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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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啟蒙者

何啟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1859-1914)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香港第一位執業的華人西醫醫生,創立了香港第一所西醫學院,創辦了香港大學,創建了啟德機場。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一、 西化家庭的西化者

 

何啟,原名何神啟,字迪之,號沃生,祖籍廣東省南海縣西樵村,1859年3月21日生於香港一個典型的西化家庭。父親何福堂,名進善,在闖南洋謀生期間,進入英國人馬禮遜創設於麻六甲的英華書院學習,熟練掌握希伯來語,著有《兩友相論》、《馬太福音注》等書。1843年何福堂回到中國傳教佈道,後被英國倫敦基督教傳道會按封為牧師,成為繼梁阿發之後的第二位華人牧師。其後,何福堂於1863年在香港設立了英國倫敦傳教會福音堂,並由此博得了“近代中國第一位神學家”的美譽。何福堂協助著名的英國漢學家、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為溝通東西方文化做出了貢獻。

生活在這樣一個典型的西化家庭, 何啟自幼便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西式教育:出生後即由理雅各牧師施行洗禮。11歲時天資聰穎的何啟成為久負盛名的香港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的學生。 何啟在香港中央書院的收穫有二:一是開始接受系統的西式教育,奠定了豐厚的西學根基;二是結識了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維新思想家的胡禮垣,由此結下了畢生友誼。

1872年,13歲的 何啟遠赴英國留學,成為第二位負笈英倫的香港華人。1875年9月,考入蘇格蘭亞伯丁大學學習西醫。1879年, 何啟順利畢業,榮獲該校內科學士學位及外科碩士學位。後經過倫敦聖湯瑪士醫院的臨床實習,成為正式的外科醫生。2歲的何啟由此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位西醫。

正當何啟立志在醫學領域有所建樹之際,一位英國女子的出現改變了他的志向和一生,他認識了雅麗氏。雅麗氏(Alice Walkden)出身名門,相貌秀麗,其父為英國貴族華爾登,下議院議員。按英國不成文的慣例,法學院被視為培養貴族的搖籃。換言之,選擇了法律專業便有可能躋身于貴族行列,成為受人尊重的紳士。1879年已經拿到內科學士、外科碩士學位的 何啟,聽從了雅麗氏的勸告,進入位居英國四大法學院之首的倫敦林肯法學院研讀法律。

1882年1月25日, 何啟從林肯法學院畢業,獲得律師資格,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二個中國人,第一個就是他的姐夫伍廷芳。在3年的時間裏, 何啟系統研讀了英美法系的精髓,為他日後在香港的參政議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針砭時弊,抨擊清朝政治,改造中國,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

1882年1月, 何啟結束了10年的留學生涯,攜其新婚妻子雅麗氏返回香港。是年何啟23歲,雅麗氏30歲。

 

二、 創辦西醫書院

 

返港之初, 何啟便掛牌行醫,成為香港第一位執業的華人西醫醫生。無奈受中醫學傳統的桎梏,大多香港市民對於動輒“開膛破肚”的西醫敬而遠之。 何啟的行醫自然也就難有大的起色。次年, 何啟遂改行做律師。

正當何啟為苦苦尋覓人生的奮鬥目標而煩惱時,不幸悄然降臨。雅麗氏生下一女後,一場突如其來的傷寒竟令其撒手人世,終年33歲。時為1884年。愛妻的去世成了何啟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為傳播西醫,造福百姓,也為紀念亡妻, 何啟決意創辦一所西醫醫院。1887年2月26日,“雅麗氏醫院”揭幕。該醫院後來與其大姐何妙齡的醫院及那打素醫院合併,改名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一直以設備先進,醫術高明享譽香港社會。何啟從建院起,就擔任該醫院財務委員會主席長達27年之久。

“雅麗氏醫院”開業時, 何啟就與朋友商議創辦一所西式醫校。1887年10月1日,香港各界名流雲集香港大會堂,代理總督金馬倫將軍宣佈“香港西醫書院”成立。從此,香港乃至整個東亞有了第一所西醫書院。何啟因對創辦該院的卓越貢獻,被聘為該院名譽秘書,成為該院管理機構中唯一的一名中國人,此外, 何啟自該院創立起,擔任教授,講授“法醫學”與“生理學”近20年。

在擔任該院名譽秘書的歲月裏,何啟承擔了溝通東西,嫁接中外的歷史重任。正是由於他的垂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拋棄了“夷夏之大防”的狹隘之見,開始跨出國門,走向近代文明的發源地。 何啟實際上開啟了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教育救國”的歷史先河。

誠如斯言,香港西醫書院的建成,畢竟為尚在中世紀的黑暗中獨行的中國帶來了一線光明,由其所傳播的科學技術將會成為剔除中國社會蒙昧的一把利劍,開啟中國人心智的一把鑰匙。與其相伴的必將是中國社會思想的風雷激蕩。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大批受過西式教育的中國新式知識份子隨之走上了近現代歷史的舞臺,憑著全新的理念,勇敢地擔負起醫治中國的歷史重任。從這種意義上講,香港西醫書院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1912年,香港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更名為“香港醫學院”。

 

三、孫中山的良師益友

 

從醫術上講, 何啟是位合格的外科醫生,優秀的大學教授。從思想上說, 何啟又是一位富有見地的思想家、政論家。作為大學教師的何啟,傳授給學生的是精湛的醫學知識;作為思想家、政論家的何啟,導播給學生的則是嶄新的思想觀念。前者治身,後者醫心。在此涉及到何啟與孫中山之間非比尋常的師生關係。

1887年9月,從檀香山回國後的孫中山幾經周折轉入到香港西醫書院求學。 何啟與孫中山的友誼從此開始。

大學一年級和大學四年級時,孫中山在何啟講授的“生理學”、“法醫學”兩門課程的考試中,成績都居全班第一。由此,二位談到一處也就再自然不過了。當然,思想旨趣相投,則是何啟與孫中山走到一起的最重要原因。這還要從何啟發表的著名政論文章《中國之睡與醒——與曾侯商榷》談起。

1887年1月,曾國藩之子,曾經擔任過清朝駐英、法、俄公使的曾紀澤,在英國倫敦《亞洲季刊》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先睡後醒論》。該文在批駁西方散佈的中國“危險”論的同時,指出中國在經受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後,已經從天朝上國的“睡夢”中覺醒,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西化運動——“洋務運動”就是明證。曾紀澤堅稱,目前解救中國於危亡之境的第一步應是近代化的軍事建設,並樂觀地認為,只要中國沿著業已確定的國策走下去,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全備穩固”的國家。該文一經發表,立刻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法國、德國以及香港、天津、上海的報紙爭相轉載,成為傳誦一時的名文。2月8日,香港最早的西文報紙《德臣西報》全文轉載了此文。社會各界對該文的觀點,贊同者有之,不置可否者有之,批評者同樣有之。反駁最有力者當屬何啟。

同年4月, 何啟以“華士”為筆名,用英文寫成了《中國之睡與醒——與曾侯商榷》發表在《德臣西報》上,後來 何啟所撰文章經好友胡禮垣的翻譯、闡發,更名為《曾論書後》發表。在該文中,何啟全面駁斥了曾紀澤以發展軍事工業為主的改革觀點,認為徒有軍工業的發展,並不能將中國帶入富強文明。 何啟把曾紀澤的優先順序顛倒過來:“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軍,但在此之前必須先進行改革”,他指出,對中國來說,在她把房子整理好之前就把門用“門閂”關 起來是愚蠢的。

《曾論書後》一文的觀點,代表了何啟的思想傾向,表明了何啟的改良主義政治觀點。何啟身上所展現出的內在、外在的一切,自然會深深影響到以他為人生楷模的孫中山。此時的孫中山不僅在思想觀點上接近何啟,而且在行動方式上也同樣相似于何啟。追溯孫中山思想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 何啟是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在早年的孫中山身上留下了何啟式的烙印。孫中山對此毫不隱諱。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在擔任非常大總統領導護法運動時,曾親口對何啟的女婿傅秉常先生談起“自己受惠于何啟之教”。正是受何啟思想的影響,孫中山曾在1889年、1891年、1894年先後三次上書清朝二品大員鄭藻如、改良思想家鄭觀應、晚清重臣李鴻章,系統闡述其帶有濃厚改良主義色彩的改革主張。

何啟不僅在孫中山成為革命者之前是其思想導師,而且在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繼續扮演著孫中山良師益友的角色。1894年7月上書李鴻章失敗後,孫中山決意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革命組織。同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和革命團體——興中會。次年2月21 日,又成立了香港興中會,並決定發動一次以攻佔廣州為目標的反清武裝起義。何啟雖然不是興中會會員,但他參與了廣州起義的籌備工作。3月, 何啟在香港主持召開了有孫中山、謝纘泰等人參加的會議,按照會議分工,何啟負責起草英文對外宣言,孫中山返回廣州聯絡各路力量,楊衢雲負責招募士兵,籌措軍費,8月底完成起義的準備工作,10月26日正式起義。

從廣州起義的前後過程看, 何啟充當了孫中山與楊衢雲聯合力量的“幕後軍師”,正是有了他的參與,才有了海外、香港兩支反清力量的合作。可惜的是,廣州起義終因部署有誤而流產。

1895年,參與、策劃廣州起義是何啟政治熱情的大爆發,他本想以自己的地位,影響、左右此次起義的進程,實現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起義的流產,尤其是陸皓東等革命志士的流血犧牲,更堅定了他走自上而下改良道路的決心。繼《曾論書後》, 何啟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的政論文章,闡發對中國現行政治的改良主張,並由此確立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改良思想家、維新啟蒙大師的地位。

 

四、聲名卓著的香港華人領袖

何啟自1882年學成回國不久,就踏入政界,成為港英政府中為數不多的高級華人官員。屈指算來, 何啟前後服務於港英政府長達20年之久,先後出任“太平紳士”、公共衛生委員會委員、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等職。任職期間,何啟為香港社會的公益事業尤其是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深受香港華人、駐港英人歡迎的“華人領袖”,被英國人稱為“中國紳士”。

何啟對香港公益事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為保護宋王台;二為創辦香港大學;三為建設啟德機場。

宋王台是香港人民為紀念南宋末代皇帝趙罡而建。19世紀末,九龍的不法商人為築路建房在聖山放炮採石,當地居民便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護“宋王台”。時為立法局議員的何啟對此給予了大力支持。經過何啟的奔走呼籲,1899年港府採納何啟的建議,頒佈《保護宋王台條例》。“宋王台”這一見證香港歷史的文物才得以保存下來。

何啟創辦香港大學的設想是在盧亞就任港督期間實現的。1907年,盧亞就任香港總督,何啟主張,未來的香港大學應該從合併已有的香港西醫書院和香港工學院開始,增設香港文學院,實行三院制。盧亞對 何啟的建議大為讚賞,視何啟為“同道”。1909年,一個由何啟任助捐董事會主席的“香港大學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香港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踴躍捐款。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學宣佈成立,從而結束了香港地區無綜合大學的歷史,揭開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作為倡議者、籌畫者的 何啟居功至偉。

創建“啟德機場”更是何啟造福於香港社會的一大盛事。19世紀末期,港英政府經過論證,出臺了填海造地政策,鼓勵商人投資。該政策一出臺, 何啟立刻行動起來,經過與好友區德的協商,決定參加競標。區德本來就是一個大房地產商,與何啟是親家。 何啟與區德共同出資組建了“啟德投資公司”。

啟德公司經過投標,買得了九龍灣海床,自行填海為地。在工程浩大,施工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啟德公司硬是靠肩挑手挖,費盡艱辛,填出了一片新地。

不久,這片新開墾的土地被香港飛行會租借,作為飛機升降之用,後來發展成久負盛名的香港“啟德機場”(啟系指何啟,德系指區德)。“啟德機場”早期占地面積並不大,但它畢竟開創了香港歷史上民辦機場的的先例,鋪墊了香港航空運輸業的第一塊基石。1928年,“啟 德機場”正式啟用,開始空運服務。“啟德機場”為香港經濟的騰飛插上了堅實的翅膀。

 

五、英年早逝

 

鑒於何啟為促進香港地區經濟繁榮和東西方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巨大成就,港英政府給予了他崇高的榮譽。1892年,英國政府授予 何啟“CMG”勳章(騎士勳章)。1912年,英國政府再次賜予何啟“爵士”銜,以表彰他對香港社會做出的長期服務貢獻及創辦香港大學的功績。

天不假年。正當何啟事業如日中天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病魔奪走了他的生命。1914年7月21日, 何啟在香港寓所病逝,享年55歲。噩耗傳來,舉港震驚,出席何啟葬禮的人數以千計。 何啟的的遺體葬於跑馬地基督教墳場,墓碑的左面是 何啟英籍妻子雅麗氏的墓地。繼室黎玉卿去世後,葬于何啟墓地的右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