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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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的《十月圍城》

 

 

西風獨自涼

 

 

張藝謀的三槍剛把觀眾打得七竅生煙,陳可辛監製的《十月圍城》即贏得滿堂喝彩。陳可辛並非頭一回幹這種事情,繼戳穿為窮人打天下的彌天大謊、渴望契約精神的《投名狀》去年拿下國產片最高票房,橫掃香港、臺灣各大電影獎項之後,《十月圍城》又被廣電總局欽點為年度最佳,進入精神和物質文明雙豐收的軌道。

1990年代告別革命的呼聲在知識界激起不小的迴響,有論者走火入魔,一廂情願地認為革命不如改良。其實,革命是清政府以難為難、缺乏真正改良能力的結果,當年保皇派重鎮梁啟超就承認清政府乃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廠。《十月圍城》以党人替領袖保駕護航為主線,價值取向遠超《無極》、《英雄》、《夜宴》一類的大製作,動作場面亦可圈可點,在華語影壇可謂鶴立雞群。

除了楊衢雲、孫文等少數幾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影片虛構的保鏢群體可塑性極大,呈現出來的卻顯得很不自然。由於擔心觀眾被宏大敍事、英雄主義倒了胃口,編導著意刻畫一批不知革命為何物的市井之徒,因各種機緣巧合,為保護革命領袖而赴湯蹈火。這種處理方式也許是影片最大的缺憾,令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欠缺足夠的說服力。

捨身取義或殺身成仁,自願之犧牲,必有重大之原因。後人對革命存在浪漫的幻想,想當然地認為群眾只能被領導,領袖指出目標,群眾去完成就行了,這並不符合歷史的真實。至少,在看不到革命能取得勝利、自己能全身而退或有現實利益回報的情況下,讓毫無理想主義激情的人去為了陌生人冒險犯難,他也許會這樣回答:都是個死,你不如直接把我幹掉算了。作為藝術題材,英雄主義、利他主義與愛情一樣永遠不會過時,它們是人類共同的命運,就看你如何表現。晚清為華夏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僅孫文周圍就聚集了一大批能文、敢死的志士。被毛澤東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也曾是革命暗殺活動的組織者。

影片刻意將保鏢群體市俗化,反倒損害了歷史的真實性。革命之初,衝鋒陷陣的都是精英群體,若非為國為民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以及排滿、興漢、圖強的價值觀,獲得知識界、會黨、華僑、草根階層的先進分子的共鳴,諸多留學生和南洋富商的子弟不可能拋棄榮華富貴去投身革命。如能安排幾個精英當保鏢,不僅讓影片取得某種平衡,還能增加歷史的厚重感。與保鏢群體相比,刺客閻孝國就顯得血肉豐滿。因為,閻孝國的行為具有內在的邏輯上的合理性。在他看來,革命黨就是十惡不赦的亂臣賊子,為了國家的利益必須將他們趕盡殺絕。

事實上,飽受皇權專制之苦的人們,即便不曉得自由民主的大道理,為生計所迫而參加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也往往能直觀地體驗到反抗的快感和尊嚴的可貴。還記得韓國影片《華麗的假期》,在光州起義註定失敗的時刻,一個街頭的小混混泣不成聲地感謝他的戰友:謝謝你們讓我參加戰鬥,讓我這個流氓終於有機會活得象一個男人。確實沒有比人類更善於背叛和苟且的動物,也確實沒有比人類更高尚、更偉大的生命,願意為了陌生人的幸福去流血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