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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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堂眼

介石

 

行易

 

 

編者按本文作者的眼力之準,猶如林語堂先生……。

 

一 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最後關頭”講話,中國抗日衛國戰爭全面爆發。在這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有良心的中國人不能不再一次深思國家和個人的前途和命運,林語堂當然沒有例外。一九三九年再版的林著《中國人》修訂本,加進了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這正是林語堂對中華民國、對蔣介石先生、對時局思考的濃縮,反映了一位中華赤子發自內心的良知的聲音,即使在今天也發人深省、頗值一閱。

 

當年中華民國的巨大成就

 

林語堂對戰前的民國有一個概括,“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壓力、反壓力、爆發”節),“戰爭爆發前的十一年間,他(蔣)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爲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見上書第十章“蔣介石其人其謀” 節)。

 中華民國在建立之初,即面臨一些極爲困難的問題:“舊的價值觀念剛剛消失,新的價值觀念還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統治崩潰之時,龐大的民國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壓迫,被軍閥割據和統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見上書第十章“舊文化能拯救我們嗎?”節)從民國初年開始,政府就不得不面對連連戰亂,軍閥和赤禍並起,使得當時的人心和現實呈現雙重亂相。

 對於民國面臨的困難,林語堂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對民國持現實主義的態度,但又不乏信心,因爲“只有空想家才會指望一次成功”(見上書第十章“一個民族的誕生 ”節)。這與那些對民國吹毛求疵者是截然不同的,苛責民國的人往往受到自己私欲的引導,更有甚者,某些勢力還千方百計地尋找和製造藉口,無孔不入地以暴力和謊言造成社會動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求搖撼國民政府的基礎。

 

但是,即使在這樣一種險惡情形下,中華民國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已非往昔可比:“學校和學院的紛紛設立,書報發行量的穩步增長,公路和鐵路的飛速發展,婦女解放和婦女參與政治,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遍流行,‘厘金’稅的裁撤,財政金融的鞏固和加強,腐化墮落逐步得到剷除。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滿希望,不遺餘力,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園的願望。北京政權與南京政府相比,在國家財政管理上的差別是再大不過的了。北京政權經常拖欠其官員、教師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衆建築、廣播電臺、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公路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十萬美元······有一段時間,我能夠在南京內閣成員裏數出三位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一個地理學教授,一個經濟學教授,兩人都曾留學德國;另一位專攻教育學的校長和教授,早年留學美國。”(見上書第十章“舊文化能拯救我們嗎?”節)林語堂認爲,“這種進步無疑要歸功於存在了十年之 久的穩定政府”(同上)。

 

生活在當年的中華民國,也不用擔心傳統的丟失。“我太自信於中國的種族性格和民族遺産,所以並不擔心它們將來會失去”(同上),當然,這也因爲中國的傳統有著旺盛生命力,“中國的歷史已經表明中國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尋常的生命力,任憑各個不同時代政治上的衝擊,它都沒有失去其自身的連續性”(同上)。那時中華 民國的百姓是“勤勉辛勞”的,且又不失“容忍”、“老實”、“和氣”的性情。這些百姓還富有“溫良、忍耐、謙遜”的品德。(品德描述見《中國人》一九三五 年版之“收場語”)民國實際上艱難地維護了傳統的美善,較之今日喪失殆盡的情形,令人感歎不已。

 林語堂認爲,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之“壓力、反壓力、爆發”節),這是頗具歷史眼光和現實洞察力的見解。實際上,林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認同中華民國,以之爲正。這也是他思考中華傳統遺産得出的結論,其中富含著傳統睿智和時代精神。

 

蔣介石和衛國戰爭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時,“蔣和國民黨政府已爲一個現代國家奠定了基礎”(《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之“壓力、反壓力、爆發”節)。其實,這也是抗戰的基礎。

 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不過,林語堂認爲,“事實上,從日本的角度講,戰爭應該再提前兩年開始,從中國角度講,應該再晚兩年”(同上)。因此,蔣介石此前的忍耐和鎮靜態度是很有必要的,忍耐和克制是爲中國爭取備戰時間,爲贏得這場戰鬥作準備。而且,“作爲一個軍事家,他在心靈深處並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勢的軍隊去同佔優勢的日軍相撞”(同上)。但這在當時卻引起許多人的誤解,尤爲中共所忌諱。中共趁機推波助瀾,在各地發動學生運動以期破壞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

 蔣介石必須忍辱負重,不可對公衆大肆張揚自己的抗日決心,否則的話,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應戰,勝算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蔣做到了這一點,在林語堂看來,當時也只有蔣能做到這一點。林又看到蔣介石極強的原則性,在一片懷疑的喧囂聲中肯定蔣決不會放棄抗戰,因而必然會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 一”(《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醞釀中的風暴”節)。忍耐和拖延是必要的,“他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事實上,等待對中國有利”。(見上書第十章之“蔣介石其人其謀”節)林語堂對抗戰的見解很精到,在民族的關鍵時刻且寄望於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這些都基於林多年來對中華民國的切身認知。

 但是,一九三七年蔣介石廬山講話之前,浮躁的學生和某些民衆不能理解蔣的忍耐,中共則在期間興風作浪,一心期待戰爭早點打響,以圖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國民政府。在牯嶺俯身寫作的林語堂,卻對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有了若干切身感受:“牯嶺附近的廬山,那個時候,有一個夏季軍事訓練團,從全國各地召來的軍官在這裏接受總司令親自指導的政治訓練整個夏天,總司令每天都接連幾個小時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大講特講抵抗的必要性,裝備條件的懸殊,以及民族自己的準備。 所有的官員都心悅誠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軍隊裏。”(見上書第十章“醞釀中的風暴”節)

 廬山講話之後,蔣介石領導全國軍民挺身而出,中國將進行一場持久的、浴血的反侵略惡戰。林語堂寫道:“他是一個偉人,天堂裏沒有抽象的原則要他去機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說成是看錯了時機。”(見上書第十章之“壓力、反壓力、爆發”節)領導抗戰的蔣介石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領導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就個人而言,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幹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講演幾個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見上書第十章“蔣介石其人其謀” 節)林一直注意觀察蔣介石,他看到,中日戰爭爆發之際,“在南京,有一個遠東高明的棋手坐鎮,他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棋手之一”(見上書第十章“醞釀中 的風暴”節),因此,“日本很快就發現它的唯一目標是‘摧毀蔣介石’”(同上)。這是一位真心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不愧爲中華民族的抗戰領袖,林語堂在書中寫道:“我認爲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當時形勢的。”(《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之“蔣介石其人其謀”節)林語堂能夠讀懂蔣介石,理解蔣的內心世界。蔣介石喜讀《孟子》,林也自小如此;蔣勤讀《聖經》,林則出生牧師的家庭。這兩點大概可看作是林與蔣心靈相通的橋梁。

 國難當頭,林對當時中國的新民族主義潮流感觸頗深,認爲中國的勝利將是“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的結果(見上書第十章之“新民族主義”節)。這個新民族主義反映著現代化、進步、民族精神和民族傳統,其中,民族傳統與現代化並不矛盾。但是,新民族主義卻不是戰爭的産物,“這個新民族主義在戰爭面前正當上升趨 勢,並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場惡夢,因而日本不得不在這個民族主義完全形成之前就搶先進攻,要不然它的大東亞帝國的美夢就會成爲一枕黃粱”(同上)。可以把新民族主義看成是林語堂在當時形勢下,對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的詮釋和解讀。

 

中共和撲朔迷離的時局

 

抗日的國策是持久戰,應當避免日軍孜孜以求的決戰,在長期的消耗戰中殲滅日軍。因此,當武漢保衛戰進行到一定程度,國軍就應該撤離漢口,避免被優勢裝備的日軍消滅,以便在後來的戰鬥中借著地形優勢消滅日軍。蔣介石作出了這個決策。林對此行動深爲理解、充分同情,當然也贊同蔣的戰略觀點:不能倉促地打,尤其不能匆忙地決戰。不過,林記載了一節不和諧音,“一個月之前,八路軍還在反對這項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漢口,否則他們將脫離統一戰線”(《中國人》學 林版第十章“蔣介石其人其謀”節),中共當然希望國軍死守武漢,以便借日軍之手殲滅之,居心之叵測躍然紙上。這段紀錄其實是林語堂對中共的尖銳批評。

 那時,林對中共還存有一些幻想。林語堂誤以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源之于朱、毛的“寬宏大量、不計前嫌”(見上書第十章“壓力、反壓力、爆發”節),殊不知,毛已作了殺蔣的打算,無奈共產國際(史達林)嚴令放蔣,毛也就只好見風轉舵。他以爲朱、毛“絕不是狂熱分子”,“共產黨領導人從不食言”,(見上書第 十章“中國未來的道路”節)可以與國民黨一起建設民國。這可說是林一時太不瞭解中共。到了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爆發,林就知道毛有多麽地狂熱、無信用和極端了。也正是在這一年,林語堂結束海外生活,回到臺灣定居。

 林願意看到“聯共抗日”的情形,以爲這樣能增強抗戰的力量。但是,如果歷史地看問題,在“聯共抗日”與“攘外必先安內”之間,蔣介石還是正確的。無法同享富貴的屈死鬼潘漢年,就是當年毛派往上海向汪僞政府表達善意的特使,中共如何抗日於此可見一斑。林以爲“朱、毛”放下了“中共的計劃”,其實中共從來就沒有放下過它的“計劃”。中共的計劃就是推翻國民政府,決不改變,也從未改變。

 這種幻想也延伸到對戰後時局的預測,林以爲戰後中國必然會建成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將會主導這個政府,而中共等左派將在中式民主制度下約束國民政府。這時,身處局外的林,還無法看出隱藏頗深中共本質,一廂情願之下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斷。這個預測當然落空了,中共一點也不想要民主,錯誤的預測源對中共善意的幻想。不過,長遠來說,關於民主的預言還是會實現的,因爲中華民國終必會以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屹立於世界之東方,這樣的實現方式大概會頗出林先生的預料之外。

其實,林語堂很快就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林在一九四零年發表了《中國的前途》(見《林語堂經典作品選》當代世界版)一文,其主要內容已見於《中國人》第十章 “中日戰爭之我見”,枝節的調整不多。不過,在這篇文章中,已經全然不見“中共”、“朱毛”、“左派”等字樣,看來林對中共本質已有了更深的認識。林語堂的心靈與中共實在沒有什麽相通之處。林早年對中共的好感,多來自捕風捉影的傳聞和某種刻意的宣傳,並不奇怪。林語堂曾參加魯迅等人的語絲社,交往所及,自然也擺脫不了中共統戰工作的陰影。當然,林力持平和、平穩的心態,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浮躁情緒,不爲利祿所套牢,也就能夠得出許多客觀的認識。而且,在聽聞之外,林更注重“眼見爲實”。這些幻想和好感也是歷史的無奈,反映當年反叛潮流的勢力和影響。當然,既有一個基本信念堅立心中,頭腦裏有清晰的是非輪廓,那位臉上常有開懷笑容的林語堂,就不至於沈淪。


     

 

以後,中共控制了大陸,此時其勢力如日中天,許多人歡呼雀躍,一些旅居海外的人選擇回到大陸。但是,林卻一直沒有回過大陸,想必多年來他對中共的本質又有了更爲深刻的認識。在與自己的生命、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上,林應不會作出錯誤的決定,從這裏還能看出智慧和良知的深度。

 林語堂是一位有睿智而誠實的人,總能夠分清複雜的情況,不會混淆大是大非。林除了選擇中華民國,難道還會作出別的選擇?十多年以後,林語堂選擇回臺灣定居,他葉落歸根之處不在大陸老家。這是一個可說明心意的決定。至此已毋庸置疑,林所認同的祖國向來就是中華民國。林語堂於一九七六年逝世,安葬在臺灣陽明山。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