給我一個只有香菸盒大的半導體收音機,裝在口袋裏,走到哪響到哪,全村人稀奇得不得了,說我是資產階級,但沒把我當做階級敵人……”

隊長為找不到階級敵人發愁,我為他解決了難題。從他的敍述中得知,第一個逃難到這裏開荒的人姓畢,夫妻倆帶一周歲女孩,由於勞累過度,第二年就病倒在床,把開墾的地借給後來的一戶人家耕種,以收成的三分之一為答謝。

我於是對隊長說,借就是租,答謝就是剝削。按共產黨的土改政策,畢家剝削別人的勞動力,坐享其成,篤定是地主,地主就是階級敵人。

隊長說等他去鄉政府問問。過了幾天,他拿著紙和筆問我會不會寫字,讓我寫了一副對聯,用木工膠水張貼到畢家門上。

對聯的內容是他從公社帶回來的:“規規矩矩接受改造,老老實實重新做人”,橫批是“脫胎換骨”。我去畢家張貼對聯時,發現畢家居住的土屋是沒有“中”字屋架的單間,不過16平方米,沒有門扇,一根粗如水桶,長約6米的樹幹從門外伸到屋中正在燃燒的火塘裏,火塘上方吊著個黝黑的羅鍋,正煮着洋芋。火塘周圍是胡亂放在地上的碗筷和破敗的臥具。

村裏沒有門扇的人家還有兩戶,他們“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裏”,無須防賊防盜。況且,裝上門扇反而不方便把樹幹伸進家裏常年燃燒不熄滅,煮飯取暖無須每天生火。

 

(三)

 

我與老木匠後來到別的村寨謀生,免不了故伎重演,又吃了幾次黃燜雞,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夕,才與他分手回家另謀生路。找不到活幹就做起了“投機倒把”生意。那時,從甲地販賣任何東西到乙地,只要是個人行為,都屬於投機倒把,都是要受到懲治的違法行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做投機倒把生意的同流合污者就是張奎——我在勞教農場改造初期的小組長,押送到農場的當天晚上,他打了我一巴掌,後來我幫隊長打了他一頓。我從農場釋放回家後,去醬菜廠切蘿蔔條,他在我之後釋放,去火車貨運站當裝卸工,各自謀生。

我去醬菜廠切蘿蔔條,是與我同時釋放的魏忠元引薦的。他原本就是廠裏的工人,因與一個寡婦“亂搞不正男女關係”被處以勞動教養。釋放後四處申訴,不知是哪位領導批示說“通姦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並不嚴重,正面教育即可,不必勞動教養”,他因此仍舊回廠就業。

我切蘿蔔條每天收入不到一元錢,張奎則有三四元之多,魏忠元叫我去找他,他不計前嫌,接納了我。

火車貨運站的裝卸工都是自發去謀生的無業人員,沒有任何組織,稱為“黑扁擔”或“散扁擔”,四川人叫“棒棒”。他們結成小團夥,蹲在鐵路邊等候雇主召喚去裝卸搬運各種貨物,得到的報酬大家均分。張奎是一個小團夥的頭,很關照我,有時雇主只要兩三個人用鉛絲為堆滿車廂的貨物捆綁加固,活計比較輕鬆,他就讓我去。

“黑扁擔”們每天都多少有點收入,只是團夥之間有時為搶生意發生爭吵。後來市政建築公司招工,我為了當上固定工人,這才離開他們。與老木匠分手後又想起了張奎,急忙去找他。這時,火車站的貨運裝卸已被壟斷,“黑扁擔”無從插手,張奎也沒事幹,我倆商量去農村集市做點小買賣維生。

從勞教農場釋放前,我曾多次去10多公里外的農村集市溜躂。那時,由於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政策,農民不但可以吃飽肚子,而且可以到集市上自由出售農副產品,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時過10餘年,世事滄桑,風雨如晦,我與張奎單純考慮:山區農民路遠迢迢到城鎮購買生活日用品,費時、費力、費錢,我倆何不做點既方便他們,又有利自己的生意。於是共同出資,從城裏躉些食鹽、火柴、肥皂、針線、毛巾、膠鞋等類小百貨去農村“上門服務”。不料事與願違,才到第一個山寨就被民兵以“投機倒把”罪名全部沒收了。

我倆惶惶如喪家之犬,在回歸路上偷了些地裏的包穀燒吃充饑。去到集市乘班車返家,因時期尚早,漫無目的四處遊蕩,無意中走進供銷合作社店鋪裏時,張奎發現一個身背小孩,賣了雞蛋的婦女站在櫃檯前,左手拿著一沓錢,右手叉開大姆指在舌頭上舔了舔,反復清點完畢後,用塊紅布包裹起來揣進懷裏,拎起地下的空竹籮走出門去。張奎詭秘地對我眨了眨眼說:“我撒泡尿去,你在門口等著。”

我等了20多分鐘,張奎滿臉笑容走了來對我說:“堤內損失堤外補,我倆的損失不太大。走,回家喝酒去。”

我意識到他重操舊業,偷了那個婦女的錢,卻裝糊塗,什麼話都沒說。果然,走到車站時,售票處傳來一陣撕心裂肺的哭號聲,循聲望去,只見那婦女坐在地上,雙手拍打着前胸:“天殺的賊呀!我積攢了一年的雞蛋,賣了錢給男人醫病的呀……”引來許多人默默圍觀。她越哭越傷心,竟忘乎所以,躺下去左右翻滾,把背上的孩子壓得哇哇大叫。

我正想勸張奎把錢賠還給她,張奎巳分開看客,走上去把她拉了起來,掏出紅布包遞給她說:“瞧瞧,是不是你的?”婦女一把奪過去:“是我的!是我的!”迫不及待打開布包,伸出舌頭舔舔大姆指,一五一十清點起來……。

這時,兩個看客走上去抓住張奎:“我們是派出所的警察。你這錢哪來的?”

“撿來的。”張奎回答說。

“撿來的!”兩警察上下打量着他,異口同聲,一副極不相信的神態。

“真是撿來的,不信問問我的朋友。”張奎把頭扭向我,我急忙說:“是撿來的!撿來的!”

兩警察冷笑了笑:“有那麼好撿的錢!再去撿點來給我們瞧瞧。”

我與張奎無言以對,兩警察聲色俱厲:“走!去派出所接受審查。”掏出手銬把我和張奎銬在一起押進派出所。為防止串供,立即分開審訊。

審訊我的警察開口就問:“老實坦白交待,你倆來這裏作了幾次案?一共偷了多少錢?”我回答說我不會偷,張奎怎樣撿的我不知道。警察抬起右腿朝我胸部一下把我蹬倒在地。

我又一次挨打,不由得傷心地哭了起來,聲淚俱下!

或許一個大男人不輕易灑下的淚水使這個警察動了惻隱之心,他問了問我的家庭成份和歷史,沒有再打我。我怕再挨打,如實招供了張奎的偷竊經過後,關押到第三天上午釋放出來,從此再沒見到張奎,不知其下落。

我黯然神傷:“老天爺,做好人也難哪!”

 

(四)

 

雖說做好人難,做壞人易,但我一向只敢小壞,不敢大壞。最大的一樁壞事是偽造證明登記結婚。

我在勞動教養農場改造4年,留隊就業3年,人生已到了結婚成家時期。

留隊就業的右派分子中,許多是被迫離了婚的曠夫怨女,許多是如我一樣的未婚青年。鑒於黨和政府的仁慈和寬大,農場允許留隊分子覓偶或再婚,每月有4天假可以自由行動,各顯神通尋找另一半。

不幸的是,我們雖說摘了右派分子帽子,解除了勞動教養處分,成了留隊職工,但仍稱為“摘帽右派”,洗刷不掉“右派”和“勞教”兩筆歷史污垢帶來的恥辱,總是如影隨形地走到哪里陪伴到哪里,總是“一泡不齒於人類的臭狗屎”。許多人休假回家看望父母時,從前的親朋好友乃至同胞兄妹為了避嫌,躲之惟恐不及,豈敢為他們的婚姻操勞。

摘帽右派馮光宗的母親急於為獨生兒子成家,懇請一位鄰居大嫂幫忙找個對像,條件很低:“結過婚的也行;有個娃娃也行;帶點殘疾也行”。鄰居大嫂心直口快:“算啦,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會有人心甘情願在自已頭上扣個屎盆子,惹來一身臭!”

摘帽右派竇建新隱瞞真相,把自己吹噓為“農業工人”,幸而對了個像。女方是個籐器合作社工人,很喜歡他臉模樣“清清秀秀”,說話做事“斯斯文文”,戀愛不久就催他趕緊辦喜事,他不得不亮明底牌,女方立馬變臉:“差點上了你的鬼當,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已……”

留隊就業的“癩蛤蟆”們大都有自知之明,大都撒了泡尿照了照,高度覺悟到唯一的選擇只能“歪鍋配歪灶”,在勞教隊裏自架鵲橋。好在農場恩典,只要雙方願意,即可出具證明,到附近的鄉政府登記後,便可名正言順地成其好事。勞教隊長也體恤關照,騰出一些豬厩、羊舍、牛棚,大間隔成小間,讓他們自已動手堵縫補漏,平整地面,粉刷牆壁,改造為洞房,再壘起磚塊為床腳,砍來樹枝做床板。勞教隊本就一窮二白,能如此仁慈,“癩蛤蟆”們都心滿意足,毫無怨言。

婚配雙方都沒有門戶之見,互不嫌棄,也不在乎年齡和相貌。男的大多是右派分子,女的則是各種各樣的壞分子。男右派分子與女右派分子結合的極少,大多是男右派分子與女壞分子配對。或許是“患難夫妻恩愛深”這句老話使然,他們婚後的日子都過得雖苦也甜,吵起架來,從不互揭“瘡疤”,互摳“老底”,生了孩子後也不乏天倫之樂……。“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位隊長莊嚴宣佈:右派分子是“敵我矛盾”;壞分子是“人民內部矛盾”,號召壞分子站穩立場,極積靠近黨和政府,監督檢舉右派分子,從而在這些夫妻之間劃了一條鴻溝,但控制不了他們夜晚“聯盟”于一張臥床上,“勾結”在一條被子裏。

我可沒撈到這樣的好事,原因是男光棍多於女光棍,男右派分子多於女壞分子,他們一個個饑不擇食,行動敏捷,無論女方美醜、高矮、胖瘦,無論未婚和結過婚,也無論案由是妓女、流氓、騙子、小偷……都“不拘一格”娶之為妻,很快搶了個精光。

我沒參與“搶”,原因並非挑肥揀瘦,無所適從。女留隊就業分子中,不乏楚楚可憐的美人,不乏婀娜多姿的佳麗。有個叫饒惠芬的性感姑娘,勞教了一年後去醫務室看病,說肚子咋會一天天“腫”起來?右派醫生楊尚志診斷她肚裏有胎兒,細細追問緣由,原來是新調來的宋隊長叫她去單身宿舍裏打掃衛生,“喜歡”了她兩次懷的孕……。傳為“佳話”之處,還在於後來她父親(也在本隊勞動教養)幫她寫寫被宋隊長“喜歡”的經過,草稿寫在一本《今古奇觀》小說的書殼背面,被一個右派分子把書名改為《今古齊觀》。

隊長都喜歡的分子,“癩蛤蟆”豈有看不上之理。

我沒參與“搶”,也非自命清高不肯俯就。女留隊分子多為未婚的年輕人,“罪行”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並不嚴重:

饒惠芬16歲,沒文化,沒職業,母親死後,鴉片菸鬼的父親無力養活她,要求派出所把她送到勞動教養農場,理由是“讓她有口飯吃”。派出所給她定的案由是“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掛靠上《勞動教養條例》第一條的規定。

毛娥麗,街道女青年,派出所的叔叔所長喜歡她,請她吃飯、看電影、逛公園,她都奉倍到底,買衣裳送給她也欣然接受,唯獨叫她做太太,她卻低著腦殼,咬緊牙巴不表態,問死不開腔,不搖頭也不點頭。所長叔叔於是把她送了來勞動教養。案由是“詐騙”。

 

龔嬋娟,幼稚園的未婚老師,誰幫她牽線搭她都答應相親,可見面第一句話就問對方:“十年後再結婚,等不等得?”或“我非正式結過兩次婚,嫌不嫌棄?”園主任好心介紹了個軍官給她,她同意看電影時見面,卻把電影票轉贈給園長的小姪女……。她的案由定性為女騙子、女流氓、道德敗壞都不大合適,後來定為“玩弄男性”,她堅決要求改為“玩世不恭”。

楊鳳英,織布廠女工中的辣妹子。廠長在大會上批評說:“有人陽奉陰違,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散了會她就氣勢洶洶衝進廠長辦公室質問:“我楊鳳英啥時候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未待廠長解釋,她就一泡唾沫吐在廠長大人臉面上!押送來勞動教養的案由定性為“無理取鬧,妨礙公務”。

李淑華,案由是“盜竊”,罪行是上午洗了件衣服晾曬在天井裏,下午把警察太太晾曬的衣服當成自已的收回家。警察太太罵她小偷,她罵警察太太狗仗人勢!太太打她一巴掌,她打太太兩巴掌。我喜歡上這個文靜得時時一副羞羞答答樣子的“小偷”,可她得知我原先是個警察,秋波立刻轉換為白眼:“當察的人狼心狗肺,哪個都不是好東西!莫來打我的主意。”

……罪行是“請霸王假”、“無故曠工”、“違反紀律”、“不服從分配”、“不正當男女關係”之類的分子,就更不嚴重了。饒惠芬“不務正業”,多少與《勞動教養條例》沾點邊,已婚分子蘇淑嬡的案由就與《條例》風馬牛不相及:“國民黨反動軍官的姨太太”。男勞教分子中,小業主楊崇德的罪行則是“不願意公私合營”……案由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分起類來很麻煩,於是去繁就簡,統稱“壞分子”,後來在“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排名中,位居第四,比右派分子高一個級別。

女“壞分子”中,確有些婚外通姦、作風浪蕩等類的人,妓女極個別,也都被“寧濫勿缺”的光棍們哄搶得一個不剩。“摘帽右派”中有兩個剩女:一個是原區政府民政科長、從未對過像的張嘉坤;一個是前文提到的生了個“小小右派”的竺敏。她倆“剩”到1979年被從輕處理為“改正右派”後,始終守身如玉,老死不嫁人。

 

我之所以沒有積極去“搶”,對李淑華的白眼也無所謂,主要原因是頗有點兒“卓識遠見”,顧慮“右派分子+壞分子”的=式有好多個:同流合污、臭味相投、狼狽為奸、一丘之貉。無論哪個=式的政治效應,都會給子孫後代的“家庭出身”遺留一筆極不光彩的歷史話柄,惹來世人的不屑和譏笑……。

沒搶到女壞分子為妻的留隊就業分子不光我一人,他們另闢蹊徑,面向農場周邊的村莊,可農村人的“階級覺悟”已普遍提高,知道勞教農場裏的人都是些“癩蛤蟆”和“臭狗屎”,工資貓三文,哪家都不願意讓清清白白的姑娘“抓屎擦臉”。只有原是四川大學學生的“摘帽右派”雷思明交上桃花運……。

雷思明留隊就業趕馬車,有天趕車到一個允許自由貿易的鄉村集市,幫同組的“癩蛤蟆”買了5斤醃蘿蔔條做下飯萊,回來發現賣醃蘿蔔條的姑娘多找補了2元多錢,到下一個趕集日把錢退賠姑娘,姑娘以白送一斤醃蘿蔔條為謝,雷思明堅持按價付款,姑娘堅決不收。推讓了一陣,雷思明說:“好吧,我收下,中午吃飯我請客。”姑娘說:“好的,這次你請我,下次我請你。”兩人就這麼對上了像。姑娘的父母也喜歡上他,問他願不願“倒插門”,他巴之不得,農場也支持。不料姑娘去求村長開結婚證明,村長問明男方是個留隊就業的右派分子,把筆桿子當做驚堂木,拍在桌上一聲吼:“不行!一床被子咋能蓋兩個階級?”

原是小學教師的“摘帽右派”肖東,有幸在農場附近的生產隊娶到了個黃花閨女,卻是個又聾又啞的文盲,被人趁虛而入多次強姦,沒法道明是什麼樣的人!勞教隊長深表同情,騰了間住房給她把愛妻搬到隊裏監護起來。

原是醫學院教師的何文貴,摘了帽子釋放後回家做建築工不久,又被押送農村交貧下中農監督改造,年逾40歲才娶了個因受到冤死丈夫株連“下放”農村的遺孀,一年後為他生下一子,不滿周歲即拋下孩子不辭而別。他的弟弟何文亮原是轉業軍人,笑納了位有4個孩子的農村寡婦,最終把他拖累猝死。

……

 

(五)

 

我沒搶到個女壞分子做老婆,終日形只影單,苦悶惆悵。在一次假期回家探望母親時,邂逅10多年未謀面的表妹。她父親是我母親的胞弟,1957年因為右派言論加上曾經當過國民黨縣長的警衛隊長,被打為“雙皮老虎”判刑15年。表妹在軍隊醫院當護士,年輕貌美,在男人堆裏如“眾星拱月”般被追逐,卻因受父親株連,24歲尚“待字閨中”,最後被勒令退職回家閒居。她母親急於為她擇婿,勞改犯的女兒不敢高攀,只能在普通工人中物色,可她誰都看不上。我每月放假回家都陪伴她或聊天、或逛公園、或看電影,純屬排遣孤獨和寂寞。我倆都知道直系血親不能婚配,誰都沒往這方面想過。

她母親最後為她選定了個上無父母,下無弟妹的電機廠工人,被她拒絕後,用挑水扁擔打了她。她一氣之下,搬到我家與我母親同住。她母親認定是我母親別有用心,從中搗鬼,糾集了一班人破門而入,罵她“騷不得把一朵鮮花插在狗屎上”,砸爛我家的許多器物不解恨,又打了她一頓,反而堅定了她不再回家的決心。

之後不久,我從勞教農場釋放回來,與她同住在一間12平方的斗室裏,一則是我存心報復她母親;二則怨女曠夫,乾柴烈火,導致她懷孕做了流產手術。第二次懷孕因疤痕子宮不能再做手術,且己6個月,非生下來不可,必須儘快結婚。

表妹戶口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委員會在她母親的阻撓下,拒絕出具證明給她與我登記結婚。情急之中,我斗膽包天,幹了一樁欺騙居民委員會的壞事……

我居住地的街道居民委員會,第一任主委即我母親。現任的主委與我母親是故舊好友,對我家的情況瞭若指掌,不但不把我當階級敵人看待,而且比較關心我。有天婉言對我說:“現在,國內外反動派很囂張,互相勾結,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讓全國人民回到舊社會吃二茬苦,遭二遍罪!你可要小小心心做人,千萬千萬莫被階級敵人利用……”

我推心置腹回答說:“趙主委,您是知道的,舊社會的警察,解放後都列為雜牌特務,不是勞改就是勞教。我當警察這些年,抓過不少人,如果反革命翻了天,或是國民黨打了來,肯定也會把我當做共產黨的特務抓起來清算。所以,我只會希望共產黨永遠強大,社會主義永遠堅固,絕對不會被階級敵人利用。”

趙主委相信我說的話,我說的也確實是真心話。時至今日,我已是來日不多的耄耋老人,更希望國家政通人和,社會平穩安定。一有風吹草動便惴惴不安,害怕失去微薄的退休工資而成為凍死骨。

趙主委有時叫我幫她寫標浯,出黑板扳,造花名冊,我都盡心盡力使她滿意。我對她從無所求,此時欺騙她說,我要與一個農村姑娘結婚,請她給個證明去登記。她高興地說:“好啊,趕快寫了來我蓋章給你。”

我找了張厚實光滑的紙,用纖細的毛筆和摻了水的墨汁寫好證明,請趙主委蓋好章後,細心洗淨字跡晾乾後,重新寫上我與表妹兩人的名字,輕而易舉地騙到了結婚證。

騙局釀成品嘗不完的苦酒,結婚拉開了悲劇的序幕:生活艱辛加上“臭味不相投”,引發一丘之貉的家庭“烽煙四起,戰火紛紛”;夫妻血緣太近,把不幸傳給了下一代;“牛鬼蛇神臭婆娘”的封號,使她追悔錯把鮮花插在狗屎上……。雖然後來我被“改正”,她“混進”了腳踏三輪車服務處賣票,有了安定的衣食來源,終因摔碎的破鏡裂痕多,豆腐渣壘起的圍城太脆弱,沒奈何東飛佰勞西飛燕,晚年各自形影相弔度殘生。

我沒有在勞教農場搶到個女壞分子作老婆,抱憾終生!

 

 

第十一章  我的兩面人生

 

(一)

 

皇天開恩,后土垂憐,我終於在被打為右派分子21年後得到“改正”,一掃賤民陰影,回到公安分局,依舊在刑偵隊當警察。

我十分珍惜這個死而復生的機遇,小心翼翼,謹言慎行,一方面沒日沒夜拼命工作,希望有所建樹;一方面處處巴結討好領導,希望得到領導的垂青,賞我個股長、所長、隊長之類的官職。

我最想當官,對股長、隊長、所長這樣的小官也苦苦企盼,夢寐以求。蹉跎了大半輩子,提煉出一大人生感悟: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少年時期,從一些課外讀物中得知,幾千年來,寒窗苦讀的炎黃子孫們,孜孜以求的,無一不是蟾宮折桂,做官為宦。一旦當了官,“出則乘轎,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喏,見者側目而視、側足而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我因此上學讀書十分勤奮刻苦,考試成績科科優秀。成年後躋身公門,這才發現:做官不一定飽讀詩書,德才兼備,只要得到上司的青睞,抑或“朝中有人”,就有官可做。一旦做了官,德與才就順理成章,一蹴而就,並且水漲船高,升到哪一級就具有哪一級的政治水平、理論水平乃至文化水平和書法水平。並且幹什麼都不必親自動手,只需口頭指示或在請示報告文件上簽上大名,便可成功成仁。講話稿有人代擬,做報告哪怕是胡話、屁話,都有人洗耳恭聽,遵旨照辦……

我或許就是命犯華蓋,從“改正”到退休,竭盡全力,都未撈到一官半職,終其一生,僅在勞教農場當了兩年多的勞教小組長,領導着十五六個勞教分子,白天指揮他們勞動改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放高產衛星;晚上領導他們政治學習,批判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認罪服法,改惡從善。我對江大組長竭力巴結奉承,尊稱“組座”,我領導的這16個部下也巴結奉承我,尊稱“組座”。

勞教小組長雖然談不上是“官”,卻也實實在在嘗到一點“官”的滋味。深感小如芥末的官,也大有好處,切莫嫌棄。

 

(二)

 

我一方面積極爭取入黨做官;一方面又與江大組長密切往來,幫他幹了許多不可告人的勾當。

江大組長已今非昔比,在風雲際會的改革開放年代交上好運,逐步成了一家建築工程公司的總經理,我當然刮目相看,不再稱呼他江大組長而尊稱“江總”。

江總經常宴請他的關係戶,每宴都把我招去陪飲,每次招我都囑咐:“莫忘了穿着虎皮來。”他說的“虎皮”指的是警服。每次他都向客人介紹我是“公安局的領導”,但不說是什麼職務的領導,我則默不作聲。客人看我年紀不輕,警服筆挺,正襟危坐,都相信我是位領導,敬菸敬酒,熱情洋溢,我因此再次嘗到當官的滋味!

江總宴請的客人,都是握有實權,位居主任、處長、局長之類的官。我因為自己當不上官就十分痛恨官,表面上對他們畢恭畢敬,肚子裏卻把他們罵為官場痞子,政治流氓;罵他們衣冠楚楚,靈魂骯髒,道貌岸然,狼心狗肺。但是,儘管憎惡他們,卻因為能吃上平時不敢問津的美味佳餚,是以每召必至,與他們觥籌交錯,打諢逗趣,說一些葷段子。他們會在半醉時,透露一些政壇秘聞和高層領導的隱私……。他們有時破口大駡他們的頂頭上司“蠢才”、“笨豬”、“不學無術”……。他們並不滿足現有的職務,有的歎息自己10多年原地踏步,再怎麼努力也上不去;有的埋怨上司有眼無珠,提拔重用的人,哪方面也不如他;有的發牢騷說現在的幹部制度不如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任人唯親現像與任何封建王朝相比,過之而無不及……。

我有時也成為他們的利用的對像。

被江總稱為“兩張嘴”的呂處長有天打電話給我:“老兄,今晚我請你吃野味,一定賞光喲。”

我一口回絕:“謝謝啦!謝謝啦!你們自便吧。”

江總經常請他們吃野味,所謂的“野味”就是三陪小姐,他們無不欣然笑納。

呂處長是一所大學的後勤管理處和基建中心的實權人物。年初,江總從計委一位官員打來的電話中得知該大學獲准建造一幢教學實驗大樓的批文已經下達,立即找到呂處長,要求承包這項工程。

呂處長正在辦公室翻看文件,神態高傲,良久才抬起眼皮覷着他說:“你消息蠻靈通嘛!”江總脅肩諂笑:“是有點,是有點。”呂處長沒問他從哪里得到的消息,向門口擺了擺頭:“你留個電話給那個女同志,我們招標時通知你來競標。”

江總把他遭冷遇的情況對我描述了一遍後說:“不送上份重禮,絕對中不了標,今晚先送他20萬元。你陪我去,莫穿虎皮,他要問就說是公司的副經理。”

我說:“就這麼大大咧咧送去?不採取點手段,萬一人家不收,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他滿不在乎:“我從來都是明來明去送,從來都沒有哪個王八蛋不收。”

20萬元現金裝在個紙箱裏用膠帶紙封好,當晚8時駕車去到學校教職工宿舍,呂處長知名度很高,我倆輕而易舉就找到他家裏。他不在家,他的夫人看到我倆抬進屋裏的紙箱,一臉正氣地問:“什麼東西?我們家從來不收任何人的禮品。”江總刹那間愣住了,不知所措,我急忙說:“不是禮品,是幾個芒果。我們農場自己種的,今天早上送來10多箱,分送給親朋好友嘗嘗鮮。”

江總回過神來,掏出張名片放在紙箱上說:“我們還要去送別的老師,不打擾了。”邊說邊與我急急忙忙告辭出來。

第二天上午,江總接到呂處長的電話,口氣十分嚴厲:“快來把你的錢拿回去,我不是那種人!哪天競標會通知你,用不着來這一手。”

江總悵然若失對我說:“你分析分析,他是不是嫌少?”

我說:“他恐怕不缺錢。你看他的住房,裝修得金碧輝煌;她老婆渾身上下珠光珠寶氣,手指戴的鑽戒你可看到,貴重得很呢!”

“哪咋辦?幾千萬元的工程,弄不到手太可惜!”

我想了想說:“糖彈不管用就用肉彈,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江總沉思了片刻說:“只有走這條道了,只是他老婆很漂亮的,恐怕他不吃這一套。”

我說:“未必,這跟天天吃山珍海味一樣,吃多了會倒胃口,想吃點青菜蘿蔔調劑一下,你不妨試試。”

江總接受了我的建議:“那又用什麼辦法使他吃上呢?”

我倆商量了許多,決定由江總打電話給他:“呂處長,那點小意思是李副省長的大公子孝敬你的。他是我們公司的大股東,我只是名譽上的法人代表,幫他跑跑腿。你多時有空,他請你去天香風情園吃頓便飯。”

江總完全是扯謊,他的公司規模不大,根本巴結不上李副省長的大公子,聞其名而未謀其面。

 

李副省長分管文教衛生,呂處長負責造建的教學實驗大樓,也許就是李副省長審批撥給的經費,他對李副省長的大公子不敢不買帳,毫不猶豫,答應第二天下午7時去“吃便飯”。

天香風情園距市區20多公里,依山傍水,幽雅靜謐,住宿、餐飲、娛樂、桑拿,游泳一應俱全。女服務員一個個都年輕靚麗,可陪飲、陪歌、陪舞、陪浴、陪宿,按姿色氣質分等級論價。江總第二天打早便親去預訂了包間,精心挑了兩個頂級五陪女郎,下午6時與他在大門口恭候呂處長光臨,再三囑咐兩美女一定要把客人陪上床,事成之後額外獎賞。

呂處長準時到來,在包間入座後,興致勃勃與兩美女聊天品茶,良久才想起來問李大公子咋還不來?江總說:“他是集團公司老總,事情多,我打個電話催催。”

江總當着他的面拔通我的手機:“喂!李總,你多時來?呂處長都等了半天啦!”我回答說:“代向呂處長道歉,正跟外商談高爾夫球場投資問題,一時抽不開身,今晚就失陪了,改天謝罪。”

第二天中午,我一下班就匆匆找到江總,迫不及待問他肉彈成功沒有?他兩眼笑得眯成一條縫:“成啦!這個王八蛋是個色鬼,見了兩個美女就他媽昏頭轉向,根本不在乎李大公子來不來。我看那兩個婊子沒灌多少黃湯,他就假裝喝醉,乖乖上了床。”

我歎息說:“真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江總打斷我的話:“什麼英雄?狗熊!都他媽的偽君子!”

我倆正議論時,呂處長打來電話:“老江,你手段不賴呀,把我給拉下水了。我這個人,多喝一口就醉,一醉就稀裏糊塗。”

江總親切地說:“呂處長千萬莫多心,我根本沒這個意思,是李大公子叫我好好招待你,我不知道咋招待才好。再說呢,人生一世,草長一春,今朝有酒今朝醉,誰也保不住明天還有吃有喝。逢場作戲吃點野味,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算啦!算啦!過去的事就不說啦。”呂處長並不氣惱,“下星期一上午9時你來競標,該誰中就讓誰中,我絕不循私。”

 

(三)

 

江總順利中標後,又一次宴請呂處長,我參與“便飯”認識了他,45歲光景,五官端正,鼻架無框眼鏡,風度斯文,不是我想像的那種肥頭大耳,腆著個將軍肚的貪官形像。他以為我也是江總請來吃“野味”的,席間談笑風生,無拘無束。

酒至半酣,江總問他:“呂處長,這裏的野味不賴吧?”呂處長不吱聲,挾了箸蹄筋塞進嘴裏點點頭。

江總說:“今晚換換口味吧。”

呂處長不回答,也未點頭,呷了口酒說:“其實,野味這種東西,古已有之,最早叫女樂倡優,後來稱樂伎、粉頭、青樓女子、煙花女子,都能歌善舞,有的能詩會畫。著名于世的趙飛燕、貂嬋、薛濤、李師師、李香君、董小宛、陳圓圓都是這種人,素質很高呢。”、

江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無言以對,我急忙附合說:“是的、是的,就連秦始皇的親娘也是這種人。”

呂處長接著說:“封建社會的達官顯貴,騷人墨客,很多人都經常去民間的勾欄院或官辦的教坊尋歡作樂,不但不會被譴責,還引為時尚呢。就連貴為天子的宋徽宗趙佶、明武宗朱厚照和同治皇帝載淳,三宮六院美女如雲,還要去民間吃野味!自古名士皆風流,唐朝的大詩人,大文學家白居易、韋應物、劉錫禹、韓愈、李紳還把野味買到家裏養了起來。三國時代的曹操攻打張繡時還忘不了吃野味,他侄子把張繡的嬸娘當做野味送給他,結果惹惱了本已投降的張繡,夜襲曹營,差點要了他的老命。明代的正德狀元楊升庵,被罷了官貶到雲南永昌,還繼續找野味吃。”

江總插話說:“聽說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吃野味。”

“不、不、不。他吃的是另一種野味,機要秘書、文工團員……”呂處長講了一些傳聞後說,“偉大領袖也是人,人嘛,除了白癡,都有七情六欲,偶而吃點野味,不足為怪。”

我心裏暗罵“這個王八蛋是在為他自己開脫”,嘴上卻恭維說:“呂處長知識淵博,我和江總長了不少見識。”

 

江總真是長了見識,體驗到肉彈比糖彈更具威力,盤下了一家飯店,樓下招待工商、稅務、城管、環保等部門的執法人員白吃白喝,兼對外營業。樓上裝修成集用餐、跳舞、沐浴、按摩、住宿為一體的套房,幽雅溫馨,專用來與實權人物聯絡感情,攻關制勝。他指着入口處的月宮門對我說:“現在時興在門兩邊掛副對聯,你幫我好好想一副。”

我冥思苦想了許久,從一本舊小說裏得到啟發,幫他想的是:

袖裏乾坤短,飯還得吃。

壺中日月長,酒切莫醉。

他不明白上兩句的意思,我解釋說,“袖裏乾坤”指的是官場上互相算計的窩裏鬥,“壺中日月”就是喝酒。他不滿意下聯,要我改為“野味必須吃,美酒一定醉”。我堅決反對說,這兩句話又淺薄,又露骨。況且,你這個小飯館敢用野味陪客?我雖是警察,但無職無權,當不了你的保護傘。他說當不了保護傘,通風報信總可以吧?我說這也辦不到,公安機關部門多,各司其職,掃黃都是突然襲擊,除非你有什麼神通把我調到這個地區的公安分局當治安隊長。他問我認不認識治安隊長,介紹給他交個朋友。我說不認識,認識也不敢介紹,萬一他是個正人君子,我倆都背時倒楣!我建議他,若要用“野味”攻關,還是去天香風情園穩妥,天香風情園有過硬的保護傘。他不接受,說花費太大,堅持自力更生……。

爭辯到最後,決定下聯改為“三餐佳餚務必盡興,一杯薄酒豈能消愁”。他忿忿地說:“你們這些王八蛋警祭,去背街小巷的髮廊、按摩室抓賣淫嫖娼蠻積極,圖的是罰款裝腰包,對那些大飯店、大賓館的五陪就他媽的睜隻眼,閉隻眼。”

 

(四)

 

呂處長打電話請我吃野味,我一口回絕,他說:“老兄莫誤會,我請你吃的是正兒八經的野味,娃娃魚、穿山甲、長頸鵝海陸空三道菜,很難得吃到的,我已經預定好了,錢都給了,不吃白不吃。下午7點我開車來接你,一定賞光。我還有要事相求呢。”

 

他說的海陸空三道菜,我垂涎已久,毫不猶豫答應了。去的地方是一家星級飯店,包間裏只有我和他兩人吃喝,沒有服務員侍候。我問他有什麼要事,他歎了口氣說:“我那個獨生兒子太不爭氣,捲進了一個流氓團夥,前天被市公安局刑偵大隊抓了關起來,把他奶奶急得心臟病發作,血壓一下升到190,醫院下了病危通知。老江告訴我你是警察,指點我求你幫一把。”

我問他要我幫什麼?他說先打聽一下問題嚴不嚴重,會如何處置。

我滿口答應。市公安局每天都有一份全市的《治安情況簡報》呈送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協;分發各科、室、隊及各派出所,誰都可以輕易看到。我第二天就從《筒報》上得知,他兒子是這個流氓團夥的二頭目,他們多次進行高智啇盜竊犯罪活動,讓刑偵隊的“福爾摩斯”傷透了腦筋!他們多次綁架下夜班的年輕婦女,用膠帶紙蒙住眼晴和嘴巴挾持到僻靜處輪奸……。月初,一個受害女工在被輪奸中,覺察其中一個是自己的親弟弟,抓破了他的後頸,這才把這個流氓團夥徹底暴露了。

我故意拖了一個星期才告訴呂處長:“哎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聽清楚,你兒子的問題十分嚴重,他已年滿16歲,不判刑也要送少年犯管教所。”

呂處長把早已準備好的一個旅行包放在我的面前說:“這裏有8萬元錢,請你幫我向刑偵隊長疏通一下,能不能從輕發落。我兒子正在上學,無論判刑或勞教,他這一生就徹底完了。本來準備了10萬元,老婆說10萬的諧音是“失望”,不吉利,所以只帶來8萬。如果錢不夠或其他方面還需要錢,我再湊給。你一定要幫我這個忙,我會重謝你的。”

我回答說:“放心,刑偵隊長與我熟悉得很呢,一定盡力。”他殷勤地不斷給我斟酒挾菜,閒談中突然問我:“老江常請別人吃野味,他從來不吃,是不是氣管炎?”

“不是妻管嚴。”我告他,江總的老婆是財經學校畢業的大學生,就在他的公司兼管財會,不但學歷高,人也長得好。他呢,只有小學文化,臉模樣又難看,三角眼,厚嘴巴,與老婆很不般配。他說他已經是‘癩蛤蟆吃到了天鵝肉’,不能再對不起人家。

 

“哦,難得!難得!”呂處長連聲讚歎。此時,他有些醉意了,趁著酒興問我:“你呢?”

“我嘛,嚴重男科病,性功能完全喪失,等同于太監。”

呂處長不相信我的話,笑了笑說:“盲者不忘視,跛者不忘履,即便太監也不可能面對美女無動於衷。”

我也有三分醉意:“實話對你說,我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吃了21年的苦頭,一言難盡哪!人生有幾個21年?如今仍心有餘悸,害怕再有個三長兩短,丟了飯碗,連累老婆孩子。”

呂處長是反右鬥爭後出生的,或許出於對那場政治運動不甚了了,他不問我為些什麼問題被打為右派分子,也不對我的不幸表示丁點同情,愣了愣說:“這樣吧,明年春節我請你去泰國旅遊。泰國的紅燈區是政府允許的性服務市場,野味隨意吃,小姐們都定期檢查身體,安全得很呢。”

我問他是不是已經去過泰國了,他不作答,卻把話題插開說:“我聽許多人批評你們警察‘脫下褲子嫖娼,拉起褲子掃黃’,可有這種事?”

我回答說:“絕對有。警察隊伍龐大又分散,接觸的都是社會陰暗面,面廣又有特權,久在海邊走,哪有不濕鞋的。不過,只是少數人。”

“少數人?”呂處長搖了搖頭,“不見得吧!據我所知,警察隊伍中,利用特權,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人,絕非少數……”他列舉了一些報刊上披露的事件後說,“警察維護社會治安,好事做盡;以權牟私,壞事幹絕,既得民心又失民心,是個典型的矛盾群體。”

我無言以對,他接著說:“平心而論,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裏,四海翻騰阿堵物,五洲震盪孔方兄,連那些位尊祿厚的高官也幹壞事,何況你們警察,不能苛責的呀!”

我把8萬元錢拎回家,徹夜不能入眠!我一生人從未擁有過這麼多錢,現在太需要錢。我一家6口(兩夫妻、兩女兒,一女婿,一孫女)擁擠在不到60平方米的住房裏,十分渴望再買一套,小女兒沒工作,又身帶殘疾,也需要錢做點小本生意。我歎息自己不是刑偵隊長,不能得到這筆錢!歎息自已與刑偵隊長毫無交情,幫不上呂處長的忙,得不到他的酬謝!

歎息良久,邪念頓生,打算對呂處長謊稱這筆錢已交給了刑偵隊長,刑偵隊長答應幫忙。分析他不會不相信,倘若他兒子被判刑,他不至於因未遂願而要求退還。倘若他要求退還,我就說刑偵隊長耍賴不退,他是不敢自己去索要的,況且這是老江送給他的不義之財。倘若他兒子送去少年犯管教所,那就最理想了,我就說,本來是要移交檢察院起訴判刑的,是刑偵隊長幫的忙才從輕發落,讓他再酬謝我一筆,反正他錢多,來得又容易……。轉念一想,倘若這事不按自己分析的情況發展,他另闢蹊徑找到刑偵隊長,或舉報到紀委,拆穿西洋鏡,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詐騙犯,偷雞不成蝕把米,風險太大!再回顧自己一生,厄運總是如影隨形,從未碰到過一椿好事,決定還是不冒這個險。

兩天后,我把錢退賠給呂處長說:“非常遺憾,案子已經偵查終結,移交給預審處,刑偵隊長插不了手。預審處長跟我也是多年的老同事,關係很好,什麼話都說得上,他願意幫忙但不敢幫,因為不久前,出入境管理處的張科長幫一個人移居加拿大,這人過河拆橋,去到加拿大後,一封舉報信讓張科長倒了大黴,鋃鐺入獄。”

呂處長相信了我的謊言,十分著急,我給他出了三點主意:一、設法把兒子的年齡改小兩個月,不滿16周歲就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二、設法讓醫院出具一份兒子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證明,也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三、案子即將移送檢察院,設法讓經辦的檢察官做出不予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決定。

呂處長採納了我的主意,但我一點也幫不上忙。

 

(五)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呂處長的忙未幫上,卻幫上了一個名叫劉家俊的建築包工頭的忙,打贏了一場房產糾紛官司。

劉家俊與江總是多年的合作夥伴,江總承包到的工程,無論規模大小,都轉包一部分給劉家俊,劉家俊也投桃報李,豆剖瓜分,兩人十分友好投緣。

 

江總得知劉家俊打官司,對我說:“你幫他找個律師,打贏官司我叫他重重謝你!”

我說:“律師遍街都是,何必要我去找?”

他說:“不是一般的律師,要很厲害的。”

我問他:“怎麼厲害法?”

他想了想說:“就是嘴饞、手長的那種律師。”

“什麼嘴饞、手長?”我一時糊塗,不明其意。

“這都不懂!”江總解釋說:“嘴饞就是吃了被告又吃原告,手長就是能把法官拉下水去。”

劉家俊的祖父在城區繁華地段遺留有一幢土木結構的小院,400多平方米,“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為了與資產階級決裂,當上純粹的無產階級,劉家俊的母親朱麗華(丈夫已在獄中自殺身亡)把小院拱手上交給房地產管理局,成了國有公房,每月按價向房管所繳納租金,1980年“落實政策”又回歸私有,居住至今已是破敗不堪,只能免強棲身。適逢城市改造,列入拆遷範圍,有關部門補償給4套標準新居,朱麗華年邁體弱又目不識丁,一切手續都由劉家俊去辦理。劉家俊有一子三女,在向房地產管理局辦理產權證時,4套新居分別申報在其子女名下,剝奪了母親及弟妹的合法權益。朱麗華與劉家俊爭辯,被劉家俊打傷手腕,一氣之下,請了個老律師把兒子告上法庭。劉家俊慌了手腳,急於找個“厲害”律師應訴,江總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我找到的“厲害”律師原名魏自強,“文化大革命”時期改名魏向紅,與我同住在一個院子裏。那時,他是位“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小將,停課鬧革命,帶領著全班同學批鬥校長、老師,上街宣傳毛澤東思想、抄家掃四舊……十分積極活躍,同學們稱他“頭領”,我稱他“司令官”,他很高興。

院子裏有兩個“黑五類”分子,一個是我,勞教釋放的右派:另一個是被居民小組長罵為“地主婆”的老嫗,丈夫解放後被鎮壓。

“地主婆”73歲,一雙腳小得像兩隻粽子,獨自居住,終日足不出戶,不言不語,有個兒子每月一次來為她買媒、買米、留下10多元菜錢就匆匆走了,從無任何人來看望她,很孤獨可憐的,卻常常被居民小組長施榮華欺負辱駡。              

我對任何人都畢恭畢敬,客客氣氣。對施榮華分外巴結討好,積極主動幫她劈柴、糊爐子、修傢俱、搬蜂窩煤。她傳達居民委員會的指示,命令各家各戶響應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偉大號召,在臥床下面挖防空壕。院裏6戶人家都拖延觀望,唯有我立馬動手,挖好之後,施榮華報告居民委會,把我樹為“覺悟高”的典型,表揚了我,號召院裏的人家向我學刁。後來,為了進一步討好施榮華,我又幫著施榮華把“地主婆”攆到老家農村,幫著她佔領了“地主婆”那間12平方米的屋子。

施榮華對我另眼看待,在驅趕“黑五類”分子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監督改造期間,我在江大組長掩護下躲藏在礦山上打工,偶然回家,謊稱己被市政建築公司下放去了農村的建築隊,她並不深究,而且按我的謊言報告居民委員會,我因此躲過一劫。

“地主婆”被攆到農村後不久就死了,死後屍體腐爛發臭才被發現!我對施榮華的庇護感恩載德,對“地主婆”之死卻從未內疚悔恨過。

魏向紅也對我另眼相待,叫我為他的紅衛兵組織起個響亮好聽的名稱,我傷透了惱筋,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詩詞裏摘起了“金猴”、“伏虎”、“雲水怒”、“風雷激”、“主沉浮”、“從頭越”、“千鈞棒”、“縛蒼龍”、“全無敵”等又好聽又深刻的名稱,都被別的紅衛兵組織搶了先,最後勉強確定為“火眼金睛戰鬥隊”。他妹妹魏永紅也是個“叱吒風雲”的紅衛兵,大串聨時,為不與男生混合同行,另起爐灶成立女生戰鬥隊,我也只能幫她起了個“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名稱,長長一串字繡在紅旗上,很是累贅。

魏向紅在抄家掃四舊時,焚燒了除毛澤東、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紅岩》、《紅旗譜》、《紅旗飄飄》之外的一切書籍字畫;砸爛花瓶、盆景、鳥籠、金魚缸等類的“資產階級玩意兒”。他常常把一些小東西藏在身上帶回家來,我發現的是一塊綴著根鏈子的金黃色懷錶和一個綠白相間、維妙維肖的玉青蛙。一次,他拿回來一沓畫片給我看,畫片比撲克牌小一些,畫的是《水滸》、《聊齋》、《西遊記》中的人物,我告訴他這是解放前裝在一些香菸裏盒的贈品,俗稱“洋畫”,沒多大價值,最有價值的是古畫,燒了可惜,建議他“沒收”了保存起來。後來得知他要去北郊一個著名的風景區掃蕩寺廟裏的“封建迷信”,我告訴他,聽說寺廟塑菩薩時,為了使菩薩靈驗,有求必應,都要在菩薩肚裏裝進了金心銀肝。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我到這個風景區附近的一家工廠打工,看到寺廟裏的泥菩薩都被砍掉了頭顱,挖空了肚子,想來就是魏向紅聽了我的話後“造的反”,不知他是否挖出了金心銀肝。去年,聽說他在古玩市場上拍賣了兩件東西的錢,足夠買幢小別墅。

魏向紅經歷了10年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鄉的錘煉,在恢復高考的機遇中,首批成為政法專業的大學生,在1984年國家實行律師制度後又成了首批專業律師。多年來,他在金錢與法律交叉的戰場上模爬滾打,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精明幹練,手眼通天。我把他推薦給劉家俊,兩人談妥由劉家俊拿出20萬元給他,他包打贏這場官司。我不知道他用些什麼手段,中級人民法院居然判決劉家俊勝訴。朱麗華上訴到省高級人民法院,高院進行庭外調解,讓劉家俊為朱麗華買一台電視機、一個墓穴,4套往房仍歸劉家俊所有。

劉家俊後來透露,魏向紅把朱麗華請的老律師也收買了為其效力,我從此對法官和律師抱有很深的偏見:現實生活中最卑劣醜惡的牛鬼蛇神!

 

第十二章  充當喉舌 欺世盜名

 

(一)

 

 我1957年7月報考帶薪入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不幸被公安分局扣下錄取入學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開除公職,押送勞教農場改造,失去了遺憾終生的鍍金機會,21年後卻與新聞結緣,充任法制類報刊的編輯,長達23個春秋。

我一無學歷,二無文憑,之所以長期充任編輯,並獲得“主任編輯”職稱,純屬意外。

1979年,由於黨和政府的寬恕和仁慈,給右派分子“改正”機會,倖存於世的右派分子得以從煉獄升入天堂,返回到原來的供職單位,我因此由社會渣滓搖身一變,又成了一名“光榮”的人民警察。

公安分局體制依舊,只是警察隊伍更加純潔,絕大部份是來自農村的貧下中農和軍隊的轉業官兵,根正苗紅,階級成份優秀,只是文化水平較低,高中以上學歷的寥寥如鳳毛麟角,能向報刊寫新聞稿的則只有我一個。

我經常向報刊寫各種稿件,主要目的是為42元的月薪加點碼,添補家用,卻意外得到個“筆桿子”的外號,一年後由刑偵隊調到辦公室做文秘工作,免除了偵查破案的艱辛和破不了案的苦惱。在辦公室寫稿的機會多,見諸報刊也多,後來由於兩篇針砭時弊的稿件遭到一家宣傳部門的批判和省律師協會的聲討,意外地出了名。

 1984年,各省公安機關按國家公安部要求,紛紛創辦公安報刊,開展公安宣傳,我徒具虛名,從此成了一家公安報刊的專職編輯。1994年蒙省新聞專業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錯愛,評為“主任編輯”。1996年,各省公安報刊奉命撤銷,我因開罪于領導,不承認高評委評給我的職稱,退休工資900多元,生活困難,不得不憑藉省人事廳頒發的職稱證書,先後在兩家報社和一家雜誌社打工,直到2007年才“解甲歸田”,以每月1917元的養老金苟延殘生。

 

(二)

 

我一無學歷,二無文憑,居然得到“編輯”頭銜,從事“喉舌”專業,無疑是濫竽充數,但我卻心安理得,處之泰然。只因我所共事的編輯,絕大部份人都是平日能寫點通訊報導之類的小文章,通過各種渠道和關係充任的,沒有一個受到過系統的專業培訓,且學歷不高,有的只是初中,少數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恢復高考時,輕易得如俯首拾芥被錄取的大學生。他們的文字功底和知識面,可想而知十分有限,編輯工作只能入鄉隨鄉,依樣畫葫蘆,來稿寫得好就“編”得好,來稿寫得差就“編”得差,報刊的品質也就可想而知了……。

能寫稿不等於能編稿,能寫稿的人當記者尚可,寫得不妥之處,編輯給予斧正,當編輯就未必勝任。這點常識,領導並不明白,導致編輯隊伍素質不高,也就勢在必然了。

主編和副主編都是上級任命的,他們的長處僅只是被領導“看中”,並非德才超人,出類拔萃。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審核稿件是否違背宣傳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有損黨和政府的形象和聲譽,決定該不該刊登面世。至於稿件中的錯字、別字、病句、生造詞以及知識性的謬誤和差錯,他(她)們整天忙於廣結善緣,以權謀私,既無功夫,也無功底糾正,因而每期印刷發行後,都會被他人挑出許多毛病。

其實,宣傳工作的大政方針,哪個編輯都能切實把握,任誰也不會離經叛道,編發有損形象和聲譽的稿件,更不會編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稿件。從這一準則看來,編輯們個個稱職,不辱使命,我當然不例外。

1989年首都天安門“6•4”事件期間,我積極撰文,嚴厲譴責學生的“反革命”行為,堅決擁護黨中央“制止動亂”的英明措施。有篇聲討檄文由於鉛字排版工人疏忽大意,把“動亂”一詞顛倒為“亂動”,印刷出版後才發現,立即全部銷毀重印,給報社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在例行的學習會上,編輯諸君無不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制止動亂的英明措施……。我的表態發自肺腑,言之鑿鑿:“我出生於抗日戰爭時期,成長於解放戰爭時期,從1950年到1979年,生活於膽顫心驚,惶惶不可終日的各種政治運動中!人生的三分之二都在動亂中度過,心有餘悸,害怕任何動亂的再度發生;害怕失去目前來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害怕反革命政黨上臺,把我這個從業幾十年的警察作為共產黨的特務投入監獄……。所以,我衷心擁護黨中央採取的斷然措施,制止動亂;衷心希望共產黨的領導堅如磐石,穩如泰山,萬古長存。”

有人說我沒上過一天大學,當編輯是“濫竽充數”不夠格。我則信心十足,毫不自卑。因為我發現有的全國性報刊經常出現一些語法、修辭、邏輯和文字、標點方面的差錯和謬誤……。有家省級大報在報道一樁傳聞四起,不得不公諸於世的女記者殺害丈夫事件時,大標題赫然擬為《女記者弑夫記》!我尋思諾大個報社,人才濟濟,何以沒人知道,以下犯上的臣殺君、子殺父才稱為“弑”。在“夫為妻綱”的封建社會,妻殺夫也可稱為“弑”,然而,如今可是夫妻平等的時代呀!我從此認定“編輯”這個行當並非高不可攀,別人當得,我也當得。

 

(三)

 

我一無學歷、二無文憑,之所以能在“編輯”這個崗位上濫竽充數,廝混了20多年,原因之一是善於巴結討好領導。憑藉幾十年的切身體驗和冷眼旁觀,我片面認為,官場之中,上級和下級的關係,實際上是傳承了幾千年、雷打不動的“主子與奴才”的關係,局長是科長的主子,科長是科員的主子。反之,科員是科長的奴才,科長是局長的奴才。由於奴才的升與降、榮與辱、貴與賤甚至生與死,往往都取決於主子的裁判,是故,主子對奴才總是一言九鼎,發蒙振聵,頤指氣使;奴才對主子總是卑躬屈膝,俯首貼耳,乃至唾面自乾。於是為自已立下一條鐵規:對任何一級領導,都只能百般巴結討好,萬萬不能忤逆不孝,更不能抵觸開罪。

編輯部每年暑期都有一些文科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來實習,他們尊稱我“老師”,我除了指導他們寫稿、編稿外,還灌輸一些灰色的人生觀,對他們說,無論在任何單位,任何部門就業,都必須牢記:千萬不要得罪你的上級領導,知識、才幹是次要的,巴結討好上級領導最為首要,只要得到上級領導的歡心,一生人就受用不盡了。這可是一門前途無量的學問,切不可掉以輕心……。

我對主編們的引領指導,總是百依百順,唯命是從,說一不二,從不與他們頂撞,從不提任何有悖他們意志的意見。他(她)們為了彰顯領導者的職能和才幹,有時會在編好的稿件上隨心所欲地塗改一通,往往被腰斬得下文不接上文,或改得詞不達意,牛頭不對馬唇……。我從不與他們爭辯,只在校樣時時偷偷改了過來。他們在審閱清樣時,只是匆匆看一看版樣和大標題,我的偷改也就很容易蒙混過去。

有人總結歷代帝王誅殺開國元勳的範例,對奴才們敲響了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功高蓋主,必遭殺身之禍!”以此類推,任何單位,任何部門的奴才,只可年齡蓋過主子,倘若才幹蓋過主子,雖不至於招來殺身之禍,但潛在的仕途危機將會伴隨終生!我因此對主編們把“踹了造假黑窩”的“踹”改為“端”,把“用繩子從樓頂縋下”的“縋”改為“墜”,把“綰起手袖”的“綰”改為“挽”……,把“假貨”改為“贗貨”,把“復製”改為“克隆”,把“回顧”改為“回眸”,把“印像”改為“映象”,把“美女”改為“美眉”……等類完全沒有必要的改動,為避免傷害他們的尊嚴,不但不敢指出來,有時反而稱讚他們妙筆生花,一字千金……。

 

(四)

 

我一無學歷,二無文憑,卻深得主編們的賞識和器重,另一層原因是我不通業務通世故,沒有才氣有乖巧……。

宣傳報導領導的各種活動,頌揚領導的各種政績,把領導的講話和指示刊登在卷首或頭版顯要位置,是新聞報刊天經地義,責無旁貸的一大功能,主編們誰都不敢掉以輕心,無不全力以赴,使之盡善盡美。我的世故和乖巧卻讓主編們刮目相看,讓編輯同仁自愧不如!

最為得意,最為沾沾自喜的一樁是初任一家法制月刊的責任編輯時,恰逢這家單位的最高領導走馬換將,又適逢“6•26國際禁毒日”的大力宣傳,我靈機一動,在卷首撰寫了一篇社論,署上新領導的名字。月刊出版後不久的一天上午,我剛進辦公室坐下,主編就滿面春風走了來對我說“老吴呀,你幫了我一個大忙!”

主編是位三分姿色,七分打扮的中年婦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農兵大學生,才能平平,卻長袖善舞,手眼通天,擠走了前任主編,取而代之成為正處級幹部後,居然在全國整頓報刊雜誌,許多公安法制類報刊被裁撤的風浪中,一枝獨秀,非但未被裁撤,反而遞增為半月刊,把另一半承包給別人,從中漁利。

我幫了主編什麼樣的“大忙”?她沒說,我也不便問,可以肯定的是,新領導絕對對她分外賞識,另眼相待。我也得到主編的青睞,成了編輯部的業務骨幹。其後在2004年第 8期卷首上,我又尋章摘句,七拼八湊,用《念奴嬌》詞牌填了一闋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的古詩詞,排為二號新魏,署上新領導的姓名,字體為行楷,儼然成了新領導的大作,這又一次幫了主編的大忙。她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好處,我不得而知,但從後來她斂財的勇敢精神判斷,新領導對她寵信有加,她有恃無恐。

 

(五)

 

給領導臉上貼金,大樹特樹領導的光輝形象,是我的一大乖巧,有次竟弄巧成拙,受到有識之士的質疑和嘲笑……

那是對中越邊境一次打擊走私毒品,販賣槍械的新聞報道:“……淩晨4時,總指揮一聲令下,2000多名全副武裝的參戰部隊,乘車長驅260公里,浩浩蕩蕩,奔向距越南邊境200公里外的一個村寨……。美國衛星監測到這一情況,頓時引起五角大樓、克林姆林宮和越南政府的一片驚慌!中國與越南關係已日趨正常,怎麼突然在越南邊境集結兵力?……參戰部隊佔領了村寨週邊的制高點,同時截斷了該村寨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繫……”

所謂的“參戰部隊”是總指揮調集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這個村寨的一些不法分子與當地一些基層黨政幹部沆瀣一氣,長期從境外走私毒品和收購、販賣越戰時期流失民間的槍枝彈藥,謀取高額利潤,同時進行殺人、搶劫、抗法等犯罪活動。總指揮經請示批准後,決定把其中20個要犯捕捉起來,繩之以法,徹底剷除這股邪惡勢力。

為昭示戰鬥的嚴峻和“參戰”人員的英勇,我寫得很翔實細膩:

“小分隊搭成人梯,爬上要犯馬超家的圍牆,佔領了北面的制高點。副隊長抱着炸藥包把圍牆炸開一個洞口,接著投進枚摧淚彈……。砰!砰!砰!馬超的一梭子彈劃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位中隊長中彈倒地……。另一位隊長用對講機向總指揮呼叫,請求使用重型武器,派防彈車增援……。

“抓捕分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包圍了另一名要犯馬興仁的住宅後,用公安匕首一點點撥開圍牆的側門,輕腳輕手摸了進去。第二道門撥不開,搭成人梯向上爬……。3名隊員沖進屋內時,嘩、嘩、嘩一梭子彈射來,一名隊員倒在血泊中!馬犯用幾件衣服捆成一團,澆上汽油扔進兩隊員隱蔽的房間,頓時濃煙滾滾,烈火熊熊!就在這一瞬間,罪惡的子彈雨點般掃來,一隊員喉部、腰部多處中彈,獻出了寶貴的性命;另一隊員打光子彈壯烈犧牲……。罪犯負隅頑抗,最終被擊斃。”

報導引起極大的新聞效應,震驚世人!一位有識之士哈哈大笑對我說:“你這不是在領導臉上貼金,而是抹黑。請好好想想,這些罪犯的犯罪活動,都是在利益驅使下,各自偷偷摸摸,暗地進行,並非有組織地擺開架勢,明目張膽與政府公開對抗,有必要半夜三更長途奔襲,大軍壓境嗎?況且,抓捕的要犯才20個,你們卻去了兩千。再說,抓捕兩名罪犯,除了翻牆、炸洞、撬門入室,投擲催淚彈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執法呀!想來兩名罪犯不相信‘摸進’屋裏的是真警蔡,所以才拼死反抗。後來的事實證明,改變策略,堂堂正正開展政治攻勢,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兵不血刃,其餘罪犯紛紛自首,主動交出毒品和槍支彈藥,就連聞風逃跑的也返回來投案,根本用不著模仿電影、電視裏的故事搞突然襲擊。再者,小分隊10多個人抓捕1名罪犯,還要呼請使用重型到器,總指揮派防彈車增援,巳是丟人現眼的了,你還把他們稱為‘英雄虎膽’,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由於總指揮的蠢指揮,致使4名警察死亡,多人負傷,可他不但毫不愧疚,還讓大家評選為一等功臣,把胸戴大紅花的單幅照片掛在宣傳櫃窗內供世人瞻仰。別把讀者當傻瓜,不會有幾個人恭維他指揮有方,功勛蓋世,尤其是4名死者的家屬。”

我對他的嘲笑不以為然,公安宣傳工作的方針本來就是“以正面報導為主,大力樹立人民警察的崇高形象”,執行這一方針是採編人員的天職,也是保住飯碗的要領。經常考慮的是,既不違背方針政策,又讓讀者“喜聞樂見”,增加發行數量。我初到編緝部濫竽充數不久,就編發了武警部隊一位通訊員的報道,寫的是一位少尉警官休假回家探親時,在火車站遇到個來自西藏的盲流人員滋事行兇,少尉仗義上前制止,這人抽出一把藏刀砍來,少尉急忙拿起路邊一個小販的扁擔招架,扁擔破一刀砍為兩截,他丟掉扁擔,赤手空拳與之英勇博鬥,最後將其生擒活捉。

盲流使用的藏刀再鋒利也不可能把扁擔一刀砍斷,而少尉警官是否有“金鐘罩”、“鐵布衫”的神功則隻字未提,居然毫毛無損地把持刀者生擒活捉!

這樣一篇漏洞百出的通訊見諸報端後,並沒有任何人提出疑問,使我茅塞頓開:原來新聞也可以造假。此後,我在組稿時,婉轉告訴作者:正面報道盡可“錦上添花”,負面報導只需“蜻蜓點水”。其實,許多追逐名利的作者早就領悟了這個潛規則,無需我多費口舌。

一位作者悟性特高,在報道一位緝毒民警的英雄事蹟時,更上一層樓,把“錦上添花”提升為“無中生有”。 他報道的這位緝毒民警,先後50多次假以販賣者身份,冒看生命危險打入武裝販毒團夥內部,偵破大小走私販毒案330多起,捕捉600多人,功勳卓著,被譽為“楊子榮式”的英雄,很值得頌揚。但是,作者在通訊報道中,為了使他的事蹟更富傳奇色彩,更具驚險性和可讀性,居然最大限度發揮想像力,編造了金三角地區的國際制販毒組織不僅懸賞60萬美元購買他的人頭,還5次派殺手到中國取他的性命,他都勇敢機智,化險為夷。我親自訪問這位英雄民警,他斷言根本沒有這檔事。這篇新聞報道後來在上海一家期刊上發表,被評選為“優秀作品”,重獎作者。

20多年來,我編發了許多明知其假的新聞稿件,從未有讀者對報導的真實性提出任何疑問,我也就無所顧忌,堅定不移執行正面報導“錦上添花”,負面報道“蜻蜓點水”的潛規則。

所謂“蜻蜓點水”,指的是被老百姓知曉的新聞事件,不得不“點”一下。比如某縣公安局刑偵隊長墮落為一個盜竊團夥的幫兇,在縣城裏作案累累後,把一個外地打工仔抓起來屈打成招“破了案”,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罪行敗露後移交法院審理時走漏風聲,輿論譁然,紙包不往火,報紙不得不“點”一下?而對於那些有損警察形象的家醜:鯨吞罰沒財物;受賄放走犯罪分子;利用職權敲詐勒索或打人致傷致死;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到歌舞廳抓舞女罰款不開收據;把一個在邊境賣淫的越南婦女脅迫為搖錢樹……是絕不能“點”之外揚的。

 

(六)

 

從事喉舌工作20多年,我一方面為“錦上添花”竭盡“綿薄”之力;一方面煞費苦心為自已大撈好處:

好處之一是取得作者的無上尊敬。作者向報刊投稿,無一不希望儘快面市,名利雙收。他們對編輯總是畢恭畢敬,奴顏卑膝,以“您”相稱。比我年紀大的,比我地位高的,都呼我為“老師”,我都當之無愧。他們送我禮物,請我吃喝,我也一概受之無愧。

好處之二是常有一些企事業單位邀請報刊的記者出席他們的新聞發佈會,以通訊代廣告,為他們的業績或產品做宣傳。會後,除盛宴招待外,還奉送豐厚的紅包和各種實物。有家省級大報的一位著名記者,一天之內奔赴三家新聞發佈會,猝死在餐桌上。我供職的編輯部採編合一,沒有專職記者,大多是主編親率一二編輯前往出席,大家都爭着去。天香風情園向當地公安分局捐贈10輛三輪摩托車,把電視臺記者也請了去。邀請函送到編輯部時,恰好我拆封,斷定饋贈不菲,顧慮主編不帶我去,於是悄悄扣下,一人前往出席,獨享美酒佳餚和饋贈,只把主編的一份贈品帶回來給他。

好處之三是但凡其他報刊的編輯投來的稿件,我立即與之聯繫,儘快編發,從而結識了一些“文友”,聲應氣求,互發稿件,互利互惠。對三親六戚、好友故舊的稿件及圖片,總是遵循“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官場潛規則,優先編發,儘快刊出,以博取他們的好感和謝意。為比,常常不得不把一些寫得好的、有分量、有深度的稿件撤了下來。撤下來的稿件,我從不惋惜,留下來作為日後自己寫稿的“素材”。

好處之四是“近水樓臺”,從一些內部的資料、簡報和刑事案件偵破後的總結報告中截取新聞素材。尤其是破案後的總結報告,有現場勘察記錄,有多角度的案情推理,有多方面的偵查手段,有詳細的偵破過程以及人犯的供詞等等,情節都比較完整詳盡,我只須做一些結構調整,懸念設置和文字潤色的工作,就是一篇讀者“喜聞樂見”的新聞報道。按說,這也算一種剽竊行為,因為從未受到指責,我就肆無忌憚,放膽操作,終於吃了一場侵權官司。

那是一樁駭人聽聞的血案:北市區一家公司清晨開門營業,發現停在人行道上的警車內,一男一女兩個警察滿身血污,無聲無息,顯然被他人殺害身亡!兩人身份很快查明,男警察是某縣公安局副局長,女警察供職于本市公安局通訊處。刑偵部門出動了11位專家,反復使用警犬鑒別,掃描電子顯微鏡鑒定,DNA基因鑒定、放射性元素鑒定、CPS多道心理測試……等先進技術,3個月後破了案。兇手也是一名警察,系女警察的丈夫,供認因發現妻子與曾是警校同窗好友的副局長有姦情,設下圈套,騙了副局長的手槍,將兩人槍殺解恨。一審法院判處兇手死刑,二審法院因兇手殺人的手槍“迄無下落”,證據不足,改判死緩。

血案極大損害了人民警察的崇高形像,公安機關臉上無光,當地新聞媒體為顧全大局,始終保持沉默。

血案被兇手的辯護律師披露,傳聞紛紛揚揚,省外一家著名的月刊知曉後,囑我寫了篇通訊給他們公諸於世,招來讀者一片唏噓聲!不料二審法院判決7個月後,刑偵部門在偵破一個7人團夥搶劫案中,意外發現這個團夥的頭目也是個警察,血案“迄無下落”的手槍赫然現身他的保險櫃裏,供認用自已的手槍射殺了在警車裏幽會的男女兩警察後,竊走了察警的手槍及其它財物。這個團夥先後作案23起,殺害19人,搶劫各類汽車20輛。殺人手段極其殘忍,慘絕人寰,筆楮難窮……。他們與被殺害的男女兩警察素不相識,毫無瓜葛,殺人目的僅只一個:搶劫。殺人地點在郊外,事後把不便竊走的警車和屍體於當夜開到市內,停在一家公司的人行道上,以轉移偵查視線。

被判死緩的“兇手”供職于市公安局屬下的戒毒所,對其妻的婚外情毫不知曉,也從未有過任何疑心。他是在“求死不得”的酷刑拷打中招認的。審理中向檢察官出示傷痕累累的肉體和被打成敗絮的衣服,檢察官不予置理。在法庭申辯時,又被一位女法官狠抽了一記耳光。他的父親和兄長也因鐵案如山,申訴無門,上訪無路。真凶落網後這才改判無罪釋放,重見天日。這時,他已被無辜關押了26個月,出獄後看到我在新聞報道中不但認定他是“兇手”,還分析推理他行兇的一大緣由是“憤怒于兒子不是親骨肉”,於是一紙訴狀將我告上法庭。法院確認巳構成對原告的名譽侵權,判令我和那家月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失3萬元人民幣。

好處之五是無需採訪調查,便可從每天的來稿中截取新聞素材,改頭換面,加工成自已的“作品”,投向省外的報刊,獲取稿酬,名利雙收。

我從來稿中截取了大量不適宜正面報道的新聞素材:

因失業、失學、失去耕地而淪為盜賊;市場管理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粗暴執法,一些在街頭擺攤謀生的小商販被驅趕得豕突狼奔,雞飛蛋打之後,憤而殺人搶劫;貧富懸殊,腐敗氾濫,導致一些人棄善從惡,敢於作奸犯科,不怕蹲監坐牢……。

警察最喜歡抓起來罰款的暗娼,城裏人多是下崗女工和失學、無業女青年;農村人有的因貧窮,有的為親人籌錢治病。有對夫婦為了兩個同時考上初中的兒子籌學費,父親賣血,母親賣淫……。

盜竊、搶劫案件層出不窮,公安機關不斷開展“嚴打鬥爭”,舊案未偵破,新案又發生,“福爾摩斯”們終日疲於奔命,焦頭爛額……。

監獄、勞教所人滿為患,接納的比釋放的多得多……。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犯罪分子是青少年,把他們“嚴打”到少年犯管教所或勞動教養所,惡習互染,變得更壞。一個初中二年級學生,因為父親販毒被判死刑的佈告張貼在校門口,不堪同學嘲弄輟了學,流落街頭,淪為小偷。送到少年犯管教所後,幾番逃出,幾番抓回,成年後轉到勞動教養所,釋放時己是24歲,決心改邪歸正,卻屢遭岐視,生活無着。他走投無路,去叔父承包的採石場盜竊了3公斤TNT炸藥,謀劃在電影院或百貨大樓引爆,幸被派出所長無意中制止……。

這類負面新聞是絕不能見諸報端的,我把它截下據為已有,以派出所長的正面形象為主線,編成一部電視連續劇,先後親手奉給二位製片人,一位導演和中央電視臺社教中心一位組稿人,一年後,他(她)們都異口同聲說“丟失了!找不到了!”我沒有向他(她)們索賠,因為我也是剽竊他人的,只好聽任他們賊頭上揭帽。再則,我以個人的切身經歷為焦點,片面認為中國的法律如同橡皮泥,任憑執法者拉長糅短,捏扁搓圓;片面認為警亲、法官、律師、編輯、導演之流的人格尊嚴,往往不如妓女,妓女僅僅出賣皮肉,他們出賣的卻是道德、操守、良心、公平、正義,碰上他們活該倒楣!

 

(七)

 

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在其著作《典論》中說了一句傳世名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時至今朝,已是“司空見慣渾閒事”,不足為奇的了。我20多年來經歷了4家編輯部,編輯諸君無不是一個個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平日表面上一團和氣,互相迎合奉承,背地裏卻互相詆毀,互相攻訐:

“××算什麼大學生?剛跨進校門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一革10年,什麼都未學到手就畢了業。他那張文憑,等於清倉積壓的賤價貨,不值幾何。”

“××是保送入學的工農兵大學生,如果讓他考,初中都考不上。既無才、又無德,只會舔領導屁股,編織關係網為自已大撈好處。”

“××,十足的跳樑小丑,語言粗俗,面目可憎,寫東西狗屁不通,搞陰謀詭計則勝過潘仁美。”

“××在工廠裏當工人時,寫了些歌頌大躍進的打油詩,就他媽自吹自擂,以詩人自居。他那點水平,跟《紅樓夢》裏的薛蟠比起來,沒多大差別.”

“老吳此人,據說是勞動教養所改造過的右派,一無學歷,二無文憑,本就是濫竽充數,還癡心妄想當主編!”

……

對主編也同樣如此,表面上吹捧,背地裏譏諷;表面上服從,背地裏抵制。一旦抓著點把柄,便各懷私心,串連起來,分別向上級領導告黑狀……。

在評職稱和主編寶座空缺時尤為劇烈,明爭暗鬥,上竄下跳,無所不用其極……。主編這個職務(正處級),其實如同髮廊裏的椅子,誰的屁股都能坐上去,誰都想坐,我也不例外,但能坐、不能坐全憑領導一句話。

我絕不是蓮池裏的荷花,只是泥塘裏的一截斷藕。比別人更污的是經常在報刊出版後,不動聲色地把其中的錯字、別字,以及“惡父弑子”、“潑瓢大雨傾盆下”、“誠惶誠恐逃之夭夭”、“楚楚可憐的狼狽像”、“警車撞翻後安然無恙”……的病句,用紅筆圈點出來,標上字典、詞典的正確釋義,悄悄呈給上級領導,以顯示自己比別人高明,暗示主編水平有限,無才無能把好語言文字關。也許這種小人動作反而引起領導的反感,他並不看中我。

我對主編的椅子垂涎多時,日思夜想,不知如何才能坐上去。討好巴結上級領導是我的特長,但是,平時只有主編才接近得了上級領導,機會難逢難遇。曾一度打算送份厚禮,又害怕撞上正人君子,偷雞不著蝕把米……。

 

揆度自己當不上主編,卻極不願意那位詩人當上主編。如何阻止他當上主編,我處心積慮籌畫許久,未得其法。一天,他與一位女編輯在閒聊中談論上級領導30多歲的女兒何以待字閨中,尚未結婚?女編輯與上級領導的這位千金是大學同窗,敍述了她一段失戀的經歷,涉及乃父親自出面“做對方思想工作”故事……。詩人聽後歎息說:“梧桐何愁鳳凰棲,她如此癡心,白白把自己耽誤了,青春一去不復返,太值不得!”我如獲至寶,第二天就歪曲事實,向領導密告他與女編輯惡毒攻擊“父親枉費心機,女兒老了嫁不掉,沒人要!”領導個子矮小,心眼也小,竟耿耿於懷,狹嫌報復,詩人非但當不上主編,連“主任編輯”職稱也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當主編無望,看風使舵,轉而投靠獲勝上臺的新主編,鞍前馬後,曲意逢迎……。

新主編不是共產黨員,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上臺伊始就急忙申請入黨。編緝部黨小組討論時,誰也不贊成。我隨波逐流,也投了反對票,卻通風報信給他。領導把黨員們一個個召去做思想動員工作,我又翻雲覆雨,積極幫他入了黨。

新主編投桃報李,把我視為股肱,賞了我個“編委”的虛名,在向領導奉送“不成敬意”的禮物時,讓我陪同前往。我兩次陪同他向領導送禮,發觀領導都毫不客氣全部笑納,十分後悔自已當初瞻前顧後,不當機立斷送上一筆厚禮,買下主編寶座。

一年後,新主編坐穩了江山,我又幫著他勾結書商,瞞著編輯部諸君,把歷來報紙上刊登的偵破通訊彙集成兩冊16開《精選本》投放省外圖書市場。第一冊在本省密秘印刷了10萬冊,假省供銷社集裝箱托運出省,被火車站派出所一位警察發現。因發貨單位是“省公安廳”,民警只扣下兩本,托人帶到編輯部,落入了W君手中。編輯部諸君大為驚詫,立即反映給領導,要求查處。領導繞過紀檢監察部門,批轉給與新主編同級別的宣傳處長查處。宣傳處長通風給新主編,新主編急忙改弦易轍,第二冊直接在省外印刷發行。《精選本》在省外銷量火爆,W君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來電祝賀,W君請其購買了兩本郵寄來,與編輯部諸君再次呈給領導,一致要求查處。不知新主編用了些什麼手段,領導受理後查無結果,不了了之,他與我都安然無事。

 

(八)

 

我夢寐以求當官,終此一生就只當了個勞動教養所的勞教小組長。“改正”後,為了當上官,我拼命工作,積極表現,年年評為先進工作者,從而混進了中國共產黨當了名黨員;同時沽名釣譽,嘩眾取寵,混進了省作家協會。2002年初猛然覺醒,回過頭去反省檢討自已一生所作所為,深感辱沒了“共產黨員”的崇高稱號,玷污了“作家”的錚錚名譽,先後主動賠還退出。

人生已到了譬如朝露,去日無多的殘年,行將就木,自我蓋棺論定曰:“本是一株麥穗,碾成一撮粉末,糅成一條麵筋,炸成一根麻花。”

按說,耄耋之年,幾近油盡燈滅,死不足畏,何懼其他,可我還是不願招來不測之禍,累及兩個直系血統婚生女兒,是以在《懺悔錄》中著意隱去了地名、人名、刊名及作者真實姓名,唯讀者諒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