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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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評論

第三共和宪政的部分构想

第二共和的憲法——“南京憲法”是亂世中草草創立的,雖然被胡適之稱為“是一部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憲法”,但在大陸歷時很短,沒有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其憲法仍有局限,甚至有缺陷。

如:“南京憲法”的原憲法草案是虛位總統制(象徵意義的無權力的總統),是內閣制的架構,而不是實權總統制的。但是,當時內亂外患迫在眉睫,結果導致改成權力過大的總統制。當今臺灣的總統制已經出現諸多負面問題,參考美國等國的總統制的問題,德國式的內閣制恐怕更適合中國廣土眾民的、民主基礎不足的國情。

再如:五權憲法的“考試權”是源于傳統的士人制度,今天僅僅成了公務員考試制度,與考試權原意相去很遠。

傳統士人制度源於“選賢與能”的政治理念。作為選出的賢能——士人,不僅是官僚系統的,也是使社會清明和整合、與政府制衡的民間中心力量。傳統的民間議政、教育等皆由士人主導,未出仕的士人也有重要地位。

今天在民主政治下,應當繼承“選賢與能”的政治理念,以德才為標準,以科舉和清議的方式選出士人集團,也就是制度化地形成優秀的公共知識份子集團,使分散於各階層、各職業的公共知識份子不象西方國家和臺灣那樣,由於缺乏制度組織和資源而一盤散沙,最後形成資產階級得勢和中產階級庸俗求利的格局,而其他階層則處於弱勢,正義難以得到很好的實現。

有一個以賢能為標準產生的士人集團(優秀的公共知識份子集團),它的憲政意義和作用是:

一、可以引導大眾選擇理性的選舉和參與,引導大眾選擇社會和個人的理性生活方式與追求,避免民主政治可能的歧途——暴民民主、民粹主義民主、庸俗化民主,以及社會墮落。

二、可以制衡財團以其強勢過度影響選舉,過度影響政黨政治、政府政策、立法等,遏制民主政治常見的“金權政治”一面。

三、可以使憲政架構和政治運作更優化,使社會政治的共識更優化形成,提升議政、參政的社會力量,遏制政治體系的官僚化和技術化。

四、以“考試權”和士人集團(優秀的公共知識份子集團),擔當文化教育獨立發展的職能,實行禮樂教化的“德治”。這就是說:在憲政制度安排上,使文教不再屬於政府的職權範圍,避免政府干預和專制的可能。如此,還可以避免西方國家的物質文明發達,精神文明得不到相應地位的問題。在西方憲政制度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文教)屬於政府權能(行政權)的範圍,而政府從來是以經濟為首位的,急功近利地追求現實的選票。精神文明建設、文教則成了“不急之務”的第二位,“長治久安”的大業最容易被忽視。所以,第三共和的憲政不能步西方憲政制度的“後塵”。當今中國大陸長期處於求富強的、求經濟發展的畸形政治裏,未來憲政中國需要精神文明的獨立自主發展,以對治此積弊。

五、使先進的思想和觀念更有制度基礎(士人制度保障)地產生、傳播,更好產生社會影響力讓民眾接受。這樣,可以使先進的思想更好地轉為社會政治的追求目標,可以更好地改良和完善文化、政治、社會,使國家與時偕行。

六、使社會精英通過“考試權”凝聚起來,並且在科舉和清議中得到道德和知識的提升,成為支持憲政、建設社會的有力的賢能力量、中心力量。這樣,就可以遏制資產階級的坐大,有所化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普通人的政治”,更好地保護弱勢階層、少數人,使正義得以較好的實現。

“選賢與能”理念的士人制度,對於中國未來第三共和的憲政建設的意義和作用是非常重大的。這也是未來中國第三共和憲政對於西方憲政有所超越之處,更是超越第二共和之處。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考試權”,是出於他的中國傳統政治學的素養,也參考了西方憲政。但是,孫中山先生是政治家不是政治學家,沒有進一步研討,國父去世也太早。其繼承者,則簡單“生搬硬套”,形成當今民國的“考試權”的不如人意的局面,以致於有出身西方政治學背景的憲法專家們認為“考試權”多此一舉。

 再如五權憲法的“監察權”,孫中山先生提出“監察權”,也是源于傳統政治學,參考了西方議會政治長於黨爭、短於客觀中立地監察政府的缺點。所以,孫先生提出了獨立的“監察權”。如今,“監察權”在臺灣僅僅是行政監察權。這是民國的繼承者簡單參考西方狹義的行政監察權而“生搬硬套”到五權憲法的結果。中國傳統的監察權不僅包括行政監察權,還包括對皇帝的諫議權和封駁權,對官員的檢察權,對政府的議政權。

現在轉化成民主政治下的監察權應該是:對政府的行政監察權,對於政黨政治和選舉的行政監察權和檢察權,對於元首和高官的不法行為的檢察權,對政府行政的議政權,等等。相較之下,西方憲政在監察政府權力方面有不小的缺陷性,首先,監察政府權由議會行使,使監察權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監察權不獨立和不政治中立。再者,遇上特大案件,才設置臨時機構,可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美國為“水門事件”、克林頓總統通姦案的“獨立檢察官”設置,就是如此。臺灣的民國憲政更是如此。臺灣“陳水扁貪腐案”的特偵組制,就是臨時設置的,不是正常制度的。而這些皆應該屬於五權之一的“監察權”。有了監察權,則可以制度化的客觀公立的、常態化地監察政府、監察政黨政治和選舉的不法行為、監察元首和官員的不法。而且,可以避免檢察官受政治權力可能影響的制度性弊端。美國就是有這樣的弊端。如:共和黨國會選舉表現不佳,小布希政府認為檢察官在調查民主黨在選舉中舞弊的事上不夠盡力。2006年11月至12月間,司法部僅以“表現欠佳”為由,集體辭退8名共和黨的聯邦檢察官。事件真相暴露後,白宮法律顧問巴特利特還表示,美國的檢察官由總統任命,總統可以任何理由辭退檢察官,布希相信司法部長的決定。後來在社會輿論和民主黨的壓力下,司法部長才辭職充當“替罪羊”。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派翠克•李無可奈何地表示:司法系統為政治所左右。臺灣也是如此,象影響總統選舉結果的“三一九槍擊案”,則由總統任命的司法部長、檢察總長來調派檢察官,負責案子,缺乏政治中立和公正權威,結案結果當然是漏洞和錯誤皆明顯。

如果未來的第三共和弘揚了五權憲法的獨立“監察權”,融合了古今中外制度之長,則可以避免這些弊端,這也是能超越西方憲政之處,更是超越第二共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