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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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

著名投機改良派

 

 

楊度傳

 

吳相湘

 

 

 

編者按﹕ 晚清朝廷為自救御侮,從推行“洋務運動”即“改革開放”,到一再虛假允諾君主立憲曾使得一批又一批改良派“大有用武之地”。1898年前,不僅出現了早期的進步改良派,志在富國強兵和要求“政治變法”;1898年後,則出現了反動的改良派,就是康梁的“保皇改良”後來又興起了“立憲改良”派。其間,還出現了一批投機的政治改良派,楊度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

本文為歷史界前輩吳相湘先生舊作,對當年名聞遐邇的著名保清改良派人士楊度的一生,作了甚為客觀的記述,十分有助於我們在當代中國民主變革的前夜,認識改良的錯識,投機改良的危害和保共改良的反動。

本文依原樣發表此文,未作任何刪改,僅為醒目起見,將文章原來的題目改為“晚清著名投機改良派――楊度傳”。

 

原文提要﹕

 

楊度是一自視甚高,野心大、善投機的政客。革命黨與立憲派之爭,楊度標榜中間偏左路線;旋又參加清廷預備立憲工作。發現袁世凱的政治野心,復首先加以迎合。一九一一年為袁奔走南北積極活動,袁當選為大總統,楊又揚言袁可為“拿破崙”,使共和復為君主。民國四年倡組籌安會,公開促成洪憲帝制,以新朝首府自居,慶幸“理想”實現。不悟其違反時代潮流。結果,袁因此身敗名裂,楊亦永蒙汙名。晚年傾向(國民)革命,則是其最後的一次投機(編按﹕最後的投機,乃是死前投機共產革命,由周恩來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正文﹕

 

楊度,字晳子,筆名(別署)虎公。一八七五年一月十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生於湖南湘潭,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死於上海。

楊出生於一小地主、鄉紳家庭,父早死,幸賴其曾任朝陽鎮總兵的伯父瑞生撐持門戶(北洋三傑之一王士珍微時即系瑞生之隨身衛士)楊度與其妹莊(字少姬)自幼才氣橫溢,在鄉里贏得才男才女之稱,王闓運特加賞識,教授兩人學詩讀書,後來王娶楊莊為其第四子文育之婦,楊度列名衡山東洲書院王之門牆,王對其更另眼相看,課餘假日兩人尤多討論。楊度經、史、子、集常提出新奇解釋,使素行通脫不羈的王也為之驚異,在這種環境下楊度養成自視甚高、好獨樹一幟、不虛心、不改過遷善的習慣。

 

湘綺門生 遊學日本

 

一八九七年秋楊赴長沙參與鄉試得中仍回東洲書院繼續肄業。其時正值湖南推行新政,各方面均希望獲得王的合作。湖南巡撫並有意請王之長子率學生赴日本留學。其他官紳學人更常與王接觸。王於此種種又多與楊商討,因此楊有良好的機會獲得新政新學,對於他的思想甚多新啟示,更形成他經世界致用舍我其誰的壯志。同時解經說史也益多新義,其最著之例即楊春秋大義持論與王的另一高徒廖平不同,然比較廖更加橫議詭奇。

新潮流激蕩之下,一九0二年三月楊不顧王的反對毅然自費負笈赴日本遊學,入弘文速成師範。胡元倓等是和楊先後東遊的。這時黃興等已早來東京,許多新事物新氣象使他們感動,認為應該向國人介紹,經過楊度主持策劃,是年十月一個以介紹東西洋新知的“遊學譯編”月刊開始印行,這是中國各省留日學生團體之首創刊物。楊所撰發刊主旨指出是編在協助每一國民本身之學術能與日俱進,使老大之中國因一變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遊學編譯除介紹學術、教育、軍事、外交諸大端以外,楊更揭示“白話小說足以喚起國民之精神”,這在當時嚴肅刻板的士大夫社會中實為空谷足音。至於譯編介紹各國革命史例之餘,提出推行民族主義教育為中國革命進行之具體步驟,並以湖南自治為這一革命活動著手起步之所在。更可見其一切並非徒尚空言。後來楊又向國內各方面募捐將這一月刊擴充為湖南編譯社,加強譯述各種專著及中小學教科書,對於湖南社會確有貢獻與影響。

一九0二年十二月,楊自日本回家,王運聆悉其“在東洋所學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大駭,認為必期於流血。楊的戚友更以楊“必取禍”。但楊就他在日本見聞,尤其與女學的重要勸說戚友家人,結果他的妹妹莊終於鼓動其夫――王的第四子赴日本遊學。

 

經濟特科 名滿天下

 

一九0三年七月十日,醞釀多年的經濟特科終於正式舉行,楊由四川總督錫良的薦舉應詔入京興試。四日後放楊,楊取中第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梁士詒。王闓運得此消息,又以為這是楊留學日本的功效。不意一轉瞬間梁、楊都因人進讒指為康梁餘黨或革命黨而被剔除,且有拿辦諭旨,楊幸先期得訊,離開北京避禍於上海,重渡扶桑。這一事實的發生,原不過是清廷嚴禁留學生革命活動之餘波,但一般論者均以楊度既應召入京,即應受另眼看待;今竟如此,故南北報紙頗多記載與評論,甚至因蘇報案擊獄中的章炳麟亦寫詩賦寄感。這些反應對於楊說來實在是因禍得福,因為他的大名從此遍傳全國,這正是一熱心政治活動者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楊在日本勾留不過半年仍回上海。一九四0年夏,他又做了一件引人喝采有關國家權力的事,就是他利用人事關係取得有關外國公司投資湖廣(粵漢)鐵路的檔寄交梁啟超刊載於上海時報,旋又印行“粵漢鐵路交涉秘密檔案”小冊分發各方,造成輿論,對於爭回這一鐵路建築權很有影響。同時,楊手撰湖南少年歌――“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也已傳誦一時,對湖南青年尤多刺激。然而惟其如此,一九0四年十二月,他又不得不亡命日本,因為這年華興會在湖南舉義失敗,黃興、章士釗等在上海被捕,楊深恐又被牽連,故惟有遠走異國一途。

一九0五年春夏間,許多革命同志聚集日本,結果組成了中國革命同盟會。

在進行這一大結合時,中山先生曾極力邀楊度參加,但楊表示願各行其是:“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有謂楊介紹黃興與孫相識,孫、黃即因楊的媒介從此攜手共同進行革命大業,實不符史實。(詳見〈開國元勳黃興〉一文註一)

 

學生領袖 能文善辯

 

其實,楊在日本仍是學生身份,恃其才氣縱橫能文善辯以及幾年來國內狐假虎威的聲勢,當選為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蔣方雲、林長民、張繼等任幹事。章士釗、王賡(揖唐)、張耀曾等分任湘、皖、滇各省分會職員長。這些人都是民國史上叱吒風雲人物,在當時已驕視儕輩,楊能獲得他們的擁護,要非倖致。

一九0五年十二月,中國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文部省的取締規程而發生罷課風潮,要求使館交涉全部廢止,否則全體回國。楊度則主張若干條款應交涉修改,全體回國與事無補,以致觸動眾怒,激烈份子揚言“兩楊”--楊度及中國駐日公使楊樞――罪不容誅。並有持武器伺機殺楊的。面對這一惡劣情勢,楊不得不化名離東京往宇都宮等地避禍。翌年一月風潮始告一段落。

其時,熊希齡隨清廷考察憲政大臣端方等過日本,特委託楊研究譯述各國憲法及政制,楊當把握機會與梁啟超分別提出若干建議。其後端方回國報告即多少採納楊、梁意見。一九0六年九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梁啟超亟欲利用楊在留學生界之聲勢,組織政黨,曾與楊懇商。並一再函陳康有為讚揚楊度之才學似譚嗣同,應以國士待之,新政黨組成,並擬舉其任幹事長主持一切。

梁啟超是如此讚揚楊,但楊、梁對君主立憲的意見終不能趨於一致。這可說是楊喜獨樹一幟個性的表現,也可說是一投機行為;因為當時新民報和民報辯論正激烈,雙方各有群眾,勢均力敵,楊雅不願即作左右袒,乃於一九0七年一月獨立創刊一中國新報,同時又組織一政俗調查會,糾合同志,為獨立結党的第一步。

 

中國新報 金鐵主義

 

楊的重要主張見於中國新報刊載其所撰《金鐵主義》即經濟的軍國主義,而所以組織此經濟的軍國者乃政治。

楊的政治主張與民報及新民業報所揭舉的,相互比較,有下述幾點異同:一、楊及民報對中國前途均屬望於人民,以撲滅現政府為手段。二、民報斥清廷為異族政府,楊則不以為然,認為只是放任不負責任之政府。三、民報主張國民軍以革命,楊則以清廷是天下最易推倒的政府,不需武力,輿論的力量即可。四、新民報要求清廷立憲。楊則主速開國會,國民自負立憲的責任。五、新民叢報勸告清廷行開明專制,楊則以其不惟不能如此,且不能行野蠻專制。六、新民叢報以國民之能力只能輔助清廷,楊則欲以國民之能力促清廷之倒。綜合這些異同,楊的主張比較新民叢報進步,這就是他標榜的中間偏左路線。實則他的持論並不一貫,前後尤多矛盾, 其最重要點即其一再申言國民必“促此不負責任政府之倒”。旋又指陳“今日之中國已由民族主義進化入於國家主義”。並為保全滿蒙藏領土主權計:“以就現有之君主立憲為宜”。對於滿人又極示聯絡,滿洲學生在日本發行大同報,楊特撰祝詞致賀。同盟會看到楊這些言行,深恐他的偽裝策略得售,因特創大江雜誌,專門駁斥楊的言論。

 

國會請願 別有用心

 

其實,梁啟超等已發現楊的行動別具野心,頗有利用立憲派的金錢名譽,將來得間則拔戟自成一隊的企圖。都對楊存戒心,甚至不敢和楊往來。梁為此曾大費躊躇,最後卒徇眾議。是年九月――立憲派人正式組織政聞社,楊即被摒門外。這正如他的同鄉徐佛蘇所指陳﹕楊由於太驕傲,以致兩面不討好,怨悔集於一身,處境十分冷落。

是年秋,楊的伯父病故,楊自日本奔喪回籍,才暫時遠離這一窘境。

家庭的不幸,沒有影響楊對國事的熱心,一九0七年十二月,楊在家守制即撰擬請速開國會的奏摺,央請王闓運領銜具奏。

如上所述,端方曾採納楊度若干意見,奏請清廷宣佈預備立憲,故當一九0七年八月憲政編查館成立,清廷即有意網羅楊,因其留日而未果。今聞其回國,主持立憲大計的袁世凱、張之洞乃致電湖南巡撫請將楊咨送入都。楊初尚故抬身價,不即應召。嗣得袁、張協助其解決華昌銻礦公司財政困難後,乃於一九0八年春北上晉京,旋奉命以候補四品京堂在憲政編查館行走。

其時,康、梁正進行一倒袁計畫,故楊在袁心目中更具有利用價值。袁特透過慶親王關係使楊在頤和園向各親貴演說立憲精義,表示對楊之寵待,並引起朝野注意。而楊也是善於把握及利用機會的。這就是袁楊相互利用而結合的開端,也是楊所謂造成開國會的輿論之一重要步驟。正如孟森當時在東方雜誌憲政篇(第五年第七號)所指陳:“國會請願,首為國民發未伸之意者實為湘人”。“自湘潭楊度應召,尤竭力以國會利益陳說於諸公間”。同時憲政公會本部也在北京設立,楊自任常務委員長,以三年召開國會相號召。是年七月,梁啟超的政聞社被禁止活動;楊更可獨擅立憲之利。

 

投機轉變 責交集

 

一二年以來,楊的轉變太奇突,他的言動自更為海內外注意。一九0八年五月,他以二千元買一雛妓為妾,這事很快引起反應,若干人指責他既以立憲伸張民權為號召,為什麼竟做這一蹂躪人權的事?楊乃在一集會中公開申明將此女轉贈友人。楊可能企圖藉此表示他納諫從善。但海內外報刊,其中著名的有上海《競業旬報》(胡適是其編輯之一)、神戶《日華新報》、巴黎《新世紀》(La Tempoj Novaj)等都紛紛著論斥責他的腐敗行為,實不能當此大任。

一九0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廷公佈欽定憲法大綱及立憲預備事宜年表,其中明訂九年為籌備完成期限。海內外倡導立憲人士及各地報紙均以為時過長,群感失望,認為這是清廷拖延手段。若干人更以楊為編查館主幹之一,對楊頗多攻擊。楊乃以憲政公會常務委員長身份公開發表文告,申辯於欽定憲法大綱及年表“未當能與一字”。並謂“袁、張(之洞)亦從不主九年之說,然至此時幾並九年不可得,皆極兢兢然處之,則鄙人三年之說,亦實強政府以難行。”同時更為憲法大綱中君權特重之規定反復辯護:“吾黨當知君權不能統一,則全國必致瓜分;蒙藏朝叛,則滿漢夕離,為機至危,但恐九年期達,不能更成欽定憲法,於國於君兩不利耳。”楊並強調這一措施“上可以安皇室,下可以利人民”。這與他一年餘以前在中國新報持論實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與梁啟超比較之下,楊更顯得墮落,為革命黨所不齒,受立憲派責駡。

從這時起,請願即開國會運動展開,這原是楊的法寶,但現已轉移到張謇諸人手中。楊、袁相互利用的局勢也因袁被黜而暫擱淺,但張、袁舊關係卻反因袁在野而加強,對於後來政局的大變化決定性的影響。這都是楊一念之差出任小京官,以致喪失了原來優勢的主動地位。

其時載灃攝政,朝局紛更。一九0九年七月,楊因上奏請釐訂君民之關係,行政立法之關係,中央地方之關係,以為憲政實施宗旨。但主持無人,這些意見並沒有引起重視。八月,楊遂藉故請假回家,鄉居近八閱月,至翌年春因資政院行將召集始北上銷假。

一九一0年十一月,清廷下詔縮短國會召集時限,各省代表仍不滿意,繼續請願。楊乃一變其兩年來於此問題之沈默態度,奏請立即召集國會,並請赦用梁啟超以裨憲政,團結人心。

這些言動主要企圖在緩和各方面對他的惡感,因為當時他經常以政府委員列席資政院說明各種法案,尤以修訂報律、限制言論自由過甚,各方多不滿其解釋,旅居北京的湖南同鄉甚至有主張將楊削除湘省籍貫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滿清“皇族內閣”成立,八月,楊被任為內閣統計局局長。

 

國事共濟 重要主張

 

是年十月,大革命爆發,對於楊的政治活動實是一千載難逢良機。因為他與革命党領袖孫黃及清廷用以收拾時局的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他自信可以居中操持一切。十一月十五日,袁組織內閣名單原列楊為學部副大臣,但翌日即有旨開缺,因為就在十五日楊與汪兆銘發起的國事共濟會已宣佈組成,企圖假藉輿論,避免篡奪惡名,以滿足袁世凱政治野心。

國事共濟會的重要主張,見於其上資政院陳情書中:一、即日停戰。二、舉行臨時國民會議,協議政體;清廷及革命軍均應服從其決議。十一月二十日,資政院論如何處理此一陳情書時,楊度同鄉又是舊友范源濂即首表贊成國民會議之主張,但若干議員認為先應討論處理程式再議實質,雙方爭辯幾致動武,其後兩次集會均無結果,尤以南方反應亦至不佳,民立報甚至斥之為無聊之舉動。因此,楊度迅速解決時局之初計未獲售。十二月五日乃宣佈解散共濟會,改另一途徑,即直接與黃興面電商討。十二月九日,楊度得黃興確切答復可舉袁為大總統,楊據以轉陳袁,袁因加派楊為參贊,隨唐紹儀南下議和。實際上就是利用楊與黃的鄉誼關係使唐攜帶的舉行國民會議方案得以見諸實行。

按照楊的想法:必經過國民會議,袁才不致蒙篡奪惡名;同時只要袁能取得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暫時不必計及總統或皇帝的名義。早在楊南下前,楊在北京天津就向各方說明,到滬後又派人分向各省遊說:即令用總統名稱,袁仍可為拿破崙,使共和為君主。

楊度言行很快引起反感。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湖南國民協會通電指斥楊為袁活動是漢奸,要求各地拿捕“就地正法”,幸胡漢民汪兆銘為他解釋,中山先生也特電湖南都督譚延保護楊家屬財產。

 

四面夾攻 兩梁氣盛

 

和以前許多事例一樣,楊旋又陷入兩面夾攻中。唐紹儀原主張袁世凱南下就職,但楊堅持反其議而行。故袁提名唐為國務總理,楊即被排斥,不得不遠走青島以待時機。

中華民國元年八九月間,中山先生與黃興先生先後北上與袁世凱晤談,楊亦自青島前往北京,黃為表示與楊合作,曾邀約袁系人士加入國民黨,對楊更表示歡迎。但楊竟以國民黨先取銷政黨內閣為條件,並公開表示其所以如此要求乃因此一內閣與袁有妨害,並以此為國民黨不信任袁之明證。

正如黃興復楊電所指陳:這種說法於學理事實均屬誤會,並且楊與黃面談也曾極力主張內閣制,如今何以變更前議別生支節?原來這又是楊的另一投機行為,企圖藉此更見重於袁:楊仍為國民黨所重視,但楊卻是忠於袁的。楊旋發起組織憲法研究會,與北洋軍人唱和為袁大權獨攬製造輿論。

其時,梁士詒任公府秘書長,梁啟超亦已回國頗受袁之禮遇,兩梁之聲勢或清望,均非楊所能頡頏,故楊此後酣息青島之日為多。民國二年七月,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號召組織人才內閣,梁啟超等均被羅致,楊仍未被羅致,置身事外。熊初意挽楊任交通總長,為梁士詒所格阻,故楊對袁請其改任教育總長亦加婉謝。梁(士詒)楊兩人從此相妨相阻乃告表面化。

 

動心忍性 屈以求伸

 

民國二年十一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隨之癱瘓;十一月二十六日乃有組織政治會議之令,將以討論召集新國會之法。袁原內定楊為議長,旋為應付舊勢力,改派李經羲擔任,楊又落空。十二月二十五日,袁特派楊督辦漢口建築商場事宜……發展商業雖屬楊標榜“金鐵主義”中一要目,但這究竟不過是隸農商部下一不大不小差使,故楊並不常駐漢而奔走於北京漢口間,但為時不過半年,又被任為參政院參政。

在這時期,楊在中美文化關係史上卻留下一可紀念的盛事,就是民國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和胡元倓等代表湖南育群學會與美國雅禮會Yale Mission 簽訂一項同意書,後來著名的湘雅醫院即由此產生。

楊的南旋,終於勸說他的老師王闓運北上就任國史館館長,這對於楊增加不少聲勢。但王在北京居留不到半年即回湘。民國四年一月九日袁派楊為國史館副館長助理館長職務。

袁統治中國已近三年,梁士詒權勢日增,已有“二總統”之稱,而楊則始終一無實權,沒有獨當一面的機會。這時楊的確是動心忍性,惟抱定“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決心以見寬解。至民國四年八月倡組籌安會,首先公開迎合袁帝制野心,楊的得意之作果然呈現大眾之前。

 

組籌安會 鼓吹帝制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一一年冬楊即揚言袁可為拿破崙,其後這一說法遍傳各地,舉國疑懼。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袁通電說明,但事實發展卻逐漸證明疑懼不誤。楊及袁長子克定為推動此一帝制運動之主角,乃眾所周知。民國四年一月,袁克定邀宴梁啟超探詢其改變國體意見,楊度是惟一陪客。時楊之東洲書院同窗舊友夏午詒任公府內史(秘書)每輿聞機密,故袁父子意旨楊均了然。是年四月因特撰“君憲救國論”,縷述民國以來事實,指斥民党倡言立憲乃為革命之手段。“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故目今惟有實行君主立憲始能救國。持論極合袁意旨。特頒親題“曠代逸才”四字匾額一方給楊。同時並命段芝貴將其文印刷,秘密傳佈。當時袁意楊始終為幕後策動者,庶不致過分暴露主動之所在。但楊必欲公開活動並迅速奏功,乃於是年八月十四日宣佈發起籌安會:“討論君主民主,何者適用於中國?”旋即引起各方責難之聲。楊毫不瞻顧,即於是月二十三日不待舉行大會立即公告成立,自為理事長,宣佈其討論結果:“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從此引起的反對責難聲浪更甚,但楊卻充分利用若干官僚迎合贊同的言行以擴大聲勢。楊躊躇滿志地對報界說:這一舉動只是繼續四年前國事共濟會的宗旨。很明白地表示他言行一貫,數年如一日為君主立憲而努力不懈。

儘管楊度一意孤行不理會各方面的責難,但他卻經不起梁士詒由嫉妒而發生的反應,這就是九月十九日在梁幕後策動下出現的全國請願聯合會。從此楊梁爭功。結果:楊改弦更張。十月十五日,籌安會宣佈結果,另組憲政協進會。

正如以“東方雜誌”為代表的若干記載所指陳:“非籌安會無以開創造之基,非請願聯合會無以收速成之效,兩會之設立與帝制有至大之效力。”因之籌安會雖經改組,楊的熱心更見增高,他認定帝制已為不爭之事實,今後問題已在如何使君主立憲理論與中國實際配合,真正使袁成為強有力、負責任的政府元首。楊自信開創之功,將使新朝宰輔非他莫屬。故當袁訂制龍袍,楊更遠向巴黎訂制首相新裝。但這一新裝尚未制就,洪憲帝國就迅速夭折,故這些衣裝迄今仍存放巴黎。

 

青島亡命 文人末路

 

蔡鍔既起護國軍倒袁,袁處境已不利,各方對楊度責難更甚,民國五年十二月,楊乃呈袁請辭參政院參政,辭呈中有“流言恐懼,自比於周公”語,仍自視極高,於國體變更毫無悔意。五月一日,楊對新聞記者談話,更一再強調政治運動雖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仍堅持君憲救國;並以梁啟超一變再變,而其個人則始終固守本位為慰。

其時北洋系軍人在馮國璋召集下集會南京,謀以開除國籍等處分懲辦楊度以緩和人心。但民軍以為楊等固應受國法制裁,但究屬逢迎意旨之從犯,袁本人乃真正主犯豈可置而不論?是年六月,袁病死,黎元洪繼任總統,七月十四日申令拿辦變更國體始禍諸人,楊名居首,楊乃避居青島。

楊一年的亡命生活,戚友很少往來,惟日對文史書籍。這時的心情,從他的詩篇《避難行》、《東洲行》等看來,頗有英雄末路之感。

民國六年七月宣統復辟事件發生,是月三日楊通電各方說明平生信仰君主立憲,但現經“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如今復辟更不如拳匪之扶清!只是“神聖之君憲主義,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因此“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惟有披發入山不再聞問世事。這可以說是他首次公開說明他的思想已經大轉變。上距一九0二年他遊日本開始認識君主立憲制度整整十五年。

民國七年七月十五日,北京政府下令赦免洪憲帝制諸罪犯。楊度的行動得以自由,偶往上海等地旅行,仍未有任何公務活動,一般社會對他卻沒有完全遺忘。例如民國九年一月陳獨秀在新青年撰刊《歡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即引證楊所撰湖南少年歌。

 

往來津滬 秘密工作

 

民國十一、十二年,楊曾奉中山先生密命來往上海北京間與曹錕多所商洽,企圖用間以阻北軍侵犯廣東,國民黨幹部多有不明內幕,中山先生特電說明,劉成禹更指出楊擬履行一九0五年秋在東京對中山先生的諾言。

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楊頓有孤寂之感。民國十五年七月關稅會議時,北京政府曾有羅致楊度、梁啟超為中國代表之議,嗣因政局變化而未果。

民國十五年夏,楊遷居北京,從齊白石學畫,又以禮佛為修身養性之計,當若干人看他作帝制餘孽時,竟不知他已參加革命擔任秘密活動責任!

關於楊擔任秘密工作的事,不僅陶菊隱《六君子傳》(民國三十七年,上海中華書局)曾述及。“鮑羅廷與武漢府權”引用檔案中有民國十六年北京特別市党部孟湘鑒的工作報告記載尤詳確:民國十六年春,李大釗利用楊度極力製造謠言說奉系與南京國民政府將以犧牲張宗昌而進行妥協,使楊縱慫恿張傾向武漢赤色政權。原報告說“楊度同志在張宗昌處極力慫恿、破壞,成績亦好。”孟湘鑒的另一個報告又說: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北京軍警搜查俄使館事,楊度於事前二日即得訊走告李大釗,李因未料其來之速,且內部事務尚未辦好,故遭難。但“其餘四同志能走避,楊之力也”。《六君子傳》更指出:此後國民黨、共產黨機關不斷被破壞,與南方本部失聯絡;楊乃以私財接清黨人,所蓄為之一空。這些事實,真是楊的生活史上另一突出的奇峰。

 

杜府食客 左傾活動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後,楊復南下居滬賣字畫為生,但潤例高,少人問津。後來為上海鉅賈杜月笙的食客,每月得銀五百元,差堪溫飽;繼續禮佛,號“虎頭陀”“虎禪師”,後來刊行論佛雜文一冊。

民國十九年二月魯迅、田漢、胡鄂公等發起組織“自由大同盟”,楊加盟其中。六月,楊又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這些都是左翼團體,從此楊與左傾文人多所往來,周恩來與楊度往還尤頻繁,周且曾以師禮事楊。

這些活動究竟不是日常工作,楊因又有意撰著中國通史,但未及屬草,即因肺病不治而結束了將近六十年的風雲生涯。

楊常以固執君主立憲不變而自喜,但公平論者都認為他並不是擇善固執,不足為法。至於他力主應用國民會議偽造民意方式促成袁世凱帝制野心,則他的老師王闓運都認為不足取,其他更可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