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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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論――

國民政府的失敗

 

 

 

那些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持論者通常會拷問我們一句話,為什麼國民政府會垮臺?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又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而很多人糾纏腐敗和軍紀等問題,卻忽略當時歷史環境的分析。

小子不才,願與眾位討論。

我們不得不承認從辛亥革命到1949,中國並沒有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現在來看,工業社會固然帶來了環境氣候以及能源疾病等多方面的危害,但是,當時的情況是工業能使國家迅速走向富強。所以,國民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變革農業社會,向工業化轉型。

那麼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當一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國家適不適合馬列主義呢?答案當時是否定的,所以,孫中山先生說馬列不適合中國,對於國外適不適合同樣也否定了。中山先生說馬克思只是病理學家。之所以說不適合,因為馬列主義診斷的是工業社會的病,而不是農業社會的病。工業社會的病也不能靠暴力破壞。三民主義者是建設者,轉型者,他們要建設國家,轉型農業社會,而共產主義者要做破壞者,階級鬥爭,推到一切重新來過,即便沒有工業社會沒有形成。

三民主義者在建設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首先要北伐,由於形態意識和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使得三民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分道揚鑣,進而進行剿匪,然後抗戰,最後內戰直至失敗。從這裡我們看到,在外部的環境上三民主義者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穩定的的空間來支撐他變革,而是一直處在戰亂中。在戰亂中,威權政府必須做到果斷和權力相應的集中。這並不是託詞,憲法還有戰時憲法這一臨時性的法律依據,但是很可惜,很多支持三民主義者的學者也把戰時憲法和平時憲法聯繫起來。這樣一來造成了思想的混亂,黨內各派之間也存在著一些不安思想。黨內各派之間的惡鬥,除了政見不同,最主要的是很多人還抱有農業思想的殘留物,對權力的認識也有不足所造成的。而知識分子和民眾也對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憲政也頗有誤會。軍政的意思是統一全國軍事,軍隊國家化,然後開始訓政,指導選舉培養民主意識,從下往上選最後實行憲政。這是一項從技術到思想必須配套才能執行的改革。然而實際操作中,農業社會的思想依然束縛了改革的步伐,人們習慣照傳統做事,雖然披了民主的外衣,思想也是沒有跟進,使得技術和思想分離,造成混亂。須要指出的是,這種混亂似乎是歷史規律,不單中華民國所有。農業社會較長的國家在向民主化轉型的時候都會造成這種混亂,這種混亂又使得民眾渴望專制的回歸,這就是是辛灝年先生所說的革命會有復辟與反復辟之間的重復較量。我認為這都是農業社會的思想所害。當一個國家人民的思想轉型之後,建立民國就比較容易,如同美國。但是,在思想達不到,民國建成的時候,那麼訓政這時候就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必須是個威權政府,在這點上孫中山先生是有遠見的。黃仁宇先生的幾乎所有著作都在強調一件事,現代社會建成必不可少的步驟是,建立一個威權政府,翻轉社會底層組織結搆,最後用法律維繫政府與底層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用威權改革,改革成功之後,實現憲政。可惜國民政府在49年前由於內憂外患始終沒有施展自己的理想和主義。

反觀中共的成功。中共並不是一個改革者,或者是他曾經是一個改革者。說是曾經,因為他們初期確實是照馬克思的做,照共產國際做,發動工人,爭取奪得大城市。他們理想的社會主人是無產階級,沒有土地沒有生產工具,靠出賣勞動力的城市中的工人。可是,在工業化尚在繈褓之中的國家,無產階級少得可憐,即使有也是屬於半無產階級,他們的思想仍然脫離不了農業社會的思維。所以,在國際共產的指揮下,中共失敗了。於是他們轉型,主要呼籲求助於的對象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農民。農民只知道打江山,鬧革命,領土裙帶意識嚴重,49年之後問題凸顯,重新出現權貴,這是後話。農民在戰亂中損失最為慘重,又是占全國人口絕大比例的,所以他們推翻政權的意識更濃,中共決定發動農民。而國民政府對內卻要和資產階級、農民、地主、知識分子相互協調,期望各階層做出妥協,形成國內新的氣象。如果強硬地支持某一階層,那麼國家各階層關係斷裂甚至發生衝突都是一種麻煩和災難。民主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各階層要相互妥協,事情就會顯得拖沓和繁瑣。而什麼時候強硬什麼時候妥協,蔣先生是苦惱的,他還要面對戰爭,這使得世人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總體來說,作為一個領袖忍辱負重,內心的壓抑苦惱能挺過來,沒有被擊垮,他的意志和韌勁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回頭再看中共,發動工人失敗後,進入農村,發動農民,並沒有講共產主義。因為農民還是不懂,於是最好的辦法就是用農民的思想來發動農民。這在思想界來說是一種把歷史往後拉的舉動。但是也只有這樣,才能發動農民,進行農業革命,這種革命和歷史上以往的農民革命並沒有區別。最大的相同就是,清理思想不一致的“政敵”。由於馬克思主義並不能問診當下中國的病,毛的農村路線發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在勝者為王的農業思想下,馬克思真正的擁護者――莫斯科派也閉嘴了。抗戰爆發,莫斯科派受到了清洗,毛澤東思想孕育而生。這並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只是套著馬的牌子,為現實的農民革命做辯解。黨內政敵被肅清,自身根據地與外界隔斷,所有的外部信息都是來自黨內,真假莫辨。大量的勝利信息傳達下層軍民,使他們受到鼓舞,加上反對者被肅清,延安充分體現了團結一致。在這種一致下,任何的表面現象都足以蠱惑人心。當國外或自由記者進入的時候,展現給他們的是一幅美好畫卷。他們卻無法採訪到王實味、蕭軍這樣的人。

這種蠱惑和和國民政府內部之間的混亂涇渭分明。民主束縛了蔣先生,他無法做到清洗政敵,民主也束縛了蔣先生無法讓民間的電臺報紙閉嘴,民主也束縛了蔣先生無法發表社論譴責學生對他們屠殺,民主也束縛了蔣先生的大學裡可以公開學習馬列,民主也束縛了蔣先生必須恭敬地聽胡適批評,魯迅的嘲諷。威權政府沒有威信,專制政府有了威信。誠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投機者走了。那些真正明白馬列危害的學者卻跟隨到了臺灣。

三民主義者的威權政府只是一個過渡,而共產主義的威權政府卻只是一個開始。

摘自民國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