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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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風暴》學藝錄

 

魏紫丹

 

 

柏林牆推倒整整20年了。《竊聽風暴》是一部反映牆倒前東德情報工作無孔不入的恐怖黑夜的電影,它獲得了世界範圍內群眾性和專業性的一致好評。在中國,觀眾對政府禁演的反映,則是引起了“竊看盜版的風暴”。所以能導致這麼熱烈的反響,主要是因為:一,觀眾體認到“竊聽”這個標誌性的史實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並高度贊同影片提煉出的主題思想;二,是故事本身的感染力引起觀眾的濃厚興趣;三,觀眾普遍的關切中心,是集中在特工韋斯勒這個人物身上。若非此,像大陸的影片那樣,主題先行,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巧,則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政治上的宣傳品,藝術上的廢品。業已證明、以後將進一步證明,這些電影、戲劇、詩歌、小說等等,都會被扔進它們應得的歸宿――歷史的垃圾桶。我是因為,正在想寫一部反映中國政治運動(反右)的小說,並想從影片中得到借鑒,力戒政治空喊;伋取把政治小說寫成人性小說的經驗。抱此宗旨,看後我覺得,上述三點是影片獲得成功的主要歸因,也正是我寫小說應該遵循的三項基本要求。

主題思想的提煉

政治事件是題材,而所提煉出的思想卻不一定是政治或政治思想,不管是、與不是,它首先必須是人性,其次是屬於美學範疇,而不是原始的生活,也不是概念化的生活。電影的原名是《別人的生活》(TheLivesofOthers),主人公韋斯勒沒有自己的生活,他是生活在別人的生活中。這,從三方面來說,其殘酷性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對於竊聽者來說,他的人生是不可思議地齷齪,臨死回首往事時將喟然而興嘆:“爹娘生我,讓我來到人間一趟,難道就是為了專門來偷聽別人的事嗎?我真活得冤枉。我算什麼樣的一生呢?”監督別人、從事剝奪別人自由生活的權利,首先是以把自己這方面的權利剝奪精光為前提的;對於被竊聽的芸芸眾生,渾渾噩噩、渾然不知者就糊塗度春秋了,一旦被竊聽到什麼問題,惹來潑天大禍,又該是多麼殘酷和恐怖啊!被竊聽者劇作家德萊曼就是如此,他受到家破人亡的迫害,卻不知在被竊聽中。在東德已經不復存在時,他才從惡夢中驚醒;第三是對於這種宣稱“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極權來說,卻讓世人看到它凶狠殘忍、以人民為敵、無所不用其極地糟踏人權的國家恐怖主義本質。這種害人的行為,正好就是使自己“不復存在”的自掘墳墓的行為。以害人開始,而以使自己完蛋告終。

政治是冰冷的,人性是溫暖的。這兩點在主人公的身上得到對立統一的奇妙組合與體現。他以嚴峻無情、冷冰冰的面孔,盡職盡責,把極權統治人格化。正因為如此,他事無巨細地深入進別人――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人的真實生活(因不知被竊聽,故絕無任何偽裝的成分)中,感受到人之為人的的共性,即普遍人性,在既深入又持久的燻陶下,痛痛快快地上了一堂人性課,結果便是,人性的溫暖溶化了政治的冰冷――這就是《別人的生活》的主題思想。與其說這部電影是揭露共產制度的邪惡、凶惡、罪惡,不如說是宣揚美好人性的勝利。有人認為,幾句詩,一曲鋼琴,就能讓鋼鐵鑄成的、國家機器上的這顆螺絲釘轉變嗎?說螺絲釘只是比喻,或說是統治者洗腦的目標。但人畢竟是人,人成為人這個物種,是有它的充分和必要條件的,當失去這些條件,他就異化為“非人”,當恢復這些條件,他就又回歸為“人”。這些條件的名字,叫做“人性”。說到這裡,我們對共產極權做個歷史評定,你說它罪大惡極,你說它慘絕人寰,你說它毀滅文化,等等;都對。但歸結在一點上,就是它“滅絕人性”。共產黨改造人,即“洗腦”,要洗去的就是“人性”,對那些洗腦無效的腦袋,它就讓你腦袋開花,對你進行肉體消滅。其實,“洗腦”的本意應該是洗去汙染物,讓腦更純潔。所以應該把他們說的“洗腦”正名為“染腦”,即汙染頭腦。共產主義不管作為思想、運動、制度,還是作為組織,都是一個紅色的大染缸。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洗腦”呢?就是,韋斯勒在“別人的生活”裡,感染到人的生活,嚮往人的生活,他欣賞詩歌和音樂正是“人”這個物種的特性,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其他物種皆無之。這一點,跟他的“轉變”的關係是、和繼續是互為因果的。人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是對他起了決定性的影響。詩歌和音樂只是其中的一姿一彩。如果要說“洗腦”,他的轉變才是洗腦的結果,是“別人的生活”洗去共產黨對他“染腦”造成的人性異化。作品的政治意義,作者沒有說,也無須說,但邏輯卻明顯地擺在那裡:除非共產主義能脫胎換骨,變成不反人性的東西,否則,人性將會把它從地球上廓清無疑。人性,人性,人之本性。只有人都成為不是人的時候,“因特爾耐遜奈兒,(才能)一定要實現!”

片子一開始,韋斯勒進行的審訊,連聽講的學員都指責是“不人道的”。這卻就是審訊主體性格的外化。外化的東西,是他的內心的暴露,是他過去內化了的東西的再現。同理,當他新近內化了作家夫婦的反映人類美好心靈的藝術創作――生活的激情及其詩意表現:詩歌、音樂、劇作,及其表演;正常人生活的美好內容:事業、志趣、真誠地相愛和做愛,而不是讓妓女上門來打鐘點工;尤其是女伶蘭西動人的內在與外在的美麗,對他也產生了無法抗拒的魅力。他們統治集團內部的骯髒、腐爛;他的上司和文化部長作為反面教員,也都加入了促其轉變的序列。一方面是作家夫婦正直的人品、溫馨的生活、美好的藝術,一方面是極權官僚所作所為的本質正是要毀滅、玷汙人間這種美。精明、善思如韋斯勒這樣的人,能容忍自己廁身其間,永遠與他們同流合汙嗎?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談到美育時說:“一個人如何看待美和醜,就決定他在社會上的行為。”影片的結局,正像影片的開始一樣;這個過程是由相反而達到相成:他的內心變化即轉變,就是他這一階段內化的東西與“人之初”內化的東西,久別重逢,合二而一,共同來對共產黨“灌輸”(列寧用語)給他的反人性汙染與毒素,摧枯拉朽地進行清汙與消毒。

我寫反右運動的最大障礙是內心的憤怒與仇恨。共產黨,毛澤東,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把鋼刀凶猛地刺進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的胸膛。我作為其中之一,從劃右派到住勞改,九死一生,算活下來;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人都悲慘地死去了?一群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像一群一群螞蟻那樣被踩死了。想起他們,我就悲憤交加,內心滴血。處於生命倒計時的我,屎也吃了,尿也喝了,淚也流了,血也咽了,經過半世紀的思考才冷靜下來,決心化悲憤為力量,善盡一個歷史見證人的、責無旁貸的義務。我要以韋斯勒的扮演者為榜樣,學習他以平心靜氣的口吻向記者說明,他演的就是他本人的生活,他的妻子曾作為斯塔西的線民對他進行了長達六年的祕密監控,每天都匯報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籠罩在這種恐怖氣氛下生活,實在令人毛骨悚然;事後能平靜地復述出來,我從前做不到。今後,我也要向我的讀者有節制地對那些遠去了的故事不急不躁地娓娓道來,少一些政治的大名詞,多一些生活的典型細節;不大喊大叫,不歇斯底里;不要沉溺於苦海,要作岸上觀。目的不就是保存歷史真相嗎?我受惠於此影片的收獲之一,便是為我的“反右風暴鳴奏曲”定了這樣一個基調。

二、情節、細節的安排和故事的展開

主題思想是從故事中提煉出來的,是故事的邏輯歸納;故事是主題的生動體現,是它的藝術演繹。也有人說此片是主題先行,其實是作者在主題後行中得出主題,然後才根據主題的要求來充實、精簡、改編、完善故事的初稿。

故事的開始,主人公韋斯勒以教授的身份,理論聯繫實際地在講“特工學”。大凡,任何經驗上升到學問的層級,它是否能站得住腳,是否為眾所公認?是以是否能作為教材、進入學府的課堂為標誌的。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公韋斯勒教授的特工歷練之豐盈和造詣之深邃了。是這樣一個共產極權國家機器上的精製零部件,被他的老上級重新安裝在一臺竊聽器上,來書寫中文翻譯成的《竊聽風暴》的故事。此前為“序幕”;此後為“開端”;全部竊聽過程為“發展”;劇作家德萊曼原以為自己沒被竊聽,文化部長告訴他不僅被竊聽,而且是完完全全,包括與妻子性交在內。“我們所做的,不是你一個小藝術可以想象的。”他動手查看自己被竊聽的檔案,為“高潮”;“你好,29.8歐元。需要包起來送人嗎?”“不,它是送給我的。”韋勒斯買了一本送給自己的書,為“結局”。全部故事大致是在沉靜的、壓抑的氣氛中進行的,並沒有中國人思維定勢中“風暴”的如火如荼,刀光劍影。即便從“高潮”到“結局”,德萊曼也沒有和韋勒斯謀面,更沒有用熱烈場面,爆發其鬱積心頭的不勝感慨之至和前者對後者的不勝感激涕零!而是電影劇作者兼導演作了比這些表面激盪更具深度的處理――情誼深厚!意味深長!感人至深!

故事是靠情節和細節展開的。故事的結搆是以主題思想為經,以情節、細節為緯,交織成錦的。其中幾個關鍵性的情節、細節,值得一提。我遵循著劇作搆思始於結局這一規律,來個珍珠倒捲簾式的敘述。

*上述韋斯勒買書,這是全片的結尾,也是最精彩、最含蓄、最是畫龍點睛的細節。他得到了德萊曼作為禮物獻給他的這本書,就是得到了人民的最高褒獎,就是得到了心靈上最佳的欣慰,就是求仁(仁者人也,人性也)而得仁,而這,就是他的終極關懷。到這一步,作家已使自己的人物止於至善,恰到好處;再多一筆,即為畫蛇添足。

*那個文化部長的談話:“現在民主了,自由了,真的很好嗎?至少東德還給了你們寫作的素材,現在人們沒有熱愛,沒有信仰,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嗎?”這話說得倒是很實在的,惟其實在,才易讓人迷惑。那就是說,東德的極權制度還是值得留戀的。這真是糊天下之大塗、滑天下之大稽!中國清朝文人趙翼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句便工。”後人大都取例佐證:由於楚王的昏庸,才有屈原的《離騷》;由於安史之亂,才有杜甫的“詩史”;由於宋王朝的內憂外患,才有岳飛、陸游、辛棄疾、文天祥等的精忠報國之行及其抒發報國豪情的詩詞篇章。文化部長是把這一命題換了個說法,然後,對作家幸災樂禍。這無異於說:“醫藥消除了疾病,不等於是醫生自砸飯碗嗎?婦聯會提倡男女平等,果真平等了,婦聯會就該壽終內寢(我據私塾先生傳授,男人的自然死亡才叫“壽終正寢”。現在的詞典都不作此區分了)。”這樣說來,病生得越多、越大,越好;人民的災難越重、越慘,越好;社會越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越好。也就是說,人民生病醫生幸,婦女受壓婦聯幸,國家、民族、人民大災大難政治家幸、社會學家幸、文學藝術家幸!這是何其殘酷的邏輯!只有極權主義的殘渣餘孽、辯護士、哭喪婦才歡迎這樣的邏輯。影片取此細節,實在是很有眼光,很有針對性,很是對症下藥!因為受到迷惑的不是少數,而是大有人在,特別是在殘存的共產極權國家。

*在地下室檢查信件。韋斯勒是由於竊聽失敗被貶至此,直接導因是他轉移印刷機,致使搜查扑空、對劇作家德萊曼羅罪無證。那位青年是因為開領袖玩笑,遭受懲罰。開玩笑的細節顯示了那個上級笑面虎的陰險性格,但在整個結搆中這完全是貌似節外生枝的閑筆。其實,它的重要意義是表明時代的大背景。盛行政治笑話,就是表明了當時極權制度行將就木的政治氣候。我記得蘇聯結束斯大林暴政後,政治笑話就如中國當今一樣滿天飛。玆舉一例,蘇聯的《真理報》、《消息報》,相當於中國的《人民日報》。一個蘇聯人去買報,賣報的說:“我們這裡的報紙沒有真理,只有消息。”

*西蘭之死。這是一個最具有承上啟下、改觀全局的細節,也是對西蘭的蓋棺論定。

1,西蘭本人如果是個英雄人物,一口咬定不知道報道“東德自殺”的文章是誰寫的、打印機存在何處;自始至終拒絕文化部長的威脅利誘;那麼,她的結局就可能不是自殺。如果西蘭是個不好的女人,攀龍附鳳,背叛丈夫,出賣靈魂,他也不會自殺。她的自殺表明她兩者都不是,而是一個美好而軟弱的女人,優秀而有良心的藝術家。她為了藝術,也為了保護丈夫,去出賣自身可以振振有辭地說明正當性:“不,我不需要這樣,我這樣做都是徒勞的,那你呢?你也不需要麼?你也想失去自由嗎?你可以活在你的文字裡,你現在一樣可以寫出你的真實想法,可以又為什麼沒有呢?因為你知道它們會毀了你,人不能靠信仰活著,我們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呢?你不想成為下一個艾斯卡吧?我不想,所以我現在必須去。”從這裡可以斷定,最後經不起考驗、背叛丈夫,也是她性格的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性。任何一個觀眾都不忍心把“背叛”的惡名加在如此美麗而可憐的女人身上,然而非常不幸,這是冷酷的事實。在後來查到的檔案上還有她的簽字!我在上面對她用了四個定語:美好、軟弱、優秀、有良心。她所具有的缺點是好人的缺點,包括“背叛”,並不可恨,只是可憐;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極權機器,一個弱女子是表現得“軟弱”了一點。所以我說她不是英雄。如果換成中華民族的,不,不僅是一個民族的,而是整個人類中的頂天立地的英雄,氣壯山河的右派女子林昭,她就會一人敵一黨,糞土當代億戶侯!中國是一個帽子工廠特別發達的國家,認我的說法是替叛徒開脫者,早準備好了現成的帽子,名曰:“叛徒哲學”。少出口“MadeinChina"的大帽子吧!在中國,除了上述屈指可數的英雄,官至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軍隊將帥;學至科學院長、大學校長、專家、教授;小至引車販漿者流、修理地球之輩,哪個在極權面前不是給嚇得屁滾尿流、磕頭如搗蒜?又有誰曾慚悔過,更別說如西蘭以自殺來慚悔自己的罪過了?語云:“好死不如賴活”。西蘭選擇“好死”而不“賴活”,不僅是因為受到丈夫目光的責備,而且是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她的自殺是道德勇氣的可貴表現,此舉是偉大的,是受良心的指使,是對缺點的清算,是靈魂的升華,是說她是一個好人的蓋棺論定。如果她僅是一般的好人,好不到她這個程度,也不會採取斷然自殺的行為,寧可涎著臉皮“賴活”著。一個大好而不是小好的偉大而美麗的藝術家,可憐、可愛的西蘭呀!頂著頭上乾淨的藍天,活著該是多麼美好啊!你不是輕易自殺的,而是極權社會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既凶惡又邪惡,玷汙你、迫害你,一步步地置你於死地的。同時,你的死,又一次說明:“死才是唯一的希望”,又為丈夫控訴這個社會逼人自殺的文章,掀開新的瀝血的一頁。

2,當特工的魔爪指向打印機所在地時,德萊曼的驚奇而嚴厲的目光與西蘭對視,這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抱著她仍有體溫的屍體泣血似地哀訴:“我對不起你!。。。。。。”如果說他發表在西德《鏡報》上、關於東德自殺情況的文章是以名導演艾斯卡的自殺為典型事例的話,那麼,如今禍延自身,它的續篇就該是他妻子做典型事例了。這引起他兩次轉變:第一次是使他初步認識到自殺的制度根源,無法再與這個極權社會和平共處,不能一廂情願地妥協苟安下去了;這次血的教訓,則令他做出與這個血腥統治的斷然決裂,再也不抱任何幻想。

3,韋斯勒對她的審訊,這個情結的內涵極其複雜:一方面,這是上司給他的最後一次機會,他在上司的監督下,必須假戲真做,把他審訊犯人的一切惡毒伎倆,如怎樣攻破她的心理防線、逼供誘供等,全般使用出來,如偶有閃失、露出真相,後果就會不堪設想。另一面是他曾兩次大膽地關涉他們的私生活:一次是她乘坐文化部長的車回家,他接通門鈴,讓丈夫出門看出究竟,使文化部長的惡行敗露。一次是他竊聽到丈夫反對她去接受文化部長的侮辱,兩人的爭吵(上引她的話,是部分內容),就親自出面對她進行了勸阻。他們在酒吧的對話,人情味濃,戲劇性強。韋斯勒喝了兩杯伏特加,走到西蘭身邊:

 

“很多人都喜歡你,真正的你。”

“演員從來就不是‘真正的你’。”

“但你是。”(在西蘭對面坐下)“我曾看過舞臺上的你,那時的你,更像你自己。”

“所以你很懂我羅。”

“我是你的觀眾。”

“我得走了。”

“去哪?”

“去見一位老同學……”

“明白嗎?你又變得不像你了。”

“不像麼?”

“不像。”

“看來你很瞭解她,那位西蘭。你覺得,她會傷害愛他勝過一切的男人嗎?她會為了藝術出賣自己麼?”

“為了藝術?你就是藝術。這場交易划不來。你是個優秀的藝術家,難道你不知道?”

“你是個好人。”

 

這裡面有一個挺有意思的細節在對話中三次出現,:一次是他回答丈夫:“去見一位老同學”;二次是韋斯勒用此話支吾他的竊聽伙伴;三次是她在酒吧回答韋斯勒。韋勒斯回來,看到伙伴的竊聽記錄,誇獎他說:“很好的報告”。原來是西蘭20分鐘就回到丈夫跟前,並且共度了銷魂的夜晚。也就是說,他的勸阻大功告成。這就造成第三方面,她對他存有一定信賴,期待他會收拾殘局。所以她先翻供,後又招認。她臨死的時候,他跪她面前告訴她印刷機已經搬移。她表示不會忘記他做的一切。她死時的心裡是明白一切的。

她的自殺,艾斯卡的自殺,其餘人的自殺,給人留下的印象迥然不同。她是感人至深,艾斯卡是感而不深,其餘的人就是一個血染的數字了。我不是說處理眾多人的自殺,每一個都必須有一模一樣的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而是想在對比之下說明,只有善用細節的力量,才能使人心震撼。從這裡,我體會到:小說之小,就在於細微末節。

*敗亦韋斯勒,成亦韋斯勒

韋斯勒是個嫉惡如仇的人。當他視社會主義為美好事物時,便認“社會主義的反動者”是惡。所以他在進行審訊時能表現出冷酷無情、鐵石心腸。同理,是他在觀看西蘭演出之後,發現德萊曼傲慢狂妄,自告奮勇要對他加以監視的。這既符合他的上司邀功晉級的需要,又符合了文化部長看中西蘭,因而想對德萊曼下毒手的邪惡企圖。文化部長當場出醜,在臺下大說德萊曼的壞話,又上臺吹捧他是“伊甸園的工程師”,又對西蘭做出卑鄙猥瑣的行為。這與韋斯勒的價值觀是不相容的,但這僅是引起量變的起點,或者說是今後轉變的一個伏筆。後來他專門與文化部長作對,在他與西蘭間作梗。這實際並不關他何事,也不屬於他的工作範圍,相反,他的上司倒想利用部長的作風問題進行黨派鬥爭;再說,他與部長也不是有什麼過節;純粹是受他的嫉惡如仇、正義感的驅使。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他的前一階段人生是屬於受了共產黨的矇蔽。他聚精會神、深入細緻地竊聽他們夫婦的生活,就等於是認認真真地接受了一場啟蒙教育。所以,他對部長由愛到恨,和他對他們夫婦由恨到愛,是並行不悖的,是屬於同一原理。整個過程恰似中國的那個“陰陽魚”太極圖。所以,整個影片的結搆都是絲絲入扣,任何一條線索都能找到接頭,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小河流水般地暢快與和諧。

三,故事的展開和人物性格的塑造

故事是人物的故事,人物是故事中的人物。人物性格決定了人物命運的起伏跌宕,便也有了故事的情節。好的故事情節就是為人物性格由內隱變為外顯提供時間、空間和條件。影片一開始,時間:韋斯勒當特工多年後,成了教授;空間:一所特工高等學府,他的活動是上課;條件:別人(學員,老上司,被審訊者及其活動)對他來說就是人際環境,道具(錄像機及其隨時應變的內容)就是物質條件。它們的有機組合,便顯示出人物的性格:冷血。這便是戲劇故事情節展開的起點,也是人物性格發展變化的起點。我想,如果能把他當特工前的正常人性,作一極其簡單的展現,則更可為將來他的人性復歸,埋下一條伏線。

美好的細節、情節在整個影片中,猶如布滿天空中的秋星在眨眼,既閃閃爍爍,又含義深邃:在電梯上的童言無忌,使韋斯勒感到成為置身於人民中的異類,口水唾沫的誅伐帶來的是滅頂之災;要妓女多陪一會兒,顯示韋斯勒內心中是何等地空虛與孤獨!好像幼兒部要媽媽走,要她在自己身邊多待會兒那樣楚楚可憐。凡此等等,信手拈來,皆成範例。現在我們可以利用前兩節的鋪敘,或舉一反三,或對號入座,即可解決如下的問題:哪些情節、細節,描繪了哪些人物的什麼性格?哪些人物的什麼性格,推動了哪些故事的怎樣發展?故而,這一節就可以節省些筆墨,見好就收。至於有虎頭蛇尾之嫌,看在寧缺毋濫上,也就不必避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