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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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裏的一片綠洲

緬懷亡友熊先蓉醫生

嚴家偉

人生能結識一知心友人已不易,能有一忘年之交的知心友人更屬不易。現在社會上有個流行詞曰“代溝”,即謂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了一代(一般指20 以上),他們之間在思想、見解、感情等諸多方面就會出現一條鴻溝,彼此產生隔膜,甚至思想上無法交流、溝通了。所謂“忘年交”即在兩個年齡相差甚為懸殊的 人之間,不但不存在“代溝”,反而更能有諸多的共識,諸多相通的情懷與感受。於是彼此都忘記了自己與對方年齡的差異而成為可以心靈想通的朋友了。

 熊先蓉醫生就是我的這樣一位忘年知交,說來還真有點話長。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暴政的統治使我的家庭在經濟上完全破產,陷於家徒四壁的窮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畢業後,由於經濟困難,只好去投考了一個屬一機部的兩年制中專,學習工業統計專業。因為該校不但不交學費,還每月發給12萬元舊人民幣(合今人民幣12元)的助學金。當時一月的伙食費只5萬元(舊幣。下同),還每週吃三次肉。我一月只用兩萬元錢買點洗滌類的衛生用品,其餘的錢拿去接濟我的父親和姑姑。

 我父親37歲才得我這個“獨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韻華,我這位姐姐不滿8歲 便患了肺結核,那時沒有抗結核藥,差不多像現在患癌一樣,無藥可救不治夭亡。母親悲傷過度,我兩歲時她便離開人世。父親未再續弦。我的姑姑(父之妹)小時因罹患小兒麻痹症成為殘疾人,終生未嫁,父親將我“過繼”在她名下,她便在家像母親一樣將我帶大。姑姑嚴植芬知書識禮,尤愛文學,從小在文學上對我的薰陶和影響,使我終於走上了文學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還未滿16歲,便第一次離家外出去讀那個中專,當時(它設在金堂縣)被稱為“參加革命”。對於一個還未成年、一直在親人溫馨呵護下生活的我,對將去投入的這個所謂的革命陣營,非但沒有多少好感,而且是充滿了疑懼和惶惑。早在1948年 國共內戰時期,我從父親那裏就看見過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冊子題為《鐵幕下的悲哀》。“鐵幕”就是指的毛澤東暴政統治下,各種血腥恐怖的事件,真是叫人不寒而慄。那時看了還只是恐懼,現在一切都成了現實。誰知道在那個“革命陣營”裏等侍著我的是什麼呢?不去嗎?無法生存。那時根本沒有個人謀生的途徑,只有去吃“革命飯”。大概正是由於這種惶恐和無奈的心緒,我父親去到成都一座叫“青羊宮”的廟上在神前給我求了一“簽”蔔問我的“前程吉凶”。誰知得到的是 一張“下下簽”,上面竟然這樣寫著:

“虎入圍場,弓矢齊張,縱能逃脫,難免驚惶”

 “ 簽”上都是所謂的“隱語”,即比喻之類的話,但一看就知非吉言也。父親當時簡直驚呆了,我看見他眼裏閃動著淚花。為了減輕父親心裏的負擔,我裝著無所謂的樣子說“信他這些鬼話幹什麼?全是無稽之談”。我姑姑也附和著我說“讀書人別信這些,孔子不語怪、亂、力、神,這簽上的話更不必去當真”。話雖這麼說,可是大家心裏都好像籠罩著一層什麼陰影。所以當我離家那天,他們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門梁家巷分手時,父親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也無法自持,於是哭成了一 團。這時我心裏想起了《鐵幕下的悲哀》中說的“折散家庭”的慘劇,沒想到“今朝都到眼前來”了。我邊走邊回頭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不僅想起了中學課本上的 散文《背影》,更油然而生了生離死別的悲痛……

       

 

在當時官方宣傳的流行用語中“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是叫得震天響的一句話。就像今天的“X個代表”,“N榮N恥 ”差不多。可是我自從投入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以來,就從未體驗到半點的“溫暖”。真正體驗到的只有無情、冷酷、爾虞我詐,乃至你死我活的爭鬥。今天 我看到有的人寫回憶錄式的文章時,說什麼五十年代反右鬥爭前,社會風氣如何“正派”,人與人之間關係如何“真誠”,真忍不住想問他一句:你當時是被人“監督”,還是在“監督”別人?在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裏,冠冕堂皇的口號是“互相監督,共同進步”。實則是少數人“監督”大多數人。少數人在“追求進步 ”,多數人則常處於“落後挨整”的狀態。這些少數人首先是黨員,那是“大哥大”,絕對擁有“監督”別人的特權。其次是團員和一些所謂家庭出身成份“好”的 人。他們是“監督”者中的“笫二梯隊”。此外還有些家庭出身又不“好”,又想追求“進步”的,只好賣身投靠到一、二梯隊去充當“週邊”成員。鄙人既不可能躋身一、二梯隊,又不想去當“週邊”成員,所以處境可想而知了。

 那時沒有雙休日,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一到這天晚上學生們便按班級、或分小組召開“生活檢討會”。“生活”如何“檢討”,實在耐人尋味。原來所謂檢討“生活 ”就是找每個人這一周裏的缺點、毛病。說“每個人”不確切,党、團員那肯定是先進的,所以需要“檢討”的每次都是我們這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落後份子。人家為了表明自己的追求“進步”,靠攏組織,就在我們這些人身上“雞蛋裏挑骨頭”似的找毛病。比如有一次吃飯時用胡豆(蠶豆)當萊,由於那個胡豆很老,殼很硬,我在吃的時候便將殼吐來丟了。那些“進步”人士便在生活檢討會上罵我是“資產階級少爺小姐的樣兒,吃胡豆還要吐殼,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甚至還要聯繫到我的家庭出身,父親是國民黨的反動官吏等來分析批判我的“思想根源”。我實在受不了,便說“不就是吐丟了幾個胡豆殼嗎?什麼就資產階級、勞動人民了。莫非勞動人民吃穀子不去殼嗎”?這一下不得了,說我“仇視勞動人民”,幾個周開生活檢討會都“請”我當“主席”。諸如此類的麻煩經常不斷。尤其是說話,稍不注意就說你是“政治上原則性的錯誤”(那時還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詞)。而且我發現那些專門“監督”人的“進步人士”,學業上 考試都常不及格,卻成天專門注意別人說了什麼,作了什麼,還拿來記在一個小本子上。就憑這一手“靠攏組織”,人家不但照樣畢業,分配的單位比我們好。

 那個年代的學生,都尚且生活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氣氛中,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個遠離家庭、親人的我,在恐懼不安中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傾訴,更不可能有人給你半點寬慰,真像生活在一片沙漠裏,看見的是狼影幢幢,聽到的是狼嚎陣陣。我好想離開那個什麼“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親人,甚至想得在夜裏一個人偷偷地哭。但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完全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擺佈。也可以說,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經朦朧地意識到,這個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好不容易盼到了畢業,雖然我業務考試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試的“政治”一科我是不及格的。所以那些通過補考才勉強及格的,但政治上表現好,家庭出身好的,照樣分配在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廠礦裏。我則被分配去川南小縣隆昌縣一個新建的廠叫隆昌碳黑廠(後更名隆昌氣礦),是一個用天然氣生產工業原料碳黑的工廠。

 臨行前我的班主任老師劉祖貴,是個老教師,把我叫去單獨對我說“嚴家偉,你人年輕聰明,成績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爭取啊……”說到這裏,他似欲言又止,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國的許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說穿。

 我們有十來個同學,分配到這個廠,半數都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現落後的。其中好像對我印象特別不好。認為我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政治上表現落後。這些東西你一離校,檔案便如影隨形跟著你轉到你所在的單位來了。這就是人家對每個人的有效監控。於是廠裏人事科不讓我搞統計管理工作,分配我到機修車間一邊作生產記錄,一邊與工人一起學習幹鉗工。還美其名曰:先到基層車間鍛煉。一天到晚弄得我筋疲力盡。人家還說我勞動態度消極。

 1955年春有一次搞什麼安裝搶修突擊,連續加班,累得我身體實在無法支持了。要請假必須有醫務所醫生的診斷證明,否則免談。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去到醫務所。先看到的是那個什麼張主任,一臉不耐煩的樣子對幾個要求請病假的人說“你們體溫正常不發燒,我不能給你開病假條,要不然領導追究下來,我都要倒楣”。我見此狀, 便走到另一間屋去,看見坐著一個中年女醫生,不但儀態端莊,面容慈祥,且說話和氣。我這人有點“以貌取人”的習慣,便覺這位女醫生應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我當時完全是一副孩子模樣,怯生生地向這女醫生說自己“頭痛、頭昏、周身乏力……” 卻一時還未敢把想請病假說出口。誰知那女醫生忽然問我“你說話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連忙說是。女醫生說“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門長順街,你呢”?我 說“我家在西門撫琴台街”。女醫生笑著說“哎喲,隔得好近,街坊鄰居啊”!接著她又感歎似的說道“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沒時間”。那時,過春節也只放三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說“我也成天想家呀”!於是他又問我家裏還有什麼人,甚至笑著問我結婚沒有?我說“我才17歲呢,哪有資格”?她笑著說“明年就夠資格了”。那時沒有計劃生育,沒有什麼“晚婚”,18歲就可結婚了。

 我們越說越投機,於是她小聲問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請一天假?”。我紅著臉點頭默認。她抿嘴一笑說“我看你也沒什麼大病,就是身體顯得單弱點,斯斯文文像個女孩樣”,邊說就給我開了一張診斷證明書,上面寫著: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醫生的名字“熊先蓉”。就這麼一天病假,也可讓一個快被奴役式的勞作壓垮的人緩過一口氣來。這是我到所謂的“革命大家庭”中來後,第一次有人這樣主動關心和幫助過我。因此“熊先蓉”這個名字便永遠佔據了我心田中的一個位置。

 以後我們上下班相遇,總要互相點頭打個招呼,我開始很有禮貌地叫她“熊阿姨”,她連忙悄悄對我說“別這樣喊,人家聽見又是什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了”。那年代就這麼可笑又可怕,於是我只好叫“熊醫生”。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接觸不斷增多,彼此都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原來她的丈夫姓劉,是國民政府的一個軍官。1949年 共產黨佔領隆昌後,第一個被殺害的就是她的丈夫。這時熊醫生才三十二歲,但已育有四個女兒。一家的生活重擔就壓在她身上。幸好熊醫生早年畢業於成都醫士學校,而那時共產黨是奇缺醫務人員,因此她才有了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機會。否則,你一個“反革命份子家屬”討飯去吧。就這樣她含辛茹苦地帶著四個女兒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幾乎沒看見她穿過一件新衣服。聽她講她與丈夫劉先生也是包辦婚姻。憑她的才貌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中國的女性,就這樣富於奉獻和犧牲的精神,矢志不回頭。

 

 

1955年秋,老毛借整肅胡風在全國掀起了“肅反”惡浪。即要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隆昌碳黑廠當然也不例外。它當時是一個近千名職工的中型國營企業,屬化工部,對外稱303廠。 於是一些所謂重大嫌疑的便直接關起來隔離審查,已形同囚犯。另外還有一些人,領導覺得你“可能有問題”或一貫表現不好的,總共約有六、七十人,便弄來集中成立了一個美其名為“職工學習隊”,集中住宿,進行學習。星期天才准回家。熊醫生和我這一次不期而遇都被“圈”進隊裏來了。所以熊醫生看見我,都有點吃驚 的悄悄問我“你還是個娃娃,關肅反運動啥事啊,怎麼也弄到這來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領導確實“慧眼識人”,肯定認為我雖還未滿18歲,但一貫思想反動,已屬“反革命份子”的接班人或第二梯隊成員了。足見的英明偉大,偉大英明!

 不過正是這長達三、四個月的“集中學習”中,使我有機會和熊醫生進一步成為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裏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時光。

 我和熊醫生恰巧分在一個小組,一組約八、九個人。說實話,當時的運動還沒有像反右、文革那麼野蠻。何況我們這批人,他們只是對你懷疑,不放心,把你“掛起來 ”審查。並沒抓到什麼憑據,所以只是學習報紙文件,動員你向組織“交心”。比如對熊醫生就一再追問他已死了的丈夫,還和哪些人有過什麼關係、來往。企圖從中挖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對我則更離奇。他們“動員”我說“你父親1935年前後是國民黨偽24軍旅部電務處長,當時正是紅軍萬里長征經過四川,他有哪些阻撓紅軍長征的行為,向組織上說清楚對你有好處”。我聽了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我說“請你們看看我的檔案,我1937年出生,1935年我不但未到這個世上來,甚至娘的肚子裏都還沒有我,我怎麼知道父親幹了什麼”?他們就是這樣異想天開,給你胡攪蠻纏,弄得你啼笑皆非。

 由於從這批人身上撈不到什麼有“價值”的材料,所以後來他們都搞得懶心無腸了,就把我們這些人限定在那裏,除了星期天不許外出,天天學習討論,已全流於形式。所謂小組討論,實則是三三兩兩自由結合去閒聊。於是我有了更多時間和熊醫生在一起閒談,一同回憶過去美好的時光。各人述說自己的家庭,個人的往事,心酸的遭遇,彼此都非常信任無話不談。每逢星期日我幾乎必去她家裏,一玩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他四個讀書的女兒也在家。一個個天真可愛,我們一起看書、講故事、唱歌…..大家簡直就像一家人一樣。熊醫生年輕時,不但在校學醫成績優秀,還能歌善舞,多才多藝。在成都一次學生演出的文藝晚會上,熊醫生以一曲神話歌劇《葡萄仙子》 傾倒了全場觀眾。台下一位姓劉的年輕軍官更是對臺上的這位小“仙子”一見鍾情心儀不已。於是他通過一位有身份的人物作媒,一年後把剛剛畢業的小“仙子”娶 為了他的夫人。隨著熊醫生講述的故事,我們一起輕輕地唱起了《葡萄仙子》的主題曲:

 

雲兒飄,星兒搖搖,

海,早息了風潮。

聲兒靜,夜兒悄悄,

愛奏樂的蟲

愛唱歌的鳥

愛說話的人

都一齊睡著了。

待我細細地觀瞧,

趁此夜深人靜時,

撒下些快樂的材料..

 

一曲終了,我們都沉浸在詩情畫意的享受裏。小時候,我姑姑也教過我唱這支歌。現在由熊醫生來領著我們唱時,恍惚中我似乎分不清她是熊醫生還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姑,她是我的同事、朋友,還是我的長輩、親人?似乎兩者都是。自從為生活所迫離家出走,進入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受到的全是白眼、冷遇、歧視,只有 在熊醫生這裏,才又一次體驗到了人性的善良,家的溫情。

 

                       

 

可惜好景不常。1956年隆昌碳黑廠劃歸石油部,不久我被調去敘永高木頂石油勘探隊。領導對我說“這回你去搞你的專業了,不要再牢騷怪話了”。但我卻真不想走,不是捨不得那個碳黑廠,而是捨不得離開像親人一樣的熊醫生。臨別前,她專門請我去她家吃飯。飯後我們談了很久,很久。我總是捨不得走。最後熊醫生送給我兩張照片,一張是他穿著白大褂掛著聽診器的工作照,另一張則是她當年演《葡萄仙子》時照的,照片都有些發黃了。照片背後是她當年題寫的一首小詩:

 

     綺羅陣陣怯春寒,  斜憑朱欄翠袖單,

     願把愁心付柳絮,  隨風吹去解儂歡。

 

那是一個天真小姑娘的夢,後來她也有過一個幸福的家,可是卻被一群魔鬼蠻不講理的給毀了。但她沒有倒下去,以一個母親的勇氣承擔了一切苦難,撐起了四個孩子頭上已經塌下來了的“天”。這就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中國母親。

 那兩張照片,我一直像寶貝一樣的珍藏著。可惜在1957年我被捕時,都落入了那些“大蓋帽”的手裏。

 

 

1975我還是個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就業員”。來往信件都要被檢查。我利用一個外出的機會,偷偷的給熊醫生寄去一信,請她收到後回信寄到我妻子農村的家裏,這樣我就逃避開了檢查。可是信寄出後如石沉海,我非常失望。直到1979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在妻子家裏,村郵遞員把一封信送到我家,一看是從成都寄來的,從那筆跡上就認出了是熊醫生。真是“先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啊!

 1980年元旦,我利用假日專程到成都見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她,她已是滿頭銀絲,不過精神還不錯。原來在文革中她被鬥得死去活來,差一點被整死。後來一位好心的醫生同事救了她,故意將她“誤診”為“胰腺癌”。於是她的大女兒劉朝浚(成都話劇團演員)便藉故將母親接到成都就醫,才終於逃過了這一劫。我那封信寄去時,她已離開了隆昌,又是一位好心人幫她收下來保管著,三年多後才輾轉托人交到她手中,她立即就回了我的信。

 這次重逢,大家都禁不住泫然淚下,憶及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問及過去在一起的許多舊友故人,都被永遠掩埋在歷史的“沙塵暴”裏了。“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已恍如隔世的感覺。

 1988年熊醫生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于成都。她是我在所謂的“革命大家庭”裏難得遇到的一個好心人,一個看似平凡,但卻是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就像在浩瀚的沙漠裏,一塊生意盎然的綠洲。

                       

200991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