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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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戰爭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份

“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第四章

 

(連載之四)

   

尼古拉斯˙沃思 著           李      譯

 

 

  俄國內戰通常是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紅軍和保皇派白軍之間的衝突而加以論述,但事實上在軍事對抗戰線後方發生的諸般事件,卻具有高得多的重要意義。這是內戰的後方戰線,其高於一切的特徵是由各方施行的形形色色鎮壓(紅方的鎮壓要更加全面和系統得多):針對反對黨或反對團體的激進政治家,針對因任何不滿而罷工的工人,針對其部隊或徵兵過程中的逃逸者,或者只是針對剛好屬於「嫌疑」或「敵對」社會階層的公民;這些公民的罪行往往只是居住在陷落敵手的城鎮。內戰之後方戰線上的鬥爭包括由數以百萬計的農民、造反者及逃兵採取的各種抵抗行動,其中包括紅白兩軍都稱為綠軍的群體,後者在前兩者中一方或另一方的挺進與後撤中時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舉例來說,一九一九年在伏爾加河中游流域和烏克蘭發生的多起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讓高爾察克上將和鄧尼金將軍得以突破布爾什維克的防線並進軍數百公里。與此相似,幾個月後,因對重新確立地主的古老權力而感到憤怒,西伯利亞農民的暴動,促成了高爾察克的白軍面對不斷進逼的紅軍而後退。

  儘管白軍和紅軍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只持續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自一九九八年底到一九二零年初,通常所稱之內戰的大部分內容,實際上是一場骯髒的戰爭;即所有不同的當權者,不分紅白與文武,都企圖要在經常是數度易手的佔領區剷除全部真正或潛在的對手。在布爾什維克黨控制的地區,則是針對「貴族」、資產階級、社會不良份子的「階級鬥爭」,對反對黨派的所有非布爾什維克黨激進份子的抓捕,以及對工人罷工、紅軍中不可靠部隊譁變、農民造反的鎮壓。在白軍控制的地區,鎮壓的對象則是涉嫌同情「猶太布爾什維克黨」的任何人。

  實施恐怖的絕非布爾什維克黨一家。當時亦有白色恐怖,其最慘烈的時期乃是鄧尼金所部西蒙‧彼特留拉的分遣隊,於一九一九年夏秋兩季在烏克蘭掀起的集體屠殺恐怖浪潮。是次白色恐怖的受害人數超過十五萬。然而正如大多數研究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學家所指出,這兩種類型的恐怖不可相提並論。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政策更系統,更有組織,並且目標直指多個社會階層的全體成員。此外,甚至在內戰爆發前,紅色恐怖就已經得到籌劃和實施。白色恐怖則從未如此地系統化,並且幾乎總是一些失控分遣隊的作為;其採取的行動並未得到軍事當局的正式授權,後者則是在徒勞地企圖如同政府一般地行事。如果除去鄧尼金本人也曾譴責的集體屠殺不算,則白色恐怖最經常是由警察作為某種軍事反諜報力量而採取的一系列報復行動。契卡和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作為結構明確且力量強大的鎮壓工具,不僅完全屬於不同的數量級,並且得到了布爾什維克政權最高層的支持。

  如同在所有內戰中一樣,想要得到交戰雙方所採用之各種形式恐怖手段的完整圖像殊為不易。布爾什維克恐怖,以及其清楚的施行方法、其專一性、其精心選取的目標,可以輕易地證明是先於內戰施行;後者直到一九一八年夏末才發展成為全面的衝突。下面的清單按照時間順序,指明了該政權自其初期的幾個月起,所採用之不同類型恐怖及其不同目標的演變:

 

 

  最著名的鎮壓是那些涉及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各黨派之政治激進人士的案子。這些反對黨派的主要領導人做出了數不清的陳述。這些人經常遭到監禁和放逐,但通常沒有生命危險。而工人和農民積極份子則往往在契卡的懲罰行動中不經審判地被槍決或屠殺。

  最早的恐怖行動之一是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針對莫斯科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攻擊,數十名無政府主義者遭到立即處死。在隨後的一些年裡,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更加強化,儘管其中一些人已經投靠布爾什維克黨,甚至成為契卡高官,例如亞歷山大‧戈爾德貝格、米哈伊爾‧布雷納、季莫費‧薩姆索諾夫。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所面臨的兩難境地,在於他們同時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新專制和舊政權的復辟;這可由著名農民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內斯托爾‧馬克諾的一百八十度轉彎而作為例證。馬克諾一度曾在紅白兩軍的爭鬥中站在紅軍一邊,但在白軍的威脅消除後又轉而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在鎮壓馬克諾及其黨羽之農民武裝的過程中,數以千計籍籍無名的激進無政府主義者被作為匪徒處死。至少按照流亡到柏林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於一九二二年提供的數字,看起來這些農民構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受害人中的絕大多數。這些不完整的數字,記載了一百三十八位激進無政府主義者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被處死,二百八十一位被放逐;並且截至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1,仍有六百零八位在坐牢。

  直至一九一八年夏季仍與布爾什維克黨結盟的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直至一九一九年二月都受到相對寬鬆的待遇。遲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其最著名的領袖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還主持召開了得到布爾什維克黨容許的黨代會。然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在她譴責了契卡每日進行的恐怖活動後,她與其他二百一十位激進份子遭到逮捕並被革命法庭宣判「因其歇斯底里的狀態而拘禁於療養院」。這項行動似乎是蘇維埃政權把政治反對派關押於精神病院的第一例。斯皮里多諾娃此後設法脫逃,並且繼續秘密領導其時已被蘇維埃政府禁止的左翼社會革命黨。根據契卡的資料,五十八個左翼社會革命黨組織於一九一九年遭到解散,另有四十五個於一九二零年解散。在這兩年裡,遵照捷爾任斯基的指示,1875位激進份子被作為人質關押。他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宣稱:「從今往後,契卡將不再區別對待克拉斯諾夫派的白衛軍和社會黨派的白衛軍。逮捕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將作為人質,其命運取決於他們所屬黨派日後的表現。」2

  對於布爾維什克黨來說,右翼社會革命黨一直是最危險的政治對手。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舉行的自由民主選舉中獲得的壓倒性多數,沒有人能夠遺忘。在社會革命黨人佔明顯多數的立憲會議被解散後,他們繼續參與了各級蘇維埃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運作,直至一九一八年六月與孟什維克黨人一起遭到開除。此後一些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黨人和憲政民主黨人,在薩馬拉和鄂木斯克建立了臨時且短命的政府;這些政府很快就被白軍的高爾察克海軍上將推翻。夾在布爾什維克黨和白軍之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確定意圖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一致政策組合時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布爾什維克黨人本來就是些極為能幹的政治家。他們利用平息、滲透、乃至公然鎮壓等手段,阻止溫和派社會黨人的反對。

  在許可社會革命黨報紙「人民事業報」自三月二十日至三十日重新發行之後(當時高爾察克上將的進攻正在其鼎盛時期),契卡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盡其全力搜捕了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而當時對於參加這兩個黨派並無任何法律限制。超過一千九百名激進份子於莫斯科、圖拉、斯摩棱斯克、沃羅涅什、奔薩、薩馬拉及科斯特羅馬被捕。3沒有人知道,在鎮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組織的罷工和農民暴動中,有多少人被就地處決。關於這方面的統計數字非常有限,況且即使知道特定事件的大約受害人數,我們對於這些殺戮中政治活動人士所佔的比例也一無所知。

  列寧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再次痛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指責他們是「白軍、地主及資本家的同謀與走卒」;隨之而來的是第二波的逮捕。根據契卡的紀錄,在一九一九年的最後四個月內有2380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被捕。4 於一九二零年五月二十三日為歡迎英國工人的一個訪問代表團而由排印工會舉行的會議之後,對社會活動家的鎮壓進一步加劇。在該次會議上,經過化妝且使用假名的社會革命黨領袖維克托‧車爾諾夫(該人曾在立憲會議存在的唯一一天中任其主席且為了躲避秘密警察已在隱藏中),公開嘲笑了契卡和政府。車爾諾夫的全家被作為人質而逮捕,並且當時依然自由的所有社會革命黨領袖都被投入監獄。5 一九二零年夏季,超過兩千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活躍份子被登記、逮捕及扣押為人質。契卡之一份日期為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的內部備忘錄,用出乎尋常的刻薄,列出了對付反對派社會黨人的計畫綱要:

 

  僅僅取締這些黨派,只會逼迫他們轉入地下,因此更難加以掌控。與其這樣,不如給他們某種半合法的地位。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把他們攥在手裡,並且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拔除我們需要的搗亂份子、叛徒或告密者…就這些反蘇維埃黨派而言,我們必須利用當前的戰爭形勢,把罪行歸咎到其成員身上,例如「反革命活動」、「叛國」、「在後方的非法行動」、「為國際干預勢力充當間諜」等等。6

 

  在所有的鎮壓事件中,新政權最刻意遮掩的是對工人施加的暴力。布爾什維克黨本身是以工人的名義奪取政權的。自一九一八年起,鎮壓活動在之後兩年裡不斷升級,並於一九二一年由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著名事件達到高潮。自一九一八年初起,彼得格勒的工人就已經表現出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挑戰。一九一八年七月二日的總罷工失敗後,在布爾什維克黨逮捕了包括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在內的眾多社會革命黨領袖後,這個前首都的工人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再次鬧事。斯皮里多諾娃此前剛剛完成對彼得格勒多家工廠的一次難忘的走訪,在這些工廠她受到了人們熱烈的擁戴。由於糧食的危急短缺,當時的情況已經是極度脆弱;這些逮捕導致了罷工和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三月十日,普提洛夫工廠工人全體會議在有一萬多名成員參加的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鄭重譴責布爾什維克的行為:「這個政府只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獨裁統治,是靠契卡和革命法庭維持的。」7

  該聲明要求把權力交給各級蘇維埃,舉行各級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的自由選舉,取消工人能夠從鄉下帶回城裡之糧食的定量(大約50斤),釋放「真正革命黨派」的政治犯,並且最重要的是釋放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為了試圖制止這項似乎在日益加強的運動,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親臨彼得格勒。然而當他想要向工廠中罷工的工人發表演講時,他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在「打倒猶太人和人民委員」的叫喊聲中被趕下講臺。8 根基牢固的大眾反猶太主義情緒從來就掩藏不深,此時更是很快就把布爾什維克黨人和猶太人畫上等號;於是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失去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獲得的大部分可信性。在大眾看來,既然一些最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黨領袖(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阿列克謝‧李可夫、卡爾‧拉狄克)是猶太人,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把「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黨人」合二為一。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契卡分遣隊攻擊了由武裝工人守衛的普提洛夫工廠。大約九百名工人遭到逮捕。在隨後的幾天內,超過兩百名罷工者在距離彼的葛樂大約五十六公里的施呂瑟爾堡要塞裡未經審判而被處決。一項新的就業做法於是實施:所有罷工者都被解雇,並且只有在簽署聲明宣稱他們是受到反革命領導人欺騙且被「唆使犯罪」後才被重新雇用。9 在此之後,所有工人都受到嚴密監視。一九一九年春天以後,在一些工人階級中心,一個秘密的契卡部門建立了密探和線人網;這些人經常對有關工廠的「思想狀況」提交報告。工人階級顯然被視為是危險的。

  一九一九年春的標誌,就是在俄國一些大工業階級中心的無數罷工,這包括圖拉、索莫弗、奧廖爾、布良斯克、特維爾、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阿斯特拉罕。10 這些罷工遭到了野蠻的鎮壓。各地工人的訴怨幾乎完全相同。工人們微薄的工資僅能勉強支付每日半斤麵包之定量卡的價格,因此食不果腹。罷工者首先要求的是享受與紅軍士兵相同的定量。然而更為緊迫的卻全部是政治要求:消除共產黨人的特權、釋放政治犯、各級蘇維埃與工廠委員會的自由選舉、結束紅軍的徵兵、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

  在布爾什維克當權者眼裡,這些運動的更大危險,在於其往往能夠成功地號召所在城鎮的駐軍。在奧廖爾、布良斯克、戈梅利及阿斯特拉罕,譁變士兵與罷工工人一起高喊著「消滅猶太人!打倒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佔領和劫掠所在城市的部分地區;這些地區於是必須由契卡分遣隊和效忠政權的軍隊經過數日的戰鬥方能重新奪回。11 些罷工與譁變的鎮壓措施,從對整座工廠的全面清空上鎖和沒收定量卡(飢餓的威脅是布爾什維克黨最管用的武器之一),到數以百計地處死罷工者和叛亂士兵。

  最為重大的鎮壓行動包括一九一九年三月和四月在圖拉與阿斯特拉罕發生的事情。為了制止軍火工廠工人的罷工,捷爾任斯基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三日來到俄國軍隊的歷史重鎮圖拉。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冬季裡,這些工廠已經發生了多起罷工和工業行動;並且它們對於紅軍的存亡至關重要,因為超過80%的俄國造步槍由此生產。在那裡的技術工人當中,政治活躍份子大多數都是孟什維克黨員和社會革命黨員。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旬對數百名社會黨活躍份子的逮捕挑起了又一波的抗議,其高潮是三月二十七日規模宏大的「要自由反飢餓遊行」。數千名產業工人和鐵路工人參加了這次遊行。四月四日,捷爾任斯基又命人逮捕了另外八百位「領導人」,並且用武力清空數星期來由罷工者佔據的一些工廠。所有工人都遭到解雇。他們的抵抗被飢餓征服,因為數星期來他們的定量卡都已做廢。為了更換新卡,從而有權購買半斤麵包和在總封廠後重新工作,工人們必須簽署工作申請表,其中特別聲明今後的任何停工都將被視為開小差,並且可能因此被判處極刑。生產於四月十日恢復。就在前一夜,二十四名「領導人」被處死。12

  伏爾加河口附近的阿斯特拉罕鎮,在一九一九年春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因為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阻止西北方高爾察克海軍上將的部隊與西南方鄧尼金軍將軍的部隊會合的最後據點。這種情況本身或許就可以解釋該鎮的工人罷工於三月裡遭到的異乎尋常鎮壓暴力。該罷工的開始同時有經濟原因(菲薄的定量)和政治原因(對社會黨活動份子的逮捕),並在三月十日當第四十五步兵團拒絕向城裡遊行的工人開槍後而愈演愈烈。士兵們與罷工者糾集在一起,衝擊了布爾什維克黨部並打死了若干工作人員。該地區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謝爾蓋‧基洛夫立即下令:「不惜一切手段無情地消滅這些白衛隊臭蟲」。依然效忠當局的軍隊和契卡封鎖了通往該鎮的所有路口,然後循序漸進地將其奪回。當所有監獄都裝滿後,士兵們和罷工者被押上駁船,然後幾百個幾百個地把石頭掛在脖子上後丟入伏爾加河。從三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兩千到四千名罷工者遭到槍決或溺斃。三月十五日之後,鎮壓則集中於該鎮的資產階級;藉口為他們是這個「白衛隊陰謀」的幕後策劃者,而工人和士兵則僅僅是砲灰。在兩天的時間裡,所有商人的住宅都一一遭到劫掠,房主則被逮捕和槍決。阿斯特拉罕屠殺的資產階級受害人數目估計在六百至一千之間。在一個星期裡,三千到五千人被槍決或溺斃。與之對比,於三月十八日(即當局所刻意指明的巴黎公社紀念日)得到隆重下葬的共產黨人數只有四十七個。許久以來,阿斯特拉罕屠殺都只是視為紅白兩軍交戰中的一個小插曲。但是由於有最近公開的檔案資料,其真實規模終於大白於天下。13 這些文件揭示,此為在喀琅施塔得的那些事件之前,布爾什維克黨對工人的最大一次屠殺。

  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零年初,在對超過兩千個企業施行軍事化後,布爾什維克黨與工人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托洛茨基作為工作場所軍事化的首要設計師,在一九二零年三月舉行的第九屆黨代會上就此問題闡述了他的看法。托洛茨基解釋說:人性天生懶惰。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為了生存而被迫尋求工作。資本主義市場起到了對人的刺激作用,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對工作資源的利用取代了市場。」因此國家有責任指導、分配和安置工人。後者需要服從國家,就像軍隊裡的士兵服從命令一樣,因為國家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工作。這就是工作場所軍事化的依據。此舉遭到少數工會活動家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強烈批評。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取締罷工,後者將與戰時的臨陣脫逃相提並論;增加雇主的懲處權力;把所有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置於完全從屬的地位,其角色自此僅為支持生產者的政策;對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的禁止;以及對缺勤和遲到的懲罰(這兩種現象都極為普遍,因為工人們經常外出尋找食糧)。

  由軍事化帶來的工作場所全面不滿情緒,又因日常生活的艱辛而變本加厲。正如契卡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所指出:

 

  近日來糧食危機在繼續惡化,工人群眾處於飢饉狀態。他們不再有繼續工作所必要的體力,並且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飢寒交迫而缺勤。在莫斯科的許多冶金企業中,工人們已經走投無路,隨時準備採取任何必要的手段——罷工、暴動、起義,直至這些問題能得到某種即刻的解決。14

 

  一九二零年初,彼得格勒工人每月的工資為七千到一萬兩千盧布。在自由市場上買一斤奶油要五千盧布,一斤肉要三千盧布,半升牛奶要五百盧布。每位工人也可以依照其所屬的類別享受一定數目的產品。一九一九年底在彼得格勒,重工業的工人可以享受每天半斤麵包,每月一斤糖、半斤油脂、以及四斤酸鯡魚。

  在理論上,公民們分成五類「胃口」,從重工業工人和紅軍士兵到「長坐者」——一個包括所有知識份子在內的特別惡毒分類——並且有相應的定量。由於「長坐者」——知識份子和貴族——排在最後領取,他們時常空手而歸,因為往往已經剩不下任何東西。「工人」又分為多個類別,從而優惠對當局的生存至關重要的行業。一九一九年底到二零年初的冬季,在彼得格勒有三十三類定量卡,每張卡的有效期都不超過一個月。在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集中糧食分配系統中,糧食成為獎勵或懲罰不同類別公民的重要武器。列寧於一九二零年二月一日寫給托洛茨基的信中說到:「應該削減任何不在運輸業工作之人的麵包定量;並且因為該行業現在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其工人的定量應該提高。如果不能避免的話,那就死幾千人吧,但必須挽救國家。」15

  在此政策實施後,所有與鄉村有瓜葛的人——這意味著為數眾多的人——都會想方設法盡可能經常地回到鄉下去弄回一些食糧。

  設計為在工廠「恢復秩序」的軍事化措施適得其反,導致了數不清的停工、罷工和暴動;所有這些舉動都遭到無情的鎮壓。一九二零廿二月十二日的《真理報》宣稱:「罷工者們不過是一些有害的黃色寄生蟲,最好都送到集中營!」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保留的記錄,在一九二零年上半年裡,俄國77%的大中型企業都受到罷工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受影響最大的領域——冶金、採礦、運輸——也是軍事化程度最高的行業。契卡的秘密部門向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提交的報告,就針對抵抗軍事化過程之工廠和工人所採取的鎮壓措施,照上雖然刺目卻也頗具揭示力的光線。這些人一旦被逮捕,通常被革命法庭判處為犯有「破壞」和「臨陣脫逃罪」。僅舉在辛比爾斯克(前稱烏里揚諾夫斯克)的一例:十二名兵工廠工人於一九二零年四月被發配集中營,因為他們「通過用義大利方式罷工、散佈反蘇維埃宣傳、利用大眾的宗教迷信和薄弱政治覺悟、以及散佈關於蘇維埃工資政策的錯誤信息,進行了破壞活動。」16 解讀這些政治叫喊,實際上很可能發生的是,這些被指控的人不過是未經許可休息、抗議在星期六工作、批評了共產黨人、抱怨了他們自己菲薄的工資。

  黨的最高領導人,包括列寧在內,都號召要對罷工者殺一儆百。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於擔心有關烏拉爾地區工人的緊張形勢,列寧打電報給第五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P告知我鐵路工人顯然參與了破壞活動…據說伊熱夫斯克的工人也捲入其中。我感到驚訝的是你竟然對此事這般掉以輕心,沒有立即處決大量犯有破壞罪的罷工者。」17 一九二零年的眾多罷工都始於軍事化的直接結果:一九二零年三月在葉卡特琳堡,八十名工人被逮捕和發配集中營;一九二零年四月在梁贊-烏拉爾鐵路,一百名鐵路工人受到同樣的懲罰;一九二零年五月在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一百六十名工人遭遇相同的命運;此外還有一九二零年六月在布良斯克一家冶金工廠的一百五十二名工人。許多其他抗議軍事化的罷工也被以類似的野蠻方式鎮壓。18

  最值得一提的罷工之一發生於圖拉的兵工廠;這裡是抗議布爾什維克當局的一個關鍵中心,已經因在一九一九年四月的行動遭受嚴厲的懲罰。一九二零年六月六日星期日,一群冶金工人拒絕按照上司的要求加班工作。女工們於是拒絕在該星期日和往後的星期日工作,解釋說星期日是她們唯一能夠去四周鄉下尋找糧食的日子。在工廠領導人的召喚下,契卡的一支大型分遣隊前來逮捕罷工工人。該地於是實行戒嚴,由黨代表和契卡代表組成的一個三人小組,奉命譴責「波蘭間諜和黑色百人團削弱紅軍戰斗力的反革命陰謀。」

  隨著罷工的蔓延和「領導人」被捕數目的成倍增長,一個新的動向改變了通常的發展規律;先是幾百名女工和家庭主婦,然後發展到數千人,紛紛向契卡自首,要求也被逮捕。這項運動繼續擴大,所有人都要求被逮捕,以致於波蘭陰謀之說就變得甚至更為可笑。在四天裡,超過一萬人被拘留在由契卡把守的一個巨大露天廣場中。由於人數眾多而暫時無法應對,以及不確定該如何向莫斯科報告此事,當地黨組織和契卡最終使得中央當局相信確實有一個巨大陰謀在蘊釀中。一個消滅圖拉陰謀委員會於是審訊了數千名人犯,以期找到幾個有罪的圖謀者。為了獲釋、重新就業、以及領取新定量本,所有被捕工人都必須簽署下列的聲明:「在下簽名的本人是一條骯髒的犯罪走狗,在革命法庭和紅軍面前悔悟,招認本人的罪行,並且承諾在未來要努力工作。」

與其他抗議罷工事件相比,對一九二零年夏天圖拉衝突的處理比較寬大:只有二十八人發配集中營,兩百人被放逐。19 在當時,具有高度技能的勞工相對稀缺,而布爾什維克黨又無法不依靠國內最好的兵器工人。就像食物一樣,恐怖也必需考慮到所觸及領域的重要性和當局的更高利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