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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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學給我們的啟示

黃鶴昇

 

我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心靈有一個極大的震撼:就是覺得康德的哲學,不是為他那代人而寫的,而是為我們這一代人而寫的。并且覺得,他是為我們這一代中馬列唯物辯證法毒素很深的中國人而專門作解答的哲學家。

“物質決定意識”,我們對馬克思這個唯物論哲學是多么堅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開章也說過,一般來說,人類的知識,是經驗後得出來的,沒有經驗,就談不上什么知識。而經驗的來源是什么?不就是客體給予我們主體的東西嗎?沒有客體進入我們的腦中,就無知識可談。這也是唯物論者堅定物質意識的論調。可是,康德把話語一轉,他說并不是一切知識都是驗後的知識,他要說的知識,是驗前的知識。康德這個說法,打破了我們慣常的兩分法思維模式。康德稱他的哲學為哥白尼式的反轉(革命)。很多人簡單地將康德歸為唯心主義者,說康德不就是說出我們人類有一個天生會思維的腦袋而已。實際上,如果我們深入到康德的哲學,就會發現,康德已了解到人認識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這就奠定了我們的知識如何可能的理論基礎。在康德的先驗論還沒有出來之前,人們要么懷疑我們的知識是否是真的,要么獨斷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康德給我們的認識論來個突破,是一個偉大的哲學洞見。我們拿當今常用的電腦來說康德這個認識論,你就覺得康德是多么偉大了:我們每一個人生,就如打開的一臺電腦,我們的知識,都是由客體輸入到我們頭腦中的東西。這樣,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就爭論不休了:是物質(康德稱為“現象”)決定意識,還是意識決定物質?這個爭論就如同“輸入的東西決定電腦呢還是電腦決定輸入的東西”?這時,康德的先驗論就站出來說,你們不要再爭論了。在現象還沒有輸入到我們的腦袋之前,我們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腦袋有什么東西呢?就是說,當我們沒有向電腦輸入東西之前,我們要研究電腦有什么東西?我們一般會認為,我們沒有向電腦輸入東西,當然電腦什么都沒有反應,也就想當然電腦什么都沒有。康德的厲害就厲害在這里,他在沒有知識里面看到有知識。他說還有一種知識是驗前的,這就等于說,電腦沒有打開輸入東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學,說的就是人腦思維的程式。在我們還沒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腦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稱康德為電腦發明的鼻祖。他的先驗論,說的是我們的知識如何可能,也就是電腦如何可能的理論基礎。原來,我們人能夠認識這樣那樣的事物,是我們人的頭腦有一個認識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說“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這話是很有哲學意義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認識背后那個形式了。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知為什么,撿起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彈起“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的論調來,我們生活在現代的許多中國人,也懵然不知,還在作辯證法的兩分法,非此即彼甚囂塵上,使得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平面上,“寧左勿右”政治劃線就是兩分法的惡果。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一書的一段注腳里說,“有人曾對我的純粹哲學的劃分幾乎總是得出三分法的結果感到困惑。但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個劃分要先天地進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這時它總是兩分的(任何一個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綜合的。而如果它在這種情況下要從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數學中那樣從概念相應的先天直觀中)引出來,那么這一劃分就必須按照一般綜合統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這就是:1、條件,2、一個條件者,3、從有條件者和它的條件的結合中產生的那個概念。”(康德:《判斷力批判》33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學為什么總是三分法而不是兩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現象和意識之間,還有一個先驗邏輯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說,我們不能只看到是現象決定意識,還是意識決定現象,它們的後面還有一個先驗邏輯形式在起作用。這對我們信奉黑格爾辯證法的中國人來說,不是當頭一捧嗎?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先驗邏輯論”一章就對辯證法作出嚴厲的批判。他說,“古人在使用”辦證術“這個名詞作為一種科學或技術的名稱時,不論其意義怎樣各有不同,我們從他們實際使用這名詞的用意來看,可以斷言,就他們來說辦證術始終不過是幻相的邏輯而已。這是一種詭辯的技術,使無知和詭辯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邏輯所規定的、按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徹底性,以及用邏輯的“辯論常識”來掩蓋其主張的空洞性。

“現在我們可以注意下一點作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邏輯看作一種工具,它就總是一種幻相的邏輯,即辦證術的邏輯,因為邏輯所教人的并沒有任何關于知識的內容,而是只規定知識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條件。而這些條件卻不能告訴我們任何關于所談的對象的東西。那么,想要用這種邏輯作為一種推廣和擴大我們的知識的工具就勢必以空談為其結局——在這種空談中,我們可以用某種貌似有理的話來堅持任何可能的主張,或者如果我們愿意的話,又來抨擊任何可能的主張。”(《純粹理性批判》99頁,韋卓民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共執政一甲子的亂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邏輯的辦證術在中國橫行霸道的結果嗎?他要說劉少奇、林彪、趙紫陽反黨,證據確切,要為劉少奇平反,也可說振振有詞;他要說黨如何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出來,黨的功勞大大的,他也可以羅列出一大堆事實來。翻云覆雨,指鹿為馬,沒有那個主張不是不正確的。正如人們調侃說的“領導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黨的領導沒有不正確的”。辯證法治國,國將不國!這就是康德指出的“辦證術”悖論。

康德的哲學,不僅為人類的知識奠定可靠的理論基礎,而且還指出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實際上,歐洲當今講所謂的“寬容”文化,康德的貢獻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就指出人在獲得許多具體的知性概念以後,并沒有結束他的求知欲望,純粹理性會要求給出一個絕對的理念。康德稱之為“無條件者”。就是說,人要有一個絕對的理念來統攝所有具體的知性概念。有神論者,無神論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論來證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說有神論者可以證明上帝的存在,無神論者也可以證明沒有上帝。兩者血戰到最后還是分辨不出勝負,原因是理性這個總概念、理念都是由邏輯的三段論推導出來的。它是個假設的命題,用理性去推理證明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由此我們就會明白,中國大陸很多唯物論者,覺得信上帝很可笑,可是他們不想一想,說世界是物質的也同樣是可笑的。如果我們追問下去,“物質是什么?它又是哪里來的?”我們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說“所以在純粹理性的領域內,假設只容許用作爭斗的武器,而且只能為了捍衛一種權利來使用,而不是為了建立這種權利。但是我們總得要在我們自己里面尋找敵方。因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驗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辦證的;我們所懼怕的反對意見也就在我們自己里面。我們必須把它們尋找出來,正如我們在權利的訴訟中所做的那樣,因為關于權利的種種要求,雖然它們是陳舊的,但絕不會喪失其時效,所以我們必須將它們尋找出來,以便使它們宣告作廢,這樣才可以建立一種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須清除處在人類理性本性深處的那些騷擾的根苗。但是我們怎能除去這種根苗呢?除了給它以自由,給它以滋養,好讓它發育長大,而顯現在我們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毀滅以外,此外別無他法。所以我們必須想出一些任何論敵所絕未想到的反對意見,實則將我們的武器供給他,并且讓他有盡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這一切上面,我們絕不懼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們可以因此而獲得以后再沒有爭論的產業。”(《純粹理性批判》652頁。韋卓民譯,華中師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歐洲講民主、寬容,是有其文化理論根據的。你不要以為你的信仰就絕對是真,別人的就絕對是假。如果我們能認識到康德這個純粹理性的二律悖論,我們就能寬容地看待一切爭論了,非此即彼的絕對是不可靠的。而且我們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獨斷主義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得別人的意見和非議,就是那個理性觀念在作怪,他把那個觀念作為絕對是真的了。中國的憤青,其之所以如此嫉惡如仇,就是統治者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性理念植于這些憤青的腦袋之中,他們看到別人不同的意見或是別國制裁中國的背后都隱藏著巨大的陰謀,絕對是沒有好意的。這種人已失去孔子“反諸求己”的理性功能,這正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要害。假如世人更多地懂得康德這個純粹理性批判,就會變得寬容一些了。就不會像唐吉珂德戰風車一樣荒唐,為著那個假設的理念去浴血奮戰。我曾經寫過一篇批評黑格爾“絕對理性”的小品文,說黑氏不懂得哲學常識,并借叔本華的話說黑格爾是個“低能的哲學家”。有些讀者不以為然,把我與叔本華并列一起罵。其實,我們單就宇宙無限和物質無限可分(物自體不可知)來說,你如何求得絕對呢?人認識事物,靠的是因果律,而因果律是在時空的形式下進行的。而這個時間、空間也是無限的,你如何找到絕對?黑格爾的絕對,也只不過是康德所說的那個假設推理出來的理念。然而,黑格爾所說的,并不是康德所說的那個意思,他的“絕對”是可以求得的。他在他的《小邏輯》一書說有“客觀思維”、“客觀思想”,如此來為其“絕對”打保票。思維、思想都是主觀的,經黑格爾一辦證,它可以變為客觀的了。(他的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也就是“客觀思維、客觀思想”的注腳)叔本華可能有點妒忌心而對黑格爾進行攻擊,但他罵黑格爾為哲學騙子不是沒有道理的。黑格爾做的,已超出哲學常識了。最近我重讀黑格爾的《小邏輯》,我懷疑黑格爾根本就沒有讀懂康德。黑格爾是從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辦證,沒有康德的知性。他在他的《小邏輯》一書中打個比方說康德的認識論是在教人如何游泳的法則,而人無論如何熟悉那些法則,他不下水去游泳,永遠也學不會游泳。他的這番話,很大程度上曲解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康德是要打破懷疑論和獨斷論的枷鎖,而黑氏的絕對理性,其實就是要回歸獨斷論。絕對必然是獨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是師宗黑格爾的辯證法而來,其所謂的“辯證法”,比黑格爾的辯證法更詭辯:當他說“物質決定意識”時,把意識說是物質的屬性。而當他把物質與意識作辦證時(意識反作用于物質),意識與物質又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今天我們重讀康德,你就會覺得康德的偉大。他早于黑格爾就指出理性這個二律背反,而黑氏既重滔覆轍。當年德國人還很熱衷于黑格爾哲學,十多年後人們才覺醒,覺得叔本華說得不錯。如今我們中國人還熱衷于辯證法,辯證法充斥于各個領域。今天我們重溫200年前的康德哲學,你就會覺得,康德是個先知先覺者,他早就把辯證法的本質揭露出來了。后來的德國哲學家尼采、海德格都對辯證法很感冒。而我們中國人進入21世紀的今天,還在辯證法的魔匣子轉,這不是顯得很可悲嗎?

康德的哲學,說他是一場哲學革命并不為過。他的哲學,開啟了許多哲學新領域。康德說我們認識的是現象,不是“物自體”。這就開啟了后來的胡塞爾的“現象學”以及海德格、薩特等存在主義哲學。康德的“先驗論”,雖然不屬心理學的哲學范疇,但他既點出心理學研究許多先天性的東西。我認為,后來的弗洛伊德“潛意識”哲學,也走不出康德哲學的范疇。當今很多的科學研究方法,如“系統論”、“解構主義”等,也有康德哲學背景。康德哲學的成就,不僅僅是在哲學領域,他在自然科學、人類學、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貢獻。甚至在文學藝術領域也有很大的貢獻。德國詩人、藝術家席勒“美是現象中的自由”(見席勒1793年2月給克爾納《論美》的信:Schönheit ist 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 )的審美藝術觀,就是從康德的先驗判斷哲學發展出來的。

我對康德哲學的認識,一個最大的感嘆就是他對純粹理性的批判。他講認識論的那個形式(form)是很重要的,是那個形式決定著我們的思為。由此我聯想到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當今的中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弊端?為什么人欲橫流、道德墮落、腐敗歧生?這是因為那個制度架構——也就是康德所說的那個形式(form)所造成的,即形式決定著內容。中國的種種弊端,不正是這個制度所造成的嗎?很多有識之士早就看出這個問題: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必須改變這個制度。剛好德文的“改革”(erform)一詞就是改變形式,把原來的程式改良。而中國的所謂“改革”,是不改形式(獨裁專制制度不變),只改內容。可想而知,這個改革是沒有實質性變化的。因此,我們用康德的form(形式)來關照中共的改革,你就知道中共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絕對改不出什么民主政體來。

康德的哲學,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他自稱他已解答了人類的三大問題: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可以做什么?三、我能希望什么?第一個問題是關于認識論的。我們認識世界的權限有多少?康德都一一指出了,這對當今中國所謂的“科學發展觀”有一個提神醒腦的作用。中國對“科學”與“偽科學”爭論不休,就是他們看不清理性的權限。假如他們能認識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就知道科學能發展到什么程度?而對“偽科學”也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第二個是關于道德的問題。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就解答這個問題。二千多年前,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子就對道德作了很多論述,康德在理論上作了充實。“我可以做什么?”反過來說“我不可以做什么?”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與禽獸區別的道德問題。這對今天中國的道德重建是有驚醒的作用的;第三個是關于信仰問題。一個人沒有信仰,生命就倒懸,人生無著落。康德提出的“目的論”是很有意義的,尤其對當今無神論的中國非常重要。中國很多憤青,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當作一種信仰去生活,其所得出的行為是非常極端和不可言喻的,因為他的反思判斷力都以這個圖騰為目的。從而我們也可看出憤青們是多么可憐和可悲,他們信奉的那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很膚淺的,對他“我能希望什么?”的個人安身立命目的是不能產生穩固作用的。就是說,那個圖騰解決不了人生的終極問題。由此我們也看到極端主義的可怕:當他把某一東西作為信奉的對象,他的反思判斷就圍繞著這個目的思考了。我們看到中東那些自殺炸彈者不可理喻,他那么勇敢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堅信他是為他們的神奉獻的。文革時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這種堅信不移的思維定勢,就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所說的“反思判斷力”在作怪:反思判斷是調節性的,他會以他的目的性來調節他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結果當然是符合其目的性的。所謂“好的東西都是神所給予的,壞的東西都是屬于魔鬼的”就是反思判斷力調節性的結果。當他信仰某對象,把它當作目的性去思考,思維的見解就自動地(不知不覺地)調節為這個目的性服務。康德這個《判斷力批判》可說把人類的思維固執性揭示出來了。為什么那些信仰者信誓旦旦地認為他們的神是真神,是最靈驗的,就是他的反思判斷都為著這個神作目的論而下的判斷。而康德說“判斷力”是天生的,是不能用訓練教育出來的。而庸才常常是以實例進行判斷的,離開了實例,庸才就無所適從。從而我們就看到,大陸的蕓蕓眾生,很多人相信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中國就會大亂,就會亡國,就是共產黨提供給他們的都是沒有黨的領導,社會就亂的實例。而他們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實例,所以他們的思維就跟著共產黨設下的實例轉了。所以我們今天重讀康德,其給我們的啟示是相當深刻和有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