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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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耀眼的流星劃過

                         最黑暗的夜空

西風獨自涼

 

不少網站做過一個有趣的調查:假如坐上時光穿梭機,你願意回到中國歷史上的哪個時代?春秋戰國、秦皇漢武、魏晉風流……網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門。

來自草原的鐵騎橫掃歐亞,撒播的不是文明與繁榮,而是征伐和死亡,與漢武帝的窮兵黷武一樣,只是給本國和它國人民帶來更為深重的災難。這樣的強國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未增加自由的空間,陡添百姓的賦稅徭役,增加死於非命的機會,滿足帝王將相功成名就的私欲,不去也罷。

盛唐氣象,八方來賀,繡花枕頭一包草。唐太宗算是非常難得的一代明君,但也認為:「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臣民沒有獨立人格,不過是「臣妾」而已;茅屋為秋風所破也就罷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貧困,首先是哲學的貧困。對比中西哲學史,孔丘、墨翟、李耳、商鞅、孫武等諸子百家,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希臘哲學群英最大的區別,莫過於邏輯和對人的終極關懷。

中國自古以來強調的是皇權而非人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養人如養六畜」(《管子》)、「牧民者,猶畜獸也」(《淮南子》),民眾不過是任由皇權處置的「畜獸」。孔丘的「君君臣臣」到西漢時期演變成「君為臣綱」,以致張養浩「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嘆,千百年來激起無數人的共鳴。

那麼,如果能夠「穿越」,選擇哪個時代好呢?

也許,我會選擇1898年戊戌變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這段歷史: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完敗於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仇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現代文明,首倡民主共和,實乃開天辟地以來空前之壯舉。

1215年6月15日英國國王被迫與25名貴族代表簽訂限制君權的《自由大憲章》,確立不經納稅人同意不得徵稅的原則,為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實行君主立憲打下基礎,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和啟蒙運動風起雲湧,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在歐洲逐漸深入人心,中西政治、經濟水平的差距開始拉大。1830年,法國人均GDP是264美元,英國人均GDP是346美元,而160年後,1990年中國人均GDP才達到320美元。

 不過,華夏文明能夠延續數千年,自有其卓越之處。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遍查中國歷史,像譚嗣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這樣有才有膽有識有格、義薄雲天的「太子黨」,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腦塗地,可謂絕無僅有。

「嗣同少倜儻有大志,文為奇肆。其學以日新為主,視倫常舊說若無足措意者。」(《清史稿》)1873年,才氣縱橫、不可一世的譚嗣同年僅18歲,即有「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的詩詞,剛烈、血氣可見一斑。

 洋務派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令譚嗣同痛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興華夏,遂聯合維新派人士發起創辦瀏陽算學社、長沙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報》、《湘報》,開全國維新風氣之先。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衝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製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暴君不僅不應愚忠,還要「人人得而戮之,無所謂叛逆」。

 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清政府,大興文字獄、橫徵暴斂、屠殺人民,對準噶爾人施行種族滅絕尤其令人發指:1757年,在乾隆「必應全行剿滅,不得更留餘孽」、「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嚴令之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大軍對準噶爾與輝特兩部的人展開大屠殺,「盡喚男丁而出,屠戮有聲」,「數千里內,遂無一人」。準噶爾人從此成為歷史,空留一個地理名詞「準噶爾盆地」。

 譚嗣同痛斥清政府慘絕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馬驚濤:「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暴政越強大,對內對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虧「中國之兵」實力不強,否則,人類都將受「君主之禍」,與準噶爾人的下場一樣;各國壓制中國,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於今讀之,猶覺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衝擊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對中國政治、學術之積弊洞若觀火,堪為蓋棺之論,千百年來,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歲的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啣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並力勸梁啟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後起。」(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日本使館願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視死如歸,堪稱君子人格的典範;「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有時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強大的力量。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鮮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願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開始傾向革命。

 唐才常與譚嗣同義氣相投二十載,為刎頸之交;噩耗傳來,無以為報的唐才常失聲痛哭:「剩好頭顱酬死友!」發憤「樹大節,倡大難,行大改革」;被譚嗣同譽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國流血自譚君始,我承其後」,參加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起義,任中軍統領。1900年9月27日,起義失敗,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餘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清軍殺害,林圭年僅25歲;譚嗣同的學生蔡艮寅在起義失敗後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學校習陸軍,改名蔡鍔(寓砥礪鋒鍔之意),立志「流血救國」。

 1903年,章太炎發表著名檄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將康有為夢想的明君斥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1906年,連保皇派重鎮梁啟超都認為清政府是「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現政府與革命黨》)。在革命黨人前赴後繼地流血犧牲、不斷打擊之下,專制王朝搖搖欲墜。1911年,譚嗣同殉國13年之後,辛亥革命爆發,終於完成了對滿清268年黑暗統治的最後一擊。在中國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壽終正寢。

 1904年6月,譚嗣同棺木輾轉運回湖南原籍,歸葬於瀏陽市城南約8公里處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積約160平方米,墓前華表寫有一副對聯:

 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作為華夏精英最優秀的代表,譚嗣同的責任、勇氣和犧牲精神,以及他對強國和傳統文化的理解與批判,於今天的人們亦不無啟迪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