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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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評論  專欄

 

 

 

權利與自由的邏輯體系

 

兼論財產權屬於自由

 

司徒一

 

 

提要除了從他人或政府所負擔的積極行事的義務而獲得利益的權利之外,其他權利,都屬於自由。在這個意義上,財產權也是自由;某些左派宣揚的基於政府協助的“積極自由”不是自由。
 

一個多月以前我在一路論壇和網友針對霍菲爾德(W. N. Hohfeld)權利理論和契約邏輯問題做過熱烈的討論,很有收獲,也留下疑問。近來閱讀了一些相關著作,略有體會,願與大家分享。

一、霍菲爾德理論

美國法理學家霍菲爾德1910年代發表的兩篇論文(合輯為《司法推理和其他法律文件中應用的基本法律概念》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and Other Legal Essays一書)以嚴密的邏輯,將法律體系內人們通常所說的權利(right)解析為四個基本類別,每一個類別都與落實於他人的某種概念形成相依關係(correlatives)並與落實於權利主體(下文稱之為“自己”)的另外某種概念形成相反關係(opposites)。霍氏原著對前兩個類別的英文命名並不符合語言習慣,這裡就不使用原著用詞了,而是直接引用當代學者常用的詞彙:

1)Liberty right,是自主行事或獲准行事的自由,不依賴於他人的義務、反而依賴於他人沒有權利要求自己不這樣行事(他人的no-right)。與之相反的概念是自己承擔了不這樣行事的義務(duty)。Liberty right的具體實例,包括“天賦”的,比如發表言論,也包括後天的,例如,我有一片物業,自己可以在那裡隨意走動,這一權利屬於liberty right;旁人本來沒有到我的私產上走動的權利,但我如果請一位朋友在某日來做客,這位朋友就通過業主的許可而獲得了在特定時間進入這片物業的liberty right。

2)Claim right,是依賴於他人義務(duty)的權利,自己有權向他人提出履行義務的要求。與之相反的概念是自己的無求或無權(no-right)。“No-right”的概念單獨用在這裡好像是無病呻吟,但這個概念用於他人則能夠與自己的liberty right形成相依關係,所以仍然是有意義的。Claim right的例子:我可以要求外人不得進入我的物業;我如果把物業出租給別人就可以依據租約要求後者後者定期付租金。

3)Power,是修改其他權利(包括自己的權利和他人的權利)的能力,依賴於被修改的權利的主體(可以是自己)有接受修改的責任(liability)。與之相反的概念是自己的無能(disability)。上面liberty right的例子講到一位朋友本來沒有進入我的物業的權利,但我可以給他許可,修訂他的權限,使他獲得新的權利,給出這一許可就是我的power。

4)Immunity,是針對他人power的豁免,依賴於他人的無能(disability)。與之相反的概念是自己的責任(liability)。請注意,power與immunity的上下文之內的“責任”並非義務的同義詞,而是豁免權的反義詞,沒有豁免權就意味著必須接受他人對自己權利的修改,是被動接受的責任而不是付出的義務。Immunity的例子:假如有人試圖進入我的物業,我可以援引法規(甚至不成文的習慣法)阻止這種行為;依法不受侵犯,就是我的immunity。

針對這四項權利類別的解析,有兩個要點需要及時挑明:其一,人們通常談論權利與義務的時候往往不明確指出誰的權利、誰的義務,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說權利與義務有直接的對應關係,那也是一方的claim right與另一方的義務,而不是某一方同時具有的權利和義務(此二者只有間接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claim right可以被視為狹義的權利,而且與契約相關(契約的目的就是界定締約各方的權利義務關係)。其二,人們通常所說的某某權利,在霍菲爾德體系中一般不屬於四個類別中的某一類,而是“複合權利”,需要細致拆分為數項“子權利”成分,每一項子權利可以歸入四類之一,各項子權利的復合體才是日常用語的具體每一項權利。比如言論自由,通常的含義至少包括了提出言論的liberty right(考慮相反關係,自己沒有不發表言論的義務)和要求外界不干涉自己言論自由的claim right(考慮相依關係,他人承擔不干涉的義務)。

以上四項權利類別,除immunity翻譯為“豁免權”沒有什麼爭議以外,前三項的中文翻譯都不很確定,這也與霍菲爾德原著的不當用詞有關。

1)後人所說的liberty right,霍氏用privilege(特權)來指稱。雖然“特權”在某些上下文裡有這樣的含義,但在通常語境中並非如此,所以美國法律界與學術界從來沒有普遍接受這個用詞,但國內學者涉及霍氏理論的論文則拘泥於原著。“特權”固然不妥,但如何翻譯liberty right呢?鑒於哈耶克的liberty vs. liberties理論中的liberties有時被譯為“自由權”(或“自由權項”),“自由權”這個中文名詞也許不宜用於翻譯liberty right。考慮到霍氏體系的解析性質,具體分析各種權利的時候細分出來的liberty right等成分是不能在這一體系之下進一步分割的最小單位,那麼能否炮製一個新名詞──“權素”──來描述霍氏體系的權利分類?“自由權素”,或許可以精確表達liberty right的概念。我不是專業人士,炮製新詞屬於大膽之舉,好在霍氏體系作為通常“權利”概念的深入解析並不需要進入日常用語,所以下文直接用英文liberty right,暫且回避中文翻譯。

2)Claim right比較好辦,claim一詞本身在某些字典裡就有“要求權”之釋義。但是有人把claim right譯為“請求權”。鑒於claim通常譯作“要求”,下文使用“要求權”作為claim right的漢譯。此項分類也屬於上面提出的“權素”,但“要求權”並不引起歧義,加一個“素”字就畫蛇添足了。另外,我在上個月的一篇網文裡曾提出用“利權”稱呼“要求權”,但仔細考慮後認為不妥,下文還會討論這個詞彙。霍氏原文只用一個單詞right稱呼此項分類,試圖提倡狹義的“權利”定義,但也在某些段落以claim稱之。

3)Power,一般翻譯為“權力”,但有人根據霍氏體系內power與disability(無能)的相反關係譯之為“能力”。前者與“權利”同音,後者含義過廣。那麼,能否借用孫中山的“權能”一詞來指稱power呢?我認為可以,因為人民之權在四大民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以及人民有權與政府有能之對立的上下文中明顯強調人民所擁有的修改其他權利(主要是政府人事與權限)的能力;政府之“能”就更不用說了。另外,英國法理學者Salmond於20世紀初(早於霍菲爾德)提出power施加於他人即為authority、施加於自身即為capability,這也與“權能”的字面意義相合(與孫中山的用法並不相同)。但是,為避免爭議,下文直接用英文power。

釐清了霍菲爾德對權利的四項分類和其中的邏輯關係之後,還需要指出的是,前兩項(liberty right與要求權)直接作用於人們的行為,因而被當代學者稱為一級權利;後兩項(power與豁免權)總是針對其他的權利(包括其他的二級權利)而間接作用於行為,所以是二級權利。

如果從邏輯的角度來分析各項“權素”,那麼liberty right與power具有相似的邏輯操作:權利的主體的行為或能力。要求權與豁免權則取決於權利的受體(他人)的行為或能力/無能。所以,當代學者經常把霍氏四分法的power與liberty right合並起來統稱liberty right、豁免權與要求權合並起來統稱要求權,這種二分的權利分類可以看作廣義的liberty right與廣義的要求權。為方便起見,下文的liberty right和要求權多用廣義概念,只是在具體分析某些複合權利、涉及power與豁免權的細節的時候才回歸四分法的狹義。

Power歸入liberty right,不但在邏輯操作上沒有問題,而且不違背通常的“自由”概念。比如商業活動是商業自由的主要成分,財產的買賣、交割,涉及產權的修訂,所以屬於power。再考慮一方施加於另一方的power,比如依據契約或法律的授權而發號施令,包含了要求權的因素,也包括了power的因素(因為命令導致其他權利界限的改變);單看提出命令的行為(不考慮受令者的服從),把命令看作自由是說得通的,可以算作一種特例。豁免權,實際上是免受power所制的要求(並且在法律體系之下得到滿足),歸入要求權就更沒有爭議了。

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免於”,是一種自由(英文的freedom from就是漢語“免於……的自由”),難道要求權也成為自由?這正是下文所要討論的:要求權,如果是消極的,的確屬於自由的範疇,但積極要求權另當別論。

二、借助霍菲爾德理論

解析自由的概念和財產權的自由屬性

上面舉過言論自由的例子,以說明人們通常所說的權利在霍氏體系內是幾項子權利的複合體。在這個具體的例子裡面,言論自由的要求權成分在於外界不干涉的義務,也就是說,這是一項消極的要求權。如果逐一考慮任何一項通常被稱作“自由”的權利,那麼不難發現,人民通常所說的自由不但包含了liberty right,而且必定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消極要求權(如果某項liberty right不伴隨消極要求權,也就失去了意義,可以被任意侵犯,無法行使)。這一現象,被英國法學家H. L. A. Hart稱作自由的“保護殼”(protective perimeter)。

但是,自由的消極要求權“保護殼”成分,並不保護其liberty right成分的每一個細節。英國學者Peter Jones以足球比賽為例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球員有射門的自由,卻無法要求對方球員承擔不阻擋的義務。雖然如此,對方球員仍然有義務:必須遵從比賽規則,不許違規阻攔。也就是說,射門的自由包含了一定的消極要求權(對方不得違規),只是後者的範圍很有限,一方仍然可以在規則範圍內妨礙另一方的射門自由。一般的社會關係都是如此。憲政民主的國家,政府權力受到嚴格限制,人民可以依據憲法對政府提出消極要求權,政府不得干涉人民的諸多自由;人與人之間不同個體的自由則難免有所衝突、有所消長,各自的“保護殼”只保護很有限的範圍,自由不可絕對化,而是在法律體系內實現動態平衡。

反過來,消極要求權是否一定伴隨著某種liberty right?僅就嚴格的推理和具體的事例而言,消極要求權有可能成為“空殼”,比如某人由於契約規定的保密義務而必須沉默,那麼即使此人在名義上保持了對契約之外的他人的消極要求權以保護其言論自由,他針對保密內容發表言論的liberty right也不存在(這時消極要求權的“空殼”只剩下潛在的保護意義)。但是,正如上文所言,考慮通常的情況而不是理論上的牛角尖或特殊情況,那麼,人們日常談論的有意義的權利如果主要表現為消極要求權,那麼在這層外殼之下必定有liberty right享受著保護。

名譽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很顯然,名譽權不在於積極要求他人負擔造勢的義務,而在於名譽不得無故被侵犯;在這個消極要求權之下,被保護的是名譽的主人維持名譽、增強名譽的liberty right。生命權(考慮生命本身而不是附帶的健康、幸福)也很類似,通常的意義是生命不被剝奪這一消極要求權,與之俱在的是求生的liberty right。沉默權,則保護權利主體選擇不發言的liberty right。如此說來,名譽權、生命權、沉默權雖然通常不冠以“自由”之名,但與言論自由在性質上並沒有區別(liberty right + 消極要求權),可以視為“自由”。不同個體的名譽權與言論自由時常發生衝突,美國的法律體系注重保護大眾的名譽權和言論自由,而對官員或“公眾人物”的名譽權有極其嚴格的限制,後者很難指控媒體誹謗,這樣的制度有助於政治自由、學術自由和社會多元化。

財產權呢?這是一個很複雜也關鍵的問題。上個月在一路論壇討論霍菲爾德理論的時候dikaios網友一再試圖否認財產權包含了liberty right(狹義)的成分、認為稅收與稅後財產只是政府與納稅人出自對等地位對稅前財產提出的要求權以分割財產,直到我通讀霍氏原著、從開篇到結尾找出諸多原文明確論證了財產權的liberty right成分,這個話題才告一段落。Dikaios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之內屬於liberal,推崇社會福利與政府主導的財富再分配,這個政治派別說穿了就是打著“自由”之名,行慷他人之慨之實,不是名副其實的“自由派”而是“慷慨派”。雖然dikaios聲稱自己出錯是因為多年未曾溫習霍氏理論而忘記了細節,但我認為他的liberal意識形態對此起了很壞的作用,記憶模糊的情況下羅爾斯之類liberal大佬的理論就一步步把腦子裡的印象完全顛倒了過來。我是經典自由主義者,當然有自己的classical liberalism意識形態,由此出發,反liberal之道而行之,能夠得出什麼結論呢?

霍氏原著雖然以全面的理論解析為目的,但全書大多數事例都圍繞財產權(其中又以土地所有權為重),可見財產權在權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前文說過,通常的各項“權利”都是數個子權利組成的複合權利。財產權不但不例外,而且比前面舉過的例子更加複雜。以某一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為例:財物的使用,是liberty right(狹義);對財物的占有,是要求權(狹義);對財物所有權的支配(出售、贈送),是power;對外界試圖強行支配自己財物的企圖,依靠法律和契約保持財物,是豁免權。豁免權自然是消極的,保護了包括支配權在內的liberty right;不難看出,占有權也是消極的要求權,意義在於外界不得侵犯物主對財物的占有。

明確了占有權的消極要求權屬性,那麼,其下是否對應著一個受到保護的liberty right?是的,但這不是使用權,而是持續擁有財物的權利(擁有,作為行為而不是要求)。也就是說,財產權之下對應著不只一個liberty right。這只是考慮通常意義上的財產權,尚且不包括通過合法途徑獲取財富的liberty right(後者更適合歸入追求幸福的權利)。

在這裡,請不要把財產權受到非法侵犯或威脅之後物主要求政府予以積極協助(保護)的權利看作財產權的一部分;任何正當權利受到侵犯之後受害者都可以向政府求助,這種訴求應當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拆分之後並入各項權利。

無論從狹義還是廣義來理解,財產權都具有liberty right和消極要求權的成分(並且不包含積極要求權)。所以說,財產權與言論自由、名譽權一樣,都屬於通常意義上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財產權與言論自由時常發生衝突,比如某個有明顯傾向性的媒體網站號稱允許網友自由發言,但實際上不符合他們的政治立場的帖子即使語言文雅也會被刪,那麼這是不是非法侵犯言論自由?很不幸,不是,因為網站的主人對網站的產權決定了他們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有刪貼的power,法律無法保護言論自由在這裡的應用,對網站不滿者只能訴諸道德、輿論。政府提供的公用園地,則應當有專門法規保證其公允,不能傾向於執政黨。

三、積極要求權與自由的對立

Liberty right,有消極的(不做的自由,如沉默權的liberty right成分),也有積極的(做的自由),消極與否不影響自由的屬性。但是,消極liberty right極其重要,人一旦通過契約承擔起積極的義務,就失去了在這項義務的具體任務上什麼都不做的自由。

現在再來考慮積極要求權。外界負擔的積極行動的義務,來自何方?前面說過,要求權總是伴隨著契約,不管是成文的還是默認的。那麼,契約從何而來?下面是一個簡要的分析:

霍菲爾德理論適用於法律體系之內的權利概念,但如果把“法律體系”的涵蓋面拓寬、甚至包括“叢林法則”,那麼借用霍氏理論分析社會權利的起源應當不為過。同時,霍氏理論認為只有人與人之間(即相對於他人而言)才談得上權利;人與物之間可以有占有的行為但沒有權利。

考慮一個假想的狀態:如果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契約(包括法律這樣的社會契約),那麼人仍然有liberty right(包括power──人可以借助強力,甚至燒殺淫掠這些很離譜的“自由”,來改變他人的liberty right的界限)。這是《利維坦》的弱肉強食,雖然某些人的自由可以最大化,但人際衝突多以零和為結果,多數人受侵害,而且勝出者的地位總是岌岌可危,所以沒人希望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人類社會的演進經歷了複雜的過程,這裡不再討論細節,只考慮當前能夠達到的最佳狀態:憲政民主的自由社會。為了達到這一狀態,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係必須實現大致的平衡。個體之間可以在自願的基礎上通過契約來界定權限、避免衝突。契約規定了締約各方的權利與義務,一旦出現義務,就導致liberty right的縮減(締約者至少放棄了原本具有的不承擔這種義務的消極liberty right,通常伴隨著某些積極liberty right的讓渡,尤其是那些不靠譜的“自由”一般都被放棄),但減少了危險(至少獲得了免於某些侵害的消極要求權),屬於雙贏局面。各方自願締結的契約所確立的權利義務關係具有最大的合理性,所以國內學者鄧新華說“權利就是自願”。但是,由於社會的複雜性,依靠強力的政權和法律體系是必要的,這樣的體系之下的權利義務關係並非完全自願(比如許多納稅人認為稅率制度對自己不公平),必需依靠政權力量來強制(政府的power)。這裡需要注明,雖然霍菲爾德理論的power指的是法律體系之內的權能,不包括違法濫用的權力,但上面討論的是自由社會的正常運轉,霍氏理論仍然適用。

有了契約,就有一方的要求權和另一方的義務。Liberty right與要求權互為消長,可以說要求權由失去的liberty right(不承擔義務的自由)衍生而來。消極要求權的受體承擔“不做”的義務,相當於放棄了“做”的liberty right。在理論上,人有無窮多的liberty right(不被法律或契約禁止的都可以做、不被強制執行的都可以不做),由於契約而放棄其中一些積極的liberty right,一般情況下只是減少了某些“做”的機會。鑒於消極要求權的“自由”屬性,在某種意義上講,界定消極要求權的契約條款是締約各方的自由的平衡。積極要求權則不然,其受體原本有“不做”的自由,現在有了“做”的義務,而且由此義務直接受益的是別人(積極要求權的主體)。“不做”的義務相當於放棄了一些機會而不付出時間、金錢、勞力,“做”的義務意味著付出代價,二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無論從理論意義上還是現實意義上,都有必要把消極要求權與積極要求權區分開來。

前面說過,通常意義上的自由包含了liberty right與消極要求權兩種成分。那麼,能否在霍氏理論的基礎上另選切入點把權利的整體概念做一個二元劃分:“自由”(liberty right + 消極要求權),與積極要求權?這樣的劃分,對應於霍氏四分法就是把其中三個半歸入“自由”,與剩下的半個(積極要求權)相對立而互補。積極要求權的基礎,就是“自由”(包括消極要求權)的削減。

能否找到一個言簡意賅的中文名詞來描述積極要求權呢?法律界已有 “受益權” 的名詞,其概念略顯模糊,在霍氏體系內以積極要求權來定義“受益權”或許可行。不論在信託、保險的範疇之內,還是在社會政治領域,“受益權”的現有用法都與積極要求權相合。早在1930年代,憲法學者王世傑、錢端升在其合著的《比較憲法》一書中即已在憲法層面提出個人自由是消極的基本權利 (國家承擔消極義務),受益權是積極的基本權利(國家承擔積極義務)。所以,自由與受益權(積極要求權)的對立互補關系並非新鮮理論,即使最初的提法與霍氏體系無關。亦有稱受益權為“社會權”的,但這個名詞有辭不達意之嫌。霍氏體系內受益權已經是積極要求權,但有人進一步把收益權分為消極(自由受到侵害時要求幫助)與積極(索取福利),這樣的細微劃分就不在此討論了。

能否找到一個二字名詞表達受益權之意?以前我曾考慮過用“利權”一詞來表示要求權,但權利所帶來的利益主要來自積極要求權(受體的積極義務為主體提供利益)而不是消極要求權(受體不做,主體還得自己去謀求利益),所以這個詞彙用以描述積極要求權顯得比較恰當。“利權”的說法自古有之(比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此處含義就是獲利之權)但很少使用,所以不是另創新詞。十多年前郭羅基老先生曾倡議用“利權”替代“權利”(也就是說完全不再使用“權利”一詞),但缺乏響應。“權利”這個詞彙自從1864年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引入漢語,已經在現代漢語裡扎下了根(隨後日語也使用同一詞彙,這是少有的一個先有漢譯再被日語拿去的外來詞),雖然有諧音歧義的缺點但一直使用,所以不必修改(順便說一下,有學者注意到漢語的底層詞彙“分”讀四聲的時候就有“權利”的含義)。“利權”則可以作為“積極要求權”或“受益權”的同意詞和“自由”的對立物,成為“權利”的下屬概念。這只是一個提議,下文仍使用“積極要求權”,以文字的冗餘換取概念的精確。

自由與積極要求權的對立,我認為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有些社會民主派或liberal學者提倡所謂“積極自由”的概念,不但包括積極的liberty right(freedom to),而且包括來自政府的協助,後者恰恰是積極要求權!積極的liberty right與積極要求權有本質的區別(他人是否付出代價、承擔成本),把後者歸入“自由”實乃混淆視聽。

契約,尤其是社會契約,往往不是完全自願的。社會契約即使通過正當立法途徑而確立其合法性,亦至多保證多數人對多數條款的認可,無法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每一項條款的贊同。社會契約的必要性毋庸贅言,但公平性時常引起爭議。前不久去世的美國學者羅爾斯是liberal意識形態的泰斗,其《正義論》用經典自由主義者看來以偏概全強詞奪理的方式論證了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必要性,美國liberal們被這樣似是而非的理論武裝起來,認為社會福利應當繼續擴大、累進稅制應當更加傾斜。經典自由主義者一般不完全否定福利制度,但美國現在的社會福利的規模在他們看來已經過大,有獎懶罰勤之患。

社會福利,作為受益者的積極要求權,其背後有怎樣的權利義務關係呢?簡言之,如果把福利法規和稅收法規看作兩項社會契約,那麼政府作為契約的一方起到了中介的作用。稅收法規,使社會成員讓渡一部分自由(財產權中作為稅務而上交的部分),政府擁有積極要求權(收稅);福利法規,使社會成員獲得積極要求權(福利),政府讓渡一部分自由(在非福利的方面花費公款的power)。表面上看,社會成員讓渡的財產自由以福利要求權的形式獲得回饋,但是,稅收主要來自中高收入者、福利主要由低收入者來享受,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交換而是財富的再分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只考慮社會成員的全體對政府的付出與獲得的回報,二者也不是相等的,因為政府有內耗,政府規模越大,內耗越多。社會成員以自由的縮減為代價形成了政府,卻得不到等價的回報。政府是必要的邪惡(necessary evil)。政府的權力來自社會成員所讓渡的自由,社會成員必須珍惜自己所剩的自由,監督政府而不是信任政府、依賴政府。如前所述,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可以达成自由的平衡,但社会契约涉及政府,政府的自由增之一分,人民的自由减之一分,民选政府亦不例外。

從資格與可能性的角度來考慮,社會契約賦予人民的積極要求權一般具有嚴格的資格限制,但合乎資格之後就可以享受,比如富翁破產了就可以拿福利。福利之外的一些政府服務,比如消防隊、警察,都很類似,遭受火災或凶犯威脅的時候就可以要求得到服務。羅爾斯把社會福利比作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其實是有道理的,這種“保險”也是社會所必需的。但如何確定其費用和回饋、如何增進公平,並非紙上談兵那般容易,良好的動機並不能保證公平與正義。

最後再談一下稅收的問題:表面上看,社會成員和政府對財產都有要求權,但前者是消極要求權以作為自由的保護殼,後者是積極要求權(社會契約規定了前者的納稅義務),二者絕不是對等的。社會成員的財富是社會成員創造的而不是政府創造的,社會成員是當之無愧的主人,保持財富是他們的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人民提供人民依靠自身力量難以得到的必要服務,人民通過社會契約允許政府對自己的財富的一部分有積極要求權,絕不意味著政府占據了對等的地位而分割財富。

憲政民主的社會,雖然需要考慮多數人的需求,但不能因為中高收入者是少數而隨意侵犯他們的自由(財產權),這就是憲政共和制度通過保護社會成員的基本自由而對簡單的民主投票和多數意志形成的制約。累進稅制並非徹頭徹尾的邪惡;中高收入者雖然不領取福利但因為其產權範圍較大而在效果上從政府獲得更多的保護(這是福利之外的積極要求權),所以他們的稅率適當高一些並非踐踏自由,但美國liberal出於財富再分配的目的而要求增稅,相當於多數人的暴政。適當的社會福利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中高收入者為此而交稅也未嘗不出於自願,過分的福利則不然。美國的這些問題值得中國未來的民主政府借鑒。極右翼中共政權的“大政府”並非來自福利制度而是因為官僚階層,中國目前的問題自然另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