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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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恐怖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

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第三章)

 

尼古拉斯˙沃思 著

 

劉繼傑 譯      李剛 校

 

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卡爾‧海爾佛里希在191883日向其政府報告道:「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在公開地說他們的日子不多了。徹頭徹尾的恐慌傳遍了整個莫斯科……到處是關於躲在城裡的『逆賊』的各種不可思議的謠言。」

布爾什維克黨從來沒有像在1918年那樣感到危機四伏過。他們所控制的地盤比歷史上的莫斯科公國大不了多少,卻要在三條牢固確立的戰線上面對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第一條戰線是在頓河流域,那裡被阿塔曼‧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軍隊和鄧尼金將軍的白軍所佔領。第二條戰線在烏克蘭,掌握在德國人和烏克蘭民族政府拉達手中。第三條戰線延著整條貫穿西伯利亞鐵路,在那裡的多數大城市都已落入捷克軍團之手,後者的攻勢受到在薩瑪拉的社會革命黨政府支持。

在那些或多或少由布爾什維克黨控制的地區,1918年夏天爆發了將近一百四十起叛亂或起義。大部份反叛都牽扯到農民村社,要麼是反抗徵糧軍殘酷執行的強制徵糧,或是抗議對貿易和交換的限制,或是抗議紅軍強制徵兵。1 典型的情況是憤怒的農民聚集在附近的城鎮,包圍當地的蘇維埃,有時還會試圖縱火燒之。這類事端通常會惡化成暴力。要麼是地方民兵,或者更常見的則是當地契卡的特遣部隊,最終向抗議者開火。在這日益增多的對抗中,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反革命陰謀。此陰謀是由「偽裝成白衛軍的富農」製造的,目標直指布爾什維克政權。

191889日,作為對一份關於農民抗議徵收的報告之回覆,列寧在給下諾夫哥羅德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的電文中寫到:「很明顯,在下諾夫哥羅德市有人正在準備白衛軍謀反。你的第一反應必須是建立一個專制的三人小組,包括你、馬爾金及另一人。你們要實行大規模恐怖。對那些導致士兵們酗酒的妓女們,以及所有舊軍官等等,要成百的槍決或放逐。你們沒有任何時間可以浪費了,要馬上果斷行動,進行大規模的鎮壓。發現任何人持有武器便立即處決。要大量放逐孟什維克黨人和其他可疑份子。」2 第二天,列寧發了一份類似的電文給奔薩市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同志們,對於你們五個區的富農動亂必須毫不留情地鎮壓。整個革命的利益要求如此行動。我們同富農的最後決鬥已經開始了。你們必須要給這些人一些厲害看看。第一,絞死至少一百名富農、有錢的雜種及人人皆知的吸血鬼;我的意思是公開地吊死他們,讓人們看到。第二,公佈他們的名字。第三,沒收他們的全部穀物。第四,按照我昨天電文的指示挑選人質。採取所有這些行動時要讓方圓幾里的人們都看到、明白且嚇得打顫。告訴他們我們在殺那些嗜血的富農,而且我們還要繼續這樣做。請回電告知你們收到此電並已付諸實施。此致,列寧。

  又及:找些更冷酷的人。3

 

 

事實上,仔細閱讀契卡關於1918年夏天叛亂的報告就會發現,只有發生在雅羅斯拉夫市、雷賓斯克市和穆羅姆市的以社會革命黨人鮑里斯‧薩溫科夫為首的保衛祖國聯盟所組織的起義,以及在葉夫斯克市由孟什維克黨人和當地社會革命黨人的煽動下葉夫斯克的兵工廠工人的起義,屬於事先計劃的行動。所有其他起義都是由當地農民不堪強制徵糧或徵兵而直接引起的自發事端。這些暴動都在幾天內被紅軍或契卡的忠誠部隊兇狠殘酷地鎮壓了。只有在雅羅斯拉夫市的叛亂堅持了幾個星期。在那裡薩溫科夫的部隊推翻了當地布爾什維克政權。在該城市陷落後,捷爾任斯基派出了一個「特別調查團」;後者在191872428日的幾天裡處決了428人。4

Text Box:  在紅色恐怖於191893日正式開始前,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特別是列寧和捷爾任斯基,於19188月發出了大量電報給地方的契卡和黨的領導人,指示他們採取「預防性的措施」打消任何叛亂企圖。捷爾任斯基解釋說,在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按照你們為了向資產階級徵收非常稅賦而已經擬出的名單,從資產階級中抓些人質……把抓起來的人質和可疑份子都關到集中營去。」5 88日,列寧要求糧食人民委員秋魯帕起草一份政令,規定:「在所有生產穀物的地方,如果徵收計劃有任何失敗,從當地最有錢的居民中抽出來的25名人質就要送命。」秋魯帕以組織扣押人質太困難為託詞,對此命令置若罔聞。列寧於是給他發去了第二道更明確的指令:「我並不是建議把這些人質都抓起來,但在所有有關的地區,這些人質的名字都要明確宣佈。這樣做的目的是使那些富人們,不僅要對其自己的繳納負責,而且要以生命來保證其所在區之徵收計劃的立即實現。」6

除了這個扣押人質的新系統外,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在19188月還試行了另一種在沙俄戰爭期間首次出現的鎮壓工具:集中營。89日,列寧給奔薩省的執行委員會發出電報,指示他們拘留「富農、牧師、白衛軍和其他可疑份子,把他們放到集中營去。」7

幾天之前,捷爾任斯基和托洛茨基也曾呼籲說要把人質關到集中營去。這種集中營就是簡單的居留營,其中作為獨立於任何司法程序的簡單臨時行政措施,關押了許多「可疑份子」。像此時此刻的其他任何國家一樣,俄國已經有大量關押戰俘的集中營。

首先一定要關押的「可疑份子」是那些依然享有自由的反對黨領袖們。1918815日,列寧和捷爾任斯基共同簽署命令,逮捕孟什維克黨的首要領導人尤里‧馬爾科夫、費奧多爾‧達恩、亞歷山大‧波特列索夫和米哈伊爾‧古德曼。其時孟什維克黨的宣傳機器已被緘口,其代表也已被逐出各級蘇維埃。8

對於布爾什維克領袖們來說,不同類型的反對派之間的區別已經不再存在。因為,就像他們自己解釋的那樣,內戰有其自己的法規。捷爾任斯基的首要同夥之一馬丁‧拉齊斯,在1918823日的《消息報》上寫到:「內戰沒有成文的法規。」

 

「資本主義的戰爭有著成文的戒條,但內戰有自己的法規……我們不但要摧毀敵人的活躍力量,而且要展示出:任何膽敢反對階級鬥爭的人都是死路一條。這是資產階級自己在內戰中為了鎮壓無產階級而制定的法規……我們對這些規則吸收得還不夠。我們自己的人在成百上千地被殺掉,而我們卻在各種委員會和法庭裡進行冗長的辯論,然後一個一個地處決。在內戰期間對敵人不應該有法庭。這是生死決鬥。如果不殺人就會被殺。因此,如果你不想被殺,就去殺吧!」9

 

1918830日發生了兩起刺殺案,一是針對彼得格勒契卡的首腦烏里茨基,另一是針對列寧。這兩起刺殺案似乎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理論:現實的陰謀在威脅他們的生存。事實上,現在看來,這兩個事件之間並沒有關連。第一起刺殺案是出於民粹革命黨人進行恐怖活動的傳統;刺殺者是個青年學生,想要為幾天前被彼得格勒契卡處死的一個軍官朋友報仇。第二個事件長期以來歸咎於芬妮‧卡普蘭,一個具有無政府主義和社會革命黨傾向的激進社會主義者。她在刺殺當場被逮捕,並且在三天後未經審判就遭到槍決;現在看來當時就在契卡內部,可能存在著針對列寧的更大陰謀而未被察覺。10 布爾什維克政府馬上把這兩次謀殺企圖歸咎於「英法帝國主義的走狗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對此的反應是立刻的:第二天,報刊上的文章和政府的聲明就在號召更多的恐怖。831日《真理報》上的一篇文章表示:「工人們,到我們粉碎資產階級的時候了,不然我們就會被其粉碎。資產階級的腐敗必須從城市中清洗出去。我們現在要建立有關人員的檔案,並且處決那些威脅到革命事業的人。工人階級的讚歌將是憎恨與復仇之歌!」

就在同一天,捷爾任斯基及其助手揚‧彼得斯沿著同樣的思路起草了一份「向工人階級的呼籲書」:「工人階級必須用大規模暴力粉碎反革命這個九頭怪獸!我們必須讓工人階級的敵人知道,任何人非法持有武器將被立即處決,任何人哪怕只是傳播對蘇維埃政體不利的最微不足道謠言也會被立即逮捕送到集中營」!這份呼籲書刊載於93日的《真理報》上,緊接著在第二天,就公佈了內務人民委員彼得羅夫斯基向各級蘇維埃發出的指令。

彼得羅夫斯基抱怨說,儘管國家的敵人對工人階級組織了「大規模的鎮壓」,「紅色恐怖」的效果來得太慢了:

 

現在是停止所有這些軟弱和感情用事的時候了。我們必須立即逮捕所有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在軍官和資產階級當中扣押大量的人質。哪怕是最輕微的反抗,也必須用大範圍的處決來回應。各省的執行委員會必須帶頭。各級契卡和其他民兵組織必須搜查和逮捕嫌疑份子,並且一經發覺參與反革命活動就要立即處決……如果地方蘇維埃出現任何任何軟弱或不果斷,執委會領導必須立即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彙報。值此群眾性恐怖時期,不許有任何優柔寡斷。11

 

這封標誌著全面紅色恐怖正式開始的電文,揭穿了日後捷爾任斯基和彼得斯的謊言。他們聲稱,紅色恐怖「是群眾對1918830日的刺殺企圖出於義憤而做出的普遍自發反應,其開端沒有中央機構的任何主導。事實是,大部份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對於其「壓迫者」懷有幾乎抽象的仇恨,而紅色恐怖正是這種仇恨的自然發泄。對於這些壓迫者,他們想要做的不是一個一個地消滅,而是清除整個階級。孟什維克黨領袖拉斐爾‧阿布拉莫維奇在其回憶錄中,記述了他在19178月與日後的契卡頭目捷爾任斯基之間一段頗有啟發性的談話:

 

「阿布拉莫維奇,你記得拉薩爾關於憲法本質的講話嗎?」

「當然。」

「他說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憲法都是由起作用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決定的。我在想這種政治與社會的相關性是如何改變的?」

「喔,是由政治與經濟演變的各種過程,由新形式之經濟增長的浮現,不同社會階級的興起;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名字〕,這些你都很清楚……」

「是的,但是人們可不可以做更根本的改變呢?通過強制某些階級臣服,或者把他們全部消滅?」12

 

這種冷冰冰的,精心計算的,憤世嫉俗的殘酷,作為走極端之不可調和階級鬥爭的邏輯結果,是很多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共有的。布爾什維克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在19189月宣佈:「要除去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製造出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恐懼。為此,我們一定要訓練一億俄國人中的九千萬。我們與剩下的那一千萬沒有共同語言,只能是把他們除去。」13

95日,蘇維埃政府通過其著名的「關於紅色恐怖」政令把恐怖合法化︰「在這個時刻,絕對必要的事是強化契卡的力量……以對抗階級敵人和保衛蘇維埃共和國。我們要把階級敵人都關到集中營去。任何人倘若與白衛軍的組織、圖謀、反叛或暴動有任何關係,都將被就地處決;並且其姓名與處決的理由將公諸於眾。」14 就象捷爾任斯基後來承認的那樣,「93日和5日的文件終於給了我們法定的權力,這種權力此前就連黨內同志也是極力反對的,那就是無須交由任何其它機構而立即處置反革命鬧事者的權力。」

在一份日期為917日的內部傳閱文件中,捷爾任斯基請所有的地方契卡「加快程序和結束(也就是清理)任何未結的事務。」15 事實上,「清理」早在831日就開始了。93日的《真理報》報導說:在過去的幾天裡,彼得格勒的地方契卡處決了五百多人。根據契卡的資料,僅彼得格勒一地在九月份就處決了八百多人。實際數字肯定比這要高得多。一個目擊者敘述了下列細節:「就彼得格勒來說,保守的估計也一定有1300個處決……布爾什維克黨在他們的『統計數字』當中,並沒有包括在喀琅施塔得由地方當局下令處死的幾百名軍官和平民。僅喀琅施塔得一地,在一夜之間,四百多人遭到槍決。院子當中挖了三條大溝,四百多人站在溝前面,然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槍殺。」16 1918113日《莫斯科晨報》的採訪中,彼得斯承認道:「彼得格勒的那些過份敏感〔原文如此〕的契卡成員們失去了理智,幹得有些太過了。在烏里茨基遇刺之前,一個人也沒有處死──請相信我,不管人們怎麼跟你說,我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嗜血成性──但從那時起,太多的人被殺掉了,經常是不問青紅皂白的。但我要再次說明,莫斯科對於刺殺列寧未遂的唯一反應是處決了幾個沙俄大臣。」17 據《真理報》說,在934日,「僅有」29名關押在集中營的人質於莫斯科被槍決。死的人當中有兩名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前任大臣:赫沃斯托夫(內務)和謝格洛維托夫(司法)。然而,眾多的目擊者報告一致表示,在「9月屠殺」裡,莫斯科的監獄中有幾百人遭到處決。

在紅色恐怖的時刻,捷爾任斯基創辦了一份新報紙《契卡週刊》,用來公開吹噓秘密警察的好處和鼓勵「群眾復仇的公正願望」。在該報存在的六週裡(在多名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質疑了契卡存在的理由後,該報被中央委員會下令關閉),該報坦率且無羞恥地描述了對人質的抓捕、在集中營中的收押、以及處決。因此,這張報紙就提供了關於1918910月紅色恐怖的最起碼的官方信息。例如據該報報導,在中等城市下諾夫哥羅德,在尼古拉‧布爾加寧(後來從1954年到1957年任蘇聯元首)的領導下,尤其狂熱的契卡在831日以後處決了141名人質,並且曾經一次就在三天之內抓了700多名人質。在維亞特卡,烏拉爾地區的契卡報告說在一個星期之內,就處決了23名「前警察」、154名「反革命份子」、8名「保皇黨員」、28名「立憲民主黨人」、186名「軍官」、以及10名「孟什維克黨人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契卡報告說抓了181名人質,處決了25名「反革命份子」,並且設立了一個可以關押1000人的集中營。小鎮謝別澤斯克的契卡報告說槍決了「17名富農和一名為血腥暴君尼古拉二世舉行彌撒的神父。特維爾的契卡報告抓了130名人質和處決了39人。彼爾姆的契卡報告了50個處決。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目錄還可以延長很多,以上不過是六期《契卡週刊》中的一些摘要罷了。18

其他省級報刊亦報道了1918年秋季發生的數以千計逮捕和處決。只舉兩個例子:唯一的一期《察里津省契卡新聞》報道說,在93日到10日的一週哩,103人遭到處決。從111日到8日,當地契卡法庭審判了371人,其中50人被判處死刑,餘者「作為保潔手段(即人質)被交付集中營,直到徹底清除所有反革命叛亂」。唯一的一期《奔薩省契卡新聞》不加評論地報道說,「作為對彼得格勒工人葉戈羅夫同志參加徵糧軍分遣隊執行任務時被刺殺的反應,契卡處決了150名白衛軍份子。今後如果有人對無產階級的鐵拳舉手抗議,將會遭到其它更嚴厲的措施。」

不久前才公開的地方契卡送給莫斯科的秘密報告,同樣證實了農民村社與地方當局之間哪怕是最輕微的摩擦,都會遭到殘暴的反應。這些摩擦幾乎總是涉及到拒絕接受徵糧或徵兵,但在檔案中都被歸結為「反革命富農暴亂」,並且受到無情鎮壓。

到底有多少人成為紅色恐怖第一波大潮的受害者?要想得到確切數字是不可能的。契卡主要領導人之一拉齊斯曾經宣稱,在1918年的下半年契卡處決了4500人;他並且不無嘲諷地補充說:「如果契卡可以被指控什麼的話,那不是過份狂熱的處決,而是沒有及時實行最嚴厲的懲罰。鐵腕總是意味著從長遠來看受害人數會比較少一些。」19 孟什維克黨領袖尤里‧馬爾科夫在191810月底曾估計,自9月以來契卡的直接受害者「超過一萬人。」20

不管那年秋天受害者的準確數目可能是多少(僅官方出版物報道的總數就表明至少肯定是在一萬到一萬五千人之間),紅色恐怖標誌著布爾什維克黨一種做法的明確開始;那就是把任何形式的反對活動(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潛在的)都按照內戰論處。而內戰,就像拉齊斯所說,有「它自己的法規。」在莫托維理卡的兵工廠,當工人們用罷工來抗議布爾什維克黨實行的「按社會出身」配給定量和當地契卡濫用職權時,當局宣佈整個工廠「處於叛亂狀態。」契卡非但沒有和工人們談判,而且強行封廠和解雇罷工工人。頭頭們都抓起來了,所有被懷疑曾經煽動罷工的「孟什維克黨反革命份子們」都被遭到搜捕。211918年夏天,這麼幹是很平常的。到了秋天,各地的契卡不僅已經有更好的組織,而且有莫斯科之更血腥鎮壓的號召推動,因此向前邁了一大步:                   把一百多名罷工者不經審判就處決了。

這些數字本身——在兩個月內就地處決一萬到一萬五千人——標誌著與沙皇政權做法的絕然不同。在從1825年到1917年的整個時期間,沙俄法庭(包括軍事法庭)判處的「和政治有關的」死刑人數只有6321人,其中最高記錄是1906年的1310人,而那是對1905年革命的反應。而且,不是所有的死刑都真正執行,相當大的一部分被轉為強制勞動了。22在短短的幾週之內,僅契卡一家所處決的人數就是沙皇政權在九十二年內判處死刑之總人數的兩到三倍。

規模的變化遠遠不止於這些數字,此外還推出了很多新的類別,象是「嫌疑犯」、「人民的敵人」、「人質」、「集中營」、「革命法庭」,以及從前聞所未聞的做法,如「預防性措施」,不經司法程序對成百上千人的就地處死,以及高於法律之上的新型政治警察的任意抓人。這些都可以說構成了一種哥白尼式的革命。

這個變化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一些布爾什維克黨領袖都感到驚訝。這可以從191810月到12月在黨內關於契卡角色的爭論中得到證明。在1025日,當捷爾任斯基不在的時候(他因為精神和身體的健康問題而被隱名埋姓送到瑞士一個月療養去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就契卡的新地位進行了討論。尼古拉‧布哈林、最老的黨員之一亞歷山大‧奧利明斯基、以及內務人民委員彼得羅夫斯基,都批評了「給與一個凌駕於各級蘇維埃、甚至於黨本身之上組織的全權」;他們強烈要求採取措施來限制「一個充滿罪犯、虐待狂、流氓無產階級墮落份子之組織的過份狂熱」。中央委員會成立了一個政治控制委員會,其成員之一的列夫˙加米涅夫走得更遠,甚至建議撤銷契卡。23

但契卡的鐵杆支持者很快就佔了上風。他們當中除捷爾任斯基外,還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多數主要人物: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當然還有列寧本人。列寧堅定不移地為此體制辯護,聲稱它「被一小撮不切實際的知識份子不公正地指控為過份」。24 19181219日,在列寧的鼓動下,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決議,禁止布爾什維克黨報刊發表「文章誹謗體制,特別是契卡;後者是在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做自己的事情」。這就中止了是場辯論。「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於是贏得了其永遠正確的地位。按照列寧的話說,「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也是一個好的契卡主義者」。

Text Box:  1919年初,捷爾任斯基接到中央委員會的授權,建立由此往後負責軍事保安的契卡特別部門。316日,他被任命為內務部人民委員,開始著手在契卡的旗幟下重組民兵、部隊、分遣隊及輔助單位;這些此前都分別隸屬於不同的行政部門。到5月,所有這些單位——鐵路民兵、糧食特遣隊、邊疆衛隊、以及契卡部隊——都合為一體,即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後者的人數到1921年已達二十萬。這些部隊的多項職責包括各種羈押營、車站及其它戰略重地的治安,控制徵糧,而最重要的則是鎮壓農民造反、工人騷動、以及紅軍中的叛亂。共和國內部防禦部隊是一股罕有敵手的控制與鎮壓力量。它是紅軍中內部的一隻忠心耿耿的軍隊。而紅軍本身則不斷被逃兵現象困擾,雖然理論上登記入伍的人數有三百萬到五百萬,但從未能夠形成超過五十萬人且裝備良好的戰鬥力量。25

新的內務部人民委員下達的首批命令之一,涉及從1918年夏天以來存在的各種羈押營。這些羈押營既沒有任何法律基礎,也毫無系統的組織。1919415日的命令在「強迫勞動營」和「集中營」之間做出劃分;前者原則上關押經法庭判決的囚犯,而後者則關押作為行政手段而拘留的人——常常是人質。這個分界在實踐中並非一成不變,1919517日的補充指示就是證據。該指示命令「在每一個省至少要建立一個最少容納三百人羈押營」,並且列出了需要拘留的十六類囚犯。這些類別五花八門,包括「大資產階級的人質」、「舊政權的官員,直到學院的審核員、檢察官及其助手,市長及助理市長,包括地區首府的長官」,「由於犯有寄生蟲、賣淫或嫖妓罪而被蘇維埃政權判刑的人」,以及「普通逃兵(非屢犯者)和內戰中的戰俘」。26

19196月的大約1.6萬人到19219月的七萬多人,勞動營和集中營裡關押的人數一直在持續增長。27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在反抗蘇維埃權力的地區建立的羈押營。例如1921年夏天在坦波夫省,至少有五萬名「匪徒」和「作為人質而被羈押的匪徒家屬」關在七個集中營裡。這些集中營是當局為鎮壓農民暴動而採取的措施之一。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