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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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苏报案”

 

  彤

 

 

 

蘇報案是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反清政治案件。1903年,鄒容、章太炎分別寫出轟動全國的《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蘇報》連續發表《讀〈革命軍〉》、《序〈革命軍〉》、《介紹〈革命軍〉》等文章,高呼革命為神聖“寶物”,要求建立資產階級“中華共和國”,推薦《革命軍》為國民必讀的第一教科書。同時報導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為此清政府照會上海租界當局, 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將章太炎等逮捕。鄒容激於義憤,自動投案。  1903年7月7日,《蘇報》被封。1904年5月,章、鄒分別被判處監禁3年和2年。1905年,鄒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滿釋放。強勢的清政府企圖通過這一事件壓制輿論以達到鎮壓革命的目的,然而事與願違,通過“蘇報案”,《革命軍》的銷行更廣,革命風潮日盛。

 

一、蘇報簡介

 

 《蘇報》原是一家以日僑出面開辦的報紙,1896年6月26日創刊於上海。主辦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駒悅的名義註冊,報刊內容多載市井瑣事。1900年由陳範接辦,傾向改良。1902年南洋公學發生退學風潮,《蘇報》首先報導,旋設“學界風潮”專欄,及時報導學潮消息,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聲價大起”,而想“更以適時言論張之。

 

二、歷史背景

 

近代歷史上的改良和革命,都是以報刊宣傳為先導的。

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強學報》、《時務報》、《湘報》、《知新報》就是改良派的主要宣傳基地。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日本創刊《清議報》,鼓吹“勤王”、“保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在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於香港辦《中國旬報》,由陳少白主編。1900年春,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勵志會。冬,戢翼翬等創辦《譯書彙編》,譯載西方政治名著。如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穆勒《自由原論》等。1901年5月10日,秦力山、戢翼翬、沈翔雲等創辦《國民報》,鼓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第四期發表了章太炎的《正仇滿論》,批判梁啟超在《清議報》上連載的《積弱溯源論》,駁斥保皇派。這時,知識份子日漸從康、梁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促使了革命派的覺醒和改良派的分化。1902年4月,章太炎在日本結合秦力山等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動員反清革命,接著,《江蘇》、《浙江潮》等革命書刊也先後在日本發行。 

  1903年春,上海開展抗法拒俄運動,愛國學社革命空氣活躍,師生在社會上公開宣傳革命。《蘇報》也經改組,“以鼓吹革命為己任。”

 

三、改革經過

 

1903年5月27日(五月初一日),陳范延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士釗“董理斯報”,《蘇報》於6月1日(五月初六日)起,實行“大改良”。

6月1 日發表文章,論說為《康有為》:“要之康有為者,開中國維新之幕,其功不可沒。而近年之頃,則康有為於中國之前途絕無影響。”但“今日之新社會已少康有為立錐之地”。“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趟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

6月9日發表《讀〈革命軍〉》,謂:“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幹,以仇滿為用,撏撦往事,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

6月10日發表章太炎《序革命軍》,謂:“夫中國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末謂: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雲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6月12日、13日的《駁〈革命駁議〉》。此文開頭一段謂:“夫小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立憲足以救中國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則研究實學果安所用耶?然而維新之極點,則必以立憲為歸矣。彼所以侈陳維新、諱言革命者,非謂革命之舉,必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與凶頑爭命,而維新可從容晏坐以得之耶?”以下論述“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

6月21日(五月二十六日)“論說”為《嗚呼保皇黨》。

6月29日(閏五月初五日)“論說界”為《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署“摘選章炳麟《駁康有為書》”,此文登載之次日,“蘇報案”發生。

《蘇報》的“大改革”,特別是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介紹和刊發,是“蘇報案”發生的直接原因。

 

四、清政府密謀鎮壓革命

 

1903年6月29日(閏五月初五日),上海報紙上就有“愛國學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端方領奉廷寄外交部呈遞魏光燾電”,“飭查禁密拿”的報導。端方是湖廣總督,魏光燾是兩江總督,說是“欽奉廷寄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說明是“由上而發”的。次日,“由滬道商美總領事會同各領簽押,工部局即允協拿。”清政府以《蘇報》“悍謬橫肆,為患不小”,特囑美人福開森“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

清政府派江蘇侯補道俞明震“檢查革命党事”,吳敬恒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觸,俞曾將兩江總督“劄飭”交給吳敬恒“觀之”。吳出逃,《蘇報》主持人陳范也出逃,蔡元培與章太炎商量,“謂舍出走無他法”,蔡出走,章“就逮”。

“蘇報案”發生,上海租界當局審訊時,中外官僚也相勾結。7月15日,上海租界當局將章太炎、鄒容、程吉甫、錢允生(《蘇報》職員)、陳仲彝(陳範之子)提往審訊。7月21日,第二次審訊。12月3日至5日,公共租界公部局再“訊”章、鄒。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設法,欲置章、鄒於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謀為不軌”的罪名,企圖將章、鄒“引渡”,解至南京,處以極刑。 由於租借各國在侵華過程中有矛盾,從而對於“引渡”,態度也不一致。“引渡”未能實現。  

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處監禁三年,鄒容被判處監禁二年。“罰作苦工,限滿釋放,驅逐出境”。

 

五、深遠影響

 

 

“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鄒容仍與革命派保持聯繫。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組織光復會,成為同盟會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團體之一。同時,華興會的成立,也和“蘇報案”有關。華興會的發起人黃興在1903年返國後,即大量翻印鄒容所著《革命軍》,“散佈到軍商各界,擴大反清宣傳。”兩湖志士“與上海言光復者相應和。”組織了華興會。這樣,就給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廣大的知識份子紛紛從改良主義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從此,改良派的思想陣地日益縮小,革命派的思想陣地日益擴大。

“蘇報案”發生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比過去積極了。1904年,湖南、廣東的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改歸民辦。從此,展開了收回利權運動。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就在“蘇報案”發生後半年,孫中山在《檀山新報》上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劃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線。

1905年,孫中山把他領導的興中會,同黃興領導的華興會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領導的光復會聯合起來,組成中國同盟會,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寫入誓詞,定為革命黨人必須遵循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實質,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共和政體。這個綱領,給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從此,推翻清朝成為時代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