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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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 

 

 

 

 

Richard Pipes著            郭國汀

 

南郭點評:大陸中國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北歐國家是成功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民主社會主義”以資證明社會主義沒有錯,馬克思主義沒有錯。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在歐洲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他們享有的選民微不足道,在英國僅有0.05%,在西德僅0.5%。且呈江河日下的趨勢”,“在北歐和美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均很少追隨者”,而全球最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事實上在1956年業已正式拋棄馬克思主義。1991年蘇聯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意大利共產黨,人數眾多而最少教條,悄然改名為左翼民主黨。絕大多數其他各國共產黨均改名換姓,擺脫了共產黨的名稱和標志”。

東歐各前共產暴政國家、歐盟各國及美加等國領導人均公開反共。捷克在1993年通過了一項決議,直接稱共產政權為犯罪政權,把共產黨定性為犯罪組 織;1995年9月22日阿爾巴尼亞通過一項法律,譴責前共產政權對阿人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屠殺罪行;1996年8月22日拉脫維亞通過一項宣言,譴 責前蘇聯共產極權暴政對拉脫維亞人民的犯罪行為;1998年2月20日保加利亞草擬了一項法律宣告前共產政權是個非法政權;波蘭總統在2006年作的一個 演講中,明確把共產黨稱為犯罪組織;2006年7月3日克羅地亞通過一項官方文件指稱共產黨是犯罪組織;歐盟議會2006年通過了一項“反共產極權體制第 1481號決議”。美國前總統布什2007年月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落成儀式上的演講中指出;“捷克作家米蘭• 昆德拉曾經將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形容為“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共產黨政權不僅奪走了受難者的生命,他們還企圖盜竊他們的人性,抹殺他們的記憶。隨著這個 紀念碑的落成,我們要恢復受害者的人性,恢復對他們的記憶。自由是我們創世主的禮物,自由是 所有人類天賦的權利,自由將最終取得最後的勝利!”。2009年3月18日,歐盟舉行了歐洲良知和共產極權罪行的聽證會。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指出,“在歐州 有兩個極端的系統,共產主義和納粹,造成了人間悲劇,尤其是共產主義,其理念覆蓋整個社會,每個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惡的罪犯。如果我們不能夠反對導致可 怕災難的共產理念及其機制,將會是很危險的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吁國民清除共產主義污垢,把帶有共產黨標志的紀念物和偶像仍進歷史垃圾堆。恢復歷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復興 的基礎。尤先科總統2009年5月17日表示應徹底清除共產極權的標志,同時告誡那些不承認共產主義罪行的人們,必將被淘汰。 這裡發生的大屠殺與奧斯維辛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所發生的同樣殘忍,並強調:這樣的罪行不會被歷史所寬容,也將不會歷史被寬容。立陶宛國會通過法令,禁止在 該國任何地方公開展示共產黨的鐮刀斧頭的旗幟和納粹的像征。在立陶宛公展共產和納粹領袖的圖像都是違法。愛沙尼亞決定禁止納粹黨徽和鐮刀斧頭標志。包括帶 有共產黨的鐮刀斧頭和納粹黨徽符號的旗幟、標志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義共產黨”(通稱“毛派”)為恐怖組織。[3]

全球迄今僅剩下中共、朝共、越共、老撾共和古巴共產黨仍在苟延殘喘,但可以肯定它們全部隨時面臨壽終正寢!

2010年4月11日  215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西方國家知道列寧與德國之間的密切聯系。臨時政府推翻沙皇後,立即獲得舉世承認,即便10月政變,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奪權後,西方仍未立即中斷與蘇俄之間的關系,1918年3月蘇德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協議簽署後,西方國家才轉而支持在俄國南部及西伯利亞的白軍。但到1918年11月後,僅剩下英國繼續支持白軍,主要是時任海軍大臣的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是極少數認清了共產主義危害全球的政治家。正如他在1930年預見到納粹德國的威脅一樣。直到1919年底,在白軍已面臨失敗,但尚未被完全擊潰之際,英國首相大衛勞埃德(David Lloyd George)下令撤回對白軍的支持。丘吉爾極力反對並警告,未來德國、蘇聯和日本結盟會有嚴重惡果:“如果我們放棄俄國,德國和日本則不會。東歐諸新國家,將被俄國和德國粉碎……五年內我們所有的勝利果實將付諸東流。”

1921年英國與蘇聯簽署商業協議,隨後外交承認之,歐洲諸國隨後亦與蘇聯建立商貿與外交關系;唯有美國直到1933年以前一直拒絕承認蘇聯政府,而美國是全球第一個承認臨時政府的國家。

蘇聯外交有雙重任務:一是外交;二是顛覆。蘇聯外交官,大多藏匿有眾多間諜,圖謀煽動所在國推翻政府,每個外國政府指責蘇聯間諜顛覆活動時,蘇聯皆以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是私人組織,與政府行為無干進行抵賴。西方盟國支持俄國的反共力量缺乏信心,半心半意且吝嗇小氣,而俄國支持各國反民主勢力則顯得全國以赴。

1919年3月成立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托洛斯基稱之為“世界革命總部”,但只到1920年夏天,內戰實質上已經結束,共產黨才集中精力處理國際事務。蘇聯紅軍幾乎未遇實質抵抗,便開進了華沙;而且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其繼續進軍德國和英國,列寧相信英德兩國革命時機均已成熟。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決議稱:“世界無產階級決戰時機已經來臨;我們生活的時代是展開內戰的時代,決戰的時刻已經到來!”列寧在給身在波蘭前線的斯大林的秘信中說:“共產國際的局勢喜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及我本人,均認為應當立即加快意大利革命的進程;我個人的意見認為為了這一目的,匈牙利應當蘇維埃化,或許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亦然;我們必須考慮周密;德國共產黨認為德國能夠在蘭朋(Lumpen)召集30萬大軍抵抗我們。”[4]

該信最後一句表明,莫斯科意圖讓紅軍征服波蘭後進軍德國,以配合其同情者奪權。列寧完全誤讀了歐洲局勢。依十月革命的經驗,列寧不得不克服他的戰友們的猶豫不決,以發動一場成功的政變,使他認為謹慎小心是膽小。

1920年共產國際大會,呈現許多歐洲國家和全球革命局勢,故擬與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分裂,遵循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列寧不隱瞞共產國際作為俄國的一個支部,按俄共模式組織並受其領導。大會要求各國共產黨對他們的黨員強制鐵的軍事紀律,對其中心莫斯科表示完全的同志般的信任。他們的即時使命是全面滲透和撐控各自所在國的所有的組織。為此目的,用列寧的話來說:“共產黨人必須在情況需要時…訴諸每一種詭計,陰謀,非法的權宜手段,掩蓋並禁止公布真相。”[5]

最終目標是各成員協助共產國際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既存的資產階級政府,代之以共產黨政權。最終成為一個世界範圍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會通過的21項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幾條:

3)各成員應當創建一個相應的非法組織,到關健時出面負責組織革命;

14)任何志願參加共產國際的黨,有義務無條件支持蘇聯針對反革命力量的鬥爭;

21)拒絕本共產國際規定的原則和條件者將被開除。

既然莫斯科不同意的任何事項均被標上反革命,第14條設立了一項原則:蘇聯的利益和意願高於世界各國共產黨自身的利益和意願。共產國際在整個歐洲分裂社會主義運動,創建共產黨,予以指導和秘密財金資助。然而其假定資本主義國家皆處於內戰邊緣則完全錯誤;其次,雖然共產黨人在一些國家,尤其是天主教信眾主導的國度,諸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強大的勞工組織中有相當數量的追隨者,他們未能獲得議會多數。受莫斯科的嚴厲指令,視社會民主黨為主要敵人,他們削弱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在某些國家為右派獨裁開辟了道路,而共產黨人則成為其第一個受害者。

這在魏瑪德國表現得至為明顯。1920年代末,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納粹黨(即國家社會主義黨)三個強大的政黨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中,蘇聯始終傾向於支持納粹黨勝於支持社會民主黨,蘇聯稱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主義”,並繼續視之為主要敵人。基於此種推論,蘇聯禁止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聯手,在1932年11月議會大選時,社會民主黨獲得700萬選票,共產黨得600萬,兩者合計超過納粹黨的120萬選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合計得221個議席,納粹僅得196席;如果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作,兩個左派政黨本可以在公投中擊敗希特勒,阻止他取得總理職位。因此,是共產黨與納粹黨之間的詭計破壞了德國的民主,並將希特勒關上權力寶座。

1930年代,當蘇聯因集體化、大飢荒、大恐怖正在蒙受最痛苦的經歷之際,蘇聯在西方的形像卻因兩個深深影響西方自信的重大事件而大大改善--大衰退和納粹主義的崛起。大量失業對工業民主國家的巨大衝擊,似乎證明馬克思預言之資本主義會因周期性經濟危機直至最後崩潰。較之共產主義俄國經濟建設的巨大規模,確保就業,西方工業的停滯,使得許多西方自由觀察家們相信資本主義確實已經死亡。共產主義還因在海外鼓吹在其自已領域內禁止和嚴厲處罰的政策,諸如組織勞工的權利和少數民族(即美國黑人)平等權利,以及蘇聯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持反法西斯事業,均為其贏得良好形像。

大多數歐洲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皆未忘記共產黨統治可惡的一面;但是他們卻用各種方式為其合理化:通過譴責無關的外部原因,諸如沙皇的遺產,西方資本主義的敵意等,或視之為建設一個全新的社會所不可避免的付產品。

在北歐和美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均很少追隨者,蘇聯卻贏得了自由知識分子和旅游者的好感。1919年,一個美國記者斯迪芬(Lincoln Steffens)訪蘇後寫了一篇著名游記,稱在蘇聯“我看到了未來,它確實有效”。後來證實 ,他是在瑞典至莫斯科的列車上,尚未踏上俄國土地前寫下這篇報導的。後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爾斯巴德(Karlsbad)渡假時給朋友的私信中寫道:“我熱愛蘇聯,未來在那兒,蘇聯將贏得未來,拯救世界,那是我的信念。但是我不想在那兒生活。”

最經典的是兩位受人敬重的英國費邊社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學者悉尼(Sidney)和韋伯(Beatrice Wibb)。韋伯最初非常敵視布爾什維克政權,但在1932年他們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他們到俄國作了三個星期的旅游,受到了皇族般的款待。他們為所見到的每件事大唱頌歌,用他們的話說:“愛上了俄國”。1935年根據蘇聯東道主提供的信息資料文件,他們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游記:《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的文明?》(1941年再版時干脆將問號刪掉)。他們對待蘇維埃文件就像對待英國官方文件一樣,而且每一頁都經過俄國駐英大使館人員“校錯”。他們提供了蘇聯生活小說般的場景,而完全未意識到蘇聯的宣傳目的。在序言中,他們否認斯大林是個獨裁者(基於蘇聯作品)確實,他們認為斯大林是學院式統治(collegially),他們認為斯大林比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權力更小。對於秘密警察恐怖、大飢荒及無孔不入的監控,他們均忽略,或淡化,或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而費邊社的委員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盛贊這部浮誇而毫無批判精神長達1200頁的游記是對“蘇聯第一部真實的科學分析著作”。1942年韋伯又出版縮版《蘇聯的真相》,她參考了蘇聯1936年《憲法》,描述“蘇聯是世界上最全面平等的民主”。

韋伯非常聰明也非常熟悉學術規範和方法以致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對蘇聯共產主義的看法的邊面單邊性。如果他們未能提供更平衡的畫面,原因想必在於在西方文明似乎面臨最後崩潰之際,為了一個更完美的世界,尋求某種絕望的心理需要(孤注一擲)。為描繪它,他們在心中安裝某種軟件,使他們自動排除相反的信息。當然,並非所有的西方知識分子均上當受騙。有趣的是,對共產主義看得最透者並非科學家,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家,而是人文主義者:小說家、詩人和哲學家。與其被抽像的假相迷惑,然後用他們的視角來解釋現實,他們用自已的術語觀察現實。

英國著名哲學家拉薩爾(Bertrand Russell),1920年作為英國工黨代表訪問俄國。他抱著同情來處理蘇聯的實驗:依他判斷,資本主義業已死亡,反之,共產主義是世界所需…布爾什維克主義值得人類所有進步部分的感謝和羨慕。這是他返回英國後所寫下的《布爾什維克的實踐與理論》。但這一評論僅及於理論。而他滿懷熱情觀察到的實踐,給他留下了懷疑:他對布爾什維克准宗教性質的盲信與狂熱,他們的焦慮不安與教條主義很不以為然。他質疑是否能夠解釋共產主義在像俄國一樣貧窮落後的國家,大多數人會敵視之。

法國小說家基德(Andre Gide)初時作為另一典型的旅游者宣稱對蘇聯既羨慕又熱愛。蘇聯對他而言是一個值得選擇的土地,是個正在變成現實過程中的烏托邦。1936年他訪蘇當時蘇聯正在進行對季諾維也夫和卡門內夫的作秀審判。返回法國後,他發表了一本小冊子《自蘇聯返家》,在這本含混評論的游記中,稱贊與批評相織而沒有明確判斷。基德為他對蘇聯經驗的批評權辯稱“純屬出於他的羨慕”。在俄國時,他寫道:他流下了“交織著快樂、溫情和愛的眼淚。”

基德承認他對莫斯科人夏天著裝看上去相似的白衣服感到不安。溜出東道主為他安排的有6個房間套間的豪華賓館,他看到人們在商店還未開門,排隊等待期望能買到“令人厭惡”的貨物而感到沮喪,他被群眾的‘遲鈍’和普遍的千篇一律感到某種不愉快的擔憂。對他們對外國的一無所知,對他們流露出的‘小資產階級’精神,對藝術家和作家的退化等感到恐懼。蘇聯東道主予像他那樣的外國賓客如此豪華奢侈的款待,與蘇聯人民普遍的貧困形成的強烈對比,令他感到反感和震驚。

雖然基德強調了他對蘇聯的喜愛,他立刻成為惡意攻擊的目標,最初指責他‘淺薄’和‘草率判斷’,在莫斯科已給適當的信號之後,及時變成‘猶大’和‘法西斯代理人’。基德在《蘇聯的反思》中作出回應。他直率地譴責共產主義在蘇聯的所作所為:俄國背叛了我們所有的期望。

雖然歐洲的社會主義被共產黨人無情地攻擊誹謗為‘社會法西斯’,他們卻擔憂為反革命所利用,而猶疑不決作出回應。第二國際在一戰期間立場含糊不明,忽視俄國流亡者的呼吁,采取堅定的立場,反對譴責蘇聯社會主義同志。他們被視為可憐的失敗者。1923年第二國際大會聲明:任何外國干涉反對蘇聯目的不在於:“糾正俄國革命洪流中的錯誤,而在於毀滅革命本身。並非為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而僅是建立一個血腥的反革命政權,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剝削蘇聯人民的工具。”

人們也許期望在西方商人中可以發現最堅定的反共分子,但事實上,許多商人轉變成中立,甚至對蘇聯政府友善。一方面他們傾向於不考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群眾的供應者,暗中潛藏著精英的普遍物質利益;即便共產黨人相信他們的說教,商業經驗很快就會糾正他們的烏托邦主義。1920年英國的勞埃德喬治(Lloyd George)便是用這一信念來為他決定與莫斯科進行商業談判辯解:“我們用武力迫使俄國恢復理智精神的償試業已失敗。我相信我們能夠用貿易來實現這一目的並拯救她。商業在其運行過程中有一種清醒的效果。簡單的加減法,經反復灌輸很快就會瓦解野蠻的理論。”[6]

而按照福特(Flenry Ford反動的反猶太主義者)的說法,俄國越工業化,他們的表現就會越佳,因為“制造方法的正確性,與道德的無可指責性,實質上是同一回事”。

此種富於期望的想法,得到了來自商業自我利益的加強。國際商業界視俄國為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之一,而當蘇聯啟動其工業化計劃時,外國商人由於飽受大衰退損害已久,立刻蜂湧而至,爭奪斯大林五年計劃的訂單。1930年代在蘇聯建造的好些最大的企業,是由西方技術顧問監造並由西方公司管理經營。福特公司在高爾基城(Gorky)建立了俄國第一家轎車生產公司,各西方公司紛紛在烏拉爾的馬克尼托高爾斯克(Magnitogorsk)建立巨型鋼鐵廠。

納粹黨之所以登上權力寶座,與其在1932-1933年間在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平台上伴演主角密切相關。與蘇聯大不相同,納粹在歐洲的心髒地區運作,既不能也不願裝作他們是任何事物,而是高貴的野蠻人。而蘇聯則將其野蠻掩藏在近乎全面檢查的高牆後面,即便其公然侵犯違背每一種人道主義和民主觀念,卻宣稱其與他們一致。納粹的公然野蠻行徑,立刻激起西方意見領袖的敵意;既然蘇聯以反納粹主義面目出現,盡管只是口頭上的,無論如何,西方政府似乎姑息它,莫斯科獲得了豐厚的利益。戰前及二戰期間,最有效的間諜是那些贏得莫斯科反納粹立場的個體。

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系,遠比表面上他們不可調和的敵意所建議的表相復雜得多。這兩種運動相互競爭激烈,但也相互合作。

一方面,他們有共同的敵人,亦即尊重公民權利私有財產與和平的自由民主政體。這兩種極權政體均視人類是為建設一個新社會秩序,創造一種新人類,可以消耗掉的原材料。與蘇聯不同,納粹德國容忍私有財產,但是待之像某種可以撤銷的信托,而非某種固有的權利,並為國家利益而仔細地調整之。兩種政權均蔑視和平主義:用列寧的話來說:“和平的口號……是市儈和教士的口號。”[7]  奪取政權後,列寧堅稱: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不能和平共處:一方或他方必須勝出,而在此前,“在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不可避免。”[8]  至於希特勒,他的軍事主義的光榮,他的一心一意想依賴德國軍事力量贏得戰爭,業已眾所周知,而無需詳細解釋。

然而,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似性仍需進一步揭穿。希特勒極大受益於蘇維埃國家的存在,他既將蘇聯作為一種威脅物,恐赫德國的選民,也用它作為一種與之競爭的樣榜,構建他自已的專制。在將他帶進權力寶座的1932-1933年大選中,他所利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德國選民害怕共產黨人取勝。應他的請求,德國國會(Reichstag)允許他有額外的權力,譴責共產黨人縱火燒毀伯林國會大廈。直到1945年第三帝國崩潰,提供希特勒專制法律基礎的《保護人民和國家的法令》,授權限制個人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沒收和限制私有財產權。這些措施並無其他先例,而是與列寧的俄國歷史相似,授予(Fuhrer)正式的不受限制權力,事實上享有與蘇聯的統治者一樣的絕對權力。

希特勒在1933年3月授權他實施權力的法令中,發現了在蘇聯的一黨專政國家的現成榜樣。這種國家傳統上被稱做“極權”,該術語由於意大利獨裁者墨索裡尼(Benito Mussolini)定義他的法西斯政權而臭名昭著。極權國家,旨在通過全面滲透和控制有組織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掉它自已與公民社會之間所有的特性。它在統治黨的幫助下來達到該目標,而執政黨則由被授予無限權力的秘密政治警察協助,享有某種政治壟斷和獨裁管理權。在極權國家,法律不是保護個人的工具,而是一種統治機制。

近年來在西方有些政治科學家否定極權模式,理由是沒有國家曾經成功地取得該概念所含的控制程度。他們爭辯道:甚至在斯大林的俄國,該體制不得不滿足多樣化的利益集團,並要聽公共意見。盡管這些反對見解是真實的,他們並未能使極權概念無效。用哈佛大學政治科學家佛雷德裡奇(Carl J. Friedrich)的話來說:“對任何結構的歷史特征的爭論,並不意味著它是‘完全的’獨特;因為這種完全的獨特並不存在。所有的歷史現像分屬於分析對像的一般分類……若有足夠特殊成份的雜色模式,即構成歷史的特征。”[9]

因此,人們很早以前便注意到,“民主”意指人民的統治,其受到精英和議院外活動集團的影響,從來不存在不受限制的,像資本主義概念所含之自由市場;甚至在19世紀中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高峰時期,政府仍然對私營企業有某些限制和調整。對極權模式應適用相同標准。

極權政體的野心是如此之大,以致很難完全實現之。但是即使僅是部分實現,他們也比前現代期間那怕最專制的政權,創造出更多相當不同的各種條件:“由於極權統治力求不可能的事情,並且想將人性和命運置於其支配下,故它只能用某種不完整的方法來實現。它將自已置於其目標永遠無法完成的境地,並使全部但必須保留某種趨勢,某種統治的主張……極權統治並非一種完全理性的其各組成部分均能同等有效地工作的機制。這是某種將表現良好,且在某種地方或許可以達到其理想的機制,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它的權力主張,只能通過某種傳播方式實現,用各種不同的強化,在各不同時間用各種不同的生命領域。與此同時,極權與非極權的特征時常交織在一起。但是這正是為什麼極權主義者奪取政權是如此危險和暴虐的原因,因為它們是如此模糊,如此無法預測,如此難以確定……這種扭曲,伴隨著無法完成的權力渴望:它把人的生命置於此種政體下,並使所有外部世界極難理解。”[10]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政權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考慮全球性,而後者集注於國家:法西斯政權亦接受階級衝突的概念,但視之為‘有’與‘沒有’的民族之間。此點墨索裡尼在他奪取政權前一年,於1921年在議會演講中作過精確闡明,針對共產黨眾議員他說道:“在我們與共產黨人之間,沒有政治上的相似性,但有理解方面的相似性。像你們一樣,我們認為有必要集中和團結整個國家,並向所有的人強加鐵的紀律;不同之處在於,你們是通過階級概念之途得出該結論,而我們則是通過民族概念的途徑。”[11]

共產主義盡力顛覆的正是西方極力維護的,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怪事。社會主義政黨的從容分裂,削弱了馬克思主義事業。同時,蘇維埃的例子,對法西斯主義施加了極大影響,它利用共產主義威脅、恐赫大眾,令他們交出其權利,並以列寧-斯大林模式創制了一個幾乎毀滅蘇聯的極權政體。

雖然1930年代蘇聯及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西方贏得很大的同情,但卻缺乏此種同情將演變成權力的跡像。如前所述,西方共產黨,甚至在擁有穩固根基之所,保持著孤立狀態。1935年,害怕反共產主義的法西斯政權的堀起,莫斯科改變了其待社會主義者如死敵的政策,命令各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者合作,並與所有其他反法西斯的團體協作。在法國(1936-1937年)和西班牙(1936-1939年)建立的短命的大眾陣線政府(Popular Front Government)對於將共產黨帶入主流政治生活未起到什麼作用。

在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同時,斯大林與墨索裡尼和希特勒一直保持著得體的聯系,而在1939年德國與蘇聯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時達到高峰,蘇聯出於所有實際的目的加入了軸心國集團。

極權主義政權之間的相似性,無論他們自稱為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或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反映在這些政權的領導們相互羨慕。當德國和蘇維埃軍隊均陷入戰爭中不可自拔之際,希特勒在私人圈中說,斯大林是個‘天才’並公開猜測是否可能與之合作來摧毀西方民主。 [12] 激進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認為蘇聯放棄了真實的信仰,針對文化革命造成無數共產黨干部死亡的批評時他答道:“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殘忍。越殘酷,也就越有革命熱情。”[13]

第二次世界大戰,斯大林通過揮霍消耗其臣民的生命獲勝,但並未使他控制歐洲。但是通過蘇軍的占領,並強加共產黨體制,他確實擁有東歐絕大多數國家。在戰後的二至三年內,斯大林允許這些國家在共產黨的控制下,有某種程度的政治多元性。但是自1948年以後,當南斯拉夫共產黨統治者鐵托(Josip Broz Tito)堅持他對莫斯科的獨立性並與之分裂後,斯大林強加他的東歐各國以一黨專政。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盡管名義上是主權國家,但事實上,各有細微差異,僅是衛星國--蘇維埃國家的復制品,並完全受制於蘇聯,尤其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蘇維埃王國如今擴展成蘇維埃陣營。

因為對其無能為力,西方則在很大程度上默許了蘇聯統治絕大多數東歐國家。西方國家默認了蘇聯在該地區的勢力範圍,假如莫斯科滿足於戰後所得,東西方關系本可以穩定。然而,如果此種所得導致冷戰,那是因為共產主義由於其性質無法保持穩定和滿足,它需要危機和擴張。

戰時同盟在二戰結束時期,當戰爭的結局業已確定時便開始分裂,並在1945-1946年期間,在莫斯科宣布廢除其1925年與土耳其互不侵犯條約,並提出土耳其不能接受的領土要求之後崩潰。隨後不久,共產黨人便在希腊發動內戰。英國則幫助土耳其和希腊捍衛主權,但由於戰爭打得精疲力竭,它們無法長期堅持。1947年由杜魯門總統發起,由美國確保抑制蘇聯的任務;最初通過所謂杜魯門理論援助土耳其和希腊(1947年3月),然後通過馬歇爾計劃(1947年6月-7月)為復興歐洲提供實質性財政援助。1949年4月美國采取了沒有先例的步驟,與10個西歐國家和加拿大訂立相互協助抵抗外侵的條約,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意在對抗蘇維埃陣營;北約總部設在法國巴黎,其首任最高指揮官由美國愛森豪威爾將軍(Dwight D.Eisenhower)擔任。在1950年6月共產黨北朝鮮侵犯南韓後,當時僅是懷疑,如今業已確證是由蘇聯發動,同盟國宣布西德是個主權國家,並邀請其加入北約(1955年5月)莫斯科立刻作出回應,創建了由八個東歐共產黨國家組建的華沙公約組織,冷戰由此制度化。

有關冷戰史已有大量深入細致的研究。有些歷史學家將其歸責於美國及其盟國;其他歷史學家則歸責於東西兩方。無可否認,西方,尤其是美國作為同盟國無可爭議的領袖,偶爾對共產主義威脅反應過度:無論共產黨陣營對全球權力平衡如何威脅,共產黨在美國卻從未有過那怕最小的危險。然而,如今激情業已冷卻,卻很難避免得出結論,冷戰的全部責任都應歸屬莫斯科。莫斯科公開明確宣稱:其旨在任何地方促動內戰,並在任何地方強加共產主義體制。共產國際決議第17條規定的21項規則明確宣布:“共產國際向全球資產階級宣戰。”蘇聯一有機會,便將此種威脅帶到任何地方,甚至當二戰正在激烈進行當中,將其帶入西方新盟國,並導致共產國際的解散。

若需進一步證據,至關重要的是當蘇聯解體,俄國的權力移交給否定共產主義的由民主選舉誕生的新政府時,冷戰突然停止。俄國新總統葉利欽1992年6月在美國眾議院演講時宣布:“全世界可以如釋重負般地松口氣了。曾到處擴張引發社會衝突,仇恨和空前的殘忍,逐漸向人類灌輸恐懼的共產主義的偶像業已崩潰。它已經崩潰且將永遠不會東山再起。”[14]  葉利欽至少似乎對誰在制造挑起冷戰毫無疑問。

共產主義釀成各種恐怖主義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如果有聯系也不是太大。馬克思主義主要被用於隱藏各種犯罪行為:劫持、敲詐勒索、謀殺。其典型的模式,1970年代相當普遍的諸如德國的巴德美霍夫集團(Baadermeinhof Group)(現已證實系東德秘密政治警察支持);意大利的紅色旅(Red Brigades);法國的指導行動組(Action Directe)和日本的紅軍(Red Army)等組織。皆由少量知識分子組成,他們恐怖襲擊著名商界人士和政治活動家,旨在推翻資本主義,但全部遲早被清除。

這些無政府主義暴行,受到第三世界領導人,像毛澤東和切格瓦拉的激勵。反映了後斯大林時期蘇維埃領導人對西方資本主義采納了和解進程,引起的狂熱挫折感。歐洲激進政治學的主要趨勢則朝相反方向運行,亦即面對當代現實采納共產主義。其主要表現在於1970年代以歐洲共產主義名義形成的運動(Eurocommunism)。

緊隨二戰後,歐洲共產黨人,得益於蘇聯由於在戰勝希特勒納粹的貢獻業已贏得的巨大威望,贏得了新的追隨者。在有些歐洲國家,他們參加聯合政府。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們的追隨者逐漸消失。有多種原因導致此種衰落:赫魯曉夫披露斯大林的野蠻殘忍;軍事鎮壓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試圖按自已的模式改造共產主義;確認共產主義對猶太人的迫害,尤其在波蘭;歐洲共產主義通過與蘇聯的迫害與經濟落後劃清界線,試圖擴展共產主義的選舉。歐洲共產主義者,尤其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知識分子當中,想追求一種更適合歐洲政治傳統的道路。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聖地亞哥卡裡羅(Santiago Carrillo)1976年定義該運動的目標如下:“歐洲各國共產主義政黨的趨勢乃適應發達的社會主義民主,多黨議會和代議制,通過普選制行使人民主權,工會獨立於國家,捍衛自由,人權,宗教自由,文化,科學,藝術創作自由,在所有的社會活動各領域,各層面,發展最廣泛的大眾參與形式。”

這些都是令人羨慕的意見,但是其中每一項想必都是列寧深惡痛絕的。因此,將該運動形容為“現代版的共產主義”並不正確:將共產主義帶入主流政治生活的短命和失敗的償試,實際上意味著背離共產主義堅持的每件事件。

歐洲共產主義業已證明不過是曇花一現。1980年代整個歐洲共產黨發現他們再次邊緣化,他們最強勁的表現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在1978-1979年議會選舉中,他們分別獲得30.4%和20.6%的選票。然而,在歐洲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他們享有的選民微不足道,在英國僅有0.05%,在西德僅0.5%。 [15] 且呈江河日下的趨勢。

在蘇聯崩潰後,歐洲各國共產黨經歷了許多改革和分裂。黨的強硬派將該崩潰歸咎於哥爾巴喬夫與資本主義妥協,因而繼續堅持斯大林主義。其他人則悖棄傳統的共產主義。因此,意大利共產黨,人數眾多而最少教條,悄然改名為左翼民主黨。絕大多數其他各國共產黨均改名換姓,擺脫了共產黨的名稱和標志。

共產主義業已證明為包輸的命題:西方政治文化擊敗了雖源於西方卻在非西方環境中形成的粗陋的意識形態。西方共產主義在向資本主義投降之前,自行解散重組成社會民主黨,然後實質上消失於歷史舞台。

[1]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V,《共產主義在西方所受到的歡迎》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91-113. 作者是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歷史教授;著有《共產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財產與自由》、《不為人知的列寧》等專著;曾任裡根總統的蘇聯與東歐顧問。理查教授畢生致力於共產主義歷史研究,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2]  郭國汀(Thomas G.Guo),人權律師,國際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學翻譯家。譯有《CIF與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與提單》20版;《Omay 海上保險法與保險單》;《英國保險協會保險條款詮釋》3版;《現代提單》;《審判的藝術》;《國際互聯網自由》;《共產主義黑皮書》;《共產主義的歷史》等名著。

[3] 郭國汀,論反共與反專制暴政,《希望之聲》2009年11月29日

[4] Richard Pipes ed, The Unknown Lenin (New Havan, Conn, 1996) 90.

[5]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1. 38.

[6] The Times (London), February 11, 1920. P.9.

[7] V.I.Lenin, Polnoe Soboanie Sochinenii, 5th ed (Moscow, 1958-65) Vol. 49. 15

[8] V.I.Lenin, Polnoe Soboanie Sochinenii, 5th ed (Moscow, 1958-65) Vol. 38, 139.

[9] Carl J.Friedrich, Totalitarianism ( Cambridge, Mass., 1954), p.49.

[10] Hans Buchheim, Totalitarian Rule, (Middletown Conn., 1968) pp.38-39.

[11] Benito Mussolinii, Opera Omnia, Vol. XVII (Florence 1955), p. 295.

[12] Henry Picker, ed. Hitler Tischgesprache im Fu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 Benn, 1951) p. 133.

[13]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1990. P.A 2.

[14]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92. P. A.18.

[15] David Childs, ed., The Changing Face of Western Communism ( London, 1980) p. 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