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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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傳》和山寨文化

 

 

 

期待已久的《胡耀邦傳》第二、三兩卷,終於在2008年12月出版了,這是對即將到來的胡耀邦逝世20週年的最好的紀念。但是,這兩本書沒有出版單位,沒有書號,只是作為徵求意見稿自費印刷。這是現今常見的一種出版形式,凡是被正式出版機搆排斥的作品,往往採取這個辦法。或者是標明“徵求意見稿”,或者注上“交流資料,非賣品”,以區別於正式出版物,所以被稱為非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我認為更確當的稱呼應該叫山寨出版物。山寨出版物是山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說,瓦崗寨是對於隋王朝的專制統治的抗議和反叛,梁山泊是對於宋王朝的專制統治的抗議和反叛的話,那麼,山寨文化就是對於文化專制主義的抗議和反叛,山寨出版物則是對於現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的抗議和反叛。

山寨文化是相對於導向文化而言的。這是在文化專制主義發揮到極致條件下的文化分類法。我在2002年寫的一篇徵求意見稿裡,曾經把古往今來的中國文化大致區分為廟堂文化和民間文化。當然,這樣區分今天仍有它的實際意義。但是,就當前的文化現象來說,把社會文化區分為山寨文化和導向文化,更可以體現兩種文化的本質差異,更明朗地反映文化領域的矛盾和衝突。廟堂文化屬於導向文化自然沒有歧義,民間文化則明顯地存在著為輿論導向所容許和為它所拒絕的文化類型,這在出版物裡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為突出。我把被輿論導向所不容的文化稱為山寨文化,就是為了揭示文化專制主義(輿論導向則是它的政策表現)的反文化反自由的反動本質。

在八十年代那些相對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裡,沒有產生山寨文化的土壤。雖然也有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如對《苦戀》和《河殤》等的批判,但這些作品都是以合法的文化形式公之於社會的。1989年的學生運動遭到鎮壓後,執政者出於加強專制統治的需要,處心積慮地加緊輿論控制,掩蓋歷史真相。為此,他們全面地壟斷新聞出版工具,動輒運用政治權力,對不符合於輿論導向要求的文化成果進行打壓,千方百計地扼殺獨立、自由的思維成果。這幾年的所謂“掃黃打非”,總是把“堅決取締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為首要任務。在這股文化逆流裡,中共中央宣傳部扮演了最可恥、最卑鄙的角色,他們把憲法關於出版自由的規定視若敝屣,棄之不顧,經常下禁令,劃禁區,查禁這個,處理那個,把全國的文化活動、特別是新聞出版,完全置於他們的專制主義控制之下。2006年初的“冰點事件”和2007年初的“查禁八本書”,就是他們的彰明昭著、臭名遠揚的文化專制主義“傑作”。正是文化專制主義的淫威施虐,催生了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促進了它們的發展繁榮。

山寨文化這個概念,是由去年的山寨版春晚肇始的,但作為與文化專制主義對抗的文化活動,特別是在出版領域,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進入21世紀後,隨著文化專制主義的加劇,許多有價值的書都拿到香港出版,卻又無法在內地發行。於是,山寨出版物便應運而蓬勃發展。人們從盜版書裡得到啟示,見到一些香港的好書就加以復印,給親友閱讀;拿到復印書的人又復印分發。這個四面擴散而沒有止境的鍊條,成為山寨文化發展繁榮的觸媒。還有一些書雖然在內地發行,但發行後又遭到禁止,如《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哈維爾文集》及2007年被禁的“八本書”等,也成為人們爭相傳誦、一再復印的讀物。可以說,文化專制主義是山寨文化的最有力的推動者。

對山寨文化的發展繁榮作出貢獻的,還有一些山寨出版物的供應者。北京有一位年過古稀的老人陳昭,從2004年開始復印各種禁書,供應需要這些書的讀者,三年裡復印的資料達三百多種,成為山寨文化的積極傳播者。他因此在2007年10月被羈押,海澱區檢察院於2008年7月以“販賣國家禁止出版的政治敏感性書籍”為由提起公訴。12月16日,海澱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復印販賣《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晚年周恩來》、《黨史筆記》、《鮮為人知的故事》、《往事並不如煙》、《司馬路回憶錄》、《重審林彪》等“非法出版物”),判處陳昭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參與這個活動的另二人各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三人各處罰金一萬五千元。他們為發展山寨文化所作的貢獻和犧牲,是值得我們頌揚的。因為他們把許多被禁止的好書傳播到人們的手裡,幫助他們瞭解歷史真相,擺脫幾十年來被灌輸而形成的傳統思維模式,解放思想,思考問題,從而有力地推進了民間的啟蒙和覺醒。

促進民間的啟蒙和覺醒,是山寨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作為文化專制主義的政策表現,輿論導向緊緊地控制著所有的文化搆件,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山寨文化突破導向的樊籬,開闢了思想解放的新天地,引導人們另闢蹊徑地思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文化專制主義對它的壓力愈大,就越加促進它的發展。

《胡耀邦傳》第二、三兩卷就是被文化專制主義逼進山寨文化的。三卷本《胡耀邦傳》的幾位主編早在胡耀邦逝世不久就決定編寫一部這位偉人的傳記。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在本世紀初就已經完稿。2005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紀念胡耀邦90週年誕辰時出版《胡耀邦傳》。這應該是一件好事。但在一審再審的過程中,卻遭到了許多無理的刁難。為了爭取出版,主編們費盡心機,委屈以求,忍痛接受了種種不合理的苛刻條件,如:只出版第一卷,即1976年以前的傳記;刪除一些被認為是敏感的內容;不發表李銳、於光遠、胡績偉的序言;主編們的序言要大量刪削(後因主編們拒絕刪去而被撤消);等等。於是,2005年11月就出版了一本沒有序言、沒有後記、內容殘缺不全的《胡耀邦傳》第一卷。至於二三兩卷,雖然書稿再經修改後,在2006年就送有關部門審查,並且多次請示催問,但是,將近三年過去了,依然有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為了使這兩本書發揮應有的作用,主編們不得不放棄對公開出版的幻想,以徵求意見稿的形式自費出版。《胡耀邦傳》第二、三兩卷就是這樣被迫地成為山寨出版物的。

《胡耀邦傳》成為山寨出版物,對於山寨文化來說,具有標誌性的意義。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前總書記,連他的傳記都不能為輿論導向所容納,而不得不進入山寨文化的領域。這個事實一方面充分暴露出文化專制主義的凶殘和卑劣,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山寨文化的無限容量和吸引力。它意味著文化專制主義雖然日益張狂,肆意打壓、扼殺創造性的思維成果,但在不斷發展的山寨文化面前,卻顯得蒼白無力。你來一個“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網民就針鋒相對地來一個低俗的《草泥馬之歌》,而且迅速擴散,傳遍全球,你能奈他們何!山寨文化因為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日益繁榮。這個趨勢,決不是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左右的。

近幾年來,由於互聯網的普及,山寨文化獲得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在這個廣闊的園地裡,無數網民可以自由地抒發自己的思想和情懷。它的作用和價值,絕不是少數導向網絡所能比擬的。儘管文化專制主義者網羅了數以萬計的網警,也無法扑滅網絡上的山寨文化的熊熊烈火。特別是許多內容豐富的電子書刊,更使山寨文化大放異彩。它同書面的山寨出版物相映成趣,成為山寨文化的兩支勁旅。

由於山寨文化來源於對文化專制主義和現有某些社會秩序的抗議和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會攙雜有許多不健康的落後的因素。如何在山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剔除它的不健康的因素,避免它的消極影響,當然應該注意。但是,它的主流是健康的進步的,在傳播創造性思維成果、促進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中,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積極作用。我們有理由期待它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並且成為“五四運動”的真正繼承者,對啟蒙運動作出更大的貢獻。

2009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