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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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民主義視角

     分析趙紫陽的改革思想

 

 

行 易

 

 

 

編者按語﹕本文值得認真一讀。因為,作者據實而論,公正地肯定了趙紫陽的進步改革思想,善意地批評了趙紫陽改革思想中的缺陷,指出了趙紫陽在思想上應該超越卻沒有超越的難關,並且用趙紫陽生前讚許的孫中山三民主義來分析評價趙紫陽的進步和不足,確實難能可貴。作者不像二十年來流亡海外的某些“保共改良派們,一味吹捧趙紫陽只是為了自捧;高舉著趙的改革大旗,卻歪曲了趙紫陽真實的改革思想;借口反對暴力而拼命地歌頌康梁保皇,誣蔑辛亥革命較之中共的當朝統治者為尤烈卻對共產黨的現存黑暗統治,永懷難解的棄婦之情甚至為了某種難以言述的原因,竟然違背趙紫陽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正確看法,專事否定三民主義,公開攻擊孫中山本人;直至錯誤地解釋趙紫陽對在中國實行聯邦制的正確解讀,在客觀上為形形色色分裂勢力所利用……。由此而使趙紫陽先生不應有的負面影響日見其廣。

謝謝本文作者向海內外的讀者們介紹了一個真實的趙紫陽。

 

趙紫陽思想活躍,終究能夠從善如流,這與歷來中共高層的情形大不相同。趙還能夠置名利於度外,聽從良知的呼喚,在巨大壓力和威脅之下堅持自己“良心”的立場,與中共歷任高層領導都不一樣。不過,趙和中共改革派的改革理想,仍然達不到三民主義的水準,差距還很大。趙對近現代史的某些思考,又深受中共 《近代史》和《黨史》教科書的影響,造成思路難以展開和思考不深的問題,有些想法難免囿於錯謬。但從他幾十年身陷中共權力圈的困境看,得出的某些結論,已經相當難能可貴。

 趙紫陽的改革是想為民謀利,改革思想豐富,只是其中功利色彩顯得強了一些,經改、政改均如此。政治改革還只是停留在理想階段。但是,不管是經改還是政改,有一個重要方面卻是不宜忽視的,那就是其中的公義和天理。如果考慮到這個方面,徹底改革和改變的迫切性就會大為增加,也不會形成現今殘害民生的畸形權貴經濟。 趙的某些政綱表面上較之民生主義相差近,卻缺少精神層面的體悟和闡述。

 

政改和民權

 

趙紫陽有政改的想法,但無法邁出實際的一步,而且,趙的政改理想是一個漸進過程。趙說:“開始認為中國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文化素質又低,問題也複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中國會亂。認為中國首先應解決貧困問題。後來感到只搞經濟改革,不跟政治改革相結合不行,不實行民主監督,首先腐敗問題就無法解決。接著又感到要發揮群眾組織的獨立監督作用,不放棄不削弱黨控制一切的權力就不行,像過去那樣什麼都管,都要控制是不行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 話》第三百八十四頁,宗鳳鳴著,開放出版社。該書以下簡稱《談話》)在“當政”時,趙的思想還停留在一黨專制的階段,與鄧小平保持一致。趙紫陽說鄧:“經濟上無論怎樣改革都行,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都無所謂,但党的領導權力絕不能放。”(《談話》第七十四頁)但趙紫陽從來反對“領袖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 ”(《談話》第三十八頁)。而鄧的一黨獨裁實質是個人專制,隨時可以蛻變成絕對而殘酷的人治。李銳透露:“鄧曾對江澤民交代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 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談話》第七十五頁)可見鄧的一黨獨裁還不同於趙的“共產黨領導”。趙不主張一人獨裁,曾對胡耀邦建議:“以後是否可以不設總書記,由常委輪流主持。”(《談話》第一百四十頁)據說胡對這個建議很是贊同。在趙的觀點中,“政治局才是重大方針政策的決策機構,而中央常委會應是日常工作的決策機構”(《談話》第一百四十六頁),政治局應該大過政治局常委,作重大決策。這些想法都與鄧小平不同。

 在軟禁之初的一九九五年,趙仍主張中共一党領導:“不形成中間階層,一下子就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中國就可能出現一千個政黨,是要亂的。人民素質不高,亂了更可怕,會發生以暴易暴,出現獨裁政治,如同緬甸那樣。”(《談話》第一百五十五頁)趙還擔心“人民素質不高”。當然,趙的這些想法以後都改變了。後 來,趙對中共的專制相當失望,因為“根據這個理論(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的專制政體是不可變,不允許變的”,“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軍人專政,也聲稱到一定時期實行民主選舉,也要還政於民”。(《談話》第三百零七頁)趙思想活躍,如果真能實際展開政改,應很快就會超越這個階段。在軟禁中,趙說“今後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多元化的出現,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必然支持不下去,必須改變舊體制,結束一黨專政的政體,實現現代民主政治”(《談話》第一百二十一頁),又說,“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旗子,要實行民主政治,結束無產階級專政”(《談話》第一百二十九頁),這又是後話了。綜而言之,趙的改革中,民權主義還是一個空白。

 趙紫陽主張地方自治和聯邦制。當然,這是從發展經濟角度作出的考量,趙說:“最好讓各省自治,就是讓各省根據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各自去發展,那就會形成窮省有窮辦法,富省有富辦法,各省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去發展。”(《談話》第一百一十二頁)又說,“對西藏,中央政府可乾脆不管西藏的經濟,只管軍事、外交和國防,其他不干預,由他們自己獨立地去發展,即實行聯邦制”(《談話》第一百三十五頁)。經濟的角度只能說是接近民生主義,但還頗顯不足。另外,還應該從民權主義的立場考慮這個問題。

 胡績偉提出用“逐步推進”的方法搞政改,想避開敏感問題,但“趙紫陽認為,這樣的改革思路不能轉向民主政治”(《談話》第一百二十八頁),趙對這種體制內政改的不可能性有著清醒認識。趙又說:“政治改革,就只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言論、結社自由,進行公開監督。這就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甚至有垮臺的危險,這是掌權者絕對不能接受的。”(《談話》第一百八十四頁)趙很清楚,政治改革必然對中共的統治地位形成嚴峻挑戰。對於“村民選舉 ”,趙說,“目前在中國實行的村民選舉是無濟於事的”(《談話》第三百一十三頁)。在民主的實現形式上,趙贊同“憲政民主”:“趙又說,法國革命是從民主走向專制的。由於不斷殺人,應對不了,才製造出了斷頭機。在英國不是搞人民民主而是搞憲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利。顧准也不主張搞人民民主,認為大民主一定會產生無政府主義,而主張議會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奪取個人權利所利用。”(《談話》第三百四十五頁)

 

私有制和資本主義

 

趙紫陽認為,共產黨掌權後應該搞資本主義:“經過東歐、蘇聯和中國進行半個多世紀的那種社會主義實踐說明,在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談話》第八十六頁)趙紫陽還對光遠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談話》第一百零六頁)。趙的這個思想實際上是對中共的否定。既然共產黨在落後國家奪得政權後也應該搞資本主義,那麼不管在哪裡,共產黨的顛覆活動就完全沒有什麼意義了。共產黨本來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反對資本主義是它的“正經事”,現在既只能搞資本主義,看來共產黨只有下課才是對的。既然共產黨搞社會主義不行,當然更沒有本事搞資本主義,必然還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和災難。時下大陸的畸形權貴經濟就是一個例證,這種畸形經濟還將產生更大的禍害。而且,共產黨勢力不可能在哪個先進國家得勢掌權,也沒有哪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出現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階段論”沒有什麼根據。說到底,中國還是要走中華民國的道路。當然,中華民國絕不是某一個階段,而是中國所不可缺少的國家形態

 在理論上,趙紫陽贊同私有制,大概因為私有制對發展經濟有利。趙說:“私有制也能為社會帶來繁榮,這是馬克思所沒能預見到的,但這卻是資本主義的實踐所證明了的事實。而東歐的巨變,蘇聯的瓦解,實際上又是公有制的失敗。”(《談話》第八十五頁) 馬克思教條認為,私有制將帶來“工人階級的日益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但是,實踐證明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趙贊同私有制是對馬列教條的否定。《談話》編著者,引用一則《參考消息》刊載的蘇聯報刊評論,可謂一針見血:“馬克思的原理有犯罪的基因,基因中包含著原始的罪惡”;“使活生生的人成了抽象人的犧牲 品;使個性成了集體的犧牲品;使生活成了公式的犧牲品”。(《談話》第二百四十七頁)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剝奪人生命的說教。

 幾千年人類歷史本來就植根於私有制,但不是目前大陸這種少數人攫取財富、剝奪多數人的畸形“私有制”。中華民國本來就立足於民有、民享的私有制,又注重公共利益,沒有趙所說的私有制、公有制問題。私有制是民生主義的基礎。

 

畸形權貴經濟

 

趙對目前大陸的畸形權貴經濟有精闢分析,認為靠權錢交易而暴富者成為目前當政者的社會基礎,稱之為“特權階層”,但這些人卻不是什麼健康的力量。趙說:“這 些人也形成不了中產階級,也不是平等競爭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家。他們既不要退回原來的計劃經濟,也不願再深入進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機制;但這恰符合目前當政者‘求穩’‘怕亂’的要求,形成了當政者的社會基礎。”(《談話》第二百二十三頁)這些勢力是中國特有的,所謂中國特色其實就在這裡。趙認為 “這種情況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不容易形成,那裡雖然有集權專制,也是市場經濟,但不是公有制,沒有上述條件,且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不容易發生侵吞現象 ”,前蘇聯也沒有這種情況,“它進行的是激進的改革,雖然代價太大,但經過陣痛過程後,恢復起來比中國這樣拖下去的前景會好”。蘇聯的現狀證明他的話是對的。(《談話》第二百二十三 頁)

 既然由權錢交易而暴富者成為社會基礎,那麼,大陸權貴經濟還會延續,腐敗還會進行。畸形的權貴經濟不僅嚴重損害民生,對民族也是一個腐蝕。當然,這樣一種腐敗肌體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們既沒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那種冒險創業的精神,也沒有靠公平競爭發展起來的企業家那種敬業精神;而往往是揮霍浪費掉,或把款 存入外國銀行,作外國公民,過自己豪華的生活。”(《談話》第二百二十六頁)這些人生活在腐敗墮落中,沒有正經本事,卻構成了當政者的社會基礎。這樣的“特權階層”,本身就是社會的巨大隱患,趙說:“這種借助權利形成的官僚資本,所產生的特權階層,是要阻止市場經濟向公平競爭的現化方向發展,使市場經濟向畸形的方向發展,成為腐敗的市場經濟。這些人由於利用手中的權力盜竊國家資產,發的是不義之財,自然引起廣大群眾不滿,從而激化社會矛盾。這種畸形發展 的市場經濟,加大社會分配不公,走向兩極分化,不能形成廣大的中間階層。一個社會如果形不成兩頭小中間大的廣大中產階層,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談 話》第二百二十九頁)中共當政者想靠集權專制搞市場經濟,結果事與願違,沒有形成中產階層,卻產生了龐大的“特權階層”,形成大面積的腐敗肌體,趙紫陽說 “這是最糟糕的”。

 當政者還要謀求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因為:“這些人的利益和當政者的要求都一致,他們都要維持現狀,維護這條政策路線,維護現存這個政體,並使改革向有利於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向發展。”(《談話》第三百一十三頁)趙說的“這些人”,指現有體制的獲利者,包括“特權階層”、各企業經營層(都持股)、知識份子(實 行高薪)等人群。趙紫陽通過對大陸現實由經濟到社會的深思,認識到暴力革命有其客觀性,內心恐怕也有一些無奈之感。趙說:“暴力革命確是代價很大,不過激進與改良都是客觀存在,走哪個道路,往往也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談話》第二百三十一頁)

 

民族主義

 

世界各國共產黨應該都不是民族主義者。中共從來就不是民族主義者,不過是打著“民族”的旗號謀求私利,幹損害民族的勾當。共產黨上臺是民族的大災難。但趙紫陽卻是一位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反對民族狂熱情緒。當然,趙對國學(傳統文化)是有所忽略的。趙本人是一位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改革理想中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東西不多。在評論《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時,趙說:“中國的民族問題已經解決,無必要再搞反美,以至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不是高明之舉。 ”(《談話》第二百二十二頁)義和團式狹隘、自大的民族狂熱,實際上危害本民族,也是反民族主義的。

 趙的外交思想具有很濃的親美色彩,因為趙認為這種外交方針最符合民族利益。趙談論美國說:“美國也是從謀取本國利益來發展對外關係的,但是他們發展本國利益是同人類利益相符合的,因為他們不但發展對外自由貿易。而且還受他們本國人民價值觀的支配,那就是還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就與人類社會實現現代文明相一致了。如果人類社會發展需要有個主導的話,那麼由美國來主導,比蘇聯,比中國來主導要好,更不用說德國和日本了。因為美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談話》第三百三十四頁)趙紫陽對美國贊許有加,甚至認為美國的利益與人類利益一致,主導世界也沒有什麼壞處。這與杜潤生質疑美國的觀點大不相同。大概這些也可算作趙民族主義觀念和政策的體現。

 

珍惜臺灣的民主

 

趙從內心嚮往民主,所以分外珍惜當今臺灣的民主,抨擊一切對臺灣的武力威脅,“臺灣問題只能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統一”(《談話》第三百一十頁)。對於一九九六年大陸軍演,趙說:“現在臺灣搞的是真正選舉,並不是在搞台獨活動;而這次顯示軍事威力,顯然是針對了臺灣的民主,企圖以武力來影響臺灣人民的心理,來搞李登輝;結果卻幫了李登輝的忙。”還說:“(軍演)致使幾千名記者雲集臺灣,看到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第一次直接選舉總統,走到了大陸的前面,這就長了臺灣的威風。”(《談話》二百一十八頁)趙紫陽高度評價臺灣的民主,與江澤民的態度和表現截然相反。趙反對對臺灣民主的任何威嚇,趙紫陽曾經深有感歎地說:“臺灣這兩次搞的選舉,實行的是民主,是順從民意的,並不是搞台獨,當局沒有必要來進行‘文攻’、‘武嚇’。就是前香港港督彭定康在港搞的立法委員選舉,雖然有他們的意圖,但其本身卻是民主的,也不能反對。”(《談話》第三百一十一頁)趙認為,不能反對民主,即使其中有某些政治考量,也不能反對。

 

近現代史

 

在歷史上,中共承認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須”。趙紫陽談到近現代史時說:“中國共產黨又把馬列主義民族化,改換蘇維埃的旗子,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須,從而爭取了全國人民,並同國民黨聯合在一起,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談話》第一百二十二頁)但中共不是因為真理,而是為了“爭取全國人民”,以便日後奪取政權。一種完全沒有信譽的機會主義。中共的功利主義無處不在,趙追述中共土改說:“開始農村是在封建勢力統治下,對我們實行封鎖;村政權都是為上層代表人物豪紳所掌握,對我們進行刁難,不給糧款;而基層群眾沒有覺悟,不敢接近依靠我們;外加日本鬼子的連續掃蕩進攻。所以,那時我們在農村吃、穿都很困難,要糧沒糧,要錢沒錢,更不用說對兵員的補充了,簡直是難以立足。後來,發動群眾先實行減租減息,又實行土地改革,給農民以土地,同群眾建立了魚水關係,形成了命運共同體,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要糧有糧,要錢給錢,要人有人了。”(《談話》第八十一頁)中共的土改極具功利性,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將群眾與自己捆綁起來,使這些群眾離不開共黨。這就如趙所說的,“給了農民以土地,把農民發動起來了,同蔣介石國民黨形成了嚴重的階級對抗,使農民的 命運與共產黨的命運緊緊聯在一起”(《談話》第一百六十六頁)。這是一種欺騙性的做法,達到目的後難免要過河拆橋。果然,後來中共又將土地從群眾手裡收回去,結果群眾還是沒有得到什麼,反而在大饑荒中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共土改與民生主義是南轅北轍的。

 《談話》編著者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初訪軟禁之中的趙紫陽,就談到了當時大陸青年的一般傾向:“現在一般青年嚮往資本主義,提出這樣的觀點:如果由國民黨用三民主義來治理中國,中國也不至於落後到這一步,臺灣不就是證明嗎?”(《談話》第四頁)這一次,趙對蔣介石先生的看法囿於思想樊籠,對三民主義也還沒有一個真切的認識。實際上,有一件事不可忽略,蔣介石的治理為蔣經國先生的“解嚴”打下了堅實基礎,所謂“虎父無犬子”。臺灣的民主政治因此而實際運作起來。趙紫陽用階級分析法得出了一個否定的結論。中共灌輸的階級分析既模糊又荒謬,不過是進行內外權力鬥爭的工具,不足以說明實質性的問題。趙如能到臺灣實地考察 和研討,所得出的結論必定全然不同。由於中共多年來歪曲歷史,進行宣傳、灌輸,趙對近現代史的許多看法也都存留著明顯的中共教科書痕跡。

 趙認同啟發民智的“訓政”時期,《談話》編著者寫道:“他(趙)對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認為有一定道理。趙對我說:孫中山雖然離開我們已半個世紀了,但他的這些思想仍然是光輝的。”(《談話》第三百二十一頁)既認同當年國民黨的“訓政”主張,實際上就認同了國民黨在大陸時推動民主、實現民權主義的方法。因而,中共當年以“要民主”為藉口,謀圖推翻國民政府是沒有理由的,也是完全不合法的。中共的民主口號是欺騙性的,其所作所為本質上全都是專制。趙分析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標榜要實行專制政體,恐怕知識份子一般不會回應,不會參加到我們這方面來。”(《談話》第一百七十頁)這裡還是隱含著對中共的否定。

 “ 分階段的目標”說明了孫中山、蔣介石實行民主的誠意。趙說,“孫中山還是提出了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其目標還是為了要實行民主政治,還政於民”,但 中共“連這個分階段的目標也沒有,只是一味地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談話》第一百七十頁)既然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當然就能夠達到中華民國的“議會民主”。蔣經國在臺灣果斷地“解嚴”,大概趙由此更加認識到國民黨關於民權主義的誠意。如果撇開意氣之辯和馬列教條,趙有時候看起來更像一個三民主義者,尤其致力於民生主義的實踐。

 趙欽佩蔣經國,一個主要原因是蔣“順乎世界潮流,開放了黨禁,實行了新聞言論自由”(《談話》第一百一十六頁)。趙還強調:“蔣經國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應該好好研究他。其他如南韓、印尼等國家,都是在反對派的壓力下轉下民主政治的,而蔣經國則是順應世界潮流,主動推進民主改革的。蔣經國曾受過國民黨長期的一党專政的傳統教育,又受到蘇聯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傳統教育,卻能從這些舊的意識形態束縛下走出來,確實不簡單。”(《談話》第三百一十五頁)不過,看來趙還不能很好地理解蔣經國。實際上,蔣經國未曾被蘇俄的意識形態所束縛,也沒有脫離孫中山、蔣介石等人的國民黨思想觀念。蔣經國既是一位真三民主義者,適時的“解嚴”就不難理解了。當年國民黨的人物多是真實、可信的,不像中共那樣有許許多多的虛謊。如果有機會,趙也應會學習蔣經國。

 趙紫陽對毛澤東認識不足,以為毛“非常讚賞中國歷史上的五斗米教”,“主張一切從‘公’”,認為這與“孔子的大同世界、康有為的‘大同書’以及孫中山的‘天 下為公’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談話》第一百二十頁)實際上毛是反傳統的,毛觀念中沒有公義和天理,因而與孔、孫、康思想均有本質不同。毛的那種詭異、回曲的思想,又與其詭詐的行為相符,註定只能是雙重謊言。缺少對正義和天理的思考,主要從功利的角度看問題,成為趙紫陽改革思想的一項嚴重不足。談到民主時,趙說“民主的旗子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談話》第一百三十頁),顯出同樣的不足。

 大陸人民雖然嚮往三民主義,但現今大陸社會距三民主義漸行漸遠,鮑彤說:“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毛澤東只解決了一個民族問題,使中國走向獨立;鄧小平改革開放,把中國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算是初步解決了民生問題;至於民權問題,所謂‘人權’到現在都沒有解決,公民權利隨時都在被侵犯。”(《談話》第二百七十 七頁)實際上,無法無天的毛,建立了一種危險的專政體制,對民族有害無益,實是民族的大罪人;鄧式改革又造成畸形權貴經濟,形成貧富懸殊,使大陸民生成為泡影,與民生主義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如果沒有公正和仁義,哪裡能夠得上民生主義。因為人與動物不同,不能吃飽了飯就完事,遑論那些年連吃飽肚子都做不到的百姓。而且,沒有民權主義(民主),社會矛盾積聚,必然就將民族置於不穩定的危險境地,民生也無從談起。

 

心路歷程

 

趙紫陽有良知、有智慧,也有承擔責任的勇氣,能輕視功名利祿。因而順從內在的良知,突破了許多思想上的條條框框,否定馬列、否定中共、否定自己,反省的功夫很不一般。趙的思想在改革派中也是超越的,以致一些中共改革派老幹部對趙的心路歷程頗為不解,不明白趙“新思維”的來歷,很想問出個究竟。

 “六四”鎮壓打碎了許多人對中共所存留的幻想。《談話》的編著者宗鳳鳴就說到,“‘六四’鎮壓使我頓然心灰意冷,對理想有所幻滅”(《談話》第二十八頁)。 “六四”鎮壓當然也令趙紫陽震驚,因為甚至連當年的北洋軍閥都不會悍然實施如此規模的血腥大屠殺。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只有中共才幹得出來,事後又不進行一絲一毫的反省。許多良心尚存的人不能不產生幻滅感,趙軟禁中的許多想法就是以這種幻滅感作背景的。

 趙紫陽的思考能擺脫牢籠有兩點心法。趙說:“我有兩條:一條是不能拘泥於教義,而是注重現實,關心民意,觀察潮流,所謂‘潮流’,也就是‘民意’,也就是人們的需求;這一直是指導自己行動的根本出發點。他又說另一條是:不擅權,不搞個人權威。”(《談話》第三百二十四頁)趙還說:“我不拘泥於馬列主義的教條、公式、定義,而是重視實踐。自己強調的是立足當前實際情況,尊重民意,認為民意就是潮流。”(《談話》第三百二十八頁)正因為如此,趙的各種想法在中 共改革派中具有代表性,能引起較廣泛的共鳴。難怪杜潤生說:“尤其是反趙反不得,上下已取得共識。”(《談話》第三十五頁)

               

  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