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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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的終結》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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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由它的追崇者們總結為三個理論部分;一個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另一個是馬克思的哲學理論,再另一個是他的科學即暴力共產主義理論。

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往往會脫離現實生活,但人是需要精神追求的,人生總要有一個明確的志向,以別於只貪圖現實享樂的物質主義者。

精神追求是正當的,但只能是自身的追求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欲強加於他人才是正當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精神追求是一方面,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是與他的精神追求並行的另一方面。亦即馬克思已將他的全部理想規定為人類整體的理想,不服從者就會被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這種精神追求不如說是精神規定。它在自然法中沒有合法的根據,因此是不正當的,或者毋寧說是非法的。

孟德斯鳩把法律稱頌為人類的理性,而我以為文化是民族的理性,思想則是個人的理性。

法律和文化把人規定在一條狹窄的通道中,一個是剛性的規定,一個是柔性的規定。因為人的性格千差萬別且相互衝突。儘管這樣,衝突仍然無處不在,主義就是其中之一。

主義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只是個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念,是這些人的思想或性格表現。馬克思主義超越法律之上,藐視文化的存在,將社會理性規定的人,強制在個人理念規定的沒有選擇餘地的軌道上。社會的功能於此之下完全失效了。因為法律和文化,包括屬於個人的思想都被馬克思主義取代了。這種沒有理性的社會,人性焉存?

在文化滅絕的土地上,是沒有民族的。而在一個思想滅絕的國家,對它的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巨大的籠子而已。

道理是如此淺顯,但我們仍然不得不耗費心力把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揭露出來,因為今天的中國大陸人在馬克思主義六十年的壓制和束縛下已經變得超乎想象的遲鈍。

畢竟,這種揭露過程並不令人愉快,因為馬克思理論作為知識實在算不上名號。但今天的中國人要想從它的惡臭中解脫出來,又不得不一片片撕開它,以便扔掉它,而它正被一幫民族敗類緊緊捂在我們民族的身上。

馬克思理論的重心就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個理論以其說是「政治」的,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的。我們把它稱為「意識形態經濟學」,想必會更恰當些。此書就側重討論他的這個理論部分。

 

政治經濟學從創立以來,一直遵循正治的原則。經濟關乎國家生死存亡,比兵事對國家的興亡與榮辱更重要。經濟研究首先是生產方式的研究,它決定財富的最佳獲取方式。在商品經濟確立以來,社會分配、商品交換和消費,以及資本所有權形式等,在經濟事務中更顯得尤為重要。它們決定國民以致民族的生存狀況,決定國家的繁榮、興旺或者衰亡。

總之,國家經濟的一切形式,不僅決定著國民的生活方式,也決定國民的身心健康,決定他們的性格和思想理念的形成。它遠比宗教、文化、藝術甚至它們的總和在這方面的影響或作用更顯著。

毫無疑問,國民生活在何種經濟狀況下,不僅決定他們是否有心情領略、感受大自然的存在,是否有用於思索的閒暇,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生活,而且對他們內心世界的形成也會產生及其重要的影響。貧困首先會毀壞人的身體健康,其次會使人的心靈受到拖累,直接和間接影響人的精神健康和思想觀念。

富裕的、無憂的物質生活對形成和培養人的良好品行是十分有利的。當然,它首先是國民身體健康的保證。

但我們同時也更要看到這樣一點,即國民生活在何種社會狀況下,比在何種經濟狀況下對他們的身心,或直白地說是國民性,以及他們的精神思想和性格形成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

宗教、文化、藝術等等,在社會中有時也很有影響力,但卻往往顯得很軟弱。在專制政治下就更是如此。儘管它們有的表現得很強烈,譬如宗教;有的表現得慣性極大,譬如文化。但在決定社會狀況的作用上,都經不住政治的輕微搖動-儘管政治往往來源於前者。

只要政治格局一形成,就像忤逆子成人一樣,文化和宗教都承受不住它的力量而最終要受它擺布。當然也包括經濟在內。

今天社會的貧民,哪怕一個僅靠低保度日的人,他的物質生活也比幾百年前的中等階層人士享受到的要好,但他的身心狀況,無論是體格還是精神狀況,卻未必比別人好。

社會和睦,人人平等和相互友愛基礎上等次有序的社會,能在多大程度上彌補物質不足造成的影響,是難以估度的。但人類在任何物質條件下,都曾經咀嚼過幸福的美味,而並不一定非要到萬物充裕,應有盡有的天堂才會享受得到。

這並不是在結論社會一切都不能有偏差,一個有一定貧富差別的社會也是正常的。這表現人的差異性,是為大眾認可的。只有這種社會認可的差異存在,才不會對社會搆成傷害。並且,合理的貧富差別不但不會引起不良效應,相反會激勵人們去努力追求。當然這種追求必須是有效的,公平的。否則,人們不僅只是放棄追求,而且會在怨憤中滋生反抗。

因為我們的物質生產狀況,因為我們的資源,因為我們共同努力仍然存在的貧困,甚至食不果腹,只要社會公正,政治開明,國民就會有一顆健康的心,愉快地生活,勤奮地勞動。也就是說,比一切都更為重要的,是貧富相對均等,分配公平合理,政治民主、開明。因為這一切決定國民的心態健康與否,決定社會中是上進心占主導地位,還是頹廢情緒蔓延不息,甚至是憤怒和仇恨不停地風起雲湧。

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任務是研究財富如何在最優方式下生產出來,這決定財富創造的量,決定國民是否能過上富足、舒適的生活。這方面,包括資源的節約,國民勞動耗費的降低,是與勞動者勞動熱情的激勵和保護,作為同等重要的課題來對待的。

因此,對生產方式、財富分配、商品交換規則和稅收如何定制,以及經濟秩序的建立和資本所有權的確立(這一切都在影響甚至決定國民存在的社會狀況),政治經濟學都是從正治的角度和立場去思考、研究和討論。

政治經濟學在財富和與經濟聯繫著的人的研究中,無論是方法或立場,都從來沒有現代政治中統治的意味或影響參雜其中-儘管它稱為「政治經濟學」。

探其究竟,政治經濟學的「政治」含義,完全是「正治」的立場和胸懷,它從不沾染現代政治的權謀之術和狡詐伎倆。它對人的研究,是以呵護和激勵優秀的,身心都健康的勞動者,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族的興盛、繁榮。這是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的偉大貢獻。

但是,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將政治專制強烈地置於他的經濟理論中,不但把現代政治的狂妄、野蠻和肆無忌憚強制他人的醜惡行徑納入經濟學範圍之內,更把主義的偏狹、自以為是溶入自古以來受自然法調整的經濟規律中;用他的階級鬥爭理論規定生產、分配和交換,以他的主義要求定性資本,甚至包括商品、勞動和價值。

資本作為勞動的前提,作為財富的產床,是政治經濟學的結論。馬克思出於意識形態神經質,將資本定論為剝削的根源和前提。

商品在政治經濟學中歷來被看作是社會協作的媒介,是人類社會勞動效率不斷提高之源。意識形態馬克思卻把商品描繪成古怪的,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之物,是等同於宗教拜物狂的物品拜物教。

勞動是享用品生產的過程。這是再容易理解不過的物質形態變換以適宜人們使用的過程。意識形態馬克思卻把它在視角上分隔並抽象化,用他拼命批駁的形而上學方式將勞動打扮得面目全非。他的邏輯是,「把人所共知的經濟範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勞動經過他的這種「翻譯」,就變成了一邊看是具體勞動,另一邊看是抽象勞動。由這種二重性的勞動生出了二重性的商品,生出了比木頭桌子木腦袋的奇思怪想更離譜的商品-勞動-價值形而上學狂想(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4節)。最終生出了資本的剝削、勞動的剝削、商品的怪誕和神祕。

這種對政治經濟學的玷汙是罕見的,更是規模龐大的,它的形而上學和似是而非蒙蔽著千千萬萬的人,也被千千萬萬人用來鎮壓天下人。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們將從商品和價值理論切入,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經濟學展開討論,以此終結這個反動、凶惡、愚蠢的主義。

 

勞動產品作為商品,首先是某種可供使用的物,但物品作為商品在政治經濟學中討論時,它的物的特性就被完全掩蓋了,所存在的惟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等等這些屬性。

值得提出的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本來需要認真討論的有關商品的各種價值,在以往的運用上卻較為混亂。比如,商品價值在大多數場合就是與交換價值混同或等同使用的。也就是說,商品價值就是交換價值或甚至直接就是價值。對使用價值的運用就更加混亂。有的場合,它是有大小區別的。如在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和西尼爾等人那裏。

但西尼爾有所不同,他認為,「各種各樣的物品對各種各樣的人說來的相對效用(指使用價值),會有無窮無盡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一切交換的動機。」(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8頁)。他並說,任何物品要使之具有價值,「最顯著的是足以直接或間接產生愉快的能力」(同上書,17頁)

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他不僅指出商品存在的使用價值大小,並且與斯密、李嘉圖、馬克思等人的結論相反,把使用價值置於商品的交換關係之中,作為影響交換的決定性因素。

有的場合,它又是無大小區別的。如在馬克思那裏,商品的使用價值就僅僅作為某件商品的物的屬性或使用性質看待的。在他看來,使用價值在量上的區別,也只是如幾打表、幾碼布、幾噸鐵這種在數量上和物品性質上的區別。至於某件物品有用性的大小,能產生多大效用,卻與他使用的「使用價值」這一名詞無關。

似乎「使用價值」一詞中的「價值」二字,在馬克思看來只是為商品性質或用途不同使用的。然而,「價值」這一名詞本身卻是在「量」上來確立的,運用在有用性已有穩固基礎的商品身上時,就更是如此,而很難在「性質」上找到它們的統一處。「價值」一詞單獨使用時,一般是泛指,抽象或不確定地指某一價值含義。交換價值、使用價值,也包括商品價值則是特指。就像木材是泛指一切樹木原材,而松木、杉木、楠木等是特指,具體、明確地指那一種木材一樣。使用價值與使用屬性是商品中兩個含義截然不同的名詞,其他有獨立名稱的「價值」也有其獨立的含義或詞義。

難怪李嘉圖說,在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中,造成錯誤和分歧意見最多的,莫過於有關價值一詞的含糊觀念」

作以上簡短的說明,是為從此開始,我們要運用一種新的價值概念,或者只是恢復「價值」一詞的本來面目。因為名詞運用上的混亂,很難避免論證上的錯誤。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把單獨運用時的「價值」一詞提取出來,它不能只具體地指交換價值或僅僅作為交換價值的代名詞。「價值」一詞在特定的場合可能指交換價值,但不惟獨屬它。其次,我們還要把「商品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別開來。商品價值應歸於商品的屬性那一類去,而交換價值則應歸於商品在交換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與它物相對的比例關係上的價值那一類上去。各有所指,不應混淆。

關於商品的屬性,在這裏是指「商品」本身,而不是指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屬性。比如上衣的物的屬性是保暖,它作為商品特意到市場上去,並不僅僅是為了炫耀自己,而是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它要去換回一個對持有者或生產者來說更大的勞動價值。比如換回50公斤大米。因為上衣生產者用生產一件上衣的勞動時間加上為生產上衣需要耗用的原料而勞動的時間,遠遠小於如自己生產這50公斤大米時所要耗用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它(上衣)到市場上去是為以小換大的。

同樣,大米到市場來也是為以小換大。大米的生產者與上衣的生產者感受一樣,他們都同樣受益。這就是上衣和大米到市場來的目的。因此,商品的屬性不是保暖和充飢,這些是上衣和大米的屬性;商品的屬性是以小換大,是價值增殖。形形色色的物品作為商品時只有一個屬性,這個屬性是商品獨立於物品屬性以外的那一層引起交換的含義。商品價值就是為衡量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實現的這個價值增殖量的。

例如,我們假設,一位製作石斧的勞動者用一把石斧交換一張魚網,而一張魚網要耗費他兩天勞動,石斧卻只耗費他一天勞動。製作魚網的勞動者呢,也與製作石斧的勞動者一樣,他製作一張魚網只需一天時間而製作一把石斧卻要用兩天時間。我們用公式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魚網(2天勞動)對製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魚網(1天勞動)=1把石斧(2天勞動)對製作魚網的勞動者。

我們把這兩個等式合並一下,就得:  

 

1把石斧            交換   1張魚網

1張魚網(1天勞動)= 1把石斧(2天勞動)

 

我們如果把合並後的這個式子兩邊括號中的內容去掉,等式確實是1把石斧=l張魚網。以往人們的運用並沒有錯。但如果我們保留式子兩邊括號中的內容而把兩邊括號外的內容去掉呢,以上式子就成了:

l天勞動=2天勞動

美妙的事情就在這裏發生了,人人都有理由對此感到納悶。1=1的式子雖然無聊但卻是正確的,這l=2的式子任何人都難以接受。最多不過是這式子的等號上面有一個「交換」的條件。但交換並不是裂變,中子在轟擊鈾核時也只會從核中釋放出本身就存在其中的能量,物質在任何反應下等號兩邊總是平衡的。似乎這交換成了觀音手中的靜瓶,人間的希望和祈求都能從中如願以償。

事實上,遠古的人們想不出編一個能救苦救難、成人之美的觀世音,卻能想得出用協作互助的方法使勞苦之下多有增殖,商品就是這樣在交換過程中使勞動產品各互增了一定值。

這種在交換過程中增殖的部分,即這個例子中多出的1天勞動價值,就是商品價值,商品價值的全部含義只在其中。只不過因隨後而來的商品生產的擴大和不斷細化,使商品的價值與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價值模糊化,單個生產者在商品的海洋中要想得到滋潤,全靠自己的產品在作為商品投入這汪洋大海之中後的捕獲,而自己的勞動產品對自身消費卻顯得微乎其微,甚至不直接使用或消費自己的勞動產品。

於是,人們對物品的概念全部轉嫁在商品身上,商品成了專指有用物而言,商品價值被當作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價值不分場合地混同使用,而真正的商品價值卻被人們遺忘了。

關於商品價值,亞當‧斯密有一段很近似的描述,他說:「每種東西對於已經獲得它而又願意出售或以之交換他物的人說來,其實際所值等於它使他省卻並轉加在別人身上的辛勞」。不過這後一句,「使他省卻並轉加在別人身上的辛勞」卻與事實不符。

照斯密看來,每種東西都必會耗用一定的勞動量,他雖然已看到交換能使交換者「省卻」一份辛勞,但不相信任何東西會在勞動量付出不足的情況下成就。於是就把省卻的這份辛勞說成是「轉加在了別人身上」。

如果甲、乙兩人互相交換自己的勞動產品,甲因此把他省卻的辛勞轉加在了乙身上,乙也因此把他省卻的辛勞轉加在了甲身上,那到底誰將辛勞轉加給了誰呢?如果誰都能用交換的方法把本該屬於自己的那份辛勞轉加在別人身上,那「交換」不就成了一個醜惡的巫師了。

事實上,誰也沒有把他省卻的那份辛勞轉加在別人身上而又確確實實在交換中都省卻了一份辛勞。這才是斯密本來要說的那件用來交換的東西的「實際所值」,這個「實際所值」與我這裏說的商品價值很相近似。

商品在其交換關係中,除了它的商品價值外,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成分,那就是使用價值。儘管由於馬克思的影響,那些崇拜的學者們已決斷:使用價值在政治經濟學中不具有研究的價值,只是因為它存在於商品中,才勉強把它提出來。

照馬克思及其信徒們看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已包括了商品的全部內容,而這位所謂「德國的第一位政治經濟學大師」又只把商品的使用價值當作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卻把交換價值安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上。

但使用價值又不可丟棄,因為沒有它,交換就會像氣團一樣漂浮起來。馬克思是看到了這一點的,因此他在論述商品時,通篇都在嘮叨使用價值,卻始終不肯承認它的價值地位。但商品也好,產品也好,使用都是它們的最終目的,這就使得使用價值必然在人們對商品的取捨上產生深刻的影響。它雖然不完全如西尼爾說的那樣,是一切交換的動機,卻更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與商品的交換完全無關。

在《資本論》中,「商品」是馬克思開篇的第一個章節。作為一個業餘經濟學者,他大量抄襲了李嘉圖和斯密的商品和價值理論,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蠱惑者,在他的商品觀中已完全看不到物質財富的痕跡。他的商品理論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抹殺了勞動創造的意義。他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一依據。這個定論與人類從古至今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分配的自然規則大相徑庭,完全違背了人類物質生產和財富創造的基本規律,是導致用他的理論建立的國家生產、經營效率低下,永遠落後於他國和永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要鼓吹他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卻又難以自圓其說。一方面,他堅持強調勞動量等於價值量,而他的全部理論卻又都在為實現剝奪一切資本,首先是剝奪生產資料竭盡全力。想必是,這些他稱之為過去勞動的生產資料,在決定勞動產品的價值上,還是那麼令人難以忘懷。

在人類自由勞動的歷史中,在社會理性占主導的人類交往和財富創造過程中,勞動在量上的消耗和在這種消耗創造的產出量上、質上的實現,正是由於資本無窮無盡的存在形式,提供了任由勞動發揮的空間,使之對價值的定量從來就沒有絕對穩定過。

無論是在同一個時期還是對同一個勞動者來說,都是如此。正是這種不穩定狀態,或者說,正是這種隨勞動者想象任由發揮的自由天地,激發人們永無止盡地追求。正是這種追求,創造了這個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

商品社會從建立或形成交換秩序以來,從來就沒有為建立一個衡定不變的價值秩序耗費過心力。正相反,各個勞動者都在努力破壞今天的秩序,意在明天形成由他建立的秩序。這就是競爭。

如果讓勞動量交換衡等,如果讓勞動資本失去它自由伸展的環境和空間。只要這個理論能成立,只要這個秩序一建立,人類勞動的末日也就會隨之來臨。

馬克思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和生產資本統治階級所有制,就是在建立這個秩序。中國就是這個秩序的最大受害國。

如果說,毛澤東的死亡使中國在不斷滑向這末日深淵的黑暗幽谷中停止下來,那麼,「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憲法中的牌位,就是束縛中華脫離這深淵的鐵索。

 

李嘉圖說:「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基礎,」這是正確的。但在政治經濟學中,它只是一個在抽象意義上運用的概念,它並不能因此引起勞動成為唯一的標準價值尺度。從原始的簡單交換開始,從古至今,一切交換都不是唯一在勞動量的衡量下進行的。如果是這樣,那人們交換追求的就首先不是財富,不是享用物,而是一個斤斤計較的勞動耗費上的平衡。

人們有時還使用「勞動創造價值」這一抽象概念。這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句。但「勞動創造價值」中的「價值」一詞,是指財富而言,並不是指「交換價值」或者其他價值含義。如果我們按照一般邏輯運用把這句話說成:「勞動創造交換價值」,那就顯得不倫不類,因為這句話的本意是要表達勞動創造財富的概念。但馬克思就是利用這些「價值」與「勞動」的關聯語句,大造他的勞動耗費價值論,以確立他的勞動量等於交換價值量的理論。

事實上,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從來沒有哪一位只關心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而忽視它的使用價值。實際的情況正好相反,人們都是看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才產生購買欲望的。對於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越是直接消費的購買者,越少會關心,有的甚至會完全忽視它。

就是生產商品的勞動者,也並不是為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勞動,他才是為產品的交換價值在勞動。他在過去,即在商品出現之前,是為產品的使用價值勞動。但是單一的產品數量達到一定時,會出現效用遞減現象。即同樣的產品使用價值會隨享用飽和度升高而逐漸降低,使他的勞動貶值。

如果他不斷更換勞動方式和種類,又會使他的勞動效率難以提高。如果通過商品交換,一切就都解決了。他的產品從此只要在邊際效用遞減出現時,他就立即用交換獲取他滿意的其他享用品。甚至他往往會在邊際效用遞減遠未出現前就這麼做。

而這一切,即他費盡心力不停地勞動,卻不再是為了顧及自己,而是為了他人需要忙碌。為的是什麼?為的就是要從他人那裏獲取更多樣的享用品,即更大的使用價值。

他的目的是要獲得更多的使用價值,那他為了自己的所好而為他人忙碌的又是什麼呢?難道是勞動,不停地流汗!就像那兩個為皇帝製作新衣的騙子做的那樣?

恐怕天下沒有幾個消費者會像那個傻瓜皇帝,一絲不挂還自以為穿著幾個騙子「辛勤」的勞動就心滿意足了。

馬克思看來是要天下人都去學那個傻蛋皇帝,不穿衣服,只穿勞動。

人類勞動從簡單交換到今天大協作下的商品社會時代,從來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在努力提高或擴大產品的使用價值,以此贏得更多的交換價值。從來沒有哪一個生產者只在消耗他的勞動量到產品中,去以此要求交換價值的。

馬克思主義改變了這一切,生產者不再是為使用價值,為財富勞動,而是為消耗勞動量勞動。因為產品中的勞動量才決定交換價值量。

前人為價值研究提出的局部概念,被馬克思全盤規定在商品交換中,其對物質財富創造過程的整個生產和交往秩序如何不造成巨大破壞。中國前三十年的貧窮,就是馬克思意識形態經濟學為害的例證。後三十年只是局部放鬆了馬克思主義對國民的捆綁,經濟立即就有了改觀。到中國人徹底掙脫馬克思主義束縛的一天,必然就是中華重新騰飛的那一天。

勞動在早期是為了創造更多的使用價值,在商品生產出現後,則是為了創造更多的交換價值。但交換也從來都是為了獲得更多的使用價值,這一點永遠都不會改變。

 

關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部著作中說道:「價值這個名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有時表示的是某種物品的效用,有時表示占有這物品後所取得的購買他種財貨的能力。前者可以稱為使用價值,後者可以稱為交換價值。」這就是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一件物品價值的兩個方面。

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又如何區別和聯繫呢?這「兩種不同的意義」又如何反映物品的價值呢?例如一件上衣用於自己穿著時,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但它也可以用以交換一定數量的大米用以充飢,實現另一種效能。當它用於穿著時其保暖的作用或其他效能是已定的。而同樣一件上衣用於交換大米時具體能交換30公斤還是50公斤卻是不確定的。於是,一件商品到底能交換多少其他商品,就成為人們討論的重點,也成為人們認識價值的關鍵。

李嘉圖對此結論說:「效用(即使用價值)對於交換價值說來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卻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 他對商品交換的結論是:使商品之間成交的,是它們包含的勞動量。

我們需要注意,這一結論除非是上述交換的雙方,即那個用上衣交換大米的人和那個用大米交換上衣的人,對上衣和大米的效用完全沒有認識,只對上衣和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有所認識。

即大米持有者要交換上衣時,不是根據上衣的保暖和其他效用,而是根據上衣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同樣,上衣持有者要交換大米時,不是根據大米的充飢效用而是根據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

這在實際交換中是否可能?並且,按斯密的說法,使用價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換價值是指物品交換他種財貨的能力。這裏說的這個「財貨的能力」,當然是指物品交換到的「他種財貨」所具有的使用價值。因為「財貨」是就使用價值來說的,不是就勞動來說的,誰也不能拿包含在「財貨」中的勞動來享用,只能拿「財貨」的使用價值來享用。因此,交換價值實際還是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

那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又如何區別大小呢?即一件上衣的保暖作用到底與30公斤大米的充飢作用相等呢,還是與50公斤大米的充飢作用相等?物理作用上它們當然永遠不可能相等,但是在商品交換上它們必須要有一個對等量,於是,這就與它們中必須耗費的勞動量有關聯的商品價值相關了。

但這裏我們看到,勞動耗費量只是決定交換的因素中的一方,另一方,即使用價值的變量,只是因它的高度抽象性(物的使用價值在使用時是具體的或絕對的,在與它物比較時,就變得抽象化了),使它在馬克思之類遠離現實生活和生產、交換過程的學者中,在被意識形態扭曲了正常思維的所謂「思想家」中無法認識到。對平常人來說,任何一個消費者的交換行為,都準確地表現出他對該商品使用價值的判斷,卻對該商品中包含的任何勞動量,確確實實都嚴重地認識不足。

為什麼書本與現實生活會如此地相互背離,是書呆子們的錯,還是只貪圖物質享受的消費者們的錯?

應該說,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連價值的資格都不具備,它所包含的勞動量,根本無從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因為無效勞動理所當然不會被社會承認。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必須在它的使用價值與它物比較下具有為生產它付出一定量勞動的情況下,才能參與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

這就表明,一件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價值本身,也是它的使用價值決定或賦予的。只有它的使用價值量,即效用能力支撐下的勞動付出才是有價值的。否則,它連存在的資格都沒有。

即便這樣,這種由一定勞動量參與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情況在競爭的社會生產中也是轉瞬即逝,很難長久穩定存在的。因此,僅用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價值甚至決定價值量是何等地無知。

斯密和李嘉圖也正是從一個局部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各種商品生產的難易和需求狀況,從靜態上探究商品之間交換的依據,從而論述價值和價值量。

顯然,一個產品是否值得耗費那麼多勞動,是由它的使用價值來決定的。正是使用價值與勞動耗費量的結合,在決定一個物品與其他物品的生產比例。也只有在這個比例已定時,用勞動量來確定交換比例才是可能的。

因為勞動創造價值的前提條件,是創造物的效用和功能。勞動創造的是效用,是財富。不同效用或不同用途的物品,它們的價值關係必須先由其效用,即使用價值來確定或作它們的「生存」依據,由勞動耗費量來參與決定它們相互「依存」的比例。

物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在一個時期或一個自由貿易區內穩定的局部時期,才可能決定商品之間的交換,它在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只能參與價值分析和產品生產、生存前景和地位的評估,而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唯一依據,更不可用制度將之固定下來。如果這樣,無疑會窒息勞動者的創造力,對社會財富生產和交換秩序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一個物的使用價值,在消費者手中是其親身感受產生的,它是個絕對的量。但此物與彼物(用途各不相同的物,比如這裏的一件上衣和一定數量糧食)的使用價值比較時,卻很難絕對它們之間的量,因而是相對的。它們在同一時期的不同消費者,在同一消費者的不同時期,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難以絕對化。

商品價值中的勞動因素卻不同。在一定情況下,不同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卻能夠用絕對的量來衡量,如幾個工作日或幾小時等。

因此對任何兩種商品在一定數量(如幾件、幾斤、幾打等)的比較下,它們之間在使用價值量上的相對徘徊,就能夠在一定量勞動耗費下被穩定下來,或被最終用來確定它們之間的交換比例。

但我們清楚地看到,勞動耗費在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或交換比例上,只起到了一個穩定劑的作用,交換的依據卻是使用價值,這一點是不可動搖的。否則,我們就會找不到勞動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商品社會中勞動是為了什麼,更無法明白價值波動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商品交換本身也是勞動交換,是勞動的社會協作,勞動耗費量不能不在商品交換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歸根到底,既然勞動是為了生活和享樂,勞動創造的是享用物,那麼交換的依據就必然是享用物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增大或相對減小,必然隨時突破勞動耗費量的規定改變交換比例。

勞動耗費量的變化當然也會對商品交換產生影響,但遠不及使用價值大小的變化對商品交換產生的影響要敏感和作用顯著。

在競爭的動態下,對商品交換價值起主要作用的必然是使用價值。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今天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也尋找不到新技術得以開發啟用的動力,還會從此失去能改善我們人類智力狀況的環境。

 

因此,使用價值才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主要因素。馬克思經李嘉圖一挑唆,立即就老眼昏花,所看見的只有勞動,再也看不見使用價值了。

實際上,馬克思只是在紙片上看不見使用價值,他在肚中飢餓時,就會體會到,並且明明白白地看見麵包的價值是充飢的功能,而不是麵包製作耗費的勞動了。他掏出馬克支付麵包費時,一定是一心只想滿足胃的需要,而不會像在紙片上胡塗亂寫那樣,一心只想去占有製造麵包耗費的勞動量。十九世紀的德國麵包商,人人都聽見過馬克思在他們的商鋪前這樣高聲喊叫:喂,一磅麵包幾馬克?從來沒有一個人聽見馬克思如此問道:哈羅,一勞動日麵包幾馬克?

一個連日常生活都教不乖的老頑童,他的思想離現實生活會有多麼遠?也只有共產黨才會信他這種遠離現實生活的糊塗蛋,強迫中國人做了他的奴隸。

 

在馬克思理論中,資本始終是作為剝削的前提來批判,而不是像政治經濟學中那樣是作為勞動的前提在討論,作為財富的產床在呵護。政治經濟學賦予資本的地位也就成為馬克思攻擊政治經濟學的重心。他要將資本從「田園詩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學」中,綁架到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上就不足為怪了。這個反動理論公開地將政治強制引入社會生產中,使繼奴隸制和封建制後將政治強制推向了巔峰。這就是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的目的。

他的資本理論就是以剝削和掠奪為前提的,而他又堅持認為剝削和掠奪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的。於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是通過勤勞和節儉積累起來作為財富產床的資本,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就成了用戰爭、殺戮、掠奪而來的用於搾取剩餘價值的元凶。

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從對商品的批判開始,他圍繞資本將勞動的剩餘產品稱為剩餘價值,又為了建立剩餘價值理論夸張階級剝削,將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

就資本而言,政治經濟學是把它當作國民財富的增長之源來研究的。馬克思卻完全不同,他一方面否定了資本的勞動積累形成過程,稱「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餘價值一次次積累形成的。這時,他卻是為了說明資本家的資本實際是剝削勞動者的勞動得來的。並由此給資本定下了一個可怕的形象,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在政治經濟學中大加頌揚的資本,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卻成了猙獰怪獸。因為馬克思既不是從國民生活的現實需求著手,更不是從國家經濟的繁榮和發展著手,而是從階級對抗和階級壓迫著手去研究政治經濟現象的。這種研究手法自然與政治經濟學難入同轍了。

在人類整個勞動史中,資本與勞動相伴而生,勞動以資本為前提。從個體的勞動與資本一體運用,發展到勞動與資本相互協作的權屬分離狀態下,也並沒有改變它們的性質。自由勞動和自主資本的合作與勞動者之間運用自有資本進行的勞動合作改變不了人類勞動的本質,也同樣改變不了資本的本質。但馬克思借助現代勞動與資本普遍分離的現象,先將抽象的資本形象扭曲然後人格化,進而將資本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

在他的理論中,他首先否定了資本與勞動的固有關係,說,一切勞動工具和其他生產資料都不是資本,只有在這些生產資料用來剝削他人勞動時,才成為資本。

這樣,勞動者自己單獨勞動運用自有的生產資料時,就沒有資本這東西,只要他們與別人協作並提供佣金這類工資形式時,資本才露出面來,張開了它血淋淋的口。這種荒誕的意識形態結論在武力配合下「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人。

馬克思認為,資本只跟剝削連襟,並且只在現代才出現或至少在勞動協作較發達的狀態下才出現。可資本是遠在勞動出現時就彼此相伴問世的,勞動就是資本的運用過程。無論是簡單工具下的運用過程,還是大協作下的複雜勞動過程,勞動的性質都完全一樣。

因此,資本並不是為剝削而生,而是為勞動而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的論述,說是為了揭露和譴責資本剝削,實際是在玷汙人類勞動。他把人性在社會化下表現的劣行,植根在人類勞動的整個過程和動機上,植根在資本自主運用和自由組合的全過程中。

這一點,他通過對現代大資本的扭曲宣傳和充滿惡意的意識形態攻擊,將現代大資本的形態完全掩蓋住早期成就勞動的初始資本形態。將兩者完全分離。

在他的理論中,資本不再是勞動的前提,而是剝削的前提。資本的運用過程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力發揮過程,而是純粹血腥的剝削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資本與勞動的協作上,就是剝削與壓搾;發生在資本與資本的協作上,就是貪婪與欺詐。

勞動為發揮它的效率而擴大運用資本的動機,一當發展到彼此的權屬分離時,就變成了資本剝削勞動的動機,變成了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剝削和壓搾過程。

這種對資本的扭曲和完全的人格化,將資本變形為吃人惡魔。可在人類勞動中,資本不單在現代,在早期時,它就決定著勞動的發揮。資本與勞動和資本與資本合作的紐帶在自然狀態下是各個個體利益的滿足和願望的實現。可以證明,勞動者對美好願望的連續實現和對利益的旺盛追求,是社會協作不斷擴大,人類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動力。

這整個過程,都是勞動與資本和資本與資本良好合作和共同利益的實現以及有效保障下成就的。正是在政治強制引入後,利益的平衡法則一經被打破,利益被獨占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勞動生產效率下降。

奴隸制度和封建專制制度就是政治強制在過去時代的錯誤。它們都不同程度地遏制著生產力發揮和人類文明發展。這整個過程就是政治強權對資本野蠻和私己為先的控製造成的。

馬克思作為政治強權的鼓動者,他的暴力理論會給社會造成什麼後果?政治強制的分配方式於公平是近還是更遠?世人也已經領教。相信政治強制下的資本,如何導致生產力下降,也逐漸會被大眾認識。

我們曾經提到人類經歷的幾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在最早期的勞動中,勞動所得只歸勞動者所有。無論是用於生存消費的,還是有餘作為勞動剩餘用於再生產使用的,都歸勞動者自由支配。這是人類社會依循自然規則形成的第一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

在這種方式下,勞動者的勞動剩餘完全由勞動者自行占有,生產資本完全由創造者即所有權者自主運用。可以證明,正是這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開創了人類社會。因為勞動創造了人,石斧、石鋤等類工具就是那時的勞動資本。它們在勞動者手中的運用、支配和占有方式,就是那個時代的生產方式。

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更高級的工具足以使強權者統治、奴役他人,人類的一切活動,完全依循自然的規定。勞動是自由的,資本的運用是自主的。在這種自由自主的時代,石斧、石鋤也有巨大的創造力,它們創造了人。

奴隸社會的形成,是人類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的大改變。政治強制首先看準的就是對強制者有利的經濟方式和生產方式。這是人類經歷的第二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也是人類第一個政治強制方式下利益獨占的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

這種方式下,一切財富,包括奴隸身份的人本身都成為奴隸主的財產,一切勞動剩餘都被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本被奴隸主統一在他們手中,憑他們的喜好和個人貪欲任意運用。

可想而知,在這種強制狀態下,勞動剩餘會被奴隸主如何任意揮霍,生產資本的運用是何等地低效和毫無章法,奴隸們於此之下憑何會有勞動熱情。這一點,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有過令人信服的描述。

封建的形成,開創了第三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也是人類第二種政治強制方式下資本的運用方式。這種方式以封建王侯的利益為原則,但它是以稅賦的形式剝奪勞動者的部分剩餘產品,並強占著一切自然資源,不再像奴隸主那樣強占勞動者全部剩餘和人身自由權。

這個時候,是勞動剩餘被封建主強行盤剝占有,生產資本在封建等級制制約下運用的時期。

這種方式下的資本運用依然是政治強制的產物。社會延續形成的仁、義、禮、信等等交往規則遠不足憾動封建王侯的政治權柄。

隨著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思想家們以自然法權為依據,確立了人的自由、自主權利,重新確立了勞動剩餘由創造者所有,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的方式,從而創立了第四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在這種方式下,勞動剩餘和資本運用恢復到早期人類依循自然法則形成的狀態下。但它與那個時代的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已有所不同。它在勞動剩餘的占有權和資本自主運用權上雖然完全一樣,但新的自主資本方式下,社會生產、勞動已有了根本改變。大協作方式使勞動在規模上,效率上都遠比早期高得多。而大協作派生的再分配等類問題特別是政府這類政治組織使賦稅的存在,使它有別於早期的自由勞動和資本自主運用方式。

現代的資本自主是政治民主的選擇,它符合自然法的規定。就像早期的資本自主是自然的規定,它本身就來源於自然法一樣。因此它必然是最高效和合理的生產方式。但馬克思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他以勞動與資本相分離搆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理由,否定了資本自主權。他要重新用政治強制方式將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建立一個一切勞動剩餘由馬克思主義者占有,生產資本由大官僚憑意識形態運用的方式。

這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遠比第三種,即封建強制下的資本運用方式對剩餘勞動的占有更霸道,更無所約束。也遠比這種方式下對資本的運用更低效。

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在毀滅一切傳統和一切自發的公義原則基礎上,憑意識形態建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它完全無視個人在社會中的自主權利,公開蔑視國民的政治平等權。它以公有的名義強制占有全部社會勞動剩餘,即剝奪了勞動主體對勞動和財富創造的自主權,也否定了他們的分配願望,使勞動剩餘與勞動者現實消費的劃分比例完全喪失了主體掌控的權利,勞動者在公有的名義下墮落成了事實上的奴隸。

在勞動剩餘的大官僚占有下必然是生產資本的官僚主義運用,它使資本的運用變得比封建強制下更加低效,更加黑暗,更加荒唐。

馬克思的資本運用方式無疑是一次歷史的倒退,它使資本運用方式退回到了人類生產史上的第二種資本運用方式狀態下。他的《資本論》就是一次資本強制運用方式的創新,從此使人類社會有了第三種資本強制運用方式:剝奪自由,無視人權,勞動效率低下的生產方式。

民主革命建立的資本自主也是一次「倒退」,它是向第一種資本運用方式的回歸,它使人類社會有了第二種資本自主運用方式:民主、自由,建立在人人政治權利平等基礎上的自主生產方式。

 

從剩餘價值的資本占有,馬克思即判定了資本的剝削。這一立論即是以資本對剩餘價值的占有來確定的,那麼資本對剩餘價值的占有率,就可確定為資本的剝削程度。即如果剩餘價值被資本全部占有時,剝削程度就應該為100%;如果剩餘價值只被資本占有-半時,剝削程度就應該為50%。

但這對宣揚剝削,扇動階級仇恨還不夠有力。馬克思為此在理論上把從宣傳上說的資本對剩餘價值的占有,改為對剩餘價值的產生,他的剩餘價值率就是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的比率。

於是,剝削程度就變為資本中的「可變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產生率。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種危害性的後果,我們請看下面的分析:

馬克思先把總資本C(見《資本論》中馬克思使用的符號和公式。下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不變資本c,另一部分是可變資本v,即C=c十v。

當生產過程結束後,得到的產品價值=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m(m是剩餘價值)。這時的總資本就變為C+m =C'( C'是剩餘價值率)。

這個時候,馬克思還能夠看見不變資本c的存在,把它算在產品價值的搆成中,可在等會兒他要它們隱身以便於突出可變資本的高大形象時,他立即就會要它們從這個物質世界中消失掉。

馬克思說,「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餘價值又由工作日的剩餘部分決定,所以從這裏可以得出結論: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餘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餘價值率m/v=剩餘勞動/必要勞動……

「因此,剩餘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對此舉例說道:「假定產品的價值=410鎊(c) +90鎊(v) +90鎊(m),預付資本=500鎊,因為剩餘價值=90,預付資本=500,所以……剩餘價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說,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剝削程度的5倍還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之所以要採用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說後面這句話,他要從物化勞動的形式和流動勞動的形式上表現的工人為自己的勞動和為資本勞動的比率來判定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

可這種比率卻正好說明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或社會不同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因為技術進步就意味著生產中耗用的勞動量越來越少,社會發展也表現出人類生產勞動中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占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論走人絕境,進而引導它的追隨者們擁入死亡狹谷。

我們來看,如果一個資本的搆成是50c+50v+20m,那麼剩餘價值率m'=20/50=40%;另一個資本的搆成是80c+20v+20m,那麼剩餘價值率m'=20/20=100%。

如果我們因此得出結論說,前一個資本因為剩餘價值率低,它的剝削就少,它就要善良一些,後一個資本因為剩餘價值率高,它的剝削就多,它也就要殘酷得多,那我們就真的要誤進八陣圖了。

從前一個資本的搆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必然代表一個相對陳舊落後的生產設備,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儘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

值當然就低。而後一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一個相對先進優良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動力,工人的勞動強度也較小,但在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

儘管我們仔細考察了不同行業之間,同一行業的不同資本之間,以及社會不同時期的資本搆成不同的各種情況,無論怎樣比較,也無法得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高低能夠說明資本剝削程度大小的情況。

相反,這種所謂剩餘價值率較高的資本,不但不是剝削程度較大,它說明的正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情況,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娛樂和精神生活的增加和充實,物質生活的豐裕,而不是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會「更加悲慘」。

難道我們能說,在人均創造價值大的資本中,剝削就嚴重,而在人均創造價值低的資本中,剝削就輕微。或甚至規定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所占比例大的資本,必須在剩餘價值率上與落後的資本看齊。那這樣一來,人類社會就只好走向倒退。

這種剝削理論並不能夠揭示-馬克思其實也並非真正想要揭示現實社會中的不公正因素和各種不平等導致的剝削。他的意圖是挑起階級仇恨,鼓動階級鬥爭。這種意識形態偏見不可能使他得出任何科學的結論。它對消除不平等,剷除不公正毫無益處。相反,他的錯誤理論只會導致更加不合理的政治強制制度建立起來。

勞動剩餘就它的存在來說,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前提,就它的產生來說,只能是勤勞、節儉的結果,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不管它是國家的還是世界主義的經濟學,都是這樣。資本積累預示著人類社會勞動生產方式的不斷改進,資本的運用方式在物質財富的創造過程中應該由社會生產的發展狀況來決定。迄今為止,人們還不可能尋找到比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更科學和更合理的運用方式。因此,馬克思的思路不管從歷史來說,還是從現實來說,都不但與政治經濟學截然相反,更與人類的生存發展和文明進步背道而馳。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第三章「利潤率和剩餘價值率的關係」中,表明了剩餘價值率與利潤率並不一致。說明他是知道利潤率與他編造的剩餘價值率根本不相干的。但利潤率體現的是資本的收益,剩餘價值率卻是他說的資本剝削工人的「準確表現」,它們本應表現一致。這種矛盾的陳述在《資本論》中反復出現。

儘管如此,馬克思仍然不顧矛盾的存在,歪理直說。他的剩餘價值率並不表現資本的收益,卻準確地表現著資本的生產率。

這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呢?馬克思的所謂剩餘價值率會不會就是變換了一個花樣的生產率的表現呢?或者,剩餘價值率會不會就是生產率?

我們如果認識一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的計算方法,一切也就清楚了。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資本C分解為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用公式表示就是:C=c+v。把資本的利潤、利息、地租、什一稅、國稅、地稅等等稱為剩餘價值m。

他提出了兩種計算剩餘價值率的方法。一種是貨幣量表現或代表資本各量的計算方法,他把這種方法稱為物化勞動計算法,即:剩餘價值率C'=m/v;另一種是用勞動時間分段劃分的計算方法,他把這種方法稱為流動勞動計算法,即C'=剩餘勞動/必要勞動。

第一種方法中,剩餘價值m與勞動量v的比能直接看出生產率的高低,或直接表現的就是生產率的高低,我們在前面已經詳細瞭解過。在這裏我們再認識一下第二種即流動勞動的計算方法。

馬克思把一個生產週期完成後的產品價值中產生用於支付工人工資部分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部分。也就是說,一個生產週期,無論它是一週,一天,還是一個月,它在這個期間平均生產的產品價值中,包含有工人領取的工資部分,有生產資料投入部分,它們包括原材、輔料,能源消耗,機器、廠房折舊等等,餘下的就是剩餘價值部分。

馬克思把中間的一項即生產資料部分令它們為0。道理很簡單,因為馬克思說,「它們在價值形成中不起作用」。並且他說,資本家在計算利潤的時候,也是把生產投入的全部資本都歸0來計算的。他在這裏只是把生產資料一項歸0,應該比資本家更講道理。

但是在計算資本的利潤率時,資本專家們確不會這麼幹,他們不會忽視更不會看不見資本投入的作用和結果,不會看不見每一個利潤分子都是投入的資本分子的結晶。而馬克思只看得見勞動分子的結晶,勞動力創造了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後,它的任務就完成了,多勞動的部分就是資本強迫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被各種人用各種藉口瓜分掉」了。馬克思這樣說。

這個理論對於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會如何看待呢?他們甚至還等不到工人們創造完自身的勞動力價值以前,就迫不及待地強迫工人們開始剩餘價值的生產了。這個時候,他們是不會把生產資料歸0的,因為這便於他們要求工人更多地勞動,不計報酬。但在生產資料被共產前,它們就必須歸0。

這樣,流動勞動方式的剩餘價值率計算就只剩下兩部分勞動,一部分是工人領取的工資代表的產品價值部分的勞動,即工人為了創造他們的勞動力價值耗費的勞動,這部分才是他們的必要勞動,在一個生產週期中它所占的時間段就是必要勞動時間,另一部分就是工人白替資本家幹活的剩餘勞動時間。馬克思說:「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那麼,一個工作週期的全部產品價值耗費的生產時間,減去生產工資部分的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時間。馬克思為此結論說:「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餘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餘價值率m/v=剩餘勞動/必要勞動。」

儘管在馬克思的計算中,這兩個比始終沒有相等過,但他還是堅持它們永遠恆等。

就算馬克思的道理成立,一個資本投入後,完成的一個生產週期中,勞動者為了自身的報酬部分,無論是馬克思說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極限,還是一個時期勞動力的一般價值,只要這個量能確定,只要這個量能代表勞動力價值,那麼,它再生產的剩餘產品價值量越大,就足以說明它的生產率越高,而很難如他說的,是剝削程度的準確表現。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綜合馬克思的兩種剩餘價值率的計算方法,也就是他的物化勞動和流動勞動的計算方法,用馬克思陳說剩餘價值使用的線段a--------b-----c來說明他的剩餘價值率與生產率的關係。

我們假定ab段代表生產資料,即馬克思說的不變資本,bc段代表勞動力,即馬克思說的可變資本,ac就代表總資本。

在一定資本量ac下,如果b=a,那麼這個資本就全由勞動力搆成,這種狀況我們大概只能在奴隸社會的最早時期或者是原始社會中才能看到,稍晚時期的奴隸制社會都至少令b≠a,因為銅、鐵的出現使由它們鑄制的工具已廣泛使用。

當然b也不可能(至少在今天還不可能)等於c,因為現在的無人工廠至少還不是絕對的。於是,b既不等於a,也不等於c。但b並不是一個自由電子,它是一個被束縛力很強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約束著的電子。於是,ab:bc的大小就不是在受個人意志所支配,而是被社會生產力水平所決定。對單個資本來說,則由其本身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

我們看到,ab段代表的是生產資料,即不變資本,它由機器、廠房和原材輔料等搆成,bc段代表的是勞動力,它由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來表現,也就是馬克思說的可變資本。對一個資本來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貴賤,可能因不同時期的價格波動影響而從貨幣量上左右這個線段,我們撇開這些,只從純粹的形式上來分析。

如果ab小於bc,那就是大量的勞動力使用粗笨的生產工具的勞動狀態下,生產率自然十分低下。如果ab大於bc,那就是少量的勞動力使用自動化程度較高的生產工具的勞動狀態下。並且b越是接近c,也就是ab越是大於bc,生產工具的效率即自動化程度就越高,生產率也就越高,一定量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就越多。

bc是資本中使用的勞動量,也就是馬克思的可變資本,馬克思用英文字母v來代表它,用它來做計算剩餘價值率的分母,而把資本的利潤以及全部收益統稱為剩餘價值,用英文字母m來代表它,用它做計算剩餘價值率的分子,即m/v。我們看到,當資本中的ab不斷相對bc增大,也就是生產資料不斷增加時,分母v在不斷變小,而分子m卻在生產資料不斷增加帶來生產率不斷提高時和利潤量不斷增加時都會不斷膨脹。儘管此時利潤率不一定提高甚至降低時,也是如此。

於是,生產率越高,社會生產或資本創造的物質財富量越大,m比V必然相應增大,也就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也相應增大,按馬克思的理論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越加殘酷。如果我們把現代出現的無人工廠拿來比較,是不是說這種跨越時代的高生產率已經使資本的剝削就到了它「罪惡」的頂峰了呢?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生產率的變換表述,自以為是地夸耀是他發明的剩餘價值理論,並用他的剩餘價值理論以否定資本剝削為名,否定了人類社會生產率的發展。這個反動理論欺騙了中國人六十年,並且還在繼續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