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四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蔣先生的生活和新生活運動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既表現出了其內在的生機,又確實處在或明或暗的驚濤駭浪之中。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先生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發佈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正式發起新生活運動,實為民國政府面對時局採取的一個重要行動。這一天被定為生活紀念日。從一九三四年初至一九四九年中,新生 活運動持續了超過十五年之久。  

新生活運動發端  

新生活運動首先是道德復興運動。當時,道德沒落已引起世界性的反叛和背叛浪潮,中國遭殃、受害尤巨。以欺騙和暴力作後盾的共禍本身,就是道德沒落的一個後果。而共禍可說是新生活運動的一個直接觸發因素。被蔣先生稱為“當代臥龍”的楊永泰秘書長,當年在江西時,多次提出過新生活運動,恰合蔣介石先生的心願, 據說,《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稿和《新生活運動綱要》秉承蔣先生的思考,但文字則是出自楊的手筆。這時,楊永泰正跟隨蔣先生在江西剿共,對共禍的根源必有刻骨銘心的深厚認識。尤其認識到道德之振興,對於中華民族是極其重要的。當然,如果說新生活運動的發端,與國民政府江西剿共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策有關,恐怕並非全無道理。另一方面,從新生活運動的主張中,還可以明顯地看到蔣先生個人生活的影響。  

基督教會與新生活運動  

當時的南昌聖公會會長鄧文堃,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寫過一篇親歷新生活運動的短文,留下一些史實。可以說,新生活運動之初,教會是重要的推手,其後,又一直是新生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蔣先生一九二八年即受洗成為基督徒,而蔣夫人宋美齡尤其與教會人士有著深厚的淵源。一九三三年秋組織“新生活運動籌委會”時,即有數名教會領袖參加。籌備期間,衛理公會傳教士長孫威廉還在南昌的住宅主辦茶會,招待當地三十多名教會人士(包括教會學校和醫院),宣導教會對新生活運動的協助和推廣。蔣夫人宋美齡蒞臨茶會發表講話,強調這個運動關係“國家興替存亡之命運”,談到教會的目標與新生活運動宗旨存在著一致性。(參鄧文堃《宋美齡-基督教-新生活運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三輯,文史資料出版社)

當時,南昌衛理公會及豫章中學、葆靈女中、宏道初中,每逢紀念周都向學生宣講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及其與教會佈道工作的關係。各校學生則組織宣講隊到火車站、汽 車站、菜市場、茶館、劇院等公共場所,宣講新生活運動,並散發小冊子。各教會醫院門診候診室也向候診病人,發送關於基督福音和新生活運動的文字材料。在南昌的基督教內地會則組織人員每週到陸軍醫院和模範監獄佈道,宣講“浪子回頭”的道理。到江西黎川農村試驗區,為農民放映有關新生活運動的幻燈片。各地教會在禮拜佈道之時,也多方宣導新生活。講到蔣介石先生,则曰:“在他日常靈修生活中,一面看《聖經》,一面講新生活,成為一個模範的領袖。”事實的確就是這樣(見鄧文所述)。

新運會成立大會有十多萬人參加,晚上還舉行燈火遊行。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上海召開的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十一屆年會,宋美齡到會盛讚基督教會與新生活運動合作所取得的成績。蔣夫人提到:“促進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及工作,最重要的一點是由人民群眾自發地生長,而不使此一運動成為一個政治機構,附屬於政府。”(見上述鄧文所引)可見,新生活運動的立足點一開始就在民間,政府人員只是從旁鼓勵和促進。

 當時,新生活運動在國際上也形成頗大影響。蔣先生夫婦每逢新生活運動紀念周,都會向國內外發表有關的廣播講話。教會人士牧恩多(英籍)作為全國新生活運動顧問,負責新運的國際宣傳;許多中西國籍的傳教士,寫相關文章向國外報刊投稿;關於新生活運動的資料也分送國外各教會。宋美齡用英文撰寫的介紹新生活運動的書籍,也在國外各教會流傳,蔣夫人還將《新生活運動綱要》譯成英文,送各國傳教士寄給國外本教會的傳道部(差會)。新生活運動與傳道在目的上有著一致性, 想必國外教會的傳道部會認真研究新生活運動與傳教相聯繫的經驗,以有益於其海外傳教事業的改進。鄧文透露了一些真實的史料,雖然此文的觀點和某些用詞是要大打折扣的。畢竟,身處大陸自有其難言之隱。鄧文所列舉的一些當時社會上不良現象,不應是對新生活運動的否定,而恰恰是對新生活必要性的一個證明。  

蔣介石先生堪稱新生活楷模  

蔣介石先生生活清淡,很有節制,凸現出內在的誠意。幾十年如一日,竟無半點奢侈,當然既不會沉醉於聲色犬馬,也不會著迷於飲食膏梁,在常人眼裡殊為不易,反映出蔣內在的精神底蘊。蔣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規律。據記載,在臺灣的年月,“不論春夏秋冬,每天淩晨5點 左右,當整個士林官邸還在灰黑的天幕籠罩著的時候,蔣介石便穿著睡衣起床了。他一手拿著一支鋼筆型的小手電筒,借著微弱的燈光,輕手輕腳,摸索著走進盥洗間洗漱”。蔣介石先生的虔敬,也表現在每日敬拜的功課上,“等到蔣介石盥洗結束,喝完開水,就開始在陽臺上做柔姿體操和唱聖詩,背《聖經》。每當他念到有關‘聖父’、‘善哉’、‘聖哉’一類的稱謂及感歎詞時,他便會立定站穩,朝著太陽升起的地方,脫帽行禮,畢恭畢敬”。之後是禱告,“大約20分 鐘後,蔣介石便回到書房靜坐祈禱”。(參阅何虎生著《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蔣介石的作息表”,華文出版社)在大陸出版的何著,觀點頗多偏頗,用詞多有不確,但其採集的那些史料,還是具有一些參考價值的。蔣先生的祈禱生活,與曾子的“日三省乎吾身”有異曲同工之效,也能持之以恆。而曾子的修身正是理學家提升自身道德修養的一面鏡子,也是理學、心學的一個淵源。如果說蔣介石的生活是新生活的楷模,一點也不過份。

 蔣先生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在個人時時警醒修察中養成,不懈的上進心成為其間的動力。在蔣的生活中,時間觀念很強,透露出他為人處事的誠意和原則性。蔣先生的日常飲食同樣是毫不鋪張、浪費,早餐和晚餐很相似,相當簡樸。早餐是“幾色點心如年糕、湯包、花卷等,供蔣介石任意選用”,“另外還有一碗大米稀粥,一碟 麻醬和一碟醃鹽筍,蔣介石總是喜歡用醃鹽筍蘸著芝麻醬吃”。中餐較為豐富,這很符合營養學的觀點。晚餐“蔣宋夫婦依然同桌共進,但飯食不同,蔣介石仍是以稀飯、點心為主,外加醃鹽筍和芝麻醬”。(同上何著)蔣介石先生平素完全不吸煙,而且滴酒不沾,餐桌上總是以白開水代酒。蔣夫人原本吸煙,到臺灣後也戒了煙。這樣有節制的清淡生活,重視個人的精神層面,卻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蔣先生夫婦堪稱新生活的楷模,因而兩人均享有高夀,蔣夫人的壽數尤其達一百零四歲之長。其實,有禮義廉恥、有節制的生活,才是真正健康的生活。

蔣先生在日常生活中誠意實踐理學思想及其道德理想,因而在新生活運動中就能夠做到名副其實的身體力行,並予以大力宣導。非其人不能行其事,如中共淫蕩、無德的毛氏,則只能製造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和騙局。  

新生活運動芻議  

新 生活運動涉及社會、心理、身體各方面,相當於一場真正的健康生活運動,要完善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健康理念上,甚至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完整健康概念相符 合,處於那個“唯物”的年代,可說是相當先進的。現今大陸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健康”潮,但人的健康狀態卻是每況愈下,對此不能不警醒和深思。在道德淪 喪的社會環境中追逐健康,當然只能是南轅北轍。大陸境內的出遊潮,則大多只是人生目的缺失、內心躁動不寧的反映。外面的世界同樣是生態資源退化、環境污染 嚴重、交通擁堵不堪、垃圾食品飲品成堆,根本就看不到生活的目標和希望。

 新生活運動本質上是中西傳統的交匯,頗富於時代精神。新生活的靈魂是“禮義廉恥”,這既是西方的古老道德傳統,也是東方的古老道德傳統。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是傳統道德之復興,而中西方的道德傳統其實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沒有社會中多數個人的道德修養,民主政治就少了根底,孟德斯鳩即認為,道德是共和國的基礎。而民主決不是個人放縱,反而是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中共破壞人民的精神道德,個中的秘密是否就在於此。

 這是一場從上到下的運動,首先要求社會的上層以身作則。蔣介石先生在演說中講到:“現在無論是黨政軍以及學界商界的同志,個個人都是國民中的知識份子,都負有教導一般國民的責任,社會要能改進,國家和民族要想復興,就要全國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各界領袖能盡到教導全體民眾的責任。”(見《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蔣本身就幾十年如一日,在生活中以身作則。由個人而及之於社會,令人想起那句古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濟)天下”(《孟子· 盡 心上》)。又再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參阅《大學》)的道德理想,反映出社會中當代君子(包括一些民國官員、知識份子等)的高度社會責任心。只有這樣,新生活運動才能夠做到實至名歸。新生活的實踐,每每體現傳統君子人格和基督精神的交融,兼及個人的內外修省和對社會大眾的誠意關懷。不僅適合當時中國之需,實際上也為現今物化和環境、資源慘遭破壞的中國大陸所急需。

 面 對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局,新生活運動也是一場積極的民族復興運動,體現出當時仁人志士不屈不饒為國家、民族分憂的情懷。新生活運動深入到生活的細節。只有著眼於生活中的細節和小事,才能夠腳踏實地。對此的那些譏諷不值一駁。詹姆斯說新生活運動是“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James C. Thomson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P157),表明此公的思維還沉浸在革命、反叛、建立“新社會”的時髦迷思中。但當時盛行的那一類反傳統大構架只能是空中樓閣,對人類社會貽害無窮,還使曠古未有的邪惡大行其道。

新生活所提倡的“軍事化”,其實是宣導一種自律精神,力爭恢復傳統的道德人格理想。當然,也是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散漫習性,開出的一劑良方。此前十多年,蔡鍔曾發起軍國民運動,但二者的宗旨還是大異其趣。顧名思義,新生活運動的著眼點在於活生生的生活,而軍國民運動的目標是國家軍事化,蔡鍔說:“凡社會上一 切組織,皆當以軍事、法律(顧)自之,凡國防上一切機關皆當以軍事眼光建設之,社會之精神、之風俗、之習慣,皆當以軍人之精神灌注之,軍人行之之在於外者,國家賴之以安靈,軍人精神之在於內者,則國之所由力也,民由所為深也,軍人也國民也……”(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所引)軍國民運動不過是軍人 的臆想,到頭來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新生活運動當然不是這樣。

 新生活運動與後來中共在大陸搞得那些運動絕然不同。生活在大陸的人之所以對於運動談虎色變,是因為一連幾代人都遭受到毛式政、經運動的壓迫和殘害,還總是受到欺騙。一場所謂的“大躍進”運動,就餓死四千萬以上人口;一場“文革”則等於對大陸一次持續的大洗蕩。而新生活運動,卻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機勃勃的民族復興運動,還直接支持了艱苦的對日抗戰。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