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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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

 

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回顧

 

 

林家有

 

中國的近現代化道路該怎樣走?10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為此奮進,為此探索,為此犧牲。從“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到“全盤西化”,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各種模式的設計與實驗,雖然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和遇到了眾多的坎坷,可是到了今天,仍然成為全體中國人摸索奮進的動力,當然也是一種沉重的壓力。

近代化不僅是近400來年世界近代史、人類近代文明史的中心問題,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中心問題。近百年來,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振興中華”,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使中國由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科學技術發達的高度文明的近代社會,從地主階級洋務派,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還有清末統治階級推行的“新政”,都提出或設計過近代化的主張和方案,都起過積極的作用,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對中國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他關於實現中國近代化的思想與實踐,都給我們留下許多極為珍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總結孫中山有關中國近代化的思想和實踐,對於我們當今進行的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孫中山對洋務派“中體西用”觀的評論

 

如果說,中國的近代化是開始於上個世紀洋務運動的話,那麼從1861年洋務運動開始到1895年中國被日本戰敗,洋務運動宣告破產時止,總共有30多年時間。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開始到確立的時期,也是孫中山從誕生到成長,由學醫救人到立志革命救國的時期。洋務“新政”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會和阶级原因。

首先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1853年3月攻克南京,定為都城,改稱天京。同年5月,太平軍出師北伐和西征。太平天國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有力地推動了江南地區的天地會,西南、西北地方各少數民族和北方軍的反清鬥爭,嚴重地威脅了清朝的統治。

其次是1856年由英軍挑起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擴大列強在華的權益。1860年8月.英法聯軍佔領天津,進逼北京。9月下旬,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省承德避暑山莊,委派他的弟弟恭親王奕沂作為欽差大臣向侵略者求和。隨後清政府又被迫同英國、法國、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大大地加速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過程。

清政府以出賣領土和主權暫時滿足了侵略者的貪欲之後,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深感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想用新的辦法求強求富,以挽回清朝統治的頹勢。於是,先後舉辦了洋務事業,史稱“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也有學者認為是清朝政府為強化自己的統治,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來維護和拯救清王朝為首的封建統治的自救運動。另有人說它是“由清朝政府自上而下、由中央向全國各地推行的一次力圖使國家近代化的嘗試”。[1]

孫中山誕生於1866年11月12日,直到1894年6月抵天津通過羅豐祿、徐秋畦投書李鴻章,陳述他改革中國主張的28年中,他在檀香山5年多,在香港就讀5年多,其餘時間均在家鄉香山、廣州、澳門讀書、行醫。這期間孫中山基本上是生活在清朝洋務官僚推行洋務自救運動的氛圍之中,洋務運動對孫中山的影響無疑是存在的。但是時至今日,據我們所瞭解,孫中山在1884年中法戰爭以前對洋務運動並沒有表示過什麼態度。1911年11月中旬倫敦《濱海雜誌》(The Strand Magazine)記者在倫敦訪問孫中山,孫就他的經歷和反清的認識過程作了一次詳談,該記者將孫的談話作了詳細記錄,後經該雜誌整理請孫核閱並簽名,以《我的回憶》為題發表。在這個回憶中,孫中山說:“到1885年我18歲時為止,我一直過著像我那個社會階層一般中國青年所過的那種生活。不同的只是,由於我父親皈依基督教並任職于倫敦佈道會,我有較多的機會和廣州的英美傳教士接觸。”1892年,“我得到了一張准許以內外科醫生行醫的文憑。我多方設法尋找一個可以開業的地點,最後,決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去碰碰運氣。直到這個時候,還不能說我對政治有過什麼特殊的興趣”。[2]

這個回憶有些是可信的,但也有些是不可信的。比如他說他父親皈依基督教並任職于倫敦佈道會就是編造的。至於他本人對政治的興趣,據我們從有關記載他的文字中得知,最遲在1883年7月孫中山自檀香山啟程歸國,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後,孫中山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當然不僅僅是說孫中山經過多年海外生活對海外的瞭解更多,知識結構發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他對清政府的認識提高了一個層次,孫中山在香港回香山途中,目睹清朝官吏對旅客勒索憤而抗辯,不得結果,便對旅客演說,宣傳中國政治必須改革,而且回到村中還抨擊中國政治的腐敗和社會風俗的不良。這是孫中山對清政府逆反心態的一種表示。正由於有這種“不敬朝廷”的心態,1884年4月15日,孫中山人香港中央書院讀書期間,對清政府在抗法鬥爭中的怯懦、在打勝仗的情況下求和甚感痛憤,表現了對洋務派的不滿。1886年春夏間,孫中山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讀書後,便經常發表愛國言論,以“中國現狀之危,我人當起而自救”等作宣傳。[3] 孫中山還在同學中結識了與會黨關係密切的鄭士良在一起議論國事。1890年1月,孫中山報名人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是年前後,他在課餘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問,發表不滿清朝的言論,並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經常聚會,互抒救國抱負,流露了對清政府尤其是對洋務派在反侵略鬥爭中軟弱無能的強烈不滿。

從這個時候起,孫中山一方面利用在粵港澳讀書行醫的方便,深入社會瞭解國情、省情和民情,建構自己拯救國家、改革社會的思路;一方面也針對洋務派的建國主張提出自己的看法,初步提出自己的近代化建設方案。

1890年孫中山在致香山縣籍退職官僚鄭藻如書中,首先聲明,他“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其次他又指出,他求知識雖有師承,但畢竟缺乏全面和系統,雖然認真披閱中外各種典籍,但終究未經過實踐檢驗。所以,“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這是他力學十餘年,而“猶躊躇審慎,未敢遽求知於當道者”的原因。[4] 這個表白說明在至關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問題上,孫中山持十分審慎的態度。然而,因為他親眼看到他的家鄉農桑不振、鴉片為害的嚴重情況,出於對社會的責任心和對家鄉建設的熱忱,他便提出效法西方國家改良社會的辦法,提出興農桑業、禁絕鴉片、普及教育三項主張,建議鄭藻如利用他在鄉間的影響在香山縣倡行,然後向各地推廣。這個主張雖然是初步的,而且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因為他只是提出局部性的農業社會改良,其方法也只是鼓勵農民,“如泰西興農之會,為之先導”,未及其他,但很顯然在這個建議中已經表現了孫中山對洋務派求強求富主張的不滿,並進行了批評。他說,國家的強弱在於人才的盛衰,而不在於鐵甲、軍裝,洋務派忽視了人才的培養,“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化。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否則反此。”只有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造成“智者不致失學而嬉;而愚者亦賴學以知理,不致流於頹悍;婦孺亦皆曉詩書”。如是,人才就多,風俗就好,“國家安得而不強哉”![5] 孫中山還充滿信心地指出,只要按照他的建議在香山縣倡行,“一倡百和,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這不僅是吾邑之大幸,也是吾國之大幸也。他還表示如果鄭藻如有意提倡,他願意將具體實行的創辦辦法“另繕呈覽,懇為斧裁而督教之”。[6]

應該看到,孫中山在《致鄭藻如書》中,提倡改良農業和社會的主張中儘管反映了他學習西方後,有利用西方改良農業的經驗來改革香山縣農業和農村的熱切願望,但他所倡行的改革措施是非常不成熟的,只是他初步的思考。正因為這樣,在他《致鄭藻如書》後不久,孫中山又發表《農功》一文,其內容不僅比《致鄭藻如書》更加具體和深入,而且對有的主張進行了更改修正。比如,在《致鄭藻如書》中,孫中山主張推廣種桑並強調戒絕鴉片,可在《農功》一文,孫中山則提倡在家鄉試種“鶯粟”(罌粟)。他說:“今吾邑孫翠溪西醫頗留心植物之理,曾於香山試種鶯粟,與印度所產之味無殊。猶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遊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7] 在後來《上李鴻章書》中又提到在家鄉不宜種桑,但可種鴉片。他寫道:“近以憤于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于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洞,亦一時權宜之計也。”可見,此時孫中山改革中國社會的主張,正處於一個從思考到逐步的建構過程之中。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到,孫中山改革中國社會的主張與洋務派的主張有明顯的不同。洋務派輕視農業,而他則非常重視中國農業的發展,並以農業發展的程度視為國家富強和社會安寧的一個重要標誌。兩相比較,無疑孫中山的主張更加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孫中山認為:“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小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為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為力尚易,為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接著,孫中山又批評洋務派說:“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人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8]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是1894年6月,一個月後便爆發中法戰爭。洋務派30多年來以求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到了這時已經接近尾聲。中日戰爭對洋務運動的成效是一次真正的檢驗。對於洋務運動的結果,孫中山作了這樣的評述,他說,經過洋務運動,“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淩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9] 又說:“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10] 這些都是“草野小民”聞風鼓舞的事。但中國“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孫中山明確地指出,那是因為洋務派學習西方,引進西方的技術沒有抓住根本,“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洋務派“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11] 正因為洋務派沒有抓住根本,所以洋務派推行的洋務並不能將中國變為強盛。所以,孫中山建議李鴻章改變洋務派的自強主張,吸納他的建國方案,並說,清政府如採納他的主張,“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12] 孫中山的主張未被理睬,說明這個時期的清政府已經行將就木,對於社會賢達任何有關改革的主張都置若罔聞,不可能振作了。因此,清朝最高統治者既要固守本位,但又無能緩和社會危機和人民的不滿,只好惟我獨尊,設法撐持,苟延殘喘下去了。而這時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態,用孫中山的話來說,就是“撫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13] 人民再不允許洋務派繼續推行錯誤改革貽誤時機了,因此被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後,由於中日戰爭的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向亞洲的日本割地賠款,喪失民族權益,引起了全民族和社會的震動,尤其是對士人階層震動極大,有識之士已經坐立不安,深為中國的前途擔憂。孫中山對李鴻章的認識也加深了一步,他開始頻頻地揭露和抨擊李鴻章和清政府的腐敗,認為“清廷腐敗無可救藥”了 [14],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准備組織武裝反清。1894年秋,孫中山赴檀香山擬向三藩市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複漢之義舉”。[15] 經過一個多月的活動,孫中山爭取到數十人的支持,便於11月24日在檀香山組建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16] 的政治口號,作為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的基本綱領。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孫中山不僅指陳了“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效尤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的危局,更指斥了清政府“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對外面臨了列強宰割瓜分,侵略奴役的亡國危險;對內則由於清政府積弱腐敗,造成社會“強盜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17] 因此,孫中山便確立了聯絡中外有志華人,“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這就說明,孫中山在如何實現中國近代化的問題上,與洋務派的“中體西用”道路是截然不同的。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軍事技術為中心,並以鞏固清朝政權作為目的,因此洋務派重應用和務實。洋務派雖然發展了一批民用企業,但輕視農業,又沒有真正地重視培養科學技術人才,所以單純的技術引進沒有能改變全社會的文化結構和人們的價值觀。單純的技術引進,不僅不能救中國,而且由於洋務派的誤導還阻礙了人們正確地認識科學可以救國,因此沒有能在國人中造成重視人才和科學的大環境,貽誤了中國變革的時機,浪費了30年的寶貴時間。洋務運動搞了30多年,雖然有了一批近代企業,也有了一支可觀的海軍,但中國不能真正富強。參與洋務運動的鄭觀應對洋務派的實踐進行反思時指出:“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書院,論政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幹格,難臻富強。”[18] 鄭觀應還引用洋務派張樹聲的話強調指出:“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19] 也就是說,在中國不重視對人才的培養,沒有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的相應變革,僅單純地從軍事上、經濟上謀求發展是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的。孫中山也認為,洋務派之敗不在於他們是否引進西方技術,而在於他們所講的“富強之學”,不是切實的“富國強兵之學”。[20] 因此,孫中山強調,中國要實現近代化,務必要吸取洋務派“一意整軍經武,不屑問及細事”的教訓,首先要更新觀念,為士農工商四民重新定位。他認為,西方之強不在於他們的善政,而在於他們士人之多。沒有能夠培養一大批建設人才,要實現中國的近代化只是一句空話。孫中山指出:

“我中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至覆沒,喪師賠款,蒙恥啟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外洋傳播,編成談笑之資,雖欲諱之而無可諱也。追求積弱之故,不得盡歸於廊廟之上,即舉國之士農工商亦當自任其過焉。

又說:

“盍觀泰西士庶,忠君愛國,好義急公,無論一技之能,皆獻於朝,而公於眾,以立民生富強之基。故民間講求學問之會,無地不有,智者出其才能,愚者遵其指授,群策群力,精益求精,物產於以豐盈,國脈因之鞏固。說者徒羨其國多善政,吾則謂其國多士人。蓋中華以士為四民之首,外此則不列于儒林矣。而泰西諸國則不然,以士類而貫四民。農夫也,有講求耕植之會;工匠也,有講求制器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皆能闡明新法,著書立說,各擅專門,則稱之日農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詞。以視我國之農僅為農、工僅為工、商僅為商者,相去奚啻天壤哉?故欲我國轉弱為強,反衰為盛,必俟學校振興,家弦戶誦,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而後可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21]

在這裏孫中山不僅批評洋務派“沾沾焉以練兵制械為自強計,是徒襲人之皮毛”,還指出,洋務派在維護封建舊體制的前提下雖然搞一點軍事工業,但犯了“未顧己之命脈”的錯誤。洋務派“一意整軍經武,不屑問及細事”的理念,正是中國不能隆盛原因之所在。所以,孫中山雖然自己也講洋務,並說他對於洋務的“主意甚多,但他的“主意”與洋務派的主張有根本的不同,而不同的中心點則在於一個是為己,一個是為民;一個是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一個是為民族和國家的繁榮。也就是說,洋務派“之為己,欲得天下自專其利”。孫中山之為民,是通過“設議院、變政治”,加速中國的進步發展。但由於當時中國大眾還沒有這般認識,所以“時尚未至,故現在未便即行”。[22] 可見,孫中山與洋務派的分歧不在於要不要學習西方和要不要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實現富國強兵,而是在於向西方學什麼和怎樣學。洋務派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沒有體制和道路上變革的要求,因此洋務事業的著眼點便自然集中到“利”和“強”兩點上。興辦求富的民用工業和求強的軍用工業,這是中國傳統經濟體制與西方近代工業制度的折衷產物,技術引進的結果並沒有能夠引起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而僅限於物質層面上的變革,沒有文化層面的更新,實際上不可能使中國真正強大。甲午戰爭和洋務運動失敗給孫中山很大的啟示,使他認識到如果引進技術,“僅僅只是鐵路,或是任何這類歐洲物質文明的應用品的輸入(就是這種輸人如那些相信李鴻章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可行的話),就會使得事情越來越壞”。因此,他認為,“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來建立起純潔的政治,實行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相適應的變革,要在中國“實現任何改進”都是“完全不可能的”。[23]

1897年3月1日,孫中山用英文於倫敦《雙周論壇》上發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黨呼籲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文中他用很大的篇幅敍述中國人民長久遭受饑荒、水患、疫病和武裝盜匪常年猖獗的史事,並指出發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都是由於官吏的貪污所造成的。要想改變中國的現狀,“除非在行政的體系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孫中山還以中日戰爭以前,他在天津有很好機會看到李鴻章發財致富的方法為例,說明“貪污行賄,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恥地對於權威地位的買賣,在中國並不是偶然的個人貪欲、環境或誘惑所產生的結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權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職的惟一的可能條件”。他指出: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惟一原因,是由於中國海軍中不能容忍一個不貪污的官吏存在”。他說在英國有人以為,只要能說服李鴻章等人,“使他們相信鐵路、電話、歐洲陸軍和海軍組織等的效用,啟發中國人民,並設法把整套文明機器輸入中國,那麼中國的新生社會就開始”。對此,孫中山批評說:“這和使吃人的野獸改用銀制餐具,想借此把它們改變成素食者是同樣的荒唐。” [24]

在這篇文章中,孫中山還就30年來歐洲新的發明輸入中國,引起了中國社會的變化作了說明。他說:洋務派在天津、福州和上海設立兵工廠,在天津和南京有軍事和海軍學校,電報遍于全國,天津、山海關間有鐵路,沿海沿江有官辦和商辦的汽船,招商局也建立起來了。然而,從這些近代的設備中,中國並沒有得到進步的效果和希望。為什麼?孫中山說,那是因為洋務企業多數都是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員也爭著去拿錢貪汙”。正因為清政府及管理洋務企業的部門一樣腐敗了,所以靠這樣的政府和官吏“用輸入物質文明的方法”來改良中國,那是不會有什麼顯著效果的,“只有用根絕官吏貪污的辦法”才能改良中國。據此,孫中山指出,中國要實現真正的富強,就必須準備著“迎接一個變革”,[25] 而這個變革就是由革新党領導全國人民,成就革命事業。當然革命化並不等於近代化,它只是為近代化掃清了道路,“以共和政體來代替帝政統治”。[26]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只有革命才能阻止外國殖民勢力的擴張和滲透,也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開闢通道。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確立了通過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變革,為經濟發展和政治的民主化創造社會環境,通過改變生產關係來加速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孫中山對維新派“君主立憲”主張的批評

 

19世紀中葉,亞洲除日本、中國、土耳其、朝鮮以外,大都淪為殖民地。後來日本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逐步實現近代化,發展為強盛國家。1876年土耳其發生新奧斯曼黨宮廷政變,制定憲法,銳意改革,但立憲運動旋即失敗。1877年,歐洲列強終於瓜分了土耳其。這種改革成國則強,改革敗國則亡的嚴峻事實,以及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的壓力,加速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使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深受啟迪。列強瓜分亞洲侵略中國的壓力,造成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領域的巨大危機,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僅能正視這種危機,而且還能洞察其嚴重性,因此,他們傾注自己的全部精力去探求拯救自己國家的思想課題。為了對付東西洋列強侵略中國的巨大壓力,他們不僅提出了維新變法和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張,而且還大膽地、勇敢地提出了深層思維方法變革或“精神革命”的課題。他們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介紹進化論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使近代中國形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從這個意義上說,維新運動既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又是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它比起洋務運動是在更深層次上的思想文化變革,它意味著對過去中國的體制、觀念、價值系統等等都要重新審視評定,也意味著中國要從根本上改變自身的發展格局,走西方式的道路,改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分離文化模式的轉軌變型。當然這樣做,它的難度不僅十分巨大,而且比起亞洲任何一個國家改革的阻力都要大。正由於這場變革千古所未有,牽涉到的範圍很廣,對社會的震動很大。但在近代中國從來也沒有像這次運動有那麼多的人關心國家大事和重視政治改革的前途。

維新運動雖然被慈禧鎮壓了,但由維新派推動的這場政治改革運動對於中國社會則發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由於主觀和客觀的條件決定了當時中國人的認識水平,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形成了,但因受階級狀況、文化觀念、政治等因素的制約,不可能以改變生產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因此,儘管維新人士一再強調要從洋務運動中吸取教訓,主動提倡加強對理論科學以至思維科學的研究和傳播,突破學習西方只停留於“器物”層次的局限,但由維新派主動地選擇皇權作為中國社會轉軌變型的主要支柱,這就違背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主權在民的原則。所以,維新知識份子的一切努力,以及他們提出的維新變法主張,歸根到底都成為“變法不變人”,變法不變皇權,不變道統的大環境,所以維新成了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修補和鞏固清朝統治這一目的,這就註定了其失敗的結局。

甲午戰爭後,中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三股救亡力量。一股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一股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一股是以廣大農民為主組織的民問會黨如大刀會、哥老會、義和拳等分散的社會力量。維新派在1895年發動了“公車上書”,1898年進行了維新變法;革命派在1894年11月於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並於1895年2月設總部于香港,同年于廣州準備武裝起義未遂;處在迅速組合並即將爆發的義和團反帝風暴的前夜的農民,在全國各地進行反洋教鬥爭。上述三股力量都是愛國力量。他們從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救國,試圖解決全民族面臨的救亡圖存問題。“振興自上”的維新變法,“奮起自下”的暴力行動,“轟然爆發”的農民鬥爭,目標都是救亡圖存,但卻各行其是,互不相關。他們之間的區別不在於要不要救亡圖存,而是在於如何救亡圖存。

維新派要“反抗外敵”、“改革現狀”,即改革法律、軍事、經濟、教育,革除壅蔽固習,取消旗人寄生特權等等。這是一個除舊佈新的艱難過程。除舊就是要向統治階級的傳統因循思想、守舊觀念和現存的統治秩序挑戰。因此改革的每一個舉動都會遇到阻力。阻力來自於舊制度和保守勢力的特權階層,以及傳統的習慣勢力。可是,維新派既要改革現狀,卻又抱住封建皇帝的政治權威不放,他們不敢也不可能與封建道統和封建政治勢力決裂,也不敢發動民眾開展反帝鬥爭,收回國權和所失的領土。所以,他們既嚮往未來,又深深地留戀過去;他們既要愛國,又不敢採取激烈的救亡行動。這種矛盾的心態和行為取向便說明他們的主張不成熟,行動也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政治改革的核心是體制的改革和政治理念的更新,以及政治廷作體系的完善。由君主專制政體到君主立憲政體,由封建政權到資產階級政權,這是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這種變革的結果必然是一個階級戰勝另一個階級,它必然牽涉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層面。但維新派希望在不引起社會動盪的前提下,希望光緒皇帝“乾綱獨斷”,實現歐美的新法、日本的良規,確立君主立憲的制度。這種願望固然良好,但後果則可想而知,到最後只能是以失敗而告終。

孫中山起初並不反對變法,更不反對維新。1897年初,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講到其革命緣起時說:“孫逸仙博士輩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憲政體之創行而已,迨至和平無效,始不得不出於強力。”[27] 並曾一度設法聯合康梁,爭取革命派與維新派合作加速維新變法的進行。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問,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有過多次筆談。在這些筆談中,孫曾向宮崎透露,他欲發信上海,“請梁啟超或其親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來與否,弟尚不能料”。宮崎說:“是也。康先生或梁先生此兩人中一人來此地與先生商議,萬事可望也。”然孫中山則說:“康斷不能來。因他在中國亦未有公然出名,此指新聞紙而言。若他來此,必大招物議,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別位已可。弟不過欲彼到來報知中國現在情形耳,因弟離國已有二年,各事已有多變矣。”[28] 1900年6月上旬,孫中山偕楊衢雲、鄭士良等離橫濱乘船赴香港策劃廣東起義,臨行前在一次談話中,他又談到:“清政府在康有為公開致力於種種運動或采取恐嚇政府的手段之際,對他的黨派抱有嚴重警惕,並因而對我們黨派的注意逐漸放鬆,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我黨的幸事。”[29]

1900年7月10日,孫中山自西貢到了新加坡接受英國殖民地官員斯韋頓漢(A. swettenham)、科利爾(W.R. Collver)、埃傑頓(W. Egerton)三人訪問時所發表的談話又講到,他想要會見康有為,就當時中國的問題徵詢他的意見,並向他提出我的勸告。孫說:“不錯,我志在驅逐滿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與他磋商,為我們在共同路線上的聯合行動作出安排。

在這個談話中,孫中山認為“中國民眾遲早將要起來”,並表示他們“打算推翻北京政府”,因為“沒有這個行動,中國將無法改造”。他指出:“當康等與我來往時,他們的行動便是不尋常的。皇太后懸賞十萬兩購緝康的頭顱,他那頭顱的價值三倍於我。”康有為如果與我聯絡,定會“增加我的中國追隨者”。[30]

由此可見,在1900年8~9月間,孫中山是想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派力量中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共同反清,以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漸次施行”,而且孫中山還表示“我並不抱任何危險激烈的企圖,而是考慮始終採取溫和的手段和方法”與各派愛國人士聯合。為實現政治改革的目標,他還有“赴北京的打算”。他說:“已離神戶前往上海的梁啟超,大概也是抱著類似的想法而成行的。”[31] 這個時期的孫中山與康、梁在對君主與清政府的看法上存在明顯的分歧,但在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方面則沒有明顯的尖銳的對立。

然而,康有為、梁啟超拒絕了孫中山的合作主張。1902年2月,梁啟超又在日本橫濱創刊《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詆毀革命。孫中山終於與康梁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從1903年秋冬起,孫中山便公開鼓吹革命,並以實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32] 作為政治主張,公開宣稱“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33] 孫中山還指出:“漢人之失國,乃由不肖漢奸助滿人入關,征服全國。”他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復河山。並公開表明:“有人說我們需要君主立憲政體,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理由說我們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國已經具備了共和政體的雛形。”他說,“觀於昏昧之清朝,斷難行其君主立憲政體,故非實行革命,建立共和國家不可也”,“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眾人之事的總統”,[34] 不需要把國家變為個人私產的封建皇帝。

從當時情況看,中國政治體制可能有三種選擇:一是孫中山領導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制,一是由康有為、梁啟超領導變法所追求的君主立憲制,還有就是清朝頑固派所堅持的君主專制制度。改革後的中國應該推行什麼政治制度?孫中山堅持民主共和制度,以武裝鬥爭同和平手段相結合推翻清朝的君主宗法專制制度;而康有為、梁啟超只不過是企圖通過和平的溫和的改良手段來推行君主立憲。即使如此,以慈禧為首的滿洲權貴,也不放過維新派,一定要把主持戊戌變法的維新派鎮壓下去,說明清政府允許某些變法,實現一些改良,但對於維護專制統治的三綱五常和君主宗法專制制度的根本則不能變不可變。所以,孫中山與康、梁的根本分歧不是在要不要變法,要不要立憲,而是要變法,要立憲,但要不要保皇,以及中國是不是一定要採取君主立憲政體,這才是他們爭論的焦點和分歧所在。

孫中山說:“欲革命就不能言保皇,要保皇就不要談革命。”他指出,康有為、梁啟超借革命之名,“以行其保皇立憲”之實.其目的是“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為滿洲之奴”,[35] 是“去同族而事異種”。[36]“如果以皇帝為可保,甘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則亦已矣。如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37]

康梁保皇就是保君主。為保君主而反對革命,反對共和,這是保皇黨人的基本觀點。按照這種觀點,要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根本的出路在於立憲。但立憲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保皇黨人認為,當時中國“民智未開”,要推行民主政治不但不得民主反得專制,所以,中國要行民主政治“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君主立憲為過渡之時代”,“民主立憲為最終之結果”。對於這種觀點,孫中山在《駁保皇報書》中指出,這又一次證明“彼不知立憲為何物,而牽強附會也。夫立憲者,西語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日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辭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按,指《保皇報》主編)強不知以為知,而妄曰constitution乃transition時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意,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今彼以君主立憲為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為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為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孫中山說,倡君主立憲者“如此矯強支離,多端辯難”,竭力阻止民主共和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38]

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就《保皇報》鼓吹歐美可行共和政治,而中國只能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不可躁進的觀點進行駁斥。他說,他由日本過太平洋到美國,路經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過一野蠻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還要食他,後來與外人交通,由野蠻一躍而為共和。我們中國人的程度豈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嗎?後至美國的南七省,此地因養黑奴,北美人心不服,勢頗騷然,因而交戰五六年,南敗北勝,放黑奴200萬為自由民。檀香山和美國南部土著和黑奴,論文明遠不如中國,而人家可實行民主共和,而我文明古國則不行,真不知據何而說。孫中山說:“我們清夜自思,不把我們中國造起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來,是將自己連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做不如了。”所以,他強調:“我們決不能說我們同胞不能共和,如說不能,是不知世界的進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這共和幸福的蠢動物了。”他還指出:“若單說立憲,此時全國的大權都落在人家手裏,我們要立憲,也是要從人家手裏奪來。與其能奪來成立憲國,又何必不奪來成共和國呢?”[39] 很顯然,孫中山的意思是,既然要從清政府的手裏奪取政權,就非革命不可,既然要通過革命來奪取政權,那就只能成共和國,不能成立憲國,尤其不能搞君主立憲,將來再來一次革命打倒皇帝。

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康有為、梁啟超企圖通過維新變法來挽救中國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使中國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做法不僅遭清政府的反對行不通,就是維新志士也看到康、梁維新變法的局限,有不少人疏離康、梁,使他們的維新變法陷入危機。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宣佈國是之詔開始,到同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維新運動宣告失敗為止,共103天,光緒頒佈的上諭多達二三百件,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選擇人才;二是文教方面的改革;三是經濟方面的改革,即對工農商業的鼓勵;四是政治方面的改革,即官僚衙門的裁併;五是關於立憲與議會問題的討論。[40] 在詔書中,光緒不敢提出君主立憲或國會政治的主張,也不敢提出其他政治上及經濟上“民主”傾向的主張。就是這樣的一些新政措施,慈禧等頑固後黨也不允許實行,並發動政變捕殺維新人士,囚禁光緒皇帝,恢復舊制。所以,正如孫中山所指出的,曰“保皇可以救國”,曰“立憲可以圖強” ,都是一種邪說,因為“滿洲政體之腐敗已成不可救藥,正如破屋漏舟,必難補治,必當破除而從新建設也”,在我國“非革命無以救重亡,非革命無以圖光復”。[41] 時局的發展證明,清末維新派、立憲派及清廷統治者鼓吹的君主立憲主張,或民初“袁世凱之君主立憲辦法,決不為人民所允許”。[42]

綜上可見,孫中山與維新派的分歧不在於中國要不要維新變法,也不在於採取漸進的近代化模式或採取“激進主義”的近代化模式;最主要的分歧是對當時中國國情的認識相差太遠,因此對於具有深厚基礎的封建專制政體和舊的傳統保守習慣惰性力量的頑固性認識不一。實踐已經證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中國採取漸進型的溫和的近代化模式不僅不能實現中國的近代化反而還會貽誤時機。當時的中國要振興,必須要改變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生產不發展,科技不進步,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都不可能緩和。而要實現科技進步,發展經濟,沒有民主政治作保證,沒有政治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做到。清廷中的頑固派反對中國改革,尤其反對政治體制的變革,這就成為阻礙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所以,在中國要實現近代化,首先必須革命化。孫中山選擇革命作為實現中國近代化的第一個步驟,它不僅沒有阻滯中國的近代化的進程,相反是使中國的近代化走向有序狀態的基本保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社會大變革中出現的諸多問題,而且也確立了實現中國近代化的既定目標——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並作了嘗試,這一切都為中國的近代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孫中山對清末“新政”的態度

 

慈禧太后于1898年9月21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宣佈重新訓政,開始了她的獨裁統治。慈禧倒行逆施,一面剷除維新勢力,一面扶植重用頑固守舊勢力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她無法消除維新運動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更加不可阻擋在中國已經和正在形成的民主潮流。

1900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被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之後,人們普遍認為,清政府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帝國主義的走狗。它一方面宣佈對外實行“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政策;另一方面它為了強化封建統治,實行自強自救政策,宣稱仿照“西法”,改行“新政”,妄圖打著“新政”的牌子達到欺世惑眾、拯救清政府的目的。

然而,廣大人民群眾吸取義和團運動失敗的教訓,加上《辛丑條約》所造成的空前嚴重的社會危機,更加認清了清政府的本質,不僅沒有受到“新政”的矇騙,反而使他們進一步認清反帝必須反封建,並毅然打出“掃清滅洋”的旗幟,把反帝與反封建鬥爭結合起來,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以及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下,清政府的統治面臨嚴重的危機。

清末“新政”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籠的。所以,它是清廷最高統治者強化自己的自救運動。這個運動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通過一些改革緩和社會危機,強化封建主義統治;一種可能是通過改革創造條件由封建政權向資本主義政權過渡。

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一個變法上諭中聲稱,“不易者三綱五常”,“而可變者令甲令乙”。又說:“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43] 在督辦政務處的《開辦條規》中又規定,變法大綱一為規複好的舊章,二為參用西法。並指出,“維新之極而有康逆之亂,守舊之極而有拳匪之亂”,[44] 表明其變法路線是在維新派與守舊派兩者之間。這就說明慈禧的“新政”基本上又是沿襲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和維新派的君主立憲路線,但在深度和廣度上與前兩次改革有很大不同。清末新政是想通過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來緩和各種矛盾,和企圖在一定程度上效法西方政治,推行君主立憲,挽救清朝統治的滅亡命運。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如果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清政府是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政府,實行‘新政’未嘗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可惜,早已喪失獨立自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中極度腐敗的清朝統治集團再也沒有挽救覆亡的‘回天之力’了。清末‘新政’,其實不過是統治者再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但是還要繼續實行統治的一種垂死掙扎。”[45]

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去承擔實現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使命,但又不願意主動退出歷史舞臺。在這種情況下,首先就要革命,只有奮力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架在中華民族頸上的沉重枷鎖,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中國才有前途,中華民族才有前途。國家不能獨立,民族不能解放,而封建統治者又成為洋人的代理人的情況下,所謂的近代化就是殖民主義化。而要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生產力,沒有“激進”的革命手段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激進”的革命正是救亡圖存的主要手段。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民族解放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對於清末“新政”也不要全盤否定。孫中山起初不僅不反對“新政”,而且還支持“新政”。人們都知道,1897年,孫中山說過這樣的話:“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党。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党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46]

孫中山在這裏所講的“新政”,指的是維新派的政治改革,不是指慈禧“新政”,但由此可知,孫中山起初並不反對“新政”,他所反對的是借“新政”之名行維護清朝政權之實的“新政”。他指出:“中國今日正與各國在專制時代無異,凡主張創行新政、革除腐敗者,概被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傳播其主義,勢不得出以慎密。”[47] 也即是說,清末的“新政”有維新派、革命派的“新政”,也有清政府的“新政”,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新政”。

清政府的“新政”,儘管有局限,但比起頑固守舊派的因循守舊、閉關鎖國畢竟是個進步。正因為這樣,“新政”對新式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文化教育事業、軍隊等方面的創辦與發展有一定影響。“新政”的施行在中國近代化的路途中畢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特別是新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的推行,以及政治改革的鼓吹和預備立憲的動作,在20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浪潮中頓時呈現出一種新的景象,對於生活在漫漫長夜中的中國人民畢竟是個鼓舞,使人們在失望中窺見一線曙光。

但是,清末慈禧的“新政”不可能衝破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也不能緩和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達到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的目標。政體是關鍵,政體不能改變,一切都無從談起。因為君主專制政治,正如孫中山所指出:“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民牧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抑,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婪素之風已成習慣,官以財得,政以賄成。”[48] 這種政制不改革,它必然極大地限制民主政治的發展、阻礙生產力的提高和妨礙近代化的進程。

然而,要改革也很難。這主要是清政府已經失去了駕馭全局的能力,中央官場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漢族與滿族之間的矛盾已經不能通過自身力量加以調控。誠如孫中山在1897年初所言:“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決不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期望當今的中國政府能在時代要求影響下自我革新,並接觸歐洲文化,這等於希望農場的一頭豬會對農業全神貫注並善於耕作。”可是,“哪怕這頭豬在農場裏餵養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也不可能影響它的主人改變已定的主意。所以,孫中山認為,要使中國與世界接軌,迅速實現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必須要有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不能“建立起純潔的政治,那麼,實現任何改革就完全不可能”。[49]

此外,孫中山還說,政體改變後,“還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採取開放態度”,但不能將歐洲的文明“全盤照搬過來”。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所以引進國外文明是必要的,但必須處理好內外文明的關係。

然而上述兩項,清政府都無法做到。可見,清末的“新政”“除非在行政的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50] 孫中山又指出:“凡是瞭解朝廷,瞭解包圍和影響皇帝的那些人物的,誰都應當知道,清朝皇帝沒有能力去有效地實行中國所需要的激烈改革。”[51] 因此,“無論如何,人民的起義只不過是一個時問問題而已”,[52]  “除進行一次革命外,中國便沒有實現改革的希望”。[53]

中國要改革就要改革根本。根本是什麼?孫中山認為,改革的根本是改變政治體制。而要改革政體,首先要改革官制,最後是改革政制。

關於官制改革,孫中山認為重要的是要改變貪污行賄、任用私人的弊端。

他說,當時,“在中國有四種進入官場和獲得提升的途徑:科場出身;兵弁出身;保薦賢才;捐班出身”。這種作官的道路,“第一項是最古老的,而且無論如何也是最純正和最好的。在多年以前,就是從清朝開國以來,科場考試都是老老實實地實行著的,而讀書人在他學習終了考試成功以前總是不會開始他的貪污事業的,但是近年來即使在這些地方,貪污也偷偷地爬進去了。因此現在由有學問而詭詐的老師冒充‘學生’下場頂替考試,已經全然不是什麼不平常的事了。這些老師們在各色各樣的化名下,一次又一次地經過考試賺錢來生活。主考官們受賄的事也不少見”。[54] 通過勤修苦練、誠實鑽研的科考升遷做官的人尚且如此,那些通過其他不正當的門路而求得官職的人,所要花的費用就更不用說了。孫中山指出,有清一代由軍功的提升也許是最快的,但也要花費很多錢。他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党呼、籲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中舉出很多例子說明“在中國軍職的遷升,只意味著買官職和買肥缺”。至於進人官場的第三個途徑“保薦賢才”就更糟了。孫中山說:所謂“保薦賢才”必須要有官員的記錄,這些官員都是毫無例外地貪污、靠行賄收賄為生的,所以除了他們推薦他們自己的家屬和族人外,他們只能從那些用黃金打開了他們的眼睛的人當中來挑選“賢才”。第四條做官的途徑“捐班出身”,就是純粹的購買,這是受到清朝法律認可的,並且一年比一年更普及。所以,孫中山指出,在清代,“貪污行賄,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恥地對於權威地位的買賣,在中國並不是偶然的個人貪欲、環境或誘惑所產生的結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權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職的惟一的可能條件。在中國要作一個公務人員,無論官階高低如何,就意味著不可救藥的貪污,並且意味著放棄實際貪污就是完全放棄公務人員的生活”。貪污、行賄的弊端改變不了,用人就不可能用其賢和才,官吏平庸,行為不正,要想治理好國家根本不可能。既然如此,改革官制不僅是革命派,就是維新派、立憲派,乃至清朝一些開明的督撫都有這種要求,但是他們要求改革官制的目的則明顯不同。前者旨在為政清廉,保證官吏的平等競爭,為中國政治民主化創造條件;後者旨在改革一些選用官吏的弊端,培養親貴為維護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效力。1906年9月1日慈禧宣佈“預備立憲”,在清廷的上諭中規定“預備立憲”急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須“從官制人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54] 9月2日,朝廷下詔進行官制改革,指派載澤等14名滿漢大臣會同編纂新官制。這次所謂官制改革最主要是出於加強滿族權貴的中央集權的考慮,當然也包含有欺騙民眾的意味。所以,這次官制改革不僅未能克服清朝官制的各種弊端,反而加劇了權力的爭奪,內外權臣與滿族親貴問為此展開了激烈的傾軋。滿族官僚與漢族官僚、中央與地方官員之間的矛盾急劇惡化。清朝廷借官制改革,不僅要集權於滿族,還要集權于皇族宗室。這樣的改革不僅損害了漢族官僚的利益,而且也傷害了包括滿族督撫在內的整個地方督撫的利益。這樣一個轉變官衙名目和調整官制的改革尚且受到層層阻力而虎頭蛇尾敷衍了事,至於其他實質性的政治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更可想而知了。

關於改革政制,孫中山認為中國跟別的國家不同,它的一切進步與更新都必須“以聯邦或共和政體來代替帝政統治”才有可能。

戊戌維新變法失敗後,特別是八國聯軍侵略以及《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列強改用扶植清政府的辦法來奪取在華的更大特權,更具有欺騙性,而清廷不但不可能採取激進的行動與列強抗衡維護主權不受侵犯,反而甘為人奴。而各族人民則期望清政府實行重大的政治改革,重振朝綱,加速中國的全面發展來對付列強和挽救社會危機。然而,清政府已行將就木,無大作為。經過親貴們議論多時拋出的政改方案竟是被維新派、革命派批判過的洋務派貨色,因此維新派指斥“新政”的政改方案是“有名無實”、“枝枝節節”,是“以舊人行新政’、“衣裳欲新人欲舊”。革命派則趁機攻擊,大肆鼓吹革命,實行民主共和。因此維新派和立憲派迫切要求清廷在政治上來一番根本改革,爭取主動,平息革命。於是,君主立憲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與革命思潮同時在中國興起了。

如果從政治理念去考察,在建立何種類型的民主制度問題上,人們提出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兩種方案,都是無可非議的。這兩種方案,從理論上比較,的確也無所謂優劣,亦無所謂進步與落後之分。有學者講得好,“適合具體國情者為優,不適合具體國情者為劣”。[56] 那麼,具體的中國國情是什麼?是不是君主立憲就適合國情,就可以免除中國的無政府狀態,能夠穩定社會秩序,促進中國的近代化;而民主共和就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就會造成中國的軍閥混戰,招致列強的瓜分,阻滯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這是問題之所在。不過這是一個老問題,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初年中國的革命派與保皇派、立憲派之間就曾經爭論過。依我看,現在學術界的爭論基本上沒有超出當時爭論的範圍和水平。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它有一個由醞釀到形成,由初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發展的漫長過程。它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揠苗助長,更不能飛躍,只能漸進,不能激進。爭論的基本點是中國有沒有具備實行民主共和政體的條件,在中國是不是只能行君主立憲,不能行民主共和。

人們都知道,鼓吹君主立憲最起勁的是梁啟超。1901年6麼月7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立憲法議》一文,他指出世界上有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三種政體。他認為,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都是由各國的歷史情勢不同造成的,但兩者均“同為民權”。就三種政體比較而言,梁啟超認為:“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他指出,民主立憲施政方略變易太快,選舉總統時競爭太激烈,對國家不利。而君主專制政體,朝廷又視民如草芥,人民疾君如寇仇,人民極苦,君亦極危,治日少而亂日多。而君主立憲國家的君位承襲皆有一定,權奸無篡位之隙可乘;君主發號施令和大臣進退必經議院協贊,不可能出現大權旁落的情況,人民有疾苦訴之議院,可“永絕亂萌”。又說:“抑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按之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于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必至也。”但他義指出,“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冶初年,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57]

人們並不懷疑民主政治的施行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問題上革命派與立憲派之間也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分歧。比如同盟會在其革命方略中,將革命程式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規定“以天下定後六年為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汙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在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58] 這裏所講的就是漸進。問題出在梁啟超多變,1903年,他從美洲返回日本後,便改變立場和觀點,認為“共和政體實不如君主立憲者之流弊少而運用靈”。[59] 他開始專主君主立憲,勸告清廷實行立憲,極力反對革命和實行民主共和。

梁啟超的言論激起了革命黨人的憤慨,也引起孫中山的不滿。

孫中山指出:

自義和團戰爭以來,許多人為滿清政府偶爾發佈的改革詔旨所迷惑,便相信那個政府已開始看到時代的征兆,其本身已開始改革以使國家進步。他們不知道,那些詔旨只不過是專門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而已。由滿洲人來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著給他們以損害。實行改革,那他們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60]

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孫中山一語中的。在革命高潮日亟的1906年,清廷最高統治者雖然將實行君主立憲作為“國是”(國策)定了下來,承認君主專制制度有加以改革的必要,但在改革政制以及設立各省諮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過程中,清廷雖然多次下詔要加緊諮議局和中央資政院設置,卻並不準備實行君主立憲。清廷當權者是企圖通過這些立憲“新政”的點綴,來搪塞和欺騙輿論,收拾人心,以達到拉攏和安撫立憲派,渡過危殆時局的難關,進而穩固自己的統治,保證皇位永固。

1908年8月27日清廷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君權神聖不可侵犯,君主總攬清廷一切行政、軍事、經濟、外交等大權,且萬世一系。這就完全撕下了“預備立憲”的面紗,露出了所謂君主立憲的真面目。該年,專權獨裁的慈禧太后死了,3歲的幼帝溥儀接位,醇親王載灃代幼子攝政。為了鞏固皇族大權,防止政柄旁落,載灃打著《欽定憲法大綱》“君上有統帥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的合法旗號,自兼代理陸海軍大元帥職,並令其弟貝子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載濤掌理軍咨府事務,集軍權於皇帝。

1911年5月8日,清廷又發佈內閣官制和任命總理、協理及各部大臣的“上諭”。新內閣大臣計13人,漢族4人,滿族9人,而其中皇族占7人。名符其實的“皇族內閣”的產生,標誌立憲派奔走呼籲多年的君主立憲已成為泡影,也表明依靠清廷自身改革政制,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已經根本不可能。所以,孫中山嚴正地指出,清廷下詔維新是“以保子孫帝王之業”,他們宣佈立憲預備九年之開國會,實為“籠絡人心之手段”,是“假立憲之美名,以實行中央集權”[61] 之實。

因此,孫中山根據清政府對於實行憲政、開設國會,無一毫誠意,“故到底不能見諸實事,即見諸實事,亦決無效果”[62] 的認識,指出事到如今,在中國“非革命無以救重亡,非革命無以圖光復”。[63] 可見,孫中山之所以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會發生,不是任何人憑主觀意志可以製造出來的,它是當時中國國內形勢發展的必然,任何人想阻擋也阻擋不了。此次革命的主因,孫中山明確指出,實為改良政治起見,並非簡單狹義之問題。所謂改良政治,就是結束清廷的君主專制,效法美國實行共和政體,“倘以一中國君主而易去滿洲君主,與近世文明進化相背,決非人民所欲,故惟有共和聯邦政體為最美備,舍此別無他法也”。[64]

由此可見,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君主專制政體,創建民主共和制度之後,“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在保護海關和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下,鼓勵外商到“中國興辦實業”,促使中國進步,改良環境,發達工商業“令中國大富”[65],這是孫中山建國治國的根本理念和指導思想,也是孫中山謀求實現中國近代化的基本原則和理論的基礎。所以孫中山把革命視作“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惟一法門”和神聖的偉大事業,完全是從清政府反對改革,反對中國進步發展的負面影響中總結出來的經驗。

革命畢竟只是近代中國變革的一個方面,它本身並不等於社會變革,但是觀察近代中國的大變革不能離開革命。清末的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帝制推翻,共和建立,不僅加快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引進和促進了國民參與政治運動,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和工業近代化創造了一個大環境,而且也加速了民族的覺醒,促使了國民新思想新觀念的形成。這一切都說明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這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為中國建立的豐功偉績。

 

注:

[1] 石然、林慶元、郭金彬:《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科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2] 孫中山:《我的回憶——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47~548頁。

[3] 胡去非:《總理事略》,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1頁。

[4] - [6] 孫中山:《致鄭藻如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7] 孫中山:《農功》,《孫中山全集》第1卷。

[8] - [12]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13]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14] 陳錫棋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

[15]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頁。

[16] 孫中山:《檀香山興中會盟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頁。

[17] 孫中山:《香港興中會章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頁。

[18] 鄭觀應:《南遊日記》,原稿影印本,第67頁。

[19] 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參見夏東元:《鄭觀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頁。

[20] 孫中山:《香港興中會章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頁。

[21] 孫中山:《擬創立農學會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4~25頁。

[22] 孫中山:《與鄧廷鏗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23] – [25] 孫中山:《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黨呼籲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26] 孫中山:《與林奇談話的報導》,《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1頁。

[27]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1頁。

[28] 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等筆談》,《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9~180頁。

[29] 孫中山:《離橫濱前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8~189頁。

[30] 孫中山:《與斯韋頓漢等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5~196頁。

[31] 孫中山:《與橫濱某君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8~199頁。

[32] 孫中山:《東京軍事訓練班誓詞》,《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4頁。

[33] – [34] 孫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戲院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35] 孫中山:《複黃宗仰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36]-[38] 孫中山:《駁保皇報書》,《孫中山全集》第l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39] 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0~281頁。

[40] 王拭:《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頁。

[41] 孫中山:《在三藩市麗蟬戲院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2頁。

[42] 孫中山:《在歐洲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60頁。

[43]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35頁,總第4601頁。

[44] 參見沈桐生等編:《光緒政要》卷27,南洋官書局1909年版。

[45] 李侃:《對所謂孫中山“激進主義”的質疑》,《孫中山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95年版。

[46] - [48]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49] - [50] 孫中山:《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黨呼籲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51] 孫中山:《致南方熊楠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l0頁。

[52] 孫中山:《與<倫敦被難記>俄譯者等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6~87頁。

[53] 同[51]。

[54] 孫中山:《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黨呼籲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

[55]《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4頁。

[56] 董方奎:《君主立憲制與現代化——為康有為“保皇”一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頁。

[57] 梁啟超:《立憲法議》,《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153頁

[58]《中國同盟會總章》,《辛亥革命》資料叢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16頁。

[59]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頁。

[60] 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1頁。

[61] 孫中山:《與芙蓉華僑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3頁。

[62] 孫中山:《在雲高華華僑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11頁。

[63] 孫中山:《在三藩市麗蟬戲院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l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2頁。

[64] 孫中山:《與巴黎<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62頁。

[65] 孫中山:《在歐洲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