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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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

發動暴力改良紀實

 

 

辛灝年

 

 

編者按﹕近現代以來,每到專制統治搖搖欲墜之時,凡鼓吹改良者,畢定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革命,其重大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便是暴力,便是動亂和暴亂,且一定是“以暴易暴”;而改良則堅持任何暴力鎮壓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惟有“舍革命而行改良”,才是救國之道雖然實為“保專制之途”。

一百年前,晚清的保清、保皇改良派們,便以此而大罵革命,大罵孫中山,直到滿清被辛亥革命推翻,改良派們則不是紛紛投機國民革命,以搶一杯羹;就是對革命舊恨南消,只要一有復辟帝制的機會,便立即呼嘯而上,大打出手,唯恨“共和不死,專制不還”。

一百年後,當代的保共改良派們,自1989年逃亡海外之後,就開始揭起“反對孫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的大旗,不論共產黨是怎樣地迷信暴力鎮壓,又是怎樣地對人民愈來愈凶狠地持續著暴力鎮壓,他們都是曲不離口地津津樂道於他們的高腔﹕“和平理性非暴力”,尤其是將晚清的保皇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們歌頌得無以復加。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危機已經愈加出現險況時,他們和共產黨眉來眼去,甚至是一同搭台“唱改良戲、演改良劇”,也就愈來愈走向了高潮。因而,大罵革命就是暴力,誓言要“鞭尸孫中山”和“徹底否定辛亥革命”的種種言論行為,已經被他們折騰得無了無休……

為此,本刊決定重新發表辛灝年先生九年前就已經發表的康有為發動武裝改良一文,對其全文僅將武裝”改暴力而已,以期再一次用歷史的事實來證明﹕無論是革命或改良,都有暴力與非暴力之為。因為康有為們當年發動暴力改良的聲勢與規模,所製造的動亂和暴亂之鉅,所造成的犧牲之慘烈,實為孫中山的歷次革命所望洋興嘆。

 

原文

  一九八九年之後,直至九十年代末期,在海外,曾強勢地掀起過一陣反對革命、特別是反對孫中山革命的喧囂浪潮。一些流亡海外的前中共體制內人士,他們有的曾慨然宣稱要“告別革命”,有的則大聲疾呼要否定孫中山的革命,有更甚者,乾脆便喊出了“告別孫中山、回到曾國藩”的口號,以暗示必須鎮壓革命。他們所持的理由就是:“要是孫中山不發動暴力革命,康有為的和平改良一定早已成功,中國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任何動亂和暴亂了!”當然,這種“假設歷史”的荒唐和無知是不必多說的,因為歷史就是歷史,何有“假設歷史如何、歷史便會如何”的“歷史規律”?

  但是,正因為他們要用改良來反對革命,更要用康有為來反對孫中山,所以,康有為所推行的“保皇改良”運動,非但被他們戴上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現代桂冠,而被頂禮膜拜,並且簡直成了他們藉以歌頌“改良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批判“革命就是暴力、動亂、非理性”的利器,更因此而為從改良走向“保共改良”,進行了一次廣泛的輿論宣導。由於時代和他們本身學養的原因,其勢頭乃與前朝的“保皇改良”無法相提並論,但是,其間,誰要是去了海外,說了革命二字,特別是說出了贊成孫中山革命的話,誰就在他們的眼睛裏成了大逆不道,甚至有“當朝亂臣賊子”之嫌。

  誠然,康、梁反對革命,是因為孫中山確已在倡導革命。可笑的是,八九年後,幾乎還沒有什麼象樣的人挺身而出以號召革命,他們便提前反對起革命來了。究其原因,無非是在當今之中國,除掉不會發生革命,倘若發生革命,則革命的對象,便必定是那個敢以機關槍和坦克車屠城的超級法西斯政黨。因此,祗需參透了這一層玄機,當代“保共改良”派們反對革命的激進立場和超前心態,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在海外“高倡康梁改良、反對孫文革命”者,大多是不懂歷史、或是不曾對歷史下過功夫就敢於干預歷史的“中共精英分子”。他們有的是“以文干史”,明明是“我黨的美學工作者”,卻非要做一個“我黨的史學工作者”;有的則秉承著中共史家向來只要政治立場,卻罔顧史實的“治學”方法,只管大膽批判,根本無須證據。所以,在中共的“一言堂”暫時還沒有在海外也形成“大一統”之時,我們理應根據歷史的事實,大聲地對他們說道:“康有為也發動過暴力改良,康、梁也曾倡行過動亂和暴亂。”以對悖歷史之論者,或絲毫不解歷史者,告知歷史的真相何在。

 

一、 康有為發動暴力改良的政治社會背景

  

康有為欲發動一場暴力改良的社會政治背景,自然是“戊戌變法”的失敗。這一失敗,不僅將一心要實行專制改良的康、梁等二十二位變法維新人士,從體制內攆到了體制外,而且將他們攆出了國門,攆到了海外,使他們成了風雨飄零人士,在今天,就是“民運人士”了。因此,對他們這些曾在專制體制內短暫地作過滿清達宦,在變法期間,上能夠叱吒風雲、下能夠令士人景仰的改良派風雲人物而言,於短暫的海外輝煌之後,剩下的,也就只能是“關山難越,誰悲流放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國之客”的感慨與悲涼。

  於是,雖亡命海外,卻心繫萬里家國,更心心念念著滿清“廟堂之高”的他們,一方面深懷為救滿清而推行改良、卻不能實現的深沉痛苦,一方面又滿懷著對“毒后”慈禧在菜市口揮刀戮其同道的深仇大恨。所以,由改良發展為保皇改良的思想,也就應苦、應恨而生。因為,唯有保住光緒,保住這位在康有為的眼裏和心裏足以“超過三皇、高過五帝”的當世明君,鏟除毒后,復辟帝位,則大清朝便能夠因實行改良而長治久安。而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非但能保,甚至能夠宦途輝煌。這與一九八九年以後,某些中共體制內人士,一心要為“中共的光緒爺”趙紫陽先生“奔走呼號”,可謂“同氣相求”。

  但是,毒后慈禧卻橫馬攔刀在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這條“康壯大道”上。因此,欲行保皇改良,便一定要先除慈禧;而要除慈禧,唯一的辦法,就是“起兵勤王”。好在中國的歷史上,“勤王、靖難和清君側”的故事太多,熟讀古今史籍的康有為對之絕不陌生。所以,欲起兵勤王,滅慈禧以擁護光緒復位的念頭,也就自他們逃亡海外之日起,便屢生屢起。更何況自奉帝師的康有為,早已偽言他有光緒帝親賜的“血書衣帶詔”,這對於發動一場“起兵勤王”、也就是發動一場暴力改良,乃有了最高的根據。所以,康有為才會大膽地說道:“當今唯有起兵勤王、救皇上復位而已。”這又與一九八九年之後,在海外有所謂“曾經是中共體制內人士”者,不斷地便要亮出“獨家的有關趙紫陽秘密文件”,以大聲疾呼要“保趙改良”,幾乎是“同曲同歌”。

  如果說這只是康有為之所以要發動一場暴力改良的政治背景,那麼,他還有一個足以令他能夠發動一場暴力改良的社會背景。那就是,康、梁的變法維新要求,在當時大夢將醒未醒的中國,確曾受到青年仕人的擁護。如果說在變法之前和變法之中,康、梁因力倡變法維新,也就是改良,確已頗得“帝心和人望”的話,那麼,戊戌變法的失敗,失敗後西太后之大肆通輯追捕變法維新人士,甚至傾刻之內便盡廢新法、重拾舊政的倒行逆施,又激起了民間與官場眾多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而這種不滿,非但不能抵消得了“康、梁”的影響,恰恰是擴張了他們的影響。誠如史書所言:“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政變發生,消息一道接著一道傳出,加上謠言蜂起,咸云皇上毒殺,或云康有為被捕,又云康實逃亡。電生風說,風說更逐風說,號外之聲滿街,來電頻繁,而人心益洶洶。不久,又傳出消息,說是康有為已由上海赴香港,很多人還在將信將疑,而康果然到了香港,接著又從香港到了日本。真可說是風雲一時,萬眾矚目。”顯然,正是變法維新所造就的如此國內基礎,才會建立康梁要起兵勤王、實行暴力改良的自信心。此其一。

  其二,如果說戊戌變法乃是一場影響廣被的變法,不僅為國人,也為列強諸國所矚目,那麼,戊戌政變及其慘淡的刀光劍影,豈但使國人震驚扼腕,亦足以令外人唏噓和嘆息。所以,猶如百年之後的那一場屠城血案一樣,其後,凡逃至海外、自命為民運人士者,也就無須辨其貨色之真假,皆足以令華僑動心,外人動容。所以,康、梁等逃亡海外之時,其所能牽動的風色大觀,亦足以使這些體制內的所謂反叛者們,忝榮耀於一身。其短時間內的風流榮華,實為平生所不敢想。亦如史家所言:“康有為的學生許勤到橫濱主持新開辦的華僑子弟大同學堂。開學之日,橫濱華僑紳商數百人和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前文部大臣犬養義和宮崎寅藏、平山周等都到校,犬養義並擔任校長。”而康有為本人只須在北美洲走上一圈,便能使捐款滾滾而來,轉瞬之間,便得到了陸拾萬美元之鉅。這自然又為康有為欲發動一場暴力改良,提供了國外的華僑基礎,特別是軍費的來源。據說,一九八九年之後,逃往海外的“體制內們”所得的滾滾“資源”,足以令“康、梁們”嘆為觀止,可謂“榮華異代不同時”。大約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才會在“保某改良”的大方向上,與康、梁等如此地“同心同德”。

  其三,康有為推行改良、發起變法維新之時,那個尚不為人所知的“江洋大盜”孫中山正在倡導革命。用孫中山自己的話來說,便是在當時的中國,“改良為天下所共擁”,“革命為天下所共棄”。然而,他不曾想到的是,他選擇的革命,在海外,竟也為列強所阻,華僑所輕。所謂“華僑為革命之母”的美譽,在那時,還全然是他為革命而不得不虛幌的一槍。因為,康有為北美之行能獲華僑捐款陸拾萬之鉅,他孫中山在美國從西到東遊方和尚似地為革命講演捐款,華僑一共只捐助了他五百美元,僅夠他買一張從紐約回舊金山的火車票。尤其是康、梁變法的失敗,非但因“染上了血的風采”,而更動人氣;更因那“血的風采”,而使他們在海外昭彰萬里,足以撼動難以明瞭國是的僑心。孫先生曾云:“由乙未初敗,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然而,孫中山絕然不曾料到的是,他已經苦心經營了數年的海外,竟因為康、梁被滿清趕了出來,反使他的革命“屋漏更遭連夜雨”了。有史家云:“孫先生原來在橫濱建立興中會分會時任命的會長馮鏡如等,非但立馬投靠了康、梁,甚至連孫先生再赴橫濱去見他們時,他們竟然能公開貼出‘不得招待孫中山’的門告了”。

  難怪孫中山的日本好友宮奇寅藏當時竟能夠如此地形容孫中山說:“一起而蹶,遂乃逋逃至海外,梭巡而視時,以其時之人眼光之暗薄,或熟視而無賭,或睹之亦料其舉之而難成。”“乙丙數年間,康為舉國之所傾倒,而孫不獲占士論者一部分,其情狀實如以上之所云。”

  孫先生倡導革命的境遇,於時是可想而知的。彼時,不僅孫先生的革命要讓位於國內的改良,即使在國外,失敗逃亡的康梁,竟也將孫先生革命的鋒芒奪之無幾。加之孫中山認為“非推翻無以改造中國”的立場,又為篤信“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的康有為們所深惡痛絕呢。所以,改良黨人亡命海外之初,即視孫黨為敵黨,亦為大清之禍患,康有為本人更以帝師自命,視中山一派為叛徒,隱存“羞於為伍”之見。其時,即使日人有從中斡旋的善意,終無從下手。其情其狀,與一九八九年亡命海外的中共體制內人士在歐洲開會商談大事時,起初竟要將前來投效他們的原海外“反共分子”們,拒之於大門之外,以示劃清界限,實乃“相映成趣”。

所以,當康有為亡命海外,竟能暫領風騷之時,他那顆不僅要為今上翦除毒后慈禧、甚至連孫黨也要一並翦除的欲望,也就更為熾熱了。這,自然又為他一伺時機成熟,或事態緊迫之時,決心起兵勤王,以發動一場暴力改良,不啻為精神之一助。所謂“天時在我,地利兼得,人和猶在”,康有為之躊躇志滿,也就不難想象。更何況,“奉不可失,敵不可蹤;一遭縱敵,數世之患”的古訓,康有為又焉能不知?因為,即使就他個人的前程而言,成敗亦只能在此一舉。

 

二、康有為決心發動暴力改良的兩個直接動因

  

康有為們亡命海外,雖然在國內激起了仕人和民眾對滿清的“群怨”,因而名聲更震,又在海外使不知華夏內情的外人與不知華夏真情的華僑,對他、還有他所倡導的改良,一時間趨之若鶩。然而,在國內,於長歌當哭之後,將必然是痛定思痛。其結果,便是朝野上下對大清朝自身改良能否有成的迷茫。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對大清朝還能不能“自我完善”頓起疑心。在海外,固因國情難解,蔽之難驅,但民主革命派們卻從康、梁變法的慘敗中認識到,必須堅定“以革命推翻滿清”的信念。

  但是,這個變數,在保皇改良派的心裏,卻導致了惶惑而難安的感覺。因為,既然他們已經將自身的身家性命及宦途富貴,與大清朝的命運繫到了一起,倘若改良無成,只能使他們成為那個腐朽王朝和落後制度的殉葬品。特別是當康有為和梁啟超聽說外國報刊突然連番報導“孫中山要乘改良失敗而大倡革命,甚至已經捐得數百萬美元”的消息時,康梁要用改良、不,是要用暴力改良,而且也只能用暴力改良來推翻慈禧、堵死革命,也就到了非下決心不可的時候了。因為孫党一旦革命成功,無異便是滿清及其改良的覆滅。為此,梁啟超便在一九零零年三月給康有為的信中急切地寫道:“且中山日日佈置,我今不速圖,我輩更向何處發韌乎?此實不可不計及,不能徒以中山毫無勢力之空言,可以自欺也!”梁在字裏行間所表露出來的焦急之情,一是證明了他們早已謀劃的“發韌”、即暴力改良,二是表明了他們欲以暴力改良堵死孫文革命的急切之心。於是,保皇派們一方面加緊了發動暴力改良的準備,另一方面,更為了堵住孫中山的革命,梁啟超又於四月二十八日從檀香山致信給孫中山,稱:“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善哉……望兄採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

  足智多謀的梁任公,在此一是要革命、改良共同攜手,以走興民政之路,此為誘惑孫中山的革命大方向。二是要聯手舉皇上為總統,此為表示“保大清”的目標不可丕變。三是要孫中山遲半年之期以待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此為說服孫中山將革命之舉推遲,以為改良派有從容準備起兵勤王的時間。然而,梁在此雖然是“肝膽相照,花言巧語”,有一點,他卻是與孫文一致的,這就是孫文要用武裝形式來發動民主革命,康、梁也要用暴力形式來發動保皇改良,絕無異見。就此而言,他與一九八九年之後,哪些宣揚務必容忍中共的暴力鎮壓和堅決反對人民暴力革命的“保共改良”派們,實為“同道而異途”者;更與那些在當今海外將“和平、、理性、非暴力”當成“經”一樣念的“保共改良”派們,背道而馳。因為當代的“保共改良”派們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當專制統治者仍陷於暴力鎮壓的迷信之中時,一味地對人民高喊大叫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實際上便是在為專制統治者壯膽充氣;他們還忘記了另一條更加清醒的認知,那就是人民在不該用暴力反抗時,濫用暴力,便是“不和平、不理性”;而人民在不得不使用暴力反抗時,卻必須迷信“和平與非暴力”,則同樣是不理性的愚昧行為。

  如果說梁任公的這兩封信,已經表明了保皇改良派們要堵革命以搶先“起兵勤王”的急迫感,那麼,一九零零年義和團運動的風起而雲湧,就更是使得保皇改良派們坐立不安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他們害怕義和團運動會壞了他們起兵勤王的大事,二是認為這是他們說服列強支持中國保皇改良派的大好歷史機遇,三是判定這是他們起兵勤王的又一個大好借口和機會。為此,著名的保皇派人士麥夢華遂在《清議報》上連續發表文章說:“今日之大勢可睹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亂之速平;欲匪亂之速平,莫如請我皇上之親政。蓋皇上之親政必能靖亂黨而睦鄰國,安人心而絕亂萌,而其效有可立睹者也。”

  他為要求南方疆臣起兵勤王,還勸說道:“今日疆臣之責任,以剿團匪而救皇上為第一義。”“若其手提勁旅,奮起勤王,聯合南方,方軌並進,掃蕩亂徒,翦除兇黨,以至順而討至逆,夫孰得而御之。一舉手而皇上安全,國家奠定。”

  他甚至要求列強起而干涉,支持光緒復位。《清議報》第四十九冊特地增發附錄,刊載該報發行兼編輯人馮鏡如等上日本總理山縣友朋書,內稱:“今日之事,我皇帝一日不親政,則奸臣一日不去位;奸臣一日不去位,則匪害一日不蕩平。故平匪之計,莫急於扶我皇帝親政。”“伏乞貴國協商各國聯合重兵,迎我皇帝,遷都南方,復行新政,去守舊之奸邪,任忠良之賢臣,命將出師,掃除匪黨,修親睦與鄰國,擴萬國之通商。”

  為求列強幫助,改良派甚至不惜動之以情地說道:“夫各國遣兵派艦不絕於途,固將保其使署、人民、商務也。若能救我皇上復政,則不費一兵,不出一餉,而各國之使署、人民、商務必能保全。”

  與之同時,為求得國人支持他們的“剿匪勤王”,改良派更不惜危言聳聽。他們說:“團匪之亂,固非獨國家之害,實我四萬萬切膚之災者也。夫彼之毀人租界,殺人人民,戕人公使,誠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罵我為野蠻,日辱我為俇種,我四萬萬人遂無言以對外人。且外人損失既深,他日之賠償必重。若有餘款,仍絞我國民之膏血也。若有割地,仍蕩我國民之室家也。禍亂日深,訓至不國,是直奴隸我國民大眾也。國民既受彼之公害,彼實即為國家之公敵。”

  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凡事以帝師自為、輕易不作凡人語的康有為,終於親自攥文致海外各埠保皇會稱:“我南方勤王義勇已分佈數路,不日將起。既成方面,可與外國定約,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他甚至對外人直言賣好說:“今欲使團事平而西人咸能安全而得大利,亦甚易:惟有各國聯合救皇上而已。”

康有為終於下了起兵勤王、即發動一場暴力改良的決心。而之所以說康的起兵勤王就是一場暴力改良,除掉它在形式上毫不含糊地採取暴力手段以外,還因為:康有為起兵勤王與歷史上所有起兵勤王的不同之處,乃是他懷抱著實現改良大清朝的歷史願望,而不簡單的是一場“宮廷政變”或“王位和王權”的爭奪戰。此其一。其二,康有為的暴力改良非但是朝著慈禧而來,而且朝著要取代甚至撲滅孫文的革命而來。至於剿滅團匪,不過是他的一個借口,和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甚至祗是一個策略罷了。

 

三、康有為發動暴力改良的三個手段

  

以康有為為領袖、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雖然轉瞬之間就“天時、地利、人和”兼得,但那畢竟只是“一帆風色”而已。因為康黨在國內屬“體制內”,其力量主要來自滿清官場與一批大清朝的上層知識分子。然而,這兩支力量,只需菜市口那一片刀光劍影,轉瞬之間,不是額手稱降,就是心膽俱裂。其中縱使有幾個“心紅膽壯”的,充其量也只能做一個背後的“英雄好漢”而已。這與一九八九年之後那一批曾在天安門前“長袖善舞”、懷仁堂內“出謀劃策”的中共體制內改革派及其上層知識分子們,實在別無二樣。

  而在海外,原只有孫文的革命,卻無康、梁的改良。雖然康有為等為大清朝批准的“精英分子”,因菜市口那“血染的風采”,而鋒頭正盛,但起兵造反的基礎,卻至為薄弱。特別是康、梁若上書請制,則千萬名舉子士人均可接踵而至,躍躍欲試;若康、梁要扛槍上陣,則只有聯合他們所鄙薄的革命黨人、甚至是社會下層的“會黨眾人”不可了。梁啟超為此曾一語道破天機:“保皇黨多官吏,而起義人才不能不聯合革命黨及留學生”。他還說:“弟竊以為網羅豪傑最為重要。舉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傑,不能為功。網羅之為要,人人皆知,然如何然後能網羅,則不可不用功夫。”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梁啟超在從事起兵勤王的組織活動時,就有意含糊其辭,掩蓋他們勤王的真實意圖,以混淆“革命起義”和“改良造反”的明確界限,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參加。為此,他甚至寫信給孫中山先生,不顧涇清渭濁,而公然要求合作。他說:“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存心也。”在與革命黨人會談時,他又竭力表示:“我們雖然用保皇的名,實際還是革命”。他甚至說:惟有請康先生閉門讀書,由我們出來做去。他要是不答應,只好聽他,我們也顧不了許多了。”年輕的梁啟超聰明狡黠:他將康有為護於幕後,以為將來撇清改良黨與革命黨的關係,留下了一個楔子。但他卻使真誠的孫中山上了當。為此,亦有史家說道:“孫中山親自寫信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哥哥孫眉。”結果卻如史家所說:“啟超利用這個條件,在檀香山捐到了許多錢,拉攏了許多人。檀香山興中會員投身保皇會頗不乏人。正埠和小埠均設保皇會所,而興中會則久已形同虛設。”

  如果說康、梁為發動一場暴力改良所使用的第一種手段,便是“蒙混和統戰”革命黨人的話,則他們的第二個手段,便是“蒙混和串聯”國內的會黨,特別是遍佈長江流域的哥老會。用改良派的話來說,便是:“蓋以武漢之間,多有豪傑有志之士。思欲曉以大義,藉其聲援,率之以直走襄樊,上達山陝,迎我皇上遷都南部,立中興之基,竟維新之業,與各國重訂和約,共致太平,尤向日之宗旨也。”

  為了利用會黨為起兵勤王效命,他們不惜大動手腳,將哥老會人手一紙的“富有票”票義“掃清滅洋”四字,改為“救國保民”四字,從而改變了哥老會的宗旨。其後,康有為雖然勤王事敗,其被砍頭者,大多是哥老會會眾的事實,亦說明了保皇黨人用計的高明。

  康有為發動暴力改良的第三個手段便是重用改良黨人唐才常。其原因,一是唐才常(字佛塵)是一位激烈的改良黨人,其言行常常貌似革命。二是唐才常與兩湖會黨向有淵源,將哥老會的“富有票”改義,便“皆佛塵一人之功矣”。三是唐才常因戊戌之事,常慷慨悲歌,以不能與譚嗣同一樣仰天一笑於菜市口為憾事,有必死之志。四是唐才常在骨子裏面又是一個極端的“保皇派領袖”,思想脈搏與康、梁未差分毫。他曾在“戊戌八月感事”的詩中沉痛地寫道:“滿朝舊黨仇新黨,幾輩清流付濁流,千古非常事變起,拔刀誓斬佞人頭。”詩句看起來相當激烈,但思想仍未衝出改良的藩籬。“拔刀誓斬佞人頭”,其對象仍在“佞臣”,這自然不是革命的宣言書,而只是清君側之類的勤王呼號罷了。而他在手訂的“正氣會序”中,就更是明白地提出了“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的主張,更以“盤根所以別利器,板蕩所以識忠臣”的忠君思想,來表白自己對大清朝不二的效忠氣節。唐“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愛國忠君之實,以濟時艱”的宣言,當然會使康、梁對他“視如手足”。綜上四條,也就難怪梁啟超要把他稱為“我黨長城”了。

唐才常確不負黨人之託,他非但為康有為起兵勤王充任了馬前之卒,而且竭盡將帥之責。他成立“正氣會”以招納四方保皇賢才,召開“中國國會”以倡明保皇改良的宗旨,聯絡社會下層人士,告之以“非藉忠君愛國之詞,不足以鼓動天下”的大義大略。他更在長江流域建立了用於“起兵勤王”的“自立軍”七個軍,約定了起兵勤王的具體日期:一九零零年八月九日,即戊戌事敗幾一年之後。由是,一場無論在規模上、力量上,都只能使孫中山所發動的任何一次革命起義均較之遜色的“暴力改良”,就要“無和平、無理性”地登場了。

 

四、康有為發動暴力改良的失敗

  

康有為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發動一場暴力改良的結果,竟是“勤王剛始千軍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其失敗的原因有三:一是康梁私心自用,將在海外捐來用於暴力改良的六十萬美元捐款,扣留了其中的四十萬元。其餘答應唐才常的二十萬美元,又遲遲拖延不達,從而造成唐才常有兵難起,不得不延後舉事的窘況。其間,只有大通一地,因沒有接到延期起兵的通知,仍於八月九日按時起事,與清軍相持七晝夜後慘敗。

  二是敗於滿清的另一個改革派大臣張之洞。因為,此番起兵勤王,涉及面甚廣,長江流域會黨既為主力,武漢更為起事的中心。因此,真情難守,留言四起,所謂勤王未動,官府已知。其初,湖廣總督張之洞因八國聯軍事,對大清的江山信心動搖,加上自立軍又對張頻頻示好,所以,他才對康、梁欲在他治下起兵勤王一事,按兵不動,以觀事態的發展。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那拉氏雖然挾光緒帝倉皇出走,但聯軍並無傾覆大清朝之意,只是想挾清滅“匪”而已,因而局勢遂逐漸明朗。張之洞便不再作壁上觀。他作為清臣后黨股肱的本相,也就不可能不使他要下手來翦滅令太后痛恨之至的保皇黨了。

  三是敗於列強不支持康有為的起兵勤王。因為只有一個腐敗而又穩定的中國,才符合所有列強的在華利益。這是一條百年未變的列強對華政策。其時的英國,因剛剛通過劉揆一、張之洞簽訂了“東南互保章程”,穩定了長江流域的局面,英國遂不願“亂太平之局”,損大英之利益。因此,英人不僅改變了起初對自立軍的曖昧立場,並且公開用公文向張之洞表示:“南方有所謂大刀會,哥老會、維新黨諸種,皆與北方團匪相仿佛,有為亂者,即速擒捕,敝國絕不保護。”

八月二十一日夜,張之洞遂在英國領事的支持下,下令包圍漢口英租界自立會機關,迅捷逮捕了唐才常等二十餘位自立軍首領。第二天,唐等二十餘人便被張之洞公開殺戮,各地自立軍遂迅速遭到鎮壓。除大通數百戰死者外,前後被殺者達二百餘人。在康有為發動的這一場暴力改良之中,對滿清王朝和大清皇帝忠貞不二的保皇改良鬥士們,蓋因忠君而不忠后,而再一次如同北京菜市口的六君子一樣,被斬殺在大清朝的龍虎鍘下。歷史就是這樣地再一次用鮮血為改良主義者們塗就了難以改變的命運。

 

五、康有為發動暴力改良失敗的啟示

  

康有為欲發動一場暴力改良,以求改良成功,其本質,仍是“要將天下人之天下,繫於一人之存亡興廢之間”。這與近代民權思想的興起,民主思潮的暢流,乃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它才不是進步的行為,而是進步之中的倒退行為。

  其次,所謂保皇改良,其重心是在“保皇”,“改良”為次之。這就將推行改良乃是為了保住大清朝的本相,公告於歷史了。此對於當時的中國,雖然能夠蔽一時之聰,卻不能蔽民智之既開。人民之遲早會拋棄改良,特別是專制改良,也就勢所使然。

  再者,康有為們至今不曾明白的是,所謂改良,非掌權者改良不可,無有沒有權力者能徑自操而改之。因此,當道者願改,則改良成;當道者不願改,則改良敗。尤其是改的宗旨、要求和手段,一旦觸及了、觸痛了掌權者的利益,甚至是危及了他們的江山社稷或地位權力,則倡導改良者,也就只能成為其階下囚、甚而是刀下鬼了。這實在是改良派們、特別是那些真心要為專制統治者施行改良的忠臣們,永不能夠討好的根由所在。

雖然康有為發動暴力改良的結果,不過是再一次證明了,不論是文的改良,還是武的改良,都只能以慘敗為告終,但是,它還是不僅在事實上徹底揭穿了當代保共改良派人士們,一再宣揚康有為改良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偌大歷史謊言,同時也在理論上更進一步地證明了,不論是革命,還是改良,曾經都採取過和平的,暴力的,抑或是任何其它的形式。而所謂理性,更非只能夠與改良結為“同盟”,它亦同樣可以與革命“相容相成”。當代各國共產專制復辟勢力已經被逐個推翻的事實,就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上,也還存在著和平的、並且是成功的革命。因此,當代中國的保共改良派們,之所以要以“康有為和平改良”來誣蔑、甚至來推倒孫文的國民革命,其根本的出發點,並非是在“和平還是暴力”之上,而是在“要不要革命”這個要害之中。因為,改良意味著“保而能改”,其中“保”為前提;革命則意味著“革而必改”,其中“革”為前提。他們害怕的便是這一個“革”字,而絕不是什麼暴力。因為,前朝的康有為們就曾一再地指責孫中山的革命只能導致天下大亂,但當他們為帝、為己而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暴力改良時,他們便一點也不害怕製造天下大亂了。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地為後人留下了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事實,以促吾人之猛醒。

 

(原載《黃花崗雜誌》200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