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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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論 論“矛盾”

(上)

                                                     

 

編者按魏紫丹教授這篇論文,處處閃耀著思辨的智慧,處處表現著邏輯的嚴密,文字也愈顯精彩、動人。該文,將一個根本不懂哲學,只懂得專制、獨裁、殘忍和狡猾的毛澤東,活生生地躍然於紙上。作者還是一位真正地“理論聯係實際”者,因為他將毛澤東滿嘴巴“胡言亂語”的所謂哲學,和毛澤東所干的一樁樁惡行丑事,實則都是滔天大罪,真正地聯係起來,“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地抖落開來了。讀之,會讓國人對自己的長期受騙哭笑不得,對毛共時代一切公然的血腥罪行義憤沉鬱,更讓我們理應對那個似乎已經過去,卻依然沒有過去,尤其是眼下胡錦濤黑暗政權正一心要復辟的“萬惡時代”,充滿著痛苦和警覺……

請認真閱讀這篇文章。

 

《實踐論》、《矛盾論》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合稱“三論”,被捧到哲學經典極品的高度。其實,正如作者的思想被捧為“頂峰”、人被捧為神,落到實處卻是,被黨內外正直人士,包括跟他南征北戰的老戰友,還他是一個“政治流氓”本相一樣,“三論”落到實處也只能說是三篇政治雜文,在認識的層次上遠遠達不到被捧的高度,在認識的內容上戰術性遠勝於學術性,火藥味遠勝於哲學味。往好處說,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嵌入幾個理論名詞的狹隘經驗論,即,都是沒有超出感性和知性認識水準的經驗總結,主要而具體地說,是戰爭和政爭經驗的總結。所以,與其如捧者所說﹕“毛主席把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提到了哲學的高度。”不如如實地說﹕“毛把哲學庸俗化到了經驗總結的低度。”以致,大慶可以“兩論起家”出石油,大寨可以戰天鬥地奪豐收,球賽可以戰無不勝,農村姑娘可以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殺豬(參見拙文《論“殺豬”的實踐觀》,載《新世紀》網)

如果硬要如他自己所標榜的,是“鬥爭哲學”,或如別人所說是“痞子哲學”,那倒是既抓住了要害,又與哲學扯上了秧,不過,由於其中的鬥爭味猖獗、痞子味跋扈,致使整個文章成了一架發黴的雞肋,眾人食之,群體中毒,症狀如患狂犬病的犬群一樣;你呲牙、我咧嘴,“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前此,我已從立意的惡毒、立論的荒謬、論據的虛偽、概念的混亂不堪、論證的顛三倒四等幾方面,論證了《實踐論》為什麼是反科學的和有害的;現在,再從這幾方面來論證《矛盾論》--為什麼也是反科學的和有害的。

一、返回本意論“矛盾”

 

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物件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凡引自、或轉引自《矛盾論》 的,皆不再注明出處)。韓非子《自相矛盾》寓言的本來意義,和列寧的“就本來的意義講”,一古一洋,不謀而合。現在人們對“矛盾”一詞的運用,大都篡改了它“本來的意義”。讓我們撥亂反正,返回本意論“矛盾”。

 

《韓非子·難一》﹕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之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勿能應也。這樣,就是說,只有“自我”(列寧說“自身”)、“內部”(列寧說“自身中”)才有矛盾;相對於“別人”、“外部”﹕以“吾矛”陷人盾,是能夠說﹕“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而以人矛陷“吾盾”呢,則又能夠說﹕“吾盾之堅,莫之能陷也。”兩者相行不悖。也就是說,只要不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楚人就不會出現“勿能應也”,就不矛盾了。也就是說,只有“自相”才有“矛盾”。守此含義,就只能有一類矛盾,即“內部矛盾”、“自相矛盾”,而不可能有兩類矛盾,即,沒有毛澤東所謂的與“內部矛盾”相對的“外部矛盾”、“敵我矛盾”;因為無論以我之矛陷敵之盾,或以敵之矛陷我之盾,都不會構成“矛盾”。問題的奇妙就在這裏﹕從咬文嚼字、字面講,要想化解“自相矛盾”,只用“對外”就行了。就實踐說呢,這也正好是與事理相通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詩經·小雅·常棣》“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孟子·告子下》習慣的說法叫做﹕“團結內部,一致對外”。只要共同對外,內部就“統一”了。當然這個所謂的“統一”不是絕對的統一,而是“對立的統一”,即﹕“只有在對立面面前,它才是統一的”。例如,“東部”只能是相對於“西部”而言,如果失去西部這個對立面,則東部的內部就又有你東、我西之分了。因此,不管從字面還是從事實上來講,“矛盾”的定義域,就只能限於“內部”;一旦“對外”,就自當別論了。或有問難﹕既然矛盾界定在內部,界定在“自相”,那麼,我的內部會有自相矛盾,並且不是一對矛盾,而是矛盾百出;你、他在我外部,我和你、他有沒有矛盾呢?有是有,但是,那也僅是你、我、他組合成“我們”時,在“我們內部”才能自相矛盾。如果你是距地球億兆光年之外的外星人,從現實意義上說,你、我十八竿子都打不著,當然也就構不成矛盾,從邏輯上說,只有在能夠納入“內部”的前提下才能構成矛盾。內部--我們,和外部--他們,有沒有矛盾呢?同理,需組合成具有更大外延的概念,例如我們黨、階級、同胞、人類……只有這樣,讓內部的範圍逐漸擴大,矛盾才有存身之地。又有人曰﹕“內部無限地擴大下去,包括了全世界,不就成了沒有外部世界了嗎?”問題是從概念上講,“內部”無論怎樣擴大,也必然還有“外部”。留下的外部可以小到趨近於O,但決不等於O,否則,它也就不叫“內部”了。無“外”,何“內”之有?至大無外的宇宙是個渾然的時空的無限存在,所以對它來說,就無所謂“內、外”了。說“宇宙與其外部的矛盾”,就成為癡人說夢般地不知所云。又因為,宇宙間每個具體存在,無一是至小無內的事物,所以,“內部矛盾”總是存在的。回過頭來,說得有邊沿點兒,問一個具體的問題﹕月球上的岩石與地球上的人,有沒有矛盾?這個例子,由於人類成功登月,使它有了現實性,這就是,人與它已建立了關係,沒有關係就沒有矛盾。當然,一旦建立起主客體關係(認識或改造的關係),進入關係網這個統一體之內,自然而然就會矛盾叢生、層出不窮。《矛盾論》開宗明義所引用的列寧的話,其中的含義有二﹕一曰﹕“內部性”,一曰﹕“本質性”。矛盾是事物的本質,是事物內含的一個活生生的動態,是處於動態下的關係概念。認識事物的本質就是認識事物內部動態的矛盾關係,從而也就認識到事物的發展變化的規律。列寧說﹕“規律就是關係,本質的關係或本質之間的關係。”(《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第161頁)這就又涉及到一事物“中”和兩事物“之間”是什麼關係的問題了。“中”即“內部” ,“之間”是兩者內部的交集。 “中”中有“之間”;“之間”建立在“中”上。總而言之還是內部。我們在這裏看到,矛盾、本質、規律,在認識層次上是同等程度的概念。這就規定了我們就像只能說內部本質、內部規律那樣,只能說﹕“內部矛盾”,斷然不能說外部矛盾、外部本質、外部規律。毛澤東正式提出兩類矛盾,是在那篇使他顯出小人嘴臉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裏﹕“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4頁)

毛澤東是在1957年正式提出“兩類矛盾”概念的;而斯大林則更是推前20多年,把當時的矛盾歸結為內部和外部兩類,他指出,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參見《斯大林選集》上卷第336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外部矛盾”、“敵我矛盾”的 說法,人們聽慣了,鸚鵡學舌、說慣了,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相反的,如果有誰說“只能自我矛盾、不能敵我矛盾”,恐怕就會引起大驚小怪、甚或會被嗤之以鼻﹕“敵我矛盾就是對抗性矛盾嘛!連中學生在政治考卷中也不會答錯的嘛!”面對這個“嗤之以鼻”,如果有人拍案而起,決斷地說﹕“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他用“斷然”來劃清界限,排除“對抗”與“矛盾”的任何概念混淆。這可就否定了“敵我矛盾”的基本內涵!徹底抽掉了它的釜底之薪,使它再也站不住腳。這句話倘若是別人說的,可算他姑妄言之而不予理睬,但是,這話就是毛在《矛盾論》中引用的列寧的原話。毛自作權威地解釋道﹕“這就是說,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毛大錯而特錯了!第一,他把“矛盾鬥爭”這個錯誤概念,偷換了“矛盾”這一概念。這一點,我將會在下面另作專門的論述。第二,如果“對抗”是“矛盾”的一種形式,那兩者還能是“斷然不同”嗎?“人和狗斷然不同”,難道能說“這就是說,人只是狗的一種形式”嗎? “人只是狗的一種形式”的說法有多荒謬,“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的說法就有多荒謬,因而,以“對抗”作為基本內涵的“敵我矛盾”的說法也就有多荒謬!在“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的前提下,我們就可以試探性地立此假說﹕“兩種情況下絕對構不成矛盾﹕一是二者沒有關係;二是二者是互為外部的敵對關係。”有人認為,我這樣說仍是建立在列寧語錄基礎之上的三段論式;難道列寧說的這個大前提就一定是正確的嗎?我則認為,起碼列寧在對“矛盾”概念的理解這一點上,比斯大林、毛澤東有其正確和深刻之處,所以我就因勢利導,以列寧之矛來攻其徒子徒孫之盾;此情此景,不也正好是本論題的本地風光嗎?

“內部\外部”論矛盾

 

其實毛自己就說過﹕“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處於一個統一體中。”

難道一方在內部、一方在外部,“雙方”還算是“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嗎?不處於統一體中,把引起爆炸中的一個因素放在炸彈之外,一個因素留在炸彈之內,炸彈還能爆炸嗎?又如,一男一女不結婚(不組成一個生活共同體),或婚後又離婚(共同體解體了),他們還會存在夫妻矛盾嗎?拴不到一個槽上的兩頭叫驢還能互相撕摩、踢騰嗎?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不看這樣一個淺顯到如禿子頭上的蝨子似的那樣明擺著的事實認識,而硬要節外生枝出一個“敵我矛盾”呢?更何況一則他說的“敵我矛盾”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而製造的欺人之談。二則,“敵我矛盾”是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恐怖之劍,類如斬首示眾。三則,借“敵我矛盾”解決“內部矛盾”,一石投二鳥﹕一是團結內部,一是消滅內部異己(如,讓日本多占地,假日滅蔣和借蔣滅張國燾、項英)。四則,就說他為轉移目標而創造的“敵我矛盾”,這個概念也是、也只能是“內部”矛盾呢?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這個“內部”,從概念與實際相結合地說,官與民是相對的概念;而事實也正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壓迫和剝削人民,而為人民所切齒痛恨的不是地主、富農,不是資本家,不是知識份子,甚至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正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和行政領導幹部,以及爪牙、嘍囉、痞子等所謂“積極分子”者流橫行鄉里。有絕對充分的血淋淋的事實來支持這樣一個挺拔的立論﹕“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尤其是農民)最兇惡的敵人”。就此,我會寫專文進行實證的。毛澤東所以“抬舉”工農、打壓知識份子,就是為他實施愚民政策掃清道路,就是要消除為民請命的人。潑婦駡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棄義地發動反右,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子弟為毛打天下當了炮灰,毛哄騙他們說是他們坐了天下;這些坐天下的人又數以千萬計地被餓死,卻一息尚存不忘“呼爾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說他們餓死是由於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搞報復。於是大搞階級鬥爭,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重把地、富拿來問斬;彭德懷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劉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國,堂堂元首,慘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這就是“敵我矛盾”的真精神。“兩類矛盾”說,從動機上說,不打自招是“陽謀”;從作用上說,是要堅持極權專制的“人治”、徹底堵死中國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為,劃分兩類矛盾的權力(如劃胡風為反革命,不僅高層中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即便連胡風的死對頭周揚也感到太過分了--這是劉賓雁告訴我的,還說,周總理很瞭解胡風)是毛大權獨攬、一意孤行的;再說,所謂“正確處理”,劃右派有99%以上都劃錯了,20年後,鄧小平還說是“正確”的,問題只是擴大化了。右派無人犯法,對他們的處理也是烏龜王八蛋--什麼“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說了算,全屬非法。究其實,法律上的矛盾,也只有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等等的區分。你怎樣區分是敵我矛盾強姦犯,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強姦犯呢?更何況,在毛心目中哪里有什麼法律?立幾條法律也僅僅是個擺設!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腳的。”(李世濤﹕《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蕩》頁231)而“兩類矛盾”卻可以任由他變戲法,只要判定某人為敵我矛盾,他就在劫難逃;在人人喊打,國人皆曰可殺的起橫聲中,什麼法律、憲法,統統變成了廁所裏最粗糙的手紙。共產黨人死後、蓋棺論定的悼辭上都寫有﹕“XX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等。毛澤東的悼辭上本該寫,但沒有寫﹕“和尚打傘的一生”。毛雖作惡多端、罪大惡極,但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列寧界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和尚打傘”的意思。這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集》二卷,第293頁)的原因。

如同毛的“兩類矛盾”說那樣,他對“規律”這個概念,也曾把它分為兩類﹕ “他在自己的規律論中,區分了‘客觀規律’和‘指導規律’”( 陸劍傑《毛澤東——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思想家》)客觀規律是客觀的必然性;“指導規律”是人制定的,他的實際意思是指主觀的正確性,準確地說這是“原則”。毛在《論持久戰》中說﹕“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466頁)戰略戰術不是規律,是和原則屬於同類項的。原則就是為了達到主觀目的而制定出的必須遵守的行動準則。規律--反映的是“必然如何如何”,是個實然性認識,不直接指導行動;原則則是規定“必須如何如何”,是應然性認識,或說是決策認識,它管指導行動。正確的原則是根據“必然”來規定“必須”的--認識客觀規律的功利性價值就在於人能據以制定出正確的原則,指導人們正確地進行實踐。這裏表明,毛的概念錯誤是混淆了兩個界限﹕一是主觀和客觀;一是必須和必然。這本是他搞錯了,然而御用學者還把“戰爭的指導規律”這一概念說成是毛主席在世界軍事哲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創造,這使我想起毛澤東在詩中把“粱”字誤寫成“梁”字,本來是他寫錯了,郭沫若解詩時卻說是毛主席順手把“粱”字簡化了。馬屁拍到這個程度,就可見知識份子自賤到何種程度。

 

在論述規律中,充分地表現出毛的主觀隨意性、臆造性。如他在反右後胡謅﹕“外行領導內行是一個客觀規律”(轉引自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355頁)。說他“胡謅”,決非不敬之詞,而是科學的表述。其理由有三﹕第一,一些土包子們在飛揚跋扈地領導著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專業性很強的事業,具有諷刺性的例子是,絕大多數紅專大學的校長都是文盲,這是有目共睹的不合理現象。他為肯定這類現象,把它說成是“規律”,但他忘了,“規律”具有本質性,這和有目共睹的外部現象,是“斷然不同”的;規律是能夠睜眼就看得見的嗎?此其胡謅者一也。第二,叫外行領導內行還是內行領導外行,事實上全都是憑他主觀的“長官意志”,哪里有什麼客觀的必然性?主觀意志能叫規律嗎?此其胡謅者二也。第三,表述規律的規範語式應該是﹕“如果這、那麼那,如果不這、那麼不那”--“如果外行領導內行,那麼,就會產生許多失誤;如果不讓外行領導內行,那麼,就會避免許多失誤。”但毛澤東簡略地表述為﹕“外行領導內行的客觀規律”,這也行,但他的本意卻是﹕“外行領導內行是天經地義的;不如此則違反客觀規律”。這不是徹頭徹尾的“胡謅”是什麼?這類例子,順拾皆是。在1961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這話的意思不錯,但概念錯了。第一,規律是不可能違反的;第二,規律不會獎勵人或懲罰人。如果能像我前面所述,對規律做規範性表述,象幾何學上對“軌跡”做正反兩方面限定,例如幾何上“線段的垂直平分線,就是到線段兩端等距離的點的軌跡”,意即﹕“1,到線段兩端等距離的點都在垂直平分線上;2,到線段兩端不等距離的點都不在垂直平分線上。”這樣,兩方面卡死了,就會杜絕毛澤東那樣的誤會了。再淺白點說,規律也是矛盾的﹕善有善報是規律的一面,惡有惡報是規律的另一面,合起來是一條規律。如果規律說出“善有善報”和“惡有惡報”(假如算規律)這兩方面,那麼,第一,他無論怎麼做和得到什麼結果,都不違反規律,都不偏離規律;甚至,平常說的“合或不合規律”,也是一種錯誤的表述。“規律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規律也。”原則、規則、法律等,是可以偏離、可以不合、可以違反的。規律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偏離和違反,更不能破壞和消滅的。平常說的“不合邏輯”倒是可以成立的,因為它的意思是不合邏輯規則。第二,他得到“善報”,如種瓜得到瓜,種豆得到豆,體現的並不是獎勵,而是規律具有的鐵面無情的必然性;如果得到的是“惡報”--種下蒺藜紮你的腳,那同樣是必然性,也不是懲罰。這些是枝節性的個例,下面的認識卻具有根本的性質﹕他自稱的“一元論辯證法”,只承認“對立統一”一條規律;“質變量變”和“否定之否定”,這兩條都不算規律。“對立統一”反映了事物內部的組成和發展變化的源泉,但事物究竟是怎樣發展、變化的?這是質變量變和否定之否定,這兩條規律所揭示的內容。它們三者組成了一體二翼的體系。毛澤東否定了“二翼”,異想天開地認為,只有“一體”就可以不翼而飛。在量變質變中,他又提出“部分質變”的錯誤概念。本來,量變中有質變,質變中有量變,這是明確無誤的。你再來個畫蛇添足,搞個“部分質變”的名堂,豈非庸人自擾?“部分”是指10%,還是指90%?以水為例,這個液體的溫度達到攝氏100度而變為氣體;是否每增加1度則質變1%呢?古人倒是毫不含糊地否定“部分質變”的;如說,“行百里者九十半”。直到90%還和50%一樣,是量變而不是“部分質變”。“部分質變”的概念容易引起混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易把量變誤認為是“部分質變”;另一方面是,也易把質變誤解為“部分質變”,如易把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私有制內部的“部分質變”,只有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才是公有制到私有制、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質變。這就攪亂了《社會發展史》上講的那一套了。至於把“否定之否定”改為“肯定否定”,這樣一來,把第三步取消了,成了兩腳倒換、原地踏腳踏了;從圖像上說,就構不成螺旋形、波浪式,而是一正一反的折線式了。

 涉及內部、外部,還有個內因和外因的概念。“內因”是內部矛盾,這很明顯;但說“外因”也是內部矛盾,就需再加一說明﹕是外部自己的內部矛盾,不是內部與外部的矛盾。因為矛盾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內部本質和源泉,弄清這一點,就抓住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訣竅,對外因和內因在引起事物變化中的作用,自有一種不證自明的邏輯推論,只當它是題中的應有之意就行了。毛之所以另起爐灶來專門地進行大事論證,說明他沒有“弄清這一點”,所以他大費周折也沒把問題講清楚。毛好戰,即以戰喻﹕“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云云,以下諸例,皆屬同義反復,故作為舉隅,便只就此一例進行分析,而旁通其餘。這裏首先要問﹕誰是內因?誰是外因?《矛盾論》無法解答。因為事實上,勝者一方的內因就是敗者一方的外因,敗者一方的內因就是勝者一方的外因。《孫子兵法*軍形篇》上也說到了這個意思﹕“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意即﹕往昔善於作戰的,先做好防禦,不為敵人所戰勝,然後拭目以待,乘敵人有懈可擊時戰而勝之。自己只要堅持不犯錯誤就不會被敵人打敗;同理,敵人不犯錯誤你也戰勝不了敵人。所以說,你雖然知道要想戰勝敵人、只能指望敵人指揮失誤,但失誤不失誤在於敵人自己,敵人要是無懈可擊,你也只能幹著急不出汗。 孫子在這裏 把“皆決於內因”說得很明。而毛所舉的實例中,有許多是把內、外因作用的原理說很很糊塗,甚或,是直接相違反的。例如,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駁斥“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說﹕“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362頁)這裏,他說得很死,不留絲毫餘地,不是說﹕“困難的”,而是說了兩個﹕“不可能的”。如果把國際援助(主要是指蘇聯)這個外因的作用說得這樣絕,那麼,何以與上面說的“皆(!)決於內因”共存呢?然而毛澤東這一次又不是撒謊,而是有事實存在。有道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怎樣來解釋它的合理性呢?一個事物只有把它置於時空的縱橫聯繫中,才是可理解的。中共的誕生,是蘇共這只老母雞孵化出的一隻小雞,小雞是在老雞的卵翼下成長的。所以,中共的認賊作父、吃裏扒外是與生俱來、與日俱增、與時俱進的。有目共睹,世事如鐵,只許看一看中共簒政以來,國土淪喪幾何,就行了。也因而,在別人看來是外部的“賊”,對於中共便是內部的“父”。我再舉一史實﹕為後來中共內部尚存民族良心的人所汗顏的,中共對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賣國立場,可作為一個典型事例。蘇俄出動八萬大軍侵犯中國,中共不是擁護政府保衛中東路主權,而是聲明﹕“武裝保衛蘇聯!”好一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賣國嘴臉!所以按它的內外觀,把國際援助視為“內因”,不是順理成章的嗎!這對於只止於事物辯證法層次的《矛盾論》的論述本身來說,是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難題,只有求救於概念辯證法,從“共產革命”的概念出發才能解決問題。“國際”是個空間概念,空間的內外是直觀的;“共產革命”是抽象的概念,共產革命的“內、外”才是本質的。老子党對兒子党的援助,是家庭內部的事務,哲學名詞就是“內因”。只有達到這樣的“科學抽象”的程度,才能說通“皆決於內因”的道理。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剖析《矛盾論》所持的原則,是“立字當頭”,即便對他進行“破”,也始終秉持著救偏補缺的“立”的態度,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和闡明真理。

毛還舉了一個最自鳴得意的實例﹕“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所謂“雞蛋”,就是母雞生的“卵”,僅此,則“雞蛋”和“石頭”一樣,都不具備變為雞子的“根據”。“根據”是什麼呢?是內因,即它特有的“內部矛盾”。若準確地說,就應該是,只有公雞的精與母雞的卵這一對矛盾處於一個統一體--“受精卵”中,再加適當溫度才可能變出雞子。所以,即便是沒學過《矛盾論》,不知道內因、外因名詞兒的農夫、農婦要孵小雞的時候也知道,首先一個必經的步驟是把沒受過精的雞蛋挑出來,棄而不用。他們知道,單純的雞蛋不管怎樣加溫,就算最後會變為熟雞蛋也絕不會變為雞子。這說明,毛的頭腦太“感性”,把雞蛋和石頭都當成是囫圇吞棗的概念,沒有把它們看成是一個矛盾體。如果順延而下,再進一步追究,就會發現,他說石頭變不成雞子,和說雞蛋能變成雞子一樣,都是說得太籠統了,是只見異而不見同,或只見同而不見異。石頭的成分是鈣,或鈣的化合物,這是雞子體質中絕對必要的組織成份。當石頭為雞子所吸收時,石頭就去當雞子了。這和青草可以變為兔子是觸類旁通、和古哲所說的“蛋中有毛”則是異曲同工。生物科學中的同化和異化的例子,是哲學中合二而一和一分為二的感性表達。例如, 對於共產黨這個機體來說,“吐故”就是異化,“納新”就是同化。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可以變為不是共產黨;剿滅共產黨的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倒可以變成共產黨。這就說明,雞蛋不受精變不出雞子,如果被毛澤東吸收的話倒可以變成毛澤東,就像傅作義被黨吸收就可以變成共產黨一樣;同理,毛澤東的排泄物,即便驗明正身,確系出自毛澤東這個肌體,那也就只能變成不是毛澤東了,就像共產黨創始人不是共產黨一樣。這些例證證明什麼呢?證明他進行思維的的概念是不科學、不準確的,以下我還要進一步指出,他所謂“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是缺乏論證的。他並沒有講明﹕是怎樣“通過”的?我是搞教育的,三句話不離本行。教師提供的教育內容(外因),如果學生不感興趣,或者太難,學生接受不了,而你又要“牛不喝水強摁頭”,“揠苗助長”,那麼,這就只能是失敗的教育。成功的教育是首先引起學生的興趣,教會學生熱愛,因為興趣、熱愛是學生內在的動力和興奮劑,是變“要我學”為“我要學”的關鍵。其次要指導學生學習的方法,最好的教學不是僅僅教會知識,而應是教會自學,最好的教育不是“灌輸”(列寧用詞),而應是引導自我教育;第三,內容要難易適度。什麼是難易適度呢?就是新舊知識能夠組成一個不閃茬的序列,就是尊重孔子指出的那條教育、教學的規律﹕“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例如,教學“異分母加法”。教師根本不用教,只用領導學生溫故﹕“你會同分母加法嗎?你會通分嗎?”這樣就會自然而然、也就是必然地會知新﹕我們的新知識是“異分母加法”,我們已經掌握把異分母變為同分母(即通分)的方法,一旦變成同分母加法,那就一切都萬事大吉了。教師何教哉?全是引導學生自學。這樣的教育就是成功的教育。成功的教育是引起學生發展的教育。教育的內容,經過學生吸收(是吸收而不是灌輸),就內化為學生的知、情、意、行,就引起學生德、智、體、美的發展。這條規律可以叫做“教育、教學的內化規律”。哲學的概括就是﹕外因內化為內因,便引起事物的發展變化。所謂“通過”者,乃“內化”(或“外化”)之謂也。如植物在光合作用下吸碳呼氧,既促進自身(內因)生長又改善周圍環境(外因)。不能內化的外因,便不能引起事物的發展變化;不能外化的內因,就不能引起環境的變化。例如,每人都需要鈣質,但吃一小塊石頭,並無助於身體的發育,概因無法內化之故也。

又如,《矛盾論》曾提到的,存在決定意識,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黨內的思想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這,誰是內因呢?當然是主體、主觀、黨內;誰是外因呢?是客體、客觀、社會。不過,這裏又難為了《矛盾論》--它說內因是根本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這裏,誰是根本的,誰是第二位的?誰決定誰? 每逢涉及內部、外部,內因、外因,在毛那裏就會引起混亂,不是前言不照後語,就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一個明如觀火的事實,就是他親自領導的大躍進造成的後果。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竟成為他要打到劉的原因。我在拙文《非我也,歲也》中已有詳細說明,這裏只用指出那個荒唐的、後來輿論一律的宣傳口徑--完全歸因於“自然災害”,特別是在“自然災害”四個字前面還加了四個定語﹕“特大的、嚴重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把外因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別說按氣象資料證實此前三年、此後三年都比這三年自然災害嚴重;我們這些過來人,都清楚地知道,那三年相對來說是風調雨順,就算中國之大,自然災害難免,那怎麼沒有救災措施的報告呢?總而言之是徹頭徹尾的“外因論”。這與他對“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 的批判,相映成趣﹕“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接下去又用俄國、日本、中國的例子來說明地理、氣候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唯一例外的是,大躍進中經濟損失幾千億、人口餓死幾千萬,地理、氣候的外因卻是由“條件”變成“根據”,而人禍這個內因卻由“根據”變成不值一提、卻讓人望而生畏的“禁區”;無論誰,不慎說了真話,就會禍從口出, 遭遇到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實實在在的大禍臨頭。

 

綜上所述,可以見得,毛澤東矛盾觀之混亂表現在“兩類矛盾”說、“兩類規律”說和“兩類歸因”說上,尤其是集中地表現於“敵我矛盾”說上。當我在上面否定“敵我矛盾”的說法時,恐怕會有許多讀者會不以為然的。現在再來看看毛澤東是如何舉例說明的,這將有助於克服人們先入為主所形成的積重難返。毛說﹕“像托洛斯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採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都是無可救藥,只能打倒,因為他們對於我們說來,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97)原來,矛盾“在本來的意義上來說”是有兩重性的,但敵我矛盾“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 毛澤東 怎麼竟能如此前言不照後語呢?他關於兩重性的論述﹕“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其普及性達到了在中國、幾乎無人不曉的地步。他對此做過重重累累、不厭其煩的敍述。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說﹕“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85頁)1957年他在《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中明確指出﹕“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98頁)在1966年6月10日的一次談話中,他說,按照對立統一規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轉引自黃楠森等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下冊,第346頁)還說,世界上無論什麼事物,總是一分為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401) 還說﹕“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一分為二就是事物的正反兩個方面,用我們祖先的話說就是事物的陰陽兩面。萬事萬物都有陰陽兩面,都是由陰陽構成的。同時萬事萬物又都可以分為陰陽。”現在又說﹕“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實在令人大惑不解﹕“他們”或者不是“人”,連“事物”也不是;或者因為是敵人,毛自己承認了敵我關係僅是“對抗” 而不是“矛盾”﹕二者必居其一。“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它是什麼呢?天地間有沒有這種怪物?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板上釘釘似地確信無疑﹕它無論如何不是“矛盾”。因為他有一個“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的一重性思維,所以就會有更荒唐到不可理喻的一重性論斷﹕“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意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我們家鄉農民這方面的氣候諺語是﹕“東風淹、西風旱,南風北風吃飽飯”,總之是對各種風要具體分析,各有特性,互有消長。還有,他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80 頁 )合情合理的說法應該是﹕“凡是敵人擁護對了的我們也要擁護,只有敵人擁護錯了的我們才反對;凡是敵人反對對了的我們也要反對,只有敵人反對錯了的我們才要擁護。”極而言之,烏龜王八蛋擁護對了我們也要擁護,天王老子地王爺擁護錯了我們也要反對。難道事實上不應該如此嗎? 精確地界定概念是任何科學理論的必要條件。何況毛澤東把“矛盾”作為辯證法的核心範疇、根本範疇,而“矛盾”的基本內涵又是“兩重性”呢?下面,我們將就著“兩重性\一重性”展開我們的論述。

三、“兩重性\一重性”論矛盾

 

事物的陰陽兩重性構成矛盾,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獨陰不生,獨陽不長”(《呂氏春秋》)、“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荀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等。反過來說,只有一重性就絕對構不成矛盾。連毛稱為老祖宗的洋人馬克思也說過﹕“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 (《馬恩選集》1144)其實就是兩重性,毛澤東自己對兩重性的論述比誰都多。他批評斯大林的話,也是非常之正確的;他說斯大林“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鬥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47

他是怎樣從“兩重性”嬗變為“一重性”的呢?根源就在列寧那裏。第一步是在相對性與絕對性上作文章。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統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毛後來就堅持此一認識﹕ “一切過程矛盾的運動,同一是相對的,鬥爭是絕對的,這是任何過程如此。” (《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第93頁)實際上任何具體事物都是相對的,只有抽象的概念才是絕對的。比如,1+1=2,這是絕對的。如果具體化,1個人加1條狗,則因不同名數,就不能等於2;1個人加1個人,雖是同名數,但只要具體化,也不能等於2。因為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需補充一句,也沒有兩片完全不同的樹葉;不然,何以會矛盾呢?),所以即便是1片樹葉加1片樹葉也不等於2。世界上只有“1+1=2”的抽象存在。什麼是抽象?就是抽取其同一性(統一性)。所以同一性(統一性)就具有絕對性。當然,絕對之中有相對,相對之中有絕對,絕對與相對的關係也是相對的,說來說去還是相對的--列寧說的這個繞口令,是正確的也是更抽象的。在矛盾中,同一性相對於鬥爭性是具有絕對的意義的。因為不具有同一性(統一性)就絕對鬥爭不起來,只要一具有同一性就會產生矛盾性,鬥爭性是包含於矛盾性(但不等於矛盾性)的,在哪一點上鬥爭就是在那一點上有同一性(統一性)。仔細推斷,同一性和鬥爭性互相之間也是相對的,只有既同一又鬥爭的矛盾性才是絕對的。在這裏,列寧和平演變的第一步是強調鬥爭的絕對性,但在這時,由於他還承認同一的相對性,所以還算兩點論,承認兩重性。

從《矛盾論》的第二節“矛盾的普遍性”起,毛在論述“矛盾”上就開始偏離二重性。毛說﹕“列寧對於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這個說法,就是單說了“對立性”這個“一重性”的一面之詞,說全了,應該是把“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互相對立”和“互相統一”,相提並論才對。當然,“差異與同一”也是二重性的一種表述。既然他把矛盾視為只有一重性,只有“排斥”和“對立”的一面,那麼,他當然就會說﹕“差異就是矛盾”,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差異和同一才構成一對矛盾。如說﹕“差異就是矛盾”,是否同理可說“同一就是矛盾”呢?所以造成這樣的錯說,或是見異不見同或是見同不見異,是錯誤的殊途同歸,都是把矛盾界定為一重性,而不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於是,“鬥爭=矛盾”從“鋼絲”的這一側、“同一=矛盾”從“鋼絲”另一側,同時掉了下去。順此下坡,他就把“鬥爭”和“矛盾”混同為一個概念了﹕“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這個邏輯錯誤叫做“偷換概念”。在同一論證過程中,一個概念必須有確定的同一意義。如果把這句話改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統一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和思想統一,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這就合乎邏輯規則了。與“矛盾”正確概念配套的原則應該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可惜毛澤東口不照心、心不照口,出爾反爾,弄得概念上、理論上混亂;實踐上倒行逆施,製造不幸、仇恨與動亂。就單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說吧!李立三夾緊尾巴做人,像小媳婦侍奉惡婆那樣臨淵履冰。他在中共八大上現身說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題目發言,無限感念毛的寬大與英明,極盡所能地為毛歌功頌德。但在文革中,李立三仍然在劫難逃,被毛殘害得家也破了、人也亡了。這時我冒險偷聽蘇聯電臺,得知,王明在蘇聯寫文章說﹕“毛澤東發動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王明深知毛澤東心毒手辣,一旦他想砍你的腦袋,作為妥協條件,你伸出一條腿讓他砍掉,保證今後給他當馴服的奴才,那也不行,因為他是不會拿原則作交易的;說砍頭只能砍頭。不抱幻想的王明, “脫去金鉤跑鼇魚,搖頭擺尾不再來。” 亡命蘇聯,對他個人來說,總算苟全了性命。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列出的“一重性”思維公式是﹕“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362頁)“必”者,無挪移也。翻遍毛澤東的詞典,找不見“雙贏”這個詞。

毛澤東割裂鬥爭與統一,把矛盾等同於對抗、對立、鬥爭、衝突、分裂、磨擦,起碼也是不協調。如此這般地,把“矛盾”這個概念,一路偷換下來。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還說﹕“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818826頁)在《論政策》中講,在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同上,第721頁)。他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講,民族資產階級“ 他們雖然同工人有階級矛盾,不贊成工人階級的獨立性”;開明紳士“雖然同農民有階級矛盾”;地方實力派“雖然同進步勢力有矛盾,但他們同現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損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並想利用我們同頑固派的矛盾以達其政治上的目的”(同上,第704頁)。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中,揭露蔣介石“企圖以民族領袖的資格,站在國內各種矛盾之上……以便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統治。”(同上,第737頁 )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也有一定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5頁)。在接下去講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時又講“它們都是一個統一體的矛盾著的兩個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本來該說,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這裏,“矛盾”和“對立”進行了不等量代換。

 謬種流傳,“矛盾衝突”、“矛盾鬥爭”、“矛盾糾紛”等片語變成了口頭禪,毛說的“矛盾統一”,就成為與“對立統一” 意思全同的另一種說法。人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有不對頭的地方。同樣是錯誤的,如“矛盾協調”、“矛盾團結”、“矛盾一致”倒沒有組成片語,這是因為沒有人從統一性、同一性、一致性、依賴性、吸引性、團結性、妥協性、和解性、友愛性等這個側面的一義性上來理解“矛盾”的。

“鬥爭”絕對化、神聖化,毛自己其樂無窮,並強迫人民與他同樂,“鬥爭”和“革命”一樣,成為人們的最高價值。在中國這個農業國,共產黨要幾億農民思想革命化,讓他們眾口一詞,把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地幹的莊稼活,美其名曰﹕“為革命而種田!”農民有抵觸情緒,在私下裏說﹕“我們是為‘革命兒’種田!”外國人是不知道這句阿Q式的罵人的話的分量的。他們會奇怪,為什麼在中國的罵人文化中,說“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兒子”是一句罵人很凶的話呢?

具有兩重性的《“矛盾”論》變成了只具一重性的“鬥爭論”,無怪毛澤東自認﹕“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他這種偷換概念是經過三步走的;第一步是在兩點論中插入重點論,或說絕對論﹕第二步,把重點論變為一點論﹕最後,把鬥爭性登峰造極化而為對抗性;矛盾=鬥爭=對抗﹕“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跨。” 於是,天下大亂,亂的是敵人,所以他嫌亂的還不夠,越亂越好。反右派亂了知識份子,文革亂了牛鬼蛇神死老虎和走資派活老虎,一至全黨、全民;反修亂了社會主義陣營,一至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如果說,壞事也能引出好結果--從毛的作為中,一則暴露出偉大領袖的小人嘴臉,讓他樂極生悲,也讓“階級鬥爭為綱”壽終正寢;二則,為在地球上基本剷除共產主義這個人類的大禍害,埋下遠因。那麼,還需要弄清﹕在物極必反之前,“三鬥”(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極端”到何種程度!

四,“物極必反”論矛盾

 

人定勝天!

人定勝天!

我們能把天地改變。

……

 

這是50年代初期音樂課堂上教學生唱的歌曲。那時最英勇豪邁的口號是“戰天鬥地”。這在觀念上使人們得到革新。據我解放前的的視野,過年的時候,普天之下,家家戶戶,都在“天爺”兩旁貼這麼副黃色的神聯﹕

 

敬天地年年富貴

孝父母日日平安

 

當時的人們並不是不知道“人乃萬物之靈”,而所以心存敬畏,是體認到人類與草木牛羊一樣,都是由大地母親哺育,靠天降雨露滋潤,才得以獲得生命和維持生存條件的。現在嘗足了苦頭後,回過頭來反思,認識到“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傲慢態度,那是上帝要一個人滅亡,先讓他發狂。網上有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

 

由於毛澤東愚昧無知地破壞大自然的農業政策,因而大肆開墾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和草原(像“農業學大塞”運動),移山倒海、填平中國江河湖泊、摧毀自然生態環境。結果如何?據當時官方聲稱,1952年糧食生產超過了國民政府時期,但官方沒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國糧食總產才超過了同樣是和平時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遠遠落後於清朝,只有中國農業鼎盛時期宋代的三分之一,這才是農民吃不飽穿不暖的真正原因。

毛澤東統治時期的土法煉鋼,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在黃河修建三門峽水電站,發電量至今只有一條中等河流的水平,卻導致上游泥沙淤積、河床抬高。一個大一點的洪水就給兩岸民眾帶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 3700立方米/秒,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河南駐馬店,當地建造了多個大型水庫。1975年大壩連環決堤,短短二小時內六萬人喪生,死亡人數總計高達二十余萬……

毛的戰天鬥地,與天鬥,與地鬥,使中國人居住的家園遭受史無前例的破壞﹕毛倡導的大生產和土法大煉鋼運動,嚴重破壞了自然環境的植被,摧毀無數森林,時至今日無法恢復。在給中國人帶來惡劣生活環境的同時,也使不計其數的動物失去家園,給中國的動物界帶來空前的災難!(《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將會怎樣?》

48日的廣州日報在A19版全文刊載對水稻專家袁隆平的專訪,袁隆平在採訪中舉例說﹕你們年紀輕不知道,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

許多憤青大罵袁隆平給社會主義摸黑,可也有頭腦沒有失去清醒的,在網上寫道﹕“袁隆平,我最敬佩的老人。科學家不是政客,他不會說謊的。”在極權制度下不但盛產憤青,也產憤老。當毛澤東號召消滅麻雀的時候,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洗等專家先後發言,力陳消滅麻雀破壞生態平衡,將會造成大規模的蟲害。但因為毛澤東的定調,專家的意見沒有聽得進去。到了大躍進時,更發展成為全民運動,特別是發動中小學生一起來消滅麻雀。《人民日報》曾發表《一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的報導,把消滅麻雀當作“人民戰爭”來描寫,說是“百萬大軍齊動手」”。生物學專家朱洗,雖然在1962年病逝,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卻落得了比馬寅初、梁漱溟更悲慘的命運,被冠上反對毛主席的罪名,掘墳鞭屍!可“憤老”郭沫若在1958年,卻於《北京晚報》上,發表詩作大大地《咒麻雀》﹕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驕,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在征服自然方面帶來的災難,連他的後繼者也無法不承認了。但由於維持其罪惡統治的必要,自然環境的惡化,資源的破壞,仍在不顧人民死活地惡性發展著,並且愈演愈烈。鮑彤說﹕“環境和資源正在普遍而急劇地惡化。空氣和水質被敗壞。森林、草原、耕地和礦產資源被糟蹋。如果有人告訴我,這種有領導的破壞,短短十年就超過了以往一千年——我信!”(《鄧小平怎樣改變了毛澤東?》)我可以這樣說一句﹕共產極權可以滅亡於一夜之間,但留給子孫的禍害卻是很難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得到清算的。只有清醒而深刻地體認到這是中華民族奮起自救、免於“自作孽不可活”命運首要的艱難的課題,才會取敬天地,與萬物共存共榮的態度,把戰勝大自然的狂妄變和貪婪變為改善環境的智慧。凡立志要報效我民族的仁人志士,都應加強這一歷史使命感。把共產黨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掩護下的惡性的“爭權奪利”,優化為“爭取人權,將本求利。本者 ,環境也。”

至於與人鬥,那更是毛澤東人生進行曲的主旋律,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止,鬥爭不息”。就在臨死前幾個月,他還對尼克森的女兒說﹕年輕人是軟弱的。我們不得不提醒他們﹕需要去鬥爭。說到此,毛澤東突然像年輕人一樣顯得激動起來。他攥起拳頭,接著說﹕黨內有鬥爭,階級之間有鬥爭。除了鬥爭之外,沒有什麼是必然的。朱麗亞夫婦看出,鬥爭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詞語,而是毛澤東哲學的根本原則。他接著說道﹕至少還要鬥200 300年,這是非常可能的。(周大偉《1976﹕朱麗亞·尼克森的北京》)

鬥爭是殘酷的,當然,越是殘酷他越是“其樂無窮”。讓我們信拈一事例﹕廣西欽州地區文革被迫害者達 22100餘人,致死 10420人。不僅如此,當局還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以殺人邀功。如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為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空言,全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 1153人,殺人後提幹的有 458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 637人(不含北海市)。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去。 

1968 1 26 日欽州縣發生大規模武鬥,縣"聯指"調民兵1000 多人進城武鬥,雙方共打死8 人,"4 •22 "被俘300 多人,其中有87 人被殺,縣委書記王劍東,總工會主席馬懷忠舉白旗當了俘虜,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門市部,副縣長周中權被打死在總工會西側,前欽州縣副書記,農業局長等被押出打死。

隨著一些地方殺俘虜,殺"壞人",各地貧革或公社武裝部,大隊民兵營配合派性殺人,掀起對“4 •22 ”專政的高潮,這股風至8 9 月份。據統計欽州地區七個縣,市失蹤10359 人,靈山縣打死,逼死,失蹤3200 多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 人,占全縣人口1.38 %。全地區殺人後又抄家的8100 多戶,沒收財產金額1.43 萬多元。(中共欽州地委整黨辦公室的內部機密檔《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 1987 年編印,第40 41頁。)這裏赤裸裸地展現了毛澤東《矛盾論》的真諦﹕五、六十年代的口號是革命加拼命,文革中是“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一個人怎麼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呢?用鬥爭性來表明革命性;又,怎樣表現你的鬥爭性呢?用殺人不眨眼來表現鬥爭性。仍是在廣西,本來打死人就夠慘了,但革命性不以此為足,還要吃人肉!

在北京,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現實如此,歷史又該怎樣解釋呢?不說那些慘絕人寰的事例了,看毛澤東怎樣把它提到“唯物史觀”的哲學高度吧!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376頁)

這就是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一到他這樣的政治家手中,就淪為奴婢,理論就成為詭辯術,實踐就成為陰謀論(他自稱是“陽謀”)。這是由於他把作為哲學範疇的“矛盾”,在“一重性”、“兩重性”上,各取所需地蛻化變質為政治的術語--“鬥爭”。這完全符合他在《實踐論》中指出的第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261頁)只要具有這個顯著的特點,兩點論也好,一點論也好,都可以變成詭辯論。他最具典型意義地應用“兩點論”,是用來為自己的錯誤作狡辯,即,成績是主要的,錯誤缺點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並用這個理論當做擋箭牌,保護自己、打擊敵手,別說打右派,即便是對他稱為“昨日的功臣”的人,也能叫你瞬息變成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毛對“矛盾轉化論”,也強詞奪理到抓住鼻子不顧腮的地步,例如對滿天飛舞的大躍進中扯謊撂炮的萬斤、幾萬斤、十幾萬斤、幾十萬斤的高產假衛星,他說﹕“放衛星,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41)他把《矛盾論》當成他進行政治鬥爭的基本“指導規律”,成為他陰謀得逞的拿手好戲,最主要的是這一條﹕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其精義在一個字, 就是借力使力。我歸結為三借﹕一曰﹕借刀殺人;二曰﹕借題發揮;三曰﹕借頭過關

五、借刀殺人

 

在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敍述的時候,為了保持其原汁原味,就要用他的話語,即便是錯誤的,--如﹕上面已分析批判過的所謂“矛盾鬥爭”、“指導規律”等,也只能將錯就錯;這便於人們瞭解他言行的本意、本相。

現在網上,有駱賓父的文章提出,《是誰害死了楊開慧?》,他經過查閱黨史資料,據情推理地論證毛和楊開慧兩人的共同同學蕭瑜在《和毛澤東一起行乞》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是潤之殺了開慧。作者認為是毛借何健的刀殺害了楊開慧。借刀借到了這樣傷天害理的份上,夫何言!

在一般情形下,“借刀殺人”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會遇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要殺的人豈肯引頸就宰?另一個是他要借的刀、被借的人豈肯拔刀相助毛的絕招是,對前者引蛇出洞,對後者威脅利誘。具體步驟如下﹕

 

(一)先發制人

毛說自己是老子不為天下先你打我先不還手,不但不還手,還要退兵三十裏。” “我讓了你,你還打,那麼我也就動手了,你怎麼打過來,我就如法炮製,照樣打回去。”(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91)

事實正好相反,毛一生的重大行動都是為天下先的,戰略上都是主動出擊、打對方于措手不及的,即如誘敵深入,表面現象是敵人“先”打過來了,其實是他的在先。這不僅是毛澤東思想,而且馬列主義也是如此說﹕革命總是進攻的。毛總是先拋出圈套、先設陷阱、先發制人於猝不及防,事後聲稱﹕不為天下先,製造假像,欺世盜名。對於毛來說, “欺騙”就是其陰謀的形成性要素其目的是把陰謀掩蓋起來,把主動出擊、蓄謀害人,顛倒成是由於被害、被侵犯才起而自衛,好像他是一隻被人欺淩的善良無辜的兔子,只有無可奈何時,兔子急了才咬人哩!

 

反右之前,他將緊握的拳頭縮回袖筒去,先裝兔子,甚至於還要掬出笑臉裝孫子,給對方一點甜頭兒,一點兒讓步;其實是為了佈置好火力網﹕他允諾知識份子獨立思考(這對知識份子比物質利益更具誘惑性),讓其鳴放的內容,即整黨的內容是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敏感的知識份子把它叫做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三害,所以,也正好撓到了知識份子的癢處。)然後又信誓旦旦地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了讓你有100%的安全感,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說﹕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重申毛的話﹕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看!還有比這更保險、更寬鬆的條件嗎?但由於歷次運動,特別是剛經過反胡風、肅反運動,殺雞過多、驚猴過甚,以至千呼萬喚不出來。對此,毛的辦法是猴不上竿只敲鑼。於是有幾隻猴子出出探探……逐漸成群結隊……跟著下不害怕……大家一起,跳河猛擠眼。結局是任何人的想像力也達不到的如下情景﹕ 說的是言者無罪,做出來的是言者家破人亡!

要知朝綱事,鄉下問農民。農民說﹕知識份子讓毛主席當猴子給耍了!我向一位老農要問個究竟,他回答道﹕你們是把書讀通了的,怎麼會那樣說?共產黨就是要鬥出你們的真話。這樣說吧﹕如果美國人來問你糧食夠不夠吃,你也說不夠吃

就大多數右派來說,是這樣的,但也不儘然。我知道一位老師鳴放中守口如瓶,卻以內心歹毒劃了右派。無獨有偶,《人民日報》有一位根本沒有言論,而以骨子裏反黨,劃了右派。張紫葛是位當過宋美齡秘書的著名教授,他怎麼劃的右派呢?在事前,他和吳宓商討對策,儘量不發言,被逼無奈時,好話多說,壞話不提。結果,見報的發言,把他的原話“我認為黨群之間沒有鴻溝”,改為“大有鴻溝”,等等,通篇無不做了如此反向的篡改。又,毛澤東給周揚一個劃右派名單,周問﹕他們根本沒有鳴放怎麼辦?毛答﹕查歷史。凡此種種,足以揭破毛說的我讓了你,你還打,那麼我也就動手了……”云云,是何等地虛偽,以及他的讓步意味著什麼?

裝出讓步是他毒辣的一手,殺人不見血,冤死你,還要你落個國人皆曰可殺!這是他的拿手戲,也是老套子1956年,在我的感受中,這一年是沒有政治迫害,能靜下心來鑽研業務、向科學進軍的一年,對知識份子說,是少有的黃金歲月。誰都沒想到毛澤東會在1957年說﹕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麼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五卷, 第475)劉賓雁是看透了這一點的﹕ “1956年的寬鬆,顯然又是毛澤東在那裏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見《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廬山會議前的1958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4月上海會議,直到廬山會議的神仙會,毛允許批,批評他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帶來的特困局面。這便是他反擊右傾機會主義之前的所謂讓步

災難是以讓步為先兆的。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最大災難, 之前,毛也作了最大的讓步﹕從暫時交權,把他搞的爛攤子交由劉、周、陳、鄧去檫屁股,到更大得不可設想的讓步是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擰著鼻子作了個假檢討。樣子是退、是讓、是給甜頭,實際是醞釀災難. 小讓--小災,中讓--中災,大讓--大災.並且是,如果你接受讓步,去嘗甜頭,就會如民諺說的﹕人只見利而不見害,魚只見餌而不見鉤。所有事實證明,無一例外的結果都是讓步使你大難臨頭!果然他後來一翻臉,就反起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就是對劉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其他在出氣會上出氣的人們的反攻倒算。

痛定思痛﹕有沒有躲災躲難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呢?有﹕

上策是,根本不上賊船。胡適先生不上賊船似乎有某種必然性。我再舉出一位年輕時據說是左傾的激烈分子的余紀中先生,他上賊船有極大的可能性。可是,他是一個有大經歷、有大見解又有良心的報人,曾親自目睹斯大林恐怖的大整肅--列寧的戰友布哈林等被審的實況。以布哈林曾任《真理報》和《消息報》總編輯這樣的布爾什維克理論家,都被打成托洛斯基右派分子,裏通外國的間諜;這絕對是斯大林為消除異己羅織的罪狀,其理至明。整個審判必對余先生有極大衝擊,讓他看到共產黨權力鬥爭可怕的一面,堅定了他畢生反共、篤信三民主義的立場。(參看傅建中懷念三十年代的余紀中﹕《何處尋行跡》;《芝加哥時報》2002517日轉載《中國時報》) 這裏所以稱道胡適、余紀中的主意為上策,就在於他們一往直前,無左顧右盼者也。反之,則曰﹕人沒主意必受窮。窮者,窮途末路、瀕臨死路也。

中策是,發覺是上了賊船,毫不猶豫拔腿就跑,切勿耽於幻想執迷不悟,要學司馬璐先生急忙走人。

中下策是,已成 “塘中之魚”,要學吳宓教授有個清醒的頭腦,聽天命,盡人事。特別要警惕所謂“讓步” 的鬼花招,不要從 “讓步”中幻化出 “希望”;而是要看清他的 “讓步”只有三種含義﹕或是為度過他暫時的難關,或是為騙取人心、欺騙輿論,或是一個陷阱、一顆糖衣炮彈,所以當你一看到 “讓步”或 “甜頭”,你就要警醒地意識到﹕ “黃鼠狼要來跟雞拜年嘍!”雖然這已是中下策,總比束手無策,引頸以待,刀快脖子長要稍好些,至於,精神崩潰,胡踢亂咬,辱己賣友,以圖僥倖,那就是下之又下,為人所不齒了。

(二)再後發制人

從政治(不是軍事)上說,他所諱言的先發制人,是側重于陰謀策劃,當然也要配合以行動,作用是為後發制人創造條件;而他聲稱的後發制人,則主要是大打出手, 但暗中謀劃也是不可或缺的。先發的是他,後發的還是他,不管先發制人、後發制人,但總歸是,要制人則是一成不變的。我出監獄後,到農村監督勞動,發現農民把毛澤東思想的思想當作動詞.一位農婦發問﹕毛主席不睡覺,夜裏也大睜倆眼兒思想?他還是要睡覺的,只是在醒著的時候,就思想著﹕如何制人對毛來說, 與人奮鬥就是一生中最主要的其樂無窮

在他的意念中,一門心思在琢磨人、制人、殺人,而在決策中則是從誰開刀,借誰的刀?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從吳晗開刀,由江青跑到上海來借兩個文痞張春橋、姚文元的刀。

 

毛澤東說,吳晗的《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所以問題就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就像右派向黨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一樣,這次為彭德懷翻案是又一次向黨發動倡狂進攻!於是毛要發動反擊是你吳晗先動手的嘛!

讓我們來揭穿兩個老底﹕首先, 是他首倡學海瑞、宣傳海瑞,並曾對《海瑞罷官》編劇吳晗、演員馬連良予以表揚的。說實在話,吳晗幹這差事,全是為迎合主子心意的,不料中計而給主子借了。就連彭德懷也是輕信了他提倡學習海瑞精神的鬼話而栽了筋斗的。御醫李志綏旁觀者清,在回憶錄中寫道﹕毛這次提倡學習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謂引蛇出洞法,鼓勵知識份子批評党、替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他慣用的策略。”(該書第285)

“引蛇出洞”就是把你調進他佈置好火力網的戰場裏。“引蛇出洞”中還套著“引蛇出洞”,他這一手叫做﹕“打了孩子娘出來。”果不出毛所料,批了吳晗就會揪出他背後的一串兒人馬;彭真、鄧小平、劉少奇。文革的開展,正是這樣按圖索驥的﹕ 吳晗--三家村(鄧托、吳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鄧司令部。

可知,一切都是預謀。毛所謂的 “後發制人”不是別的,而只是他 “先發制人”的後續步驟。毛的陰險毒辣在於行奸不露奸,先嫁禍於人 ,再加禍於人,殺你之後,又讓國人皆曰﹕“可殺!”

(三) 各個擊破

既然毛認定矛盾鬥爭是絕對的而團結一致是相對的,所以在人與人之間,絕對是有矛盾可利用、有刀可借的,就像總是有頭可殺的一樣。

 

 1、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毛說他從馬克思主義學了四個字﹕階級鬥爭。他對千頭萬緒的馬克思主義道理,也概括為四個字﹕造反有理。他的《矛盾論》就是貫徹這八個字的鬥爭論。鬥爭的主要手段是搞社會運動。這地方運動、那地方運動,這部門運動、那部門運動,以及全國規模的大運動;大運動、小運動,運動之中套運動。這便是他挑起仇恨、搞鬥爭哲學的展開式。他要在運動中製造矛盾、激化矛盾,讓鶴蚌相爭,他好玩借刀殺人的毒招,週期性地、分批分期地玩弄挑撥離間,興風作浪,分而制之、分而治之、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之。老毛不死,國無寧日,此之謂也。

在運動中,依靠的物件就是他要,鬥爭的物件就是他要”. 由於他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況下,在政治上有不同的主要矛盾需要解決,所以就會有不同性質的運動和不同的人來充當打手和被打倒者。單從打手來說,從土改中的革命先鋒,到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所有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無一例外都是痞子。例如在反右運動中,把言者無罪的許諾變成以言治罪的惡魔醜行,本來是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的一貫行徑。可痞性十足的郭沫若卻把言者無罪說成是無罪者言之無罪。無怪乎大陸知識份子把他定為四大不要臉之首。

當然,首上有首。人民日報195773日,登載嚴信民的文章說﹕ “(1948年夏天)有一天上午,我專程到九龍章伯鈞寓所去談話,有李健生(章妻)在場。我介紹了解放區情況,談到各種政策,最後談到統一戰線,談到周總理對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鈞的臉色蒼白,他猛然站起身來,顫抖地喊叫﹕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 ”

人民日報8月11日登載吳晗揭露說﹕ “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羅隆基到北平,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接見了他。現在有人揭發﹕羅隆基見毛主席之後就對他的朋友說﹕ ‘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凶。’ ”

當然,現在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證明,毛是大小痞子的總頭目,所謂 “政治運動”,就是痞子頭子唆使大小痞子去進行群體屠殺;農民殺地主,革命殺反革命,老粗殺老細(焚書坑儒),左派殺右派,左傾殺右傾,文革派殺走資派,造反派殺保守派……如果毛說,知識份子是附著在五張皮上;那麼,他自己呢?以我看,他是附著在痞子上﹕ “痞之不存,毛將焉附?”人們之所以把他搞的運動定性為 “痞子運動”,是因為痞子在裏面起主導作用,即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也正符合了痞子哲學《矛盾論》的原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本質。

2、“愚民政策”,“運動群眾”

他用“愚民政策”,象驅逐羊群那樣“運動群眾” 。引號裏的話,毛都曾不打自招。他好用政治的辦法搞經濟,又好用軍事的辦法搞政治。他熟讀的《孫子兵法》上有﹕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九地篇)大躍進,人民公社,大興水利,大煉鋼鐵,更別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豈不全是“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又比方說土地改革,你憑白無故沒收人家並非用非法手段獲得的土地,就已經是傷天害理,為什麼還要殺害300萬地主、富農呢?這純粹是為了製造矛盾和激化矛盾,最終目的是要借農民的刀殺向國民黨,並且促使農民踴躍獻刀。事實正是這樣﹕分了人家的田,殺了人家的人,國民黨回來你們還會有活路嗎?所以,一畝或幾畝地換一個或幾個兒子,喊著保衛鬥爭果實,去迎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反右也是如此﹕鳴放期間,全國上下,各個單位,都在幫助黨整風,那些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分子、主觀主義分子、宗派主義分子、教條主義分子、腐化墮落分子……幫助得如上了熱鍋的螞蟻。正在走投無路,叫苦不迭時,毛一聲反右!令下;這些“三害”分子們探冠稱慶﹕得救!,遂懷著百倍的憤怒、千倍的仇恨,手執鋼刀直刺右派分子胸膛,紅刀進去白刀出來。到了文革時,對待劉少奇,也是如法炮製,故伎重演。我所以說毛澤東施行的是“‘引蛇出洞’中套‘引蛇出洞’”,是他估計到劉會派工作組,並用他“引蛇出洞”的老陽謀去對付造反派,他這只黃雀慫恿劉這只螳螂去蟬,然後怒斥﹕“白色恐怖,何其毒也!”造反派歡呼著最高統帥,去砸爛劉少奇的狗頭。挑撥離間計、製造仇恨,各個擊破,是毛的拿手好戲。所以,《矛盾論》應該叫做 《製造矛盾論》。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衣缽,用激將法把人民子弟兵激怒得用履帶卷起學生的血肉之軀,用機槍射出成排的子彈在學生血肉之軀裏爆炸開花!以達到殺20萬,保共產黨政權再苟延殘喘20年之目的。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中,是這樣記載著鄧小平這段思想史的﹕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398)

 

3、殺人不見血

毛跟李志綏說﹕這次一整,可能整出幾十萬個右派吧。我們還是老辦法,一個不殺,一開殺戒,類似的就都要殺掉,就沒有界限了。這一條還是延安整風時定下來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91)       天呀!言者無罪變成了有可殺之罪,只是皇恩浩蕩,才沒有一開殺戒,類似的就都要殺掉。我對毛的寬大政策是深有體會的﹕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時,我的一位中學美術老師被寬大處理。造反派引他的例子動員我交代罪惡時, 說 ﹕“他犯有惡攻’(惡毒攻擊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罪,本該槍斃,但他坦白的好,竟免於刑事處分。你再也想不到他犯的什麼惡攻罪值得槍斃?原來是他畫的毛主席像穿的是單衣;而畫時是冬天,所以他是居心叵測,想凍死毛主席!

李醫生對毛的話的理解是﹕也是那時我才真正瞭解被打成右派會有什麼樣的遭遇--許多人被撤職,送去勞改營改造,摧殘致死。毛總是毫不留情地打擊他的政治上的敵人或對手,誰敢於冒犯他的,無不家破人亡。他說不殺人,可是改造帶給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無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世界而已。”(同上,第204頁)

我以身受、目擊,來為李醫生的見解作證。當把右派趕進勞改營的時候,正值由於反右而帶來的大躍進方興未艾之際,黑夜白日連軸轉,大放衛星。你想人會給累到什麼樣子呢?別人我不說,舉我自己一個例子,我解大手時都禁不住要打盹,仰臉朝天坐一屁股屎才被摔醒(實際還帶幾分囈症)。再加上饑餓難忍,可以說,全國的大饑荒提前降臨到勞改隊。由於超限度的疲勞、饑餓和拔白旗、掃暮氣,反對消極怠工、裝病論堆的文武帶打的運動,以及不是一兩天如此,而是遙遙無期,因而自忖熬不出頭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等等因素,知識份子累死、餓死、病死、尋死上吊、投河奔井者如秋木落葉蕭蕭下;報載,社會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滾滾而來,元帥升帳、衛星上天,右派分子卻是發了瘋似的掀起死亡高潮!埋都埋不供。可悲可歎的是,有的右派死後還懷揣著對党表忠貞的遺書,有的“黨員”右派把身後的幾角錢當作最後的交黨費。他忘了他已被開除了黨籍。

毛何殺人哉?餓死者歲也;累死者缺乏鍛煉也;病死者天命也;死於非命者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也﹕即便是不服改造而遭槍斃也者,一曰﹕自作孽不可活,再曰﹕非我也兵也。毛主席總是有口可借、有刀可借的。毛澤東從來不曾殺過伯仁呀! 林昭、馮元春、劉士弟、儲安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張聞天、李立三、鄧托、吳晗、田家英、傅雷、老舍……認真把名單列下去,可以列出成千上萬!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曾親手殺過的伯仁呀!再拿延安整風說吧,真的一個不殺嗎?許多回憶錄寫出許許多多血腥的場面,令人慘不忍卒讀。這些作者們僥倖沒有被殺,他們不稱自己是虎口餘生”`劫後餘生法西斯屠刀下的餘生”……如陶鑄的夫人曾志卻稱自己是 《一個革命者的餘生》。這些餘生者都保持了革命的紀律,把災難製造者,歸功於康生,極少數人提到彭真,只有個別人指出禍根、因而做出有損的事情; 相反的一端是,甚至有人不避噁心而為婊子大樹牌坊,說什麼如不是毛主席如何長、如何短,那就更不可設想了……這樣形成的主旋律,就是常態下的党文化。

4、借斯大林的刀

我在網站上讀到一篇中國外交家的演講,他是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駐英大使的冀朝柱。我大致判斷他是一個對黨、對國有責任心的人。他批評毛一開始執意一邊倒,而拒絕了與美國建交的現實可能.按照毛主席的話說,先掃淨房子,然後再請客。現在建交不建交不是大事。先把國內肅清反革命、土改都搞好了,以後再說。這樣就是中國本來可能一開始就跟美國正式建交,如果當時這樣的話,可能中國發展得更快。因為那個時候蘇聯的斯大林也不敢對我們怎麼樣,兩個超級大國,我們在中間,是很好的,但是由於主席這樣做,使很好的機會就失去了。並且他從美國表示對中國內戰不干預,斷定當時即可收回臺灣。

難道說,這樣好的事你冀朝柱先生能想到,給猴掰眼的毛澤東反而能笨蛋到打不清主意嗎?問題在於你們兩個人是同異夢﹕你做的是強國夢;他做的是獨裁夢。所以他一心一意僵持一邊倒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若依你說的去做,那便要走英美的路了。雖然共產黨曾大聲疾呼過,中國要實行英美的民主政治;那只是投像你這樣的黨內外知識份子們之所好,居心騙人上賊船而已。毛澤東自己在1945109日,答英國記者甘貝爾時說﹕ “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今天右派的鳴放也未超出這點。茲再摘錄數則新華日報,以資印證﹕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一些批評。他們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發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們極應提倡和效法的。”(1942年,829)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194421日社論)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315)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家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419)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實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洩,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1115)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 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194574)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927日社論)

這是共產黨自己說過的話,人們是沖著這些民主言論才上了賊船的。毛澤東把在1957年重複過這些話的知識份子都劃了右派。就是在現在,誰要再重複這些話,輕則算是自由化言論,重則判為顛覆罪。問題在於,毛共要借斯大林這把刀子,斯大林的血腥屠殺,受到赫魯雪夫的揭露,蘇聯人稱他為暴君劊子手罪犯。可是,毛澤東說﹕你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利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對,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11)

鄧小平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選》二卷第293)可見毛打內心裏不是不知道冀朝柱所說的道理--英美的民主制度優越於俄國人的共產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真地說起來,殺人魔王斯大林在毛澤東面前,也只能算是個小巫。所謂借斯大林的刀,就是指共產極權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也就是國家絞肉機。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專政,所以也就是維護毛澤東個人的絞肉機。上面提到的那些被害人,就是都被投進了這種機器裏。有些人把毛反蘇認作是他的民族氣節,甚至把他視作民族英雄,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他反對的不是蘇聯,而是蘇聯和世界共運中的反斯大林主義,他始終堅持一邊倒的原旨,現在的一邊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屍體,維護他最黑暗、最殘暴的陰魂在中國不散,在毛澤東身上借屍還魂。斯大林的刀子並不是單個一把刀子,而是一台國家機器,隆隆作響的絞肉機。毛反的是赫魯雪夫丟刀子,這個鬼名堂叫做反修。這只能說明他嗜殺成性、反動透頂,是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與民族主義毫不沾邊!

並且,毛澤東要和赫魯雪夫爭奪對斯大林“世界人民領袖”地位的長子繼承權。為此,在國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發瘋地要創造奇跡,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在外交上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舉起反帝、反修、支援亞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大旗!這一切都做到利令智昏的地步;刮得人民全國規模地一貧如洗,餓殍遍野;想用中國人民的民脂民膏去買世界革命,想借第三世界的刀殺向帝修反和擁戴自己做霸主,但卻往往又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古巴、阿爾巴尼亞、尚比亞、甚至用中國人的鮮血凝成的中朝、中越友誼,都變成了砸腳的石頭。

5、借敵殺己和以毒攻毒

這裏是指他向敵人借刀,諸如策動當時正在剿共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和“讓日本多占地”、假日滅蔣;又如拉攏舊軍閥馮玉祥、龍雲等為共利用而與政府搗亂;唆使左派文人亂起哄,使國無寧日。大凡在國民黨內部進行的策反工作都屬此類﹕李濟深、蔡鋌等的反蔣;程潛、李宗仁、吳石等的吃裏趴外;宋慶齡、何香凝等以極左面貌出現……

進一步說,所有統戰工作,也都屬此列﹕在大鳴大放中表現最惡劣的民盟,其實是在反蔣中為共產黨火中取栗最勇猛、最激進的一個知識份子政團;又如在文革中,聯美帝蘇修;現在拉攏華僑、臺灣國民黨親共派、外國見利忘義的政界商界人士和分化瓦解民運等等。都是拉一批打一批,用明天的敵人來打倒今天的敵人……做的都是這篇借刀殺人的文章。

在大陸社會中,在企事業單位中,在幾乎接連不斷的運動中,處處充滿了人鬥人、人暗算人、人出賣人。在文革中有一句表明造反派脾氣--很直率的話,既真實、形象,又令人不寒而慄﹕別看我們現在坐在一條板凳上,一亮底牌,我們就是敵我矛盾!即便就是夫妻在一個被窩中,一掀被子就可能是敵我矛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大好形勢的標誌,就是群眾被充分發動起來了。”就像毛說的矛盾無時不存在、無地不存在,毛抓住任何場合都要兩面借刀。

在敵對群體中,以毒攻毒這一手來得更毒。康生曾道破其中秘訣,就是,給老鼠屁眼裏塞進豆子,縫住,憋得它們實在受不了了,就會互相撕咬(參見電視劇《吳玉章》)我對此深有體會﹕在勞改隊的時候,這些右派們動不動就破口大駡、大打出手;互相揭發、爭相告密,好像都是紅眼仇人。我當時想起曾讀過的《王若飛在獄中》,實在有點佩服人家左派為理想而奮鬥的精神詛咒右派真不是種東西!

我當時根本沒想到這都是毛澤東糟蹋的,這都是共產主義糟蹋的。”(牟宗三語)也不知道這是康生(共產黨)的諸如此類的毒招使中毒者毒氣橫生。在勞改隊的加工廠,制酒車間,有些埋在地下的大缸,缸口與地面平,許多碩鼠落入缸底,缸表面很滑,它們拼著死命望上躥,一躥幾尺高, 一鼓作氣,再衰三竭,當他們絕望之際,便開始互相咬得嘰嘰叫、血淋淋,死而後已。現在想起來,康生的毒招原來是來自仿生學呀!他們對人洗腦,即,對人進行從人到猿的思想改造,把人們(很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都返祖為生物了。人類利用瓢蟲殺蚜蟲、抹碘酒以殺菌;共產黨把這種借力使力的辦法變成借刀殺人,用於人類自身,通過階級鬥爭,讓同類相食、相殘、相殺.!《矛盾論》上明明說﹕解決不同質的矛盾,要用不同質的方法。--怎麼能把這種達爾文主義用之於人類社會呢?《矛盾論》變成了人吃人的方法論。

反右時,各民主黨派互相揭發,右派之間互相揭發,右派家屬、親友與之劃清界限,等等,都屬此類。共產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 人吃人的性質。請看下面的 黨史事實﹕ “有中共分子三十人被政府拘禁於南京,其看守隊竟為共產黨分子所控制。中共南京市委主張看守隊叛變釋獄,而中共江蘇省委竟主張將被拘者處死,以便號召全國暴動。結果,這些被囚的囚者,竟被中共自己人親手槍決,而看守隊事後也被繳械……”(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69頁。)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蘇省委竟能夠為了激發武裝暴動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殺害自己同志,給敵人栽贓;此時,中共的王明,為了捍衛他自己剛剛到手的權力,又將會怎樣地借刀殺人呢?

先看當時的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是怎樣向他的俄國主子彙報的。王明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彙報檔《關於四中全會前反立三路線的經過》一文中,曾明確地寫道﹕羅章龍把一切托陳、被開除、來歷不明及我們一部分同志幾十人在一個旅社開會反黨,使我們25個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犧牲。上海東方旅館25人被破獲是羅章龍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話來判斷,就是25位共產黨員在東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產黨自己告的密,並且告密者是反四中全會的首領之一羅章龍同志。但是,臺灣的中共党史學家王建民,卻在他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第99頁,引用《中共透視》第144頁的材料,同樣明確地揭露說﹕關於何孟雄被捕,乃陳紹禹之告密。而陳紹禹就是中共領袖王明。

辛灝年先生對此進行了考證,得出結論﹕綜上所述,事實就是,以何孟雄為首的中共四中全會反對派,在他們於1931117日於上海東方旅社舉行全總黨團反對四中全會的會議時,恰恰是因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國民政府的逮捕。”(《所謂左聯五烈士()》,《黃花崗》雜誌總第5期,第128)

是王明告的密,沒有錯;並且是堅決充當米夫和王明的狗腿子、因而首次當上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長的康生幹的。《毛澤東與康生》一書作者巴彥泰先生用翔實可靠的史料查名事實真相,援引擔任過上海工聯黨團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書記的王雲程1933224日在其自首聲明中的材料說明﹕共產黨內在其派別鬥爭中,經常使用暗殺或告密手段,借刀殺人,如何孟雄等20餘人都死在趙容(即康生)等所領導的赤色恐怖之下。這是共產黨借國民黨的刀,來替他們消除異己。

再看毛澤東是怎樣借國民黨的軍隊來消滅張國燾的軍隊的?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寫道﹕

張國燾原來打算西進,紅四方面軍遇黃河對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913日,毛派中央電張國燾表示十分佩服與歡慰10月一四兩個方面軍在貴甯會合。周恩來趕到同心城局“歡迎”張國燾,隨後就挾持張國燾於旺堡,再轉保安、毛周又以張國燾的名義調動四方面軍,直接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繼續西進,待九軍、三十軍相繼渡河後,毛又電令其餘部隊留原地迎敵,因此,已渡河的紅軍陷於孤軍苦戰。1110日,中央軍委將河西紅軍正式命名為西路軍。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通新疆,連接蘇聯,原是張國燾的構想,為毛周所反對。現在這個張國燾的西進路線卻成為毛周用來消滅四方面軍的手段。19373月,渡河的紅軍從兩萬兩千人,打到只剩幾百人逃到新疆。張國燾留在陝北不斷接受批鬥,毛周聯手打倒張的目的總算達到了。( 513--514)

司馬璐還說,組織上對我們說﹕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為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資料。否則的話,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了。”(126)

(四)、殺人殺個死

毛對你一旦起殺機,要砍你的頭,你就別指望他會發善心饒你一死了。

 

1、“ 毛真的要堅持 ‘殺人要殺個死’嗎?

從毛對鄧小平的處理是留黨查看,以觀後效,說明也不儘然。

如果對毛處理鄧小平這個例子說不出個青紅皂白,說毛殺人要殺個死這個結論將被懷疑。

我想了幾條﹕鄧小平原是毛路線上的人,被稱為毛派頭子,毛讓他複出時還說﹕“他(指鄧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一直以來,參與毛的許多重大罪惡行徑,是共犯,特別是他直接指揮反右,殺氣騰騰,喝知識份子的血以自肥,用知識份子的血染紅頭頂。毛曾想讓他當接班人,只因他和劉少奇走得太近,毛才另選林彪,1967716日,毛曾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 毛毛《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6) 即便在這個時候,毛仍未放棄把林、鄧往一塊捏;鄧小平說﹕ “ ‘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同上,第37)毛雖把他打成二號走資派,但對劉少奇起殺機時對他並無殺機,所以在八屆12中全會上把劉永遠開除出黨,而沒有開除他。當他曾表態﹕一萬年不翻案,毛說他人才難得,讓他第二次複出的時候,他雖曾昧著良心奉迎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批周,給周以致命傷;但他更多的是逆著毛的意志而搞的那許多方面(甚至全面)整頓,直到最後使毛認為,這個老帥的頭兒”(鄧小平)在他死後要翻天。這是毛最嫉恨的,因而,毛就對鄧有了殺機。問題也就出在這裏﹕到底是為了什麼毛對鄧竟沒有一杆子到底、殺人殺個死,反而會刀下留人呢? 這時候再用上面那些理由就解釋不通了。因為,如果他要念上面那些,劉少奇、林彪、彭德懷……都應該刀下留人;甚至右派也不應該反。陳毅就說過,反右是卸磨殺驢,對不住人。這到底該怎麼解釋?難道毛的本性不是無殺機則已,起殺機就要殺人殺個死嗎?

解答這個問題,正好就是揭示了《矛盾論》的精髓在於他對矛盾特殊性的論述。時間、地點、條件的特殊性,便造成了這種結局。是林彪事件已基本上為文化大革命敲響了喪鐘,毛的身心已大喪元氣,多賴周恩來助紂為虐,才使毛作垂死掙扎的灰頭土臉才有所改觀。凍僵的毒蛇一旦得到復蘇,毛這時候就又想要批周,批宰相、批大儒、批投降派、批林批孔批周公,這些都非空穴來風。只是因為,批周民不依批周必大亂,才沒敢明批。但在上層內部的批周卻從未休止過。周恩來在死前在醫院同有關人員憤然提到﹕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52)。毛是多麼想在全民中搞一場批周運動啊!但這事對他已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為也。同理可證,對鄧小平的未置於死地,也是此時、此地、此條件下的產物﹕不能也,非不為也。無可奈何的是,天到這般時候,毛實在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以此謂毛的生理生命可,謂政治生命尤可。毛陰謀一世,落了個贊成的少,反對的多;一輩子以運動群眾為能事,而成就霸業;到現在,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全國廣土眾民山崩海嘯、風起雲湧,兵鋒直達黃龍府。四五運動剛過,毛第二天給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說﹕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臺,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臺。據張玉鳳回憶錄,主席常把毛遠新、我叫到身邊,說﹕“小毛(遠新)、小張(玉鳳),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對此,毛遠新也有記錄資料。

毛真的變成了他自己說別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憐蟲。他面對著自己過去的過五關,斬六將,譬如,對著解放軍的入城式,群眾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本該趾高氣揚,卻是淚流滿面長歎息!周恩來的秘書說﹕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已。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已。毛澤東請常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第128)《矛盾論》上說,矛盾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發展.。玩弄群眾、運動群眾的毛,發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嘗到了群眾運動的滋味.。陰謀詭計、作惡多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政治性命。這就是必然的規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情不見了;我們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驕橫不見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狂熱不見了; 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殺氣騰騰不見了;“其樂無窮”變成了“不亦樂乎”;俱往矣!成了他最後的一聲歎息;一切都等待著歷史法庭的嚴峻審判。

讓我們還是回到鄧小平,大膽地假設,毛又多活了二年,把局面又挽救了過來,那樣,你想,鄧小平會凶多吉少、死多活少,還是會相反呢?

2、知毛者,莫若鄧小平

何以這樣說呢?因為鄧有雙重的大經歷﹕大起大落,能上能下,使他體認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更使他體認到﹕翻案大得人心;而他由毛派被貶為走資派,又使他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克服了常人認識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機會入乎其內,則會產生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的局限;如果不出乎其外呢,則又會造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情由。是在這樣一個堅實的基礎上,鄧複出後,才敢開鋼鐵公司,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整頓,在國人面前故意與四人幫(實即與毛)互別苗頭,甚至我在火車站工作的一位學生告訴我﹕車輪旋轉的速度,都可以反映出鄧小平的出;列車前進時喊著﹕老鄧!老鄧!’ ”這時,鄧小平認定,非如此破釜沉舟不足以在毛後之中國,讓天下人對他歸心。這時他對毛的生命及政治瞭若指掌,因而對毛撮了總,估了堆,才作出的實用主義大手筆。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鄧認為時間,機會對他來說,都太珍貴了,說他  “早已將個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這話是對的,但女兒不一定理解父親的深遠用意;別人當然就更不明究竟了,比如《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先生就指責道﹕不過以筆者之見,時間,機會固然難得,稍縱即逝,但欲速則不達,導致後來政治上的大翻車,豈不更可惜?而且對於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來說,僅僅不怕被打倒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個人的進退攸關整個大局,否則只是一種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實上,正是因為鄧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頓時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強躁進,急於抓出成效來,結果被黨內文革派抓住不少辮子密報給毛澤東,從政治上殺回馬槍過來,最終導致大局逆轉。”(581)

鄧小平不成熟?這種評論真是隔著門縫看扁了鄧小平! 鄧小平對於這一層,恐怕會不止一思、再思、三思吧!舉世公認的成熟的政治家周恩來卻是說鄧比他幹得好啊!不過,二人是各有各的矛盾論。周恩來他總是以之矛,攻之盾;而鄧卻不時以之矛,攻之盾。讓我舉例說明﹕鄧在反高崗、饒漱石中是嶄露頭角、立了頭功的。高饒是受毛命、反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反高饒是違背毛的原意的。鄧為什麼要反呢?又為什麼能取勝呢?因為,高饒如果得逞,對於鄧的仕途將是一個莫大的阻力;維護劉、周于他仕途有利。而他所以能取勝,是高饒刮陰風、燒陰火”(毛澤東語),陰謀篡權的把柄落到他手裏,從“度德”上說,對方(甚至把毛包括進去)上不得桌面;從“量力”上說,劉周陳鄧在當時中央的力量對比中已佔優勢。同時,他深知毛是陰謀家,卻最嫉恨他身邊有像他一樣謀權的野心家。這樣一來,毛讓高饒徹底完蛋;劉周受到高饒攻擊的錯誤因中毛意,所以毛還要他們檢討;所以毛劉周高饒皆有所失,唯獨鄧小平全盤皆贏,可說他是有勇有謀的成熟的政治家。我的另一個意思是說,他吃透了毛,並高於毛.比如說,大躍進他是跟毛的;批判大躍進時他則是跟劉少奇的,二人同聲相應地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難道他不是明明知道這是非常觸怒毛的嗎?這一點是政治平庸如我輩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可以作此“推斷”,大概是鄧看透毛錯誤的嚴重性及品質非常惡劣,已失去党心、民心,政治上走下坡路,劉的威望正在升高,在全國、全黨已營造成功的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政治心理氣氛中,劉鄧合手,毛已基本上被架空,成為一具偶像。網上披露鄧穎超日記,證實了這個“推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毛不按牌理出牌。任誰也想不到毛寧肯發動一場反黨武化大革命政變,拼上老命,拼上亡黨、亡國、千百萬人頭落地,也要把旁落的統治權重抓在雙手瀝血的魔掌之中。鄧根據黨史形成的規則和程式,就只能估計到,毛最好的歸宿是他們為他安排的中共名譽主席。這便是我們能設想到的 當時鄧的所思、所為、所據。事實證明,周恩來是既不會這樣想,更不會這樣做的。

周打的是另一路拳。他是怎樣在毛連續攻擊之下敗中求存呢?他採用的致勝之道是什麼呢?就是敗狗戰略。在他的十八般武藝中,最拿手的一件是檢討。他是領袖人物中檢討最多的一個。毛在他奄奄一息時還要他通過檢討來降低他的威信。但他總能以心誠則靈的檢討回敬毛,結果是毛周雙。周的民望如日中天,毛則成強弩之末;《文匯報》僅僅透露一絲批周的風聲,全國的讀者便是聲聲討伐﹕這可算一明證。上面我們就是用毛不敢明批周這一道理說明﹕毛為什麼沒敢置鄧於死地?接著我們還要用毛採取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最終置周恩來於死地這一事實,來說明毛是堅持要殺人殺個死的。《晚年周恩來》一書,提供的就是字字有據、字字滴血的鐵證。為了讓人們認清毛的本真,請耐心讀下面的大段摘錄﹕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世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1972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堅定,確診周恩來羅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高文謙注),並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

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阻嚇。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能過一段時候再看。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緘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惟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377-379)

 說明毛澤東對周不敢公開批、就內部批,明殺不成、就暗殺,向人借刀不成、就向癌細胞借刀。總之是“借刀殺人”,殺人要殺個死;難道這還需再著一字嗎?作為徹底的唯物論者,毛澤東通過消滅矛盾的載體,來徹底消滅矛盾。

 

(五) 卸磨殺驢

 

陳毅對反右派運動很有意見,說這是卸磨殺驢,對不住朋友。這些朋友曾為共產黨奪取政權衝鋒陷陣,貢獻了人力、物力、財力、軍力、道義力量,確實為共產黨拉了套。其實,仔細想來,毛殺害的劉、林、周、陶、彭、賀……一大批共產黨人及黨外統戰人士,誰沒有拉過套呢?這些內容前面已經說過,這裏就暫不多說了。值得提請引起深思的是兩點﹕一是想一想像周恩來這樣的忠實奴才都逃不脫毛的屠刀,你還要設想毛會對右派情有獨鍾嗎?可就有人冒充糊塗,今天還在網上說什麼毛的確開始並沒打算反右,只是真的冒出許多右派言論如平反委員會等;這和說毛搞文革是為了摧毀黨內官僚體制,開始並無意害劉一樣,都是認識到毛之黑、之毒、之流氓本性!因而起到了給僵屍塗脂抹粉的作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