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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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遺囑”及其背景

 

讀者將在本書好幾個地方看到我們引用一篇普通稱作列寧“遺囑”的文件。把這檔稱之為遺囑的確是恰當的,因為這是列寧對黨的最後一次忠言。但是,我們在這裡提出這個檔,決無意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互爭正統一事上作左右偏袒。事實上,列寧並沒有在他的遺囑中明白指示他屬意哪一個人做他的政治繼承人,就我看來,這個遺囑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清楚地指示了列寧對斯大林這個人最後的評價;是因為他改變後的態度反映了他對這個新建的專政國家的看法,以及對這位不久即將完全統治這個國家的人的看法。同時,從這個遺囑和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出列寧在死前一年似乎已知道,他死命要用專政方式來挽救俄國的企圖已經把這個共產主義國家推進了泥沼裡。

首先,我們必須閱讀一下這個簡短而具有重大意義的檔案全文:

“我從前說要設法謀求中央委員會的穩定,我的意思是指採取可供取的方法來防止黨的分裂。當保皇黨人(我想那是奧登堡)活動推翻蘇俄時,他們把成功的第一個希望放在我們黨的分裂上,其次則希望我們黨的內部意見發生嚴重分歧,好引起他們所希望的分裂。他們這樣寄其希望是不錯的。

“我們的党是建立在兩個階級上,因此黨內發生不穩定現象是可能的;這兩個階級之間,意見若不能一致,黨的崩潰將是不可避免的。萬一這樣的局面果真發生,那時再採取一般性的措施來討論黨內的穩定,將是毫無用處的。萬一這樣的局面果真發生,任何辦法都無法防止黨內的分裂。但是我相信,這件事萬一發生,也是在太遙遠的末日,而且也不太可能發生,所以不值一談。

“我現在腦中所想到的穩定,是一種防止最近將來發生分裂的保證。我想在這裡提出一些純屬個人品性方面的商榷。

“從個人的品性方面來看,我想穩定問題的基本因素系於中央委員會委員如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等人身上。在我看來,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將占這種分裂危險的大半。這種分裂也許可以避免。我個人以為,把中央委員會的委會名額擴大到五十或者一百名,是有助於避免這種分裂的。

“斯大林同志自從做了總書記以後,大權獨攬,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時時知道怎樣去審慎運用他的權力。另外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已在為人民交通委員會問題向中央委員會力爭一事中,證明他確具超人的超越能力――當然,就他個人而言,他確實是現任中央委員中最能幹的一人――但也證明他太過於剛愎自用,太易為純行政方面的事務所分心。

“這兩位現任中央委員中最能幹的兩位領袖,可能極無心地促成黨內的分裂。倘若本黨不設法加以防止,分裂可能不期而然地發生。

“我不打算再分析委員中其他委員的個性。我只是要提醒你們,謝諾維夫和卡孟夫在十月革命中所發生的事件,當然不是偶然發生的,但是我們必須儘量避免利用一件事來攻擊他們個人,正如同我們不應該利用不服膺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一點來攻擊托洛茨基一樣。

“關於那些中央委員中比較年青的幾位,我想用幾句話來說一說。我看布哈林和彼太古夫,是(年青一輩中)有能力的中堅份子;對於他們,我們必須記住下列幾點:布哈林不但是黨中最有價值和最湛深的理論家,就把他當作全黨的寵兒也很正當。但是,我們必須本著最大的懷疑態度去觀察他的理論見解是不是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多少有點賣弄自己的學問(他從來沒有學過,我想他也從來沒完全懂得辯證法)。

“至於彼太古夫,他毫無疑問的是一個有卓越意志和能力的人,但是他太注意行政工作,並且,在解決嚴重的政治問題中,他過於依賴于行政方面的方法。

“當然這許多的意見純粹是我根據當前的情形提出的,或者說是假定這兩位能幹而忠實的幹部可能找不到機會來補救他們的所偏而提出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再:斯大林太過粗魯,他這個短處在我們共產黨員彼此的關係上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作為一個總書記,就不能予以容忍,所以我向諸位同志建議,我們應設法免去斯大林現職,另外委派一個在各方面都比斯大林更強的人――也就是說要比斯大林更有耐心、更忠實、更懂禮貌、更關心同志,卻不像斯大林那樣反復無常及其他短處。從表面看去這好像是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黨內分裂的觀點上,和從我在上面已經討論過的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關係上看,這就不是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或者也可說雖是小,卻是一件與來日休戚相關的事。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 列寧”

 

這一遺囑的真實性早就已經毫無疑問地確定了。因為我們將在後面看到,遺囑中所說要免去斯大林職務一節,已經由斯大林本人予以證實。這份斯大林盡力想扣而不發,後來又經斯大林的黨羽否認其存在的遺囑,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由紐約時報揭載後才首次公諸世人面前。供給紐約時報這個重要文件的馬卡斯﹒伊斯特曼。到一九二七年,關於這一檔是否存在的爭論才告結束,因為斯大林本人出面證明了這一遺囑的存在及其內容的真實性。黨內也有許多領袖知道這件事,事已至此,他們必須設法來解釋這一檔的意義。斯大林雖然承認有這檔,但堅決否認他曾企圖扣發它。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的一個刊物《國際新聞通訊》上寫道:“有人說,在我們現在所談的遺囑中,列寧曾向黨代表大會建議,要我們撤換斯大林,另委派一位同志來接替党的總書記職務的問題,這完全確實的。”

他又含糊地說:

“你們大家聽到,反對派曾大聲疾呼,黨的中央委員會‘曾經隱瞞列寧的遺囑’……。但是事實已經屢次證明,並沒有誰隱瞞過或仍在隱瞞任何東西。列寧的遺囑曾經在黨的代表大會中宣讀。代表大會曾一致決定不發表這一’遺囑’,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列寧本人並不願意,也沒有要求,發表他的遺囑……。”

斯大林否認他曾企圖扣發這一檔以後,在前引文字中承認列寧確曾主張免去他的職務。斯大林說:“這是完全不錯的。”

斯大林堅決否認他曾力圖扣發這一檔,就讓他去否認罷。我們且看看事實;從斯大林證實這一檔的存在到今天已有二十三年;若從列寧當日口授遺囑算起,已有二十七年;但直到如今,蘇聯的人民仍無法看到它,而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居然又在否認它的存在。單憑這一事實便足以看出斯大林所作種種辯詞是否真實了。斯大林的民主姿態本身,毫不足重視,只助我們更瞭解這人的性格而已。我們所認為重要的,是他證實了列寧確曾給黨這個最後的檔,而更重要的,當然是這個文件的本身。

這一個政治性的遺囑是在列寧逝世前一年,由他本人口授,而由他的秘書筆錄的。由於列寧是從一九二三年三月起就停止了實際政治生活,並且在次年一月就逝世了,所以這一檔便成了他對党中各領袖性格才能的最後判斷和他對於黨的將來的建議。這一遺囑的第一次正式宣讀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中的各省幹部會議中。起初,知道這一遺囑的只有兩個人: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姬和那位筆錄遺囑的速記員伏洛第契維。克魯普斯卡姬耶一直秘密地保存著這份遺囑,直到列寧已經毫無希望恢復健康之後才拿出來。列寧死後,她把遺囑交給中央委員會的秘書處,以期能遵照列寧的願望,使這份文件在黨內公布。

名義上,當時的機構是控制在三個人的手中:謝諾維夫、卡孟納夫和斯大林;但實際上,大權是操縱在斯大林一人手中。從這個時候開始,斯大林的權力,一帆風順,有增無已,從未受過任何阻礙。決定不使黨知道這一檔,是出於斯大林的授意,不顧克魯普斯卡姬的反對而做的。一九二五年,馬卡思﹒伊斯特曼在《列寧死後》一文中描寫當時的情形說:

“第二次大會舉行時(一九二四年五月),斯大林和謝諾維夫所組織的機構,已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可以置列寧的最後願望和遺囑於不理了。党的中央委員會不願列寧的妻子所提公開宣讀遺囑的要求,以大約三十對十票的比數,決定不向全黨宣讀。於是這份文件就在顧全“老布爾什維克”三執政(斯大林,謝諾維夫和卡孟納夫)所行“列寧主義”的利益下被扣發了,而這個檔卻代表著列寧所說的話中,最鄭重而又經過最審慎考慮的一次。”伊斯特曼接著說:“他們當下決定,這個遺囑可以在私下向各代表們宣讀和解釋,也就是說,只限于官僚圈內---但是決不能按照列寧所指示的,把這一檔交給黨公開討論。”

托洛茨基是在各省幹部會議中獲悉這個遺囑的,當伊斯特曼把它公開後,托氏為了息事寧人,不太跟反對派過不去,雖很丟臉地也對這檔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在表示懷疑時卻使人暗地知道確有這個檔存在。後來他在一本題為《被扣發了的列寧遺囑》的小冊子(一九三五年出版)中,揭露了當時共黨限制聆聽宣讀遺囑人數的方法。

“這項建議案是由共產黨的一個走狗提出的,未提出前,已獲得各省幹部的默契。內容規定列寧的遺囑應在秘密會議中,向各代表團分別宣讀;宣讀時,任何人不得筆錄;在全體大會中,任何人都不得提及這遺囑。列寧的妻子用她特具的溫文但堅持的口吻,反對這個議案,她認為這完全違反了列寧的遺志,誰也不能否認列寧有權讓全黨知道他最後的指示。但是各省代表懾于黨紀的制裁,仍然堅持原議,這個決議案就這樣由絕大數票表決通過了。”

列寧的希望之一,是想憑著這個遺囑來減輕黨內權力的衝突;但是結果衝突反而加深了。檔宣讀時坐在托洛茨基身旁的拉達克(當時的中央委員)曾告訴托洛茨基:“現在他們不敢反對你了。”托洛茨基說,他當時的回答是:“正相反,他們會迫得照老樣兒幹到底,並將用最快的速度去幹。”這句答話不是當時情形最充分認識的人是說不出的。因為事實上,斯大林已經完全掌握了全局;正如同托洛茨基心痛地承認的:“整個的機構已經在他的控制下了。”

托洛茨基還講到另一封列寧的信,寫信的日期比遺囑還要推後,是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由列寧口授的,可算是列寧生前最後的一個檔。在這份檔中,列寧與斯大林斷絕了“所有私人和同志的關係。”

一九二六年,謝諾維夫在和斯大林決裂一年後說:“一九二三年初,伊裡奇有一封私函給斯大林同志,宣布和斯大林斷絕關係。”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國際新聞通訊》中發表了一篇文章,承認列寧當年提議解除他的職務一節,是“完全確實的”。一九二九年,他又引用這一遺囑來打擊布哈林。到一九五0年,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又在否認這一遺囑的存在了。

那些願見列寧和斯大林拆夥的人,對於上述事實似乎已經覺得相當滿意了。因為這樣已可得出一個結論:列寧已經承認了斯大林是個篡位的人,列寧想把他打倒,但因病未果。這實在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即令事實全貌確如此,也只能部分地為列寧“洗脫”罪愆;因為在政治上,由於列寧一向瘋狂主張專政統治,他已替斯大林或是另一個和斯大林個性相似的人安排了一條走向專政的道路。倘若我們更進一步檢討來龍去脈,就可以得到一個十分不同的結論。

沒有一個人比托洛茨基更熱衷於想把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從歷史的關係上分別開來。對於列寧主義,他是很尊敬的;對於斯大林主義,他是痛恨的。然而在他所寫的斯大林傳中,卻有這樣一段引人注意且有意義的話:

“我不久就看出,列寧是在‘提拔’斯大林。他欣賞斯大林的沉毅、堅強和不妥協的個性;並且對斯大林的譏詐也有幾分賞識,認為這些都是在鬥爭中所必不可少的性能。”

托洛茨基又說:

“我記得內戰時期,我問過一位和斯大林同在南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的中央委員西裡布雅科夫:為了節省人力,他可否不要斯大林而自行處理一切。西裡布雅科夫回答說:“不可以,因為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樣會強施壓力。這,我是不在行的。”托洛茨基評道:“斯大林知道如何‘強施壓力’,這就是列寧十分欣賞他的地方。”

托洛茨基的左右為難可想而知;列寧既欣賞斯大林,再加上其他類似的情形,他該用什麼方法去打斷列寧和斯大林兩人之間的關係呢?他拼命強調斯大林在列寧眼中缺乏較優美的品質。托氏說:“列寧並不期望斯大林有什麼獨立的主張,有什麼政治上的主動力,或者具有創造性的想像力。”這種說法根本沒有抓到整個問題的要點。列寧個人看中斯大林與否沒有關係,列寧所以欣賞斯大林“強施壓力”的本領,主要是因為列寧所建立的政體必須有像斯大林同樣殘暴品質的人來處理這一政權的殘暴工作。(關於托洛茨基所說的“強施壓力”一語實嫌空洞,因為沒有詳論斯大林強施壓力的方法,他所以不說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

邵瓦倫在他所著《斯大林傳》中,有很中肯的話:

“托洛茨基認為,列寧回到俄國以前只偶爾會見過幾次斯大林。等到後來見到斯大林實際工作的情形時,列寧就對他有了一個不好的印象。托氏這種假定是沒有根據的,時間上前後不符。事實上,列寧所敬仰的不是斯大林的頭腦,而是斯大林的拳頭。列寧改變他對這位“了不起的喬治亞人”的印象,是好多年以後的事。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受業列寧之門;都不主張對非共產黨員和國內一般群眾談民生。在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信條上,民主制度充其量只可用於黨的組織以內,斯大林繼續幹著他那套列寧極為重視的制壓活動,一有機會,就擴大他和共党高級重要幹部用來打擊所有布爾什維克黨“敵人”的那些鎮壓手法。但是,就在這時,許多布爾什維克黨人也突然興起兔死狐悲之感,因為他們自己也將成為斯大林一次鎮壓的對象,這發展雖可怕,卻極自然,這些布爾什維克黨人從過去暴君政治的研究中,應該早料到會有這一天的。列寧死前在遺囑中對國家前途表示的焦慮,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看,才覺其重要性;也唯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方能藉著這份最具權威檔的幫助,明瞭一九二三年前後幼年時代蘇聯的本質。不過就我們所知,列寧生時還沒有得到這種進一步的教訓,因為他若明白,就無異於否定他自己,否定他的政治理論和他實施的一切。這種更進一層的教訓,並不是指共產黨的革命在政變六年後已經腐化墮落了。那些被列寧惡狠狠地稱為“反革命份子”並受盡欺壓的民主反對派的人士,都認為俄國革命所得的教訓六年來並沒有變。這教訓是:專政和恐怖手段,無論高呼什麼崇高的理想去吹捧它,只能製造更兇狠的專政和恐怖;並且立刻會在獨裁集團內部造成最到家的專政和恐怖。這便是共產黨俄國大革命所給於若干人最清楚的全部教訓,這些人過去既不少,現在也很多,他們必須切切實實記取這個慘痛的教訓。    

 

(黃花崗雜誌打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