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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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關係專欄

 

 

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第二章

 

 

尼古拉斯‧沃思 著       

 

 

5新的布爾什維克權力結構相當複雜,其對外的面孔――「蘇維埃政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而政府的立法機器則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後者在艱難地想要實現某種程度的國內與國際合法性和承認。政府也有其革命組織,即在實際奪權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彼革軍委)。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從一開始就在彼革軍委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把此組織的特徵描述為:「一個沒有任何官僚干擾的輕巧靈動結構,能夠在接到命令後快速投入行動,並且在需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重擊仇敵時沒有任何約束。」

那麼這隻「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此稱呼後來用於描述布爾什維克黨的秘密警察契卡(肅反委員會))是如何實際運作的呢?彼革軍委的組織結構簡單且極為有效,它由六十餘名官員組成,包括四十八位布爾什維克黨人、幾位極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屈指可數的無政府主義者;其官方領導人是任主席的社會革命黨人亞歷山大‧拉濟米爾,協助運作的是一個四人小組,包括亞歷山大‧安東諾夫-奧夫辛科與捷爾任斯基。事實上,在彼革軍委存在的五十三日裡,該委員會起草了六千多道命令,大多數是潦草書寫在一塊塊的舊紙上,並且有大約二十個人曾以主席或秘書長的名義簽署這些命令。

同樣的簡捷運作也體現於指令的傳達和執行:彼革軍委通過由將近一千名「人民委員」組成的中間人網絡行事;後者在許多不同的領域操作:軍隊、蘇維埃、居委會、行政部門。這些人民委員只向彼革軍委負責,並且常常獨立於政府或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地做出決定。自10月26日(11月8日)起1,正當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忙於組織政府之時,少數幾個籍籍無名的人民委員決定要通過採取以下措施來「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禁止反革命傳單、關閉首都的全部七家主要報紙(資產階級和溫和派社會黨人)、接管無線電臺和電報局、以及建立徵用公寓和私人汽車的計劃。對這些報紙的關閉於幾天後由政府的一項政令而合法化,並且在接下來的一週裡,經過一些相當激烈的討論之後,得到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2

一方面是不確定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則想要使用以往如此卓有成效的相同戰術,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起初曾鼓勵他們所稱的「民眾之革命自發性」。當來自普斯科夫省的某鄉村蘇維埃代表團詢問到: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捷爾任斯基在其回答中解釋說:

當前的工作是打破舊秩序。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員的人數不足以獨力完成這項任務,必須順從爭取自身解放之民眾的革命自發性。在此之後,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將向大眾指明前進的道路。透過彼革軍委,將要發表意見的是群眾,將要針對階級敵人、針對人民敵人採取行動的還是群眾。我們要做的只是聚集和指引被壓迫人民針對壓迫者的仇恨與正當的報仇願望。

數日前在彼革軍委10月29日(11月11日)的會議上,幾個未指明的人士曾經提到有必要更有力地與「人民的敵人」鬥爭。這條方略在之後的數月、數年及數十年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彼革軍委日期為11月13日(11月26日)的公告中亦再次提到:「國家政府、銀行、國庫、鐵路、郵政與電報局中的高級官員正在破壞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措施。因此,這些人需要定性為『人民的敵人』。他們的姓名將在所有報紙上公開,並且人民敵人的名單將在公眾場所張貼。」3 在發布這些名單的數日後,一份新的公告宣稱:「涉嫌破壞和投機倒把的所有人將作為人民的敵人而立即逮捕和移送喀琅施塔得監獄。」4 短短的數日裡,彼革軍委就提出了兩個意義深遠的新概念,即「人民的敵人」和「嫌犯」。

11月28日(12月11日),政府把「人民敵人」的概念制度化。列寧簽署的一項政令規定:「立憲民主黨是一個充斥人民敵人的黨派,其全體領導人從即日起為不法分子,要立即逮捕和交由革命法院審判。」5 這些法院當時剛剛依照「關於法院的一號命令」建立;該命令實際上廢棄了「與工農政府抵觸、或者與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革命黨之政治計劃抵觸的」所有法律。在等待新刑法頒布的過程中,在「依照革命的秩序與合法性」這個極為模糊的概念來判定現存法律的有效性上,法官們享有極大的迴旋餘地,因而鼓勵了各式各樣的濫權。舊政權的法院遭到立即的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審判「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破壞」、「間諜」、「濫用個人權力」及其他「反革命罪」的人民法院與革命法院。按照1918年至1928年的司法人民委員德米特里‧庫爾斯基的認識,革命法院完全不是通常的「資產階級」意義的法院,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法院,是與反革命鬥爭的武器,其主要目的是剷除而非評判。6 在諸般革命法院中有一個「革命新聞法院」,負責審理新聞界的所有罪行和命令被認定為「通過故意發表錯誤新聞而在人民心中散播不和諧」的任何出版物停刊。7

當這些聞所未聞的新類別(「嫌犯」、「人民的敵人」)正在出現且對付他們的手段正在顯露的同時,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繼續了其重組過程。該城的麵粉儲量嚴重不足,以至於每個成人每天只有半磅麵包的定量;因此糧食供應自然就非常重要。

11月4(17)日糧食委員會成立,其第一份公告指稱:「富有階層從他人的苦痛中牟利」,提出:「現在是徵收富人的餘糧和其所有物資的時候了。」11月11(24)日,糧食委員會決定派出由士兵、水手、工人及赤衛隊員組成的分遣隊,前往生產穀物的省份「採辦彼得格勒與前線所需的糧食」。8 由彼革軍委下屬的委員會之一採取的這項措施,預示了此後三年裡由「徵糧軍」的分遣隊執行的強制徵收政策;此政策是新政權與農民之間衝突的關鍵因素,並且導致了數不清的暴行與恐怖。

11月10(23)日成立的軍事調查委員會負責逮捕「反革命」軍官(通常已經遭到屬下士兵的告發)、「資產階級」黨派的成員、以及被指控為搞「破壞」的官員。在很短的時間裡,這個委員會就已經在處理形形色色的事務。在這個飢寒交迫城市的動亂氛圍中,赤衛隊的分遣隊與特別民兵組織打著革命的旗號或倚仗某人民委員簽署的莫明其妙命令,無休無止地徵用、沒收及掠奪;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人被抓到此委員會的堂前,其名目繁多的罪行包括搶劫、「投機倒把」、「囤積絕對必要的物資」、「酗酒」、「屬於某敵對階級」。9

布爾什維克黨對民眾革命自發性的號召在實踐中殊非易事。暴行與算舊帳比比皆是,此外還有武裝搶劫和對商號的清洗,尤其是冬宮的地下窖藏和酒鋪。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情形愈演愈烈,因此在捷爾任斯基的建議下,彼革軍委建立了一個打擊酗酒與社會動亂委員會。12月6(19)日,該委員會宣布彼得格勒進入緊急狀態並實行戒嚴,以「結束由假扮革命者的不良分子造成的紛爭與動亂」。10

與這些零星的困擾相比,更讓革命政府感到害怕的是國家雇員的大規模罷工;這些罷工在10月25日(11月7日)的政變之後很快就開始出現。以此威脅作藉口,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肅反委員會,俄文縮寫音譯『契卡』)於12月7(20)日成立。

契卡成立數日後,政府不無猶豫地決定解散彼革軍委。這個在暴動的前夜為了指揮地面行動而設立的臨時作戰組織,業已完成了其使命:它促成了奪權且保衛了新政權,讓後者有時間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由此往後,為了避免權力架構的混淆和責任的過度分散,它需要把其所有特權移交合法的政府,即人民委員會。

在這個被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視為如此緊要的關頭,他們如何能夠少了這隻「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呢?在12月6(19)日的一次會議上,政府委託「捷爾任斯基同志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檢討用最大的革命能量打擊國家雇員總罷工的手段,及研究打擊破壞活動的方法。」對於捷爾任斯基的所作所為則沒有任何討論,因為這些作為看上去顯然都是正確的反應。就在數日前,總是津津樂道於把1917年俄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相比較的列寧,向其秘書弗拉基米爾‧邦奇-布魯耶維奇表示有緊迫的需要找到「我們自己的富基埃-坦維爾,以與反革命暴民搏鬥。」11 12月6日,列寧所選之「堅定的無產階級雅各賓黨員」,導致對捷爾任斯基的一致推舉;後者由於在彼革軍委中孜孜不倦的行動,業已成為保安方面的大行家。此外,列寧還向邦奇-布魯耶維奇解釋道:「我們所有人當中,費利克斯在沙皇監獄裡呆的時間最久,與奧克蘭那〔沙皇的政治警察〕打的交道也最多。他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

12月7(20)日的政府會議之前,列寧曾經寫便條給捷爾任斯基:

關於您今天的報告,可否起草一道政令?其序言這樣寫:資產階級依然在頑固地犯下最可恥的罪行和網羅社會渣滓以組織暴亂。資產階級的幫兇,尤其是高級官員和銀行職員,由於對社會的社會主義轉變有看法,也在進行破壞和組織罷工以削弱政府採取的措施。更有甚者,資產階級竟然破壞糧食供應,用飢餓致數百萬人死命。為了打擊這些破壞分子和反革命,有必要採取非常措施。因此,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命令如下……12

12月7(20)日晚,捷爾任斯基向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說明了他的計劃。在講述其干預時,他首先談論了革命所面對之「來自內部的」危險:

這是我們所面對的所有問題中最殘酷也最危險的問題。要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必須使用堅定的同志——那些可靠且冷酷無情的人,他們要做好準備為革命犧牲一切。同志們,不要以為我只是在找尋革命的司法形式。此時此刻,我們關心的不是司法!我們是在戰爭中,是在前線;敵人在向前推進,這是一場殊死搏鬥。我提議,我堅決要求,建立某種機制,以真正革命且與布爾什維克黨相配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肅清所有反革命分子!

捷爾任斯基接著轉入其講話的核心。以下是會議記錄中的內容:

此委員會的任務是:(1) 鎮壓與消除任何實際或企圖的反革命活動與破壞活動;(2) 逮捕所有破壞者與反革命分子並交由革命法院審理。

在對於其任務來說不可或缺時,此委員會將進行初步調查。

委員會分為三個處:(1) 信息;(2) 組織;(3) 行動。

委員會將特別重視關於新聞輿論、破壞、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右派、破壞分子及罷工者的問題。

委員會有權採取以下壓制措施:沒收物資、逐出住所、取消定量卡、發布人民敵人的名單等等。

決議:批准這項草案。將此委員會命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這些決議將公諸於眾。13

這份討論成立蘇維埃秘密警察的文字無疑會讓人發問。舉例來說,捷爾任斯基慷慨激昂的演說與契卡獲授的相對有限權力之間的反差,應該如何解釋呢?布爾什維克黨處於一個關鍵時刻,即他們必須面對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而他們在立憲會議中依然只占少數席位。為了打破政治上的孤立,布爾什維克黨正要與社會革命黨左派達成一項協議(後者的六位領導人業已被接納到政府中)。因此,他們決定不事聲張;並且與12月7(20)日的決議相反,政府並沒有實際頒發宣布契卡成立和概述其職能的政令。

契卡作為一個「特別委員會」,日後有蓬勃發展且行事毫無法律依據。如同列寧一樣,捷爾任斯基最想要的就是沒有任何約束。他曾經驚人地表示:「生活本身為契卡指明了方向」。他所謂的生活是指「民眾的革命恐怖行動」,即許多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熱烈鼓勵的街頭暴力;這些人暫時忘卻了他們對人民之自發行動的由衷不信任。

戰爭時期任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於12月1(14)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們講話時警告說:「不出一個月,就如同在法國大革命中一樣,這種恐怖將具有極為暴力的色彩。等候敵人的將不只是監獄,還有斷頭臺。這個法國大革命中的非凡發明,能夠讓人整整矮一個頭。」14

數星期後,列寧在一次工人集會上講話時,再次呼喚恐怖行動,並且將它說成是革命階級的司法:

蘇維埃政權的行事是按照一切革命的無產者都應採取的方式,它已經與資產階級司法明確決裂,因而後者是壓迫階級的工具……士兵們和工人們必須懂得,他們除非幫助自己,否則將得不到任何幫助。民眾如果不自發地站起來,所有這一切都終將歸於無用……只要我們不給投機倒把者其應有的待遇——讓他吃一粒子彈,我們就會一事無成。15

這些對恐怖行動的號召,加劇了業已由布爾什維克黨的奪權而在社會中釋放的暴力。自1917年秋天以來,數以千計的大農業產業被成群結隊的憤怒農民攻擊,數以百計的大地主遭到屠戮。1917年夏天,暴力於俄國就無所不在。暴力本身並不新奇;但該年裡的事件,讓業已處於潛伏狀態的若干種不同類型的暴力得以匯聚在一起:由工業社會中資本主義關係之野蠻而引發的城市暴力,傳統的農民暴力,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現代暴力——後者給人類的關係帶來異乎尋常的倒退和巨大的野蠻。以秩序和權威之正常體制的失靈、長期積聚之憤懣與社會不平感的抬頭、以及對民眾暴行的政治利用作為標記,這三股暴力的組合構成一種爆炸性的氛圍,具有在俄國革命中破壞一切的潛力。城鎮人口與農民之間的相互猜忌向來就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對農民們來說,城市作為權力與壓迫中心,現在是變本加厲;而在城市菁英和主要出自知識分子的職業革命者看來,農民依然是(用高爾基的話來說)「一群半原始人」,其「殘忍的直覺」和「動物的利己主義」應該由「城市的有組織教化」加以消除。與此同時,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都清楚地瞭解,正是農民的造反撼鬆了臨時政府的基礎,從而讓作為俄國極少數派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由此造成的權力真空中獲得主動。

1917年底和1918年初,新政權並未遭到嚴峻的挑戰。在布爾什維克政變的一個月之後,新政權事實上控制了俄國北方的大部和俄國中部遠達中窩瓦河的地區,以及一些較大的城市,例如高加索的巴庫和中亞的塔什干。烏克蘭和芬蘭已經分離,但並未展示出任何挑起戰爭的意向。唯一有組織的反布爾什維克軍事力量是一隻由大約三千名志願者組成的小軍隊,即日後由米哈伊爾將軍和科爾尼洛夫將軍在俄國南方組建之「白軍」的雛形。這兩位沙俄將軍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頓河與庫班河流域的哥薩克人身上。哥薩克人與其他俄羅斯農民迴然不同;他們在舊政權時代的主要特權,在於用服兵役至36歲作為交換,獲得三十公頃的土地。他們即便沒有慾望獲取更多土地,卻也一心想要保留已經擁有的土地。最重要的是,哥薩克人希望保持其地位和獨立,並且也擔心已經對富農造成極大傷害的布爾什維克黨公告;他們於1918年春站到了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的一邊。

用「內戰」來描述1917年冬和1918年在俄國南方發生的早期衝突或許並不最恰當;其雙方不過是一隻數千人的志願軍和魯道夫‧西韋爾斯將軍手下兵力勉強達到六千的布爾什維克部隊。與這些衝突相對少的兵力成直接對照的是,布爾什維克黨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暴力鎮壓手段;不僅是針對士兵,還包括百姓。俄國南方軍隊總司令安東‧鄧尼金將軍於1919年6月成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罪行調查委員會」,在其存在的幾個月裡,曾經試圖記載布爾什維克黨在烏克蘭、庫班河、頓河流域、克里米亞等地的暴行。此委員會蒐集的陳述,展示了自1918年1月起,布爾什維克黨犯下的無數暴行;這些陳述構成謝爾蓋‧梅利古諾夫1926年經典著作《俄國的紅色恐怖》的主要資料來源。在塔干洛,西韋爾斯的部隊把五十個容克地主和「白軍」軍官縛住手腳丟入鼓風爐。在葉夫帕托里亞,數千名軍官與「資產階級」遭到綑綁、折磨,並被投入大海。類似的暴行在布爾什維克黨占領的大多數克里米亞城市發生,包括塞瓦斯托波、雅爾塔、阿盧什塔、辛佛洛普。自1918年4月和5月起,於當時正在造反的哥薩克大城市也有相似暴行的記載。鄧尼金的委員會極其精確的檔案中記述了「切掉手、折斷骨頭、扯去頭顱、打碎下巴、摘除生殖器的屍體。」16

然而正如梅利古諾夫所述,在有組織恐怖的系統實施與只不過是未加控制的過度行為之間,很難加以區分。在1918年8-9月之前,鮮少有地方契卡指揮此類屠殺的指控。直到此時契卡網都還是相當稀疏的。這些屠殺往往是由「武裝分遣隊」、「赤衛隊」及其他未指明的布爾什維克分子進行,其目標並非只是敵方戰士,也包括所謂「人民敵人」的平民。例如在1918年3月初於雅爾塔遭到殺戮的240人當中,就有約70位政治家、律師、記者及教師,以及165名軍官。消滅「人民的敵人」不過是這場政治與社會革命的邏輯延伸,畢竟這裡有勝利者和失敗者之分。這種對世界的認知並非是在1917年10月事變的餘波中才突然出現,然而布爾什維克黨在此問題上的明確立場,促成了其日後的合法化。

1917年3月,有個年輕的上尉寫了封洞察敏銳的信,其中講到當時的革命及對他所在團的影響:「在士兵和我們自己〔譯註:指軍官〕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對他們來說,我們從來就是老爺。他們認為,目前發生的事情並非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運動;在此運動中他們是贏家,而我們是輸家。他們對我們說道:『過去你們當老爺,現在該換我們了!』他們認為,在經過這幾千年的奴役之後,現在終於可以報仇雪恨了。」17

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將此渴望視為對恐怖行動的道義合法化,或者列寧所稱的「正義內戰」;他們鼓勵了任何可能助長這一願望的情事。1917年12月15(28)日,捷爾任斯基在《新聞報》上發表呼籲,號召所有蘇維埃組織自己的契卡。結果是各種「委員會」、「分遣隊」及其他「非常組織」的紛紛湧現,給中央權力機構造成很大的控制困擾;後者在數月後決定終止這些「群眾自發行動」,而是形成一個有組織結構、有中央的契卡網。18

捷爾任斯基於1918年把契卡存在的頭六個月概括為:「這是一個拼湊與猶疑的時期,在此期間我們的組織並非總是能夠應對複雜的情況。」19 然而即使只是截至當時,契卡作為鎮壓工具的記錄已然難有匹敵;其人數也由1917年12月的不足百人,在短短的六個月內膨脹至一萬兩千人。

契卡的開端並不顯赫。捷爾任斯基在1918年1月11(24)日給列寧的便條中寫到:「儘管我們提供了這些重要的服務,我們目前的狀況卻讓人無法忍受。我們沒有任何資金。我們日夜工作,卻連麵包、糖、茶葉、奶油、乳酪都沒有。要麼採取措施撥給我們應有的供給,要麼授與我們自行向資產階級徵收的權力。」20 捷爾任斯基當時招集了約一百人,多數是老戰友,大部分來自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幾乎全都為彼革軍委工作過。這些人日後成為1920年代GPU(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和1930年代NKVD(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人:馬丁‧拉齊斯、維亞切斯拉夫‧緬任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梅辛、格里戈里‧莫羅茲、揚‧彼得斯、梅厄‧特里瑟、約瑟夫‧溫施利希特、根里克‧雅戈達。

契卡的首次行動是制止彼得格勒國家雇員的一次罷工。其方法快捷有效:所有罷工領袖都遭到逮捕,理由也很簡單──捷爾任斯基宣稱:「任何不再想與人民一道工作的人,不屬於人民之列」;他也逮捕了當選為立憲會議代表的多位孟什維克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此專斷的行動立即遭到司法人民委員伊薩克‧斯坦因倍格的譴責。斯坦因倍格本人屬於社會革命黨左派,幾天前才當選為政府官員。契卡與司法系統之間的此首次衝突,提出了對此秘密警察之法律地位的重要疑問。

斯坦因倍格問列寧說:「還要司法人民委員部做甚麼?不如成立一個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才來得坦誠,人民也更能明白。」

列寧回道:「好主意,正是我的看法。可惜的是,直接叫這個名字卻不行!」21

斯坦因倍格強調契卡需要嚴格遵守司法程序,而捷爾任斯基則反對他所稱的「舊政體吹毛求疵的老派守法主義」。在這兩人的衝突中,列寧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後者的一邊。捷爾任斯基認為,契卡應只向政府本身對其行動負責。

1月6(19)日是布爾什維克黨專政鞏固的一個重要時刻。1917年11-12月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黨在其中屬於少數派,於707個席位中只有175名代表)在僅僅開了一天的會議之後,於是日清晨遭到武力解散。此專斷行動似乎並未在俄國的任何地方帶來任何特別的反應。一場反對解散議會的小規模示威被軍隊鎮壓,造成大約二十人死亡;對於此只持續了數小時的議會民主實驗來說,這不蒂是一個高昂的代價。22

在解散立憲會議之後的數日與數週裡,布爾什維克政府於彼得格勒的處境日益不穩;與此同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阿道夫‧越飛、卡爾‧拉狄克等人,正在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與同盟國談判和平的條件。1918年1月9(22)日,政府當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圍繞向莫斯科遷都的議題。23

讓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憂心者並非德國的威脅──自12月15(28)日開始的停火還在一直延續,而是可能的工人暴動。工人階級地區僅在兩個月前還是該黨的堅定後盾,現今其不滿情緒卻在快速發酵。由於軍人的復員和隨之而來軍方大額訂單的消失,眾多企業解雇了數以萬計的工人;此外,日益增加的供應困難,導致每天的麵包定量跌落到只剩四分之一磅。列寧對於改善此狀況力不從心,只好歸咎於他選擇的代罪羔羊──「奸商」和「投機交易者」。列寧於1918年1月22日(2月4日)寫到:「每個工廠、每家公司,都必須成立自己的徵糧隊。要動員每個人去尋找麵包,不只是志願者,而絕對必須是每一個人。任何拒絕合作的人都將立即失去其定量卡。」24

托洛茨基於1918年1月31日從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返回後,旋即被提名任糧食與運輸特別委員會主席。這是政府賦予「搜索糧食」之決定性重要意義的明確跡象,也是「糧食專政」的第一階段。列寧於2月中交給此委員會一份政令草案,卻遭到委員們(除托洛茨基外還包括糧食人民委員亞歷山大‧秋魯帕)的否決。按照列寧起草的文字,全體農民必需交出任何多餘的糧食來換取收據。任何人倘若在規定的時期內拒不交出餘糧,將被處以死刑。秋魯帕在回憶錄中寫到:「我們在讀到這份提議時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這項計劃一旦執行,定會導致大規模殺人。列寧的計劃於是被擱置。」25

儘管如此,這段插曲非常說明問題。自1918年初以來,列寧發現他深陷其自己造成的僵局之中,並且他在憂慮各大工業重鎮的災難性供應狀況──這些地區被視為廣袤的農民海洋中孤立的布爾什維克黨據點。他準備不惜一切手段取得所需的穀物,同時並不改變他的政策。在此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一方是決心要留住自己勞動果實且拒絕任何外來干預的農民,另一方是在努力施展其權威的新政府;後者拒絕理解經濟供應的實際運作方式,並且急切想要控制似乎是在不斷增長的社會無政府狀態。

1918年2月21日,面對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和談失敗後德軍的大舉進犯,政府宣告社會主義祖國處於危急之中。與抵抗入侵者的號召同時發出的,還有群眾性恐怖行動的號召:「所有敵特、投機交易者、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及德國間諜,都將就地槍決。」26 這項公告實際上是在所有軍管區實行戒嚴。當於1918年3月3日在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最終簽訂和約時,此公告在技術上就喪失了法律效力;而死刑直到1918年6月16日才合法地恢復。儘管如此,自1918年2月起,契卡執行了數不清的就地處決,包括在軍管區之外的殺戮。

1918年3月10日,政府遷離彼得格勒,搬到新首都莫斯科。契卡的總部設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盧布揚卡廣場街曾屬某保險公司的一幢建築裡。儘管日後有一系列的名稱改變(包括GPU、OGPU、NKVD、MVD、KGB),契卡在此建築內一直呆到蘇聯政體的倒臺。契卡中央總部的工作人員從3月的僅僅六百人,到1918年7月迅速增至兩千人,尚不包括特種部隊。與此同時,負責指揮全國各地方蘇維埃之龐大機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只有四百名工作人員。

1918年4月11-12日夜,契卡開展了首次重大行動:其特種部隊的一千多人,突襲了莫斯科的大約二十處無政府主義者據點。經過數小時的激戰,520名無政府主義者被逮捕,25人作為「歹徒」遭到就地處決。「歹徒」這個詞自此被用於罷工工人、逃避徵兵者、或抵抗武力徵糧的農民。27

在此首戰告捷和接著於莫斯科與彼得格勒的其他「平定」行動之後,捷爾任斯基1918年4月29日寫信給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大幅度增加契卡的資源。他寫到:「在目前時期,面對各方面反革命活動的日益頻繁,契卡的行動幾乎肯定會有指數增加。」28

對於實施政治與經濟專政,以及加強壓制對布爾什維克黨之敵對情緒似乎在不斷發酵的人民,捷爾任斯基所說的「目前時期」似乎確實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自1917年10月以來,布爾什維克黨既沒有改善普通俄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未保障他們在1917年裡獲得的基本自由。布爾什維克黨曾經被認為是允許農民奪取其渴望已久之土地的唯一政治力量,而現在則被看作想要竊取農民勞動果實的共產主義者。農民們在想,這當真的是同一伙人嗎?布爾什維克黨最終給了他們土地,而這些共產主義者卻似乎想要對他們敲詐勒索,甚至剝皮。

1918年春是一個極為緊要的關頭,當時一切尚處於無主的狀態。各種蘇維埃尚未遭到箝制和轉化成國家機器的簡單工具,而依然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與溫和派社會黨人進行真正政治辯論的場所。反對派的報紙儘管幾乎每日遭到攻擊,也還繼續存在。由於各種組織都想要贏得民眾的支持,政治生活有興旺的發展。並且在這個生活條件不斷惡化且城鎮與鄉村經濟關係完全斷裂的時期,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黨贏得了許多無可否認的政治勝利。在新蘇維埃的選舉中,儘管有一定程度的恐嚇與做票,在舉行選舉且公布結果的三十個主要省會中,這兩個黨派於十九處獲得全面勝利。29

政府對此的反應是強化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專政。由於通訊的全面中斷,經濟分配網,特別是鐵路系統,已然分崩離析;並且由於工業產品的匱乏,農民沒有出售產物的願望,因此對農民的全部吸引力似乎也已消失殆盡。如此一來,確保軍隊和作為權力與無產階級中心之城市的糧食供應,就成為當時的根本問題。布爾什維克黨的選擇有二:要麼試圖恢復某種市場經濟,要麼採用更多的強制手段。該黨認定有必要更進一步開展破壞舊秩序的鬥爭,因此選擇了後者。

列寧在1918年4月29日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講話時,開門見山地說道:「擁有少量土地的小農們,在推翻資本家與大地主的鬥爭中,曾經與無產階級並肩作戰,但現在已與我們分道揚鑣。小農們一向害怕紀律與組織。現在是我們對他們進行無情打擊的時候了。」30 數日後,糧食人民委員向同一個委員會表示:「我要開誠布公地說,我們現在處於戰爭狀態,只有槍桿子能夠讓我們取得所需的穀物。」托洛茨基本人補充道:「現在的唯一選擇是內戰。內戰是爭奪麵包的鬥爭……內戰萬歲!」31

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卡爾‧拉狄克於1921年的一段文字,揭示了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春天的政策;數月後,紅軍與白軍為時兩年的武裝衝突就爆發了。他寫到:

農民剛剛得到國家分配的土地,他們剛剛從前線返家,他們帶回來自己的槍枝,並且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可以概括為:「沒人需要」。他們對國家持漠不關心的態度。即使我們決定開徵糧食稅,那也將是徒勞的,因為所有的國家機器都已蕩然無存。舊的秩序已然消失,農民不經強制是不會交出任何東西的。在1918年初,我們的任務其實很簡單:我們必須讓農民懂得兩個明顯的道理:那就是國家對於他們的產物有索取權,並且國家有行使這些權利的手段。32

1918年5月和6月,布爾什維克政府採取了日後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兩項決定性措施,由此開啟了內戰時期。1918年5月13日的一道政令,賦予糧食人民委員部非常權力,規定由該部徵收全部食物與組建事實上的「徵糧軍」。到7月,將近一萬兩千人參加了這些「徵糧隊」,其總人數在1920年的高峰時達到兩萬四千餘人;其中超過半數是彼得格勒的失業工人,因為承諾會有不錯的工資和按比例分享沒收的糧食。第二個決定性措施是1918年6月11日的政令。此政令規定建立貧農委員會,命令這些委員會與徵糧隊密切配合,同時也去徵收較富裕農民可能為自己留下的任何剩餘農產品,以此交換對所獲物資的分享。這些貧農委員會很快取代了鄉村蘇維埃;政府認為後者已被社會革命黨的意識形態污染,不值得信任。鑒於他們所接受的任務(用武力奪取他人的勞動果實),以及用於激勵他們的動因(權力、面對富人的挫折感與羨慕、以及分享戰利品的承諾),布爾什維克政權在鄉間的這些一線代表會如何行事是可想而知的。正如安德烈婭‧格拉齊奧西所尖銳寫到:「對這些人來說,對事業(或許應該說是對新政權)的投身和無可否認的行動能力,與某種相當搖擺不定的社會與政治良知、對促進自身利益的關注、以及傳統的行為方式(對下人野蠻粗暴、酗酒及任人唯親),是密不可分的。此乃這次平民革命的『精神』滲透進入新政權之方式的一個很好例子。」33

儘管有一些初步成功,貧農委員會的組織經過很長的時間才得以發展。利用農民中最貧困成份的設想,本身就反映出布爾什維克黨對農村社會的深度不信任。依照過於片面的馬克思主義教條,該黨把農村社會想像成分為不同的敵對階級。事實上,當農民面對整個世界時──尤其是面對來自城裡的陌生人時,他們是相當齊心的。當必須交出餘糧時,鄉村中無處不在的平等主義與基於社群的本能反應就占了上風。徵糧的負擔並非只落在少數富裕農民的頭上,而是依照每個人的能力在全村平攤。此政策於是疏遠了身屬中間階層的大部分農民;不滿情緒迅速蔓延,數不清的地區出現動亂。面對徵糧隊(常常有軍隊或契卡人員伴隨)的野蠻行徑,自1918年6月起,一股真正的遊擊力量開始成形。在7月和8月裡,110起農民起義在布爾什維克黨控制的地區爆發,參加者來自所有階層。該黨把這些暴動稱為富農叛亂,其實際含義則是指整個村莊的造反。布爾什維克黨於1917年因不反對奪取土地而贏得的全部信任,於數週內煙消雲散;在超過三年的時間裡,徵糧政策觸發了數以千計的暴動與起義,並且進一步惡化成真正的農民戰爭;這些抗爭最終被駭人聽聞的暴力所鎮壓。

1918年春加強專政的政治效應,包括全面關閉所有非布爾什維克報紙,強制解散所有非布爾什維克蘇維埃,逮捕反對派領導人,以及無情鎮壓為數眾多的罷工。1918年5月和6月,205家反對派社會黨報紙最終遭到關閉。卡盧加、特維爾、雅羅斯拉夫、梁贊、科斯特羅馬、喀山、薩拉托夫、奔薩、坦波夫、沃羅涅日、奧廖爾、沃洛格達等地孟什維克黨或社會革命黨人占多數的蘇維埃被強制解散。34 其他各地的情形幾乎完全相同:每當反對黨獲勝且隨即組成新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就會在數日內招來武裝力量,通常是契卡的分遣隊;後者於是宣布戒嚴並逮捕反對派領袖。

捷爾任斯基本人就毫不害羞地鼓吹使用武力,並且曾把主要助手派往最初由反對黨派獲勝的城鎮。他於1918年5月11日向派往特維爾執行任務的全權代表埃杜克發出的指令就是明證:

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及其他反革命混蛋們的影響下,工人們都在罷工,並且表現出對各種社會党派政府的好感。請在全城各處張貼公告,宣布契卡將就地處決任何歹徒、盜賊、投機倒把者或圖謀反對蘇維埃的反革命分子。向城裡的所有資產階級居民徵收特別稅,並且開列其花名冊,這在出事情的時候會很有用。你問說如何組建當地契卡:只需盡你所能找到所有最堅定的人員;這些人需要懂得,要讓他人閉嘴,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對腦門開一槍。以往的經驗表明,只要有少數幾個這樣的人,就可以扭轉整個局面。35

對反對派所持之各地蘇維埃的解散,以及1918年6月14日把所有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從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開除的行動,引起許多工人城市中的抗議和罷工。讓這些城市的情勢雪上加霜的是,糧食供應繼續在不斷惡化。在彼得格勒附近的科爾皮諾,工人的每月麵包定量已經下降到每月只剩兩磅,他們組織了反飢餓遊行。契卡分遣隊的隊長命令屬下向遊行人群開槍,造成十人死亡。同一天,在葉卡特琳堡附近的別列佐夫斯基工廠,於號召抗議布爾什維克黨人民委員的會議上,赤衛隊的分遣隊殺死了十五人。這些人民委員被指控沒收該鎮的一些最讓人矚目的物業,以及把向資產階級徵收的150盧布稅賦據為己有。次日,地方當局宣布戒嚴,十四人遭到當地契卡立即處死,而後者沒有向莫斯科的總部通報此細節。36

1918年5月的後半月和6月,在索沃莫、雅羅斯拉夫、圖拉等地,以及在猶拉斯克、下塔吉爾、貝洛列次克、茲拉托烏斯特、葉卡特琳堡等工業城市,數不清的工人階級示威活動遭到血腥鎮壓。反對為工人們所稱的「人民委員政權」效力之「新奧克瑞那」(Okhrana,即沙俄秘密警察)的標語,在工人階級場所出現的頻率不斷上升;證實了當地契卡在這些鎮壓日益增加的參與。37

1918年6月8日至11日,捷爾任斯基主持了第一屆全俄契卡代表大會。是次會議有來自四十三個地方分部的一百名代表參加,而這些分部的總人數當時已經超過一萬兩千。此數字於1918年底升至四萬,到1921年初則超過二十八萬。聲稱凌駕於各種蘇維埃之上,並且按照一些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說法,甚至也凌駕於黨之上,此次會議宣布,契卡意圖「作為蘇聯行政權力的最高執行者,擔負起在共和國各地打擊反革命活動的完全責任」。契卡在會議結束時所採納的理想組織結構,揭示了這隻政治警察的廣泛活動範圍,而此時該年夏天的「反革命」暴動大潮尚未出現。以設在盧布揚卡街的契卡總部作為模式,各省的契卡將建立下列部門:

1. 信息處,包括下列科室:紅軍、君主制擁護者、軍校學員、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無政府主義者、資產階級與教會人士、工會與工人委員會、外國人。有關科室將制定相應於前列所有類別的嫌疑人名單。

2. 打擊反革命處,包括下列科室:紅軍、君主制擁護者、軍校學員、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工會會員、少數民族、外國人、酗酒、大屠殺與公眾秩序、新聞輿論事務。

3. 打擊投機倒把與濫用職權處。

4. 運輸、通訊及港口處。

5. 行動處,包括契卡特別行動隊。38

全俄契卡代表大會落幕的兩天之後,政府宣布恢復於1917年2月革命後廢棄的死刑。儘管死刑曾由克倫斯基於1917年7月正式恢復,但只適用於前線的軍事管制區。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首先採納的措施之一就是廢除死刑。此決定引發了列寧的激烈反對:「這是個錯誤,是不可原諒的軟弱,是和平主義者的錯覺!」39 列寧與捷爾任斯基一直在為恢復死刑而努力,同時也清楚地知道:死刑已經由諸如契卡等無法無天的組織,在凡有必要時加以採用,無視任何「吹毛求疵的守法主義」。第一個合法死刑由革命法院於1918年6月21日宣判。海軍上將夏斯內成為首位「依法」槍決的「反革命分子」。

6月20日,一名社會革命黨激進分子槍殺了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沃洛達爾斯基。這一事件發生於俄國舊都情勢極為緊張的時候。此前數週內,布爾什維克黨與工人們的關係每下愈況。彼得格勒契卡在5月和6月記錄了七十起「事變」──罷工、反布爾什維克黨會議、示威。這些活動主要由勞工聚集區的冶金工人領導;在1917年革命發生之前的時期裡,這些工人曾是布爾什維克黨最堅定的支持者。當局對罷工的反應是把大型國有工廠停工上鎖。此方法作為擊潰工人抵抗意願的手段,在其後的數月內得到日益廣泛的採用。與沃洛達爾斯基的遇刺接踵而至的是在彼得格勒工人階級聚居區前所未有的大搜捕。孟什維克黨團體工人代表議會遭到解散,八百多位領袖於兩天內被捕。該團體組織了工人階級的反對活動,事實上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一股真正反對力量。面對巨大的逮捕浪潮,工人們號召於1918年7月21日舉行總罷工。40

列寧當時從莫斯科寫信給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關於列寧對恐怖行動的看法,以及他不尋常的政治錯覺,這份文件都極具揭示作用。列寧在宣稱工人們是因為沃洛達爾斯基的遇難而抗議時,事實上犯了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

「季諾維也夫同志!我們剛剛得知,對於沃洛達爾斯基同志的遇害,彼得格勒的工人想要採取群眾性恐怖行動,而你們(不是你個人,而是彼得格勒的黨委委員)卻在試圖阻止他們;我要對此表示最激烈的抗議。我們是在削弱自己;我們在由蘇維埃通過的決議中號召群眾性恐怖行動,然而在需要行動起來的時候,我們卻在阻礙群眾的自發反應。這是不可以的!恐怖主義者們會開始認為我們不是全心全意。現在到揭曉的時候了:我們必須鼓勵和利用群眾性恐怖行動的能量來打擊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在彼得格勒,這些人的榜樣將有決定意義。此致,列寧。」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