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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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看蔣中正

 

大陸大學生      和

室友剛從銀行實習回來,向我們訴說她第一天工作的不幸情形。

那是她第一天上班,遇到的一位外國大公司的客戶心情極差,不分青紅皂白的將她言辭數落了一番,說得她滿心委屈留下眼淚。從上午一直到下午,她的心情都極為低落,但依然堅持做好自己的工作,兢兢業業盡心盡責。到最後大家吃完晚飯,她仍然主動地幫助收拾東西。這時,那位客戶心情好了一些,突然看見她依然毫不計較的主動做事,心中頓生驚訝和感動,於是主動向她提出給她一份實習資格。她自然喜出望外。於是,原本是“倒楣日”的一天,卻由於室友的精誠敬業轉為了名副其實的“機遇日”。我事後問她,既然當時不是你的錯,你還被罵得那麼慘,心中難道沒有委屈和不服嗎?換成是別人很可能就會因賭氣影響工作。她只是說,那位客戶遇到了不順的事情心裏有火氣,朝她發洩一下,幸好沒有向銀行老闆投訴她,她已經感到很感激了,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我心裏感歎,看來室友的“因禍得福”不是沒有原因的啊。像這樣的以行動表明自己的工作責任感的“良機”不是任何人都能抓得到的。室友對人的理解寬容使她在事業啟程的第一站取得了卓著的成績。

想起胡適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寬容比自由更重要”。寬容就是理解的基礎上容忍包容,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每個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否則即是以自由之旗號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既然寬容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那麼對於一個人的行為就應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下去評判。

想想中國現代歷史,蔣中正在辛亥革命後領導敢死隊光復浙江杭州,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國民革命,領導北伐統一中國,在內有軍閥混戰共党禍國,外有俄日覬覦侵略,世界處於經濟大蕭條之際,勉力進行國家建設,尤其是領導了後來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縱然是被共產黨打敗後撤退臺灣,仍然堅守寶島,建設寶島,使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為中國未來留下民主希望,蔣對於中華民族的功績絕不在華盛頓之於美國之下。然而,時常有人反駁我說,蔣當了終身總統,兒子又接任總統,是專制獨裁者……每到這時,我總是無言以對。

隨著對歷史瞭解的深入,我漸漸明白了,評價一個人不能將他抽離出歷史的大背景,也不能將兩個背景環境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比較。可以說,孫中山先生創建了中華民國,而蔣中正畢其一生之力保衛了中華民國。從民國1912年創建伊始,直到1975年蔣逝世,中華民國無時無刻不處在內憂外患的交相進攻,以及隨時可能被武裝顛覆如履薄冰的險境中。這數十載的風雨艱難並非常人能夠體會,也不是任何政治領袖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美國總統所經歷過的。誠然,歷史洪流與蔣的英勇才幹及他對民族國家的責任,將蔣公推上了中國歷史長河的顯位長達數十年之久,長期的身居高位運籌帷幄掌握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所產生的自身領袖意識和權力慣性已讓蔣不習慣從高位退下來了,更何況當時的臺灣正處在危機四伏風雲詭譎的時代。但是,蔣的最終目的不是權力本身,而是國家民族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1948年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正處於戡亂戰爭的生死關頭,為了保全民國的國統法統,蔣寧願讓學者胡適參加總統競選,自己退居擔任行政院長,以向民眾表明國民政府實行民主憲政的決心;以及為什麼蔣在生命垂危昏迷時口中仍然不斷重複三句話:“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救中國!!”只可惜,歷史並未讓中國的民主憲政進程自1947年正式行憲後順利進行,因此才有後來的兩岸分離和臺灣的戒嚴令。儘管如此,成長於中國君主專制時代與現代民主共和體制過渡時期的蔣中正的功勳,絕不下於美國的華盛頓林肯。

放在歷史大背景下,我們才能更加明白蔣公。理解了蔣公,我們才能正確看待那個血雨腥風激蕩艱險的年代蔣公的一切言行。

全世界幾乎所有的人都欽佩華盛頓林肯,首先是因為美國人欽佩他們民族的先賢偉人。然而,不論是華盛頓所抵抗的英國殖民者還是林肯所抗擊的南方軍隊,都遠遠不及蔣公所面對的日寇俄帝軍閥共匪的陰險狡詐。在時局如此艱難的時代,蔣幾乎戰勝了所有這些中華民族的敵對勢力,廢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長達一個世紀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以中華民族的英勇不屈精神為多災多難的民族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每個民族都不應忘記為自己民族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英雄,正是無數這樣的民族優秀兒女傳承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命脈。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之的民族大義和愛國精神更提醒後人不能遺忘不能輕視本民族的英雄,在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的態度下正視真實的歷史才能真正體現民族自尊與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