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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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侮辱

 

 

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成果點評

 

 

安長林        童瀟竹

 

 

第二篇 採訪錄 評點

 

標題﹕××ㄨㄨㄨ: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

蔣早年好色孤僻

 

2006-11-23 00:47:34 來源: 南方人物週刊) 

(续上期)

人物週刊:蔣介石有沒有可以圈點的政治智慧? 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這個問題太大了,只能簡單地說一說。

外交上,他採取的是溫和的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俐落地宣佈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內,他本想推行一條改良主義的路線,主張勞資合作,階級調和。譬如,蔣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25%。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為蔣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後來到了臺灣,臺灣的地主跟蔣介石他們沒有那麼深的聯繫,所以推行下去 了,搞了土地改革,臺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

點評﹕

在中共學者的這一部份答問中,就他批評和否定蔣介石的方式來說,應該說,也都是“溫和”的否定,但並非是“改良”式的否定。因為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否定,是絕不能妥協的。不過,雖然他要對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予以否定,卻又沒有象過去的共產黨學者那樣,用的是瘋狂辱罵和極力栽贓的“共產革命”方式。就此而論,中共學者的確是“進了。

所以,在本段一開場,他才會“溫和”地,卻又是十分“革命”地說道﹕“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 一句話就把記者一心想探知的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掉了!至於蔣介石有什麼樣的治國理念,他一字不說,因為他不願說,更不能說,因為蔣介石的治國理念一旦說出來,人民的眼睛就亮了,共產黨的麻煩就大了,中共學者也就要倒霉了!隨後,這位中共學者便舉了一些例子,用以證明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然而,細心的讀者,卻會從這些所謂沒有政治智慧的指責裏面,看到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種種批評、指責與否定,雖然實際上都與蔣介石有無政治智慧毫無關係,但卻一筆勾銷了辛亥之後,在中華民族之最為艱難的時代,蔣介石作為一個真正愛國領袖和卓越政治家的智慧和功績。

然而,蔣介石當真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我們還是從歷史的事實中,簡單地選出幾項來提出我們的詰問;然後,我們再就中共學者提出的,蔣介石“沒有政治智慧歷史例證,來逐一地予以批駁。

第一、蔣介石究竟有沒有“政治智慧”?

其一、一九一七年,參加護法的蔣介石,曾向孫中山先生遞了一份“對北軍作戰計劃”,當時就獲得了孫中山先生的極大欣賞,也使孫中山先生看到了這個青年的進步前景。果不然的是,十年後,已經成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就是以這份十年前擬就的對北軍作戰計劃”作為基礎,勝利地領導了一期北伐,不足十個月,就解放了南半個中國,這算不算得上是“政治智慧”呢?就不說後來孫中山先生在遭遇陳炯明叛變之前,蔣介石就早有所察,並數次提醒孫中山警惕;之後,則更是於患難中孫中山先生召喚,趕赴廣東,日夜守侯在孫中山先生的身邊,為孫中山“出謀劃策”。為此,孫中山曾對他評價﹕“蔣君一人來此,籌策多中,不啻抵二萬援軍……”――要知道,上述這兩件事,可是十九年前,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楊樹標教授在《蔣介石傳》這本書中所“記述”的。

   其二、本文(之一)在點評和注釋中早已提及,一九二三年,當孫文要派一個最能幹的人代表他去蘇俄考察時,這個被選中的最能幹的人,就是蔣介石。蔣介石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正因為他有著卓越的政治智慧,所以,他才會在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蘇俄的短短數月中,立即發現蘇俄與其它帝國主義並無兩樣,甚至更具有危害性,對我――中國新疆、滿蒙、甚至是內地,都存染指之心,從而得出蘇俄乃是一個事實與主義有別的國家,不能不對之有所警惕和防備,從而使他回國後便開始反對聯俄容共,直至成為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看透前共產黨蘇聯的東方國家領袖(參閱本文之一註释)斥前蘇俄也是帝國主義的話,終於為後人所逐漸認知,甚至為五十年後,毛澤東在與前蘇聯鬧內訌中指責“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作了張本。蔣從此成為自由世界最堅定的反共領袖之一。直到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列國轟然而垮之後,以至今日,我們再來回首近九十年前蔣介石對前蘇俄的政治預言和政治判斷,我們還能夠說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

其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在“復辟有軍、革命無兵”,孫中山反復闢計無所出之時,由於前蘇俄聯絡中國南北兩軍閥以圖染指中國而不得,列寧終於指示俄黨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門來,先是要求中國的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以成為第三共產國際共產黨的一部份;繼則要求中國的國民黨和他們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的共產黨實行“國共合作”(注一)。全體參加國民黨,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圖謀分裂國民黨和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中國共產革命(注二)此前,正值陳炯明叛變,給孫中山、更為中國的國民革命帶來了巨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災難。對此,孫中山自己形容說,他就象一個溺水的人,突然看見漂來了一根稻草,他便抓住了它(註――由此,孫中山為權宜之計,而決策了聯俄容共的險招。從此,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之內部,開始險象環生。作為中國國民黨的後起之輩,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中的重要一員,在孫中山在世之日,蔣已經明言呈告孫中山和廖仲凱等黨的領袖們,深謂“聯俄容共”之不可行,因未獲重視,乃幾次去職返家,以避其亂;後經孫中山一再派戴季陶等人赴浙請歸,蔣才答應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從此在廣州“赤色陰謀”迭逞的歲月里,一邊“專心辦理軍校,以為中國國民革命培養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連十九年前的大陸學者楊樹標教授也贊揚他將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註四),一邊則對甚囂塵上的蘇俄顧問、頭腦發昏的黨左派和欲望熾烈、陰謀不斷的共產黨徒,採取“克己復禮”之策,即便因領導兩次東征和两次平息叛亂而功勛卓著,蘇聯顧問、黨內左派和共產黨徒已經開始公開辱罵他為新軍閥,他也“不置一詞”,凡事皆以忍字當頭,其心心念念全在培養黃埔軍人和為北伐打倒軍閥的準備上。

孫中山先生辭世之後,雖然“夸夫死權”的汪精衛,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挑唆下,志在奪取蔣在廣東革命政府中的政治軍事權力,蒋居然能“屈己從汪”,不僅將最高權位統統讓給汪,而且願意接受汪的領導,只要汪不会損害國民革命的利益,他便無任何怨言。他之“克己復禮的政治智慧,幾乎做到了極處。直到蘇俄顧問、共產黨徒、國民黨左派和汪精卫本人,非要置他於死地,甚至要把他劫持送往俄國海参威,他才在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中國國民革命之巨大危機當口,利用蘇俄顧問和共產黨發動的中山艦事件,決然反戈一擊。此後,參加了蘇聯顧問和共產黨陰謀的汪精衛只好引咎辭職,再次怏怏出國;贏得了中山艦事件的蔣介石,立即發佈了整頓黨務案,奪回了大部份已經被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所劫奪的權力(釋),並考慮到只要一日不發動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廣東,纏繞在國民黨這根軀幹上的共產黨,就絕無消停之日。於是整理黨務案發佈不及三月,蔣介石就已經在廣州誓師北伐”

此後,不論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的征途上,埋設了多少的暗礁,也不問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在北伐已經勝利的後方,煽起了幾多要變國民革命成果為共產革命廢墟的毒焰,蔣介石始終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他因及早識破蘇俄和共產黨的陰謀,而能夠因勢利導;亦能在共產黨對本黨的一再挑撥離間之中,該忍者忍,該讓者讓,被迫下野之時則立即下野;為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理當復職之時,則立即復職。總其前後不過兩年,即領導完成兩期北伐,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開創了“第二共和”,促使了東北易幟,初步地統一了中華民國,在辛亥以來中國人民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道路上,贏得了大大的一步勝利……。

蔣介石當真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如果確如這位中共學者所言,在廣東處於劣勢的蔣介石,特別是處於劣勢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又怎麼能夠及早地擺脫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破壞,而在短短的兩年之中,就領導新一輪的中國國民革命走向了決定性的成功呢?

其四、創始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雖然贏得了辛亥之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大勝利,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國共內戰中被打垮,其間二十二年,可謂無一年、一月、一日無槍聲

一九二七春,被共產黨又一次從國外請回來分裂國民黨的汪精衛,與國民黨內的“親俄親共派”一起,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迅速製造了“寧漢分裂”即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使正要橫掃中原的北伐軍不得不停滯不前。(五)

一九二七年夏始,二期北伐第一次出師未捷之時,中共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北伐已經成功的南中國,發動了南昌暴動和一百餘次農村造反,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一九二九年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又聯合新軍閥、野心家和陰謀家,一起發起了一系列旨在反對蔣介石和背叛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戰;李、馮、閻甚至與由遭失敗的汪精衛聯合起來,妄圖另建中央政府;閻錫山甚至已經選定九月九日九時九分九秒”於太原宣布擔任新的國民政府主席新舊軍閥所發動的歷次叛亂戰爭,特別是中原大戰,雖然為蔣所一一蕩平,但是,正是因為他們的叛亂戰爭,才給中共得以機遇(註,並因此而在南中國偏遠落後的農村,在他們的父親”――斯大林,和他們的祖國”――前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下,為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而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為顛覆“第二共和”的中華民國,而篡立了俄屬“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从此,中國的共產黨為“保衛蘇聯”而戰,蔣介石則開始為“保衛中國”而戰。他錯了嗎?他失去了起碼的智慧嗎?

然而,正是極富政治智慧的蔣介石,才在中原大戰剛獲勝利的前線,於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發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即明確說道﹕“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寢成燎原之勢,以成為全國大患”;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滅赤報告”中,不僅歷數中共於江西等地燒殺擄掠的罪行,而且鄭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國人說﹕“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慘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設長此以往,全國國民不再奮起,一致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則新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將如赤色帝國主義之願望而中斷。”……

是蔣介石的政治智慧,才促使國民政府立即決策並堅持了“剿匪”的正確方針。因為,這一股赤匪,“非國家,無民族”,甚至公開出賣民族和國家。剿滅他們,非但不象中共學者所定性的,是謂“大罪”,而是“大功”。二十年後,這股赤匪終於因日本侵略而坐大,其篡政建國,殘民以逞之種種,實為“史无前例、罊竹難書”。於是,六十年間,中國人民所遭遇的生靈涂炭,遂完全證明了蔣介石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和遠大的政治眼光……。

其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天,蔣介石就在他的日記中預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其後,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獨立抗戰整整四年半,所謂敵有人助,我無人援,其艱難困苦,何人可诉?但是,日本轟炸珍珠港當日,蔣介石就立即致電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告之必須迅速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才能夠打贏這一場反對法西斯的世界戰爭。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運作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極大的證明。美、英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我中華民國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成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以至今日,中國在聯合國裏的正式名稱,還是“中華民國”。特別是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抗日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和特殊貢獻,又使蔣介石成為包括東南亞印、緬諸國在內的“中國戰區總司令”。中國自此一改屈辱的近代歷史,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領袖國……。2005年由云南電視台攝制的記錄片“中國遠征軍”,就將蔣介石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決策建立“中國遠征軍”的政治智慧,和中國遠征軍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贏得的驕傲,委實是處處蕭灑道來,在在激勵人心。

其六、蔣介石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们大中华民国“衛國戰爭”的辉煌勝利,奠定了中華民國在現代世界上的榮譽和地位,实现了“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之第一個標幟”这一痛苦而又伟大的民族解放愿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蔣介石不失時機地要求昔日的英美荷等列強廢除對中國所制定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重建平等新約――他成功了,中國成功了!一九四三年二月,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簽字廢約的消息傳到陪都重慶時,重慶人民一連數日載歌載舞,歡慶“廢約”。一九九五年,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聘請二十多為歷史學者所攥寫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則將蔣介石的政治智慧,盡情地予以了描述后贊揚。

…………

蔣介石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蔣介石只是一個政治無能嗎?蔣介石就這樣地令中共的這位學者看不上眼嗎?

也許,中共學者作為一九四九年那個勝利者的御用文人,而不得不如此地貶抑蔣介石,我們也能理解。但是,中共學者作為第一個被當今台灣國民黨和蔣宋兩家後人邀請去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者,他在讀飽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還要指斥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我們只能說,作歷史學者的這位中共御用文人,你是不是也太勢利了一點呢?別忘了,你畢竟是一位歷史學者,真實的歷史才是你研究的對象,骯髒的現實則不應該是你政治的依靠。如果你只想維護眼下的共產黨,一心要推翻你不應該推翻的歷史人物;或曰只想同流合污於今日的黑暗現,便要否定曾經光芒四射的時代;那麼,未來的光明歷史,就一定要象推翻今天的黑暗現實一樣來推翻你。當今中共的文人學者們啊,還是淡泊一點地好。

我們還需要將蔣介石有無政治智慧這個本不應該有的題目,繼續辨析下去嗎?

沒有必要了吧?

但是,我們還想簡單提及的是,閱讀了大量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如此地指斥和否定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其實也沒有錯。因為,“政治智慧”這個詞,在共產黨及其御用文人學者那裏,即等同於“政治陰謀”、“政治詭計”和“政治伎倆”。若再說得乾脆一些,就是無時不用的“革命兩手”即“陰陽兩謀”,無時不在實行的“統戰欺騙”即“挖心戰術”。僅就國共兩黨的歷史而言,則迄今未已的是,該有多少國民黨人,在中共的上述“政治智慧”的進攻之下,一次又一次地上了當,受了騙,做了可憐甚至是“得意”的俘虜呢?連當年的蔣介石本人也未能夠全免。

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則中共學者指斥和否定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倒是說得挺地道的。

第二、我們對中共學者的批駁。

 

其一、在否定了蔣介石有政治智慧之後,中共學者開始就蔣介石的對外和對內政策,來繼續溫和地和堅決地”予以否定了,並藉以證明“蒋介石確無什麼政治智慧”。

中共學者首先指蔣介石在“外交上採取的是溫和的和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說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利落地宣佈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此,我們評述如下

其一,就前清留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而言,僅其中辛丑條約一項,就規定要用三十九年的時間來償清。為此,中華民國直到全面抗戰已經爆發,每年都要償還一億前清之債,之前,連當年的北洋軍人政府也逃不了干係。就此,我們倒想問一問中共學者,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不是靠列強支撐的,難道還有誰會不願意乾脆利落地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嗎?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還有一點血性的,又有誰竟會只為著要“溫和”而甘願“軟弱和妥協”?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不是深陷內憂外患的險境,當真只因為列強們不願意,就心甘情願地要“慢慢地”和軟弱地等到列強們終於覺悟起來主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嗎?如果蔣介石的政府就是這樣,那麼,為什麼二期北伐剛剛成功,中華民國剛剛獲得初步的統一,剛剛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就立即展開了廢除舊約、訂立新約的工作,而且也頗獲得一些國家的贊成、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呢?(註七)。如果正在領導中國軍隊浴血抗日的蔣介石政府正是這樣,為什麼當中國的抗日衛國戰爭剛剛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中國戰場也剛剛顯示出她的特殊重要地位之初,蔣介石就及時地向美英等盟國提出了廢約的要求,並且獲得了成功?中國人有所謂 “期運雖為天授、功業必為人成”的格言。也就是說,期運未至,人成則難;期運已至,亦需人為”。一旦中國的抗日衛國戰爭已經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就會順乎其勢而成功了。這不是等來的,而是中國人民四年半的艱苦抗戰贏得了列強的尊敬和需要。這就是所謂“功業必由人成”。難道不是嗎?

其二、中國還有一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語。因孫中山的一個著名遺教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幟”,所以,由蔣介石和真正的中國國民黨人所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於創立第二共和之始,就立即開始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但彼時,雖然“天時已變,地利已有”,卻“人和未達”。

因為,就國際而言,蘇俄、日本等東西列強還在對我居心叵測,虎視眈眈,甚至破壞連連,他們不希望中國走向共和與強盛之心,始終不死。如前所說,斯大林於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尚未成功,就已經直接命令中共破壞背叛北伐,發動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公開叛變國民革命。以製造中國的內亂和顛覆中國的政府。九一八事變剛剛發生一個半月,蘇共又命令中共在中國從建立“俄式的蘇維埃政權”,到篡立“俄屬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目的,即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顛覆推翻剛剛統一的共和中國――大中華民國。日本則象晚清時一樣,仿效沙皇俄國,不僅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以武力強佔我東三省;而且效法蘇俄,虜走溥仪,有樣學樣地篡立了“日屬日式的偽滿洲國”。 我大中華民國南北皆為俄匪日寇所侵所害,為此,攘外的使命,自然高於廢約的要求。因為,“國難當頭,約何以廢?”,“不能攘外,約亦從何廢起”?何況俄匪日寇如此,則其他列強又焉能輕易同意廢約?這自然也是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雖然有所成績,卻一直不能全竟其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國內而言,則既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新舊殘餘軍閥為爭權奪利而迭呈叛亂,又有共產黨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之下出賣民族、禍亂國家的長期暴動和作亂。新舊軍閥大規模的叛亂雖然為蔣介石所迅速掃平,但是,其後零星的叛亂則年年月月皆有,直至一九三六年兩廣六一叛亂發生和同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之後,新舊軍閥的叛亂方才歸於寂滅。但西安事變卻為未來中國之痛苦與血腥,留下了可怕的歷史成因。而共產黨的“革命叛亂”卻伴隨著國際共產主義思潮的泛濫,在思想和文化上,形成一股深具誘惑的赤流,使得剛剛平定下來的中國,和還來不及在思想文化上普及自由民主之現代文化思想的新國家和新社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侵蝕。於是,蘇俄顛覆勢力和日本侵略勢力,新舊軍閥的叛亂勢力和共產黨的禍亂勢力,豈但是互相勾結,而且是相得益彰。如此,我大中華民國安尚且艱難如斯,其對外廢約又如何能夠“如履平地”?如此國局面,一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方才有所好轉。然而,在一場古今未有的衛國戰爭和浴血苦戰之初,年輕而又艱難倍至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又如何能夠欣逢廢除全部不平等條約的歷史機運?蔣介石是在妥協嗎?蔣介石是在慢慢地等嗎?蔣介石是要軟弱地等到列強們點頭,才敢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嗎?

產黨的歷史學家啊,你怎麼就不去指斥你們的父親斯大林,你們的祖國――前蘇俄對中國的陰謀顛覆呢?你怎麼就不能指斥你們的共產黨,為什麼在國難當頭之時,非但不能夠幫助剛剛獲得統一和進步的國家“維穩”呢?卻反而“認賊作父,為賊所用,為賣國賣族而大倡其亂、大行其叛呢?如果前蘇聯和前共產黨都能夠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多少盡些心力,或起碼不是用顛覆和叛亂來加以破壞,那些不平等條約,是否也會儘早一些得到廢除,而無需蔣介石一個人在那裏苦熬、苦鬥和“慢慢地等呢?

俗語說得好,“家不和則外人欺”;還有,就是“家賊難防”。如果當時的中國既少了蘇俄和日本這兩個蠻橫無恥的外敵即我們的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如果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年年叛亂的軍閥殘餘和吃里扒外、賣國賣族的共產黨,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廢除所有不這平等條約的腳步是否就要快得多呢?歷史不能假設,但這樣的假設,就當真一點道理沒有嗎?讀夠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你說呢?

我們就不說,你們的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一旦槍下了中國的天下之後,他與你們的父親和祖國――前蘇聯所定下的“不平等條約了!在這個所謂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共產黨完全無視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權利,公然承認新老沙皇曾奪取我們中國的151萬平方公里土地,已經是“俄國的領土”。這豈但是蔣介石政府、甚至是北洋政府都一再發表過聲明,絕不予以承認的啊?且不說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已經統治中國超過半個世紀,卻還總是要將我國釣魚島與日本的爭屬問題,“留給下一代去解決”;更不必說你們的江澤民總書記和胡錦涛總主教,至今還在為著中國共產黨與前蘇聯難舍的“舊情,又向今天的俄羅斯國出賣了多少中國的土地和資源了!

中共學者,你在讀夠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對蔣介石的在在對外政策、特別是廢約的否定,就算是溫和的污蔑是不是也太不公正了一些呢?蔣介石的在天之靈若能夠聽得見,看得見,想他一定是會因此而“目呲唇裂。因為,他原來只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今天居然被国民黨和他的族裔後人首先開放給共產黨的御用學者們來糟蹋,他豈能夠不傷感,不傷心?其實,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這些溫和的否定和污蔑,就是他的這些獲得了突破的重大閱讀成果,又有那一點與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有關呢?中共學者不過是在“暗渡陳倉、借題發揮”罷了!

 

中共學者指斥蔣介石“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所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指責“蔣介石推行的是一條改良主義路線”。這一條改良主義路線,就是他指責蔣主張“勞資合作與階級調和”;所舉的例子,便是“蔣多次提出,要搞“二五減租”;中共學者甚至下結論批蔣說﹕“這是改良,不是革命。”所以,在大陸時,“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在台灣時,只因“台灣的地主跟蔣介石沒有那麼深的聯係,所以推行下去了……”

 

其一,直說了,中共學者的這些話,讓今日中國大陸的讀者聽起來,簡直有些奇談怪論的味道。但是,說白了,原來,中共學者到現在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因為,他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還在用馬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來批判和否定蔣介石。我們曾以為這位中共學者“進步”了,以為這位學者能夠審時度勢,而要用一種新的方法來“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了,卻沒有想到,他居然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馬列主義者,即“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堅持者。因為,他在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共早已經請資本家入黨的歲月裏,在當今中國的資本家和當今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矛盾,已經日益激化到足以令共產黨心驚膽跳的時分,他為了否定蔣介石,還要公開地站出來批判蔣介石主張“勞資結合和階級調和”,這豈不是要了共產黨的命嗎?更何況,批判共產黨第二國際之“勞資合作與階級調和”路線者,正是主張大搞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列寧;大肆批判和持續謾罵要走“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之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正是在中國要將階級和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毛澤東!

然而,誰又能想得到,正是這位歲歲年年、甚至春夏秋冬都要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今日又要用批判“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來批判和否定蔣介石。那麼,我們根本無需證明,就可以說中共學者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姑且不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進步國家,都在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的問題上做盡了民主改良的功夫八),才造就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進步安寧現狀,而且只要有誰背離了這一基本的社會走向,則任何國家都將得不到安寧和發展。更何況中國共產黨曾一再批判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的時代,也不得不銷聲匿跡了!因為,一旦“反對階級調和,重挑階級斗爭”聲起,則一切外商、台商和本土商人之“血汗工廠的工人運動,就將蓬勃興起;中國的新興無產階級革命,就會鋪天蓋地;如富士康老板這樣壓榨、迫害直至逼死一個又一個中國工人的血腥資本家們,就會和與他們深相勾結的共產黨一起,被中國的新一輪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送上斷頭台!中共心心念念的政治維穩和專制和諧,豈但立即就要泡湯,中共的專制政權就更會和血汗工廠一起,在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革命、新興的農民階級革命和新興的民主革命的呼嘯聲中,灰飛煙滅!

中共學者,你是不是為了從方方面面地來否定蔣介石,而不惜引火燒身、且引火燒黨呢?你可不是在“溫和”地否定蔣介石了,你竟是在“點火於蔣介石日記,放火於共產黨中國”了!雖然你只因得意而忘形,決心“掘堤淹蔣”,卻不知其結果竟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共家學者竟害了共產黨”!如果共產黨一旦知道你雖然有心批蔣,竟至無心滅共”,這可是大罪,他還會讓你左一次跑美國,右一次地跑美國,再去讀蔣介石的什麼日記嗎?

當然,這位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愚蠢批判”,我們實在找不到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如果有,那就是,他的一切行為,都是要遵循他的胡總書記的思想和路線的。因為,這位中共學者在他那篇“尋找真實的蔣介石”的自序中(本文評點之第一篇),就已經堂而皇之地明言過,他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是要遵循“胡錦濤同志對現代史研究的相關指示”的,是要為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專制和諧理論”盡心賣力的。而胡的思想路線,就集中表現在中共國慶那個突然出現的“毛澤東思想方陣上,就標舉在胡錦濤一上台就已經喊出的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倒退政治主張上。而“毛澤東思想方陣和北韓古巴一貫正確”的要害,就是復辟大搞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時代。這在中國大陸,已然是路人皆知。對此,中共學者是心領神會了! 也是“緊跟照辦”和“與時俱進”了!雖然他差一點玩砸了!

其二,正因為中共學者還在依據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來看問題,做研究,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所以,他才會指斥蔣的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因為,在大陸時,蔣介石不僅搞的只是什麼“二五減租”,而且,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就是說,連二五減租也乾脆不搞了!

歷史的事實果真是如此嗎?

稍稍有一點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江山,其間三十八年,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倘使用辛灝年先生的理論來概括之,就是與前歐洲專制國家的民主過渡時期一樣,“正處在革命與復闢、民主和專制之公開的、隱蔽的、反復的、複雜的、甚至是残酷的較量階段”。誠然,這是一個歷史的變亂期。 “……舊中國農村遺留下來的問題,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賦和捐稅過重。三是災荒嚴重。在軍閥控制的地區,捐稅苛重,名目繁多,賦稅種類幾達三十餘種,其中二十六種是附加稅,從而造成農民負擔沉重。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國二十二省一千零一縣中,仍有二千萬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鄉成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來的連年軍閥混戰,中華民國初統一後,由新舊軍閥一再發動的叛亂戰爭,和共產黨在蘇俄直接指揮命令下連續地發動農村暴動,又使農民一直處於最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不能得到改善與解決,積苦而成患;一方面,則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號以煽動農民造反,帶來了至為有利的農村社會條件。”

但是,處於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時改善與解決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更不是“只要地主一叫”,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就退回去了”。而是

“早在北伐開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廣東試行二五減租;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試行二五減租。”均頗有成效。

“一九三零年六月,國民政府頒佈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根據地值,賦稅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

一九三五年四月,國民政府又公佈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條,主要解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這兩大方面,   獎勵開墾荒地,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三七五減租”。地主不得隨意撤佃……在江蘇、浙江和廣東數省,亦推行得頗有成績。

然而,不幸的是,軍閥殘餘的叛亂戰爭,日本帝國對中國東三省的侵略戰爭,和他對長城沿線中國領土以及整個華北地區的戰爭威脅,特別是中共在南方發動的流民暴動和農村武裝割據即建立“俄屬俄式的偽蘇維埃政權”,也就是中共黨史上一再聲稱的所謂“十年內戰”,委實是將本來應該解決的農村問題即農民問題,延宕下來了。

此後,就在軍閥叛亂已靖,中共亂國已殘,中華民國實行漸進式的土地改革,已經迎來了歷史的可能時,又因為日本帝國全面侵華野心的驅使,亦因共產黨為“圖存”而渴望日本帝國早日對中國開打,於是蘆溝橋的那一聲神秘的槍響,終於造成了全面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命運,就此而再一次陷入更加愁慘的境遇之中。

但是,即便是在此後曠日持久的艱苦抗戰中,蔣介石和他的抗戰陪都重慶國民政府,仍然在中國人民抗戰的大後方,而不是在“沒有前方、只有後方”的“日佔區共產黨大後方”,展開了為農民所一心向往的“土地改革”。

“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征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理想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大陸二十幾位學者攥寫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即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所引均出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可以設想的是,自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和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始,如果沒有蘇俄的蓄意顛覆,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軍閥殘餘的迭逞叛亂,中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十年武裝叛國和武裝割據蔣介石和他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就完成了現代中國的土地改革,實行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因為,連中共自己也算過這樣一筆賬就是自1927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民國南京政府被中共打垮,其間整整二十二年被稱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時期,中共向來就稱之為“十年內戰、八年抗戰和四年‘人民解放戰爭’”。也就是說,二十二年,從頭打到尾,如此這般的戰亂時代,又如何讓蔣介石去實行土改呢?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台灣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全中國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

自辛亥之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篡國奪政成功,前蘇俄、前日本、前軍閥殘餘勢力和前中國共產黨,正是他們,才阻擋了中國的進步,阻扼了中國農村的發展,阻滯了現代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實現和全面實現。並且,正是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革命勝利,才將中國農民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黑暗之淵,以殺死農民、逼死農民、餓死農民幾近“五千萬”的革命實績,為中國歷史、也為世界歷史留下了“破天荒”的血腥紀錄

……

然而,中國共產黨派遣去美國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的作者,居然還有臉面來污蔑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先生雖然也想進行土地改革,但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並且,他居然還要指斥蔣介石先生在土改問題上,“只敢改良,不敢革命”。

難道中國的土改,就只有按照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辦法,就是砍掉二百萬地主富農的腦袋、逼死餓死成千上萬的中農、貧下中農和才叫作革命嗎?並且,也只有按照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辦法,一定要用土改殺人來建立中國農村專制極權統治的新秩序,然後一俟目的達到,就立即將土地從可憐農民的懷抱中,全部重新槍走,並以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土地國有化為名,將全中國的土地,盡歸共產黨一黨所擁,直至造成今日之“黨賣國土、民無私田”的貪腐天下,方能饜足嗎?

中共的學者啊,,這就是你閱讀蔣介石日記的輝煌成果嗎?這就是你閱讀蔣日記的又一個重大突破嗎?就是你所找到的“真實的蔣介石”嗎?

至於你說的,什麼蔣介石到台灣之後,只是因為他與台灣的地主沒有什麼聯係,所以他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換言之只因為台灣的地主與蔣介石沒有什麼聯係,所以,台灣的地主便沒有“叫,因而,蔣介石也就沒有退回去了,所以,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還是台灣的地主好,不需要殺,不是蔣介石土改搞得好。是這樣嗎?你就不覺得自己的閱讀研究成果,竟然是如此的“荒诞不經”嗎?

其三、中共學者因要污蔑蔣介石不是“革命的土改”、而是改良的土改”,所以,才用“生動”的文學描述手法,將蔣介石形容成“只要地主一叫,蔣就退回去了……”。

可是,據我們所知,那個敢於“殺地主如麻”的毛澤東,卻曾在地主連叫也不沒有叫一下的時候,也曾把他的“革命土改”退回去過,甚至也搞過一段“改良的土改”呢!

於是,中共在一九四五年發動內戰之後,毛澤東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是用這種“革命的土改的辦法,獲得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戰爭”的廣大兵源。

該書同時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又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借以減少敵對分子。”29  ――毛澤東又是用這種暫時的改良土改

的辦法,削弱了整個地主階級對他發動內戰的抵抗。

於是該書指出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這就是中共學者至今仍在“醉心”的“革命的土改”嗎?

依我們看,還是蔣介石的所謂“改良的土改”好。而且它才真正是“革命”的,因為它雖然用的不是共產黨那種“殺人奪地”的辦法,卻徹底了改變了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灣的經濟發展就與此大有關係”,連中共學者也如此承認說。反之,共產黨的“革命式土改”,非但血流成河,其結果卻是更大的掠奪和兼併,直至今天,它給中國大陸億萬農民所制造的血腥和痛苦,豈能夠以一語“罊竹難書”便能了之的!

採訪/

 人物週刊:蔣介石的婚姻關係是如何發展的? 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辦的。蔣結婚時15歲。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識字,小腳,蔣對她沒有什麼感情。蔣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誠,原來是一個妓女。蔣也不怎麼喜歡姚,蔣的日記裏有大量對姚不滿意的地方,說她只會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顧他。 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蔣的第三任夫人是陳潔如。陳是蔣曾經花過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個少女,但是蔣也不滿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蔣認為陳潔如不會持家,太奢侈。

最後是宋美齡。蔣一見到宋美齡,就很喜歡,這在他的日記裏有大量記載。對蔣宋婚姻的偏見有幾點需要糾正,一是他們之間的婚姻,是建立在戀愛基礎上的,不能簡單地說是政治婚姻。二是蔣在跟宋結婚很久後才入基督教,不是為了追求宋立馬入的。

 

點評﹕

我們相信,這大概算是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成果了。在這篇不短的採訪錄里,除卻被中共學者發現“蔣介石還是不抵抗”,乃是他讀蔣日記的“重大突破”以外,其他一切對蔣的否定甚至是“繼續污蔑,都是與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毫無關係的。老話一句,就是他完全不需要閱讀蔣的日記,就可以這麼干的。就象十九年前,楊標教授雖然沒有讀過日記,就能夠對蔣作出與他一樣的“定性”一樣。

我們也願意承認中共學者在這里對蔣夫人宋美齡所表示的尊重,對宋家後人所表達的美意,認為他的這一閱讀成果是真實的。因為,對蔣宋間感情婚姻問題,中共學者一反過去不問青紅皂白的蓄意污蔑,而採取“順乎其情”,“明乎其理”的辦法,則非但是聰明的,而且是明智的。何況,諸如承認這些不太重要的小地方,只會對否定必須否定的大地方,有百益而無一害呢?它至少可以表現公正、籠絡人心尤其是對宋家後人而言,其效果確實如此。

   當然,宋家出了兩位第一夫人。第一位是孫夫人,曾被稱作中華民國的國母,後來因信了共產主義,在俄國就參加了共產黨,於是便和中國共產黨一起去推翻三民主義、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了!如此一來,不僅連中華民國的“國母也不要了,就是想要也做不成了,因為中華民國被她和共產黨一起推翻了!她從此成了共產革命花瓶中一枝永遠開不敗的紅花,甚至成了馬列中國的國家副主席。誠如周恩來的名言所稱﹕她一個人就抵得上二百萬共產黨員。雖然,當時的中共黨員一共才有四百萬。當然,她的下場也並不好,不僅毛澤東曾,而且連父母的墳也給共產黨的紅衛兵挖了,尸骨還慘遭了批鬥。而她最後的醒悟表現,則是要求死後睡在她那一雙反動資產階級的父母身邊。因為她早已說過,她不配睡在國父孫中山的身旁,臨死前更是堅決不同意睡到共產黨的八寶山去。她終於在死前了過來然而,在宋躍如夫婦的身邊,她就能夠睡得著嗎?

至於宋家的第二位夫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今日則被大陸真誠的反思學者們稱為“現代中國永遠的第一夫人”。不看別的,只看她曾對我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盡過心、出過力,於是,中國人民就會世世代代地紀念她。所以,在這里,中共學者能夠就蔣介石與她的愛情婚姻關係實話實說,我們自然沒有反感的理由,甚至還有好感。

採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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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週刊: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標準是什麼? 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我的標準是:第一,看他的活動,是否推動社會生產力前進,有利於國家富強、經濟發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動中國文化走向更高的層次;第三,看他的行動,他的政策是否對中華民族和中國老百姓有利。

 

點評﹕

中共學者的三條標準、也就是“三句大話”都對,但就是不能拿來評價共產黨。

但是我們為了說明問題,恰恰需要首先依照中共學者提出的這三大標準來評價一下共產黨,然後我們的話就好說了。

因為,第一條雖然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理論,但是所有的馬列黨國都在經濟上搞得一團糟,尤其是搞得民不聊生。剩下幾個不得不在維護專制權利的前提下推動經濟改良的,雖如歷史上任何一個專制政權的“保命改良”一樣,經濟有相對發展,但腐敗的成就,卻要比經濟發展的成就大了太多,結果便是黨國腐爛、民怨沸騰、好景不長。當然以中共為最。

第二條,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在他奪權後的第一個三十年,就是用刺刀來遵循洋祖宗馬克思的教導,“要與中華的傳統文化作最徹底的決裂”,所以,便把舉世文明的中華文化,掃除、打倒、砸毀、焚燒、甚至挫骨楊灰而不能足。其中,要以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為破壞最,舉世聞名。後三十年,中共仍然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旗號下,在思想上堅守馬克思主義,在行動上則推行了一場人類“極端腐朽文化”的大泛濫,不但陳渣泛起,而且推陳出“新”;不僅毒化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毒害了整整幾代中國人。以至於當今之際,連一個人事未萌的小女孩,都能夠運用胡錦濤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在大庭廣眾之下,將什麼是“二奶”、什麼是“三姐”、什麼是“小密”、什麼是“過夜客”、什麼是“鐘點工”,“科學地”解說得頭頭是道,臉不紅,心不跳,大言而昭昭……。而不論是奪權後的前三十年,還是奪權後的後三十年,由中共製造的文化,也全都是假文化。因為,前三十年盡是必須為中共大搞階級鬥爭服務的假學術、假文學和假文藝,後三十年則是必須為中共專制改良服務的半真半假的假學術、假文學和假文藝,其前後均全方位地佔領在中國的全部文化市場上,其勢總是如日中天,就象這位專賣假史或半真半假歷史的中共著名權威學者一樣。中國的文化在中共文化政策六十年的燒殺、毒化下,已經完全變成由前蘇聯“馬列文化”和當代中共沒落文化所共同製造出來的,具有全部共產黨特色的“黨文化”了。

第三條,可以一言以蔽之,六十年來,中共的行動和中共的政策,其絕大部分,非但對中華民族和中國老百姓無利,而且禍害無窮。這還需要再加以說明嗎?看看當前中共專制改良即“改革開放”的鼎盛時期,中國普通老百姓在精神和生活兩個方面的痛苦和磨難,就足夠了!去一年之內,人民被迫反抗中共暴政的所謂“群體事件”就有十五萬起,比辛亥革命爆發前一年(1910)的滿清,竟然高出了上千倍!就不中共奪權後前三十年間被中共逼死、害死和處死的“八千萬中華冤鬼”了……

如果必須依照中共學者的這三條標準來總論中共的一生“九十年”(1920-2010),則第一個三十年,是為中共禍亂中華的三十年,並因此而葬送了“民國的四月天”;第二個三十年,則是中共“殘民以極”的三十年,且將中國大陸人民真正逼進了“水深火熱”之中;第三個三十年便是“毒害中華”的三十年,中共不僅逼迫幾代中國人將自己的心靈扭曲了,而且將整個中國就要逼向硝煙四起和四分五裂的境地……

難道這不是歷史的真實和今日的現狀嗎?如若不是,那中共如何竟會連後事都已經開始准備起來了呢?(註十一

中共學者提出的這三條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本是用來回答記者要他評價蔣介石的。我們之所以先借用過來“評價”一下共產黨,當然是因為在“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的馬家祠堂里,與“馬恩列斯”一脈相承的“毛鄧江胡”――這四個已死和未死的歷史人物,倘若要評價起來,自然也是要符合這位中共學者所頒布的“三大標準”的。所以,我們才會首先依據這三大標準,將他們明明白白地評價了一番,然後再來看看,這位著名的和權威的中共學者,到底會怎樣依照如此的三大標準,來評價他的研究對象蔣介石,也好作一個比照。如此,我們也就不算是“走題”了。

 

採訪錄

 人物週刊:那你據此三個標準評價一下蔣介石? 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這個問題涉及對蔣介石這個人怎麼定性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古人說: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了,但是並沒有論定。分歧很大,而且會長期存在,要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通過長期的研究、討論來解決。 解決了,對正確地敍述中國近、現代史大有助益,對建立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關係,在華人世界中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也大有助益。

 

 

點評﹕

真是“事與願違”。

雖然我們辛辛苦苦地運用中共學者的三大標準,將共產黨的歷史人物毛鄧江胡,用心地並且是分階段地評價了一番,以期能夠與中共學者根據自己所定的三大標準評價蔣介石,作一個比較,然而,我們卻徹底地失望了!

因為,面對記者的追根究底,面對記者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言要求他就用自己的三大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蔣介石――他的閱讀對象和研究對象時,他忽然又枉顧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了!甚至說出了“對蔣介石這個人怎麼定性,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然後便重復他在《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一書自序中早已說過的,也是我們早已點評過的他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話,而且吞吞吐吐起來了!

然而,中共學者卻絕沒有裝傻充楞,因為,他在吞吐之餘,非但沒有忘記他遠渡重洋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目的和使命,而且立即大言道,現在還很難解決的“對蔣介石的定性問題”,只要一旦解決了,那麼,就能夠“對正確地述中國近、現代史大有助益,對建立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關係,在華人世界中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也大有助益。 ”

這也算得上是“圖窮匕首見”吧?因為,解決對蔣介石“定性”問題的目的,就是要“在華人世界中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畢竟是拿統戰部經費、為統戰部工作的中共著名權威學者,所謂句句不離本行。

我們不想就此在評論下去了。但是,我們還要說兩句話

一是敬請讀者千萬不要忘記了,在中華民國艱難的抗日衛國戰爭事情,中共對外也曾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對內高叫的卻是“抗日革命統一戰線”――就是要利用抗日來發動共產革命,以顛覆正在抗日的大中華民國!所以,中共學者所說的“愛國”,也只能是愛他們的馬列中國,而不是打敗過日本侵略、統一過整個國家的大中華民國,台灣同胞們,你可要看清楚了!我們可是早就看明白了!

二是敬請讀者同樣不要忘記了,中共學者所說的,“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絕不是全體中國人民所追求渴望的“民主統一”,而只能是中共的“專制一統”。已經走上民主的台灣同胞們,你們可要記住了,中共是要用他們的專制來消滅你們的民主的!

中共學者不會搞錯。

所以我們更不會錯。

 

×××:現在,對蔣我只能說三句話:第一,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複雜的人。第三,這個人有功有過。

胡繩同志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曾經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這裏所說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指的就是蔣介石。在我看來,他有大功,也有大過()。我覺得蔣一輩子有兩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時間裏,領導北伐戰爭,打敗了三個軍閥軍團,結束了北洋軍閥在中國17年的統治。

第二大功是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蔣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日,並且取得了勝利。

兩大過()是什麼?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被殺害了26萬多。第二就是19461949年三年的內戰,這是一 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

 

點評﹕

第一、中共學者又在老調重彈了。還是那三條,什麼蔣介石是重要人物、複雜人物和有功有過。我們早已評點過了,在此無需再評。

 

第二、中共學者又把中共領導抬出來壓人了。姑且不說中共學者這種招數實在令人生厭,尤其是在當今,中共及其層層面面的領導在人民心目中的權威感非但早已蕩然無存,甚至在廣大人民的眼中,他們只是專制極權、僵化無知和腐敗腐爛的象征而已。如此,他們還有什麼力量能夠為你這位中共學者作證明,並為你添碼加分、增加信任感呢?這不是愚蠢嗎?

但是,這位中共學者卻絕不是什麼愚蠢之材,因為,由他蓄意轉述的,由胡繩同志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曾經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而中共學者則補充說﹕“這裏所說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指的就是蔣介石。”

乍看上去,中共的領導們真的已經是承認了蔣介石的抗日功勞了;稍不留意,也自然會認為中共學者是在幫著蔣介石講話呢!因為,他把中共領導沒有點破的蔣介石大名說穿了。但是,這部胡繩同志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所說的卻是

“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

也就是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首先是承認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然後才實行了抗日戰爭,這才對國家、民族立了大功。

這不是在顛倒黑白又是什麼?

一是我們在前評已經論證了在國共兩黨的關係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國共合作”,那純粹是共產黨的捏造,此處不再贅言。二是國民黨實行不實行抗戰,還必須有一個承不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前提嗎?三是國民黨抗戰還非要與“假抗戰、真擴張”的共產黨“合作”了,才會抗戰、才抗戰得起來嗎?如此,豈非天大的笑話!這話要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民間開始反思歷史之前,大約許多讀者還是會“堅信不移的”,但是今天還要拿這種“共產黨的話”來欺騙糊弄歷經了二十餘年艱難反思的我們大陸讀者,那可就是笑話了!

 

第三、奴才總是要比主子表現得更勇敢、更堅定,更極端的。否則,他的奴才就會當不成,主子的寵愛就會改變對象。此可謂人間常理。所以,剛剛轉述了胡喬木、胡繩的話,中共學者馬上就接上說道﹕“在我看來,他有大功,也有大過(罪)。”

關於這位中共學者一再所說的,蔣介石有兩個大功和兩個大過即大罪的話,我們在前評裏也早已予評說駁斥。但是,如果說中共學者在他的那篇自序裏,還是籠統地、概括地說出了蔣介石的大功和大過,而且說大功是為了明大過,那么,在這裏,他卻是具體地指證了蔣介石的大罪,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被殺害了26萬多。第二就是指194“6”到1949的三年內戰,是一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

我們真不明白,中共學者至今還有臉、還有膽量來說什麼“蘇區”二字!這可是今日中共一心在想著如何才能挖得掉的“丑惡歷史啊!可是,這位中共學者還要把這個足以證明中共叛國叛族的萬古歷史罪證抖落出來,藉以指斥蔣介石征剿中共江西蘇區時殺了26萬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

我們雖然不想再重復前評中的話,但是,我們還不得不說的是,所謂蘇區,就是前蘇聯通過他的奴才――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在我們中國所篡立的“蘇維埃政權”,是斯大林指令中共要在中國發動土地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根本野心所在。而這個被前蘇聯指令中共在我們中國實行武裝割據而成的蘇維埃地區即“蘇區”,在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不足兩個月之內,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下,於193111月7日即前蘇聯的國慶節,正式成立了由蘇聯領導和指揮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今日“馬列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身。如前評注釋所述,這是前蘇聯在別人國家建立的第三個偽所屬國即“蘇區”。第一個是在1919年於德國篡立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個也是在1919年於匈牙利篡立的所謂“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蘇區”都是轉瞬敗亡,惟有第三個才因日本長期侵華戰爭――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民族戰爭的歷史條件,而得以苟活甚至擴張。所以,所謂蘇區,就是前蘇聯要在別國和我們中國所掠奪的殖民地,就是前蘇聯要在別國和我們中國所篡立的俄宗屬國,就是前蘇聯為了顛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而蓄意命令和指揮中國共產黨實行叛國叛族的罪惡產物。今日,中共學者還有臉將這個浸透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之奇恥大辱的共產黨歷史抖落出來,甚至還要為他鳴冤叫屈,藉以攻擊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真不知人間還有沒有羞恥二字了……

至於說到蔣介石殺了蘇區26萬人民,我們不知道中共學者的這個數字是從那里來的。如果是蔣介石日記裏面記載的,那就請公佈蔣的日記,也好讓我們有一個根據。即便如此,我們還想問一問的卻是﹕既然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要在中国發動暴力革命,推翻民国政府,藉以“武装保卫苏联”,那么,蒋介石就要在捍卫祖国民族完整和安宁的大义之下,“武装保卫中国”,對俄奴中共武装叛國地區发动征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換了今日天天都要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共產黨,會不會剿?今日的共產黨會不會任憑一個美國的兒子黨”,也在中國本土為他們的美國老子建立一個什麼“中華美利堅合眾國”即“美區”?而且還要任憑他們天天革命、造反、發動武裝暴動,建立美國在中國的美區政權,直至要將他們的共產黨中國徹底顛覆、打倒和消滅?此其一。

其二、中共學者指證蔣介石殺了蘇區人民和共產黨員26萬。然而,這26萬究竟有多少是中共叛國地區的人民?又有多少是正在為外國顛覆本國而實行叛亂篡國的共產黨徒即共匪(蔣介石語)?對於被殺的叛國地區――蘇區的亡國奴,因他們只是剿匪戰爭之無辜的犧牲品,中華民國政府理當仍然將他們當成自己的人民而加以撫恤;如果被殺的是為了他們的俄國父親斯大林而叛亂本國本族的共產黨叛亂武裝,則死得活該,天地皆不會憫之!我們說得不對嗎?

第四、對中共學者所謂“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內戰,這是一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

對此,我們還要再評嗎?因為,我們在前評已經論證究竟是誰發動了內戰,和發動內戰的禍凶就是共產黨。此處不再重復。此其一。

其二、如果1945-1946的國共內戰,確如中共學者所說的是“反共內戰”,那麼,中共學者倒是說對了。因為,不單單蔣介石反共是對的,全世界任何一個政治領袖,不論他是否還有著其他任何的罪行,只要他反共,那都算是做對了一件事情。因為,血腥恐怖的共產主義革命和專制,在全世界,主要是蘇聯、東歐和中國,包括朝鮮、越南和柬埔寨,所戕害的一億二千萬條無辜人命十二),證明反共將永遠是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因為連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都沒有給人類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難怪中國大陸的网民們曾一再地評價蔣介石﹕“蔣介石最大的錯誤和罪過,就是剿匪不徹底和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打敗了!”因為,在共產黨為刀俎、無辜人民為魚肉的全世界共產黨殺人革命中,我中華兒女被中國共產黨所無辜殺害的總數,就佔了6300餘萬,雖是世界第一,卻仍然是保守的數字,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檔案還沒有解密

如果我們的評點沒有錯,那麼,說不得人心的,說反歷史潮流的,說反對了中國人民的願望的,當然是共產黨!還有你們這些共產黨的御用文人們。这還需要我們再來證明嗎?

中共學者,你看,人民是否與你針鋒相對?你對人民是否冷酷無情?啊,我們錯了,因為你原來就不是中華兒女,而是一個標準的、積極的和忠肝鐵膽的馬列子孫嘛!你要忠於你的黨,你就一定要背叛中國和他的人民。而你用來背叛的武器,就是“你手中的假歷史,和你對中華民族民族英雄蔣介石的蓄意污蔑和永恆污蔑,你只是比其他的共產黨徒們更狡猾一些,更具有欺騙性一些罷了!

 

人物週刊:胡適說,歷史不是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現實中這個小姑娘卻經常被人隨便打扮。作為歷史學家,你怎麼看?

 

×××:在現實生活裏經常會碰到這種打扮歷史的情況。有一些人,總喜歡要求歷史學家按照他的個人意願或某種政治需要打扮歷史、改裝歷史。因此,歷史學家要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寫出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常常會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歷史學家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敢於突破這些困難,為人們留下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

我不喜歡蔣這個人。我研究的歷史人物,有許多都不是我喜歡的,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常常用 12個字要求自己,就是“愛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惡”,就是說,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醜化、妖魔化。一切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寫。歷史學的生命在於真實,不真實的歷史我們誰也不想看。

我曾經說過,假歷史誤國、誤民,貽害千秋萬代。

( 記者﹕陳東 )

 

評點﹕

元曲中有兩句詞,是形容腥婦人的,叫做“慣來刁婦愛撇清,又愛吃魚又道腥”。若要以此來形容這位中共學者,倒是相當的貼切。因為這位中共學者在對蔣介石的污蔑中,為了按照某種“政治需要”,已經“打扮”夠了歷史,也“改裝”夠了歷史,然後卻又感慨起來,說要想“寫出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常常會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他的“可貴之處”,就是要“敢於突破這些困難”,“為人們留下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雖然,學者沒有明說他的困難是什麼,但是明眼人還是能夠猜得到的,就是近三十年來,人民在反思歷史中所已經獲得的“辨識新中國”和“還原蔣介石”的“可怕”成就。

至此,中共學者到底有沒有做到他所一再標榜的,對他的研究對象,要遵循“愛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惡” 的所謂治史原則,我們也不多評了。因為,他已經一再地表白他”不喜歡蔣介石這個人”,已經一再地將他對蔣介石的憎惡盡顯其表了,更是一再地予蔣介石以種種的指斥和栽臧了。就本篇采訪錄而言,他開篇就稱蔣年輕時就是一個遍身毛病、優點全無、令人厭惡的人。繼之,又斷言蔣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用以否定蔣介石的一切政治成就。接著,他又用狸貓換太子的陰謀治史手段,向記者宣佈了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就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他蔣介石的,企圖人民已经認清蔣介石是抵抗、而不是不抵抗”的真实历史,实行胡共政权为“维稳”所迫切需要的再翻案,妄图把蒋介石重新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之後,竟站在馬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立場上,指斥蔣介石的土改,搞的是“階級調和與改良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足以令人噴飯。然後,他雖然提出了評價歷史人物的三大標準,卻壓根兒就不敢依據自己的三大標準來評價一句蔣介石,只敢枉顧左右而言他。最後,他还要連廉恥也不顧地為中共的蘇區辯護,指斥蔣介石殺了本國蘇聯佔領區26萬產黨員和人民。待到他已經按照共產黨政治需要,把蔣介石糟蹋夠了以後,他又要教導世人如何才能做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了……。夠了,我們還要再為他總結下去嗎?

不必了。但是我們還想再問一句的是,中共學者的上述蔣介石研究成果,除掉使了“掉包計”的“還是不抵抗”和“蔣愛宋是真情”以外,其所有的成果,所有的突破,所有的指斥和污蔑,又有哪一點與閱讀蔣介石日記有關呢?又有那一處不是在“假托閱讀蒋日記之名,實為诬蒋而“早有謀定在胸呢?

當然,我們還是深為這位中共學者可惜。因為,我們認為,他雖然是太聰明,但也正因為他太市俗,太勢利,黨派性也太強,所以,他大概是永遠也寫不出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的。因為,他依靠逢迎、拍馬的手段,特別是一定要按照共產黨的政治需要”,來任意“打扮”歷史這個小姑娘的“研究路數”,只能促使歷史這個小姑娘更早的覺醒。何況,這個小姑娘,在人民的艱難而又痛苦的歷史反思中,早已經在走向蘇醒了呢?

中共學者,你是白費心思了。誠如我們大陸的一位網民在本文(之一)的跟帖中所﹕“中共学者——其实就是共匪的爪牙鹰犬,御用奴才。他们的欺骗伎俩除了骗一下那些长期被洗脑的愚民之外,早已失去了作用。十三也就是說,中共學者的這些“假歷史”,是“誤不了國、誤不了民,也貽害不了千秋萬代”的。只怕是“到頭來,反誤了卿卿性命”。

  停

 

  釋:

註一:參閱北大李玉貞譯著:《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0-1925》臺灣東大圖書公司。

註二: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

三:孫中山接受英國記者亞瑟.索朗姆採訪錄。

四:參閱 楊樹標:《蔣介石傳》,1991,北京團結出版社。

五: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決議:“迎汪複職,以與蔣分權”。

六:參閱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七: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第四節:“中華民國與內憂外患下的民主建國成就”

八: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七章兼論:“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與改良的應有關係”。

: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注2,第363頁。

十: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二章第三節

十一:最近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一旦中國發生動亂將如何處理黨的歷史檔案問題,見各大網站報導。

十二:參閱李剛譯《共產主義黑皮書》,黃花崗雜誌連載。

十三:國內外網站跟貼:2010-07-23 厚薄規:中共學者——其實就是共匪的爪牙鷹犬,御用奴才。他們的的欺騙伎倆除了騙一下那些長期被洗腦的愚民之外,早已失去了作用。共匪現在在大陸已經是天怒人怨,眾叛親離,他們滅亡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