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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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侮辱

 

 

――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成果評點     〈之一〉

 

安長林     童瀟竹

 

 

編者按﹕雖然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閱讀以來,共產黨學者和國民黨學者猶如“趕集”似地穿梭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各地,他們的閱讀研究成果,更能夠在大陸和台灣通行無阻。但是,這篇文章,目前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都不能發表。本刊囿於這一實情,決定自本期起予以連載,請海內外的讀者給予關注。

 

 

前 言

 

 

在海內外已經造成很大影響的“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已有三年。這實在不能算是太短的時間了。

然而,三年來,我們雖然至今看不到“蔣介石日記”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海外的原本出版物,但是,我們看到的和聽到的,幾乎只有,或絕大部分,都是被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們的閱讀“成果”,並且炒作得十分地熱鬧。

當然,這些中共學者,不論是在六十年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大陸,還是在海外,他們都一律地被稱為“中國著名的和權威的歷史學者”,尤其是中共大陸媒體的廣泛介紹和蓄意推崇,已經開放了三年的蔣介石日記的“解釋權和話語權”,也就幾乎、甚至是又一次被這些“中共著名的和權威的學者”所一統。

如此,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普通學者和黎民百姓,也就只能聽到、讀到被這些中共學者或“風卷殘雲” ,或“細嚼慢咽”而反芻出來的閱讀成果。於是,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的初衷,被存心地扭曲了;蔣介石日記的本相和相關歷史真相,則被蓄意地“走形”了;一大批被迅速炮制出來的御用學術著作,和成百上千部被搶拍出來的電視連續劇,竟配合著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掀起了一股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和要“藝術地污蔑蔣介石”的惡潮,從而使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閱讀,越來越滑向了“應該讓人民藉此瞭解歷史真相”的反面。原因,就是早已被大陸民間二十餘年如火如荼之歷史反思,特別是對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愈來愈高之聲望日益感到坐臥不安的中共,終於藉開放閱讀蔣介石日記,不僅找到了一個“必須重新統一對蔣介石認識”的時機和楔口,而且找到了加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

中共為利用開放蔣介石日記閱讀,而再次對他的對象採用“統戰法寶和挖心戰術”,其在行為上所表現出來的“身段之柔軟,手法之靈活”,在程度上所達到的“滲透之深,撼動之巨”,在目的上所想得到的“統一思想和欺騙輿論”,可謂相當成功。特別是在近年來大陸民間的一片“頌蔣”聲中,把蔣介石先生的所謂“歷史罪行”,巧妙地、甚至是“公正”地再一次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不僅維係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基本歷史否定和重大歷史栽贓,對蔣介石製造了新的侮辱;還對大陸人民二十餘年的艱難歷史反思及其痛苦成就,進行了全面的反撲;為正處在迅速覺醒階段的許多國人,製造了新的思想混亂。其所行所為,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當然,這一切都是中共通過其御用學者們的閱讀、“研究”和宣傳,才達到了目的。在人民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中國大陸,還有哪一家“黨的媒體”敢於公開唱反調呢?在中共的專制思想統治還在殘酷地苟延殘喘的今天,普通的學者和百姓又有什麼能力,能在哪一家報刊雜誌甚至是在互聯網上,去和中共的學者們“抗衡叫陣”呢?中國大陸已經二十餘年的民間歷史反思,居然因為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閱讀,而遭遇了一股“似是而非、為非稱是”的巨大逆流。雖然,對歷史而言,也只能與中共八十餘年的欺騙和謊言一樣,最終仍然也只會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罷了。

蔣介石日記是中國現代歷史真相的一部份,甚至是很重要的部份。但是,由中共和中共御用學者來“促成開放”(中共學者言),引導方向,惡意傳播蔣介石日記,甚至為一心符合“胡錦濤同志對相關歷史問題研究的指示” (中共學者言),而利用、閹割、歪曲蔣介石日記,直至大造符合中共迫切需要的輿論,所謂“因勢利導”,猶其是要為“製造專制和諧社會”而賣力,這大約也是海內外很多學者不屑與之“同流合污”的原因。

為澄清“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已經造成的不幸誤區,為讓自己的人民知道中共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究竟是要干什麼,干了什麼,為和大家一起來認識中共學者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所造成的弊害,為使中共對蔣介石之“最後的侮辱”不能得逞,我們不得不在蔣介石日記開放三年之後,在國內媒體上選擇了幾篇最重要、最有影響、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閱讀“成果”(包括報導和採訪),採用全篇照錄,分段引用,再加以評點的方法,來和大家一起分析和探討,以為有朝一日“蔣介石日記”能夠向中國大陸人民真正開放和全面開放而聊盡其責。

我們呼吁儘快出版原本和全本“蔣介石日記”,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蔣介石先生的本來面目和真實形象。

 

               

第一篇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 ×    自序

(本文摘自× × × 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復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仿佛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

 

評點

道理似乎說得全對,言詞似乎十分公正……。但是,歷史的本相從來不會迷失。因為,本相只有一個,過去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今天,它在歷史上依然存在著。迷失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尋找者或研究者,褒獎者或鞭韃者,蒙蔽者或欺騙者,還有就是“別有企圖”或“心懷別緒”者。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接近本相,如何才能去接近真相。更多和更加接近本相的歷史真實來。倘能如此,那我們的研究方向,就是正確的;我們所發掘的事實,就有可能更加接近歷史事實本身。

所謂非好人即壞人,非神即鬼,不是天縱英明就是天生罪人,或非善即惡、非功即罪者,也正是共產黨所獨有的“兩分法”。因為共產黨對歷史人物“不是批倒批臭,就是捧紅捧紫”,其慣用的手段,則是“昨日還在號召萬方歌頌之,今天已經號令人人打倒之;還要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共產黨的此類“史跡”,實在是多得枚不勝舉。至於共產黨的“欺騙史學”、“頌歌史學”,“陰謀史學”、“影射史學”和必須其“革命”、“極權”、“暴政”服務的形形色色史學,誠如辛灝年先生所言,除卻前蘇聯為首的“馬列黨族國家”――就是那個已經崩潰的“社會主義陣營”,則不論中外,便確然是史無前例。因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自古就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許多的錚言,就有許多為紀錄實史而不惜掉頭的史家,更留下了千千萬萬種敢於,或無須“敢於”,就能據實而論,好壞兼述,美惡俱呈的史書和史籍。

所以,“非神即鬼”的史學,惟有馬列中國之一代“史學”所獨有,如果它還能夠被稱為史學的話。然而,中共學者在此卻以莫須有的方式,明知只有共產黨擁有此“獨家史學和不倫史學”,卻將之說成是仿佛與共產黨無關的一般歷史研究現象,作者是否有為中共“隱惡”的意圖,便有些嫌疑在身。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因為無論做什麼,只有“思無邪”,才能“行端正”。無邪則正,邪則不正,更不是自命“公正”便能夠“公正”得了的。雖然,凡是有黨派的,自覺或不自覺都要為其黨派服務的學者,則是無論如何都是很難做到公正的。

 

自序﹕

蔣介石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 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後退到臺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 個中國,在活過88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勳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    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

 

評點﹕

作者在“比興”之後,終於開宗明義地說到了他的閱讀研究對象――歷史人物蔣介石。其所述蔣介石的重大歷史經歷,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其所提及的某些歷史事實和說法,有的令人費解,有的則需要加以說明,有的尚需要幫助作者來“說穿”。

第一,歷史上有過兩次“國共合作”嗎?

在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早已否定共產黨的這一“歷史性欺騙”之後,作者還要根據當今共產黨之迫切需要,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中,大談“國共合作”,依舊“黨云亦云”,令人匪伊所思。

歷史的事實是﹕

在蔣介石的辭典里,一是1923年從蘇俄歸來後,就曾堅決地反對所謂的“國共合作”,反對所謂的“聯俄容共”,明確指斥當時的蘇俄與老沙皇及世界上的帝國主義“沒有二樣”,對中國的疆土,特別是我們的新疆和滿蒙,甚至是本土,都充滿著野心(註1)。而後來的歷史也早已證明他完全正確。

二是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在共產黨數度向他提出“四項保證”(註2)之前提下,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共產黨“輸誠”,說得不好聽,就是接受共產黨“投降”。自此,中共逃亡的“落腳”地陝北,便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允許建制的陝甘寧邊區;中共的兩萬逃亡軍隊,遂成了吃國民政府給養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所屬第十八集團軍,就是“八路軍”。雖然他們不打日寇,專打國軍,希望“日本人對中國的土地佔得越多越好”(註3)。

那麼,“國共合作”一語從何而來?就象所謂的“新三民主義”,純粹是在孫中山死後兩年,由前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幫助中共捏造出來的那樣,“國共合作”一語,則是列寧在1921年對蘇共(佈)、俄屬共產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是因前蘇聯共產黨在聯合中國的“南北兩軍閥”失敗失算之後(註4),因發現在中國真正有影響、有力量的還是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列寧才指示他的“中國支部”――中國的共產黨,要和中國的國民黨實行“合作”。說穿了,就是其時人數尚只有百二十人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在秉承境外主子的指令,要借“國民黨之懷,育共產黨之胎”;就是當時戴季陶所說的,共產黨是在“利用國民黨的軀殼,發展他們的共產黨”;或當時的汪精衛所說的,共產黨就象“豬精鑽進了鐵扇公主的肚子裏”那樣,要打入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以誘惑國民黨,誘發中國的共產革命罷了。所謂“國共合作”一語,純粹為列寧所創造,所指示,所命令。而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不過是前蘇聯的陰謀伎倆和中共的聽命從事(註5)。中國大陸學者、前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陳錫其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經指出,在中國國民黨(不包括當下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全部文獻上,非但沒有出現過“國共合作”的文獻,就連“聯俄容共”的文字都沒有出現過,它們最早都是出現在蘇俄和中共的文獻上(註6)。至於今日國民黨不孝子孫們還在糊涂地囈語著什麼“國共合作”,我們就不去說他了,說也無聊。所以,所謂國共合作,正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言 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誠和虛假歸順7

 

第二、中共學者,也算“學者”。是學者,在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上,就不能含糊其辭,更不應該裝糊涂。孔子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也”。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美化成了千古聖人?又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丑化成了萬古罪人?特別是後者,這是中國大陸的幾代黎民百姓都耳熟能詳的事情――是共產黨,才把一個曾領導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成功,更領導了中華民族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丑化、惡化、妖魔化、流氓化了。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辨識新中國”之同時,還必須“還原蔣介石”(註8),便成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歷史反思懷有深悲巨痛的歷史主題曲之一。

然而,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研究和成果”,非但絕口不提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的歷史反思成就,絕然不提及人民痛苦“還原蔣介石”的功績,更是絕不提及正是共產黨才竭盡所能、不擇手段地誣蔑了蔣介石,是共產黨才極端地甚至是無恥地要將蔣介石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子”上,還要踏上無數隻腳,妄圖叫蔣介石世世代代不得翻身。因為,正是共產黨,才聯合了一切外敵和內敵即﹕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前蘇聯, “專打蔣、不打共”的日本侵略者,大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革命的所有逆子貳臣,以及作為滿清王朝遺老遺少的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才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打倒了蔣介石,篡立了中國的馬列政權。避開了中共“誣蔣、打蔣”這個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撇開了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還原蔣介石的艱難痛苦成就,只含糊其詞地“這一部份人”,“那一部分人”;“這一極端”,“那一極端”,其與共產黨不言而喻的曖昧關係,其對人民反思潮流暗相抵觸的對立立場,豈非耐人尋味?如此中共學者,還要一開場就要一再地標榜公正,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公正得起來?

 

第三、至於把蔣介石當作神明者,有沒有,有。他的一些曾與他生死與共的將帥部下,其中殘留人間者,至今提到他都會老淚盈眶,甚至作文頌蔣以至於極。這只是表達了他們對蔣的感情,卻不是在“作史”。它們當中豈但大多數不是什麼歷史學家,就算有專門肯定蔣介石一切正確的國民黨御用學者,它們也從沒有用過共產黨對毛澤東那種令人肉麻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瘋狂諛詞,什麼“紅太陽”、“四個偉大”之類,如郭沫若“兩個太陽”的頌歌等等。而且,他們從來不曾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上,形成過一種流派;更未在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上佔有過任何地位。相反卻遭遇過種種非難,有些對他們的批評也並非不對,那是因為他們以感情傾訴代替了客觀陳述。

反之,就歷史事實而言,當蔣介石為民族國家建功立業之初,不僅橫罵他的多,而且惡打他的更多。蔣不僅在擁有著相當言論自由的大中華民國報刊雜誌上天天遭人橫加指罵,而且在蔣介石為了統一民國的艱難奮鬥中,歲歲年年地遭遇著誣蔑、反撲、顛覆,甚至是勾結外族外敵對他進行殊死地進攻――中共首當其沖。那些不是拿槍、而是拿筆的共產派文人,不就公然地在“解放前”的報刊上責罵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嗎?甚至年復一年地破口大罵蔣介石反動、黑暗,是個“地痞流氓”嗎?誰把他蔣介石當作神明了?誰把他蔣介石當作聖人了?連當時的國民黨也沒有。國民黨內公然反蔣,甚至幾度逼蔣介石下野的事實,可謂人盡皆知。就不誰又曾把蔣介石當成“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的紅太陽”,而天天都要向他作“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了――有嗎?再就是,直到今天,又有誰人敢於稍稍罵兩句毛澤東的“第四代接班人”呢?就連罪惡滔天的毛澤東,雖然已經死掉三十餘年,可在今日中國大陸的無數報刊上,又有誰敢於對他“不恭和不敬”呢?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代表,被中共媒體和海外糊涂人捧為著名的和權威的“大家”,不是還要在他的“成果”裏,對當今中共惡黨之首惡胡某人“有關歷史研究問題”的指示,十分用心地表示著他的“第一種忠誠”嗎?還要利用閱讀蔣的日記,來為胡某人提出的要與共產黨極權專制“和諧”的理論盡心盡力嗎?

 我們如若也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史者一定要做明白人。說真話,做明事,不要也搞出什麼“革命的兩手”來,陰一套,陽一套。倘若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說不明白,還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甚至讓別人對你人鬼難辨,那你還有什麼資格來“述史”,你的“公正”又從何而來?

 

Text Box:  第四、在中國大陸人民自己通過對歷史的反思,讓真實的蔣介石已經和正在回到人民的眼前之時,之所以中共學者時時刻刻都要將“公正”兩個字掛在嘴邊,更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這一機會,由他們這些曾跟著共產黨、曾幫助共產黨罵夠了蔣介石的人,來重新“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來否定人民已經和正在還原的蔣介石,其目的,雖然在共產黨是“一以貫之”,但是其手段和說法,卻有了不小的變化。說白了,就是由於時移代遷,共產黨變“聰明”了,共產黨的學者們也已經變“聰明”了。這是中共專制統制“被迫弱化”的結果,因為聰明了並不等於進步了。因為還要象過去那樣,只簡單地、公然地、重復地再把蔣介石橫豎臭罵,批倒批臭,已經行不通了。因為,八十餘年來,特別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馬列政權以來,被共產黨批倒批臭的許多人,不論文武,不論死活,其中許多人,今日早已香遍中國。不說蔣介石、胡適之這些曾被共產黨批得體無完膚的人物,就是早年的許多軍閥政客,後來的許多墨客文人,直至共產黨的自己人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之流,凡是被共產黨批過的,罵過的,鬥過的,逼死的,害得家破人亡的,今日也都已經在中國大陸甚至滿世界內“咸魚翻身”,甚至“譽滿中外”。特別是“北伐是蔣介石領導打贏的,抗日更是蔣介石領導戰勝的”,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成為人民的“共識”之時,瞭解情勢的中共學者,就要在絕不提及中共曾經對蔣介石的極端批判辱罵之前提下,來學著“公正”的模樣,“重新出發”,既不得不承認人民對蔣介石已有的某些“還原”,又要重新否定已經為人民“還原”的蔣介石本相;要在儘可能的情形下,推翻人民反思蔣介石的巨大成就,保住中共對蔣介石的基本否定和根本否定。其必須固守的原則就是﹕在“蔣、共關係”上,只能是共產黨對,蔣介石錯。共產黨對國家人民有功,蔣介石對國家人民有罪。這便是他們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的真謀略和真目的。所以,中共學者們才要在表面上提出批判“兩個極端”,但說共產黨一貫極端;一心要否定人民痛苦反思的成就,但又只好含糊其辭地將之指責成另一種極端;更要在新形勢下,在行為上裝作“公正”,標榜自己非但與黨、與民皆不相同,而且惟有他們才超越了“兩極”。如此才能達到既能夠維護共產黨的歷史正確性――因為它們自己就是共產黨;又對人民反思包藏禍心――因為它們就是要為了共產黨的“政權穩定和專制和諧”,而一定要推翻和取代人民反思的“危險成就”。這當然又是中共學者的惑人招數。謂予不信,請見中共學者的後文,和我們將針對歷史事實所作出的評點。

 

自序﹕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

 

點評

誰都知道當今中共黨魁胡某人近些年來發明了一種叫做“和諧社會”的理論,稍有知識的人也都知道,這個“和諧”理論,說到底,也就是人民必須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和諧”;並且,人民只要稍稍敢於不“和諧”,惡黨的裝甲車,機關槍,由惡黨豢養的武裝警察,再加上為惡黨所操控的黑社會流氓勢力,就會一起向著我們可憐的人民撲殺過去。以至今日的中國大陸,“血案頻生,大俠輩出,烈女揚威”(註9)。整個社會豈但是全然“和諧”不起來,而且一場大的社會變革眼看就要來臨。當然,正因為如此,中共學者才必須憂黨之所憂,急黨之所急,為胡某人的“專制和諧理論”服務,為苟延中共的專制統治服務。所以,他們即便是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時,也要為本黨總書記的“專制和諧理論”筆下生花,竭盡阿諛之能。如此,你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尋找得出真實的蔣介石來?至於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時候,高談“民族和解和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此不過也是要利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來執行其本黨對台灣的的統戰謀略罷了。這個謀略,就是前評已經點到的,為中共儘可能地實現“和平解放台灣、實現專制一統”而賣力。如是,讀者總該明白了“什麼叫做中共學者,和誰才能被叫做中共的御用學者?”要知道,中共學者的狐狸尾巴就是這樣露出來的……

 

 

Text Box:  自序﹕

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 能。

 

(左圖說明)

 

中共御用學者在該書封面上的兩行介紹文字是﹕
蔣介石的處世為人經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厚黑經”。是人治時代強權者的權謀之術和處世之道。

 

 

 

點評﹕

第一、何謂國共大戰?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國人民的“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前蘇聯指揮下,背叛中華民族,顛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武裝叛變。共產黨稱之為共產革命戰爭,是列寧發動“世界革命以保衛蘇俄”的一個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平定共黨叛亂即“剿匪”。

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後,在共產黨,則是一場立即乘機發動的瘋狂內戰和血腥內戰。至今,共產黨都一直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在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反共勘亂、捍衛憲政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共黨勝而民國敗,民主憲政被中共傾覆,中國國土被中共分裂,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中國”。

此後,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苦守台灣以待變,並逐步走上經濟繁榮和還政於民,民生和民權的發展相得益彰。中國大陸則變成了“馬列黨族”的國家,而非中華民族的中國,人民陷入和平條件下共產黨的血腥統治,於毫無外患內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被共產黨殺死、逼死、害死、餓死幾八千萬,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殺死殺傷我同胞的“四倍”,無數知識分子被經年累月地浸泡在“鹽水、鹵水和血水”之中……(註10)。

這確實是一場“生死搏鬥”,是一場“中華民族要生存”與“馬列子孫要屠族”的生死搏鬥,是一場民主追求和專制復辟的生死搏鬥,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馬列殘暴統治”的生死搏鬥……。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委實是在有意地將這一“生死搏斗”抽象化、虛無化、無罪化和“沒有是非化”了……。這就叫做“公正”嗎?

 

第二、反觀一部中國現代史的發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歷史塵埃遠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發展,中共欺騙正在變招,民族出路正在尋找……。因為,只要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弄清楚,現實之路的方向就還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歷史造成的苦難之河里沉浮――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無數血債的中國共產黨,閉口不談歷史和現實的大是大非,開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其原因,無非是一談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詞窮,而且必然要被歷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拋棄,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談是非,只談消除恩怨,就能在無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謀略中“化非為是”或“化是為非”,就能永遠地維係共產黨在刺刀森嚴的一言堂上“只準言其是、不準指其非”的專制淫威。如是,歷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現實的痛苦也同樣得不到解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也就只能繼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吹噓和“專制和諧”的欲望之下,在中國馬列子孫集團的持續黑暗統治下,永無出頭求新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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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說明)

中共御用學者在該書封面上介紹說﹕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樣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
有人說“蔣介石是中國詭道集大成者,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拿破侖”,李宗仁說得更貼切,他說﹕“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低能,但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則天下第一。”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對彼黨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準,且是何等地賣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所有文史研究學者們,已經真正地能夠獲得全面查閱各種資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已經真正地獲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麼,對任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評價,就會真正地走向客觀、真實和全面了。

但是,現實的悲劇卻是,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人民,非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甚至連查閱歷史資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層層地限制著和剝奪著。太多的資料仍然被中共封鎖著,甚至在銷毀著和竄改著。只能在美國開放閱讀的蔣介石日記,非但絕不容許在中國大陸按照其本來面貌出版,讓人民一睹真相,卻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學者們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利用著,扭曲著、侮辱著……。

自蔣介石日記為中共學者“推動”開放,並首先向他們開放以來,短短的三年間,中共的出版界已經出版了數十部煌煌大著,猶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誣蔑和辱罵蔣介石。中共層層文藝界更象是“大躍進”似地,受命拍攝了几百部歷史連續劇,“全面侮辱蔣介石,放聲歌頌共產黨”,並美其名為“我們要用藝術的方式來闡述歷史”,再加上他們在電視劇中著意配合的“誣蔑性旁白”,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達到了他們要對人民,特別是新一代,進行虛假歷史之“再教育”的罪惡目的。面對著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對蔣介石進行勇敢反思和艱難反思的鉅大成就,中共學者們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們受命要“藝術地竄改現代史”,著實“成果輝煌”。雖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撲在後”,其最後迎來的,無疑將是人民更加廣闊的反思和更高層次的覺醒。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學者們人所共知的現實,是許多有知識有見地的讀者和觀眾們聲稱“根本不看這些學術著作和電視連續劇”的原因,也是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進步者都知道的實情。因此,中共學者在此侈談“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說夢,便是欺世大言。

歷史和現狀都在告訴我們﹕只有在中國人民推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真實地、客觀地評價蔣介石和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歷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馬恩列斯,中國的歷代馬列子孫集團,及其罪惡的一伙。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統一過進步中國,特別是在那一場長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戰爭中,保護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還不能歸葬自己的故土,還在遭遇著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產專制極權荼毒的中國大陸普通人民,至今還陷身在茫茫的專制苦海之中,還遠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還在為爭取起碼的“民權”,而與殘暴的“專權”苦苦地抗爭著。我們中國的台灣,至今還陷在“分裂”和“投共”這兩個極端的政治旋渦中震蕩,台灣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見其多的中共專制飛彈的威脅,而今日的國民黨上層投共勢力卻走在北京的“紅地毯”上,寧享中共的胯下之“榮”……。此時此刻,中共學者們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迫不及待地要給蔣介石“蓋棺論定”,試問,蓋棺何處?論由誰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學者,無非是急著要利用蔣介石,以便迅速統戰台灣,以求儘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灣”,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謀略之下,為竊取中共權利的歷史合法性,苟延其專制統治的性命,盡心賣力罷了……。

 

自序﹕

我從上一世紀70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 步,選擇若幹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上一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 2002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臺灣,研讀蔣介石帶到臺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 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年3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 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所。

 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與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復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 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

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 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

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幹困難。2003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評點﹕

第一、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敢於研究中華民國這個“共產黨划定的歷史研究禁區”,已經算得是中共史學界的一條好漢。只要不是“御命”的,只要還能夠多少講幾句真話,也就算作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勇士了。是否如此,那就還是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在“和我黨保持一致”。但就其三十年後蔣介石日記閱讀研究的成果來看,完全可能還是“吾學一以貫之也”!我們暫不評論。

 

第二、“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這句話,倒是說得有道理。孫為現代中國的開創者,在中國搞的是“要民族、要民權、要民生”的三民主義,和志在結束兩千年帝制,推翻滿清貴族專制統治的國民革命,創建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蔣則是忠實於孫中山的主義,推翻過專制復辟,結束過軍閥混戰,兩次統一過正在艱難中走向進步的大中華民國,領導全民族(中共除外)戰勝了日本帝國的長期侵華戰爭,卻又因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在前蘇聯命令下“鬧革命、打天下、復辟專制”而慘遭失敗。所以,肯定孫中山,就必定要肯定蔣介石;否定孫中山,就必定要否定蔣介石;利用孫中山也就必定要利用蔣介石;誣蔑孫中山就必定要誣蔑蔣介石。雖然,孫、蔣也各有對錯,各有對歷史應付的責任,但是,他們都是有錯沒有罪,對民族、對國家、對歷史都曾功德彪炳。但是,反觀近年以來,中共卻在一面利用孫中山,企圖繼續劫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民主建國事業的“忠實”接班人;一面則數度橫波惡浪地誣蔑孫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企圖在“專制改良”救不了命的時候,撲滅正在中國蔓延的孫中山革命思想。蔣介石日記開放不久,在海內批判、海外高喊要“鞭尸孫中山”的又一波狂潮(註11),其代表人物就是國內的中共學者和海外的特殊民運文化人。由此而想到另一些中共學者也受命要及時地抓住機遇,利用閱讀蔣介石日記,而對蔣介石進行再侮辱和再否定,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中共一盤黑棋中的兩顆“巧設”的棋子呢?

 

第三、自中共對外開放,尤其是近年以來,用一些朋友的話來說,因中共這位“導演”的需要,少數中共學者走海外,游台灣,簡直就象是“趕集”那樣。其中更有人能夠象變戲法似的,一人身兼各種“人士”的身份,用喜笑怒罵的方式,豈但都勝利地完成了他們的秘密使命,而且其名氣和形象還因此而一再看漲。當然時間一長,表演得太多,他們當中也就有一些被看穿了。

然而,在中國,又有哪些人和多少學者才能夠“到海外廣泛搜集資料”呢?這些有權利、有方便、有條件“到海外廣泛搜集資料”的人,究竟都是些什麼人,特別是他們以各種身份,“趕集”似地到了海外――西方的一些主要國家之後,它們究竟表演了什麼?又干了些什麼,千萬不要以為別人都不知道。因為只要看你的成果為誰所需要,看你在國外是怎麼“裝罵”――或小罵大幫忙,或大罵大幫忙,或裝著國共一起罵,或乾脆把“孫、蔣、毛一鍋煮”,就是將他們個個都罵成“梟雄”。但是,回國之後,非但不會倒霉,還被中共的媒體捧如星月,豈非令人一目了然?因為共產黨從來都不是吃素的,從來都是反對不得、睚眥必報的。該有多少人只因在海外失言,或真有反對言行,不是被他攔在國門之外,就是被他指使長期潛伏在海外的“第五縱隊”橫批惡罵,甚至是設陷井,下圈套,直至跟蹤、綁架……這樣的例子,還少嗎?

至於說到被邀請,在西方國家甚至是台灣,都有所謂“交換學者”。但在中國,交換的背後怕更有些被派遣者。這些特殊的公派學者,甚至是公派的特殊留學生,已經在美國拿了多少科技情報回去匯報“成果”了,海外報紙上已經不是新鮮事――因為近年來美國已經抓了、判了一個又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當然抓不出來,但還是嗅得出來,特別是對與共產黨“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陸人來說,共產黨的名堂,中共學者的彎彎饒,別人看不懂,我們一看就明白。當今那些去美國看日記就象是“趕集”似的人,又有幾人不是中共學者,不是特殊的中共學者?不是在海內外網站上“罵孫誣蔣”的闖將?不是中共倚重和吹捧的著名學者、權威學者和御用學者?他們雖然學問不大、不真,但卻名聲不小。

 

第四、說日記有價值,不能一概而論;說日記有特殊價值,更不能泛泛而論。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日記,在共產黨長期統治下更有會招致殺頭、坐牢的日記。當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有因日記而發跡的、走紅的和紅得發紫的,要全國人民必須天天學、月月學、年年學的,比如“雷鋒日記”。本文筆者之一在“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死後多年,曾有幸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見到過“雷鋒日記的作者”──另一位“解放”軍軍官,真是令人“跌破眼鏡”。就不說,自從共產黨“解放”了中國人民以來,還有多少人為了“要求進步”,該寫了多少假日記,為了害人又寫了多少“黑日記”。日記這東西,到了紅彤彤的共產黨時代 ,它的名堂和作用,也太大、太嚇人了!

當然,古往今來,不是屬於上述特殊共產時代的寫日記者,應該說,絕大多都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為了記事的。但即便如此,也絕不能將日記看成是“在歷史文獻中具有特殊價值者”。因為有價值,但不特殊,更不能依靠,不能作根據。即便寫日記者是一個有品性的人,其一個人的經歷,一個的好惡,一個人的思考,一個人的看法,一個人的感情,即便全然都是真的,都仍然會與歷史真實存在著距離,或是偏差。大多數人都喜歡看傳記,特別是名人自傳,且不說自己寫傳記,幾乎都是自己對,別人不對;要是由親人、後人或好朋友寫下的傳記,就更是自己的親人朋友事事正確偉大,別人則事事錯誤渺小,特別是對那些有分歧、有矛盾、有怨有仇的“對立者們”。最典型的,莫過於黃花崗起義的破壞者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叛徒陳炯明的兒子,他為其父翻案的著作――《一宗現代歷史的大翻案》,就把自己叛徒父親說成了一朵花,而把孫中山說成了一個“頭頂長瘡、腳底淌濃”頭號大壞人。雖然他得到了共產黨的關懷和支持,更使得中共的御用學者們如獲至寶。但凡今日要“鞭尸孫中山”者,其“歷史資料”,無一不出於此。雖然這些資料,又幾乎都是叛賊陳炯明當年在香港辦的報紙專門罵出來的,或是為從來就不想中國人好的英國殖民者們雇佣“寫手”們寫的。因為,當年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實曾使它們感到“芒刺在背”。(註12)

所以,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既要珍惜歷史人物的日記所提供的事實資料,參考他的觀點看法,又要極其嚴謹、審慎地去尋找其他的證明,甚至是相反的證明,這樣,日記的史料價值才能體現得出來。就象辛灝年先生在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我之所以不用台灣和海外的資料,就是因為半個世紀的分裂和隔膜,幾乎使我們兩岸的人民都不能相信對方的一切。如果我用國民黨說自己是怎麼抗戰的,來證明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抗戰的,我們大陸的讀者會相信嗎?如果書是這樣寫出來的,不說別人怎麼想,有些人怕是連看也不要看了。所以,我引證的幾乎都是大陸的資料、中共的文件、毛澤東的著作和大陸學者反思的成果,然後我再加以辨析和判斷,用它們來證明國民黨抗戰,特別是共產黨不抗戰,看共產黨可有話說?”辛先生的著作和講演之所以能夠被很多人接受,特別為國內普通民眾和海外留學生、新華僑所接受,這確實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為了利用蔣介石日記,而片面宣傳蔣介石日記的特殊歷史文獻價值,一方面,透露了蔣的日記的真實、價值和意義;一方面,卻為了“假肯定和大否定”留下了張本。近幾年來,中共御用學者利用蔣介石日記來大罵蔣介石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能夠風起雲涌地“問世”,就是證明。至於蔣介石日記究竟如何,那是我們另外要論及的問題。

 

第五、序文的精彩之處,就在他終於說出了,或者還是要忍不住地說出了,他是從哪里得到了“許多鼓勵的”。也就是他從事此種歷史研究的動力、源泉之所由來。

這位中共學者1988年就出版了《中山艦之謎》這樣一本研究著作。好壞真假,是否還是與我黨保持一致,或大的方面當然要保持一致,小的細節可以少保持些一致,我們暫且不論。要評的卻是,為什麼一個學者對於中共領袖的誇獎如此重視呢?“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這些話,要是說在八十年代前,還情有可原。二、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要以“黨恩高官”為勵,甚至以此來彰顯自己已經被黨的領導褒獎有“世界水平”,如若不是一個在感情上和行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學者之深重氣息者,便不可思議了。何況什麼又是歷史研究的“世界水平”呢?它的標準是什麼?什麼又是“對的路子”?還“要堅持下去”?共產黨領袖指出的路子,又有哪一條是對的?難道從那年起,這位中共學者,就堅定了黨在歷史研究上所規定、所鼓勵的“新路子”了嗎?看來事實正是如此。

至於中共學者自己說的,“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

對於這一番頗有夸耀性的自白,這一句中共學者感謝“龍恩”的話,我們還需要再作什麼評論嗎?在中國大陸學界,這早已是一句令人聞之生厭的話,真的不用再說了。要說,那就只能說,這位中共學者的“學術著作”,是經過專制惡黨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和資助的,是經過共產黨的策劃和批准,並且是共產黨用“黨費民膏”支持他研究、寫作和出版的。在中國,在海內外,在所有多少還有點正派意識的人心中,“中共中央統戰部”是個什麼東西,還用得著再解釋嗎?他曾讓多少人鬼迷心竅,家破人亡?當然,一個學者,一旦被列入中共統戰大業的旗下,他自然就能夠跑海外、走台灣就象是“趕集”一樣了;而一個被統戰部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他當然就要為著惡黨的統戰事業,來統戰與蔣介石日記相關的一切人和事了。而統戰的要害,就是“革命的兩手”,就是“當面喊哥哥,背後掏家伙”。在學術上干這兩手的人,還象個“學者”,還是一個學者嗎?

且把它看作一位中共御用學者的活靈活現的“自白”吧。

 

第六、這位中共學者也嘆了一段苦經。說﹕“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

這要是不了解中國大陸學界狀態和社會情勢的人,不用說,是要對他一掬同情之淚的,尤其是那些沒有吃過共產黨種種苦頭的“呆胞”們,海外的親共人士,和已經或正在被共產黨統戰得渾身舒服,早已經“忘國忘家”的國民黨高門子弟們,以及對共產黨滿腦袋漿糊的台灣某些國民黨學者。

可是,六十年來,在從來就是夜黑風高、水惡流深的共產黨內部,“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的事,從來就有。那些背後向黨告這位得寵學者黑狀的人,除掉一些人是對該學者象“趕集”似地跑海外、走台灣而心有不快,和一些正派人不屑他為中共統戰奔走以外,還有,就是那些會讓該中共學者膽寒的黨內極左派官僚和所謂的極左派學者們,即文革後凡事還要按照毛澤東那一套做的人,如鄧立群之流及其門下。這種人,到今天也不缺少,是所謂共產黨內的死硬派,也是中共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的反對者,借用共產黨的話語來說,都是一些真正的極端反動者和無知僵化者。他們不識時務,不知變通,更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手段來維係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總想象過去一樣,對人民、對知識分子照樣來“硬”的。這種人,當然無藥可救;這種人,當然也看不上那些身段靈活的中共新一類學者們;這種人,當然事先也並不知道,被他們告狀的中共學者,乃是中共統戰部“旗下”的人物。因為,只要是這面旗下的,就要會“革命的兩手”。為了本黨對台灣的統戰大業,有時候就不得不對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軟話,甚至是好話,承認一些無關緊要的歷史事實,有時對大勢已成的歷史認知,也不得不將就著予以承認,只要不致撼動共產黨的根本就行。就象是為了攻佔一大片樹林,而不得不先砍了擋路的幾片枯草,幾根朽木一樣。此其一。

其二、這位中共學者,卻是“革命的兩手”使用得很稔熟,很巧妙,很停當。因為,他此時揭開彼時曾告他狀的同黨,實際上是要告訴別人我從來就沒有說過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告狀人是“張冠李戴”,是對我的毫無根據的指責。有兩手之能的中共學者,在此不過是借訴說自己黨人因誤會了自己的背景和立場才誣告他,是錯誤的,而且“將錯用錯”地告訴大家﹕我從來也沒有,而且也根本不會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不可能是我說的。我對共產黨的忠誠從來就沒有變過,對蔣介石的立場更從來就與共產黨保持著高度的一致。請黨、請黨內的同仁們放寬心就好了!

果不其然的是,這位中共學者,馬上筆鋒一轉,便說﹕“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他在這裏不失時機地立馬歌頌了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時代,捧出了中央領導同志和社科院領導對他的肯定和支持。一個受了某些同黨、也是同行們小小委屈、忌妒和不理解的中共御用學者,在這裏實在是將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共產黨政治需要的關係,將一個正在得寵的中共御用學者,而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獨立學者與“當朝權勢”的關係,表現得淋灕盡致。對於這樣一位中共學者來說,還是共產黨當年教我們唱出來的歌兒對﹕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樣的學者,不說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能夠流傳得下來的學者中殊為少見,就是在當今的世界上,也只有在共產黨這樣的現代專制極權國家才“多多益惡”。不過,這樣的學者,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已經愈來愈少了。即便是在黨內,還有多少人會象他這樣,真心鐵意地向著共產黨呢?難怪中共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統戰部、“馬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們都要肯定他,支持他,資助他,還要黨的所有媒體都稱贊他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權威”的蔣介石研究專家。

 

自序﹕

 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臺北的蔣介石日記倣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 開放的日記手稿復印本寫成(本書注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 的復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 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復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 較詳細的闡述: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 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臺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臺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我至今仍堅持這 樣的看法。也許有讀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這是正常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 禱也。

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 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幹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復雜 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

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與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

著者×××2007年7月15日寫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之Blackwelder 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

 

評點﹕

中共學者終於貌似公正地大致說出了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關鍵成果,或曰主要成果了。當然也就更加明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從必須維護“本共產黨”的根本利益出發,來“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了。

 

第一、中共學者明言﹕“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選本……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復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也就是說,本書作者即這位中共學者,已經聲明這本書是他的代表作。他最後的資料來源和成書過程,依據的都是在美國胡佛研究所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因此,以他這本書的自序來判斷他對蔣介石,特別是對蔣介石和共產黨關係看法的基本立場,凸顯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應當不會錯。

 

第二、眾所周知,中共的新華社是中共官方的新聞通訊社,又是直屬中共中央的“東廠”式特務機構。而新華社的一位記者,就是在美國胡佛研究所要求這位中共學者“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進行‘定性’的”。

順便說幾句。在中共的特有話語系統裏,“定性”一詞是十分嚴肅和嚴重的,任何個人或組織,一旦被共產黨“定性”,就足能夠造成其生死榮辱的天上地下之別。一九四九年後,有多少黨內黨外的無辜之人,蓋因為被共產黨定了“地、富、反、壞、右,或反動黨團、反動組織的‘性’”,而冤沉海底,命喪黃泉,禍及一門,誅連“十族”,連馬列中國的主席劉少奇都是因為被定性為“叛徒、工賊、內奸”而受盡摧殘、一命嗚呼的。

面對著中共新華社記者要求對蔣介石“定性”,這位中共學者說他只說了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 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請留心,這是他在海外這個特殊環境下說的話,他只說蔣介石有“大過”,而不象後來那樣,說蔣介石有“大罪”。

我們的點評是

第一句話顯然是廢話。因為誰都知道,不論蔣介石是好是壞,他都是一個極重要的歷史人物,用不著萬里迢迢跑到美國來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才知道。

第二句話也是廢話卻是鋪墊。說是廢話,是因為人人皆知,蔣介石的一生豈但複雜,而且驚濤駭浪,上天入地,成敗一身,且與鬼神共之。所以,同樣不必要只為這一句話,便花去共產黨那許多的官費和人民許多的血汗錢,上美國去讀蔣介石日記。說是鋪墊,是因為這是中共學者的“伏筆”。此處暫且不表,只需看他的下文和我們後面的評點便知。

第三句話雖然含糊其辭,卻算得是初步地給蔣介石“定性”了,因為他點出了蔣介石“既有大功、又有大過”,看上去也顯得十分的“公正”――人總是有過的嘛?何況“學者”在前面早已說過,蔣介石是人不是神。

但該中共學者之所以這樣回答新華社記者,原因是此時他正在美國胡佛研究所,這位新華社的記者也在美國。作為中共著名學者,是要有“學術風度”的;但新華社記者卻必須是界限分明、愛恨明確。所以,他只有先表達自己的“公正”,並讓共產黨的新華社記者將他的“公正”傳播開去,才好為自己不久以後“指斥蔣介石的三大罪行”鋪路。不必馬上胡說八道開來,更不必於海外再生風波,為新華社、更為本黨招致海外的“洶洶物議”。何況他早已有過一手。就是他在胡佛研究所第一次接受海外最大親共報紙採訪時,開口就說蔣介石在日記裏明白記下了自己“年輕時嫖妓的故事”,結果海外所有中文報紙都以“蔣介石年輕時浮浪、嫖妓”為標題作大報導,國內中共的報刊網站更是如獲至寶,大肆喧揚,後來,《南方人物週刊》就赫然以“×××: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蔣早年好色孤僻”這一聳人標題,來作為該刊採訪錄的大標題,從而使“蔣介石年輕嫖妓成為中共學者遠赴美國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所獲得的第一個“重大成果”,該中共學者也就成了有史以來海內外第一個“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這件事,曾引出海外知情者一片憤怒,引得國內明白人搖頭嘆息,害得一位國民黨學者不得不馬上也接受同一家親共報紙採訪,以正視聽。就不說“人情已在”,國民黨世家後人既好酒好飯待之,國民黨糊涂學者則親之奉之,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共現狀一腦袋漿糊的西方教授們則認之信之,如此情境之下,人猶在胡佛,就當面使出“革命的兩手”,已然不是“為人”之道,就不說什麼“學者”之道了。因為,“學者”這件外衣是萬萬丟不得的。否則,一切的欺騙性,所有的統戰伎倆,將會蕩然無存。

中共學者的嘴巴嚴謹起來了。

畢竟,他有的是機會。

 

第三、果不其然。很快機會就來了。不,是“早已安排好的機會終於出現”了。中共學者自己說﹕“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

鳳凰電視,店屬誰家?知情人當然都知道。就不說它是為胡錦濤所直接管控的了。

那麼,這位中共學者究竟是怎樣十分“公正”地、高度概括地和立場分明地表達出了他的蔣介石日記閱讀成果呢?

就十分“公正”而言,他說﹕“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臺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臺獨,是功……”。

對此,我們必須點明的是﹕

一是在1949年前的大陸,蔣介石的上述功勞,中國大陸民眾是誰都知道的,誰都承認的――除掉要打倒蔣介石的共產黨例外

二是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不論近年以來分裂勢力脫離中國而反蔣,已經到了何等走火入魔的程度,他們也沒有否定過蔣介石在台灣土改的功勞。歷史早已記錄在案的是,蔣介石是根據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思想和一九三零年四月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改革綱領》,結合當時台灣的農村實際情況,而進行的“和平土地改革”,一個人都沒有殺,並且得到好處的大都是台灣本地人。不象中共以所謂土改來“奪地、劫財”,更曾以“殺害二百萬地主富農”來厲行對中國農民的恐嚇專政。此所謂人人皆知。

三是如前所述,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後迄今的中國大陸,人民已經靠自己的艱難痛苦反思,早已知道北伐是蔣介石領導成功的,抗戰是蔣介石領導勝利的。中國大陸民間如今稱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者,已然比比皆是。歌頌蔣介石領導抗日的電影“血戰台爾庄”,一九八六年就在大陸上演了,雖然幾度被禁。無數帶著假面具和儘可能不帶著假面具以歌頌蔣介石領導北伐,特別是歌頌他領導浴血抗戰的勇敢著述,更如江河決堤一般,或公開、或暗中漫流在中國的民間和網上,成了人民和年輕人最喜愛、也是最令人辛酸的歷史讀物。一位大陸作家懷著十年秘密研究的辛酸和痛苦,不得已才跑到海外出版的《誰是新中國》(1999)一書,也早就為蔣介石還了“原形”。此書雖然持續遭遇“共、國、獨”之長期聯合圍剿,但其影響在大陸之日漸變大,迫使共產黨已經不得不年復一年地在擴大著對該書的批判和謾罵,對作者的恐嚇和威脅。另一位抗戰史研究家,雖然至今在大陸都不敢暴露其真實姓名和身份,連海外的稿費和獎金也不敢認領,但他以“孫挺信”為名所寫的《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紀實》一書,自從在黃花崗雜誌長期連載,並為海內外太多的網站轉載之後,如今也已經譽滿大陸民間……

四是中共的學者們大多都知道,中華民國叛將李宗仁於1964年投共後曾立即要求中共繼續清算批判蔣介石,為此,毛澤東曾﹕“……恩來啊,這就叫賣主求榮!……蛙蛙們怎麼罵他,我們不管,但寫到歷史上,就不能不慎重。他老蔣在北伐和抗戰中的地位還是無法動搖的,所以我們每次的宣傳材料都回避這兩件事,打嘴巴官司是什麼都可以說的……在重大問題上還是得尊重歷史,我們不能干這樣的蠢事。哎,想不到堂堂皇皇的李代總統怎麼會這麼蠢……。”(13)毛澤東當然是因為鄙視李宗仁這位逆子貳臣,才在背後為蔣介石說了幾句公道話,但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心裏和在背後,對蔣介石領導北伐和抗戰的不得不承認。這當然與他和中共對外的宣傳大相徑庭。

五是中共學者沒有絲毫的進步。

前文已述,中共至今沒有進步,所謂的進步,只是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而已。而只要中共一天沒有真正的進步,中共的學者們也就不可能真正地進步得起來。

事實勝於雄辯。

十九年前即一九九一年,也就是距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十六年前,中國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揚樹標教授,曾在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蔣介石傳》。這部《蔣傳》,雖然在內容標題上對蔣介石“壞話說盡”,但在整本書的內容裏面,竟一反中共現代史研究著述的“鐵”的規矩,對蔣介石“好話說了不少”,因而在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潮流中,佔有著先驅的和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揚教授在這本書後面寫的一篇附文“怎樣評價蔣介石?” 居然與十九年後讀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們對蔣介石的評價高度一致,甚至完全一致。因為,他給蔣介石的歷史地位居然也是“蔣有功有過,領導北伐、抗戰是功,反共、打內戰是過。”也就是說,在蔣介石和共產黨的對立關係上,蔣介石一定是錯誤的,有罪的;而共產黨一定是正確的,有功的。一九九一年,雖然楊教授說話寫作還相當謹慎,但是,他對蔣一生的概括性評價,確實與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在這篇序文里說的一模一樣(楊文附後)。

真的不必要再說下去了,還有什麼能夠比上述的事實更能證明中共學者們沒有進步呢?還有什麼能夠證明,中共學者十六年後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根本就沒有必要呢?何況在蔣介石的日記裏,又如何能夠讀得出“蔣介石承認自己反共反人民是大過”的文字來?甚至看得到蔣介石承認“是他才發動了那一場內戰”的記錄呢?

因為,中共學者四次赴美國閱讀蔣介石研究的“巨大”成果之一,就是由他來承認的蔣介石的功勞,1949年前的中國人民早就知道了;1949年後的大陸人民,也痛苦地、日漸地知道二十餘年了。《誰是新中國》作者,《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紀實》的作者,以及成千上萬的大陸學者、作家、記者們,已經為蔣氏之歷史功勛耗費了無盡的心血,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就不三十五年前連毛澤東都在天安門上“對內”承認過了,還用得著這位中共學者把他當作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成就來宣佈嗎?當然,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當這位中共學者有了毛的話作後台,他還怕誰?“最高指示”都有了,就是不解統戰“劇情”的黨內極左派們,又能夠奈他如何?

總而言之,這位中共學者對蔣介石所謂大功的承認,無非是不得已的承認,和策略上的必須承認而已。因為人盡皆知,不承認已經沒有意義。更重要的是,如果連這兩三份功勞都不承認,對台灣國民黨的統戰、收買和對台灣的“和平解放欲望”,又如何能夠得逞呢?其不過是“我欲奪之、必先舍之”罷了,民間所謂“舍不得兔子打不了鷹”。承認,還是為了否定。就不說,中共為了“取大舍小”,雖然指使他的學者在學術上所謂地承認了蔣氏的“功勞”,卻轉臉又指使他的其他御用學者出版了幾十部專事罵蔣的“學術著作”,指使他的文藝界大拍了幾百部電視連續劇來“藝術地辱罵蔣介石”,企圖將中共學者在所謂學術上已經承認的蔣介石功勞,重新統統歸於“烏有”呢?

第四、必須明確的是中共學者就是中共學者,御用文人就是御用文人。當這位中共學者和御用文人為了實現其在學術上為共產黨擔負的統戰使命,並成功完成這一使命;為了不在大陸學界和民間社會引發眾怒,以不利於共產黨“穩定壓倒一切”的救命黨策;在他不得不“概括地、大致地”承認了蔣介石的歷史功勞之後,他就立即具體地、明確地、毫不猶疑地把蔣介石的“大過”,也就是他在後面所指斥的蔣介石的歷史“罪行”,宣佈了出來。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是今日中共為自救,更為了保有其專制權力的歷史合法性,所必須維係的對蔣介石所謂歷史罪惡的“定性”。因為否定了中共學者所指斥的蔣介石有大過,就等於否定了共產黨自吹的“光榮革命歷史”,就把共產黨賣國、奪權和一再發動內戰的歷史公之於眾了!這才是至關至切的要害之處。

那麼,在這位中共學者的嘴上和筆下,究竟什麼才是蔣介石的歷史大過,即他後來所指責的歷史罪行呢?

他說﹕“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蔣介石在 “臺灣時期……白色恐怖,是過。”

對此。我們有必要分門別類地點評如下

 

其一、按照這位中共學者的評斷﹕自蔣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共到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的這十年,共產黨在蘇聯命令和指揮下,在中國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以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破壞北伐,倒戈北伐,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直至篡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即前蘇聯在別人國家境所篡立的“第三個俄屬蘇維埃共和國”(註14),以分裂中國,亟欲顛覆亞洲第一共和國――大中華民國,非但是“革命”的,而且是“大功”了?反之,蔣介石領導大中華民國抵御外侮,平息內亂,維護國家的安寧和統一,進步和發展,倒反而是“大罪”,是“大過”?

中共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著名學者,為了完成黨交給你的光榮統戰使命,你是不是也太不“歷史”了一點呢?你對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是不是也太無情了一點呢?你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是不是對那個專制惡黨也過於“情有獨鐘”了呢?

 

其二、按照這位中共學者的評斷,  194“6”―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蔣介石的大過”。

這位中共學者之所以如此指斥蔣介石,是因為他在閱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後,仍然認為194“6”-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蔣介石發動的,是一場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戰爭。他在後面和其他的敘述裏,曾一再地明確了他的這一立場。

然而,他顯然沒有忘記,我們也沒有忘記,指斥蔣介石發動了這一場內戰,是共產黨一貫的說法,一貫的立場,也是一貫地栽贓嫁禍。所以,我們也可以首先指斥說,該中共學者在閱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後,仍然堅持與“我黨”保持一致,仍然誣蔑是蔣介石發動了內戰,而絕然不敢承認是共產黨發動了內戰,不僅是在公然地違背歷史事實,也是在公然地違背著一個歷史學者起碼的“良知和史德”。

其次,我們想追問和證明的是,究竟是誰才是194“5”-1949中國內戰的發動者?

歷史的事實,曾告訴我們所有的人,內戰一定是也只可能是共產黨發動的。對此,我們只需象該學者所說的那樣,“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就完全可以證明了。

因為,一是全世界共產黨的理論追求和實踐追求,都是要“發動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和實現共產主義”。這才是共產黨要在任何一個國家發動革命奪權的根本出發點。據此,凡是發生過共產革命的國家,無一不是由共產黨發動革命、造反,就是發動內戰,來“革命、奪權、打天下”的。從前蘇聯、東歐直至中國、外蒙、朝鮮、越南,柬埔寨,無不如此。

二是周恩來的一句名言即“我們自建黨的第一天起,就決心奪取全國政權”。而中共作為中國的馬列子孫集團,因同樣迷信“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發動武裝斗爭,就成了他們革命的原則和行徑。由此,我們便可以說,自中共被前蘇共製造出來的那一天起,中共就是決心要發動內戰來推翻大中華民國的。

三是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1926年,在中國國民革命軍勝利北伐伊始,中共即在前蘇聯的命令下,曾一再地製造過北伐軍的內亂,以企圖破壞北伐(註15);而在中國國民革命軍已經勝利地解放了南半個中國之時,中共又在斯大林“五月訓令”的直接命令下,發動了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以及其後的一百多場暴動。國共內戰,也就是由中共一手所發動的內戰,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此後的所謂國共十年內戰,俱因此而起。並且都是在前蘇聯的命令之下,不僅利用日本侵佔我東三省的大好時機,在中國的江西瑞金篡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且在前蘇聯派人直接指揮下,將內戰的烽火,一直延燒到陝北,直至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才終於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暫時停止了發動內戰(註16)。此後,在全面抗戰的八年之中,“只有後方、沒有前方,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的共產黨,則不論是在華北還是江南,為爭奪地盤,都曾對正在抗日的國民革命軍發動過無數次小規模的“內戰”(註17)。所謂的皖南事變,就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了國民黨的揍”(註18)。

四是194“5”-1949,而不是194“6”-1949的國共內戰,當然是共產黨發動的。

因為,打了十四年全面抗日戰爭,打贏了,也打慘了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自上而下,都有著很深的厭戰情緒,都不想再打戰了,特別是內戰。這是人之常情,也是國民政府最終兵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誠如國民黨叛將傅作義在投共前所說過的那樣﹕“我們是真的不想打,但是人家要打,你怎麼辦?”(註19)

相反,正是因為八年“只有後方,沒有前方”;“游而不擊,奪地擴張”;只“躲在深山練兵”,為的是“將來打蔣介石才需要打運動戰”,中共才有了八年的發展和壯大。也才為他們八年後,就是在日本投降當日,猶如猛虎下山般地發動內戰打天下,作了太充分的準備。所以,從動機而言,從謀略而言,從手段而言,從在洛川會議就決心要“日蔣火併”而言,和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一文中號召共產黨要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發動革命奪取全國政權”而言,內戰是誰要打的,誰早在抗日時期就在準備著“打內戰奪天下”,和誰才是發動這一場內戰的原凶,還需要我們再廢唇舌嗎?

後來的事實正是如此。1945年,就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夜,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里,於夜間兩點鐘至第二天下午兩點鐘的十二個小時內,曾連續地發出了七道命令,命令他八年來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識”的二十萬大軍,沖出大山,沖向平原,以搶奪“授降權”為名義,既大肆消滅根據國際條約只能向國民政府軍投降、而不能向共產黨軍隊投降的日軍;又橫馬攔刀地對前來受降的國民政府軍大開殺誡,其中一次就消滅了抗日英雄馬占山前去受降的國軍三萬多人;還直扑京漢、津浦兩大南北鐵路動脈,挖路基,翻鐵軌,意在阻絕國民政府軍不能北上受降。至於在日本投降後短短的半個多月時間里,中共就從日本軍隊和中國政府軍那里,奪取了二百多個城鎮的“輝煌戰果”,不用說曾使中國內戰的發動者毛澤東有多麼地興奮……

歷史證明了,中共是在日本宣佈向中國人民投降之後,才開始“抗日”的。但是,中國的內戰卻也是在日本投降的當夜,就被中共“發動”起來了。伺後,由中共點燃、擴大的內戰烽煙,終于燃燒成又一次內戰的烽火。它不僅燒毀了中國人民偉大抗日衛國戰爭的成果,燒毀了國民政府和各黨派(不包括中共)一心要“制憲”和“行憲”的“兩個國民代表大會”,燒毀了那一部被胡適之先生稱之為“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如列寧在1918年的俄國所干的一模一樣(註20);而且,更燒毀了全國人民希望和平的願望,直至將一個領導了全中國艱苦抗戰十四年,並且是正在勉力“走向共和”的真正“國民”政府,燒毀在俄式內戰的毒焰之中。

五是我們只要稍稍地回顧一下共產黨發動內戰的“成果”,就是中國大陸人民的悲慘遭遇,和台灣人民的僥幸命運;回首慘死在共產黨手中的八千萬冤魂,和台灣人民終於獲得的民權、民生進步;如果我們還要來指斥是蔣介石發動了內戰,是大過,是大罪,那麼,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心肝何在?就不說一個堂而皇之的“學者”到底還有沒有心肝了……

至于這場內戰,究竟是被發動在194“6”-1949,還是被發動在194“5”-1949,這絕不是所謂“仁者見人、智者見智”的問題,而是中共的學者有心要將共產黨發動內戰的真實時間和最早時間一筆勾銷罷了。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還有許多民間反思那一場內戰的的著述,都早已有力地證明了“究竟是誰發動了1945-1949的中國內戰”,和“正是共產黨才發動了1945-1949的中國內戰。中共學者倘使“公正”尚存,願意一讀,怕是要汗顏的。

 

其三、所謂蔣介石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是“過”。

首先,中共學者指罵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就是在與中共“保持一致”。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歷史教科書裏,中共御用文人從來就是大罵一九四九年前的蔣介石曾實行白色恐怖,至今如此,絕無更改。

其次,中共學者絕不夠資格指罵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因為,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紅色恐怖”,不僅為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的所謂白色恐怖不能相比於萬一,同樣為一九四九年前的蔣介石所謂白色恐怖所不敢想象。正因為如此,經過了二十餘年歷史反思的中國大陸民間,只因身受共產黨紅色恐怖統治半個多世紀,才萌生了要“恢復中華,驅除馬列,重建我大中華民國……”的歷史願望。今日中國大陸稍有一點真歷史知識者對於“民國四月天”的種種反思、懷念、愧疚甚至是向往之心,已足以證明這一願望正是來自人民對蔣介石時代的重新認識。

再者,什麼是蔣介石在台灣的白色恐怖?誰指斥蔣介石在台灣實行了白色恐怖?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究竟什麼才是蔣介石在台灣的所謂威權統治?怎樣理解蔣介石的所謂威權民主政治?”

2005年,辛灝年先生在他於澳洲悉尼講演之後,曾有一段名聞遐邇的的即席答問,在這個後來被命題為“五胎說李敖”的答問中,他對所謂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作過如下的解釋,他說

“……四九年敗退台灣的蔣介石,在1950年就開始在台灣實行縣長的選舉,後來連台北市的市長都是選出來的,而且不是國民黨的黨員。共產黨在大陸,四十多年後才開始搞非政府性質的「村選舉」,還沒搞好,甚至是假選。選的人不合共產黨的意,或者不是共產黨的人,就要廢選,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廣東的太石村選舉事件。

“可是,五十年代以後的台灣,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共產黨天天在喊著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對於台灣來講,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這樣一個政權,面對著共產黨的持續干擾、顛覆和威脅,面對著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陸氾濫過的紅色思潮又企圖卷土重來,面對著自己又必須堅持從來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麼,台灣怎樣才能保得住?台灣怎樣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強?於是,蔣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教訓,在一九四六年已經建成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恢復訓政”。所謂訓政,就是一邊推動地方自治,一邊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前者是為訓練人民用權,後者則是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內憂,特別是專制的公然復辟和變相復辟。這就是所謂的‘威權政治’,但卻是‘威權民主政治’,也是蔣介石‘威權統治’的由來。因為它的目的,還是要‘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走回專制’(引按﹕台灣的歷史之路就是這樣走下來的。)雖然,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越過了威權的限度就是獨裁。但是,早在三十年代,共產派、自由派都罵他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卻也說明了他雖然推行訓政,實行威權民主政治,卻沒有‘過界、超限’而成為專制獨裁……

“所以,49年後,台灣一批號稱‘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當他們依然要像在大陸一樣窮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與大陸的共產黨‘裏應外合’,意在推翻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時,那個正在實行威權民主政治的國民黨蔣介石就要對他們實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說,你想罵,我也可以給你罵,但你們也不要罵得、鬧得太過份。雷震的那個《自由中國》雜誌,出版了27期,期期都罵蔣介石國民黨,直到第27期,實在是罵得太過份了,國民黨蔣介石認為已經對台灣的安全和安寧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了,才把他抓了起來,把雜誌停掉了。這在大陸是不可思議的事,連一期也出不來。能夠讓他出版27期,罵27期,已經表現了這個政權本身確實尚擁有一個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個起碼的言論自由環境。把雷震抓起來,停了他的雜誌,是為了台灣的安全,是為了不再重蹈被共產黨顛覆的失敗命運。因為共產黨還在天天喊著要解放台灣,對岸的大炮還在天天瞄準著台灣島……

“大家都知道儲安平在1947年說過這樣幾句話,“我們今天在罵國民政府,在罵老蔣,我們是嫌他給我們的自由還不夠多,我們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把他給罵倒了,真的是共產黨掌了權,恐怕我們就連想罵一句話的可能都沒有了……”。是的,49年以後他再也不敢罵了,也沒有機會給他罵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勞教放羊去了,最後死在紅衛兵的亂棍之下(也有資料說他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那些曾經罵蔣介石罵上了癮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點的,哪一個有好下場?沒有一個。就是不正派的,也幾乎沒有過好下場……”

如果我們兩相比較,自然就能明白,什麼是共產黨殘暴馬列專制?什麼才是蔣介石的威權民主政治?什麼叫做恐怖?誰才稱得上恐怖?蔣介石在台灣有所謂的白色恐怖嗎?退一萬步說,就是有,他的白色恐怖能夠與共產黨的紅色恐怖相比嗎?所以,我們要說共產黨的學者不夠資格指罵“蔣介石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是過”。

最後,我們還想一問的是,究竟是誰才罵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

第一自然是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自一九二七年開始罵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于今已經罵了整整八十三年,並且還在罵,不僅在教科書上罵,學術著作裏罵,而且在電影電視上罵,就是這位被國民黨的後人第一個邀請到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也還在罵,並且是利用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而進行“總結式”的罵,所謂“公正”地罵。

第二就是台獨勢力。因為,台獨人士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在共產黨的策劃和領導下,罵蔣介石是白色恐怖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就更是年年罵、月月罵、天天罵,一直罵到今天還在罵。殊不知,著名的“紅胎、怪胎、毒胎、壞胎和死胎”李敖,之所以被蔣介石“白色恐怖”了,恰恰不是因為他罵了蔣介石――因為他就是呆在蔣介石的監獄里,還可以繼續寫書罵蔣介石,而是由於他發表了四九年後“第一份宣佈台灣獨立的宣言”。就不說,不罵“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形形色色分裂勢力就失去了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理由。這也是近年以來,台灣輿論以辱罵“蔣介石白色恐怖”為時髦的關鍵所在。然而,最近海外媒體紛紛報導說也正是李敖,才不打自招地公開說,“兩蔣時代,一共只有一個台獨分子被處決”。

第三是國民黨的台獨勢力。自李登輝當權始,為了使台灣走出中國,為了與共產黨一樣消滅中華民國,消解中國國民黨,國民黨的李登輝們,採取的便是“架民主之橋,以求台獨之路”。從此,不僅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台聯黨在罵蔣介石白色恐怖;而且,國民黨裏面的“暗獨”勢力,甚至是“明獨”勢力,也一直在罵蔣介石白色恐怖;以至今日的國民黨新政府,也不得不常常把“蔣介石白色恐怖”掛在嘴上,以向分裂勢力“討好買安”。因為,不能在台灣徹底地否定已死的蔣介石,罵倒已死的蔣介石,就不能割斷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和政治關係。這才是台灣分裂勢力和形形色色曖昧勢力,之所以要栽贓“蔣介石白色恐怖”的根本原由。

第四是人罵亦罵者。

至於還有一些人,也人罵亦罵地跟著罵“蔣介石白色恐怖”,那是因為﹕台灣的歷史至今還沒有得到澄清;台灣至今還沒有人在良心和良知的驅使下,決心去勇敢地澄清這一段歷史;台灣還有許多的歷史事件被塵封,被扭曲――諸如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他與當時日本皇民遺留勢力及共產黨台獨勢力的關係,特別是他與當年延安共產黨的直接關係,至今在台灣都鮮有人敢於作歷史的取證、調查和研究。

所謂的孫立人案。可以說,孫立人被軟禁四十年,蔣介石就被海內外的輿論足足罵了四十年,它是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的“重大罪證”之一。但是,孫立人案發生五十年後,美國國務院已經公佈了當年的檔案,承認孫立人確實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和支持下企圖發動軍事政變的事實,也就是在沒有遭受冤枉的孫立人已經享受了五十年的同情,和確實遭遇了冤枉的蔣介石已經為他而被這個世界罵了五十年之後,整個台灣島竟然是靜悄悄的,催不起一絲一毫“為蔣平冤”的風浪,但反蔣和誣蔣,卻依然在一浪高過一浪……。

第五就是被蔣介石“白色恐怖”了的受害者們。他們雖然為數不多,影響不小,但是,他們到底有多少人,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他們當中有多少是沒有被冤枉的,他們當年“被白色恐怖”的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然都是一筆糊涂帳。然而,為此而斥罵蔣介石白色恐怖的,為此而歲歲年年要為他們鳴冤叫屈的,為此而年復一年向他們賠禮道歉和加以撫恤的,借此而要證明台灣必須走出中國而獨立建國的,卻綿綿難……

我們還需要再說下去嗎?

是的,還必須說出的,一是中共學者在閱讀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還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指斥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是“過”,這樣的學者,無非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永遠要與共產黨及所有的反蔣者保持完全的一致性,這也才是共產黨御用學者的本相和本質所在。

二是中共學者並沒有忘記今日指罵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之最劇烈者,就是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而中共學者絕不敢稍稍忘懷的則是﹕中共雖是昔日台獨的制造者(註21),今日卻成了台獨的激烈“反對”者。雖然中共今日“反台獨”,也不過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但是,中共今日反台獨的“宣傳”卻是堅定不移的。那麼,中共學者為何又偏要與台灣分裂主義者們,在指斥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的問題上,保持如此高度的一致呢?這又怎能夠有助於中共對台灣國民黨的統戰呢?倘若一言以揭之,就是“否定蔣介石乃是中共交付給他的核心使命和當前大任”。所以,與台灣分裂勢力在反對蔣介石的問題上保持一致,還是出於中共要對整個台灣實行統戰的需要,更是中共“和平解放台灣”的大戰略。對此,中共的御用學者能不與中共高度地保持一致嗎?

 

其四、我們實在不能理解的是,時至今日,這位中共學者,居然還要將大陸學界和民間,當做小孩子來耍,還要學舌中共,說什麼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

我們姑且不說,這位中共學者信筆至此,顯然已經忘記了,就在這一篇短短的自序前面,他曾十分肯定地說過,“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姑且不說這位共產黨學者的不能“自圓其說”,何況我們在前面已經對他的這一段話作過了點評。我們要說的是,中共學者就是中共的學者,因為,中共的一切理論、手段和說假話的本領,他都予以了完全的繼承,並且“活學活用”到對蔣介石日記閱讀的成果上來了。

因為,人民沒有忘記,中國人也絕對不應該忘記的是,正是“中共的大救星和中國人民的大災星”毛澤東,才於一九五七年曾甜膩膩地告訴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說,共產黨主張在學術和文藝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才引誘了千萬不知就裏的知識分子向黨“表忠心,提意見”。然而,時不足數月,毛澤東就公開地變臉,他無非是要“引蛇出洞”。于是,一場史無前例地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立即惡浪橫空,致使當時總共只有四百萬知識分子的中國,轉眼間,就被打了117萬右派分子(註22)。共產黨對他們毫不容情地批的批,鬥的鬥;抓的抓,關的關;勞教的勞教,勞改的勞改;由此而夫妻離異,家破人亡者遍於中國。中國的知識界,終於完全成了共產黨宣傳機器上的一顆低賤的螺絲釘;中國的知識分子,終於全體一致地成了中共的“黨奴和知奴”。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曾綿延了數千年的思想、學術和文藝的自由景象,就此竟被殘酷地壽終正寢了……

 此後五十餘年,直至今日,雖然作惡萬端的共產黨,其專制的淫威已然在被迫“弱化”,就是胡錦濤想要復辟毛澤東時代,那畢竟也只是妄想而已。但是,中共對於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鉗制、收買和對其中稍有異議者的迫害,又何嘗有了根本的變化。在今日中國,百花齊放何在?百家爭鳴又何在?遍中國又有誰敢於公開揭穿共產黨的謊言和惡行?普天下依然是中共的一言堂――報紙還是中共的報紙,雜誌還是中共的雜誌,互聯網上中共豢養的五十萬“五毛黨”,更是在“飛揚跋扈為共雄”,被派赴海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還在與中共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其目的就是要繼續維係和統一中共對蔣介石的“歷史定性”,而不是要當今的中國人都來為反思蔣介石而“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時代,必將會在中國重現。但是,那一定是在中共的專制統治徹底覆亡之後,中國的國民,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才有可能真正“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得起來,蔣介石的歷史定位也才能在真正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中,為歷史和人民所重新肯定,而不是為任何一家政黨及其“黨用”的學者們想肯定就肯定,要否定就否定,想栽贓就繼續栽贓……

毫無疑問的是,全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都在渴望著這一天能夠早日到來。

 

應該明確的是,對外“承認蔣介石領導北伐和抗戰”,是“專制統治被迫弱化”的共產黨,對於二十餘年人民反思歷史的不得已“讓步”,更是共產黨要對台灣國民黨進行統戰和赤化的“需要”,是“和平解放台灣大戰略”的一個部份。但是,在“反共和發動內戰”這樣一個事關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共產黨非但寸步不讓,而且一定要維護他們從來就對蔣介石的“定性”,甚至必須大書特書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歷史罪行,絕不容許他的御用學者們越雷池一步。如同鄧小平決心在北京屠城時所說的一樣,“若是讓了一步,我們就將亡黨亡國!”

至于由中共學者對外,特別是對台灣和今日的那個台灣國民黨承認“蔣介石領導了北伐和抗戰”,也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對內絕不能承認“蔣介石反共是正確的,內戰從來都是共產黨發動的”。只要保住了這個底線,就算是對內已經不得不承認蔣介石領導了北伐和抗戰,共產黨不是還能夠再發動一次批判、否定和謾罵蔣介石的“學術大躍進和文藝大躍進”嗎?就象胡錦濤政權及其御用的學者和文人在此三年間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那樣。

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之所以看了那麼多的日記,在對蔣介石的評價上也沒有絲毫的進步,還是那一句話,他必須與本黨保持一致。這才是要害之所在。至於他口口聲聲所說的“公正”一語,便實在是騙取人的鬼話罷了。雖然,對於今日的台灣國民黨人,他確實騙得如魚得水。

蔣方智怡女士決定開放蔣介石日記,確實是一個無私而勇敢的決定。雖然中共的學者利用了她的無私和勇敢,但是蔣介石日記的開放,畢竟讓我們進一步地識破了中共專制統治是被迫弱化,而不是進步,猶讓我們更深和更快地識破了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冥頑不化。由此而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中共是不會“改好和學好”的,中共的御用學者們自然也是“學不好和改不好”的。                                      (待 續)

 

註釋

1、蔣介石于1924年3月給廖仲愷的信。他在信中寫道:  “(對俄)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決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2、中共在西安事變後即1937年3月和7月,兩次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作過“四項保證”,謂﹕“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3、李銳﹕《毛澤東廬山回憶回憶》。

4、南北兩軍閥指北方吳佩孚和南方的陳炯明。

5、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何為新三民主義?何謂國共合作?”和李玉貞譯著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前蘇聯解密檔案之一。

6、參見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和講演錄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四大關係》2007年11月於多倫多大學講演時題為﹕“孫中山與共產黨”,黃花崗雜誌2006年第  4期,總第19期。

7、5。

8、閱史可航﹕“辨識新中國、還原蔣介石”一文,黃花崗雜誌2004年第2期,總第9期)

9、大俠指殺警的楊佳,烈女指殺淫官之鄧玉皎,均為人民所極力推崇。

10、張賢亮長篇小說﹕綠化樹

11、2008年9月,中共在海外一些身份不明的網站上又發動了一次要“鞭尸孫中山”和“徹底否定辛革命”的惡潮,時間持續半年之久,文章發表數百篇,跟帖短文上千。與此同時,中共在國內的黨媒,也對之作了相對謹慎的呼應。這是中共自1989以來在海外發動的第三大波辱罵孫文和否定辛亥革命的逆流,卻為海外不多的志士仁人採取就網文而跟帖批判的方法所擊退。相信隨著中共要公開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大戲,還會繼續使出革命的兩手,將掀起又一波謾罵孫文和否定辛亥革命的惡浪,目前顯然已見端倪。

12、請參閱黃花崗雜誌第5期謝幼田文﹕“評中共學者捍衛軍閥誣蔑孫中山文”和劉京一文﹕“軍閥割據和聯省自治――評軍閥子孫企圖製造歷史大翻案”。

13、108名戰犯的歸宿》第56頁。曉沖編著,香港夏菲爾出版社出版

14、第一個是1919年篡立的“俄屬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個是同年在德國篡立的“俄屬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俱遭失敗;惟“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獲得成功即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15、“中共企圖破壞北伐”,請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第四節。

16、同2。

17、請參閱中共內部發行的前蘇聯和第三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特派員彼得、佛拉基米諾夫的《延安日記》。

18、請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第三節﹕“中共持續分裂和破壞抗戰陣營的理論、謀略和行徑”。

19、“1945年 誰先挑起了內戰? 讀傅作義的一封公開信”《博訊》2009年9月21日。

20、辛灝年﹕《俄羅斯共和國七十四年史略》,《黃花崗網站》歷史文化選刊。

21、辛灝年講演錄﹕“民主統一為中華”,《黃花崗雜誌》2005年第2期總第13期。

22、由于中共檔案還沒有到解密的時候,目前對1957年共產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各家說法不一。本文根據的是1979年民政部予摘帽右派重新安排工作的數字。請讀者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