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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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退休警察的

 

                             

(紀實文學連載之一)

吴學良

 

第一章  我的小偷領導

 

 

小偷是警察的領導?您一定匪夷所思!這個小偷,名副其實,而且先後當了我的兩次領導,其後視為恩公,過從甚密……。我這個警察卻是科班出身的正品,一點也不摻假,可對這個小偷領導總是俯首貼耳,唯命是從。並且,我後來也墮落為小偷,多次作案,這就讓您更加不可思議了!究竟是咋回事?且聽我細細道來,您會覺得合情合理,自然而然。

195829日早晨,我從監督勞動了半年多的水庫工地押回西城區公安分局,在全區“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倡狂進攻公處大會”上宣佈開除公職、開除團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決定》精神,給予勞動教養的從輕懲罰。

同時被宣佈開除公職,處以勞動教養的,還有4名右派警察,是党、團員的也都宣佈予以開除。

宣佈完畢,5名右派警察立即各自背上行李?押上停侯在會場門口的囚車。警服、警帽等物早巳被收繳,那是絕不允許帶了去勞動改造,損害警察形像的。

囚車駛出市區,我的4個同右都埋頭兩胯之間,或暗自垂淚,或悔恨喟歎!我沒有像他們一樣沮喪,而是強作鎮靜,一路上向車廂外面張望,看看押往何方。我想,我剛滿21歲,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相信只要好好改造,就一定會像趙副區長在宣判大會講話中勉勵的“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重新做人。”

“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可不那麼容易,有如李白所吟的“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國務院《勞動教養決定》頒佈於195783日。被處以“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都分別集中到農場、礦山或建築隊“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與《刑法》最大的區別是沒有申辯權,沒有上訴權,沒有改造期限。右派分子們在此後21年漫長、悲慘的勞動改造中,無一人逃跑,有的病亡,有的自殺,有的死於勞累過度或工傷……。倖存者直到1979年底才在耗盡人生三分之一的寶貴光陰後“改正”回到原單位,小心翼翼地苟延殘生。

我個人比較“幸運”,僅勞動改造了7年多,才因“有立功贖罪表現”,獲得寬大處理,與少數罪行輕微的、其他案由的勞教分子釋放回家,另謀生路。

 

 

我們押送去勞動教養的場所,原先是關押改造各種判處徒刑的罪犯的農場。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曾多次到這個農場提審犯人,搜集一個名叫繆子瑜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此番被押送了來勞動教養,可說舊地重遊。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決定》政策頒佈實施後,農場裏的全部罪犯分別併入到其他勞改單位,留下管理幹部、武裝看守和少數刑滿留隊就業人員,專門接納改造各種處以勞動教養的“社會渣滓”,我們是首批押送來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

此時正是執行勞動教養政策的高峰,押送各類勞教分子的單位紛至遝來。我們乘坐的囚車駛到農場時,江東區公安分局的囚車也同時到達,押送來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中,有我的好友祝福祥,在農場管教股幹部核對名單唸到我的名字時,他轉面對我悽楚地笑了笑,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也來啦!”我沒有回應他,急忙低下頭去,心裏頗為不快!我想,你祝福祥又不是不知道人事檔案裏有必須填寫的“社會關係”項目,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在被專政的勞教農場,應該儘量避免曾經相識。

祝福祥是1948年“參加革命”隨解放大軍南下的學生兵,解放這座城市後,調配到實行軍事管制的公安分局(那時叫警察分局)擔任戶籍股副股長。反右鬥爭時期的公安分局,規模很小,各股、室和各派出所人數總共100百左右,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劃右派,平時話多、喜發議論的他就在劫難逃。

祝福祥天性豪放不羈,心直口快,經此一劫仍不接受“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的古訓,投入勞動改造的第二年就被槍斃了,是我“立功讀罪”的撿舉揭發,斷送了他年華方富的寶貴性命,也給我帶來終身的悔恨!

我一生幹了許多壞事,造了許多孽。現在已是風燭殘年的耄耋老人,譬如朝露,去日無多了。往事不堪回首無眠中,在一個個睜眼待天明的長夜裏,一樁樁過去了的罪愆禁不住悵悵襲來,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我少年時代受母親的影響,相信人世間有鬼神存在,崇敬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當了警察後什麼都不相信,只相信共產主義,崇拜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上右派分子後又“封建迷信”起來,認定人生的成與敗、榮與辱、卑與賤、貧與富,都是由冥冥之中的鬼神主宰著,由不得自已。晚年則分外迷信“因果報應”之說,認定自己一生坎坷,種種不幸,都是因為作惡造孽太多而受到的懲罰,希望虔誠懺悔之後,能得到上天的寬宥饒恕,來世有個好一些的境遇,免受輪回之苦。

我幹的許多壞事中,最令我愧疚悔恨的是害死了祝福祥和反對母親再婚。

 

 

我們在農場管教股辦完交接手續後,再分別押送到各勞教隊。兩個公安分局的右派分子押送到七、八公里外的第一勞教隊報到時,已有其他單位押送來的10多個其他案由的勞教分子在隊部辦公室外面列隊學習監規監紀,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隊長讓我們加入到這10多人的行列中學習完畢後,特意把我們叫出行列,抖動著手中的《勞動教養審批表》聲色俱厲地說:“給我聽好!你們現在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再是什麼警察了。右派就是反動派,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對像!黨和政府對你們的處理是很寬大、很寬大的了,你們必須老老實實認罪服法, 規規矩矩接受改造。打今天起,要洗心革面, 改惡從善,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有光明前途,才有可能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聽清楚了沒有

我們豈能沒聽清楚,當警察多年,一向威風凜凜,以“掌握着人民民主專政的刀把子、槍桿子”引以為榮,如今卻一夜之間逆轉過來,成了刀刃上、槍口下的專政對像!心情沉重到極點,回答有氣無力。

隊長甚為不滿,橫眉怒目地吼叫了起來:“給我大聲回答!”

我們急忙扯開嗓門:“聽清楚了——”

此時已是日薄西山的傍晚,勞教分子們扛着各種農具下工回來,隊長命令一個武裝看守:“叫值日大組長通知各大組長來帶人。”

大組長也是勞教分子,每個大組長管轄著七八個小組。我們分別由墾荒大組、農田大組、果樹大組、積肥大組、畜牧大組的大組長帶走。我和祝福祥年輕力壯,被當值的墾荒大組長帶走。

大組長把我們帶進勞教分子住宿的四合院裏,我分配到第3小組,祝福祥分配到第1小組,與大夥蹲在地上一道吃晚飯。我雖然整整一天粒米未下肚,卻毫無食欲,只喝了點青菜湯。

我看着小組長(後來得知名叫張奎)狼吞虎嚥吃完包谷飯,跟隨著他進入宿舍,在20多米長的上下兩層通鋪上安頓好行李後,他拿出畫在練習簿上的“組員登記表”,擰開自來水筆問我:“為啥進來?”

“右派。”我回答說。

小組長抬起頭來盯著我的臉看了片刻,伸手在我頭上摑了一掌:“你雞巴大點年紀當什麼右派,右派都是吃屎(知識)分子,哪像你一身髒成這副屌樣,明明是個賊!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告訴你,老子我也是賊。”

“真是右派、真是右派。”我急忙分辯說,“因為直接從水庫工地上押送來,所以身上這麼髒。”

小組長說:“既然是吃屎分子,你他媽就自己登記吧。”

把知識份子稱為“吃屎分子”,不單是小組長,許多老百姓都如此,意在嘲諷他們迂腐糊塗,不識時務,把“幫助黨整風”當真,不說香話說臭話,到頭來落得個自討苦吃的下場。  

小組長說我是“吃屎分子”,我不但毫不氣惱,反而竊竊自喜,甚至有點受寵若驚!我想,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警察,學歷不高,地位卑賤,沒沒無聞,如今卻與那些全國著名的教授、專家、學者以及部長、省長同為一派,相提並論,仿佛破格提拔,一步登天。

小組長把“組員登記表”遞給我自行填寫,登記的項目依次是:案由、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文化程度、原在單位、家庭住址、社會關係。最後一欄留有較長的空白,項目是“改造表現”。

借自己登記之機,我瀏覽了我的“同勞”(勞教分子互相間的稱呼),共16人,案由五花八門:偷竊、詐騙、調戲婦女、吸食鴉片、無故曠工、請霸王假、無理取鬧、不服從分配、不正當男女關係(後來統稱壞分子)、國民黨排副、偽政府收發員(後來統稱歷史反革命分子)……都與《勞動教養決定》中規定的條款掛靠得上。

“改造表現”一項可讓我大吃一驚!改造得好與壞,竟然由小組長來掌握,後來仔細一想,我當警察七年來,表現好壞,不也由所長、股長掌握著;所長、股長的好壞表現,又由分局長掌握著。而好壞表現或提拔重用,都取決於上一級領導的金口玉言。我此番當上“右派”,不就因為一句話開罪于領導。我由此認定:領導就是主宰下屬命運的上帝,就是決定下屬榮辱的天使。任何領導都非同小可,只能叩拜祈禱,不能輕慢褻瀆。勞教農場的小組長這一級領導,也是萬萬得罪不起的。

小組長看了我的個人登記後,驚訝地問:“你是警察?”聽到我的肯定回答後,他哈哈大笑起來﹕“真想不到,你們這些一貫抓人的王八蛋警察,也會被抓了進來!”

 

 

同勞們吃完飯後,各小組分別圍坐在统鋪上,靜靜聽讀當天的報紙,聽了一個小時左右就輪流坦白交待罪行、自我批判、大家幫助。本組輪到坦交侍罪行的同勞,是個醬菜廠的工人,名叫魏忠元,31歲尚未娶妻,案由是“不正當男女關係”,與一個寡婦通姦。大家對他的坦白交待很不滿意,嫌過程太簡單、不詳細,紛紛追問:

“你主動,還是她主動?”

“咋主動法?

“用些啥姿式?”

……魏忠元細緻入微的坦白交待,讓鄰組的同勞們一個個豎直了耳朵;讓進屋巡視稽察的一位管教幹部也禁不住駐足聆聽起來。大家滿意後,接下去又追問:“你跟她關係了多少次,一次一次坦白交待。”

“三次。”

大家又不滿意了:“不老實!才三次,不可能!”

   “真的、真的。第三次就被保衛幹部當場抓看着,精屁股遊了廠,哪能有下一次嘛。你們不相信就去問問她,她也進來勞教了,在婦女二大組。”

“你還跟別的女人關係過沒有

“沒有、沒有,就這一個。”

“不老實!蜜蜂釆花哪會只釆一朵?”

“餓狗吃肉包子哪會只吃一個?”

魏忠元懇切地說:“我說的是老實話,不相信可以去查。”

“這種事不好查,只有靠自己老老實實、坦白交待。”

“不老實坦白交待,證明不認罪服法!”

魏忠元急得頸部青筋突兀,面紅耳赤:“請政府去查,准定查得出來。查出我不老實,就抗拒從嚴,槍斃兩次、砍兩次腦殼我都心服口服……”  

“你有幾個腦袋砍兩次,又不是孫悟空轉世……”

魏忠元一聲長歎:“沒有的事,難道叫我咬出幾個來陷害人家。”

小組長幫他解圍說:“算啦、算啦,讓他考慮考慮,明晚繼續交待。今晚呢,先讓他自我檢討,自我批判認識,挖挖思想根源,大家誠懇幫助,提出寶貴意見。”

魏忠元想了一陣,自我檢討批判說:“我亂搞男女關係,流氓行為,太不道德,豬狗不如,簡直不是人養的……思想根源就是受到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的影響,企圖學資產階級的享樂腐化,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我保證好好改造,認罪服法,服管服教,立功贖罪,重新做人,今後不再犯。請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他搜腸刮肚亂罵了自己一通,大家覺得還算深刻,提不出什麼意見,只有那個偽政府的收發員說:“你說你不是人養的,等於罵自己的父母!以後別這麼說。”

這時,院子裏響起了一陣刺耳的哨子聲,接着是當值大組長的高聲吼叫:“睡覺啦——睡覺啦——。”

屋裏的燈徹夜不熄,大家都蒙頭而臥。小組長沒睡,他出屋去片刻後進來掀開我的被子說:“起來,大組長有事找你。”

我爬下統鋪走出屋去,大組長獨自一人面向我站立在寂靜的四合院中。

四合院原是勞改犯人的監舍,圍牆高大,未設電網,但燈火徹夜通明,亮如白晝,崗哨裏的武裝看守時時監控著院裏的動向,防止有人逃跑。

院中放著兩隻馬桶,供勞教分子們夜間大小便。女勞教分子沒膽量在看守眼皮下脫褲子,只能方便在洗臉盆裏。後來才在大門旁建蓋了間乾打壘廁所,讓女勞教分子歡喜不已。

江大組長就站在馬桶旁,我走到他面前問:“找我什麼事,”他嘿嘿地笑了笑:“還認識我嗎?”

我定睛一看,大吃一驚:“認識、認識……”話音甫落,他猛地一拳打在我的左頰上,接著又一拳向右頰打來,我急忙偏頭避開,大聲叫喊說:“你不要打!不要打!”他說:“老子就是要打……”一邊說、一邊連連揮拳。

我轉身奔跑到崗哨前大聲向看守報告:“我要求見隊長……”

大組長也跟了來向看守報告說“這個新來的右派不服管服教,我懲罰了他一下。”

看守伸出頭來:“不服管教還要見隊長!隊長是你隨便見的?”在明亮的燈光下,他大概看到我口鼻汩汩流血,呵斥說:“打了活該!滾回去規規矩矩睡覺吧!”

這時,許多勞教分子聞聲湧出門來看熱鬧,大組長忙着驅趕他們,顧不上再“懲罰”我。

飽嘗到了這位大組領導的厲害,我不敢再要求見隊長,急忙滾回監舍,爬上床去用被子蒙住頭,悲傷得流下了成年以來的首次男兒淚,且抑制不住哭出聲來!

這位大組長名叫江承孝,案由是“偷竊”。半年前是我“破了案”後,報請分局長批准,把他處以勞動教養的。真是冤家路窄呀,他如今成了我的大組領導。

挨打己經不是第一遭了。反右鬥爭中,我因為頑固不化,堅決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己多次挨了打,但並沒感到人格被侮辱,因為那是警察打警察,而我也在“三反運動”、“肅反運動”中也打過別的警察。現在則是小偷打警察,而且挨了打還“活該”,豈能不傷心呀!

40年後我退了休,回首這一次的挨打,捫心自問,深感打得不冤,真個是活該!因為我破的是樁假案,他被我打得不敢不招供畫押。

 

 

第二天早上出工前,各大小組的勞教分子集中在院裏排隊清點人數,值班大組長江承孝喊口令:“立正!向左——看!”

祝福祥當兵多年,習慣向右看齊,把腦袋瓜一下扭向右邊。他站在前排,被江大組長一眼看見,走上去揪住他的耳朵:“你他媽的還要右!”

江大組長清點完人數後,指揮大家齊聲高唱: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押隊的一個武裝看守發現祝福祥嘴巴未張合,走上去舉起槍托朝他前胸打去:“你為什麼不唱,”祝福祥一個趔趄,酒瓶底似的深度眼鏡掉落地上,急忙蹲下去用兩掌到處亂摸,幸好未破碎。

我也沒張嘴,看到祝福祥挨打,這才急忙跟着大家唱了起來:

“共產黨好,共產黨好,

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

說得到,做得到,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唱完歌齊步走時,也是按口令向左轉,並且一定要先出左腳。我從此牢牢記住:“左”代表革命派;“右”代表反動派。後來又牢牢記住:紅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動、白色代表恐怖、黃色代表淫穢……

 

 

我從此開始了遙遙無期、漫長艱辛的勞動改造生涯。由於在水庫工地上監督勞動了半年多,磨煉了一副吃苦耐勞的體魄,無論挑擔、種植、開生荒,都能整天堅持不懈,無所畏懼。要畏懼的就是小組長和大組長這兩級領導,因為隊長和兩位管教幹部根本沒功夫成天跟在我們屁股後面監督我們的改造,武裝看守的職責只是防止我們逃跑,我們的勞動態度和認罪服法表現都全靠小組長、大組長逐級彙報上去。此外,這兩級領導還有權批個半天、一天的病假,或分配點沒有定額的輕鬆活:拔掉包穀地裏的雜草,人工授粉,中午去廚房為大家打飯,工間休息去挑飲水等。因此,眾勞教分子對兩級組領導都十分孝順,畢恭畢敬,說一不二;隨時瞅機會奉上一支香煙,雙手為其點燃;家裏寄來食物,先請領導品嘗後才自吃……

我不甘落人之後,也極力諂媚阿諛、拍馬奉承,別人尊稱“組長”,我看到電影裏蔣委員長被手下的將軍們親切地尊稱為“委座”,將軍們又被部下尊稱為“軍座”,於是仿效他們,親切地尊稱兩位組領導為“組座”。兩位組領導欣然接受,大家也跟隨著終日“組座”不離口,對我的發明創造表示由衷的欽佩!

畢竟是“吃屎分子”,臭高一著。

注:相傳元朝統治者把全國劃分為十等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僅高於乞丐。從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全國知識份子統稱“臭老九”,民間戲稱“吃屎分子”。

 

第二章        我炮製的一樁冤案

 

 

公安分局把我押送到勞動教養農場改造的當天晚上,我就被大組長江承孝狠狠“懲罰”了一頓,打得口鼻流血,躺在通鋪上用被子蒙住頭,抑制不住悲傷得痛哭起來,灑下了一串串成年以來的首次男兒淚!

確實是首次。我在“反右鬥爭”中,由於態度惡劣,負隅頑抗,堅決不承認“反黨、反社主義”而多次被鬥爭我的警察毆打,我都沒流淚。

打得最厲害的是在押送去水庫工地監督勞動前一天的批鬥會上,為“集中火力”,他們搬走了會議室的桌椅,各股(後來稱科)室的50多名警察把我團團圍在中央,呼喊了“堅決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右派分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口號後,大家紛紛發言,情緒激憤、義正詞嚴地對我進行揭發批判……。

50多個警察中,大部份是來自解放軍部隊的官兵(分局長是副連級),一部份是解放後留用的舊警察,少部分來自工廠和店員工會,文化素質都十分有限。他們“火力”猛烈,對我或破口咒駡、或推來搡去、或拳腳相加,我都沒流淚。我理解他們,不猛烈不足以表明“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可與我同在治安股共事的尹仕德對我的檢舉揭發卻使我憤怒到極點!

尹仕德與我同住一間臥室,兩床並排,相距四、五十公分,床頭擺把破木椅。兩人平日互請吃喝,無話不談,要好得情同手足。此时,他指着我的鼻子說:“你天天一有空就看《水滸》,晚上看到深夜,還在書壳上寫了‘替天行道’四個字。你老實坦白交待,有什麼企圖目的,是不是想像宋江一樣造反,”

“是、是、是。”我爽快承認,“我就是企圖像宋江一樣,拉起一支108將的隊伍,造共產黨的反。目的是當皇帝,穿黃袍、坐龍椅,號令天下,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享盡人間榮華富貴……”

我這麼“坦白交待”是出於對尹仕德“揭發”的憤怒,從此對他恨之入骨!40年後退休賦閑,回首這場鬥爭,歷歷如咋日,細細咀嚼品味,這才大徹大悟:他對我的揭發其實是迫不得已。不揭發就等於包庇,就等於聯盟,他不得不這祥。我和他都是20歲不到的天真單純的青年一代,都嚮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妙的共產主義社會;都無限熱愛偉大、光榮、英明、正確的共產黨和毛主席,平素思想和言行都積極上進,實在檢舉揭發不出什麼東西來。他現在這麼檢舉揭發,想來他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的,以為對我這種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的“檢舉揭發”,既坑害不了我,也表示他與我劃清敵我界限的革命立場,兩全齊美。

借用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鼓勵學生上山下鄉“經風雨、見世面”這句最高指示,我風雨到如今,終於覺悟到:人之初,性本善,之所以從“善”變為“惡”,幾千年來,無不是社會環境扭曲的結果。我自己就是這麼個無可爭議的典型角色,作了許多的惡,並非孕育于娘肚子內,與生俱來。因此,我不但不再怨恨尹仕德,反而同情他,可憐他。

也不怨恨公安分局把我打為“右派分子”,給我一生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他們也是迫不得已,為了完成上面部署的任務,為了湊夠“百分之五”的反右指標。深為遺憾的是,21年後對右派“改正”至今,我都不知道公安分局羅織了我些什麼罪名,宣佈開除公職、開除團籍、處以勞動教養時,也只是一句話:“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也不知道把我列為哪一個等級:普右、中右、極右,“改正”後重返公安分局工作,也沒告知我“改正”了哪些罪行!尤為遺憾的是,1994年,全國公安機關奉上命編寫《公安史志》,省公安廳、市公安局和各分局都各自組織了編纂班子,廳長、局長這些高級警官,都是反右運動之後出生的,沒有親身經歷過反右鬥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太史公”們都對這一段荒謬千古的反右史實隻字不提,或明知其咎也不敢提。真相將隨着右派分子們的老死而徹底埋葬,蕩然無存!這也怨不了他們,修史的一大目的是樹形象。對於“形象”這種東西,歷來都是只可貼金,不可抹黑;只能增輝,不能損害。醜陋之處,總是宜捂不宜揭。即便別的史志不得不提及,也只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中華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明史中,不足之處就是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鳳毛鱗角,寥若晨星。

最令我同情、可憐的是“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國旺,他把我打為右派不久,他也成了右派!說來頗具戲劇性,他在把第二批右派分子押送到勞動教養所時,勞教所的接收幹部拆開密封的公函,按名單核對人員時,發現他也名列其中!他接過批文仔細看清楚後,不禁跌坐到地上大放悲聲……。後來得知,中央一位首長到省裏視察反右鬥爭,批評省領導彙報揪出的右派是“飄湯油”,指示往深處撈,他因此在“反右補課”中被撈了上來,罪名是“同情右派分子”。

 

 

我當時不但坦白交待看《水滸》的企圖目的是想造共産黨的反,還進一步擴大化:“我還想把地球劈成東西兩半,讓它永遠分裂;還想用塊包天帕把太陽包起來,讓它不會發光發熱,人間永遠黑暗;還想取消大氣層,讓全世界的人窒息死亡,一個不剩。我反動透頂,罪惡滔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槍斃太便宜了我,應該淩遲處死,千刀萬剮方解全國人民心頭之恨。”

這樣的坦白交待,大大出乎眾警察的意外,他們一個個瞠目結舌,一時找不到話說。批鬥會冷場了約半分鐘,是分局長的老婆魏冬梅打破了僵局。

魏冬梅是從山東農村直接來公安分局當的警察,在“掃盲班”摘了文盲帽子後,充任秘書股收發員。她責問我:“你為啥好好的警察不當,要去考什麼大學,”

“警察不好當,不願意當。”我說了真心話。

“為啥不願當

“因為公安局內部的運動太多,從我跨進這道門以來,向党交心運動、反不良傾向運動、反舊警察作風運動、鎮反運動、三反運動、肅反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比社會上的運動還多。運動一來就整人,不整這個就整那個。這次你整我,下次我整你。我很害怕,我想,總有一天我也會挨整。”

“你放屁!”罵我的警察是我的直接領導、治安股股長林正周,他就是個留用的舊警察。

我說:“我現在不就挨整嗎,咋算放屁,吉映邦、楊文維(留用的舊警察)還槍斃了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早遲一天也會整到你頭上的。”

林正周勃然大怒,猛地一拳把我打得鼻青臉腫,可我沒流淚。

警察打警察這類事兒,我已是司空見慣的了。在此之前的“鎮反運動”、“三反運動”和“肅反運動”中,我也打過別的警察,並且打過與我平時相處得很要好的警察。我把此番的挨打,看作是“一報還一報”而自我安慰,因此毫不傷感,也未流淚。

 

 

在勞教所挨了打卻傷心落淚,是因為打我的大組長江承孝是個小偷,名副其實的小偷,而且是我把他押解來勞動教養的,罪名是盜竊自行車。那時候,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還很貧困,擁有“三轉一響”,就是令人羡慕的富翁和娶妻嫁郎的籌碼。“三轉”即手錶(時針、分針、秒針轉)、縫紉機(帶動機頭的輪子轉)、自行車(前後兩個輪子轉);“一響”即電子管收音機。因而,這類財物被盜也就成了當時危害社會治安的大案要案,公安機關是要立案偵破的。

江承孝的家居住在我管轄的戶口段上,他的鄰居新買的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被盜,我認定作案人就是他。

那時的戶籍警察,上面要求對每個居民的三代歷史、政治面貌、社會關係和現實表現都必需知道得一清二楚,簡稱“四知”。甚至要求每家有幾個碗、幾雙筷都應知曉。我每天從街頭到街尾,逐門逐家查戶口,對所有的成年人反反復複進行正面詢問、側面瞭解或外調查證,同時搜集他們對當前社會生活的各種反應和思想動態,書面報告給內勤民警,分別匯總為“社情”和“敵情”兩方面,層層上報。

對江承孝的情況,我可說瞭若指掌。他是個四處打零工的泥瓦匠,父親亡故,與母親相依為命,年近30尚未娶妻。我瞭解到他母親年愈七旬,體弱多病,正在托人為他做媒娶媳婦,以延續江家香火。分析他收入微薄,家境清貧,加之其貌不揚,沒有“三轉一響”,很難得到姑娘的歡心。判斷鄰居剛買的自行車吸引他見財起意,盜竊得手後藏匿在鄉下親戚家。

他鄉下的三姨家距市區不遠,第二天一早,我趕了去找到家門,不由分說沖了進去四處搜查,很快在廚房的柴禾堆旁找到了自行車。人贓俱獲,江承孝供認三姨為他物色到了個28歲的老黃花閨女,“臉模樣最多40分,比我還差,但還是要給她‘三轉一響’才嫁給我。我沒錢買,就只有偷。”

江承孝的犯罪動機與我的分析判斷完全吻合,破案後,我沾沾自喜向派出所領導作了彙報。那時,勞動教養政策尚未出臺,江承孝的罪行達不到判刑勞改條件,拘留了3個月後教育釋放。

我這麼“神機妙算”,準確破了案,受到分局領導的賞識,不久便被選送到公安學校接受刑事偵查學、犯罪對策學、犯罪心理學和痕跡檢驗、筆跡檢驗、現場勘察等方面的專業培訓。畢業後,從派出所調到分局治安股(那時分局尚未設刑警隊)身兼技朮員、偵查員兩職,成天破案抓賊。

一九五七年第三季度,我的“偵查破案”工作業績平平,無所建樹。正當我因得不到表揚而憂心忡忡時,江承孝被扭送到分局裏,指控他騎著的飛鴿牌自行車是停放在醫藥公司大院裏被盜竊的,公司上月就已被盜竊了一輛。

這天正好我當值,我滿心歡喜,立即審訊:“江承孝,你賊性不改,又作案啦!快給我老老實實坦白交待,一共作了幾次案?偷了多少輛車?還偷過別的什麼東西?”

“我沒偷、沒偷,真的沒偷。”江承孝哭喪着臉說。

“你本來就是賊!本來就會偷!”

“我就只偷過那一次。”

“才一次!你今天騎的車哪來的?”

“上星期去郊外幫人修房子,貪圖便宜向一個過路人買的。”

“你把這個人找來,找不來就是你偷的。”

“找不來,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我向他交待了一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江承孝仍不承認:“我當然願意坦白,爭取寬大處理。可這個人我真的不認識,他又不是我爹,我何必包庇他。”

我氣惱起來,當胸一拳把他打倒,再揪住頭髮提起來罵道:“你這個王八蛋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淚,不給你點苦頭吃吃,你不會老實坦白交代。”

我給他吃的苦頭是把他“蛤蟆抱柱”似地銬在門外一株老樹幹上,嘴巴親吻着樹皮餓了大半天,尿急也不讓他小解,忍耐不住濕透了褲檔。破案心切,他就是拉屎,我也不會解放他。

“警察”這個特殊職業,我與它打了一輩子交道,“窩裏鬥”殘酷無情;“窩外鬥”更殘酷無情,往往泯滅良知,扭曲人性。深感與其說是穿著制服的警察,毋寧說是披着人皮的虎狼!我被打為“右派”21年重操這個職業後,凡聽到親戚朋友的子女夢寐以求當警察,我都勸告他們說:“好人莫當警察,當了就會變壞……官也莫當,當官更會變壞……”

警察對小偷的種種刑訊逼供,只要不置之死地,沒有明顯的外傷,領導如果發現,常常睜隻眼、閉只眼。我則絲毫都不顧慮會挨批評,因為我揣摩透領導心理,他們也希望多抓賊、多破案,我立了功,也是他們的“政績”,他們比我還榮光。

江承孝對我的變相刑訊十分抵觸,緊閉雙目,一聲不吭。

“你狗日的不見棺材不掉了淚!”我一邊罵、一邊把兩支自來水筆夾在他左手掌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之間的下端,握緊上端用力一捏,疼得他殺豬般叫了起來!

這是模仿中國古代逼迫犯人招供常用的一種酷刑,名叫“排拶”,現在美其名為“清燉排骨”。我當警察不久,一個留用的舊警察向我傳授了許多種不會死人、不會致殘、無外傷流血,卻令被逼供人痛苦不堪的“蘇秦背劍”、“仙人指路”、“嫦娥奔月”等逼供刑法,簡單易行,一學便會,一會便牢記於心。在“禁煙運動”中多次運用來拷打吸食、販賣鴉片的煙民,逼迫他們交出藏匿的生熟煙膏,互相檢舉揭發。他們大都上了年紀,體質羸弱,一用刑就“竹筒倒豆”,嘩嘩啦啦毫無保留。在“三反運動”中用來拷打警察中的“老虎”(貪污分子)時,也屢屢奏效,大獲全勝。

江承孝被我反復“清燉排骨”了幾次,終於流淌着淚水、按摩着手指,承認醫藥公司前後被盜的兩輛自行車都是他作的案,先偷的一輛已賣掉無從尋找。

我一天之內破了兩起盜竊案,臉上有光,心中暗喜。

江承孝招供後,趕上《勞動教養條例》頒佈實施。我以“一貫盜竊,累教不改”為由,報請分局長批准,把他押解到勞教農場改造。沒料到在我被劃為“右派分子”前夕,一個專肆盜竊自行車的團夥落網,供出了11起盜案,其中醫藥公司的兩輛車就是這個團夥盜竊的,與江承孝毫不相干。

儘管事實證明冤枉了江承孝,可我沒向領導報告。一則,我去年評了個先進,今年還想再先進一次;二則,分局也要爭評先進單位,我斷定領導也不願意把這個紕漏捅開來而影響評比,即使知道我破了假案也不會責備我;再則,我認為江承孝本來就偷過車、作過案,處以他勞動教養,錯不到那兒去。我因此毫無內疚感,心安理得。

在此後的悠悠歲月中,我親身體驗到,許多人(包括有相當社會地位的人)儘管幹出了顯易見的、違背天理的、坑人害人的勾當,都一個個道貌岸然,安之若素。即使是慘絕人寰的暴行,也從未有誰愧疚過、懺悔過。而且上帝很不公正,往往惡人得好報,好人得惡報!我因此覺得,身居要職的官員尚且幹壞事,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何必獨善其身,爭當正人君子呢,只要對自己有利,幹點壞事又何妨。

中國老百姓常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含義深刻的諺語來形容世事滄桑,變化莫測,我與江承孝的角色轉換還不到一年,“滄桑”何其如此之快矣!此時,他成了我勞動改造的領導並報復打了我,我在他身上炮製的冤案,從此列入特級機密,絕不讓他知曉。後來他成了我的恩公,就更加小心翼翼,不敢透露分毫了。

 

 

“組座,抽支煙!抽支煙!”我對勞教農場裏的大、小組長兩級領導,也像其他勞教分子一樣,極力阿諛奉承,除了模仿國民黨將軍尊稱蔣委員長“委座”而稱呼他倆“組座”外,還不時恭恭敬敬奉上一支香煙。

我向來不抽香煙,為了孝敬領導,經常買包香煙揣在身上隨時準備著,並且總是陪著抽,從此上癮成癖。好在押送來教養這天,公安分局發給了一個月的工資,有錢可買。我母親來農場探望我帶來的食物,也照例孝敬兩位小偷領導。有次還寫信讓母親特意買來一瓶好酒和一些鹵肉,請兩位“組座”大嘬了一頓。

江大組長領導着10個墾荒小組,每天傳達隊長佈置的生產任務和指示,到各小組察看勞教分子們的勞動態度,督促挖地質量,統計開墾進度,填寫生產報表。還要瞭解勞教分子的思想動向,對表視不好的進行批評教育。輪到當值就更忙乎了:早上吹起床哨、出工哨;晚上吹學習哨、入睡哨;向各大組傳達隊長的通知和指示;匯總各大組的報表……無論幹什麼都十分積極賣力,多次受到隊長表揚。

他經常來看我開荒挖地,我年輕力壯,加之在水庫工地監督勞動了半年,磨煉出了一副吃苦耐勞的體魄,此時挖地,無論深度和進度都讓他無可挑剔。在言語、行動方面也處處小心謹慎,讓他無茬可找。他似乎並不打算再報復我,有時還表揚我進度快、質量高、表現好。

一天,午飯後繼續開荒時,烈日當空,火爐似地炙烤得脫光上衣揮鋤挖地的勞教分子們熱不可當,汗如雨下!江承孝把我叫到蔭涼處坐下,像審犯人一樣地審問我,包括祖宗三代、旁系親屬的情況,問得細緻入微,一絲不苟。

他有權收集瞭解勞教分子們的改造表現和思想動態,時時向隊長報告。我心裏明白他此時這麼審問我,主要目的是借機偷懶納涼,因為按規定,大組長也要抽空參與生產勞動。我也巴不得他這麼審問,樂得偷一陣懶,涼爽涼爽。回答他的審問也同樣細緻入微,一絲不茍,可有些問題他並不相信:

“不老實!你說你家世代都是耕田盤地的貧雇農,你爹到城裏幹的是堂倌,你狗日的從沒開過商號、做過生意,咋會當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我無法回答他這個問題,因為我有過三種家庭出身。

我是在這座城市解放後實行軍事管制時期當的警察(後來稱“參加革命”),局裏的各級領導多是由軍隊調配來的軍人擔任,原有的舊警察因工作需要,繼續供職,稱為“留用人員”,或稱“起義人員”,我則被稱為“新同志”,頗感自豪榮耀!

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軍管幹部在填寫人事檔案時問我:

“啥階級出身,”

“無產階級。”我回答說。這個名詞是從舅舅口中聽來的,他解放前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向我講了許多革命道理,我知道工人、農民、勞苦大眾都屬於無產階級。況且,我還幫舅舅夜裏在街頭張貼過“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打倒反動派,解放全中國”等類的標語;還幫他把傳單偷偷扔進行人的提籃裏,塞進啇鋪和居民住戶的門縫裏;曾利用自已年紀小、不引人注目的“優勢”幫他傳遞情報 。我因此自詡為也算是個“革命者”,自認為是純正品牌的無產階級出身。

“啥樣的無產階級?”這位軍管幹部來自山東農村,19493月當兵,胸前只掛著一塊“渡江戰役”的紀念章。接著問我:“你家裏啥都沒有嗎?”

“有的。”

“有些啥

“兩張木床、一張方桌、一張供桌、兩個條凳、一把銅茶壺,碗筷一共……”

“得!得!得!有那麼多東西算啥無產階級,俺早就猜中你們城裏人不可能是無產階級。”

“那……我算啥階級呀

“小資產階級。”

這就是我的第一種家庭出身。後來申請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時,團支部書記審查我的申請後說:“小資產階級入什麼團,不行!”

傳授給我刑訊逼供招朮的那個留用人員對我說:“你去問問他,叫花子討飯也有個碗、有根打狗棍,難道也是小資產階級?”

我用這話找到總支書記申辯後說:“團章並沒有規定小資產階級不可以入團。”總支書記仔細問了我的三代家庭情況後,讓我改為“貧民階級”。

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安部對“家庭出身”統一劃分為地主、富農、貧農、雇農、工人、商人、舊職員、舊軍人等類,把醫生和教師歸納為“自由職業者”;從事算命卜卦和製作、販賣香燭紙錢的,稱為“迷信職業者”,不再使用“階級”這個慨念化的詞語,於是,我的家庭出身就變成了“工人”。

如今,我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江大組長不明白究竟,我自已也糊裏糊塗,不知其所以然,只能回答他:“我實在弄不清是咋回事。”

江大組長笑了起來:“這麼說,你小子是高升啦!”

“是呀、是呀。”我連聲附合。若干年後才在一本書裏得知,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反右鬥爭中,對原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方針注釋說:“什麼百家,就世界觀來說,實際上只是兩家: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由此看來,我“高升”的是政治上的資產階級,帽子並沒戴錯,只是戴的時間太長,整整21年才“改正”過來。

江大組長笑過後說:“你兒子的家庭出身當然是資產階級羅。”

我還沒結婚,根本想不到這個問題,在後來的被他“峥嶸”嵗月中了,右派分子們的子女都飽受升學、就業、參軍、擇偶等方面的岐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一概稱之為“狗崽子”、“黑五類”,吃盡了種種苦頭……。為此,有的對右派父親切齒痛恨而堅決“劃清界線”;有的動員母親離婚另嫁,以求改換門庭;許多成年的姑娘為擺脫右派家庭的影響,迫切另立門戶,委身於絲毫也不喜歡、但“根正苗紅”的醜老頭;有的趁“上山下鄉”到邊疆農村插隊務農之機,越境投奔緬甸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充當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以換取一段光榮歷史……。

我如今己是“譬如朝露,去日無多”的耄耋老人,並不畏懼死之將至,但只要觸發到那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就抑制不住心頭發怵,毛骨悚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