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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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共(布)、共產國際

解密資料俄文版出版前言

 

〔俄〕基塔連科等     李玉貞   譯

 

 

 

眾所周知,蘇維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黨的最高領導決定的。蘇維埃外交機關活動特點,在於其外交的總戰略和策略都是循著兩條不同渠道進行的:通過所有國家惯常的外交機關──外交人民委員部,還有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個獨立的國際共產黨人的集體組織,事實上它處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嚴密的思想、政治、組織和財務的控制之下。共產國際所有最重大的政治舉措和幹部的任用,都預先在政治局討論過,並且經過政治局批准。政治局還協調共產國際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活動。

本集所收錄的政治局會議記錄和其他檔案文獻可以說明這一點。所收文獻提供了為數甚多的証明材料,展示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和代理人,均與蘇聯駐北京外交代表團密切聯繫,並且“兼辦”他們的任務。而外交官們則多方協助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的工作,由此保證策略各異但內容統一的外交路線在中國首都和各地的執行。不言而喻,由於性質的不同,或者說由於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共產國際“技術”與職能的不同,在這兩個部門和為它們工作的個別人之間,有時出現ㄧ些分歧和摩擦,但是黨的最高領導都相當成功地將其調和。同時除了其他種種原因之外,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共產國際實際目標的不相容性,又成了蘇聯外交政策,包括對中國的政策的失敗的根源之一。

這種狀況已經在蘇聯及國外發表的聯共(布)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共產國際的文獻中得到證實。在聯共(布)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上,在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全會上,當分析國際形勢和蘇聯外交政策時,中國問題屢屢被提及。這反映在已經發表的蘇聯共產黨(布)第12-15次代表大會,和第15次黨的代表會議的速記記錄中。#1

1926-1927年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圍繞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這些全會的速記記錄迄今還沒有發表。

已經發表的斯大林、布哈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著述,可以大致說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觀點。#2不過應該指出,政治局的記錄及其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迄今實際上還未曾發表過。#3斯大林個人檔案存藏於俄羅斯總統檔案中,至今依然為研究者望塵莫及。存藏於美國的、已經發表的托洛茨基個人檔案,向人們進一步揭示了聯共(布)領導層在中國革命問題上鬥爭的那場風波。然而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書所提供的,只是蘇聯對中國政策中一些不完整的情況。#4

在發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關於中蘇關係的文件時,起初只是側重於同位於北京的北方政府的接觸。至於契切林、加拉罕、和蘇聯其他外交官與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的通信,和他們同設於廣州的南方政府、位於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的接觸,輿論界是在幾十年後才知曉的。#5

中國革命問題是共產國際注意力焦點,而且在共產國際的第3-5次代表大會上,在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上,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會上,都程度不同地討論過。這些已經見於共產國際出版的相應速記記錄中。#6

同時還應該注意一點,在20年代,由於需要保密和其他原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關於中國的某些重要決議,要麼在發表時做了刪節,要麼就根本沒有發表。#7

在共產國際的刊物裡,公布了為數甚多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某些中國事件所發表的致中國和世界勞動人民的文告,以及號召人們聲援中國革命的呼籲书。#8然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們的許許多多具體行動的指令,卻沒有公布過。

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魏金斯基、馬林、鮑羅庭、羅易等人,積極通過刊物貫徹共產國際就中國革命問題發出的指示。現已出版的幾種有關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活動的資料集,#9在編輯過程中使用的就是這些刊物。

從阿姆斯特丹存藏的馬林檔案中,選出的主幹部份,已經在中國出版。此書使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這位代表在中國的多元活動得以真實再現,充分揭示其複雜性與矛盾性。#10說到1929年在蘇聯出版並譯為中英文的、關於羅易在中國活動的資料集,#11那麼我們發現的鮮為人知的文獻資料,則可大大充實現有的資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政治與軍事顧問們,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危機時期,那些悲劇性的分歧。

蘇聯駐華軍事政治顧問們的活動反映在以下幾種書中。它們中有的是以1927年4月6日襲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時掠走的資料為基礎寫成的,#12再就是駐華南顧問團團長加倫的資料和一些回憶錄。#13

對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指令的理解與變化,前二者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同蘇聯政治,軍事顧問的關係,同外交官員的相互關係等,情況都十分複雜。這方面的情況,反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外出版的渉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決議中,#14反映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派駐中國代表們的通信中,#15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講話和報刊上的文章裡,以及回憶錄中。#16

至於國民黨,那麼,該黨同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相互關係史,以及它同中國共產黨的相互關係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文獻資料裡,#17在孫中山全集,廖仲愷、宋慶齡、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的選集裡,都已經有相當詳細的記載了。遺憾的是,臺灣出版物#18中,就國民黨同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聯繫這個題目,卻只提供了非常少的史料。整體上應該說,上面列舉的書籍所依據的原始史料,都是很有限的。

目前有了聯共(布)政治局的,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們的、外交官們的、政治和軍事顧問們的、其他蘇聯駐中國機關工作人員的文獻,就為拓寬史料基礎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先決條件。

本集所收史料僅僅取自於一個主要的文獻收藏處――俄羅斯現代史資料保管與研究中心。本集編者目前還不能使用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檔案――俄羅斯總統檔案,當代文獻保管中心檔案,外交部檔案,國防部檔案,安全部檔案等等。

在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的卷宗裡,收藏著聯共(布)中央機關的,共產國際及其下屬組織的,外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政黨等的文獻。但是,這些卷宗並非全都向研究人員開放。比如,直到最近才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材料――指令性決議(即所謂“特藏卷”)解秘。故此,才可能把一些文獻,包括至今不為世人知曉的斯大林的指令收入本集。至於說中國,那麼,在1956年就已經向北京轉交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文獻原件,這部份文獻卷帙浩繁,轉交時未曾留下副本。至今這些文件的絕大部分都還沒有發表。

本集的內容取決於編者擁有的文獻的性質,這些文獻資料主要涉及由國共兩黨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收入書中的有: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往中國的指令性文件;共產國際代表從中國發回的報告記錄和彙報;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共產主義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發展水平的報告;同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通信;1923-1926年間國民黨的幾個代表團在莫斯科談判的資料;馮玉祥訪問莫斯科的文件等等。至於外交文件,則本集所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寄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機關,從而存入這些部門卷宗中的那一部分。這些文件的撰寫人有羅斯塔通訊社駐北京和廣州的記者,以及蘇聯在上海的工作人員。

在工作過程中編者遵循的原則是:第一,只收錄從來沒有發表過的文文件;#19第二,能夠揭示某些事件和過程的新內容或者證實舊說法的文獻,能夠確證過去由間接史料和回憶錄等已經被披露的內容,說明這些內容確實有據可考;第三,編者盡可能在篇幅允許,並擁有具代表性文件的情況下,展示蘇聯對中國政策的基本方針,以及中國政治生活,首先是整個革命運動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同時,不言而喻,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的,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的文件屬於首選部分。本書文件的主幹部分,乃是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其他工作人員同莫斯科的通信(筆記報告、彙報、個人信件、向莫斯科的請示信)。現因條件所限,编者不能接觸莫斯科同北京、廣州、上海、武漢间的往來電報。

這些文件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是極其耐人尋味的。表面上乍看起來,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會閉會期間,就是它們做出的決議,在左右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們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行動方針。事實上,當中國形勢驟變時,例如,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6次(1926年2-3月)和第7次(1926年11-12月)全會之間那段時期,無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都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既務必遵循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關的決議,又務必考慮局勢的變化。本卷所收的“低”水平的文件,就反映了這個實際存在的矛盾,它們展示了莫斯科那裡如何竭盡全力,從一個集中但十分遙遠的中心,去指導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及其駐中國代表關係最密切的那部份國民黨人,指導他們的所作所為和策略活動,也展示了莫斯科這些做法導致的結果。

本集按照時間順序,囊括了從1920年起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同孫中山的最早接觸,到1927年春夏發生的那些對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來說具有戲劇性的事件。#20書中文件嚴格地依編年順序排列,故能直觀地顯現這段時間內,性質各異、方位不同、紛繁多變的諸事態演變的內在聯繫和全貌,看清個別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左右其發展的關鍵因素。總體上說,事態發展呈上升趨向,但反復多變,錯綜複雜,絕非一帆風順。逐漸地,時斷時續地,像是心律不規則的跳動,每一個時期都使事態的演進具有新的特點。這些關鍵性的因素,這些“跳動”,除了內部因素外,在不小的程度上有時是決定性的程度上,受到莫斯科、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政治歷史人物所做的原則性決議的影響。相應地也把一些檔案文獻分了類,這就影響了本集文件數量的平衡。比如說,不難看出文件裡1926年的內容最

為豐富,那正是國民革命進程中發生質變(1926年的三•二○事變,國民黨軍隊開始北伐等等),並在極大程度上決定國家下一步命運的時期。另一方面,1927年那些對共產黨人堪稱有宿命色彩的悲壯事件,而對國民黨來說則是凱歌高奏的事件,從目前能夠看到的檔案裡(在國外也恰恰相同),均只有寥寥數語的記載。不排除這樣的情況,即許多反映蘇聯領導對華政策慘重失敗的文獻,已經被人故意從普通卷宗裡抽走,如果沒有銷毀就是調入了特藏卷。例如至今還沒有發現任何有關1927年初汪精衛在莫斯科活動的蛛絲馬跡。按照時間順序安排文件,之所以會有失衡現象,原因即在這裡。

上述“關鍵”性的、按照事件的性質(或者可以說按照不同主題)安排檔案文獻的作法,使本集便於讀者使用,況且在不打破時間順序的情況下,把文獻分類或者分為不同的欄目,有篇幅不大的注釋性前言做引導,使每一組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文獻要點更加突出和醒目。

就內容而言,夲集主題呈多元性。內中文件或概括各類問題視野寬闊,或敘述具體細節,詳盡備至。本集基本構想,自然就如書名所云,用所收文件,揭示蘇聯領導對華政策的戰略目標和策略手法,具體實施的機關,從思想、政治、物質、軍事和幹部方面對政策的保障,以及通常的外交活動與大範圍革命輸出的密切結合。據現在發表的檔案文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從1923年上半年開始──孫中山、越飛的聯合聲明,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關於從財政和其他方面援助國民黨,自然也包括援助中國共產黨一事做出的決議等等──蘇聯很快就確定了其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利用受莫斯科左右並得到其支持的中國國民革命力量,推翻北京政府,建立一個以“工農”為社會基礎的親蘇政權,以期將來演變為布爾什維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前,則出於維護蘇聯地緣政治利益的需要,權且同北京政府以及同一系列控制地方政權的軍閥保持外交和經濟往來。應該說一句公道話,資本主義列強同蘇維埃國家的關係中,也同樣積極推行了“雙重標準”。

布爾什維克的對內對外政策,是由一系列烏托邦想法和矛盾百出的思想綜合決定的。其中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占主要地位,而首當其衝的是,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借助民族解放革命來顛覆和破壞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後方。在共產國際第2次代表大會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革命運動發展的模式就已經制定出臺了。由於共產國際領導人擁有的具體情報材料極為有限,對色彩斑駁的殖民地世界的真實局勢瞭解太少,所以這個模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有抽象的、投機的性質。儘管共產國際也承認“東方”的特點,但它在當時沒有拿出其他任何實際的決議,只能把俄國三次革命和內戰的經驗搬用到殖民地民族革命中來。共產國際第2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基本理論公設,在後來一些年份裡被強力推行於民族革命運動中。這些理論公設就是: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本國的和國際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是殖民地革命最普遍的群眾性動力,“政治上獨立”的無產階級同當地資產階級結成臨時同盟,把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衝突結合(等同)起來。也就是說,賦予民族革命以階級鬥爭的性質,承認東方落後國家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國際第2次代表大會的上述理論觀點和其他一些觀點,後來具體化為共產國際第4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更加具體的策略性指令。共產國際第2、4兩次代表大會的理論和策略方針,成了共產國際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制定實際行動指令、政策指令、和思想政策指令的基礎和主線。這在我們的集子裡也有反映。

應該說,共產國際第2、4兩次代表大會上一些最重要的論點──關於共產黨人支持資產階級民主派和(或者)民族革命運動,對於東方國家社會政治發展水平的看法──是破綻百出的,所以後來就被聯共(布)、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人所利用而各行其是。

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領導)方針在中國的實施,從一開始就遭到巨大的、有時是不可逾越的困難。其原因首先在於理想與現實脫節。所以,共產國際在很多情況下就採用了嘗試的方法、錯誤的方法。情報的收集越來越多,經驗也有了積累,加上局勢發生的變化,莫斯科的對華政策也作了極重要的、有時是相當出爾反爾的修訂。但是這些指令沒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共產主義的教條和布爾什維克的精神第一框架。莫斯科對華政策的炮製者們和執行者們的行為是反常的,乍看起來為常人理智所不解,本集的文獻有相當大的數量可為此佐證。思想政治上的教條,以及聯共(布)領導層中的鬥爭,困擾了事態的發展和實際可行路線的實施,無法通過憑經驗或直覺摸索到的實用辦法,把民族革命運動紛亂如麻的問題條分縷析,逐一解決,從而致命的影響了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最終結局。共產國際的戰略與策略已經程式化,在非標準化形勢下,選擇具體決議的形式時,就脫離不了固定框架的限制。這就使共產國際圍繞其“失算”、“錯誤“”和”罪責“而進行的爭論毫無結果。一些社會團體,包括一些政治團體和政黨,既然已經建立起來,就只能在其性質所決定的變數內活動,否則他們就會變成本質上不同的組織,會退化或消失。

就展示俄國經驗的決定性意義而言,共產國際對工人、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作用和潛力問題,所持的態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實踐似乎已經直觀的展示了它們的中國特性:工農運動是在當局支持下展開的。同時,工人首先是喊著全民性的口號,積極投入群眾運動中去的,可是他們的行動卻在改善物質狀況的口號下,迅速轉化為左傾的平均主義要求,故此導致了地方工商業的凋敝,大部分中小企業關門。廣州、武漢1927年春,上海的工人隊伍和糾察隊力量相當的弱小,只吸收了極少的一部分產業工人。但是工人發動與俄國情況在某些形式(罷工、遊行、工人糾察隊等等)的雷同,卻使人產生了期望,似乎中國工人運動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擴大影響的基礎,成為“工人階級領導權”的基礎。農民也只是在得到“上面”支持的情況下行動的,但實際上農民自身的要求,無論在哪裡都沒有超出減租減息的範圍。

而莫斯科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們以及中國共產黨內那些最激進的領導人卻認為,這種狀況只不過是運動不夠發達和農民落後的標誌而已。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民國家(在共產國際的文獻中給這個國家定性為“半封建國家”)下一步的發展就應該像俄國1917-1918年的狀況那樣,迅速爆發農民自發的奪取土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內“雅各賓派”式的鬥爭,在此基礎上就可以建立強大的農民軍隊力和政權的基礎。從俄國經驗的觀點來看,這是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中,只有很少的幾個人,隨著經驗的積累而開始意識到,為實現那些設想,存在一定的(也只限於很少的)障礙:軍隊上層和來自農村的軍官們,因農民運動的“過激”做法有產生不滿之虞。中國共產黨沒有軍事方面的領導人,就建立自己的軍隊而言,既缺乏武器,又時間倉促。而基本事實卻恰恰是:在中國農村的特殊條件下,根本就不可能按照“俄國模式”自發的開展奪取土地的鬥爭。事實上共產國際內部也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21可見,除了力圖在同反對派的鬥爭中,保住“左翼”之外,莫斯科從1927年春開始發出了強硬指令,“通過國民黨左派”或者“自下而上”的進行土地革命,後來又把這種策略失敗的罪責,轉嫁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陳獨秀身上(指責他們不善於並且拒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開展土地革命和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軍隊的歷次指令)。

差不多可以認為,本集所收文件,實際上已經把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思想政治方針(包括從思想、政治、財政、幹部和其他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對國民黨發生影響的實際運作機制都包括在內)都反映出來。對國民黨的影響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解釋清楚的,因為經過某些動搖和爭論之後,恰恰是國民黨及其軍隊被選中,作為實施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基本軍政工具。孫中山和共產國際決定請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這一舉措,是對國民黨施加影響最重要的一個槓桿。這種黨內合作造成的政治結盟,就其本身來說,可使雙方各得其所。不過同時從本集的文獻也能看出這種結盟伊始,無論在兩黨之間還是在國民黨內部,都成了經常性的關係緊張和衝突的根源。其原因不僅在於兩個政治素質根本不能相容的政黨,二者絕對不能共生,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共產國際的底牌,乃是借助共產黨人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國民黨,變成一個激進革命的“全民黨”,一個“工農黨”,一個近似共產主義政黨的“雅各賓”黨。這種意圖像一條主線貫穿了本集諸文件。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才力圖阻止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一切做法。沒有共產黨人內部的“改造”工作,試圖抵制國民黨的“材料”是不現實的。從檔案文件可以看出,國民黨(共產黨也一樣)在當時經歷著建立組織的階段,黨本身具有足夠牢固的思想政治結構,能以抵擋來自內部和外部的破壞性因素。

在共產國際對國民黨計劃的貫徹過程中,出現了相當大的困難。究其原因,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一些經常性分歧引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內部的分歧,其派駐中國代表們之間的分歧,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間的分歧。這些分歧反映在本集的許多文件中:1924年底-1925年初鮑羅廷的筆記彙報,魏金斯基的報告、書信,與1926年“三•二○ ”事件有關的文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1926年8-9月份考察廣州形勢後所做的彙報,1926年11月拉斐斯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達林、納索諾夫、福金、阿利勃列赫特、蘇聯其他駐中國的工作人員寫給莫斯科的信件,鮑羅庭、羅易、加倫之間的爭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文獻,其中也包括陳獨秀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件等等。

眾所周知,孫中山決定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是在他向資本主義列強尋求幫助的努力落空之後,在國內政治鬥爭中遭到一系列失敗之後。那時候他只渴求得到蘇聯的財政和軍事的援助,從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寶庫中,借鑒克敵制勝的方法,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技術”,國家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經驗。國共合作絕對不是同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巧合。新經濟政策可以被國民黨領導人解釋為布爾什維克放棄了他們政策中的過激作法,而與國民黨的大政方針接近。這樣一來,似乎客觀上出現了合作的共同立場。例如,迄今尚鮮為人知的,關於1923年蔣介石代表團在莫斯科政治會談的檔案材料(軍事方面的會談情況已經在卡爾圖諾娃的作品中披露)。#22同時,孫中山及其同僚為保護國民黨的同源性,而提出的同共產黨合作的條件是相當苛刻的。在這方面,首次發表於本集的1924年鮑羅庭所做的,關於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過程的彙報,以及1924年8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會的速記記錄,則是很有說服力的。此外國民黨接受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則又希望將共產黨融化在國民黨隊伍中並將其吞併。關於1925年底-1926年初,胡漢民在莫斯科會談的新材料,特別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加入共產國際的正式申請,可以說明國民黨試圖剝奪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獨立性。上述文件和書中的其他材料,向人們提出了一個要求:需要更加冷靜地評價所謂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他的“三大政策”。

除了上述主題外,讀者還無疑會對書中收入的其他一些文件(儘管非常遺憾的是一些片斷)發生興趣,這就是:關於共產國際機關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制定組織方案的材料;關於在蘇聯軍事院校為中國共產黨培養軍事幹部的材料;關於在莫斯科組建孫中山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材料;關於莫斯科同其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保持聯繫的技術方面;關於蘇聯對中國革命的財政投入。對這樣一個專題需要做一些解釋。無論對中國共產黨還是對國民黨的援助,都是通過多種渠道提供的,所以要想得出一個確鑿的數字,恐怕是不現實的;據大致估算,20年代蘇聯用於資助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款額,約為幾千萬金盧布。至於給中國共產黨的款額,據本集所引述的數字看起來要比用於國民黨的小得多。不過,應該考慮到一點,即用於國民黨的錢也部分的花在跨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及在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和地方組織工作的共產黨人身上。還有,除了共產國際直接撥給中國共產黨的款項外,中共還事實上擁有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青年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和農民國際──撥來的款項。

本集沒有收入馬林的史料,因為關於他在中國活動的重要文件,包括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報告,都已經以馬林檔案為基礎在荷蘭和中國發表了。

本集也同樣沒有收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同聯共(布)的多數派在1926-27年間,就中國問題進行論戰的材料。因為他們已經相當完整地見於過去的出版物中。而且他們也不能為瞭解共產國際對華政策這個基本向量,提供任何新鮮內容。儘管他們能夠補充說明,在1927年4-6月中國,中國共產黨和武漢政府出現的特別局勢中,斯大林、布哈林的方針和看法,顯得多麼脫離實際,多麼不可行,而他們為頑強維護自己的方針和看法,又如何強詞奪理:這明顯地反映了恰好在此時刻進入決定性階段的,同反對派鬥爭的“邏輯”。很清楚,這個因素以及聯共(布)斯大林—布哈林領導班子和共產國際領導的初始思想方針,成了他們執意不肯接受1927年4-5月間既成事實的主要原因: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凱末爾式”結局,儘管那種結局在當時的歷史形勢下符合蘇俄的國家利益。

如上所述,本集收入了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青年共產國際正式代表和其他蘇聯駐中國工作人員的書信,它們反映了上述人等對中國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看法,特別是他們在一系列事態轉折關頭的看法,從而使讀者直觀地瞭解,莫斯科得到的,來自中國的情報是多麼複雜,有時候又是多麼矛盾百出。而恰恰又是根據這些情報,莫斯科制訂了這樣那樣的決議。

不言而喻,寄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給斯大林、布哈林的函電會格外引起人們的興趣,因為這些函電(就其文件上的附注判斷)乃是向聯共(布)最高領導所作的彙報。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1927年4-5月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團,寄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領導人和斯大林的函電,以及過去從來沒有發表過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羅易發給莫斯科的電報。這位羅易是在20年代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那些危急日子裡,讓中國共產黨採取所謂“進攻策略”的狂熱推崇者。這些電報中有一件是他的解釋。說明他向汪精衛展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7年6月1日那個著名指令的情況,有1927年4月羅易與蔣介石的通信,以及羅易與汪精衛的談話記錄。

本集還收入了反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其他代表們――魏金斯基、鮑羅庭――在1927年諸事件最後階段所持立場的一系列文件,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領導機關,討論這些事件的資料,其中有過去無人知曉的布哈林的講話。

編者考慮到儘管本書所公布的文件,能夠為研究20年代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政策,提供豐富而重要的基本史料,但遠不能把這個涉及範圍極廣的題目說透。也不能把有關文獻全部都置入。囿於篇幅,本集不可能把已經挖掘出的重要文件一一收入。如: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上,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的中國委員會和分委員會裡,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速記記錄;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和遠東局,許多次會議的資料;紅色工會國際、青年共產國際和農民國際的文獻。上述每一組文件都可以獨立編譯成書。在其他檔案不斷開放的過程中,無疑定會發現不少有關中國這一主題的,新的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在這層意義上說,今後歷史家和文獻發表者們,還有待做出相當大的努力。

本集文件係據莫斯科1990年頒布的“蘇聯歷史文件出版規定”而編輯加工的。某些文件沒有全文發表:刪除了與本集主題無關的部分,以及內容不清和文字不全的段落。本書採用現代正字法和標點符號。中國的人名,除不能與新拼寫規則對應者外,均採用新拼寫法。(以下關於俄文行文中縮略語的說明從略)

參加本集編寫工作的俄方人員為:歷史學博士安德萊森,歷史學博士格盧寧教授歷史學博士格里戈里耶夫(漢名:高黎明)教授,歷史學副博士索特尼科娃,哲學博士基塔連科,歷史學副博士舍維廖夫(漢名:石克強)謝契林娜。德方為:郭恒鈺教授,呂特納和菲爾貝爾。文獻參考書由石克強編寫。人名索引由拉林,索特尼科娃,石克強,謝契林娜編寫。在編寫索引過程中承蒙下開人員鼎力相助,提供了資料: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歷史學副博士加魯尚茨,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高級研究員米羅諾娃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對外政策檔案館。古文獻學方面的加工由麥利尼科娃完成。電腦輸入由馬多爾斯卡婭和舒羅娃完成。印刷方面的技術工作由拉林,麥利尼科娃,索特尼科娃和莎伊科娃完成。

 

注釋

#1見斯卡其科夫《中國書目》,1960年莫斯科版。

#2同上。

#3只有1926年4月1日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我們對中國和日本的政策》,已經發表在1988年本森出版的,由菲爾斯京斯基編的《蘇聯的共產主義反對派(1923-1927年)托洛茨基檔案》一書中。

#4《蘇聯的共產主義反對派(1923-1927年)托洛茨基檔案》1991年莫斯科TERRA出版社。

#5《蘇中關係(1917-1957)》莫斯科1957年版;《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20卷,莫斯科1957-1965年版;《孫中山選集》第二版與修訂版,莫斯科1985年版;《孫中山誕生120週年紀念論文》回憶錄,文獻資料集1987年莫斯科版。

#6詳見斯卡奇科夫《中國書目》(斯沃拉斯基:《共產國際及其外圍組織》1965年,紐約出版)。

#7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集》1986年莫斯科出版第67-83,103-105頁。

#8 略。

#9 《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1983年北京版 ;《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1980年北京版;《鮑羅庭在中國的有關資料》1984年北京版。

#10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1989年北京版;安東尼•塞奇:《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源起:斯內夫利特(馬林)的作用》,兩卷本資料集,1991年荷蘭勃立爾出版社出版。

#11羅易《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1929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12慕廷、郝蓮英合著《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1918-1927)》紐約1956年版;郝蓮英《革命使者,蘇聯顧問與國民黨中國(1920-1927)》1989年倫敦出版社版;郝蓮英《蘇聯顧問與革命軍(1925-1926)》Armonk,1985-1986,第19卷,第1-2期。

#13卡爾圖諾娃《加倫在中國(1924-1927)文獻及介紹》莫斯科1970,1979年版。

#14《“一大”前後》第1-3卷,北京1980,1985年;《“二大”和“三大”》,1985年北京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2-1926)》1989年北京版。

#15《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集(1922-1926)》,1981年北京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集(1927-1933)》,1983年北京版。

#16詳見《中共黨史學習參考手冊》,1986年北京版,第256-274,279-282頁;安東尼•塞奇《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通訊》,1989-1990,第4期第1-12頁。

#17《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一卷(1894-1927),1986年北京版。《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1985年北京版;《中國國民黨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1986年南京版;還可參見:拉菲斯主編的《國民黨代表大會與代表會議》,1928年,莫斯科版。

#18《革命文獻》第8-21,69,70卷。

#19只有幾個文件例外,它們對於揭示主題意義重大,例如1923年11月28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國民

革命運動與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10件會議紀錄等。

#20事實上本書編者縮短了本書第一卷所收文件的時限,將其下限斷為1925年。――編者

#21詳見:高黎明(格裡戈裡耶夫)《1927-1931年的中國革命運動》,1980年,莫斯科出版第142-148頁。

#22見注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