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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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警察的

 

                             

(紀實文學連載之

吴學良

 

 

 

 

第二章     對兩位母親的罪愆

 

(一)

 

勞教農場允許勞教分子的家屬在規定的時間探望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要求協助政府規勸他們認罪服法,洗心革面,積極改造,脫胎換骨,爭取早日回家團聚。我母親第三次來探望我時,與江大組長的母親在下了長途班車的徒步跋涉中不期而遇,走到了一起。

這天正好是農曆的清明時節,風雨瀟瀟,路滑泥濘。我毋親看到一位體質孱弱,白髮蒼蒼的老嫗,左手撐着雨傘,肘部吊着個麥秸編織的提籃;右手柱看根竹枚,步履蹣跚,搖搖晃晃,突然一跤跌倒在地,急忙把她拉了起來,攙扶著同行。兩人邊走邊攀談,得知彼此都是到勞教農場探望獨生兒子,於是,同病相憐,立即像故交老友似地絮絮叨叨訴說起各自的家常來……

白髮老嫗就是領導我勞動改造的大組長江承孝的母親。

兩人走到勞教隊時,雨過天晴,趕來探望勞教分子的家屬扶老攜幼,在隊部辦公室門口排成了長龍,等侯管教幹部逐人進行登記,檢查帶來給勞教分子的物品。那時尚未實施居民身份證制度,探望家屬須持有所在單位或居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帶來的東西多是糕點、糖果、滷肉、豬油、香菸等食物和衣服、鞋襪、牙刷、牙膏、肥皂、手紙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允許勞教分子收受。

這個勞教隊地處偏僻的半山區,遍佈着大大小小的岩石,一向杳無人煙,荒涼得一棵樹都沒有,原先的勞改隊犯人開墾為種植包穀、洋芋、果樹的山地,土壤貧脊,產量很低。房屋都是乾打疊的土坯牆、茅草頂,就連隊部的辦公室和幹部宿舍也都十分簡陋,更不可能有專門供探望雙方遮風避雨的會見室,每次會見,都只能讓他們在隊部辦公室周圍的曠野裏各自找個地方交談。管教幹部和武裝看守人數寥寥,也不可能對每個勞教分子與家屬的會見進行監視監聽,只有在周圍往來巡邏,防止勞教分子趁機逃跑。

曠野空闊,灌木叢生,茅草過膝,人群嘈雜,但沒人逃跑。只有一個來自學校教師、身懷六甲,名叫竺敏的女右派分子,與出差外地歸來探望她的丈夫抱頭痛哭,被武裝看守一把拉開:“規矩點!規矩點!大白日青天,莫傷風敗俗。”

 

(二)

 

我與江承孝同時找到各自的母親,她倆緊挨在一起正翹首張望,看到兒子都很高興。由於雨後遍地積水潮濕,無處可坐,只能站著說話。

江承孝一眼看到他母親滿身泥汙,禁不住悲從中來:“媽呀,天下雨您就不要來了嘛。”

“要來呢,要來呢。”江母歎了口氣,“我來不了幾次啦。唉!癩蛤蟆被牛踩着——渾身都是病,恐怕活不了幾天囉!”

江承孝哭了起來:“媽,兒子不孝,兒子對不起您!您把我養這麼大,我沒有讓您過上一天好日子,反而讓您處處為我操心。”

“莫哭,莫哭。媽不怪你,是媽的命不好。媽前天去慈恩寺求籤,簽上說我前世沒好好修行,所以今世才遭罪。”江母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掌為兒子抹去淚水,“兒呀,你一定要聽政府的話,好好勞動改造。”

“媽,我好好改造着呢,隊長都表揚我了,您就放心吧。”

“這就好囉!這就好囉!”江母邊說邊從提籃裏拿出帶來的食物。東西不多:兩塊蒸糕、兩個烙餅、兩個滷雞蛋、一包香菸、一包花生和一小瓶白酒,顫巍巍地塞到兒子手裏。

江承孝拿了菸、酒、花生說:“媽,這些我留下,別的東西您帶回去自已吃。”

“都給你、都給你。”江母再次塞給兒子,“這些東西本來是今天清明上墳用的,因為來看你,我昨天就提前上了墳啦。死人是不會吃的,每次不都是你代他吃。唉!你爹爹死了足足三十年啦,怕早就托了生了。”

江承孝又悲傷起來:“媽,您太苦命了,又上死人的墳,又上活人的墳。

江母的確苦命,我在她居住的戶口段上當了三年的戶籍警察,對她的生平瞭若指掌。她出身貧寒家庭,呱呱落地父母就不喜歡她。因為她己有了4個姐姐,父母把她四姐起名“招弟”,希望下一胎是個兩胯夾“茶壺”的男兒,結果生下她來,依舊是個“破屁股”(對女孩的賤稱),起名“老疙瘩”,希望她是個結實的疙瘩,緊緊紮住生女孩的胎路。

父母不喜歡她還有個原因是她容貌不好看,小眼睛、大嘴巴,並且下嘴唇肥厚,長於上嘴唇,俗稱“地包天”,被認為是不剋父母、就剋丈夫的“凶相”,22歲才好不容易嫁了出去。

在那個年代,22歲便是沒人要的老黃花了,全仗媒婆出謀劃策:把她的生辰八字改得讓算命先生拍手叫好;讓四姐招弟頂替她相親;迎親那天,兩個伴娘緊緊護衛著她不讓人掀起蓋頭,拜了堂後,把新郎灌得醉眼矇矓再送入洞房。

新郎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新娘“臉模樣太不周正”,從此再也不上她的床,投身到蔡鍔的護國軍中當兵,在討伐袁世凱戰爭中提拔為排長。護國戰爭結束後投身到廣州國民革命軍中升任連長,在北伐戰爭中多處負傷,左腿被炸斷。遣散回家後,全靠結婚16年、只有一夜情的醜老婆無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從而感動他接受了這段姻緣,讓她懷了孕。可他尚未待到孩子出世就一命嗚呼了。

公婆更不喜歡她。儘管她生下的是個兩胯夾“茶壺”的男孩,卻因她家使了調包計,她又“剋”了丈夫。恨屋及烏,也就毫不喜歡這個孫子。加之丈夫的大哥已有了兩個兒子延續江家香火,從此不過問母子倆的死活。她於是在家門口支起個小火爐,擺上兩個方凳,靠賣米漿烙餅為生,帶著丈夫的遺腹子艱難度日。

她相信“生死富貴命中定”,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父母把她生得醜,不怨丈夫薄情,不怨公婆無義,請慈恩寺法師用朱砂在一張黃裱紙上楷書“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十五個大字,恭恭敬敬請回家貼在供桌上方的土坯牆上,早晚三炷香。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必親到慈恩寺在菩薩面前擺上供果,三跪拜、九叩首,不求財、不求福、不求壽,單求兒子一生平安,無災無難,娶上個媳婦。丈夫死後30多年,每逢清明,她都一定去掃墓祭祀,焚化紙錢,風雨無阻,從未間斷。

(三)

 

江承孝尚未出生就死了父親,既未見過父親的模樣,也就無從得到過丁點父愛,父親卻遺留給他一個“出身反動軍官家庭”的沉重包袱!

“家庭出身”在很長一段時期是任何人都必須在戶口簿和人事檔案裏填寫的一項重要內容,都以父親的職業界定,父親是地主,家庭出身便是“地主階級”;父親是做生意的,家庭出身便是“資產階級”;父親是工人,家庭出身便是“無產階級”……。它的政治意義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高度概括為兩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北京一個名叫遇羅克、年僅24歲的男青年,因為反對這個觀念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被8萬人參與的公審大會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批鬥後,立即押赴刑場槍斃。

江承孝不僅家庭出身是“反動軍官”,而且與他母親被我視為反革命活動的“社會基礎”列入戶口管理的另冊。

上世紀五十年代,公安機關破案抓賊,維護社會治安秩是次要的,主要任務是鎮壓反革命。反革命分子歸納為“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兩大類。我在派出所當戶籍警察,主要任務是清查居民住戶中的歷史反革命,但凡參加過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幫、洪幫、一貫道等組織,或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中供過職的人,統稱“歷史反革命分子”。

“歷史反革命”中又分為骨幹分子和一般分子兩類,軍隊連長以上,政界科長以上,警察巡官以上,國民黨組織中的保(始于宋代的保甲制度,國民黨在保甲長中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支部書記以上,三青團組織分隊長以上及青洪幫幫主,一貫道壇主,都列為骨幹分子,作為“特種人口”建立檔案,調查收集歷史罪行,上報逮捕法辦,或槍斃、或判刑、或管制。那時尚未設置檢察院,由公安局直接逮捕移交法院判處。

不是骨幹的一般分子也要在他們周圍物色眼線,加以監控,如有反動言行,則按現行反革命分子論處,大多數人後來都處以勞動教養。

此外,但凡這些人以及被判處勞改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父母、妻子、兒女,一概稱為“反犯屬”,視為反革命活動的“社會基礎”,分別建立了檔案,納入日常工作視線進行監控,以防止他們因心懷不滿而掩護反革命組織的地下活動,或為反革命通風報信、傳遞情報,或協助反革命散佈謠言,擾亂人心。江承孝和她母親都被我列入了“反革命活動社會基礎”名單中。

其實,江承孝和他母親列入“反革命活動社會基礎”名單是不夠格的,江承孝是遺腹子,母親目不識丁,父親生前的同僚袍澤中沒有任何人與母子倆有任何來往,母子倆也不認識任何人,絕不可能替妄圖復辟變天的反革命活動效勞。我之所以把母子倆列入反革命活動的“社會基礎”,純粹是為了完成上面下達的任務。每個戶籍警察每季度都要上報:發現多少個歷史反革命;建立了多少份檔案;列了多少份“反革命活動社會基礎”名單。數量上報少了,會被派出所長指責“摸底不深入,排查不踏實”;會在上報數量多的同事面前顯得臉上無光。

戶口簿和人事檔案中還有一項必須清查填寫的重要內容:“社會關係”,凡是在港、澳、台和世界任何非社會主義國家有親戚朋的人,儘管沒有任政治歷史問題,也一概列入“反革命活動社會基礎”名单,納入監控視線,防止他們“被敵人利用,破壞顛覆新中國政權”。

那段時期,塞滿警察頭腦的政治常識是: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都是偽政府、反動政府;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都是偽軍隊、反動軍隊;不是共產黨說的話都是反動言論,都必須打擊鎮壓。堅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砸爛舊世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放全人類;資本主義是地獄,共產主義是天堂。

 

(四)

 

江承孝因家境貧困,無力交納學費,勉強讀完小學後就向一位泥瓦匠拜師學藝,能掙錢後不再讓母賣烙餅。母親時常笑顏逐開對人說:“自古以來,狗不嫌家貧,兒不嫌母醜,真是呀!我能吃上口閑飯,全靠兒子孝順,這生人沒白活,滿足啦!滿足啦!”

江承孝的名字是上小學時老師替他起的,他母親卻是年愈花甲都沒有名字,出嫁前一直叫“老疙瘩”;出嫁後把夫家、娘家的姓合起來叫“江許氏”。我第一次到她家查戶口時,動員她說,現在全國解放了,推翻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沒有了壓迫剝削,人民當家做主人,婦女徹底翻了身,封建名字必須改一改。她請我幫她改,我幫她改名為“許迎春”,告訴她意思是歡歡喜喜迎來幸福的春天。她高興地接受了:“要得,要得。這名字又吉利、又好聽、又好記。”

此時此刻的許迎春在勞教農場與我對面相逢,老眼昏花,沒有認出我來,我母親也沒有告訴她我原先是警察。我則愧疚萬分,不敢告訴母親是我把她孝順的兒子冤進農場勞動教養的。

我當上警察後,母親十分高興,多次對我說:“海德(我的乳名)呀!公門裏面好修行,你可要積德行善,千萬莫做虧心事啊!”母親說的“公門”即官署衙門,在官署裏當差,做好事容易,做壞事也容易,歷來如此。母親囑咐我莫做虧心事,是婉言勸告我不要利用職權作惡造孽,坑人害人。有時談論到別人的禍福得失後,她總是長歎一聲:“唉――自古以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旁敲側擊地警誡我,做壞事是要遭受報應的。我心領神會,也想積德行善,不做壞事,可是,人在公門,身不由己,當警察8年,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禁菸運動、三反運動、肅反運動中都做了一些坑人害人的壞事……雖然沒人指使,但我為了完成任務,為了獲得領導的青睞,為了日後被提拔重用,為了不甘落人之後,為了評上先進,為了得到表揚,為了顯示自己有能力……總而言之,都有所為,並非不得己而為。因這些“為”,往往什麼都不考慮,什麼都不顧及,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在8年的警察生涯中,我所做的壞事,都沒敢告訴母親,告訴了她會傷心難過的。

母親從小教育我:舉頭三尺有神明,做人莫說謊話,說謊話死後到陰間要被閻王爺割掉舌頭;莫做虧心事,做了虧心事死後會被挖心、挖肺、上刀山;莫坑人害人,坑人害人的人,死後托生會變成牛馬豬狗……我是相信的、害怕的。當了警察後,我知道地心高溫6千度,根本沒有閻王殿;知道月亮上連根草都長不出來,哪來桂樹和嫦娥;知道釋迦牟尼佛是古印度一個自討苦吃的流浪王子,並沒有普渡眾生、佑福世人的無邊法力,所以我什麼都不相信,只相信共產主義;什麼都不害怕,只害怕領導。

 

(五)

 

探望勞教分子的家屬們,都因趕班車而來去匆匆,惜別依依。趁許迎春與兒子絮叨之機,我悄悄對母親說:“媽,老人太可憐了,您把她送回家去吧,以後抽時間去照顧下她。”

母親說:“不消你說,我早就想好啦。”

母親與許迎春的命運很相似,出生農家,父母從鄉下來城裏謀生,擔著一對竹籮走街串巷,零星售賣生薑、大蒜、花椒、胡椒、辣子麵等調料品,後來在街頭擺個小攤,專向挑夫、車夫等苦力售賣價格便宜的帶菜飯(如同當今的速食盒飯)。夫妻倆與許迎春的父母十分相似,接連生了4個“破屁股”,到第五個才是兩胯夾“茶壺”的男孩,受“養兒防老”傳統觀念的驅使,接著又生了3個男孩。結果應了“兒多母苦”這句老話,難以撫養,忙不迭把女兒嫁出去,以求“少張口、少份罪”。我母親“嫁”出去時,還不滿15歲,她後來常常歎息她“就像賣剩的爛桃爛梨”,被我父親揀了個大便宜,5公斤紅糖就把她討回家去做老婆。

我父親也是從農村來城裏謀生的鄉巴佬,在飯館裏做堂倌。他有名有姓,可人們都管他叫“菸渣”!只因他吸食鴉片上癮成癖,飯館每晚打烊後支付當天工資,他一拿到手就立即趕去菸館裏吞雲吐霧,吸食鴉片。經常因沒錢吸食而向他人乞討從菸斗裏清除下來的渣滓,迫不及待地抖進口中,用白開水灌下肚裏過癮。潦倒如此,何以養家糊口?

母親16歲生下我,未滿月就去唐大掌櫃家哺乳小少爺。唐大掌櫃經營綿紗、布匹生意,富貴而無子嗣,年過半百,三姨太才替他生下個兒子,捧為至寶。這個小少爺臨盆時,先下雙腳,活活把三姨太折磨得精力衰竭,氣絕身亡。

小少爺與我在同一天的子時出生,我則是順產,因而母親被唐家選中做奶娘,並同意把我帶在身邊。母親奶水不足,唐家指定兩個女僕日夜輪流監控,絕不允許我吮一口,但不反對母親喂我豬腳熬花生之類促使奶水分泌的湯汁。小少爺斷奶後,仍習慣要我母親餵食,並且越來越依賴不舍,我母親於是成了唐家的長工,我也因此成了小少爺的伴童。

唐家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相信積陰德、行善舉可以消災免難,生時安康、死後弭罪、來世享福。因而,小少爺吃剩的東西,無論多珍貴,都給我吃;穿的衣服尚未破損就給我穿,並讓我隨同他上學讀書,學費由唐家一併開支。

小少爺起名唐繼祖,入學後不再欺負打罵我。因我謹遵“學而優則仕”、“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古訓,上學讀書分外刻苦勤奮,每門功課的成績都遠遠超過他而成了他的鐵定輔導員。那時,小學四年級的語文作業必須每天寫一篇日記,每週寫一篇作文,大多是我幫他完成。他因此不但不欺負打罵我,還把我當做好朋友,但凡好吃的東西,都分給我一半。

唐家是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唐大掌櫃曾出任省政府審核選拔官員的考銓處處長,權勢顯赫,因鄙夷官場的腐敗黑暗而棄政經商。1947年,社會經濟在時局動盪中日愈衰落,唐家虧空嚴重,為緊縮開支,辭退了包括我母親在內的所有傭工。這時,父親也失了業,我又有了妹妹,一家人頓時衣食無着。母親四處打工做苦役,幫人洗衣、做飯、帶小孩,在街頭售賣水果、蔬菜、零食……除了為娼作盜,什麼都幹,仍難以維持全家人的溫飽,常以麥麩、米糠為食。母親形容這段日子是“黃蓮頭上栽苦瓜——苦上加苦!”

1949年初,父親被招募到百裏外的一家礦山上築路,不久即因患上瘧疾無錢醫治,幹不了活被開除,沿路乞討回家死亡。母親向唐家求助埋葬了父親後,唐家可憐她的不幸,留下來繼續為傭。

 

(六)

 

母親信奉“生死輪回”的佛教教義和“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警世箴言,平時但凡力所能及的好事善舉都樂意去做。她把許迎春老人從勞教農場護送回去後的第三天,又匆匆趕到農場來了。這天的雨特別大,她儘管打著傘,仍然濕透了下半身。因為不是規定的探望日,被武裝看守截住厲聲喝問:“幹什麼?幹什麼?”

母親氣急敗壞地回答:“她走了!她走了!”

看守困感不解:“走了人咋來這裏找?這裏是勞教所!”

母親哭了起來:“她不在了!不在了!太慘了!太慘了……”

原來,母親把許迎春送到家時,老人一進門就坐到一把破舊的籐椅上說太累了,要歇息一下。母親幫她脫下跌髒了的衣褲,燒了壺熱水替她洗了臉腳,攙扶到床上蓋好被子說:“大媽,你好好歇着,我明天再來看您。髒衣服莫洗,我來幫你洗。”

母親第二天因事沒去,第三天早上端著一小口缸骨頭湯去看她,房門末上銷,一推即開,許迎春靜靜地躺在床上,微絲不動。母親叫了幾聲毫無反應,走到床前一看,老人軀體冰涼僵硬,已經暝目長逝了!她的住宅是土木結構的百年老屋,老鼠四處亂竄,毫不懼怕有人進屋,兩隻耳朵已被老鼠噬咬掉了!

母親急急忙忙趕來農場報信,不知道許迎春的兒子叫什麼名字,隊長派人把我從地裏叫來詢問,才知道是江承孝。江承孝聞訊嚎啕大哭,要求回家埋葬老母。隊長深為同情,請示場長,給假三天,但派不出人跟隨着防止他逃走,左右為難。我母親說她擔保,三天后一定把江承孝送回來。隊長問她拿什麼擔保,她說她是居民委員會的主委。

母親生平第一次撒謊,她的“居民委员會主委”一職已在我當上右派分子後撤銷了。但這一說還真管用,隊長欣然同意。三天后,她也末食言,準時把江承孝送回勞教隊。

江承孝對我母親感激涕零,千恩萬謝。我母親則悔恨她去遲了,要是第二天一早去,老人也許還活著、還有救。我卻暗暗慶倖母親替我贖了點兒罪,是我把她兒子冤來勞動教養,她才死得這麼快!這麼慘!

 

(七)

 

我對我母親也犯了罪,罪不可恕,抱恨終生!

1950年,全國除臺灣外,處處紅旗招展,歌聲嘹亮!我那位地下工作者的舅舅身份公開,在區公所(相當於現在的區政府)組織領導開展“和平簽名運動”,把我叫去參與了這個工作,與另一個無業青年在街頭支張桌子,擺上紙筆,吁請路人簽名。

我在這次“和平簽名運動” 中學會了弄虛作假,每天都與這個無業青年編造些人名,變化着筆跡“簽”了報上去。運動結束後,由舅舅舉薦,虛報年齡到公安分局當上了警察,身穿黃制服,頭戴大沿帽,肩挎中正式步槍,在街頭、路口的崗亭裏站崗值勤,維護社會治安。母親十分欣慰!

1952年初,我光榮地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待遇由供給制改為薪給制,每月有24萬元(即後來的24元)工資,階級覺悟也大大提高,竭力反對母親再在唐家為傭。我義正詞嚴地對母親說:“媽,唐家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資產階級,您兒子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您不要再為資產階服務了,不要再被資產階級剝削壓迫了,我現在能養活你了。”母親猶豫不決,她過怕了沒飯吃的苦日子。

不久,全國開展針對資本家不法行為的“五反運動”,我要求母親檢舉揭發唐家的不法行為。母親一字不識,不知道什麼叫不法行為,我告訴她就是“偷稅漏稅、偷工減料、行賄,盜竊國家資財和經濟情報”,她更加糊裡糊塗。我想想她做的活是燒火煮飯、洗衣掃地,不可能知道這些東西,就勸她控訴唐家對她的剝削壓迫,可她不但不認為唐家剝削壓迫她,反而說了許多唐家的好話。我反復動員她說,資產階級就要被消滅了,老百姓很快就會過上社會主義的好日子了,以後還要過共產主義日子。共產主義日子更好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母親不明白這話的意思,我解釋說,不管什麼人,也不論能力大小,只要盡到力,需要什麼東西,包括穿的吃的,都可以隨便拿回家來。母親問要不要錢?我肯定說:不要,到那時,大家覺悟都很高,誰也不會多拿。

母親終於被我說服,從唐家辭工之後,沾警察兒子的光,當上了居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那時的居民委員會由派出所直接領導,主任委員、治安委員、調解委員、宣傳委員都由派出所任命。一天,母親囁囁嚅嚅地對我說:“居民委員會的人都勸我,現在新社會,婦女不興守寡啦,婚姻法都公佈兩年了……”我一聽就明白居民委員會的人是勸她再婚,立即打斷她的話;“咳!我都這麼大了,又是革命戰士,您又不是無兒無女,沒有飯吃。”

母親不再說什麼,從此再也不提這事。她那時才34歲,我不到18歲。

母親的婚姻本就十分不幸,與我那大菸鬼的父親毫無感情可言,我則一方面宣傳《婚姻法》,一方面反對自已的母親再婚。後來才明白:婚姻,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僅僅是穿衣吃飯和生育兒女的問題,而且對身心健康至關重要,我母親過早地衰老去世,原因正基於此。惜乎我明白得太遲了,追悔莫及!晚年反思自已一生所幹的壞事,以此為最。

我被打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後,再也沒有一分錢給母親,她不但失去了生活來源,而且一夜之間成了“反犯屬”,被撤銷了居民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她第一次來農場探望我時說:“我也沒心腸當什麼委員了,公安分局太無情!這麼長時間不見你,我去問他們,才知道你來勞改。我兩腳一軟,坐在地上哭了起來,兩個警察把我拖到大門外面,我還是哭,他們又把我拖到街邊上。我兩隻眼睛哭出血來昏死過去,沒哪個可憐一下……”

未待母親把話說完,我噗通跪在地下,抱住母親雙腳放聲大哭:“媽,兒子對不起您,沒報答您的養育之恩,還這麼連累您!”

母親把我拉起來問:“判了幾年?”

我回答不上。押送來農場前,無論右派分子或其他分子,誰都沒宣佈勞教多長時期。押送來後問隊長?隊長也不知道,請示場長,場長答復說“沒有期跟,哪天改造好哪天到期”。             

我估量右派罪行不太大,改造時期不會太久,對母親說:“最多兩年,表現好一年。”

母親始終不理解我這個窮人家的孩子咋會是“資產階級右派”?但還是鼓勵我說:“你就好好改造吧,早點改造好,早點回家。”

我的估量太天真幼稚了,右派分子們整整改造了21年才釋放回家。我因有立功贖罪表現,只改造了7年就釋放了。所謂的“立功”,就是檢舉揭發他人……。

母親沒有了生活來源,只好讓我妹妹重蹈她的老路,未成年就嫁給某部隊招待所的一個炊事員為妻,未收分文彩禮,只是由這個炊事員出面,讓我妹妹包攬了招待所的洗滌床單被子和清潔衛生雜活,日子過得十分艱辛,無力贍養母親。

唐大掌櫃此時己摘掉了“資本家”帽子。早在1954年,他就率先回應毛澤東主席“消滅私有制,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號召,敲鑼打鼓把“公私合營”的大紅喜報呈給了區長,成了社會名流,統戰對像。公私合營後,他的企業改名為花紗布公司,政府派了位共產黨員當經理,他不再是“大掌櫃”,而是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全力領導工商聯的日常工作,接著又被選為政協委員。小少爺唐繼祖後來從財會學校畢業,以私方代表身份出任財務科副科長,我當右派時他結了婚,一年後生了個兒子,把我母親找去做保姆。

母親一如當年,盡心盡意為唐家效勞。唐家兩代人也都很信任她、善待她,從沒把她當下人看待,但她多次感歎說:“新社會、舊社會都是有錢人日子好過!我這生人吃夠了苦,在唐家還好些。唉——將來死後重新托生,一定要摸摸哪家的門頭大再托生進去。”

我對唐家人也懷有好感:沾小少爺的光得以上學讀書,在打為右派分子後的21年時間裏,無力贍養母親,是唐家幫助了我。唐繼祖後來從國營企業的供銷科長任上辭職,步父後塵,創辦了經營家用電器的公司,成為民營企業家,又把我就業無門的女兒安排到公司當促銷員,時時得到他的關照。

 

 

第三章      在“肚子大革命”中淪為賊頭

 

(一)

 

勞動教養隊的稻田極少,多是先前勞改犯人開墾的山丘旱地,地面不平坦,土質貧瘠,許多地方裸露著大大小小的石灰岩,只能種植包穀、洋芋、小麥、蠶豆、花生等作物。耕種全憑原始農具,澆灌全仗老天下雨。為擴大耕地面積,勞教分子們就在各大小岩石之間不規則的地面上墾荒,常常一鋤挖在薄土覆蓋的岩石上,火星迸發,震得虎口破裂,痛得齜牙咧嘴!

自然環境荒涼得連棵樹都沒有,冬天冷風砭骨,夏天熱似火爐。勞教分子工間休息時,紛紛龜縮在岩石下面躲避寒冷和烈日。一天,大雨夾著冰雹,鋪天蓋地,我與江大組長儘管頭戴篾帽,身披油布,下半身仍全部濕透,寒冷得簌簌發抖。雨大幹不了活,寂寞難耐,兩人閒聊開來。

江大組長對我說:“咳!你他媽好好的警察不幹,偏要當右派來吃這份苦!”

我說:“領導讓我當,不敢不當。”

“你不反黨、反社會主義,領導咋會讓你當?”

“我根本沒反,只是得罪了領導。”

“你怕真是吃着屎啦!寧可得罪爹媽、得罪祖宗八代也不能得罪領導。你咋連這都不懂?”

“我懂。因為毛主席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向各級領導提出這三個方面的批評意見。不提意見就是與黨離心離德,所以不得不提。唉——哪知提了就倒楣啦!”

“你提了些什麼意見?”

“說分局長遊擊作風嚴重,穿制服不扣風紀扣;說他工資比人人高,還個個月申情困難補助是肥肉上加膘。其實這話不是我說的,是團員過組識生活時,團小組長說的,他賴給了我。再一條是誣衊秘書股長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

“就這麼雞巴大點事?這右派也太容易當了嘛!”

“還有,我承認看了《水滸》後,在書殼上寫了‘替天行道’四個字,就是陰謀像宋江一樣,占山為王,招兵買馬,拉起支108將的隊伍,造共產黨的反。”

江大組長笑了起來:“像宋江一樣造反!你反得了?以前倒還可以,現在,最多一個排的兵力,忍著泡尿就把你消滅掉。三歲的娃娃也不會相信哪個人看看水滸就想像宋江一樣造共產黨的反!”

我歎了口氣:“我們公安分局的領導就相信。”

江大組長疑惑不解:“你們那些領導就這麼點雞巴水平?不可能嘛!”

 

(二)

 

江大組長不相信“右派太容易當”,凡分配給他領導改造的右派分子,他都懷着好奇心詳細問一問為些什麼問題當的右派?結果,大多數人的問題,他都認為是“雞巴大點事!”

一個名叫胡建國的年輕人回答說不知道為什麼當的右派。江大組長很不高興:“什麼都不為就被整進來?哪有這種雞巴怪事!你不願說,老子還不耐煩聽呢。”胡建國急了,他也怕得罪這位勞教領導,賭咒發誓了一番說:“真的不知道,我連屁都沒放一個,從中央合作幹部學校畢業回來報到的第二天就宣佈我是右派分子。我問憑什麼劃我的右派,整風領導小組組長說,去勞教所就道了。我來勞教那天問隊長,隊長說,問你單位去。”

江大組長不相信有這種不明不白的“雞巴怪事”。三個月後的一天,胡建國滿腹悽楚地向大組長彙報說,他現在弄明白了,原來是李縣長把他的末婚妻從供銷合作社調到縣政府,名義上當秘書,實際上做情婦。為清除障礙,所以把他劃為右派送了來勞動教養。

江大組長相信了,因為婦女大組的女右派周忠梅也因為堅決拒絕縣委組織部長的“愛情”而被送來勞動教養的“雞巴怪事”,已在勞教分子中悄悄傳開,盡人皆知,連管教幹部也覺得“太那個了!”

江大組長也覺得他自已被“整進來”很委曲。鑒於我母親的那份人情,他對我很友好,處處關照。談起委曲,也只是說:“真的,我只偷過一輛單車!另兩輛我根本沒偷。”我早就鐵了心不把真相告訴任何人,欺騙他說:“組座,我那時就認為不可能是你幹的,向領導作了彙報。可群眾覺悟低,見風就是雨,有人一口咬定就是你幹的。唉!我們那些雞巴領導,真沒水平,非要我逼著你承認,所以把你整了來勞教,真對不起呀。”他聽後不再說什麼,只是搖搖頭歎了口氣,看來不大相信我的謊話。

幾天後,一個十六七歲、長相俊俏秀美,舉止端莊文靜的小姑娘出現在婦女大組。他好奇打聽,婦女大組長告訴他,小姑娘名叫毛娥麗,因為不答應做派出所長的老婆被送來勞動教養。派出所長30多歲,她一向稱為叔叔。叔叔經常請她上館子,看電影,買衣服送給她,她都欣然接受,後來突然要求她做老婆,她斷然拒絕,就被扣上頂“詐騙犯”帽子送了來勞動教養。江大組長聽後對我說:“這種雞巴事也整進來,比我還冤!”似乎相信了我的謊言,不再感到委曲。而我卻感到他很滿足他目前的際遇:領導着百多個勞教分子的改造,常到隊部開會彙報,回到大組裏傳達隊長的指示,檢查生產質量和進度,勞教分子們誰都對他敬畏三分。我想,他若不被“整進來”,今生今世絕對領略不到當官的滋味。想到這裏,對把他冤了進來勞動教養的內疚感也就坦然冰釋了。

 

 

(三)

 

押送來勞動教養的人與日俱增,越來越多,其中有的是夫妻、父子、師生、翁婿、叔侄和上下級關係。罪行十分龐雜,花名冊上3厘米大的“案由”一欄,寫不下“罵廠長是王八蛋”、“走後門開了一個星期的病假條”、“參加過三青團和國民黨”、“當過國民黨軍隊的排副”……等長句。後來綜合為“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專指有右派言論的學生和工人)、“壞分子”、“歷史反革命”4大類,但仍有不好填寫的問題。我們小組的楊崇德原是個玻璃廠的小老闆,雇傭著兩個工人專事生產燈泡和酒瓶。他的罪行是在全國“敲鑼打鼓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對私改造中,堅持剝削立場,拒不公私合營。我在填寫他的案由時,哪類都挨不上,只好寫上“資產階級”四字。

勞教隊伍不斷壯大,統鋪擁擠得只能側身而臥,彼此親密接觸,臭汗互嗅,臭屁互沖,無論從哪個方向翻身都會趴到別人身上,起床小便後,“領地”就喪失殆盡,沒處睡下去。

江大組長從事過建築行當,後來調到新成立的建築隊蓋房屋,墾荒大組的勞教分子也隨同調去,進行托土坯、拌砂漿、砍木材、割茅草之類的勞動改造。我在他的關照下也當上了小組長,接受眾組員對“組座”的巴結,對他們頤指氣使,抖足領導威風,分享家屬捎給他們的各種食物……。有個組員當面恭維我,背地罵我是惡棍。我懷恨在心,時時找機會對他施加報復,重活、髒活都叫他幹,表現再好也說不好。後來大煉鋼鐵,我這個小組夜晚加班,用背籮運送礦石,每一背簍裝多裝少,都由我一手操縱,他的背簍每次都裝得比別人多。天亮時分,他對我說:“組座,我實在背不動了,您少裝點。”我說:“你敢對抗大躍進!”忿忿地裝得更多。這一背簍幾乎要了他的命,途中滾下山崖,摔成重傷!

江大組長領導下的勞教分子中,不但有警察、法官、演員、作家、畫家、歌唱家、翻譯家和在朝鮮打過仗、立過功的志願軍,而且還有不少黨政官員。他因此趾高氣揚,神氣十足,動輒用粗俗下流的語言呵斥辱駡。但對從縣委書記任上押送來勞動教養的毛光書分外尊敬,時而奇怪:“這麼大的官咋也會是右派?”後來得知毛光書的問題是因為去貴州參觀了弄虛作假的“畝產萬斤稻穀示範田”回來後,不傳達、不仿效、不推廣,還拒不執行上面“一年內全縣水利化”的要求而被打為右派。江大組長不由得感歎起來:“咋說的?右派容易當,好人又那麼不容易當!”

江大組長認為的“雞巴大點事”,右派分子們都在每晚的認罪服法學習會上和書面反省中,誠懇悔過,挖掘思想根源和家庭根源,自我批判,眾人幫助。倘若痛哭流涕,便被視為是洗心革面,改惡從善的深刻表現。但真哭耶?假哭耶?就莫測高深了。我也哭過,我哭的是被小偷毆打;哭的是對不起我那苦命的母親;哭的是我已被帶薪入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錄取,入學前押送了來勞動教養,失去了千戴難逢的深造機會。但我卻口口聲聲說我是“萬分悔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

讓江大組長這樣的小偷來領導改造這些高素質的知識份子,有人認為是侮辱人格,甚至認為是“以夷制夷”或“以毒攻毒”的手段,想來恐非如此,場長、隊長不至於懷此念頭。這個江大組長由於送來勞教時間較早,對栽種技術、輪換種植、田間管理等農事都比後來的右派分子們熟悉,又懂得建築技能,因而隊長不得不使用他。另有兩個原勞改隊刑滿釋放後留隊就業的人,一個是當過國民黨政府典獄長的歷史反革命;一個是強姦幼女犯,都委以大組長職務,領導著一批右派分子勞動改造,想來也基於此原因。

 

(四) 

 

為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右派分子們除了認罪服法,服管服教外,無不拼命勞動,積極改造人生觀和世界觀,以求早日解除勞動教養處分,回到人民的行列中去。可為時不久,這一切都被越來越強烈的饑餓和極度的食物渴望扭曲得喪失了信念、喪失了理智、喪失了人格、喪失了尊嚴……。

勞教分子每月的糧食定量是35市斤,每餐吃的都是洋芋(土豆)或曬乾後粉碎成小顆粒的包穀飯。我曾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多次到這個農場提審勞改犯人,搜集一個名叫繆子瑜的反革命罪證,看到犯人吃的是我從未吃過的包穀飯,那黃澄澄的飯粒,看上去很好吃,誘人食慾。可幹部食堂招待我吃的卻是稻米飯,我很想品嘗一碗包穀飯,卻不好意思開口而抱憾離去。待到此番淪為階下囚品嘗之後,才知道它並不好吃,並且因其是乾透後粉碎的顆粒,難以消化,排出體外仍粒粒可辨。

由於勞動強度大,體力消耗多,除卻病號,無論男女老少,人人都感到餐餐吃不飽,時時肚子餓。早晚兩餐開飯時,各小組用一個竹籮到廚房按實有人數打來飯菜往地下一放,眾勞教分子立即團團圍住,伸出飯碗,由小組長用一個漱口缸當量器均分。十多雙眼睛像射電望遠鏡似地緊緊瞄著漱口缸,常常為滿點、平點而吵嚷。我於是用四根麻線,把漱口缸吊起來做稱盤,用一根竹棍做稱杆,用一塊石頭做稱砣,反復測試了幾次,仍很難分勻,最後剩下一小勺則一粒一粒地分。此時此刻,右派分子們再也清高不起來,一個個斯文掃地,挺身投入到與小偷、騙子、流氓、毒販等人的“顆粒必爭”之中!

餐後洗涮飯籮也在“必爭”之列,因為篾編的飯籮縫隙中總會夾有一些包穀粒,用水沖洗下來,雖不夠一口,也能聊慰饑餓之苦。化解“必爭”矛盾就容易了:

輪流洗涮,機會均等,人人有份。

有句“飽漢不知餓漢饑”的俗話,在勞教隊裏演示得很充分。隊長聽江大組長彙報說眾勞教分子都嚷嚷吃不飽時,很不理解:“一個月35斤咋還不夠吃!他們居心何在?”江大組長嚇了一跳:“我哪敢說假話,真是吃不飽……”他不敢說他自已就吃不飽。

隊長把叫嚷“吃不飽”叫得最凶的宋連生召到勞教廚房門口問:“你一頓要吃多少才飽?”宋連生猝不及防:“我……沒試過,說不上來。”隊長命令勞教廚房:“拿把稱稱給他,試試他能吃多少。”宋連生原是個掄大錘打鐵,敢罵廠長“王八蛋”的壯漢,此時剛下工,正饑腸轆轆,飯裏摻有大量蘿蔔條和菜葉,他一口氣吃了4公斤還要吃。圍觀的眾勞教鼓勵他再吃4公斤給隊長瞧瞧,被隊長制止:“算啦、算啦,再吃就撐破肚子啦!”

在席捲全國的“大躍進放高產衛星”、“大煉鋼鐵超英趕美”、“大踏步挺進共產主義社會”的三大浪潮中,勞教分子們也經歷了一場史無前列的“肚子大革命”,每天勞動改造12個小時以上,體力消耗量空前絕後,加之菜裏極少油腥,更加感到“餓上加餓”,更加渴望吃一頓有大塊肥肉的飽飯。由於營養極度缺乏,人人都患了水腫病,輕的雙腿浮腫,一按一個窩;重的全身皮膚透明發亮,一碰即破,流淌膿液。病情無論輕重,都必須堅持勞動改造:創高產、放衛星、挖礦石、煉鋼鐵,挑燈夜戰,你追我趕,爭當先進,爭插紅旗……。

饑餓使得勞教分子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人生最大的享受是吃!最大的快樂是不定量吃!最大的幸福是吃飽肚子!”;“世界上任何珍饈佳餚都沒有饑餓好吃!”;“皇帝、總統沒啥了不起,在饑餓面前也會奴顏婢膝,低三下四”……。於是乎,什麼理想、信念、追求都統統拋到九霄雲外,夜裏做的夢都只是吃夢。巴望的不再是“光明前途”,而是家裏人捎來食物飽餐一頓。然而,絕大多數家屬們也都在“三年自然災害”中食不果腹,自身難保,無力再接濟親人。

吃了4公斤飯還不飽的宋連生多次表態說:“給我一隻山東燒雞吃吃,殺頭我都心甘情願,只要不做餓死鬼。”

胡建國就在我的領導之下,他父母雙亡,哥嫂因受牽連與他劃清界限,斷絕了關係,沒人捎食物給他。他常常做夢吃紅燒肉,醒來後口水濕了一片枕頭。我問他:“如果李縣長沒霸佔你那位未婚妻,現在拿一碗紅燒肉讓你二挑一,你挑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紅燒肉”。

饑餓把勞教分子們由人變為牲畜,什麼都吃:蘿蔔葉,南瓜藤、馬齒菜、和一些不知名的植物、野果。有人把牛馬拉的糞便盛在撮箕裏,在水溝裏淘洗出未消化的包穀和蠶豆煮了吃;有人捕捉老鼠剝了皮吃,抓到毒蛇砍了頭吃;有人把老母豬流產的死胎揀來煮吃……。倘若捕到青蛙,拾到野生菌,那就等於赴王母娘娘的蟠桃宴會了。拾到雞樅則必須嚴密藏匿,以免被武裝看守發現“沒收上繳部隊”。烹飪這些“珍饈佳餚”十分簡便:3塊石頭搭成灶,支上口缸加進水,點燃柴禾不停吹。往往尚未煮熟就迫不及待塞進嘴裏,美中不足的是找不到食鹽調味。

煮吃老母豬流產的死胎被隊長發現,一腳踢翻口缸:“你們這是醜化社會主義!以後不准煮任何東西吃。”

不准煮熟吃就生吃:包穀杆當做甘蔗吃,洋芋當做水果吃;曬乾了的大豆和包穀嚼碎吃;小魚小蝦囫圇吃……。

畢業于四川大學的右派呂仕明在水溝裏摸到個田螺,敲爛外殼立即就吃,高興地稱“打牙祭”。一天晚飯後,他發現同組的宋連生偷偷摸摸吃白麵饅頭,再三追問哪來的?宋連生一字不識,平時很敬重他這個大學生,悄悄告訴他:“從幹部食堂門口的泔水桶裏偷來的。”

呂仕明饞涎欲滴:“還有沒有?我也去撈點吃吃。”

“你現在去,連渣渣都被人偷光啦,只能舔舔桶底。”

呂仕明第二天去“撈”時,泔水桶已被收藏,但他不虛此行,從垃圾堆上拾到些雞蛋殼,邊吃邊解嘲說:“這東西好得很,既可充饑,又增加鈣質。”

饑不擇食的後果可想而知,呂仕明患上腸梗阻,手朮取出一大堆蛔蟲。我自己腹瀉時在包穀地裏挖出幾枚半夏,誤認為大蒜當藥吃,中毒後全賴右派醫生楊尚志用肥皂水灌腸救了命……

 

(五)

 

饑餓撞開了地獄大門,死神頻頻光臨,不分場合地把一個個勞教分子從泥潭裏、廁所裏、煉鐵爐旁拘了去。在勞教隊裏出生的“小小右派”和“小小壞分子”也被拘了去……

省政法幹部學校教授《憲法》的右派分子朱文燦在上山搬運大煉鋼鐵的樹木途中,耗盡最後一絲精力,猝然倒地死亡。中學音樂教師李綠萍賴在床上不出工,小組長叫不應聲,掀開被子發現他已死了,還被可惡的老鼠吃掉了一隻眼球。曾任中學校長的段啟照不願偷生苟活,上山砍柴時,把斧頭捆綁在樹幹上,後退五六米,低下頭奔向斧口撞去,因體虛力弱,只把額頭撞開一個大口子。同勞們把他抬到監舍百般勸慰,收工回來時,發現他已用刮鬍刀片劃開肚皮,掏出腸子,血污滿床,慘不忍睹!因“歷史問題”勞動教養的解國寶,半夜悄悄起床偷吃曬場上的花生,被吊在晾曬包穀棒子的橫樑上活活打死。年僅24歲、當過志願軍偵察排長的陳學詩,深夜潛入幹部廚房偷吃冷飯,被武裝看守發現,惡語辱駡,他氣憤之極打了看守一拳,看守捅了他一刺刀,後來以“搶劫槍支企圖暴亂”罪押到附近的陸東煤礦槍斃,農場和煤礦的勞教分子都集中到刑場觀看行刑,接受“改惡從善,洗心革面”教育。

吃別人嘔吐出來的東西也並非希罕事。那個受到江大組長尊敬的毛光書,得到家裏捎來的一袋炒麵粉,不停地用手抓吃,邊吃邊喝水,突然發現麵粉裏埋藏着兩根香腸,喜出望外,急忙塞進嘴巴裏。由於麵粉已經在肚裏迅速發酵,再也容納不了香腸,抑制不住張口嘔吐出來。在一旁觀吃的宋連生,饞涎早已“飛流直下三千丈”,看到地下未嚼碎的香腸,撲上去抓起來吃了個痛快。看守罵他:“你他媽的真是條饞狗!”他振振有詞回答:“你管不著,我又沒偷。”

(六)

 

偷——不齒於人類的一泡臭狗屎,勞教分子們都已紛紛據為己有了。無論先前官位多大,學歷多高,個個都不坐失偷機,能偷的食物都偷,並且偷起來都毫無羞恥感,只是沒有預謀和手段,大都是“順手牽羊”。儘管有人因偷喪命,仍忘乎所以地偷,不顧身家性命地偷。

花生、洋芋播種和收穫時節,也是眾勞教分子大偷特偷的時節,偷一把花生、偷兩個洋芋裝在衣袋裏,假裝去僻靜處大便就成了“自助餐”。塗上666殺蟲劑的洋芋種籽也偷,用事先淮備的爛碗片或剃鬚刀刮去泥土削去皮,照常下肚。醫務室的勞教醫生把偷來的乾包穀或乾大豆放進熱水瓶裏,晚上灌進滾開水,第二天就成了保健熟食。果樹組偷吃未成熟的果子,畜牧組偷吃飼料就方便多了……。

勞教分子中,年老體弱的,承蒙隊長關照,集中起來編為“老倌組”,從事翻曬糧食、脫粒、選種等轻量級勞動。他們每個人都有菸斗,每天不停地抽,但抽的都是揉碎的茅草,不是菸絲。旁人十分奇怪:茅草咋過得了菸癮?後來,他們中有人道出了個中奧秘:每抽一鍋“菸”,就能得到一二粒香噴噴的大豆或包穀。原來他們都在偷吃糧食!

我也偷。我不但自已偷,還領導組員集體偷,並且賊膽包天,敢在武裝看守的眼皮底下互相掩護作案。在包穀地裏鋤草時,專偷剛剛打苞的青苗,現偷現吃,生吞活剝。收割小麥時,折下一根麥穗,假裝抽菸,擦著火柴燒去麥芒,放在手掌上用力搓揉,吹去麩皮,瞬間就成為加餐點心……

我當心無頭麥稈太多被發現,目標轉向山坡下一片附近村民種植的麥地,與組員約法三章:輪流去偷;如果被看守和民兵發現,打死也不供出別人;發誓永保守秘密,不對任何人透露。於是,大家輪流着模仿電影裏的偵察英雄,避開看守視線,或從草叢中貓著腰竄去,或匍匐著前進,將大把大把的麥穗偷來燒了吃。

一天,因為風大,難以擦著火柴,我和三個組員緊緊挨在一起,把衣服頂在頭上擋着風燒麥穗吃,巧好被走來檢查生產進度的江大組長看見,他奇怪地問:“你們鬼鬼祟祟的,搞什麼雞巴名堂?”我把手中吹去了麩皮的燒麥粒遞給他:“組座,你嘗嘗,別有風味,好吃得很!”這種燒烤確實好吃,我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一處礦山上做工,肚子不餓,吃了它,仍感到很好吃。

江大組長一看情形就知道我們在做賊,但他無意揭露我們的罪行。一則,他曾經做過賊,不以賊為然;二則,他也饑腸轆轆,毫不猶豫接過我我給他的燒麥粒,忙不迭塞入口中咀嚼著說:“真他媽好吃,再整點來吃吃,我掩護你們。”

偷機難得喲,我們一下就出動了四個賊。

江大組長掩護我們的高招是走去與站在制高點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武裝看守聊天,以轉移其注意力。看守們終日獨自一人執勤,頗感寂寞,也喜歡與大組長們聊天。這次卻大大出乎江大組長的意外,這位看守沒聊上幾句,突然話鋒一轉:“他們偷麥子燒吃,我早就發現了,只不過裝做沒看見。他們只要不逃跑,咋偷我都不管。我的老家在河北徐水縣,村子裏大半數人都餓死了,有的全家人死光,連收屍的人都没有。”說到這裏,他聲音哽咽,眼淚簌簌落下,“我爹娘也餓死啦……”末了又說:“他們偷的那片麥地,沒人管啦,不偷也是爛在地裏。”江大組長問為啥?他說:“勞動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剩下娃娃和老人,又都水腫,咋管得了。”

洋芋收穫後,眾勞教分子餐餐吃水煮洋芋,因其大小不勻,各小組打了來更難均分,於是每人發張卡,排著長隊由伙房用標準稱直接稱給個人。一天,我吃完後,江大組長走了來把他的卡拿給我,叫我幫他去打,打來後分了一半給我。我問他是不是病了吃不下去,他笑了笑說他已經吃了一份了。原來,卡上印有日期和早晚兩餐的表格,每打一餐就在空格上用印泥蓋上個“已”字,姜大組長有一小截蠟燭,是停電時在宿舍裏照明剩下的,他在半厘米大的空格上塗了薄薄一層蠟,打了後再把“已”字輕經刮去,就可再打一份。從此,我倆就用此法輪流行騙。或許別人也在行此騙術被發現,後來改用錐子戳個洞,我倆的騙術就此破產了。

 

第四章       在勞教農場作的孽

 

(一)

 

勞教隊的管教幹部和武裝看守不到10人,勞教分子500多,因而,勞動生產和管理教育只能利用各大小組長進行。大、小組長們身居“領導”之職,都懷著“感激隊長信任”的深情,精忠報效,表現得無比積極。而勞教分子們為了早日改造好,對大、小組長兩級領導總是馴順如同綿羊,孝敬如同父母,指向哪就奔向哪。因而,勞教隊的改造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管教幹部無須費多大力。

我與江大組長也因為表現分外積極受到隊長和管教幹部的重用,許多“特殊任務”都交給我倆去做,我倆總是受寵若驚,忠實執行,一絲不苟。

一天早上出工時,江大組長對我說:“扛把鋤頭跟我走。”我問幹什麼去?他說:“我也不知道,隊長叫我倆帶着把鋤頭去醫務室去找楊醫生。”

我倆滿腹狐疑走去,尚未進屋就聽到屋內一陣女子的嗚咽聲!醫生楊尚志是一家省級醫院送來的右派分子,已站立在門口等待著。我倆問他什麼事?這位白髮蒼蒼的慈祥老人摘下眼鏡,抹去了眼眶的淚珠說:“竺敏生了個男孩,沒奶吃死了,你們把他埋了吧。”

醫務室是原先勞改隊設置了留給勞教隊的,就只楊尚志一個醫生,面積約40平方米,瓦頂平房。一塊布簾隔開的里間病床上,竺敏懷抱著死嬰抽泣不止。她聲音沙啞,兩眼紅腫,看來哭的時間很長了。

竺敏原是小學校裏的音樂老師,押送來農場教養,編在婦女大組二小組勞動改造。押來當天,小組長林玨慧問她:“什麼案由?”

“右派。”她氣鼓鼓地回答。

“什麼罪行?”

“唱歌。”

“唱歌!什麼歌?”林玨慧好奇地又問。

竺敏撇住嘴巴不吱聲,林玨慧也沒再問,想來她唱的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民黨黨歌。後來在檢討罪行、自我批判、大家幫助的學習會上,她才交待她唱的是一首舊中國的民謠《茶館小調》,歌詞詼諧風趣:

晚風吹來天氣燥,東街的茶館真熱鬧,樓上樓下客滿座,“茶房,開水”叫聲高!有的談天有的吵,有的苦惱有的叫,有的談國事,有的發牢騷。只有那茶館的老闆膽子小,走上前來細聲細語說得妙:諸位先生,生意承關照,國事的意見千萬別發表;談起了國事容易發牢騷,引起了麻煩你我都糟糕。說不定一個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這小小的茶館貼上大封條。撤了你的差事不要緊呀,還要抓你去坐監牢。最好是,今天的天氣哈哈哈哈,喝完了茶回家去睡一個悶頭覺……

竺敏自我批判說:“我曾祖父、祖父、父親都是做生意的,世代都是資產階級,一貫剝削人民,罪大惡極。我出身在資產階級的家庭裏,靠吸食人民的血汗長大,所以資產階級意識根深蒂固,頑固不化。新中國都成立這麼多年了,我不唱新中國的歌而唱舊中國的歌,說明我還死死抱著資產階級的靈牌不放,懷念舊中國,企圖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天下,返回到舊中國再去剝削壓迫人民。把我劃為右派分子,罪有應得,罪該萬死!”

竺敏勞教的這個小組,組員多是小偷、毒犯、搞不正當男女關係者和工廠裏違反紀律,請霸王假,咒駡廠領導之類的女工,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說不出什麼幫助的理論。發言的都是右派分子,積極踴躍,但都是重複一遍小組長林玨慧的話:“這首歌諷刺舊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只能在舊中國唱,你拿到新中國來唱,明擺着是含沙射影,諷刺新中國也沒有言論自由。眾所周知,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給了人民很大的言論自由,只要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什麼言論都可以發表,這也是明擺着的事實。你唱這種歌,用心何其險惡!誣衊何其歹毒……”

鑒於“改造好”的首要標誌是“認罪悔過”,竺敏誠惶誠恐地接受了大家的批判。她的丈夫是區政府文教科的科員,竺敏劃為右派後,科長對他說“趕快離婚吧!你這個老婆不單是右派分子,還有海外關係——他大伯父在香港做生意,肯定通敵,對你的政治前途影響太大,你要當機立斷呀!”他與竺敏結婚一年多,正處於如膠似漆時期,難割難捨,囁囁嚅嚅回答說:“可她懷孕了……”科長冷笑了一聲說:“黨支部正在研究你的入黨申請,你好好考慮考慮,要黨籍還是要老婆?”

竺敏的丈夫把黨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在家裏人的一致贊同下,當機立斷與竺敏提出離婚時,安慰她說:“我倆人離心不離,等你改造好了再復婚。”竺敏很愛這個儀表堂堂、前途無量的丈失,盼望孩子出世後是一根鏈結復婚的鐵索,不料丈夫再也不敢來農場探望她。她父親早逝,母親因為兒子和女兒同時被打為右派,一氣身亡。竺敏沒有親人的關愛和接濟,孩子也不幸夭折。她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哭乾了淚水,哭啞了嗓子!

楊醫生撫摸著她的頭說:“小竺呀,你再這麼傷心下去,你也會沒命的!人來啦,給他們抱去埋了吧。”竺敏像沒聽到似地,依舊抱著死嬰抽搐。

“聽我的話,啊。”楊醫生伸出雙手,輕輕把死嬰從她懷裏抱了起來,她突然一把奪過去,緊緊抱住放聲大哭起來。我和江大組長心裏也很難過,靜靜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楊醫生則陪著流淚,待到她哭得氣息奄奄,無力再抱緊死嬰時,親切地說:“小竺,給他們抱去吧。天氣太熱,拖久了不好……”她這才脫下外衣把死嬰包裹起來對我倆說:“謝謝你們,請你們一定埋深點,聽說這地方有野狗。”

勞教隊東面一片荒蕪的山丘上,埋著許多原勞改隊死亡的犯人,土堆累累,插著寫有犯人名字的木牌,有的土堆已被牧放的牛羊踏平。我倆把死嬰埋好後,也壘起個小土堆,江大組長挖了篷茅草放在土堆上說:“這個小小右派太可憐,給他立個碑吧。”

押送來農場改造的勞教分子中,有的因孩子無處寄養,不得不帶到身邊跟隨爹娘勞教,同勞們按照中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會打洞”的傳統觀念,稱這些孩子為“小右派”或“小反革命”、“小壞分子”,江大組長則稱這個死嬰為“小小右派”。

 

(二)

 

自從掩埋了“小小右派”之後,凡病死、餓死的勞教分子,都由我倆掩埋。始而還用木板釘個筒易棺材,後來因死人不斷,木板難覓,只好用死者自己的被子包裹起來,草草掩埋。每次埋人,我都想起《紅樓夢》裏林黛玉的兩句葬花詞:“爾今死去儂收葬,他年葬儂知是誰”,心中湧起一綹悲哀!江大組長也許與我有同樣感慨,兩人彼此心照不宣,挖坑一米多深,並且都壘個土堆,插塊木牌,寫上死者的姓名,以便家屬日後認領屍骨。

由於押送來的勞教分子與日俱增,住宿擁擠得非“迭羅漢”不足以容納,隊長決定突擊建蓋10間乾打壘土坯房,組織了兩個大組的勞教分子到30多公里外的山上砍樹幹做梁檁,割茅草為屋頂。原是省商業幹部學校教師的楚修文扛著一棵修去了枝葉的樹幹下山時,突然倒死在路上。隊長命我倆收屍掩埋,我倆要求用隊裏的馬車去拉回來。由於隊裏的三輛馬車,兩輛要拉洋芋種;一輛送牛奶進城,只能人力搬運。隊長顧慮人力搬運要經過許多村鎮,撩人眼目,難免引起群眾非議。他想了想對我倆說:“他死在哪兒就在哪兒埋掉算啦。”我倆轉身要走時,他又叫住囑咐說:“不要讓別人知道。”

我倆匆匆趕去,楚修文的屍體已被搬運樹木的同勞移到路邊,用枝葉蓋住面部。我倆坐在屍體旁抽香菸,趁無人路過之機,一人攥住一隻腳拖進叢林裏,匆匆埋掉,匆匆離去。

楚修文是1958年9月“整風補課”中揪出來的“漏網”右派。教師們剛剛經過反右鬥爭的洗禮,驚魂未定,在繼續幫助黨整風的會議上,向黨總支書記提的意見是:“組織發展緩慢,有的人迫切要求入黨,長時間得不到解決”;“對教師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是很緊,力度也不夠些……”向校長提的意見是:“成天忙於工作,不注意休息。只關心別人,不關心自已”;“校園衛生環境不夠理想,建議再治理一下,多栽種些花木……”。楚修文始終一言不發,主持會議的黨總支書記問他為什麼不發言?他說:“我不想當右派,所以無言可發。”黨總支書記大發雷霆,說他破壞整風補課,對反右鬥爭不滿,叫大家揭發批判。有人揭發他寫在古典文學《警世通言》扉頁上的兩句話:“花如解語渾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證明他仇視反右鬥爭,是個老奸巨滑,蟄伏很深的漏網右派,他於是被“補”進農場勞動改造。在認罪悔過學習會上,人人都痛心疾首,深刻自我批判,唯有他說:“毛澤東主席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結果是言者有罪,不言者也有罪!為什麼會是這樣?我一百個想不通!”在挖掘反黨根源時,人人都從家庭出身不正;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被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毒害……等方面尋找,唯有他說:“我的反黨根源是豎定不移地相信共產黨、毛主席說話算數,不搞陰謀,不‘引蛇出洞’。”他於是成了“反改造”的典型,被捆綁在統鋪上下層的梯子上拷打得口角流血,遍體鱗傷,第二天照常出工幹活。後來與其他不認罪服法的分子編成“頑固組”,從事最髒、最重的勞動……

楚修文也是唯一一個不偷吃、不亂吃的右派分子。他的死,除了極度饑餓和勞累外,還在於他冤屈無處伸,愛妻成了黨總支書記情婦和對人生的絕望,終夜不能成寐,精神支柱徹底崩潰。   

兩個月後的家屬探望日,一位鬢髮如霜,身子佝僂的老嫗在一個七八歲女孩的攙扶下,風塵僕僕來勞教隊看望兒子楚修文,管教幹部告訴她說:“你兒子死了。”

不知老嫗是耳聾沒聽明白、還是不相信,偏頭問道:“您說什麼?”

“死啦,死掉啦!”

老嫗頓時臉色煞白,嘴唇激烈抖顫:“咋……死的?咋……死的……”

“害急病死的。急病不好醫,死得快啵。”

老嫗一下跌坐在地上,放聲大哭:“我的兒呀!你就這麼狠心走啦……你上有老、下有小的呀……你那個婆娘單另嫁了人,不再管我們奶孫兩人啦……”小女孩也跟著她大哭起來,邊哭邊喊:“爸爸你不要死呀、不要死呀……”小女孩這麼一哭喊,更加重了老嫗的悲傷,她兩眼一閉,仰面躺倒,不言不浯。小女孩撲在她身上,搖著她的頭大叫:“奶奶你咋啦?奶奶你咋啦?”

在場登記看望勞教分子的家屬無不酸楚陣陣,淚雨紛紛,有人急忙走上去掐住老嫗的人中呼喚,有人找來來冷水噴臉,老人漸漸蘇醒過來,睜開眼睛,掙扎著坐起身來說:“我兒子在哪兒,我要看看他,我要看看他……”

這時,隊長聞聲走來說:“人都死了兩個多月,埋啦,看不到啦。”

“我去墳上看看。”老嫗說。

隊長說:“埋的地點遠著呢,你走不去。”

老嫗又悲悲切切哭了起來,隊長怕她再次昏厥過去,安慰她說:“老人家,別難過啦,哭壞了身子,小孫女誰來管……”他也許意識到這話太勉強,老人和小孫女已經沒人管了。於是改口說:“我們把你兒子的墳搬了來,你下次再來看,好不?”

老嫗想了想說:“我下次來,您就把他的屍骨給我領回去吧。人死了,什麼罪都抵消了。我自己的兒子我最瞭解,他不會反黨的呀……”老嫗又一次放聲大哭起來!隊長急忙答應:“好的、好的,給你領回去,給你領回去。”

第二天,隊長命我和江大組長拉輛馬車去把楚修文的屍體搬運回來。我倆找到埋葬地點時,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由於匆匆忙忙,埋得太淺,楚修文己被野狗刨出來,撕破衣服,啃吃得皮肉不存,狼藉滿地,慘不忍睹!有的骨骼不知被野狗叼到哪裏去了!我倆商量了一下,倘若把這些野狗吃剩的骨骸撿回去給老嫗,老嫗必定立馬咽氣,乾脆說找不到啦,以後找到再通知她。

我倆返回途中,偷了些農民地裏的包穀躲在僻靜處慢慢燒了吃,磨蹭到傍晚回到隊部,垂頭喪氣地向隊長報告說“因為匆匆忙忙沒打記號,咋找都沒找到”。隊長把我倆罵了個狗血淋頭,最後說:“老人來收屍,你倆哪個頂替去!”

我聽了隊長這話,心裏很着急!頂替固然不可能,但如何向老人交代呀?

江大組長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頭腦十分活絡,後來成了建築公司的總經理。他看我神情沮喪,滿腹心事,笑了笑說:“莫愁、莫愁。死人多的是,老人來了,隨便挖一個給她就行啦。”

“那怎麼行!”我說,“欺騙老人不說,要是隊長知道可就不得了囉!”

江大組長歎了口氣:“你呀,白給你是個知識份子。鑼鼓聽聲,聽話聽音,隊長說那話的意思就是叫我倆隨便挖個去頂替,你連這都聽不出來!”

我恍然大悟,打心眼裏佩服他的見識,但深感這麼欺騙老人太缺德,我已經對不住兩位母親的了。惴惴不安許久,卻又無計可施。所幸老嫗不知什麼原因,從此沒再來,此事便不了了之。

(三)

 

死神不斷到勞教隊拘人,餓死、累死、自殺者接踵而去。我倆掩埋的多是40歲以上的右派分子,或因妻離子散,或因“劃淸界線”,或因家庭遠在異地他鄉,都沒人來認屍收殮。於是,插木牌、寫名字也就嫌其多餘而免掉了。

勞教分子們紛紛辭世的原因,並不完全是極度饑餓和超負荷勞動,主要原因還在於勞動改造的遙遙無期。國務院1957年8月3日頒佈的《勞動教養決定》明確了4類勞教對像,但對勞教期限卻隻字未提(22年後的1979年1月29日才補充規定為1—3年),農場場長據此明確答復說:“沒有期限,什麼時候改造好,什麼時候到期。”然而,“改造好”的標準,像一道難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題,誰也說不清、道不明,使得勞教分子們感到苦海無邊,前途茫茫,精神支柱日趨崩潰,饑餓、勞累與疾病交加,軀體承受不了,最後徹底解脫,五欲涅槃,六根清靜。

勞教分子們被“改造”得人性扭曲裂變,像畜牲一樣,什麼都吃;像盜賊一樣,什麼都偷。我和江大組長則多了一樣:像蛇蠍心狠手毒。後來埋葬死人時,我倆一則嫌挖坑填土麻煩;二則為了節省體力,把他們一個個扔進廢棄的土法煉鐵小高爐裏,成為野狗、老鼠、烏鴉、蒼蠅的食品庫。對這樣的“創舉”,江大組長心安理得地說:“管他呢,反正沒人來檢查,沒人來認屍。”我也無所顧忌,心想,人本來就是一副臭皮囊,何必像林黛玉葬花那樣“質本潔來還潔去”。我死後如果也被扔了進去,也許是件好事,去冥府報到,屍骨不全不能托生為人,那就常留陰間做鬼,免卻輪回之苦。只要閻王不反右,做鬼要比做人強。

我倆每“處理”完一個死人後,都找個僻靜處躺下,兩臂交叉腦後,仰面聊天磨時間。一天,江大組長問我:“你看的書多,世上倒底有沒有鬼?”

我說:“當然有,沒有鬼,鬼字從何而耒?”

“哦!”江大組長坐了起來偏頭看着我。

“鬼麼,我們中國多的是,饞鬼、懶鬼、酒鬼、色鬼、搗蛋鬼、吝嗇鬼、陰險鬼,害人鬼、騙人鬼,我倆不也是鬼嘛。中國人寫文章或罵人,常常離不開‘鬼’字,比如:鬼主意、鬼把戲、鬼鬼祟祟、鬼頭鬼腦、鬼迷心竅、鬼使神差……”

“得、得、得,別扯雞巴淡。我說的是人死後那種……來無蹤、去無影的鬼,不消開門就隨便進進出出的鬼。”

“這我就說不清了,只能說信則有,不信則無。”

江大組長歎了口氣,重新躺下說;“真有那種鬼本事就好啦!今晚去烤鴨店整兩隻烤鴨吃吃。”

我說:“真有那種鬼本事就不消來勞動教養了。”

小高爐裏堆積的屍體腐爛後,臭氣沖天,蛆蟲成堆,我倆這才鏟些土蓋住爐口,堵住爐門。

 

(四)

 

死人的遺物也由江大組長和我清點登記後,用死者自已的床單包裹起來,寫上姓名堆放在一間乾打壘的土屋裏。由於沒有家屬來認領,隨著死亡人數的陸續增多,遺物有的已經發霉生菌。我倆商量了個“鬼主意”,向隊長報告說:“都快爛了用不成了!反正沒人來認領,有如爛掉,不如賣掉。就在隊裏賣,誰都可以買。賣了的錢還可以拿來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隊長想了想說:“好嘛,那就由你倆負責賣吧。”

我倆利用一個放風洗衣的晴朗假日,把死者的遺物分門別類擺在隊部辦公室前面的空地上公開拍賣。價格都定得很低,最高2元,最低1角。遺物中的派克水筆、瑞士手錶、毛呢衣服,在那個年代是很值錢的高檔品,最不值錢的是破舊衣服和書籍。我倆依次先請隊長和管教幹部買了後,再請武裝看守和原勞改刑滿的留隊職工買,最後才讓勞教分子自由買,很快就被買得一乾二淨,皆大歡喜!我感到惋惜的是書籍中有一些手稿和設計圖紙,因為太專業沒人買。其中一份《世界語言體系研究》手稿,被江大組長撕了個粉碎扔進拉圾堆裏。死者中的“偽政府”(其實是省國民政府教育廳)收發員趙爾敦,遺物僅幾部線裝書,其中一部是民國四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辭源》,被我據為己有,保存至今。

 

(五)

 

我與江大組長的另一個“鬼主意”就更損了。農場響應毛主席“大煉鋼鐵,超英趕美”召號初期,絕大部分勞教分子丟下農活,上山採礦煉鐵,吃住都在山上。勞教分子住的是大窩棚,全部用油毛氈搭就。管教幹部的住房和辦公室,儘管是臨時性的,也要求正規點。任務又交給了懂建築的江大組長,牆體採用夯築法,就地取土,用兩塊厚實的木板做模子,一層層夯到3米高,快捷而省力,這就是通常說的“乾打壘”。可牆腳必須砌30厘米高的磚石,以防雨水浸濕坍塌,或滲進屋內。

磚石的用量不多,卻一時無處籌措,又沒法自力更生。時間緊,任務急,我倆看到附近一片山坡上墳塋累累,墓碑林立,有的砌著一米多高的青磚,於是靈機一動,向隊長建議借來用用:“都是些年代久遠的無主墳,不會有人來找麻煩。”隊長說:“可以。我們蓋的是臨時房,以後賠回去就是啦。”

墓碑上都記載著死者亡故的確切年代,我倆首先向一塚清代的誥命夫人墓“借”,拆完磚後,填土四處散開,露出一角紅漆鮮亮的棺蓋,江大組長扒淨泥土,撬開棺蓋,一眼便看到乾枯的女屍口中含著一顆核桃大小的玉珠,將其摳出後,又在身上找到精美的護心璧、玉佩、玉墜、玉戒指。這時,恰好隊長走來察看,江大組長把這些殉葬品用一根繩子穿起來交給他提走。

老墳拆下的磚不夠用,我倆不得不向新墳“借”。有些是附近村寨裏的農民祖塋,聽到上山放牧的羊倌報信,氣急敗壞趕了來阻止,趴在墳上大哭、大喊、大罵……。我們雖然人多勢眾,卻奈何不得。隊長聞訊,腰別手槍趕了來,農民們指着他的鼻子罵得更凶:“喪盡天良的盜墓賊!斷子絕孫的王八蛋!將來死了無處葬身喂野狗……”隊長氣得三屍暴跳,七竅生煙:“老子就是要挖你們的祖墳,你們上面告去!”

“當然要去告,你等着!”農民們忿忿走了。我和姜大組長不知道他們咋告的,直到大練鋼鐵結束都沒丁點動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