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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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戰爭

 

 

第一部分﹕“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第四章

 

(接上期)

工人戰線無論在戰略意義和象徵意義上多麼突出,也只是內戰裡眾多內部戰線之一而已。布黨與綠軍(由抵抗徵糧和抓兵的農民組成)之間的爭鬥往往更為重要。目前有一些首次公開的報告,係由負責懲罰逃兵和鎮壓譁變與農民造反的契卡特別部門和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撰寫,其中全面揭示了這場「骯髒戰爭」之非常暴力的恐怖;該戰爭早已不再只是紅白兩軍之間的顯見衝突。布爾什維克黨的恐怖政策其實正是在該政權與農民的這場殊死鬥爭中打造的,而此政策係基於對民眾的極為悲觀看法。捷爾任斯基曾經寫到:「他們是如此的無知,根本不了解誰真正在為其謀求利益。」在這個政權看來,充滿獸性的民眾只能用暴力馴服,用「鐵掃帚」對付。這正是托洛茨基,在描述他為了「清潔」烏克蘭和「掃除」內斯托爾‧馬克諾及其他農民領袖率領的「匪幫」所採取的鎮壓行動時,使用的形象比喻。20

農民暴動開始於1918年夏季,在1919年和1920年就已呈燎原之勢,於1920-21年間達到全盛,並且一度逼迫布爾什維克力量後撤。

這些農民暴動有兩個顯見原因:對物資的不休徵收和紅軍的強制招兵。1918年夏季的早期徵糧行動,尚屬對剩餘農產品的雜亂無章搜尋。但到1919年1

月,此類行動就已經由一個中央控制且更精心策劃的徵收體制取代。每個省、區、鄉及村社都必須向國家定額繳納;定額則按照對收成的估算而事先規定。除穀物外,定額中還有二十餘種農副產品,例如馬鈴薯、蜂蜜、禽蛋、奶油、食用油、肉類、牛乳。每個村社都必須自行負責徵集。只有在整個村莊完成定額後,當局才會分發收據,讓人們用來購買工業產品。即使這樣,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五的工業產品需求得到實際滿足。此時此刻,對農業收成的付款多少只是象徵性的。到1920年底,與戰前的金本位盧布相比,盧布的價值下跌了百分之九十六。從1918年到1920年,對農產品的徵收增加了三倍;農民暴動的數目,儘管很難準確計算,似乎也有相同幅度的增加。21

在經過「帝國主義戰爭」的三年戰壕煎熬之後,對徵兵的反抗是農民暴動(經常由綠黨帶頭)的第二大原因。這也導致成群的逃兵藏匿在叢林裡。人們現在相信,1919年和1920年間有三百多萬的逃兵。1919年,契卡的多個部門和為打擊逃亡而組建的特種部隊,抓捕了約五十萬名逃兵。次年這個數字攀升到七十與八十萬之間。即便這樣,依然有大約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的逃兵(絕大多數是極為熟悉地形的農民)躲過了當局的羅網。22

面對如此巨大的問題,政府的鎮壓措施不斷加劇。不僅有數以千計的逃兵遭到槍決,逃兵的家人也往往被抓作人質。自1918年夏天起,人質原則日益應用於越來越多的常見情形。舉例來說,列寧簽署的一道1919年2月15日政府命令,就鼓勵地方契卡在鐵道積雪未能按照合格標準加以清除的地區,扣押農民作為人質;「並且倘若不對有關路線進行適當清掃,槍決這些人質。」23 1920年5月12日,列寧向負責抓捕逃兵的所有省級委員會和分遣隊發出指示:「逃兵自首的七日限期過後,對於那些背叛人民事業的不可救藥分子,必須從重懲罰。他們的家人和以任何方式提供協助的人都將視為人質且如此對待。」24 實際上,這項政令不過是把已經普遍發生的行為合法化。儘管如此,逃亡的浪潮並未有所減緩。如同1919年,在1920年和1921年,逃兵繼續成為綠黨游擊隊的主力。對於這些武裝,布爾什維克黨在三年裡(有些地區則為四年或者甚至五年)用無法想像的殘酷,進行了無休無止的打擊。

除了抵抗物資徵收和強制招兵外,農民通常也排斥他們眼中的外來勢力干預——此時則為城裡來的共產黨人。在許多農民看來,負責徵繳的共產黨人,與1917年鼓動農業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根本就不是同一夥人。在那些於紅白兩軍之間反覆易手的地區,混亂與暴虐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BlackBook

出自契卡多個鎮壓暴動單位的報告當屬極好的信息來源,讓人們可以一睹這場遊擊戰爭的多個不同側面。這些報告往往把農民運動分成兩類:一類是自發的造反和短暫的暴力行動,參加人數相對有限,通常為幾十到一百左右。另一類則是大規模的暴動,涉及數千或甚至數萬的農民;他們組成能夠攻城掠地的名符其實軍隊,並且有明確的政治主張(通常帶有無政府主義或社會革命黨的傾向)。這些報告的摘要讓我們得以對當時發生的事情有所了解:

1919年4月30日,坦波夫省。4月初在萊比阿丁斯基區,富農和逃兵發動騷亂,反抗徵集人員和馬匹與徵收穀物。叛亂份子高喊「打倒共產黨!打倒蘇維埃!」,衝擊和焚燒了該區的幾個常務委員會,並且野蠻地殺死了七位共產黨員,將他們活活鋸成兩截。

應徵收分遣隊隊員的請求,契卡的第212營趕到,平息了這次富農叛亂。六十人被逮捕,五十人被立即處決,發起反叛的村莊被夷為平地。

沃羅涅日省,1919年6月11日電報:情況在好轉。新霍皮奧爾斯克地區的叛亂已近尾聲。我們的飛機轟炸並燒毀了匪徒們的主要據點Tretyaki鎮。清剿行動正在繼續。

雅羅斯拉夫爾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保羅要塞郡的逃兵叛亂已經平息。逃兵們的家人被抓做人質。當我們開始每家槍決一人時,綠軍就紛紛走出樹林並投降。為警效尤,槍決了三十四名逃兵。25

數以千計的類似報告,見證了當局與農民游擊隊之間這場戰爭中的大規模暴行。這些衝突往往因逃避兵役而引起,但在報告中則說成是富農叛亂與匪徒造反。26 前面的三段摘要展示了當局最常使用的鎮壓手段:逮捕和處決成為人質的逃兵或「匪徒」家人,以及轟炸和焚毀整個村莊。這些不加選擇且比例失當的報復是基於整個村社集體負責的原則。當局通常給逃兵的歸隊設一個限期;一旦過了此限期,逃兵們就被視為「叢林匪徒」,可以當場擊斃。此外,文武當局都在宣傳材料中明確表示:「倘若哪個村莊的居民膽敢以任何方式幫助叢林中的匪徒,整個村莊將被焚毀。」

契卡的一些相對概括的報告,讓人們對鄉間的這場戰爭有相對清晰的規模概念。1918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期間,僅在俄羅斯的十二個省裡,就有四十四起暴動。這些暴動有2320人被捕,620人在衝突中喪生,982人隨後遭到處決。在動亂中,480名蘇維埃官員和徵糧隊、紅軍及契卡的112人喪生。1919年9月,在目前有報告的十個俄羅斯省份中,48735名逃兵和7325名「匪徒」被捕,1826人喪生,2230人遭到處決;蘇維埃官員與軍人的死亡數為430人。這些支離破碎的報告,沒有包括在更大規模農民起義中數目高得多的死亡人數。

農民起義可以按照若干個高潮時期來劃分:1919年3月和4月在伏爾加河中游與烏克蘭等地;1920年2月至8月在薩馬拉、烏法、喀山、坦波夫,以及又在烏克蘭;後者被布爾什維克黨從白軍手中奪回,但其心臟地帶依然在農民游擊隊的掌控之下。從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農民運動儘管在烏克蘭、頓河及庫班河等地基本上處於守勢,卻在坦波夫、奔薩、薩馬拉、薩拉托夫、辛比爾斯克及察里津等中部省份掀起大規模抵抗的高潮。27 在此唯一削弱這場農民戰爭之猛烈程度的因素,當是二十世紀最悲慘飢荒之一的到來。

薩馬拉和辛比爾斯克這兩個富饒省份,1919年必須完成全俄徵糧任務的五分之一以上。正是在此,自發的農民騷亂於1919年3月首次轉變為名副其實的暴動。農民暴動武裝的士兵人數超過三萬,他們攻佔了數十座城鎮。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權失去對薩馬拉的所有掌控達一個多月之久。這支農民軍隊不僅組織極為良好,而且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即自由買賣、各級蘇維埃自由選舉、以及終止徵糧抓兵和「布爾什維克黨委員制度」。由於布爾什維克黨被迫抽調數萬人馬來對付這股力量,是次造反幫助了海軍上將高爾察克之白軍部隊向伏爾加河的挺進。起義結束後,薩馬拉的契卡頭目於1919年4月在總結形勢時表示:4240名叛軍陣亡,625人後來遭到槍決,6210名逃兵和「匪徒」被捕。

就在這場熊熊烈火於薩馬拉似乎終於得到控制時,它又在烏克蘭無比凶猛地突然爆發。德國軍隊和奧匈軍隊於1918年底撤離後,布爾什維克政府決定收復烏克蘭。烏克蘭作為帝俄的麵包筐,現在需要供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那裡的徵糧配額比蘇維埃帝國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高。要達到此配額,意味著在德國軍隊和奧匈軍隊的佔領下已經損失慘重的數以千計村莊,勢必要面臨食不果腹的境地。此外,非同於1917年底在俄國施行的農民村社土地共有,布爾什維克黨在烏克蘭的意圖是把所有大莊園直接國有化,而這些莊園代表著帝俄時期最現代化的農業。是項政策的目標在於把廣袤的食糖與穀物生產區轉變成巨型集體農莊,而農民將不過是農業勞工而已;這就無可避免地挑起抵抗。農民們在反對德國和奧匈佔領軍的鬥爭中業已武裝起來。到1919年,烏克蘭有由數萬農民組成的真正軍隊,由西蒙‧彼特留拉、內斯托爾‧馬克諾、希赫爾伊夫、澤勒尼等軍事首領和政治家指揮。這些農民軍隊決心要實現其自己理想的土地革命:土地歸農民,自由買賣,各級蘇維埃自由選舉,「不要莫斯科人和猶太佬」。許多烏克蘭農民從一生下來就無可避免地處於鄉下與城鎮(主要由俄國人和猶太人聚居)敵對的長久傳統中,因此很容易把莫斯科人等同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再等同於猶太人。這些人都需要逐出烏克蘭。

烏克蘭的此等特點,解釋了布爾什維克黨與眾多烏克蘭農民之間衝突的殘暴與持久。白軍作為第三方不僅要與布爾什維克黨對抗,而且曾一度遭到反對大地主還鄉的多支烏克蘭農民軍攻擊,因此其存在使得政治軍事形勢更加錯綜複雜。有些城市,比如基輔,曾在兩年裡十四度易手。

最早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徵糧隊的大規模暴動發生於1919年4月。僅那一個月裡,在基輔、切爾尼科夫、波爾塔瓦、敖德薩四省就有93次農民暴動。在1919年7月的頭二十天哩,契卡自己的統計資料記載了210起暴動,參與者包括十餘萬武裝戰鬥人員和數十萬農民。希赫爾伊夫所部的農民軍隊人數超過兩萬,包括若干個紅軍譁變單位,並且裝備有五十門大炮和七百挺重機槍。這些部隊在1919年4月和5月間連續攻佔烏克蘭南部的多座城鎮,包括切爾卡瑟、赫爾松、尼古拉耶夫、敖德薩。他們建立了獨立的臨時政府,其口號相當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意圖:「一切權力歸烏克蘭人的蘇維埃」,「烏克蘭屬於烏克蘭人,打倒布爾什維克黨和猶太佬」,「分田地」,「自由企業、自由買賣」。28 澤勒尼有將近兩萬名武裝人員的游擊軍,佔領了除少數幾個大城市外的整個基輔省。他們以「蘇維埃權力萬歲,打倒布爾什維克黨和猶太佬」作為口號,針對基輔與切爾尼科夫一些城鎮和村莊的猶太人群體,組織了數十次血腥的集體屠殺。其中最廣為人知者(由於有大量的研究)是內斯托爾‧馬克諾的所作所為。馬克諾作為一支數萬之眾農民軍隊的司令,推行了一套同時包括民族主義和社會無政府主義的計劃。該計劃曾在數次農民代表大會詳加解說,包括在馬克諾起事期間於1919年4月舉行的「Gulyai-Pole農民工人暨反抗者代表大會」。馬克諾的追隨者們反對政府對農民事務的任何干預,希望由自由選舉產生的蘇維埃來實現農民自治。除了這些基本訴求外,他們還有一系列與其他農民運動共同的宣稱,例如結束徵繳、取消稅賦、社會黨派與無政府主義黨派的自由、土地重新分配、結束「布爾什維克黨委員統治」、以及驅逐特別部隊和契卡。29

1919年春夏兩季在紅軍後方數以百計的農民起義,對鄧尼金將軍部隊的短暫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在紅軍疲於鎮壓農民造反之際,白軍於1919年5月5月19日由烏克蘭南部出擊後快速挺進。鄧尼金的部隊6月12日佔領哈爾科夫、8月28日佔領基輔、9月30日佔領沃羅涅什。此前布爾什維克黨僅在大城市建立了權力基礎,鄉村依然由農民掌控。布黨的撤退帶來的是對囚犯與人質的大規模處決。在經過農民游擊隊所佔據的鄉間地帶倉皇撤退途中,紅軍分遣隊與契卡毫不留情。他們焚燒了數百座村莊,並且處決了許許多多的匪徒、逃兵及人質。正如伊薩克‧巴別爾的傑作《紅色騎兵軍》中所記述,此次撤退及後來於1919年底和1920年初對烏克蘭的再次佔領,構成了眾多針對平民百姓之超常暴行場景的大環境。30

1920年初,白軍基本已經潰敗,只剩少許幾個零星殘部,在鄧尼金的繼任人彼得‧弗蘭格爾的指揮下退避克里米亞。布爾什維克黨部隊於是和農民們正面對抗。自此至1922年,與布爾什維克當局的衝突招致了極其血腥的鎮壓。1920年2月和3月,在喀山、辛比爾斯克、烏法三個省,史稱「草叉造反」的大規模新起義從伏爾加河延伸到烏拉爾山脈。這些地區聚居的不僅有俄羅斯人,還有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他們承受了特別繁重的徵繳負擔。數周內,此次起義就已在十餘個區中扎根。稱為「黑鷹」的農民軍隊在高峰時有超過五萬名士兵。裝備了大炮和重機槍的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打垮了手持乾草叉和斧頭的造反者。幾天內數千義軍遭到屠戮,數百村莊被焚毀。31

儘管草叉造反不堪一擊,農民暴動卻繼續蔓延,接著在伏爾加河中游地區的省份——坦波夫、奔薩、薩馬拉、薩拉托夫、察里津——興起。這些省份均因強制徵糧而損失慘重。在坦波夫指揮鎮壓造反農民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安東諾夫-奧夫辛科後來承認:1920年和1921年的徵糧計劃倘若按照指示完成的話,農民們勢必餓死。平均算下來,他們每人每年將只剩16公斤的穀物和25公斤的土豆,大約是維持生命之最低需求的十分之一。因此,這些省份的農民於1920年夏季的的確確是在為求生而戰。這種情形持續了兩年之久,直至造反者最終被飢餓所征服。

1920年間農民與布爾什維克黨衝突的第三大中心地帶就是烏克蘭本身。烏克蘭的大部已於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被從白軍手裡重新奪回,但鄉間則繼續由數以百計且各有效忠的自由綠黨小部隊掌控,其中許多都附屬於馬克諾的指揮部。與黑鷹軍不同,這些烏克蘭部隊主要由逃兵組成,因此裝備良好。1920年夏季,馬克諾的部隊有15000人、2500名騎兵、大約100挺重機槍、20門火砲、以及兩輛裝甲車。人馬從幾十到幾百不等的數以百計小部隊,也對布爾什維克黨的來犯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為了打敗農民遊擊隊,政府於1920年5月委派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出任「西南部後方前線總司令」。捷爾任斯基在哈爾科夫逗留了兩月有餘,組建了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的二十四個特別分隊;這些精銳分隊配有經過追擊後撤敵軍之訓練的特別騎兵分遣隊和轟炸匪徒據點的飛機。32 它們的任務是在三個月內掃清所有農民遊擊隊。事實上,這個行動從1920年夏季一直持續到1922年秋季,用了超過兩年的時間,並且導致數萬人喪生。

在農民與布爾什維克當局之間鬥爭的眾多事件中,非哥薩克化——即系統地剷除頓河與庫班河流域的哥薩克人社會群體——佔據著特殊的地位。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於集體負責的原則,一個新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旨在剷除、消滅及驅逐一大片土地上的人口。蘇維埃領導人把這片土地稱為「蘇維埃旺代」。33 這分明不是激戰中軍人的過火行為,而是遵照國家最高層的指令經過事先精心策划的行動,其主使直指眾多最高層政治家,包括列寧、謝爾戈‧西奧爾忠尼啟則、謝爾蓋‧西爾佐夫、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伊薩克‧萊因戈爾德。由于軍事失利,非哥薩克化過程於1919年春暫時停頓;但在布爾什維克黨於頓河和庫班河流域取得勝利后,非哥薩克化於1920年更為殘暴地繼續推進。

哥薩克人自1917年12月起就喪失了在舊政權時代享受的地位,並且被布爾什維克黨劃入「富農」和「階級敵人」之列;他們因此加入了白黨的軍隊。1918年春,這些軍隊於俄國南部聯合在阿塔曼‧克拉斯諾夫的旗幟下。1919年2月,在布爾什維克黨向烏克蘭和俄國南部的總進軍開始后,紅軍的第一支部隊沿頓河插入哥薩克聚居區。從一開始,布爾什維克黨就採取措施銷毀哥薩克人作為單獨群體的全部特徵:他們的土地被沒收和重新分配給俄羅斯殖民者或非哥薩克身份的當地農民;他們必須交出武器才能免死(哥薩克人作為傳統的戍邊戰士,在歷史上每人都有權持有武器);所有哥薩克行政議會都被立即解散。

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預先確立之非哥薩克化計劃的組成部分。該計劃由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於1919年1月24日的一項秘密決議批准:「鑒於對哥薩克人之內戰的經驗,我們必須認識到,政治正確的唯一道路是對富有的哥薩克人施行大規模恐怖和無情打擊,將他們消滅和清除,不留一人。」34

在實踐中,正如負責在哥薩克地區施行布爾什維克黨統治的頓河革命委員會主席萊因戈爾德所承認:「對哥薩克人採取的是不加選擇的大規模滅絕政策」。35 從1919年2月中到3月中,布爾什維克黨分遣隊處決了八千多哥薩克人。36在每個哥薩克村莊,革命法院於數分鐘內做出簡易判決,把整批的嫌犯處以死刑,慣用的罪名是「反革命行為」。面對此無休無止的毀滅,哥薩克人除了造反別無選擇。

暴動於1919年3月11日在維森斯科亞區開始。組織良好的造反者命令十六至五十五歲的所有男性總動員,並且通電號召整個頓河流域及遠至沃羅涅什省的全體人民奮起反抗布爾什維克黨。

他們解釋說:「我們哥薩克人並不反對蘇維埃。我們贊成自由選舉。我們反對共產黨人、集體農莊、還有猶太佬。我們反對徵糧、盜竊、以及契卡一輪又一輪的殺人。」37 到4月初,哥薩克反叛者已經形成一支將近三萬人的隊伍。他們裝備良好且全都經歷過戰火的考驗。是時紅軍正在更南部的地區與鄧尼金的部隊交戰。頓河的造反者與庫班河哥薩克人在紅軍的後方活動,對白軍於1919年5月和6月的巨大挺進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到6月初,頓河與庫班河的哥薩克人與大部白軍會合,整個「哥薩克旺代」都擺脫了「莫斯科人、猶太佬、布爾什維克黨」令人恐懼的權力控制。

然而布爾什維克黨人於1920年2月又回來了。對哥薩克地區的第二度軍事佔領甚至比第一次更為兇殘。整個頓河地區被強令上繳57万噸穀物,這將很容易地超過該地區的總計年產量。根據一份契卡報告,當地居民被剝奪的不僅是微薄的食糧儲備,還有其所有物品,包括「鞋子、衣服、床上用品、茶具」。38面對此全面的掠奪,每個還能打仗的男人都加入了綠軍;後者到1920年7月在庫班河和頓河流域已有至少35000人馬。自2月已來一直被圍困在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將軍,作為打破布爾什維克黨對該地區掌控的最後垂死掙扎,決定與庫班的哥薩克人及綠軍聯合行動。1920年8月17日,5000人在諾沃羅西斯克附近登陸。面對白軍、哥薩克人及綠軍的合擊,布爾什維克黨不得不放棄庫班河流域的首要城市葉卡捷琳諾達爾,並且隨後退出整個地區。儘管弗蘭格爾在烏克蘭南部有所斬獲,白軍的成功是短暫的。被布爾什維克黨部隊的人數優勢壓垮,弗蘭格爾的隊伍在大量隨軍百姓的拖累下,於10月底潰不成軍地向克里米亞撤退。布爾什維克黨對克里米亞的再次佔領,作為紅白兩軍的最後對抗,是內戰中最大規模的屠戮之一。布爾什維克黨在1920年11月和12月間,至少殺死五萬平民百姓。39

由於站在了失敗者的一邊,哥薩克人再次遭受紅色恐怖的蹂躪。拉脫維亞人卡爾‧蘭德爾作為契卡的主要首領之一,被任命為「北高加索與頓河地區全權代表」。他上任伊始,就組建了負責非哥薩克化的特別委員會。僅在1920年10月裡,這些特別委員會就將六千人判處死刑且立即執行。40對於那些在逃的綠黨游擊隊員或曾經武裝對抗當局的哥薩克人,其家人——有時甚至包括鄰居——被系統地抓為人質和投入集中營。烏克蘭契卡頭目馬丁‧拉齊斯在一份報告中承認,這些集中營是真正的死亡營:「人質都是婦女、兒童及老人。他們聚集在麥科普附近的一個營地裡,在最駭人的條件下、在十月的嚴寒和泥濘中掙扎……他們像蒼蠅一樣紛紛死去。女人們為了活命無所不為,營地的看守藉此機會把她們當作妓女一樣蹂躪。」41

所有抵抗都遭到無情懲罰。皮雅提哥斯克契卡在其頭目遭到伏擊後,組織了遠遠超出蘭德爾指令的「紅色恐怖日」。蘭德爾的建議是:「這個恐怖主義行動應該為我們所用,從而可以抓捕重要人質並考慮處決,以及作為加速處決白軍奸細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用蘭德爾自己的話說:「皮雅提哥斯克契卡毫不掩飾地決定要在一天裡處死三百人。他們把整個城市分成多個小區,給每個區規定人數配額,然後命令黨組織制定處決名單……這個很不讓人滿意的方法導致了相當多的算舊帳、報私仇情形。在基斯洛伏德斯克,由於沒有更好的主意,他們決定把當時在醫院裡的人殺了。」42

非哥薩克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摧毀哥薩克城鎮和放逐所有倖存者。當時北高加索革命委員會主席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的案卷,包含了關於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的一項此種行動細節的文件。10月23日,奧爾忠尼啟則下令:

1、焚燒卡里諾夫斯卡亞鎮

2、把伊爾莫洛夫斯卡亞、羅曼諾夫斯卡亞、薩馬欽夫斯卡亞及米哈伊洛夫斯卡亞諸鎮的居民統統逐出家門,把房屋和土地分給貧困農民,尤其是一向服從蘇維埃權力的車臣人

3、集合上述各鎮年齡在十八至五十歲之間的男人,武裝押送到北方,在那邊強制從事重体力勞動

4、將女人、兒童及老人逐出住所,但允許他們在北邊重新安家

5、上述各鎮的所有牛隻和物品一律充公43

三個星期後,奧爾忠尼啟則收到概述該行動進展狀況的報告:

卡里諾夫斯卡亞:該鎮已經夷平,全部人口(4220)都已放逐或趕走

伊爾莫洛夫斯卡亞:全部居民(3218)都已清空

羅曼諾夫斯卡亞:1600人已放逐,1661人待放逐

薩馬欽夫斯卡亞:1018人已放逐,1900人待放逐

米哈伊洛夫斯卡亞:600人已放逐,2200人待放逐

此外,154車食物已經運往格諾茲尼。在放逐工作尚未完成的三鎮,首先放逐的是白軍和綠軍及任何上次暴動參加者的家庭。尚待放逐的人當中包括蘇維埃政體的已知支持者,以及紅軍士兵、蘇維埃官員、共產黨員的家庭。延誤的原因在於缺少鐵路車皮。平均每天只能為這些行動安排一次押運。為了儘快完成此行動,我們迫切要求加派306節鐵路車皮。44

這些「行動」的結局如何呢?不幸的是,目前沒有提供答案的文件。這些行動顯然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且幾乎總是以放逐到較近的多涅斯克礦區收場,而不是像日後許多年那樣放逐到廣闊的北方地區。鑒於1920年時鐵路的情形,整個行動勢必相當混亂。盡管如此,就其總體形式與意圖而言,1920年的非哥薩克化運動預示了十年後規模更大的非富農化運動。這兩次運動有著相同的集體負責思路,相同的押送放逐程序,相同的放逐目的地對犯人到來之缺乏準備,以及相同的強迫被放逐者從事重体力勞動之原則。頓河與庫班河流域的哥薩克地區為反抗布爾什維克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根據最可靠的估計數字,1919年和1920年裡,在不超過三百萬的人口中,三十萬到五十萬人遭到屠殺或放逐。

規模最難估量的暴行當中有對特定囚犯和人質的殺戮。這些人被捕,僅僅是因為他們「屬於敵對階級」或者被「社會唾棄」。此類屠殺是1918年下半年紅色恐怖的當然延續,但規模甚至更大。這些階級屠戮的藉口,始終是聲稱新世界正在成形,為了幫助其艱難的誕生可以不擇手段;就如同基輔契卡機關報《紅劍》第一期的社論所闡述:

我們摒棄資產階級為了壓迫和剝削「下層階級」而杜撰的道德觀與「仁愛」。我們的道德觀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的仁愛是絕對的——因為它從屬於一個新的理想。我們的目標是搗毀一切形式的壓迫與暴力。我們可以不擇手段,我們舉起刀劍的目的不是要壓迫和奴役其他種族,而是要斬斷全人類的鐐銬;我們是前所未有的……血?讓血像水一樣流淌!讓血永遠玷污資產階級的黑色海盜旗,讓我們的旗幟永遠血紅!因為只有令舊世界死去,我們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放自己,才能使那些豺狼永不復返!45

這些殺氣騰騰的號召得到許多人的積極響應,並且契卡的行列中充斥著一心想要報仇的社會成分;因為正如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自己所承認且甚至鼓勵,這些人往往來自「罪犯與社會敗類」群體。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塞拉菲納‧格普納在3月22日寫給列寧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契卡的活動:「這個組織爛到芯了:犯罪、暴力、武斷決定,諸般弊端比比皆是;其中充斥著罪犯和社會渣滓,他們武裝到了牙齒,看誰不順眼就殺誰。他們盜竊、打劫、強姦、隨意關人、偽造文件、敲詐勒索,並且只要出大錢可以放走任何人。」46

中央委員會的案卷,例如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案卷,包含了黨的領導人或秘密警察的視察員提交的無數報告,其中詳述了「因為血和暴力而瘋狂的」地方契卡之「種種墮落行為」。司法或道德規範的徹底闕如,往往導致地方契卡的完全自治。由於不需要為其行徑向任何上級權力機構負責,這些地方契卡變成嗜血且專橫的政權,不受控制也無法控制。從數十份幾乎全然相同的契卡報告中抽取的三份摘要,展示了向幾乎完全無政府狀態的轉變。

首先是坦波夫省夕玆蘭的一位契卡訓練教官斯米爾諾夫於1919年3月22日寫給捷爾任斯基的報告:

我審查了Novo-Matryonskaya郡富農暴動相關事件的報告。所有審問都是用混亂不堪的方式進行。七十五人遭受酷刑,但我根本沒有辦法讀懂任何書面報告……2月16日槍決了五個人,第二天又槍決了十三人。這些死刑判決和執行的報告日期是2月28日。在我要求當地契卡領導人解釋後,他回說:「我們當時沒有工夫寫報告。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們不是在努力剷除資產階級和富農階級嗎?」47

接著是雅羅斯拉夫爾布爾什維克黨地區組織書記於1919年9月26日的一份報告:「契卡在搶劫和肆意抓人。因為知道沒人管得著他們,他們把契卡總部變成一個大妓院,把所有資產階級女人都弄到那裡。酗酒成風,主管們吸食可卡因的情形相當普遍。」48

最後是特別部門領導人視察員N‧羅森塔爾日期為1919年10月16日的一份報告:

第十一軍特別部門的負責人阿塔爾別科夫現在拒絕承認總部的權威。7月30,當莫斯科派來檢查特別部門工作的〔安德烈〕‧札科夫斯基同志來見〔格奧爾基〕‧阿塔爾別科夫時,後者公然說:「告訴捷爾任斯基,我拒絕他的控制。」這些人不遵守任何行政規範,他們的多數行為如果不是公然犯罪的話,至少也讓人疑慮叢生。行動部幾乎沒有任何記錄。對於死刑及其執行,我找不到單個判決,只有死者的名單,而且多數都不完整,上面註明「遵照阿塔爾別科夫同志的命令槍決」。至於三月裡的事件,我完全沒有辦法弄清楚都有誰被槍決或理由……亂交與酗酒在每日上演。契卡的幾乎所有人員都大量吸食可卡因。他們說這有助於他們每日面對如此大量的血腥場面。沉醉於血腥和暴力之中,這個契卡在履行其職責;但其組成是一些不可控制的成分,必需加以嚴密監督。49

布黨和契卡的內部報告,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於1919年和1920年收集的無數陳述,尤其是鄧尼金將軍組建之布爾什維克黨罪行特別調查委員會收集的陳述。該委員會的檔案自1945年從布拉格轉移到莫斯科後,在很長時期內秘而不宣,但目前已經向大眾公開。1926年,俄國社會革命黨人歷史學家謝爾蓋‧梅利古諾夫在其《俄國的紅色恐怖》一書中,嘗試記述了布爾什維克黨(通常基於階級)大量屠殺囚犯、人質及平民的主要事件。儘管並不完備,該開創性著作中列舉的主要事件,業已由來自這兩個不同陣營的諸般文字記載來源完全證實。因為在各個契卡中充斥的組織混亂,就這些大屠殺中遇難者的準確人數,目前依然存在信息空缺;不過我們能夠相當確定曾經發生的殺戮事件數目。利用這些不同的來源,人們至少能夠嘗試把此類事件按規模排列。

對作為預防措施或只是出於行政原因而關押在監獄或集中營裡的「嫌犯」、「人質」、以及其他「人民敵人」進行的大屠殺,自1918年9月起在第一波紅色恐怖中開始。一旦確定「嫌犯」、「人質」、「人民敵人」諸類別,以及建立了集中營,這部鎮壓機器就隨時可以開動。而在這場戰線因為軍事形勢的轉折而變化莫測的戰爭中,此機器的啟動條件往往不過是對某座敵佔城鎮的奪取,或者是敵方對某城鎮的即將攻佔。

在布黨攻佔或收復之城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套路一成不變:解散過去選舉產生的議會,禁止所有買賣(這勢必意味著食品價格的立即上漲,以及隨後的短缺),國有化所有企業,向資產階級徵收重稅(1919年2月在哈爾科夫為六億盧布,1919年4月在敖德薩為五億盧布)。為了保證收到此貢獻,數以百計的資產階級成員將作為人質而遭到逮捕和關入集中營。事實上,此貢獻就是制度化的掠奪、收繳與恐嚇,是摧毀「資產階級這個社會階層」的第一步。

敖德薩工人代表大會的《消息報》於1919年5月13日宣佈:「根據工人蘇維埃的決議,5月13日定為資產階級財產收繳日。有產階級必須回答問卷,詳列食物、鞋子、衣服、珠寶、自行車、床上用品、被單、餐具、炊具,以及工人階級不可或缺的其他物品……每個人都有責任協助收繳委員會完成這項神聖的任務。任何失於向收繳委員會提供協助的人將被立即逮捕。任何抵抗者將被毫不遲疑地處決。

正如烏克蘭契卡的首腦拉齊斯在向地方契卡發出的一份通知中所承認,這些收繳的果實直接進入契卡的囊中,或者留在數不清的收繳與徵收小分隊或赤衛隊頭領手裡。

收繳過程的第二階段是沒收資產階級的公寓。在這場「階級戰爭」中,對敵人的羞辱極其重要。上面提到的敖德薩報紙在1919年4月26日聲稱:「我們必須用他們應得的方式對待他們:資產階級只認懲罰與殺戮的權威。我們只要把這些吸血的白癡殺幾十個,我們只要把他們的地位降成掃大街的,並且強迫他們的女人去打掃紅軍營房(這對她們來說是一項榮耀),他們就會明白:我們的權力是長久的,沒有人——不管是英國佬還是何騰托人——會來幫助他們。」50

在敖德薩、基輔、哈爾科夫、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以及在彼爾姆、烏拉爾、下諾夫哥羅德,布爾什維克黨報紙上眾多文章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羞辱」資產階級女人,強迫她們去打掃契卡或赤衛隊的廁所或營房。然而這只是在政治上說得過去的輕描淡寫表象而已,真實情況則是野蠻得多的強姦。根據數不清的陳述,這些強姦的規模極其驚人,尤其是在1920年二次佔領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哥薩克地區之際。

「消滅資產階級」的理所當然高峰,就是處決在押的囚犯、嫌犯及人質,僅僅因為他們屬於「有產階級」;這在布爾什維克黨佔領的許多城市都有記載。1919年2月到6月間在哈爾科夫處決了2000到3000人,並且在是年12月於再次佔領該鎮時又殺了1000到2000人;1920年1月在頓河畔羅斯托夫約1000人;1919年5月到8月在敖德薩2200人,然後在1920年2月到1921年2月期間又殺了1500到3000人;1919年2月到8月在基輔至少3000人;1920年8月到1921年2月在葉卡捷琳諾達爾至少3000人;1920年8月到10月在庫班河小鎮阿爾馬維爾殺了2000到3000人。這份清單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事實上,在其他地方也有許許多多的處決,只是未能在發生後很快得到密切關注。因此,在烏克蘭和俄國南部的處決,就比在高加索、中亞及烏拉爾山脈等地的殺戮要廣為人知得多。當敵軍來犯時,或者當布爾什維克黨即將棄守和「清空」監獄時,處決的速度往往就會加快。在哈爾科夫,就在白軍NY將到來之際,數百名人質於1919年6月8日和9日被處決。在基輔,在白軍於8月30日收復該鎮前,1800多人在8月22日到28日被處決。同樣的情形也在葉卡捷琳諾達爾發生:面對哥薩克部隊的挺進,在一座戰前人口只有三萬的省級小鎮,當地契卡頭目阿塔爾別科夫於8月17日至19日處置了1600名資產階級成員。51

白軍(有時是在行刑後數日甚至數小時後到達)調查委員會的文件包含了大量的陳述、證詞、驗屍報告、以及大屠殺的照片和關於受害者身份的信息。那些在最後時刻被處決的人一般是在後腦有個彈孔,身上通常沒有太多遭受酷刑的痕跡;但從萬人坑中挖出的屍體就並非總是如此。由驗屍報告、間接證據及目擊者報告,對最讓人恐懼之種種酷刑的使用顯而易見。在謝爾蓋‧梅利古諾夫《俄國的紅色恐怖》一書中,以及在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於1922年在柏林發表的《契卡》報告裡,有對這些酷刑的詳細描述。52BlackBook2

最慘烈的大屠殺發生在克里米亞,當時弗蘭格爾白軍的最後殘存部隊與趕在布爾什維克黨前頭逃到此地的平民正在向外轉移。從1920年11月中到12月底,五萬多人被槍殺或絞死。53為數眾多的處決是在弗蘭格爾的部隊剛剛撤離後發生。在塞瓦斯托波,數百名碼頭工人因為協助白軍撤退於11月26日遭到槍決。11月28日和30日的塞瓦斯托波革命委員會《消息報 》上刊登了兩份受害者名單,第一份上有1634人,第二份上有1202人。12月上旬,當第一波的處決有所降溫時,當局開始制定克里米亞各主要城鎮盡可能完整的花名冊。他們認為在這些城鎮裡隱藏著幾萬或幾十萬資產階級。12月6日,列寧在莫斯科的一次大會上表示,克里米亞藏有三十萬資產階級。他聲稱這些「分子」在很近的將來統統都會受到懲罰,因為他們是「一群間諜與特務,隨時準備跳出來保衛資本主義」。54

切斷彼列科普地峽(克里米亞的唯一陸路逃生途徑)的軍事封鎖得到加強。在佈下包圍圈後,當局命令所有住民向當地契卡報到和回答有五十個左右問題的問卷,內容包括出身、過去活動、收入及其他事項,尤其是他們於1920年11月間人在何處,以及他們對波蘭、弗蘭格爾及布爾什維克黨的看法。基於這些調查,整個人口被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將被處決,一部分要關入集中營,其餘的可以活命。次年在流亡者報紙上刊載的少數幾個倖存者之陳述,把塞瓦斯托波這個在鎮壓中損失最慘重的城鎮之一,形容為「吊死鬼的城市」。「站在納希莫夫斯基大道上看過去,滿眼都是吊著的屍首,全部是在街頭巷尾抓捕的軍官、士兵及百姓。整個城市一片死寂,活著的人都躲藏在閣樓或地窖裡。所有牆壁、店面、電報桿上都張貼著叫喊『打死賣國賊』的海報。他們以絞死人為樂。」55

紅白兩軍對抗的落幕並非恐怖時期的結束。內戰的軍事戰線業已不復存在,但剷除敵人的鬥爭卻又持續了兩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