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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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論》  論“矛盾”

(中)

 

 

本文上篇講了五個題目:一,返回本意論“矛盾”;二,“內部\外部”論矛盾;三,“兩重性\一重性”論矛盾;四,“物極必反”論矛盾;在講過這四個題目之後,根據毛澤東把《矛盾論》當成他進行政治鬥爭的基本“指導規律”,成為他陰謀得逞的拿手好戲,最主要的就是靠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其精義在一個字,就是借力使力。我歸結為三借:一曰:借刀殺人;二曰:借題發揮;三曰:借頭過關。上篇講到了:五,借刀殺人。中篇接著講:六,借題發揮;七,借頭過關;八,三借合一。中篇主要講“三借”,當然會揭露出毛的陰險毒辣、反動黑暗、道德墮落、禍國、毀家、反黨、殃民,等等罄竹難書的罪惡、兇惡、邪惡、醜惡,而成為超出史達林、希特勒的世界上罪大惡極之最。但論述“三借”的主旨並不在於控訴他,而是在於闡明毛澤東關於《矛盾論》之為用。但是破舊只是掃清道路,立新才是真正目的。“三借”之後,下篇進入九,“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從此開始言歸正本,正面地系統闡述我本人的“矛盾論”觀點。

 

六,借題發揮

 

常態的人生,總是逢山開路、遇河架橋,順理成章地解決問題。而毛澤東的一生則總是借題發揮。所

 

借題,就是製造藉口找說詞;所謂發揮,就是小題大作、興師動眾。比如,借著胡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關於文藝問題的上書,毛澤東就親自動手打出個胡風反革命集團來,共抓出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檢查73人。最後,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78人,劃為骨幹分子23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胡風本人判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文革中加為無期。毛死後,落實政策的結論則全是屬於無辜受害。就是說,按共產黨自己的法律、政策、意識形態來判斷,也是全然沒有問題的。

 

(一)毛還要讓“借題發揮”滾雪球,而成為一環扣一環的鏈條。

出於權謀的考量,又使因果迴圈造成了情勢:借題已屬不正派,但毛總是硬將謬論詭辯為真理,故而,對第一巴掌的錯打只有求助於打第二巴掌,來證明該打;接連用第三巴掌、第四巴掌……繼續沒完沒了地證明下去。

 

1,以子虛烏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出現為藉口,借題發揮,又開展了一個造孽更加深重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肅反運動,並且還規定了反革命占5%的基本估計,而使肅反嚴重擴大化。

我當時22歲,在解放那年16歲,剛初中畢業,該算是歷史清白。可因家庭問題,在肅反中整得我死去活來;又因沒有查出我個人的任何問題,所以沒有給處分,當然我也就不屬於擴大化的範疇了;我什麼都不是,只是落個鬼剃頭,醫學上叫做斑禿,就是頭髮呈圓錢狀脫光;身上也出現一條條的紅道道,奇癢難忍。醫生說是神經性皮炎,是受刺激造成的。運動中受審查的人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足了人間苦罪!

到反右時,說我對肅反不滿,就又成了劃我右派的一條罪狀。。這非但是我,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劃右派的原因。這個不滿肅反,和不滿鎮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以及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私人資本主義改造,合起來就叫做反對五大運動、三大改造,誰占其中之一者,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2,毛利用反右派鬥爭搞借題發揮滾雪球,可就滾出了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篡改黨和國家的總路線,毛按著權力私欲來篡改中共“八大”確定的社會主要矛盾和以所謂世界觀標準來劃定某人的階級屬性,進一步再胡謅個階級鬥爭為綱,於是便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這樣就導致毛澤東把黨內外的大多數人置於自己的對立面,他自己就真正成為了一小撮,以至最後成為孤家寡人。

李志綏醫生說: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73)“八大的總路線是什麼?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117)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稱之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但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認為八大的決議是錯誤的,還堅持回到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在1957年五一節前夕,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各民主黨派及知識份子時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開戰。隨後,歷史真相就已經大白,這是陰謀家拋出的劇毒蜜餌,導致巨大的魚群中毒而亡。毛澤東一石投二鳥:一是毛自稱的釣大魚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陽謀得逞;二是藉口反擊右派的倡狂進攻,進而證明仍然存在著尖銳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以推翻八大的決議。從此出爐了一系列鼓吹階級鬥爭的文章。有一種輿論宣稱,說是毛由於受到右派倡狂進攻,才又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作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據王光美回憶,毛澤東在中共八大結束第三天(1956101日),就在天安門上向劉少奇說八大的決議不正確。劉說已經發下去了。這正好說明此輿論是顛倒是非,對右派是落井下石。

人民日報68日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是對右派的進攻令。是借寫“恐嚇信”這個題,說成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一個月後毛在上海講:這次反右派鬥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有各種形式,這次主要是政治鬥爭,不是軍事鬥爭,不是經濟鬥爭。”(《毛澤東選集》五卷第445)在青島會議期間寫了《1957年夏季的形勢》,劈頭寫道: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中間指出:和城市一樣,在農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這樣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這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同上,第45645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寫道;“(1958)5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為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根據。認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123)這裏關於剝削階級的無稽之談,現實地講,就只針對知識份子了。“一個”剝削階級中,帝官封被打倒,只剩下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剝削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已交出生產資料,只剩下知識份子的知識無法沒收了。這裏的邏輯很清楚,鬥爭知識份子就是當前階級鬥爭的內容,或說主要矛盾。

 

3,批周恩來的反冒進,只是毛批周借題發揮大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有詳盡的說明:

19579月到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開始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他說,1955年來了一個高潮,1956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掃掉了一個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給右派進攻以口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49)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這是毛第一次對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務實派的批評。會後,人民日報在1113日社論中要求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說有右傾保守毛病的人,像窩牛一樣爬得很慢這是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社論還號召: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112日至21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赫魯雪夫在會上宣佈了蘇聯的雄心:要在15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

好大喜功的赫魯雪夫刺激了另一個好大喜功的毛澤東。他在會上建議赫魯雪夫再加把勁,用十年的時間在主要經濟指標上超過美國。他用這種形式來暗示蘇聯的勁頭還不夠足。至於中國,毛說:我們15年超過英國。”(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第163)

其實毛澤東的真正目標不是英國,而是蘇聯。蘇共已在內部確定了一個沒有宣佈的目標:從1959年起,在12年內(即到1971)達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正要同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中國的經濟建設怎能落在蘇聯的後面!

然而,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和周恩來主張的反冒進方針,對雄心勃勃、急於求成世界帝王丕業的毛澤東無疑是一個障礙。

年底,毛澤東到華東去了將近一個月,其間,還在杭州召開會議。會上表揚了安徽的治淮工程,並用這個例子來批評右傾保守。他說,安徽人民1957年一個冬季就搞了16億土方,超過過去七年,說明原來的計畫低了,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越批評越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毛還採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辦法;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周恩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37)

從八大以後,毛管的事可是越來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進。這兩件大事都是他親自抓的;接著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第一個五年計劃,毛自己也知道沒有經驗,所以他開始時沒有多插手。後三年開始插手,以農業的躍進促進工業的躍進,結果弄得國民經濟失衡,在反冒進中窩了火。現在要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他要親自出馬了。為了證明工業並非高不可攀,他當然要表現出,由於他的領導,中國經濟面貌立刻大變。從八大後,毛發動了一個又一個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攻勢,矛頭指向周恩來等人。他必須貶低別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績,以此顯示出自己的高明。19581月的南寧會議,是這場緊鑼密鼓的第一個高潮。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會上氣氛緊張,毛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但反冒進首先沒有把指頭弄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就只講一個長了瘡的指頭。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問題。

112日,毛說: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泄了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又說: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著眾人批評。小範圍不行,就開中央全會,總要有點壓力。毛還尖銳批評了印發的19566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說這篇社論講,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說沒弄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資產階級的方法;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他在這篇社論上批註:不看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114日說:反冒進傷了很多人的心。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

115日,毛澤東搬出用地方壓中央的辦法,大大表揚柯慶施。說柯195712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上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很好,要大家學習柯老。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許多同志不動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16日,毛澤東又拿出柯文,當眾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回答,我寫不出來。

毛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93)

周恩來在19日晚上作了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並表示他對錯誤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到: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倡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迴圈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個迴圈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南寧會議,確定了今後不再提反冒進,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毛後來也承認,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來。(《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51)

宜將剩勇追窮寇。毛不善罷甘休,於是,又有一連串的會議,繼續批判反冒進。

218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的擴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毛在會議上說:不要一講缺點,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中國六億人口、1200萬黨員,能沒有一點缺點?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倡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楣。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說,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們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又說,如果說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反馬克思主義,而反冒進是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變了樣子,把搞得少的叫馬克思主義,搞得多的不叫馬克思主義。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冒進好嘛,使農民多搞了水利嘛!毛還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厲害。

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紛紛在會上作檢討。毛又擺出寬大的姿態,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先念同志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陳雲講到分散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畫,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還批評說:有人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毛重申要大權獨攬

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彙報,即使請示報告了,也是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

再接著三月份的成都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六次講話,多次批評反冒進。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講清楚的目的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個同志不好混之意。

他在39日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南寧會議批評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應該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例如除四害,一種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種方法是讓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兩種路線,有快有慢,快一點能除掉,慢一點除不掉。執行計畫,一種方法是十年計畫、二十年搞完,一種是十年計畫、二三年搞完…….兩種方法要比較。苦戰三年,改變面貌。但一天消滅四害苦戰三天,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什麼不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氣、暮氣、嬌氣、驕氣,一些人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319日,成都會議期間,毛為重印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部分按語寫了說明,其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倡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把反冒進與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匈波事件和右派進攻相提並論。而且,在325日的講話中和在王任重發言時的插話中,也反復說這兩個沒料到(這裏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李醫生說毛本意並非要反右,而是要借用知識份子鳴放來整那些黨內敵手,那些反冒進的領導,這是和說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去打倒赫魯雪夫或鎮壓匈波事件的鬧事者一樣,是太過離譜了。李醫生為什麼會這樣?下面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毛同我談到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問到我醫學界的反右。我毫無所知,回答不出。毛詫異地說:你可真是山中不見人了,你到協和醫院去看看那裏的大字報。那裏有你的老師和同學,同他們談談,回來告訴我【《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02頁】原因找到了,是他太缺乏對山外的接觸,受到只入乎其內、不出乎其外的局限所致。--紫丹)

320日毛又說: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好?”“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流好?

4月上旬,毛還說有些人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會刮颳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

針對周恩來的穩妥可靠,毛澤東批評說:所謂穩妥可靠,結果是既不穩妥,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毛為了使冒進變成可取的,就換用了躍進這個名詞,說:冒進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替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

毛在修改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時,加了一段話:一個馬鞍型,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也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馬鞍型教訓了黨,教訓了群眾。

周恩來在會議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彙報,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作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周恩來在開始準備這個發言稿時,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有時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秘書建議自己走開,讓周恩來安靜地構思,秘書走開後,周獨自在辦公室坐到淩晨兩點多。後來還是在鄧穎超的勸說下,周恩來口述,秘書整理成文。在秘書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周恩來刪掉這句話,他嚴肅地對秘書說:在延安整風後,可以這樣說;整風前,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不能引用這句成語。這說明你對黨史知道得太少!他說這些話時,幾乎流下了眼淚。(可見周知道,毛對他的借題發揮是源遠流長、沒完沒了的--紫丹)秘書發現,在起草這個檢討的十多天裏,周恩來的頭髮又白了不少。(《廬山1959》第132)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毛要把周的總理撤下來給柯慶施幹,只是別的中央領導人都通不過,才算作罷。

195852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其他同志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毛總是強詞奪理,就像他把陰謀改成陽謀就自以為得理一樣,現在他用躍進來代替冒進就又自以為理直氣壯了。其實不然,這樣做,絲毫也掩蓋不了他原本的無理,相反,卻暴露了他原本的無恥--紫丹)

毛澤東到底為什麼要如此大動干戈、反反復複強調批判反冒進呢?(上面這些,夠得上是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了吧?其實,我從該書該章摘抄中,還刪去好多重複的絮道和海闊天空的哲學議論呢!)一句話,是為了他個人的大權獨攬;包括想打倒周恩來,以及隨後更大的借題發揮滾雪球。但是,對毛批反冒進借題發揮,認識至此,還只能算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二是,這裏面還包含著毛的更加勃勃的政治野心,第八章的題目可謂是畫龍點睛之筆,一語破的之言: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從此我們看出,毛開始了他類似當年在井崗山的,如今卻是在世界範圍內的要當國際山大王的征程。工作就是發現、認識和處理矛盾;而目的就是形成和貫穿行動系統的決定性要素。

(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問題的重心在於,毛對人總想欲加之罪,而後置於死地。

 

1,茲舉其犖犖大端:

毛在大陸當權初期,宣佈安定人心的政策,一些在逃的地方紳士、保甲長、地主富農分子、國民黨下層黨政軍憲人員……紛紛回應,返回家鄉,向當局報到,希望被恩准安居在家,老實生產。原本在家等死的,聽了寬大政策,也以為有了活頭。

風雲突變,所有媒體大事宣傳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還編造謊言,說是群眾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難道在共產黨執政的60年間當真有過群眾怕共產黨講“寬大”的嗎?於是,一夜之間,出動大量軍警搜查逮捕: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我所在的城市,第二天,居民探頭探腦打開街門,互相打聽鄰居:都逮走了誰?血色恐怖,人人自危。

你經過鎮反嗎?就是把所謂反革命,其中為數甚巨的一部分的一部分是抗日將士,只管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全國數以百萬計地關、管、殺!

在清除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的同時和之後,矛頭也對準了知識份子和知識。這裏僅對其借題發揮,點到為止,不再展開,就有:19507月,江青多次提出批判《清宮秘史》;8月開始,上海商務印書館將50餘年出版的一萬五千多種書籍,先後在肅清資本主義社會反動思想及封建思想出版物的藉口下,毀去絕大部分,只剩下不到一千種;19512月毛為人民日報寫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開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19549月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毛很讚賞,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並批評壓制小人物,也指出,《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隨後開展了對文藝界領導以及對紅摟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傾向的批判,並改組《文藝報》編輯部;19555月,由於胡風上書中央,遭迫害,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其中大量為私人信件,毛親寫序言和按語;1957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繼續鼓勵大膽批評共產黨;4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並熱誠號召黨外人士幫党整風;月底,毛在天安門城樓最後一次鼓勵黨外愛國人士幫助党整風;5月在黨內高層,秘密傳閱毛文《事情正在起變化》,佈置引蛇出洞;6月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抓住匿名信,8日,為人民日報寫社論《這是為什麼》,在全國猛烈開展反右派鬥爭;7月為人民日報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提出流氓無賴的陽謀說;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青島省市書記會議寫出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勢》;國務院通過《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硬性規定,都必須參加,從前黨中央和毛主席說的參加和退出完全自由,就這樣一來,統統算是沒說,知識份子活該上當;在這期間,各媒體發表了像蝗蟲飛得遮天蔽日似的文章,都是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幌子下扯謊撂炮、血口噴人;8月公佈《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就算是挖掘好了活埋右派分子的墓坑。所有毛澤東、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小自退褲子、割尾巴,大至殺頭,統統可以歸結為“人權災難”。共產黨與生俱來的糟蹋人權,就是他與人類的主要對抗。如前已述,“對抗”是列寧的概念,毛澤東把它作為“矛盾”的一種形式。

 

2,從毛澤東對一封匿名信的借題發揮,我們來解剖麻雀:

這是為什麼--《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掀起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迫害知識份子的腥風血雨的反右派大運動。有些人總喜歡賣後悔藥:要不是那封給盧郁文的匿名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行下去,該是多麼美好啊!這話實在讓我感觸良深,不得不誠勸諸君:再也別賣這種後悔藥了!此前的反胡風運動,就有人說:要不是他給中央寫30萬言書,怎會闖出那麼大的禍事?此後的廬山會議,反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又有人說;要不是彭德懷給毛主席上萬言書,會議原定是反左的呀!直至毛生前發動的最後一場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面對著毛的這場垂死掙扎,也還是有人說:劉冰給毛主席的信,控訴遲群、謝靜宜的腐化墮落,專橫跋扈,幹嗎要由鄧小平轉交?主席當時就在北京嘛!讓他老人家誤認為矛頭是指向他的,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說到借為題,我乾脆循著前面的思路把問題扯得更遠大一些,把它的荒謬性放到顯微鏡下來看。這個問題就是,要不是蘇共中央1963714日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怎會惹瘋了中共給他來個九評呢?這個問題遠大到足以影響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瀕於絕種。九評的第一評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開宗明義說道:“蘇共領導發表這封公開信和隨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把中蘇關係推向破裂的邊緣,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推到一個空前嚴重的階段。”現在我們已經看清:不管說一千條理由、道一萬條原因,而九九歸一的一條是,毛澤東要跟赫魯雪夫搶世界領袖史達林的這個長子繼承權,民間說法是“摔老盆”。這才是中蘇鬧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根本原因。史達林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毛澤東說,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紙老虎美帝國主義運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列主義的偉大原理,促成世界格局的改變,乃兆端於此。國際共運史專家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兆端於此”之輿薪。

通過如上分析,我們不僅是就,而且是由表及裏。“裏”是分層次的,為了再深入一個層次,還是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是如何利用那封匿名信、借題發揮出那篇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的吧!

據參與其事的原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回憶:“67日,毛澤東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臥室時,發現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我們剛坐下來,毛澤東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駡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毛澤東主席說:這封恐嚇信好就好在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瞭,但還是要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轉引自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始末》)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說的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這一句話,就可茅塞頓開,作出清醒的判斷:抓匿名信,只是個藉口;沒有匿名信,反右派運動就不發動了嗎?仍然還要發動反右派運動,這一點是板上釘釘,定死了的。這個借題不成,總能再找一個,即便一個也找不到,那又有何妨?就像寓言《狼與小羊》,吃--是狼定了的,只是想借個題,當狼找到最後一個借題,說小羊去年罵過他,小羊回答說,我那時還沒有出生呢。這只狼便說:“即使你辯護得好,我也不放過你,”就把小羊吞吃了。所以你對毛澤東產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佈任何幻想更是欺人。至今眾說反右派運動,無論體制內外,自欺、欺人者,都不乏其人。毛借匿名信之題而發揮出反右;借反右之題而發揮出改變党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發揮出在工人、農民、中學生中抓“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大學生中抓右派);發揮出反“反冒進”,直至大躍進;發揮出反彭德懷,直至反劉少奇。總之,毛澤東作為陰謀家的手段之一就是,遇事就要借題發揮。

 

3,由於借題發揮,原本具有正義性的,也都變成了邪惡。就以土地改革為例吧:土改不論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說,還是從人道主義說,都具有歷史的正義性。可這個事情由共產黨來做,就變成一場圖財害命、令人髮指的傷天害理的劫難了。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它的目的是邪惡的,毛澤東這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之間也。如果你反對他的邪惡,他不說你反對的是他的邪惡,而混淆視聽地給你扣一頂帽子,說你是站在黃世仁立場上,反對白毛女,反對貧下中農翻身!他便以貧下中農的恩人自居,迷惑貧下中農,讓他們認不清到底是誰害苦了他們!直到數千萬農民在被餓死的前一秒鐘,還在默念著: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在臺灣就不存在借題發揮的問題,而是正宗正項地體現了耕者有其田本身所具有的正義性。

又如三反、五反,如果正規正矩地搞,對於廉政建設、對於淨化社會風氣,都會大有裨益的。但因為目的的邪惡,就決定了其手段之慘絕人寰!徐平華先生被劃右派的原因,是他對親歷的三件事提出質疑:一是在朝鮮戰場上槍殺戰俘,並且連指導員向他解釋說:這是上級指示;二是在人民大學,他和張志新(烈士)是一個系,他們系裏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志給蘇聯專家當翻譯,被蘇聯專家姦污懷孕,後來下落不明。他要追問,張志新叫他不要管這些事:一切黨都會有妥善安排,要相信黨。第三個意見是有關三反五反運動的:朝鮮第五次戰役結束後,因為人海戰術,部隊傷亡慘重,我所在的63188師所剩的人員很少,這時候奉命換防整編,所謂整編就是各單位分散在防空洞裏搞三反五反運動,每天檢查思想,批判鬥爭。我們連隊有位馬司務長,回民,是傅作義起義人員,北京人,他被當作老虎批鬥,叫他交代過去的罪惡,這是我參軍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內部鬥爭場面,馬司務長被綁在柱子上,嚴刑逼供,嘴巴都打腫了,究竟他貪污什麼都是疑問,誰也拿不出證據。我當時年輕,歷史清白,黨支部吸收我成為核心組人員,小組分三班,日夜輪流批鬥他。大約一個星期後,馬司務長也沒有交代什麼問題。最後黨支部決定押送他到團部集訓。馬司務長走後不久,有個朝鮮阿爸吉謊慌張張跑來連部報告,說有位中國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導員派我們三個人去掩埋,我到現場一看,原來死者就是馬司務長,他的頭部有槍孔,身上也有多處槍孔。原來不是什麼去團部集訓,而是秘密執行槍決。因死後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來吃的時候,朝鮮阿爸吉看到才跑來報告的。

馬司務長的被殺,給我思想上極大震撼,我反復在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難道是騙人的嗎?槍殺放下武器的戰俘、秘密處決馬司務長,像一場惡夢似的使我記憶難忘。

我也曾親睹這樣慘不忍睹的場面,我們學校鬥貪污犯也是摔打逼供,爹呀娘呀,鬼哭狼嚎!十分之九以上是假案,即便是真的,也不能如此殘忍呀!中國人作了幾輩子的孽,給逢上這樣一個暴虐無道之君。一個人只有一條命呀!再說,誰無妻兒老小……

現在中國,反貪污也並不是反貪污,是與時俱進的借題發揮。知識時代不同了,“題”也不同了。有人界定“貪污犯”為政治鬥爭失敗的一方。由於幾乎無官不貪,所以,只要上級領導出於政治上需要,想剷除誰,就反誰的貪污,如江澤民反陳希同,胡溫反陳良宇,一反准成,決不會撲空。小貪污犯(下級)總會有把柄在大貪污犯(上級領導)手中。如果你把領導服侍好,就保管你萬事大吉。江澤民說了:該抓就抓,該保就保。本來,只要貪污就該抓,這是法律;但出於政治考量,該保的人,不但不抓,還管保你能步步高升,甚至提升到最高層的核心領導的位置上。有時候,為了轉移對這個貪污黨的極大民憤,迫不得已抓幾個斬首示眾,也只是中共找替罪羊的慣技而已。本質上仍屬“借題發揮”的範疇。

七,借頭過關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十七回,寫了一段曹操借頭的故事:卻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曹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于孫策,借得糧米十萬鬥,不敷支散。管糧官任竣,部下倉官王堂,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鬥散之,權救一時之急。堂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堂依命,以小鬥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堂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堂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堂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也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無慮也。堂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堂故行小鬥,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

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並力破城,皆斬!操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塹。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避而回,操掣劍斬於城下,遂自下馬接士填坑。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湧入。李豐、陳紀、樂就、梁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商議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

這個倉官王堂當了替罪羊,他的頭,算是羊頭;殺那兩員裨將是要殺雞給猴看,所以說,他倆的頭,就算是雞頭;這些都只是消滅敵人的手段,殺敵軍將領李豐、陳紀等,則屬最後達到消滅敵人之目的。毛澤東的借頭過關,也完全是循此行徑:借羊頭,借雞頭和殺敵頭。毛的殺敵頭,在策略上總是槍打出頭鳥擒賊先擒王

 

(一)借雞頭

 

1,中國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見《往事並不如煙》)費孝通也說過章先生對他說: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重複不止一次……”(見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這個借頭的性質是借雞頭,是要殺雞儆猴。因為當時的形勢是,國際上有蘇聯的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中國也跟著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這對於毛無異於同著和尚罵禿驢,匈波事件又引起中國的懂得氣象學的螞蟻出洞;在中共黨內,強調集體領導、反冒進都是針對著毛的,國內知識份子鳴放、工農和學生鬧事都威脅著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毛為堵塞這股民主洪流,治亂世用極刑--據王若水判斷,1956年毛就起了殺機1957年反右派,借右派的頭殺雞給猴看,殺一儆百,來鎮壓國家的和黨內的不滿和反抗,所以就不僅僅是借章伯鈞一個人的頭的問題,而是要借右派這個群體的頭。這一點,劉賓雁先生在給丁抒先生《陽謀》一書作的序中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毛澤東及其同夥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史達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分子來說反而要痛苦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萬餘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被剝奪一切而又身敗名裂卻苟且生存下來的那些右派分子,時時刻刻起著反面教員的作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反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和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

毛澤東對右派的借頭,除了用以儆猴的手段意義外,還要達到更根本的目的,即具有殺敵頭的意義,這就是要從政治上(相當一部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極權,也即毛澤東個人專權路上的攔路虎--篡大陸政權前夕毛就在評白皮書中定性為右派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右派後,毛又說: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廬山會議實錄》第333)

在這裏就充分地顯示出,毛的反右派,從質上講是反人民,你可以從任何一個右派觀點都是為民請命,反對毛的倒行逆施這一點上得到證明;從量上講是把右派作為人民的一部分來反的,這是他一向慣用的槍打出頭鳥的策略。戲劇家吳祖光曾說他沒有理由要反知識份子;這說明吳尚未認透毛的本質與知識份子的本質,及其之間的關係。毛的本質決定他要反知識份子;不反知識份子,不是他的本心,不合他的本性。因為他要搞一人專政,獨霸天下,只有實行愚民政策才能達此目的。知識份子的本質是獨立思考,嚮往民主自由。結合當前形勢來說,廣大的農民(包括貧下中農),吃盡強迫他們入社,剝奪他們的土地、牲畜、農具,征公糧、賣餘糧,幹部欺壓的苦頭,而舉行退社、鬧事;學生因為升學、就業、學校各種問題而罷課、遊行示威;工人因工廠官僚主義管理,各種政治的、生活的不公正待遇、體制方面問題更大,出現罷工、鬧事等。這些棘手的問題,和國際上蘇聯反史達林,東歐波匈事件,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退黨風潮,與國內一系列政治運動積累下的欠債,和社會主義改造急躁冒進,好大喜功帶來的惡果累累,這就形成了一種危機四伏的政治經濟大壞局面。毛澤東雖表面上發表了很多假裝大肚漢的言論,但內心裏卻是朝最壞處著想,寧肯把困難估計得更多些。他沒有進行改革的打算,而是下了最保守、最反動的決心,要打殺出頭鳥。知識份子是人民的先生,是人民中的出頭鳥;右派是知識份子中的出頭鳥;民主黨派是鳥群。果然,他得逞了,一經反右,他倒行逆施所帶來的對人民的種種危害,工人、農民、學生都不敢提了,更別說鬧事了;更別說資產階級的意見了;連周恩來們的反冒進,也只有請罪的份了;一切正確的言論、行動都偃旗息鼓了;一切禍國殃民的做法,都能興風作浪,傾巢而出,暢行無阻了。

 

2,還有一種,殺雞不是為了儆猴,而是為了設宴。

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為史達林慶祝70大壽,作為壽禮,強迫救國會自動立即解散。這就是為史達林奉上的一桌慶壽百雞宴。因為救國會曾在抗日期間登報聲明過,反對史達林大元帥與日本訂立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蘇聯以承認滿州國獨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在反右派時,把陰謀恢復救國會又作為劃王造時右派的一條主要罪狀。這使我想起了年羹堯的一個血淋淋的故事。說的是,在宴席上,一位客人發現碗裏有個蒼蠅,因為客人知道年是個殺人魔王,為避免年濫殺無辜,就裝著沒事,把蒼蠅硬是吃進肚裏。可是,並未躲過年的眼睛。下一刀菜上來--哎呀,不是菜,是一顆人頭!廚師的人頭!老毛的下一道菜、上的是反動組織救國會和右派分子王造時的人頭。

文革初期,毛澤東打倒羅瑞卿,只是因為羅反對林彪的個人崇拜和突出政治;可羅並不反對毛,而是死心塌地地擁毛。毛所以要打倒羅當然還有別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向林借刀殺向劉少奇,才先殺掉羅瑞卿這只雞向林上供的。在《毛澤東與康生》一書上說:羅瑞卿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做保衛工作,一直受到信用和重用,那麼為什麼毛澤東會同意打倒羅瑞卿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如他給江青的信上說的,為了借朋友的力量去‘打鬼’。因此也可以說,打倒羅瑞卿是毛澤東同林彪作的一筆政治交易。”(69)另有一說是,毛借林之刀殺向羅,是為打倒劉少奇掃清道路。由於極權政治全是黑箱作業,人們只能靠有限的資料進行推理,因而得出的說法各異;但性質無異,都是毛要借羅瑞卿的人頭。

九·一三事件後,毛又用林彪的頭作為雞頭,設宴招待三老四帥1114日,毛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發表講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其實反擊二月逆流的主帥不是別人,正是毛親自加以支持的江青。

毛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對張茜說: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陳毅同志是立了功勞的。”“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他還面向其他人說:我就一個親密戰友,還要暗害我,陰謀暴露後,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難道你們在座的不是我的親密戰友嗎?談到二月逆流那是陳老總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員,在一起議論一下有什麼不可以?又是公開的。

毛在軍委會議上說: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付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連聲說:翻案,翻案,翻案。翻雲覆雨,一至如此!(以上談話,轉引自《毛澤東與康生》第167`174)

對比劉、林,我們看到,他們被借刀的命運是相同的。在延安毛也曾向劉借刀,殺向王明和周恩來;而最後下場,二人又都是作為毛的敵人而被消滅的。

文革中間,毛所以要提出還我長城!並打倒要揪軍內一小撮的王、關、戚,那也是為了收買軍心而特意殺雞酬軍的。

另外,還有一種特殊意義的借雞頭,就是讓敵人殘忍地屠殺自己的黨員,以取信於敵人。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寫道:

“用反共的面貌和組織消滅反共的力量。因此,為了培養一部分共產黨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機構的關鍵位置,犧牲一些小共產黨員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的特務熊向暉在蔣介石的親信胡宗南身邊,利用反共面目,殺過不少共產黨人,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90)。”

(二)借羊頭--“替罪羊”機制

 

1,“四人幫”是“五人幫”的替罪羊

 

四人幫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替罪羊。這是因為:一,四人幫替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罪惡,這個罪惡是史無前例的;而毛澤東則是罪大惡極的罪犯。二,四人幫不是賊王,不是罪魁禍首,是爪牙,是嘍羅,所以不能承擔首犯的罪責。說四人幫是毛澤東的替罪羊,恐怕普天之下鮮有否認者。但鮮有畢竟還是,不然何以一個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追究文革罪責竟只拿四人幫是問、而不再往上追究呢?

對此,中國人都心照不宣,不是不宣,而是或裝糊塗,或敢怒而不敢言。西方輿論界就不那麼認帳了。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採訪鄧小平: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你就看鄧小平怎樣王顧左右而言他吧!鄧回答: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毛什麼時候把國家從危機中挽救過來過?恐怕說成把國家推向危機,倒更合事實--紫丹加注,下同)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還會比共產黨更黑暗嗎?)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你知道,我們党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他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是,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03)說了半年六個月,還是沒有回答:為什麼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奧女士插問幾個別的問題,就又返回到這個問題,而且扭著不放:你們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党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由於對鄧的回答顯然是不滿意,才接著問:這是否意味著在審判四人幫和開下一屆党代會時,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會提到?鄧回答的要點是:但是審判四人幫不會影響毛主席。奧問:你是否肯定,今後事情的發展更為順利?……”鄧答:不能低估四人幫的影響。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廣大人民對四人幫的罪行是痛恨的。這表現在四人幫橫行、毛主席病重、周總理去世時,197645日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反抗四人幫的群眾運……這裏表明鄧死心踏地地要四人幫當毛的替罪羊;一是在罪行上替罪;二是在群眾痛恨的對象上當替身。關於第一點,我要學著毛的口吻說:沒有毛,四人幫頂個屁!關於第二點,我要表揚毛,因為他說了實話: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老毛,我是豺浪的後臺。這一點,毛就成了群眾的知心人:他知道群眾嘴上說的、筆下寫的對四人幫的痛恨和揭露其滔天罪行,其實心裏指的是我老毛啊!群眾也是把四人幫當做毛的替罪羊來指桑駡槐的。這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哩!可說“實事求是”說得最多的鄧小平卻一點也不實事求是。難道他真不在乎全國人民對他的撒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嗎?還是情有可原--共產黨一天不撒謊日子也過不去?鄧小平所以要撒謊,實質就是:拔一而利天下,不為也。奧問:很顯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後才能逮捕四人幫,到底是誰組織的,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鄧答:這是集體的力量。我認為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在鄧回答後,奧的發問就把鄧的掩耳盜鈴(或說皇帝沒穿衣服)揭了個昭然。她問:你說四人幫是少數,全國很多人反對他們。他們這些少數人怎麼可以控制中國,甚至整老一輩的革命家?是否他們當中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他們的關係太好,你們不敢動她?在鄧答有這個因素及但書後,奧又問: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樣的人?鄧答:江青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幹壞事的。當然忘不了但書: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奧女士不等鄧說完就打斷他--不是插問,也不是肯定,而是一句斬釘截鐵的否定句:我們不知道。鄧接著說: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搞,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江青壞透了。怎麼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四人幫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實事求是掛在嘴上的鄧小平,竟說毛主席干預不力;毛主席就有這點”(原話!)責任!要按你說,毛主席該是個多麼軟弱的人物呀!他該是多麼喜歡保持被動呀!你說:江青壞透了!但人們不免要問:比毛澤東還嗎?國人皆知,江青在法庭之上公開坦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條狗:他說要咬的,我就咬。你說:怎麼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這固然不錯,但按共產黨的政策規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那麼,首惡者、罪魁禍首毛澤東該當何罪?應該承認,所有四人幫的罪惡,再大也只不過是毛的罪惡的一個部分,而且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

奧問: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樣評價,給她打多少分?鄧答:零分以下。”“零分以下者,負數也。這是數學概念。它的社會意義就是,如果一個人得零分,他就沒有了人性,已經算不得是人了;如果得負分,那他就是人性之大敵,危害人類的害人蟲!以這個評價作標準分來衡量毛澤東,他就更是零分以下了。所謂更是,就是這個負數的絕對值更大。按照我前面對他的本質已作出的分析,他的得分應該是負的極大值。從數學概念翻譯成生活概念,就是壞極了,糟透了,無以復加了!就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雖九死而難能抵其罪于九牛之一毛!

從前造神時曾有如是說:願天下的樹都成為筆,願天下的河都成為墨,願天下的人都成為詩人,那也書不盡毛主席的恩情!現在只用將恩情還原為罪惡,便真相大白。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在《誰是反革命》一文中說:仔細回顧一下的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各個方面的決策幾乎全是錯的,包括外交政策--沒幹一件好事。被視為中國最有骨氣的知識份子之一、著名戲劇學家吳祖光為史若平教授《寒冷的夏天·1957風雲錄》一書所寫的序言《從1957年說起》,是這樣結尾的:我何嘗不打算說毛澤東幾句好話,但是實在連一句好話也找不出來。他的那些詩詞只不過是他暴虐專橫的遮羞布,只有他的一句可以概括一切,就是:不許放屁!此外就是孽債如麻,不須說了,是誰也說不清的……”(轉引自《開放》2005年二月號)誠哉,是言也!毛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啊!應該把四人幫實至名歸為五人幫。這才是沒有回避奧女士問:為什麼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2,毛澤東、共產黨創造和利用各式各樣的替罪羊,形成一種替罪羊機制。

文革中發生的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意識到軍隊與中央文革的關係非常緊張,而毛這時正要軍隊介入運動,控制混亂的局面。毛為了平息軍隊的不滿,故作姿態,向軍隊對之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開刀,讓陳、江當了替罪羊。於1967210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參加。毛在會上大發雷霆: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陳受到批評後很緊張,幾次透露想自殺。但是中共剝奪人的自由,做的非常絕,讓你非但沒有言論自由,而且沒有不言論的自由;讓你非但沒有活的自由,想死也沒有自由。大家都知道,自殺也要獲致罪名,叫做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叫畏罪自殺。這次,江青指著陳的鼻子罵: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你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被稱為老夫子的陳伯達,還專門查找了自殺的馬列主義理論根據:我查了書,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文革大年表》第180)“其實,批陶的決定正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陶鑄在政治上被拋出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江青不過是拉上陳伯達將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罷了,就像早先在文革運動中屢屢幹過的一樣。”(《晚年周恩來》第198)三年後,毛決心要打倒林彪,就寫出《我的一點意見》: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絕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跪辯混在一起。又讓陳先當替罪羊,展開批陳整風;著手批陳、著眼批林,暫且麻痹林彪和掩國人耳目。從此,老夫子鋃鐺入獄,先生休矣!

毛共罪孽深重,內裏早已腐爛透頂,但還要硬撐偉大、光榮、正確的表子,所以就亂找替罪羊:黨內找、黨外找,非但在中國找,外國人也不放過;非但在人間找,老天也不放過。汝未聞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討債的讕言乎?

 

在這裏我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信陽事件,一個專區餓死了一百多萬人。這本是毛澤東的人禍所致。《中國大逆轉》中說:“1960年冬,毛澤東終於找到了替罪羊,他說:全國有1/3地區形勢大不好,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19601115日毛澤東在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5人小組《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上的批示)。中共信陽地委按照毛澤東劃定的框子,提出報告說,該地區大量死人,性質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打著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的最殘酷的連續半年之久的階級報復’(19601212日中共信陽地委的報告)。中共中央立即肯定了信陽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迅速掀起整風整社高潮,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當時,河南省曾派出幹部,駐豫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也派出全副武裝的團隊,將信陽地區各縣、社、隊的幹部分別集中看管起來,人人過關,對一批為完成毛澤東提出的任務而習慣強迫命令、壓制和迫害群眾的幹部,大體上也就是在合作化運動和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中被提拔起來,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得勢的新惡霸,處分的處分,判刑的判刑,槍斃的槍斃。各省各市都為此處理了一批幹部,以證明問題主要出在下層,將上層應付的責任遮掩過去。”(331)

 

3,另有一種不是替罪羊,而是掩罪羊,是借他的羊頭,好掛起來賣狗肉,以掩蓋他的罪惡和醜惡。

例如李立三,他的存在,就標誌著毛澤東在處理犯錯誤的同志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個大字,來掩蓋毛以殺人如兒戲”(周恩來語。見《毛澤東與周恩來》第100))李立三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現身說法,發言的題目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但是,掩蓋罪惡、製造假像、用紙包火,都只能是轉瞬的事情。《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一書,用事實真相說明毛的權力是建立在赤血白骨之上的。就連作為羊頭掛的李立三也未能逃脫殘酷折磨、被逼自殺的可悲命運。

在黨外例如對宋慶齡,好像只要收買下一個宋慶齡,就等於收買下了孫中山,也就同時收買下了三民主義的商標權。然後毛澤東就可以有資格振振有詞: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毛澤東選集》五卷,第311)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剛才吳祖光所引毛詞不許放屁!那是他對別人的苛求,對自己則是大許特許的。我不說別的什麼,只請讀者想一想:毛澤東是怎樣完成民主革命的?他讓全民啼饑號寒,餓死4000多萬人,就是他完成民生主義的標誌嗎?他焚書坑儒,殺害幾百萬知識份子,在黨內外實行個人專制獨裁,即便是國家元首,都可以任意戮殺,這就是他完成的民權主義嗎?先是讓日本多占地;後是一邊倒、稱臣史達林,破壞中華文化、文物古跡,讓馬列洋教跋扈;再後是揮霍中國人的血汗、餵養國際毛派殺人政權……這就是他奉行並完成了民族主義嗎?更何況他後來就乾脆驅趕宋慶齡離開大陸、不掛她這個羊頭了呢?所以,與其他說完成了,倒不如由他自己來宣稱:徹底破壞了孫先生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專制復辟;才算是以身作則,不許放屁!

在國外,掛霍查這個羊頭,是代表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的。掛卡斯楚這個羊頭,是反駁和平過渡,樹立戰鬥過渡這竿旗幟的(蘇修把古巴當成和平過渡的例子,卡氏說,他們是戰鬥過渡”)。不過,古巴很快就給中共翻臉了。當中共大事宣傳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時候,人民大眾卻毫不客氣地給予冷酷的諷刺: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後來阿爾巴尼亞也都嚴重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感情!也散夥了。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反右令中說: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係,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427)毛澤東都感覺到意見尖銳了,可見是夠尖銳的。傅的發言,指黨員回報他人思想情況是特務,指黨員在位無能是木頭牌位,還提出民主治校。換上任何一個人都會跑不掉劃極右派的。可毛澤東手大遮天,保護了他,只要他不劃右派,掛起他這個羊頭,就足夠說明,凡是劃右派的,即便意見不尖銳,但卻是惡意的,懷著敵對情緒的。當這個羊頭的價值過期作廢時,在文革中便成為了漏網右派,和新罪名: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黑幫分子資產階級黑線專政的大學閥,被批鬥、被抄家、被打罵、坐噴氣式、被送進“勞改大院”,是北大黑幫中被打得最重的一個,經受了殘酷折磨……毛澤東的善意論,哪里去了?

4,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後的替罪羊是史達林和毛澤東,恩格斯和列寧。

共運國際史表明,第二國際背叛第一國際,第三國際背叛第二國際,史達林背叛列寧,赫魯雪夫背叛史達林。今天,共產主義的一切罪惡、一切弊端,暴露於世,而遭遇徹底失敗的時候,某些原教旨主義者跑出來打圓場了,說什麼他們實行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原汁原味的共產主義,而是扭曲了的假共產主義,且沿用了中共批蘇共的九評中最後一評《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訓》一文的概念,說所有到此為止,列、斯、毛等所實行的都是假共產主義,人們要從中吸取教訓。

這個學說降世百多年來,曾受到擁護,並且擁護到狂熱的程度,其中包含著大量的博學多才、思想深邃、熱心濟世的世界級的偉人,而且這個學說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是放在統治思想的地位的,在中國,至今仍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誰說,把馬列主義放在百家中算是平等的一家,那就要被批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一直有人在反對。但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洋洋得意地說,這些反對派屢屢宣佈駁倒了馬克思主義,可他們卻仍然繼續在駁。以之說明馬克思主義是駁不倒的。這是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理論駁倒另一個理論不是靠打嘴官司可以解決問題的。靠什麼呢?這就是馬克思正確地指出的:要靠實踐、靠工業。而實踐具體地推翻了共產主義這一事實,卻是無可辯駁地符合了事實勝於雄辯的真理。這也同時說明,我們的態度並不是凡是馬列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馬列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而是站在事實上說話。

縱合公理和婆理,我認為作為一個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學說一樣,作為一家之言都有存在下去的權利。但,若要罷黜百家,獨尊一家,並用它來建立一種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那就不止是行不通,而是毫無例外地被實踐證明:哪里這樣做哪里便充滿血腥與貧困。這是在十幾億人口的地區,以犧牲成億人的生命為代價,在上一世紀做實驗的結果。如果有人(在中國和海外都仍大有人在)仍不死心,則需考慮:1,人類付出的代價還不夠沉痛嗎?你還準備再拿出多少人作犧牲品來作你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試驗?2,人類竟然會愚蠢到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都未能把這麼美好的社會制度實驗成功,那說明什麼呢?是人的問題還是主義和制度的問題?史達林主義者、毛澤東分子們如果繼續不死心,那就只有像蘇聯、東歐那樣循著毛澤東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邏輯,繼續失敗和滅亡下去。3,中國共產黨所以還能苟延殘喘,甚至迴光返照,是由於它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而滴注進去資本主義的救命湯。這在中共的統治史中是屢試不爽的:所有砍資本主義尾巴、刮共產風的時候,就等於是率獸而食人,導致國民經濟大破壞,瀕臨於崩潰,而往資本主義一倒退,例如搞點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形勢就立即起死回生;而更見效驗,更具根本性轉變的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你說的那個真共產主義,胡錦濤正在付諸實施,這就是他在從前搞的馬克思主義工程和“60年大慶”搞的毛澤東思想方陣。竊以為讓這些東西名存實亡,也許中共尚可苟延殘喘,如果當真較真,恐怕會是蝌蚪趕鴨子--急於找死。請聽我再做一番細說端詳:

共產主義帶著先天的不治之症來到人間,使人類遭受到一場浩劫。毛澤東看准它最適於自己篡國奪權的目的,就把共產主義用三民主義包裝起來,起了個名字叫做新民主主義,以迷惑和騙取到人心。這也曲折地說明,任何時候三民主義都是大得人心的。毛澤東在黨內一再交代,要打孫中山的旗子,要打三民主義的旗子。

事實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借鑒了世界的包括馬克思主義,也包括資本主義的現代文化--擇其善者而從之;同時也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弊病--其不善者而改之。

事實上,每當毛倒行逆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偷偷摸摸地參雜一點三民主義當做救命湯來喝,如大饑荒後實行的那一套放鬆的政策就是一個例證。事實上,應該把他的口頭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乾脆改成三民主義,一抓就靈才合乎實際。

更具說服力的又一典型例證是鄧小平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他引以自豪的、值得他大吹大擂的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而這又是人人都承認的明顯的事實,但是,你想了沒有--他在改革中深得人心的是什麼東西?是從哪里取來的?這回不是右派道出了真情,而道出真情的是,從上層的左派,到農村的得利的基層幹部。他們所發出的牢騷和責難,便道出了真實情況,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這是一個精闢的概括!退到解放前竟會如此大得民心,而卻使毛分子如喪考妣!他們說風涼話:國民黨反動派又回來了!更說什麼人民政府應該改成國民政府、《人民日報》應該改成《國民日報》、《紅旗》雜誌應該改成《藍旗》雜誌。後來《紅旗》還真的改了名,當然不可能是《藍旗》,而是改成了《求是》。他們對《紅旗》易名心存憤懣,不說求是求是,而氣急敗壞地倒著讀:是毬!竟把自己的喉舌說成是毬了。但是,不管極左頑固派如何狂嘯,事實證明,三民主義就像靈丹妙藥那樣有效地匡救時弊。無怪孫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將來的能夠救國救民的政治家,必然會尋此前進,一杆到底,恢復大中華民國。正確的有中國特色的道路非他;一言以蔽之,復舊就是創新。

我們接著還要繼續通過反右派運動,說明一下借頭過關中借雞頭、借羊頭和殺敵頭三者的關係:前面已經說過,對右派借頭的性質主要是殺雞給猴看,而且毛確認右派是敵人,是反革命。現在還要說,右派還當了共產黨的替罪羊。突出的例子是,195788日《人民日報》的報導《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漢陽縣一中學生因升學問題鬧事,報導說學生提出了三項要求:一、公佈招生比例;二、全國統一招生;三、城鄉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縣長出來答復,他們不聽,縣委派宣傳部長等來解釋,他們也不聽。有個學生喊了一句:頭頭都在縣委會!學生們又湧向縣委會去了……現在要提出問題:學生鬧事是為了爭取受教育的權利。這有什麼不對?犯得著槍斃三個、判刑四個嗎?況且,毛說過,過去我們跟人民一道反對敵人,現在敵人不在了,就剩下我們跟人民。他們有事,不向你鬧,向誰去鬧呢?向蔣委員長去鬧嗎?他到臺灣去了。只有向工廠的廠長、合作社的社長鬧,向鄉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鬧。”(轉引自《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75)又說過:對於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遊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於收場,總有一天他還要鬧。凡是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是來他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麼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又說: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其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其瑞的辦法。”“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當反面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萬的大學生……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倒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儘量利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3)

 

毛針對全國發生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所說這些處理的原則,也完全適用於漢陽一中的學生因升學的問題而起來鬧事。可現在為什麼要抓住三個槍斃、四個判刑,把他們當做替罪的羊、儆猴的雞呢?又為什麼進而如報導的題目所示,把大右派、華中主帥馬哲民也拉來當作替罪羊、儆猴雞呢?這說明,毛說話,不管對黨內還是黨外,都是說一不一,說二就二的。對照事實可知,毛若不把你認定為敵人,你還有可能僥倖苟活;一旦他認定你是敵人,你在政治上、甚或肉體上就難有活路了。反右派運動壓根就兼具借羊頭、借雞頭、殺敵頭的性質。

八,三借合一

 

(一)土改是一隻政治麻雀

 

我們還要進一步綜合地指出: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往往是借一而得二或得三。土改就是三借合而為一的例子:土改的本來目的是為了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耕者有其田,以便解放生產力。這是一個正義的革命的偉大舉動,正如後來臺灣做的那樣。但,經毛共一借題發揮,正義變成了血腥的邪惡,革命變成了徹底的反動:

 

1,借“土改”這個題,搞農民造反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所以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主要問題便是土地問題。抓住土地問題就是抓住中國問題的牛鼻子。《矛盾論》上的說法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孫中山看准這個問題,提出“耕者有其田”。共產黨接過這個口號,以此為號召,但他施行的,從動機到效果卻是:“耕者(包括地主和農民)無其田”。原來是貧富不均,地主佔有大量土地,農民占地頗少,既不合天理人情,又對發展生產不利。農民揭竿而起,提出“分田地,均貧富”的要求。毛共這個歷史機會主義者,鑽了這個空子,從結果上說,把土地從地主手裏奪去,讓農民經經手,轉瞬收歸以“國有”(或說“集體所有”)為名的“黨有”。所謂“轉瞬”,也就是二年的光景。我親自聽到的農民的說法是“沾了沾蒜”、“土地還家都沒暖熱”。從過程上說,卻是一場打、砸、搶、燒、殺。特別是篡奪全國政權前,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處處冒煙、村村流血。

 

2,借農民的刀,殺向地主

 

往者逝矣。從奪到全國政權之後,本該讓民安居樂業、休養生息、人人有田種、有飯吃。這既合情理、又得人心。民主黨派人士提出“平分土地,不再搞過火的階級鬥爭。”卻受到共產黨的堅決反對,說這是“恩賜”觀點。除了少數農村中的痞子無賴之徒,廣大老實農民也抵制這種奪人家財、害人家命的傷天害理的罪惡勾當。這裏就讓你看清楚“群眾路線”、“群眾運動”的愚弄群眾、裹挾群眾、運動群眾的實質了。

第一是,理論欺騙。

所謂“挖窮根論”、“地主剝削論”、“駁勤儉起家論”等。如全國家喻戶曉的地主“周扒皮”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殺害了。現在活著的老人說他是一個厚道人,腰間常年捆著破布條,從不閑著,他一輩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儉,勤儉,然後買地。至於“半夜雞叫”,作者高玉寶自己也不否認是胡亂編造。

多了,編造出住過劉文彩水牢的冷月英後來有記者找到她,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劉文彩家鄉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圓)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最需要指出的是: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水牢原本是存放鴉片的倉庫,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過是劉家擺放瓷器和年貨的儲存間。這是現在共產黨宣佈的資料;但早已完成製造階級仇恨的歷史任務。

第二,紮根串連

就是把仇大苦深的人當做根子,啟發階級覺悟。再讓根子去挨家挨戶串聯,自欺欺人滾雪球。

第三,訴苦大會

當雪球滾得夠大時,鼻一把、淚一把,給地主摔滿臉;群情激憤,大打出手。便形成毛澤東所說的“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局面。下面,對地主鬥爭、審判、槍斃,便順理成章;根據1950630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規定,沒收地主的財產指的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和“規定”之外的浮財,如四季衣物、梳妝用品、首飾、錢財等,有的甚至連地主家屬的財產也沒收掉了。這統統都就暢行無阻了。

 

3,借殺地主而一石三鳥

 

第一,殺雞儆猴,殺人立威,變國家機器為絞殺機;那就不只是絞殺地主了。你是黃世仁可以殺你;你是貧農,如果你不聽共產黨的話,把你當成穆仁智(地主的狗腿子)照殺不誤。當時我聽到一種“殺人有理”的論調:“假如知縣不能殺人立威,他縣衙前的那對石獅子也會被人偷去。”最權威的理論根據、出自毛澤東:“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19頁。)也決不能嚇倒愚民。

第二,讓農民手上沾上地主的血,製造深仇大恨,堵死農民的退路,只有跟著毛主席鬧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有進無退才有活路--為了保住鬥爭的勝利果實,沖啊!這樣一來,就又借農民的刀、農民的頭、農民的錢糧,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第三,再更進一步發揮,就產生了大救星之類的無恥讕言。

土改是共產黨能夠欺騙農民的唯一本錢。此外,就全是赤裸裸的坑害農民了。可以說,農民占了兩個最大:對革命貢獻最大;受革命坑害最大。前一個“最大”似無異議;後一個“最大”,將被質疑:“難道坑害得資產階級輕嗎?難道坑害得知識份子輕嗎?難道坑害得小手工業者輕嗎?難道坑害得民主黨派輕嗎?難道坑害得起義人員輕嗎?……”是的,是都不輕;甚至坑害得黨內對立面也不輕。所以說它(集中在毛澤東身上)是害人蟲。但是,誰又能比農民作為炮灰的堆兒大、餓死鬼的數目(4600多萬)多呢?誰又能在戰爭、統購統銷、工業化中受到諸如征糧征款、牌價壓低產品價格和剪刀差盤剝最慘重呢?誰又在成文、不成文規定中,在就業、升學、醫療、配給、城鄉二元戶口制等方面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公然歧視呢?那,他們又為什麼還會出自內心(被迫的就不必說了)對共產黨感恩戴德、歡呼毛主席是“大救星”呢?這是因為,雖然土地又被共產黨連諞帶壓、奪去了,但土改中劃的成分卻世代保留了下來。這個化學名詞“成分”,如電影《陳毅市長》中解釋的那樣:“社會變化之學也。”它決定了一個家族在社會上的尊卑、貴賤、榮辱、壓迫與被壓、吃虧與沾光。只要能把地富打倒在地,再踏上自己的一隻腳,那就萬事大吉了。毛澤東認准農民是Q,在中國這個革命大舞臺上,把Q玩得團團轉,這便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看透這一點的,如梁漱溟等知識份子,為農民生活的悲苦慘狀而鳴不平,除了被毛破口大駡外,共產黨還造輿論說:黃世仁、穆仁智都出來為白毛女抱不平了!--這一點又是一個多麼荒謬的借題發揮啊!農民可以用自己的手打倒為他們請命的人。可以說,土改是毛共活學活用《矛盾論》,以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挑撥離間、撕裂群體、各個擊破、漁翁得利的一個範例。共產黨的勝利是把實行土改作為主要保證的。而共產黨的一切陰謀、一切罪惡,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典型的表現。

 

4,土改運動是毛共篡權的傳家寶,是毛澤東政治人生的展開式,也開了毛共無法無天、殺人越貨的先例和範例。

如果說,馬克思把“商品”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的“細胞”,那麼,馬頭接著馬尾的,重巒疊嶂的“運動”,就成為組成中共這個社會毒瘤的“癌細胞”;而“土改”便是“細胞核”。《毛澤東選集》的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按說,既有首要問題,就必有次要問題。而毛澤東則是堅持,敵我矛盾這個首要問題就是一切問題,而且當形勢發展變化之後,也決不允許“首要問題”跟著改變。“1957年他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是要改變‘首要問題’嗎?”現在,除了混蛋和壞蛋外,都已看清這是一篇男盜女娼的文章,隨後我會專門對它詳加揭示和批評的。這裏先說一句:“他是以內部矛盾為誘餌,把他往日的‘朋友’當做‘敵人’加以消滅的。”《選集》的第二篇,就是闡明如何開展對敵鬥爭的社會政治運動--農民運動,就成了中共所有運動的發祥地,所有運動的樣板,甚至毛澤東的整個政治生命竟成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展開式。

說土改運動開了無法無天、殺人越貨的先例和範例,是指所有的運動在發動群眾(痞子)上、在(任意)確定和對待鬥爭對象上、在鬥爭非法性(和尚任意打傘)和方式的殘酷不仁(糟蹋人權、毀滅人性)上、在鬥爭結果導致社會倒退(破壞生產、暴殄天物和道德淪喪)上,在在表示出是土改運動的翻版,直到文化大革命鬥劉少奇和鬥一切牛鬼蛇神,還不都是和“鬥地主”一樣嗎?批劉、鬥劉、打他、置他於死地,實和地主同命運。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自衛,證明他太不懂毛澤東思想;《矛盾論》上有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矛盾嗎?有說過依靠法律來解決矛盾嗎?殺300萬地主、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劃100萬右派有一個是根據法律的嗎?這裏,天理、國法、人情,全部作廢;只有“敵我”而已矣!為什麼殺你?因為你是敵人。這就是共產黨的治國準則,現在的說法是“敵對勢力”。揪敵人、還要定量:土改中地主占8%,鎮反中殺反革命占0·5%,反右中劃右派占5%,四清以後直至文革都是兩個95%95%群眾和95%幹部是好人。別說沒有法律,就算有,也是違反自然法的,如《土地改革法》,為什麼要沒收地主合法佔有的土地、財產而且殘殺地主?如《鎮壓反革命條例》,把該不該殺歸結於民憤;何況所謂“民憤”,大都或屬於憑空捏造或運動群眾的結果?至於該不該劃成反革命分子?不是依據你現實的行為,而是你在“舊社會”曾擔任過什麼職務、達到某一級。就算這樣的律例,也和“文革16條”一樣,並得不到遵守。也是像毛澤東不要法律束縛手腳一樣,文革中放手發動群眾,別說法律一紙條文,就連龐然大物、公檢法機關(儘管也不是好東西)都要徹底砸爛。放手發動群眾也不是文革的產物,而是土改“始作俑”。1947年“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7月初還公開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鬥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約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楊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

劉少奇曾向毛澤東請求告老還鄉,把所有錯誤、自己擔起來,以求結束文化大革命和結束鬥爭老幹部。這很類似於土改中某些民主人士向共產黨請求,光分地主的土地而不要鬥地主、打人、殺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為首的共產黨人,以“和平土改”(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予以斷然駁斥。我們可以這樣歸納出一句話:土改運動怎樣開展,以後的運動就怎樣開展;土改怎樣鬥地主,以後的運動物件就怎樣挨鬥。就以“三反、五反”說吧!勒索了資本家的錢財,鬥爭了資本家,在上海光是跳樓自殺成群,就使市長陳毅那一陣產生了一個“幽默”的口頭禪:“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

毛澤東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定為右派老祖宗;相應地,他和鄧小平理所當然的就成為反右派的老祖宗。反右派運動就是在知識份子中進行的土改運動。在反右之後,毛澤東又訂了成分,說是“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也就是說,不管是否右派,只要是知識份子就是剝削階級。毛死後,只剩鄧這個反右老祖宗,他宣佈以後不搞運動了。事實上,清污染、反異化、反自由化、直至“六四”大屠殺,都是反右運動的借屍還魂。在無法無天上(甩開人大,破壞憲法),在殺人立威上(殺20萬人,維持20年穩定),都是土改遺風、而兇惡有加。所以,要清算共產黨的罪惡,就必須從土改運動開始,共產黨的罪惡本質就濃縮在這裏。《矛盾論》的精神實質,就寓於土改運動中。

(二)毛的“三借”是一貫的

 

為了說明毛心黑手辣,拉一派、打一派,為消滅不同意見和異己勢力,通過“三借”,大規模地從肉體上消滅矛盾的載體,其由來有致,而遠非自今日始。茲順舉毛借題肅清AB團,大肆殺戮江西幹部而導致的富田事件以為證:

19291月,朱毛率紅四軍撤離井岡山,一路上受到強大敵人的圍堵追擊,損失慘重,投奔到政權鞏固、物質充足的東固山。這裏的領導人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8年任中共贛西特委委員兼秘書長,紅二團黨委書記兼團長,次年任紅二、四團政治委員,1930年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黨團書記處書記、秘書長,紅軍學校校長,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行委是中共中央為了便於統一行動而將中共、共青團與工會三組織合併而建立的機構,成立於19308月--轉引自馮治軍《鄧小平與毛澤東》),為江西紅色政權的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毛澤東在1929614日給林彪的信中高度評價了李文林,並把東固根據地與井岡山、贛東北及湘鄂西等根據地相提並論,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

李文林親率一連隊伍,從興國的蓮塘趕到永豐龍岡,接應朱毛與紅四軍。兩支隊伍會合後,在東固召開了會師大會。毛在大會上說:上有井崗山,下有東固山。紅四軍是鐵軍,紅二、四團是鋼軍!我相信,東固山和井崗山最終一定會聯結起來,造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大塊革命根據地,最後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國!朱毛紅四軍受到東崗固鄉親們挑著整豬整羊慰勞,並籌集大量棉花、布匹為四軍做寒衣。李文林還送了2000銀元和大量子彈、給養,給予四軍。毛澤東、陳毅、粟裕都對東崗固根據地稱讚不已。陳毅有詩:

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

此是東井崗,會師天下壯。

粟裕有言:這塊(東固)根據地對於我們發展贛南、閩西起了很大作用。由於有了這塊根據地軍民的掩護,我們從從容容地休整了一個星期,恢復了體力。

如果你原先不知道這整段歷史,光憑閱讀到這裏就往下想像,你是無論如何想像,想像力再豐富,也不會想像到會有如下的結局:

毛澤東於1931530日,于萬泰縣古坪村,槍斃了省行委書記李文林!臨刑前,李文林高呼:共產黨萬歲!時年32歲。

毛澤東的陰謀手法和步驟,大致如下:

第一步,打一派、拉一派,借刀殺人,其標誌為二七會議:矛盾是絕對的,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觀點,處處有矛盾,時時有矛盾,每事有矛盾,每物有矛盾,問題就是矛盾,差異就是矛盾,沒有矛盾就不成世界。贛西南特委內部在工作上存在意見分歧,並發展成派系鬥爭。一派以李文林為首,包括李白芳(特委秘書長)、龍超清(特委委員、西路行委書記)、叢允中(特委委員、贛西南路行委書記)、曾炳春(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軍事部長)、郭承祿(特委委員、北路行委書記)等人,是多數派。後來這些人悉數被毛槍斃,無一倖免。另一派以劉士奇為首,包括曾山、陳正人等,是少數派。這些人都成為毛培植的私人勢力。

為了嚴厲打擊李文林派,毛澤東於193027日在陂頭召開了聯席會議,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二七會議。會後,毛澤東發出第一號公告,認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党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党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党,使黨迅速地布爾什維克化。

在毛澤東主持下,槍決了贛西南特委郭士俊、羅萬等所謂四大黨官。劉士奇寫給中央的報告說:二七會議主要的意義,是打擊了黨內的機會主義取消思想,開除了大批的地主富農,使党的路線走向布爾什維克的精神。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為毛澤東後來利用打AB團來剷除李文林派,埋下了伏筆。

第二步,用打AB團捏造罪名,來借題發揮。由於毛的親信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濫殺無辜,激起富田事變

毛澤東僅憑謠言,說是打下吉安後繳獲的檔涉及AB團,有一張收條便是蘇區一個地主用真名簽字的,這個地主是李文林的父親;便誣陷李文林是“AB團總首領。其實,所謂”`收條,誰也沒有見過,況且,李文林的父親也不是地主,也不識字,根本不會簽字。從頭到尾,全是胡說八道。毛通過手中前總委書記的權力,在第一時間突然拘捕李文林。毛的如意算盤是利用當時肅反擴大化的混亂局面,將李文林及其同黨誣陷為AB團一舉剷除。

中共江西省最高領導人的被捕,令廣大軍民震驚與困惑不解,軍中出現對毛澤東及總前委不滿的情緒。

這場打AB團的運動來得極其迅猛,毛澤東將捕人權下放到團級,殺人權下放到師黨委。加上沒有任何的政策指導,很快就變成濫捕濫殺。在毛澤東及前委導演下,一個月的時間,紅一方面軍四萬人中就殺了幾十個總團長(AB團的總團長)、四千四百餘個AB團。其中大部是江西的紅軍將士。這次被稱為黃陂肅反。有的老幹部回憶說,當時黃陂沙灘上,屍橫遍地,水都染紅了。

毛澤東及總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黨內地主富農分子現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運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去。信中指令省委,務必會同李同志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李同志就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揮舞著尚方寶劍,一到富田(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機關所在地),便立即驅兵包圍了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軍事部部長)、周冕(省政府財政部部長)、劉萬清(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及任心達等八人。

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捕捉、審訊,使用地雷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各種殘酷、卑鄙的刑法(193012月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當時曾任中共安福縣縣委書記的汪安國回憶李韶九抓他AB團後審他的情況:他擺出一副關公似的臉孔,大聲吆喝說,你是AB團嗎?快把你們的組織說出來!當時,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長竹片、烙鐵、繩索等刑具,我知道這是用來對付我的。當然我不能誤供我是AB團,於是,兩個大漢把我的上衣脫光,繼之李韶九親自動手,燒紅烙鐵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燙呀,這我怎麼能受得了呢?我觀此情形知道,供認是死,不供認也是死,與其不供認受苦遲死,不如供得早死個痛快,就在這個思想支配下,供認了我自己是AB團。這樣李韶九才把我放下來。就是這樣,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蘇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AB120多名,要犯幾十名。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17人。第二天又槍斃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時間,江西省行委、省蘇政府機關和整個富田村野,烏雲密佈,腥風血雨,到處彌漫著紅色恐怖!老百姓驚恐不安,竊竊私語:不得了啦,紅軍在殺紅軍,共產黨殺共產黨,湖南佬在殺江西佬……”

129日,李韶九帶著一個排從富田到東固紅20(由江西地方武裝組成)駐地,計畫在20軍中更大規模地抓AB團。174團政委劉敵聞訊後,於1212日上午發動屬下一營官兵包圍了20軍軍部,捉起了李韶九(後逃脫)和毛澤東親信軍長劉鐵超,李帶來的一個排也被繳械,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人。下午,劉敵與謝漢昌又率部趕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省政府機關,收繳警衛連的武器,釋放了被當作AB團而逮捕的100多人。毛澤東的親信曾山和古柏趁亂逃走。這就是震驚中共的富田事變

15日夜晚,由段良弼為代理書記召開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叢允中在會上報告了李韶九捕人刑訊的經過和原因,叢允中慷慨激昂,說李韶九捕捉AB團,大肆殺人的近因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企圖將江西的忠實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以穩穩地做皇帝;遠因是贛西南二中全會開除了劉士奇的黨籍,劉是毛的走狗。

第三步,對李韶九來說,他是用殺雞頭,來為毛澤東擺宴;對毛澤東來說是殺敵頭,用肉體消滅的辦法來解決反對意見,來黨同伐異,斬草除根。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兩萬人之多,江西黨政幹部不剩幾個,至於紅20軍,從軍長蕭大鵬以下至副排長等全體幹部統統被拘捕,幾乎全體被殺,潰不成軍,番號取消。

19322月,陳毅調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他對江西蘇區內肅出那麼多AB團給驚呆了,反對憑刑訊逼出的口供捕人,並釋放許多名嫌疑者。這可觸怒了李韶九。李冷笑著說:過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馬、好槍了!陳毅聞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馬、好槍,誰敢來!但李韶九品質極壞,且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陳也不得不加以提防。

有一天,陳毅被召去開會,暗忖說不定會像李文林,有去無回,遂特意交代年輕的妻子蕭菊英: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鐘我還沒有回來,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

她等到六時,仍未見歸,誤以為是當作AB團抓走,其實沒被抓,是路遇敵人襲擊,馬被打死,遲至八時方歸。陳毅四處尋找愛妻不見,她竟跳井自殺了。陳毅撫屍痛哭,送葬回來,深夜憤書,吟詩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

檢點遺篇幾首詩。

誰說而今人何在,

依稀門角見玉姿。

檢點遺篇幾首詩,

幾回讀罷幾回癡。

……

尾聲:李韶九屍骨早已成灰,毛澤東還要他當替罪羊

蘇區中央局和代理書記項英認為:富田事變是因為過去贛西南黨的路線和工作錯誤的結果--黨內一股無原則的小組織派別的鬥爭,演進而成的。周恩來也批評毛澤東反AB簡單化擴大化”`乃至苦打成招,以殺人為兒戲。王明上臺,比李立三更左,他根據蘇聯的肅反經驗和國際反右傾的指示,認為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而項英領導的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本來李文林已被項英釋放,當改由毛澤東取代項英任中央局書記後又再次拘捕李文英,並變本加厲,大事殘殺江西地方領導人。毛澤東是以反王明的左傾路線而起家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是唯一的一次擁護王明路線。這裏就隱含著毛反AB團的險惡居心;同時,20年後,毛輕描淡寫地承認了錯誤,卻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當了替罪羊。建國初期,他回答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說:這是一個問題,那時兩次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肅反審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輕信口供。在處理問題上,擴大化,簡單化,錯殺了自己人。”50年代又說: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塗。”(資料基本上是從《周恩來與毛澤東》第一、二章轉引而來,其中不乏照抄之處;也參考了其他材料如《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等)

毛澤東製造和處理這次事件的原委和始末,就是一部活脫脫的《矛盾論》,或者反過來說,《矛盾論》就是一部總結窩裏鬥的哲學。數學中正數與負數、物理中正電與負電、生物中雄性與雌性,各成一對矛盾;但正數與負電、正電與雌性、雄性與負數等,就不能構成一對矛盾,因為它們互為外部。所以,內部就是矛盾唯一的時空界定。人云亦云、有口皆雲的所謂外部矛盾,就說白了,誤入歧途了。對抗、對立、敵對、衝突、鬥爭、侵略、自衛、差異……組成了能夠用到外部的相應的辭彙。外部可以有不對抗、不衝突、不侵略……(友好、妥協、和平、相安無事……)的時候,內部卻沒有不矛盾的時候。貫穿毛澤東一生的個人的內部矛盾是什麼呢?答曰:既要做婊子又要樹牌坊。婊子要做得最大、牌坊要樹得最高。於是,他一生至死陷於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泥淖而不得自拔。

從實踐上講,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總結的基本上是內戰的經驗,而毛澤東最為熱衷和最為拿手的就是窩裏鬥。你可以在相形之下提出問題:以國內外講,他恨日本鬼子和蔣介石;恨誰恨得狠呢?以黨內外講,他恨蔣介石和劉少奇;恨誰恨得狠呢?以世界共運內外講,他恨赫魯雪夫和尼克森;恨誰恨得狠呢?從理論到實踐,毛澤東堅信不移,他的政治野心的實現或失落,取決於中共、中國、世界共運等不同層次的內部矛盾的發展和結局。這就是他最為重視內因”(即內部矛盾)的緣故。所以,誰跟他組成的內部最“內”,下一步就吃掉誰。劉少奇、林彪,已屬顯例。林彪死後,周恩來大哭者何也?他自己說是“沒有了擋風牆。”當鄧成為毛接班人時,毛為打倒他發動了死前最後一場政治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有人估計,毛若能再假以時日,則鄧命危在旦夕矣。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不打自招地表明:國之內戰、黨之內鬥,其元兇--舍我老毛其誰歟?!而且事實也證明:老毛不死,國無寧日,民無寧日,甚至他的党也無寧日,更甚至他要攪得天下大亂--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很幸運的是,世界上只有波爾波特聽從毛思想,在柬埔寨這一個國家掌了權,把這個國家的800萬人口殺了1/4!如果奧巴馬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就不至於把毛澤東頭像置於白宮的聖誕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