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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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聖哲孫中山

 

袁定華

 

 

編者按去年以來,因當代荊軻――楊佳壯士用自己的年輕生命所點染的革命星火,已經在人民心中燎原,因而炙燙、更炙痛了中共專制政權高度敏感的神經。於是,中共一方面在海內外製造和導演了一場至今尚未謝幕的“保共改良”大戲,一方面則緊鑼密鼓地利用他們長期潛伏在海外的紅色縱隊,陰謀而又公然地發動起了一場旨在“鞭尸孫中山”和要徹底“否定辛亥革命”的網上風潮,其勢之洶洶,大有非撲滅當代人民革命不可之態勢。然而,就在其時,中國大陸一大批志在研究、肯定孫中山民主革命的稿件,卻突破網路封鎖,投寄到海外的黃花崗雜誌。在這些來稿中,陝西學者袁定華先生的“千古聖哲孫中山”系列文章,應該說是其中的皎皎者。它所引證的大量資料,所發掘的孫文及其革命的歷史本象,所表明的中國大陸人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事業和民主革命遺志的信念,所表現出來的徹底反專制、勇敢求民主之精神,確為前此許多對孫文的研究文章所不及。本刊為“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決定在《百年辛亥》專欄中予以連載,以餉讀者。

 之二求學

 

 大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現名中山縣)翠亨村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吳相湘先生對孫先生的出生地,滿懷深情地描述道:翠亨村,清時屬廣東香山縣永寧鄉大字都,是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一個小村莊。群山環抱,瀕臨南海。西北距縣城石岐約二十八公里,南行三七公里即澳門,東南方隔水與香港遙遙相對。當地風景秀麗,離城不遠,交通便利,廣州香港澳門的富商都在翠亨村建築別墅。翠亨村民常常有和外來人接近的機會,使他們的意識和心智都靈敏多多。

孫家數代單傳,人丁不旺。孫中山的父親孫達成,還有兩個叔叔,一個叫孫學成,一個叫孫觀成。不幸兩個叔叔都先後去世,父親一人獨自支撐起孫家的門庭。當時的翠亨村,姓孫的只有六、七戶人家,男丁大多數都出洋謀生。達成公留在故鄉,由他管理孫氏家族的公帳。在三修翠亨村祖廟碑記中,記載孫達成當時捐款一元錢,是家族中捐款最少的,由此可見達成公家中生活的窘迫。

孫中山有兩個兄長、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孫先生誕生時,他的長兄在村裏為他人做工,全家都在貧苦中度日。翠亨村的祖廟即極北殿,供奉北帝。由於他們家先世幾代單傳,次兄及大姐又都早殤,所以孫中山一來到世上,父親便給他取了個乳名叫帝象,意在祈求村廟的北帝保佑這新生嬰兒茁壯成長,福壽雙全。

孫中山乳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後依諧音,改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稱其為中山先生,其後此稱謂便逐漸演化為孫中山,成為後人無限景仰的偉人名號

幼年時代的孫中山,天真活潑,非常喜愛聽長輩講故事,又喜歡同鄰居家的兒童們一起玩耍。玩耍時,無論是放風箏,還是踢毽子,他總是要大家一起玩公平。

一八七一年,孫先生六歲,便同二姐妙茜一起上山檢柴、打草,幫助父母。年齡漸長後,就隨同父親下田插秧,或到山上放牛,盡自己的力量與父親一起做農活。有時候也同外祖父一起駕舟出海,感受大海蒼穹遼闊無垠天水一色的自然風光。

翠亨村祖廟,在馮氏宗祠設立有一所村塾。孫先生七歲時,父親原想送他入私塾讀書,但因家境貧困無力敬送束脩而未能如願,只得在楊寶常先生的書房附讀。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入私塾。同學中有一位比孫先生小兩歲的陸皓東(1868——1895),兩人極其友愛,常在一起談論未來。後來陸皓東積極參加孫先生倡導的革命活動。

孫中山在私塾學習了四五年時間,讀過《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以及《四書五經》等。當時的私塾老師,都是只教學生識字、誦讀,並不講解單字及詞句的意義。能熟讀、會背誦就是好學生。滾瓜爛熟,朗朗成誦,卻完全不知道讀的、背的是些什麼意思,枯燥無味!孫先生曾請求老師講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意義,竟引起了塾師的生氣。

孫中山的大哥德彰先生,忠厚淳樸,勤勞善良。既是一位極力承擔家務的創業型大哥,更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智慧型長兄。大哥大名叫孫眉,德彰是大哥的字。

孫中山家境貧困,父親終年辛勞做工,仍不足以養家糊口,即讓大哥到鄰村程名桂家做長工。

為了開創新的生活,一八七一年,孫眉大哥又去海外謀生,跟隨舅父楊文納及程名桂到了檀香山,同行的還有同邑青年鄭強等。孫眉到達檀香山以後,最初和鄭強一起同在一家華僑的菜園做工。每月工資十五元,除食用外,他每月彙寄十元回家。在此工作了十一個月,又轉到夏威夷人設立的牧場做工。這樣工作幾年後,孫眉才到茂宜島去墾荒耕地。通過腳踏實地的勤奮勞做, 慢慢地蓄積了一些資金,先後設立了自己的德隆昌米鋪、雜貨店及牧場。埋頭苦幹,堅持不懈,勤勤懇懇,十年奮鬥,孫眉創辦的畜牧場規模日益擴大,土地增加到 了六千畝,飼養著大批的牛馬豬羊及家禽,並且釀酒伐木,事業一派興旺。除僱用當地的土著人外,翠亨村楊、陸等姓男丁也先後前去工作。孫家的經濟情況,因此開始逐漸好轉。

一八七七年六月九日,德彰大哥從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結婚,在家居住了三個多月。孫先生從長兄言談中得知海外種種樂趣及許許多多的新鮮事物,內心非常嚮往。幾次請求父母允許他到大哥那裏去。父母疼愛幼子,總不同意。一八七八年,德彰先生派同事鄭強回鄉迎接母親並率領召募的工人赴檀島。孫先生因又乘機再三請求父母,這次幸獲應允。一八七八年五月二日(清光緒四年四月初一),孫先生滿懷興奮喜悅的心情陪侍母親隨同鄭強一行,自澳門啟行,奔赴檀香山。

在小鄉村度過十二年歲月,耳目所接,範圍非常有限的狹小。現在搭乘二千噸英國輪船,乘風破浪,向南方航行。浩瀚海洋,一望無涯。波濤起伏,氣象萬千。想起翠亨村海邊小木船,還需要人使用木槳劃行;如今這龐然巨輪卻可用巧妙機器行進自如!尤其貫通這巨輪兩舷的一根大鋼樑,更使孫先生大惑不解:這樣笨重的 鋼樑,是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裝配好的呢?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1

經過二十幾天的航行,孫先生一行安全到達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華人稱此地為檀香山,這裏四季草木蒼翠,空氣清新。見慈母與胞弟一同到來,德彰大哥非常高興,於是安排店員陪同他們先觀光華僑們所稱呼的正埠

要在檀香山幫助大哥料理一些業務,必須要懂英語,因為在日常的業務往來中,時常要與英、美、日本以及夏威夷人周旋應對。為了使弟弟儘快的適應環境與工作,大哥立即決定送胞弟入校學習。為了加速學習,同時熟悉與外國人相處的種種習俗,德彰先生選擇了由英國聖公會所辦的意奧蘭尼男子學校。這所學校不但有寄宿宿舍,而且專收夏威夷人和東亞人。孫先生入學時,已有三名中國學生——鍾宇、唐雄、李弼——在校,都是寄宿。後來又有六名中國學童來學,其中七人寄宿,三人走讀。

Text Box:  意奧蘭尼學校,學制是八年,學費每年約需一百五十美元,在當時是相當昂貴的。由此可見長兄悉心培養幼弟的一片深情!

先生入學之初,完全不懂英語。教師們就先叫他坐在教室裏安靜地聽和看,用了十天的時間,孫先生於默察中發覺了中英文字的不同:中國文字的特點是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集於一體,天下義理歸於文字,因此每一單字、詞句都必須記熟且明白含義,方能運用;英文則不然,它是一種拼音語言,只要熟悉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的發音和拼音法,就可觸類旁通。兩相比較,英文比中文較為容易學習。孫先生基於這一認識,遂一心撲在英文的學習上。

意奧蘭尼學校,治學嚴肅,管理嚴格,行英國式教育,教授英國史,而不講述美國史,計數單位都用英制。

孫中山,一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的十三歲的中國鄉童,在大哥的關懷下,在意奧蘭尼,經過三年時間的勤奮學習,不僅熟練掌握了英語的說、寫技能,榮獲夏威夷國王親手頒贈的英文文法第二名獎,並懂得了西方的禮節和規範。同時對基督教的教義也有了較為深刻的感悟。孫先生在檀香山五年,通過不懈的努力,已開始認識並掌握了學習西方文化的工具和方法。這是他生平轉變的重大關鍵。

先生畢業以後,仍然回到了茂宜島,協助大哥料理業務。德彰大哥為了使小弟有恆產,有恒心,向商業方面逐步發展,決定將一部分產業轉到孫先生名下。但是,經過三年的西方新式教育,孫先生耳聞目睹,心智大開,不願再在茂宜島小店做事,懇請大哥允許他繼續升學。德彰先生見胞弟志向遠大,便立即同意小弟的這一正當要求。

 

一八八三年春,孫先生升入正埠相當於高級中學的阿湖學院讀書。這是一所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師創辦的學校,該校採用美國學制,其英語與歷史的教學尤為著名,可以說這所學校是預備到美國本土大學求學的進修班。孫先生曾說當時也確有這個志願:此為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前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但是,事情未能如願以償。孫先生在阿湖學院僅僅學習了三個月,一八八三年六月,就被大哥強迫返回翠亨村。他自述原因說:後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雙)親督責,著令回華,是十八歲時也

在德彰大哥的安排下,孫先生雖說回到了雙親的身邊,受到了父母的呵護與關愛,但是開闊視野,放眼世界的求知欲望,在內心深處卻與日俱增。同年(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孫先生即去了香港。到達香港後,即進入拔萃書院,該書院是由英國教會設立的。在校只學習了一個月,不知何故而輟學。但是,卻與兒時好友陸皓東一起辦了一件人生大事:即是年(一八八三年)冬,兩人同時在美國綱紀慎會喜嘉禮牧師主持下領洗,正式成為基督教徒,教友登記薄上署名孫日新。

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五日,孫先生轉學香港中央書院。

香港中央書院是香港政府採納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博士的建議而創辦的,書院從倫敦聘請專門人才,來香港主持教務,書院設備完善,教學認真。每天八個學時,上午四個小時教授中文,下午四個小時教授英文,以便使學生兼通兩種語文,企盼實現溝通中西文化的宗旨。孫先生除在校按時學習外,每週假日還前往附近道濟會堂聽王煜初牧師講道,力求加深對基督教義的理解。

香港中央書院的學生,並不全是中國人。其他各國少年,如英國、美國、日本、菲律賓籍的學生也不少。入學年齡也沒有嚴格的規定,二十幾歲的人在低年級,十幾歲的在高年級,大家並不以為怪。由於沒有國界、宗教、年齡的分別,大家同處一堂學習,充分顯示有教無類天下一家的理念,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對孫先生人格理想的形成,產生相當的影響。中國現代的很多名人都是出自這所書院:孫先生之前的有胡禮垣、何啟等;同時或稍後的有陳錦濤、王寵惠等。

每一個人在青少年求學時代,對於人生的未來和前途,都是朦朧的,不同時段的所謂志向或志願,大多受主客觀環境變化以及師長指教的影響,因而又多是不確定的。

先生在檀香山意奧蘭尼求學時,課餘時常常師從杜南先生學習國學,所以在檀香山數年,國學基礎不但沒有退步,而且大有長進。一天,他發現在杜先生的書架上陳列著醫學書籍,感到很奇怪。國學大師還須研讀醫書嗎?杜先生告訴他: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不少人業餘時間多涉獵醫道,日久自然成醫,世稱儒醫。當年范仲淹曾有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名言。師生二人討論往事,探討未來,這可能是醫學這個概念第一次進入孫先生的腦海。

先生在香港中央書院學習了兩年半的時間,一八八六年,離開書院回到廣州。不知什麼原因沒有正式領得畢業證書,但是,求學問的工具和方法卻得到了大大地增強。

一八三四年,美國傳教士伯駕醫生到中國,翌年,在廣州創立博濟醫院。博濟醫院是中國和遠東各國西醫西藥的元祖,它的規章中明文規定:醫藥是推行基督教佈道事業的良好輔助。一八六六年(孫先生誕生那一年),博濟醫院創設醫校,招收中國學生,培養他們做西方醫藥的工作。

一八八三年,孫先生在香港領洗皈依基督,喜嘉禮牧師深知孫先生無法在香港肄習神學,於是就介紹他回廣州入博濟醫院,使他將來可以藉行醫以傳道。

中國禮教,男女授受不親。博濟醫校招收女生,在中國開創男女同校的先河,可是產科學習卻不讓男生參加。孫先生極不以為然,當面向嘉約翰牧師提出申辯:學生畢業後行醫救人,遇有產科病症也要診治。為了使學生獲得醫學技術,將來對病人負責,應當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嘉約翰牧師非常開明,認為這是合理的要求,便採納孫先生的建議。自此以後,男學生便能參加產科的臨床實習。孫先生時常提出疑問,又常對同學們說:“學問、學問,不學不問,怎樣能知”!由於他勤奮用功,言談中顯出知識豐富,同學們很佩服,便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通天曉”。

為了深造,一八八七年十月,孫先生自廣州轉學香港新設立的西醫書院。

香港西醫書院,是雅麗士紀念醫院開設以後所創辦的。創辦人之一是何啟博士。何啟長孫先生七歲,祖籍廣東南海縣,出生於香港。何啟的父親中西學術都有相當功底,何啟自幼深受父親的影響。一八七零年,入香港中央書院,(比孫先生進入該校早十四年)後赴英國留學,先後獲醫學學士及外科碩士兩項學位,同時成為英格蘭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會員。一八八一年又獲林肯四法學院高級平衡法學人榮銜。孫先生進入香港西醫書院時,何啟擔任書院名譽秘書,並擔任法醫學及生理學教授。後由師生之宜而成為孫先生的摯友,對孫先生的人生影響頗大。

香港西醫書院的組織,以掌院主持全院事物,下設教務長。教務長一職,先由孟生博士擔任。一八八九年由康得黎博士繼任,擔負全院工作的實際推動責任。西醫書院的各科教師,當時可謂是中英人才薈萃一堂。

先生自入西醫書院,勤奮學業,努力研讀,各門學科,成績優異。大哥按時彙寄學膳費用,生活安定,更使他集中精力專心向學。孫先生在校學習五年,第二、第三、第四學年,學習成績均列第一,五個學年中,十科成績獲得榮譽,畢業名次榮列第一。

康得黎博士是倫敦著名外科醫生,受邀主持香港西醫書院教務工作,一到崗位,即將滿腔熱情傾注在心愛的醫學教育事業上。他在自述中曾說,在這二十四名學生中,孫對我最具吸引力,因為他的品質文雅、勤奮求學;不論在學校或私人生活都表現如紳士般的儀態,他實在是其他同學的模範。康得黎博士深幸獲得如此優異的學生,特于畢業典禮後設宴為孫先生慶祝,邀請五十人作陪。這是非常難得的榮譽。日後隨著歲月的推移,康得黎博士與孫先生逐漸形成了偉大的師生情誼,在中國現代史的開創上,發揮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孫中山先生在西醫書院學習期間,常與尢列、 楊鶴齡、陳少白談論國是,有時西醫書院同學關景良也參加。大家一致認為要想改革國家政治,必須要先知歷史,熟悉歷史。研究歷史的方法,就是要系統研讀中國經史。而漢文的經史諸書,經歷朝歷代各家各派注疏,繁瑣晦澀,不易領悟。孫先生在書院圖書館發現收藏有一套英譯《四書五經》。這是由王韜和理雅各先生,先後在香港、倫敦合作翻譯出版的。何啟和胡禮垣二人都主張復古,但又都認為十三經經漢儒宋學注疏之後,不僅未能表達願意,甚至多有謬誤,提倡學習經史應當直接古人研讀原著。王韜富有革命思想,不為前人注疏所羈絆,所以他在英譯中,注釋大都顯明切實,沒有前人玄之又玄的疏釋。孫先生認為:這套譯本,釋義顯豁,語義明快,可以作為漢文教本。於是反復精讀,從而心領神會中國儒學的哲理。孫先生曾回憶說:我亦嘗效村學生,隨口念過《四書五經》,數年以後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歷史讀之,居然通矣。孫先生在閱讀中國經史以外,法國大革命史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諸書更曽精心細讀,對中西文化的異同,多有領悟與啟發。

香港西醫書院五年,是孫先生生平最關重要的時期。目睹何啟以醫學教師關心國是、嚴正評論的精神,自然大受感動與啟發。尤其認識了「觀察和實驗」是近代西洋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從此應用於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歸納演繹,因時因地,隨機應變,存乎一心。可說是獲得一開啟學術之門的鑰匙。後來撰述《孫文學說》——知難行易,他所取證的科學論據,大多以在西醫書院所研究的心得做出發點,再加歷年博覽群書擷取新例新義而成。2

一八八八年八月十日,香港西醫書院舉行第一次考試時,考試時間連續四日以上,香港《德臣西報》特發表評述,指陳這次考試的重要性:

我們相信這些學生,必能與英國各大學及內外科專門學校所考的試題完全相等,因為在考試官處不但有英國的考試來指導他們,還有德國醫學重要制度,也正幫助他們。

中國學生的程度,足與英國的優異者相等;同時,優異的中國學生,也必能有把握的和英國優異學生爭衡。

我們曾聽到很多關於在中國北方的醫學教育(按此應指李鴻章在天津設立的西醫學院)。但我們不解,倘沒有一批專門的教授來作專門課程的支柱,是無法把教育制度建立的。這種情形在遠東,只有香港可以辦到。雖然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榮譽給予那些曾在中國教育方面貢獻甚大的醫生們,但每個人縱使時間許可,也不能教授任何課程都能擅長。遠東醫學教育的遠景,除非有一所專門大學來開始負責外,必須賴藉香港的醫學專家。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一個偉大的將來,同時更自覺該書院工作的負責能力,將會獲得充分的酬償,只要再過幾年以後,造就一批經過適當訓練的醫生,即可使目前中華帝國的混亂和黑暗,進為醫術的和現代科學的時代。3

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香港西醫書院的學生們,沒有辜負《德臣西報》的熱切企望,孫中山先生不僅成為醫人的高手,而且成為了醫國的傑出領袖。他確實將中華帝國的混亂和黑暗加以改變,使她開始走上民有、民治、民享的光明前途。

知難行易是《孫文學說》的核心,所以對的要義,孫先生研究的爐火純青。在《上李鴻章書》中曾沉痛地說道: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先生在這裏,既說明了的重要,又說明了不知的危害。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呢?的 源泉,一是學問,一是經驗。而讀書則是集聚知識、學問、經驗最好的途徑。孫先生一生嗜書如命,尤其嗜讀新書。他是舉世皆知的中國革命領袖,新書出版者,大多儘先寄贈孫先生請他指正。他又是幾個外國書店的經常顧客,一有新書出版,書店即會首先與孫先生聯繫郵寄。孫先生一生生活極其簡樸,但購書費用卻極大。後來,當“經史方家”章太炎因學問大而看不起他時,孫先生亦曾笑言﹕“我也讀書破萬卷

黃季陸先生19241曾任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後任孫中山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副委員長)就常常聆聽孫先生教誨,對先生自然而然讀書成癖的習慣感受極深。他在為《孫逸仙先生傳》所作序言中說:凡是知道孫先生的人,都曉得讀書幾乎是他空閒時間一種嗜好,孫先生一生最為同志稱道的有兩件事:一是每遭革命失敗的時候,別人或是沮喪歎氣,或是乞靈於詩詞小說,以作消遣暫時安頓心靈;而孫先生往往在這時,取專門巨著而細讀之,從容一如平時,一點無沮喪悲觀的形象。胡漢民先生每每談及此事,認為是他生平所見的第一人。二是孫先生每遇挫敗或拂意的事而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處之泰然。胡漢民先生認為孫先生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由於他認革命為當不斷進化,在危疑震撼當中,他能縱其全體以為衡量,故對於革命認為只有成功而無所謂失敗。他對革命的此種樂觀態度是由於他對革命之深切認識而來,而此一深切認識則是由於學問與讀書而;因為讀書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種修養與造詣,而為他人所不及的。

戴季陶先生常說,孫先生博覽群書而有其特別獨到的觀點:我們讀書是彎著腰去接近書,中山先生則是挺著胸膛在讀書 ,合於他的需要的便吸收之,不合於他需要的便等閒視之。我們是役於書,而他則是役使著書。

夫文字為思想傳授之仲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記四五千年之事翔實而無間者,亦為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4)這就是孫先生教導我們的讀書方法。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邵元沖問孫先生: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為專致?孫答:餘無所謂專也。邵問: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為何種學問耶?孫答:餘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餘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之《革命學》也。5

讀書,讀古今中外之書,尤其是讀時代新書,是中山先生一生生活內容重要組成部分。古今中外聖賢智者的思想精華,俱在典籍之中,孫先生鍥而不捨,以讀書為樂, 終生不厭。因此,孫中山先生,思想睿智,仁愛滿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社會學家,更是一位偉大的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智慧超凡的學者。

 

注:

1)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 第二章。

2)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第三章。

3)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第三章。

4)《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孫文學說——行易知難(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5)《孫中山全集》第五卷與邵元沖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之三覺悟

 

孫中山出生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正值滿清王朝走向衰敗的末途,政治一片黑暗,官場腐敗橫流,列強紛紛入侵,華夏大好山河面臨瓜分豆剖之勢,仁人志士無不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任責深思的年代。

孫中山天資聰慧,心靈睿智,敏於事而慎於思。在他求學時期,身邊事,周圍事,無不時時引起他的思考。一九一二年孫先生曾憶述:

“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

若夫最大權利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1

孫先生青少年時代,先後在家鄉、檀香山、香港三地求學。生在家鄉,長在故里,故鄉的一切深刻胸中。檀島、香港先後生活、學習十年,兩地的風土人情,教育方法,人文民俗,社會環境,市政面貌,經濟政治,方方面面之差別,自然而然給孫先生以深刻的影響。與家鄉相比感受更深。先生家居香山縣翠亨村:

“香山縣是廣東省郡外戶,位於廣州三角洲的南部;正當西江、北江及東江出海處,是廣東省境水道交通及海運最發達的地方。西北一隅接連內陸,北與番禺、順德二縣為界,西與新會縣為界,東南臨海控珠江口,東與東莞、寶安二縣遙遙相對,南面汪洋,其中島嶼羅列。縣治石鼓鎮居全縣之中,北距廣州佛山(直線距離)約七十公里,距容奇約四十公里;東南距香港約八十公里,西至江門約三十公里,南至澳門約五十公里。

“廣州濱海縣七,而香山獨出海中,勃欎靈淑之氣,與南澳奇甸爭雄,洵屬沃土奧區也。可見香山縣地理環境的優良。”(2

香山縣的翠亨村群山環抱,瀕臨南海,與澳門香港遙相對望,風景秀麗,一派靈敏之氣,算得上是山清水秀之地,但與檀島、香港相比,卻令青年時代的孫中山扼腕歎息。

孫先生在檀香山五年,學習了英文、開闊了心胸、增加了知識。假日課餘在市街散步,發現很多翠亨村沒有的新事物。一八八三年夏,奉父命回國時,搭乘小船還未到達故鄉,就有異樣的感觸:河山依舊,人事腐敗日甚。

一八八四年,孫先生到香港中央書院學習。三年後進入香港西醫書院。西醫書院的環境與氣氛,尤其是西醫書院創始人兼生理學教授何啟博士,對孫先生的薰陶及影響更為深刻。何啟不單單是位學者,更是位積極關心國是的社會活動家。當時清廷駐英法公使曾紀澤,曾在倫敦刊行的《亞細亞評論季刊》撰文,鼓吹中國“先睡後醒論”,大言中國已經覺醒。何啟與胡禮恒針對曾紀澤的無的之論,撰文予以反駁。並且以為中國最大病症在政治社會道德衰微與罪惡習氣。何啟鄭重指陳:

“自古及今,自今及往,凡所謂上國名邦,神州帝宅者,其肇基王跡,奠厥宏謨,所恃者無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則公與平者,即國之基址也。

“公者無私之謂也,平者無偏之謂也。公則明,明則以庶民之心為心,則君民無二心矣;平則順,順則以庶民之事為事,則君民無二事矣。措置妥貼,眾志成城,此其所以植萬年有道之基,享百世無疆之業也。

“今者中國政則有私而無公也,令則有偏而無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賤奴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縱之不啻如鷹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層臺、起岑樓,吾不知其可也。

“今侯(指曾紀澤,因其以承襲爵位入士,故人稱曾襲侯——筆者)以海防添築,炮利船堅為中國之醒之據;是猶治荊棘者,僅剪其葉;治毒流者,反築其防而已。以此為醒,無寧其睡!何也?事貴有其可憑,力貴用於實際。……故事空有為之名,而無為之實。

“中國惟有此敝政,故見削于強鄰;惟有此敝政而不修,故積弱而難返。

“夫敝政之流也,其患豈特不能不外禦強敵已哉,即內治亦覺其不可。何則?國之本在於民,而民之身家在於官;官不保民,而民危矣;官反害民,而民愈危矣。

“今之從政者,非理煩也,非治劇也;奔兢而已,趨承而已;今之牧民者非休養也、非生息也,營私而已、受賄而已。如此,則民危,而澆漓刻薄之徒,讒而諂諛之輩,又複從而助虐之搜剔之;則是豺狼噬人也有飽時,而官府之私囊無時可飽也。盜賊之劫人也,猶有法治,而官府之剝民也無法可治也。如此則民愈危。根本浮動,國何可安?

“今夫國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國之所以能興者,非君能自興也,民興之也。然則為君者其職在於保民,使民為之立國也;其事在於利民,使民為之興國也。”(3(按何啟之論,猶針對今日而言;而今日中共腐爛暴虐統治之現狀,則晚清滿族貴族統治所望洋興嘆。

  何啟對於國是的真知灼見,對正在求學的孫中山,如何思考社會問題,如何思考國家大事,自然產生極大的啟發與鼓舞。

孫先生在香港讀書期間,經常奔走於香港、香山之間。自然而然會對香山、香港兩地的感受進行比較。香山、香港隔海相望,相距不過五十英里香港原是一個荒島漁村,一八四二年,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英人僅用半個世紀的時間,竟將一個荒島漁村建設成為秩序整齊、建築閎美 的“東方明珠”,國際金融都會。而香山卻是面貌依舊。即是號稱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整個中國,又是怎樣呢?在滿清異族王朝的統治下,政治黑暗、經濟落 後、不思改革、固步自封、盜賊四起、民不聊生。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歷史在發展,社會在前進,為什麼英國人能踏著歷史步伐的節律快速前進,而中華大地卻在昏昏沉睡?而四萬萬華夏子孫都麻木不仁?

在赴香港學醫之前,孫先生一度曾有投身海軍的想法,因為這是禦侮圖強的直接而實際的途徑。後因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法馬尾海戰慘敗,而使孫先生想投身海軍的報國壯志無法實現。中國人費時七年建成的福州馬尾造船廠和十餘艘兵船,竟被法國海軍在七分鐘內轟毀破壞。之後,又甲午戰敗,北洋水師損失殆盡,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十年成之不足,一旦毀之有餘。外國人的強橫,中國滿清政府的衰弱不振,更使孫先生痛心。

為了尋找中國落後衰弱的原因,孫先生在香港利用課餘之時,由市政研究進而為政治研究。孫先生說:

“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級官員一試,殆試諸省政府,知其腐敗尤甚官僚。最後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廣州,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最齷齪。”(4

孫中山是一位胸懷天下的智者,他於求學時代,時時都在關注著社會民生。當他看到中國人民遭到四種巨大的長久的苦難:饑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財產的毫無保障時,使他對於滿清政府種種罪惡的認識更加深刻:

這些罪惡的來源是貪污,而這種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於全國的,所以除非在行政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在現在的統治下, 任何一個要想誠實的官吏,都不得不跟著那些不誠實的人的足印走,不然就得完全脫離官場的生活退休下來。他必須接受賄賂,才能支付他上級對他索取的賄賂,而 且必然要縱容兩種貪污:在他的下屬們中間的,以及比他的職位或官階更高的那些人中間的。”5(按﹕猶如直語今日之馬列中國。孫先生面對中外政治、社會的天壤之別,開始思考:歐美諸國在確立文明社會制度之前,會是什麼樣子呢?先生在香港大學演說時說:

“又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人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複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僉曰:「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一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也?」

“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中國則並無良政府。數百年來只有敗壞一切之惡政府我因此于大學畢業之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于醫國事業。6

孫中山救國救民的志向,首先選擇的是改造、改良之法。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兩次“上書”中。

一八九○年,孫先生假期回鄉,適逢自美國歸來的鄭藻如在家養病。鄭藻如,香山濠頭鄉人,曾任津海關道,為人廉幹沉毅、德器深厚、識略閎通;前在上海機器局十餘年,與洋人交涉日久,深明機要,熟悉情形。-故奉命為出使美、日、秘三國大臣,辦理外交事務,成績卓著,深受鄉里父老尊重。孫先生就如何興農桑之利、驅鴉片之害、興學育人致書鄭藻如:

“竊維立身當推己及人,行道貴由近而致遠。某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方今國家風氣大開,此材當不淪落。某之翹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書總署,以陳時勢之得失。第以所學雖有師承,而見聞半資典籍;運籌縱悉於胸中,而決策未嘗施諸實事:則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學十餘年,而猶躊躇審慎,未敢遽求知於當道者,恐躬之不殆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貧,既不能學八股以博科名,又無力納粟以登仕版,而得之於賦畀者;又不敢自棄于盛世。今欲以平時所學,小以試之一邑,以驗其無謬,然後仿賈生〔山〕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別為孫某《策略》,質之當世,未為遲也。伏以台駕為一邑物望所歸,聞於鄉間,無善不舉,興蠶桑之利,除鴉片之害,俱著成效。倘從此推而廣之,直可風行天下,利百世,豈惟一鄉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嗚呼!今天下農桑之不振,鴉片之危害,亦已甚矣!遠者無論矣,試觀吾邑東南一帶之山,禿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為薪,而無人興之。農民只知斬伐,而不知種植,此安得其不勝用耶?蠶桑則向無聞焉,詢之老農,每謂土地薄,間見園中偶植一桑,未嘗不滂勃而生,想亦無人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廣耳。不然地之生物豈有異哉?縱無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勵農民,如泰西興農之會,為之先導。此實事之欲試者一。

“ 古者聖人為民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而民得安熙於無事。今夫鴉片,物非蟲蛇,而為禍尤烈,舉天下皆被其災,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議焚議辟,既無補于時艱;言禁言種,亦何益于國計。事機一錯,貽禍無窮,未嘗不咎當時主持之失計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鴉片貿易於中國,時賢興敵煙會於內,印度教士又有遏種、遏賣、遏吸,俱有其人,想煙害之滅當不越于斯時矣。然而懦夫劣士,慣戀煙霞,雖禁令已申,猶不能一時折槍碎鬥。此吾邑立會以勸戒,設局以助戒,當不容緩;推貴鄉已獲之效 ,仿滬上戒煙之規。此實事之欲試者二。

“遠觀歷代,橫覽九洲,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化。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否則反此。嗚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 古之庠序無聞焉,綜人數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此所謂棄天生之材而自安於弱,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必也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也。則智者不致失學而嬉;而愚者亦賴學以知理,不致流於頹悍;婦孺亦皆曉詩書。如是,則人才安得不盛,風俗安得不良,國家安得不強哉!然則學校之設,遍周於一國則不易,而舉之於一邑亦無難。先立一興學之會,以總理其事。每戶百家,設男女蒙館各一所,其費隨地籌之,不給則總會捐助。又于邑城設大學館一所,選蒙館聰穎子弟入之,其費通邑合籌。以吾富庶之眾,籌此二款,當無難事。此實事之欲試者三。

“之斯三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將見一倡百和,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國之大幸也。某甚望於台駕有以提倡之,台駕其有意乎?”(7

孫先生懷抱救國救民的壯志宏圖,這是第一次見諸於文字。瀟灑千餘言,無不針對時弊而發。充分顯露出孫先生在西方文化教育的環境中,接受科學方法的訓練已見成效。他首先是“觀察”社會,列出弊端,綜合而提出問題:農桑不振、鴉片為害、文盲遍地。如此現狀,若不改變,民何以富?國何以強?然後用心“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方法擬出須要經過“實驗”,才可知效力如何。因而上書鄭藻如,企望他起而提倡先在香山縣實驗。孫先生認為:書中所列種種弊害,不僅是香山縣一地特有,而是全中國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因此他明確提出:“之斯三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將見一倡百和,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國之大幸也。”

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後稷教民稼穡,嫘祖授民蠶桑,因此,數千年來炎黃子孫一直視農桑為興國之本。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而成。然一日弗得,則饑寒至,世人概莫能外。孫先生對此極為重視,面對中國農業粗放落後的耕作狀況,先生極力主張學習泰西新法,振興農桑,以實倉廩。因此上鄭藻如書後,又特撰《農功》一文提醒國人注意。他鄭重指出:

“古之言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樹藝,而收穫之多寡迥乎不同者,農功之勤惰為之也。故水潦出於天,肥磽判於地,而人力之所至,實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反磽確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地利之關乎人力,概可知矣。

“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萬里中原,溝渠湮廢,粟麥而外,物產無多,地之肥者變而瘠矣。……三古農書不可考已,今所傳者,如《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學士博覽所資,而犁雲鋤雨之儔,何能家喻而戶曉?況勞農勸相,虛有其文,補助巡遊,今無其事,民亦因循簡陋,聊畢此生。蓋官民之相去遠矣。

“泰西農政,皆設農部,總攬大綱。各省設農藝博覽會一所,集各省之物產,考農時與化學諸家,詳察地利,各隨土性,分種所宜。每歲收成,自百穀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會,考察優劣。……事事講求不遺餘力,先考土性原質,此辨物產所宜,徐及澆溉糞壅諸法,務欲各盡地利,各極人工。所以物產贏餘,昔獲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

“……其尤妙者,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朝得一法,暮已遍行於民間;何國有良規,則互相仿效,必底成而後已。

“稽古帝王之設地官司徒之職,實兼教養。孔子策衛,曰富之教之。其時為邑宰者,蠶績蟹筐,著有成效。近世鮮有留心農事者。惟泰西尚有古風,為民上者,見我所無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窮究其所以然,故效法於人,蘄勝於人。

“我國似宜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仿西法,以復古初。……蓋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設官,以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來去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載途也,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日鰓鰓然憂貧患寡,奚為哉?

“……務使野無曠土,農不失時,則出入有節,種造有法,何患乎我國之財不恒足矣。”

由《農功》一文我們不難看出,在孫先生的思想中已經形成,凡事既要繼承中華民族古代的優良傳統,更要學習西洋的先進思想及科學新法,以求實現我國自古以來的重農政策以及孔子所提倡的“足食”立國利民願望。孫先生認為,古代帝王尚知設地官、司徒之職,兼教、養於一身,關心農桑。而近世的政府卻對農桑漠不關心。人家泰西諸國尚有古風,能確實做到,“為民上者,見我所無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窮究其所以然,故效法於人,蘄勝於人。”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孫先生強調:“蓋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設官,以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來去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載途也,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日鰓鰓然憂貧患寡,奚為哉?”對於當時各級官吏完全不顧農桑事業的種種積弊指斥不遺餘力,言詞激切,公開流布,可說是兩年以後創立農學會以掩護革命行動的先聲。

農業文明,是人類史上最為古老的傳統文明,一端鏈結著遼闊無垠的大自然,一端鏈結著樸素原始的人心、人性及人生。她是隨後而生的各類物質文明的先導與基礎。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大概正是孫先生的基本著眼點。如果說上述文獻只是從局部的角度提出問題,以求解決,極力主張振興農桑,繁榮經濟的話,那麼上李鴻章書則充分體現出了孫先生治國安邦的雄才大略。

“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 ”這是孫先生在上書中所做的自我介紹,從這一介紹我們可以看出,這時的孫中山,不僅僅只是一位深愛中華民族的熱血青年,更是一位飽讀當代科學書籍、洞悉中外政治禮俗、富國強兵之道、睦鄰交際之宜的有識之士。面對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無力回天的衰敗頹勢,針對當時洋務運動的盲目性,孫先生開出了第一張處方: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船堅炮利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對於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孫先生解釋說: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佈國中,人無貴賤皆備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凐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眾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生也」。 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諳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蓋於留此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後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氾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機器之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需要,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系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于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稅,只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巨集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豈能匹哉!

“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孫先生上書李鴻章,是力圖救國之舉,是孫先生從醫人走向醫國 的開端。細讀此書明顯的感受是: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華帝國原有的框架之下,進行一番大型的改造與改良,以求幾十年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收到實效。使古老的中華民族從此興旺發達、經濟繁榮、民富國強,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坦途。然而,這振聾發聵的富強治國弘論,在滿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裏,竟未激起些微的波瀾。可見其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已達到了極點,只不過一具政治僵屍而已!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8)為從根本上更化國體,實現政治文明、富強治國、拯救華夏同胞于水火的遠大志向,於是,孫先生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大夢誰先覺,唯有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這是羅貫中為諸葛武侯登上政治舞臺時設計的定場詩。的確,武鄉侯一代人傑,被後人視為智慧的化身,輔佐劉備,一生謹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若用現代的視角作一思考,則會令人感到無限的惋惜與遺憾。因為諸葛先生的聰明才智,只不過是用在一家一姓的事業之上,以皇叔為正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求“興漢室” 的“家天下”而已。因此他七擒孟獲也好,六出祁山也罷,也不過是全能動用西蜀人力物力與財力,為漢劉爭奪江山的廝殺,蒼生何益?然而,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的具體時空去談論歷史人物,更不能因歷史的局限而苛求與諸葛武侯,只不過思想至此,隨口一說罷了。武鄉侯其人品才幹,仍然是我們始終敬仰的先賢智者。

每個人在其社會活動中,必須具備三項最基本的判別能力:即判別真、假的能力,判別是、非的能力,判別善、惡的能力。否則,將無以立身處世。然而,天下事 (勢)看清難,看透更難。中華民族進入十九世紀,能看清、看透天下大事(勢)者,唯孫逸仙先生一人而已。孫先生看透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本質;看透了浩浩蕩蕩世界潮流的本質;看透了共和政體的本質;看透了滿清王朝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的本質;看透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本質;看透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本質, 因此,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族最先覺醒,最先覺悟的智者,堪稱近代先知先覺第一人孫中山面對世界文明日益增進的潮流,遂“自進為革命的先驅”(孫先生語),成為中華民族民主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本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一貫主張,在推動民主革命的同時,又努力推行中華民族對於科學、民主、共和、憲政、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啟蒙運動,以企喚醒民眾,開啟民智,恢復中華,建立民國。革命與啟蒙,本是一對孿生兄弟,革命的宣傳,即啟蒙的開端。華夏神州,國有古訓,君子群而不黨。 中華民國要跨入政治文明的世界行列,必須實行“政黨政治”。廣大民眾即為政黨政治的蒙童;老百姓,又叫黔首,又叫黎民,四千餘年來,一直是歷代帝制王朝的 奴隸,中華民國則奉他們為主人,是政權的掌握者,即要百姓、黔首、黎民來做“皇帝”,廣大民眾即為“做皇帝”的蒙童;家天下時代,蕭何律也好,大明律也罷,名曰國法,實則家法,劉、朱兩家之家法而已。中華民國制定《臨時約法》,進而再制訂《憲法》,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法。廣大民眾即為國法的蒙童。凡此種種,皆須啟蒙。中華民族的啟蒙運動,首先由孫中山先生提出、發動、推行,目的在於提高民眾素質,培育文明國民,創立五權憲法,實現三民主義

“中國人受專制之禍二千餘年,受韃虜之禍二百餘年,人心幾死,是猶醉夢者雖饑渴亦不知飲食也,不有喚起之,則醉夢者必長此終古矣!今幸有主張革命者出而喚起同胞,使之蘇醒,而造成革命之時勢;將見醒者愈多,則革命者愈眾。”(9)孫先生的一生雖不曾把啟蒙二字作為專題仔細陳述,但他曾概括地說道:“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

 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10)孫先生的革命事業、訓政舉措、自治方策、建國方略,則都是在以開啟民智為基礎而進行,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事業與他推動的啟蒙運動相終始。此後被某些政治力量所吹捧的,所謂教授、學者、政客者流的所謂啟蒙,無一不是步孫先生的後塵者。

孫中山先生發動的啟蒙運動,旨在喚醒民眾,開啟民智,恢復中華,建立民國,訓導民眾走向政治文明的正道。而後者的所謂啟蒙,則只是為了某一集團的私利,不過是假借啟蒙之名而誘導民眾步入歧途。隨著歷史的驗證,時光的洗滌,世人不難看出,前後兩者政治道德及修養操守之優劣,誠可謂天壤之別!

 

注:

1)《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2)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 第一章。

3)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 第三章。

4)(6)《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5)《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7)《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致鄧藻如書”(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8)《董仲舒集》“天人三策”(學苑出版社20037月北京第一版)

9)《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平實開口便錯”(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

10)《孫中山全集》第一卷“我的回憶”(中華書局20061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