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如此  憶苦思甜

 

 

大飢荒究竟奪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大概是永遠也無法準確查清的事實。近年國內的研究者根據飢荒前後的人口普查資料,推導出死亡人數在三到四千萬之間。除了自身經歷,我自己沒有任何資格參加這場討論。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災難再延續個把月,我大概就不會生存下來了。我那時還沒有開始發育,定量糧是不成比例地高(一般市民每月只有24斤),真不知道沒有任何定量供應的五六億農民們是怎樣逃出生天的。

在官方,大飢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甚至就在最嚴峻的時刻,報紙上還是在歡呼“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只是當飢荒過去後,政府才承認過去的三年中“遇到了嚴重困難”。一開頭,這“困難”的原因,據說是特大自然災害連續三年襲擊了全國。後來咱們和蘇聯老大哥破臉後,當局又告訴人民,原來蘇修也是罪魁禍首。他們逼著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刻還債,儘管那債務是我們為了援助兄弟的朝鮮人民而欠下的。蘇修趁人之危,企圖以逼債使我們屈服,然而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在黨的領導下,依靠人民公社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我們終於度過難關,贏得了偉大的勝利。據此,黨的公報歡呼道:“過去三年充分證明了,我們的黨不愧為偉大的黨,我們的國家不愧為偉大的國家,我們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人民,我們的軍隊不愧為偉大的軍隊!”“總路線”(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被稱為“三面紅旗”和“三大法寶”,寫在教科書裡,成為每個學生必須倒背如流的必考內容。

這一高明的策略奇效如神。儘管飢荒是我自己的切身體驗,我卻和絕大多數人一樣,由於新聞封鎖,我以為我們遭受的只是局部災害。雖然後來我知道了其實全國都一樣“困難”,但那時飢餓已成記憶,痛苦正在淡忘。而且,我也和別人一樣,以為是老天爺和全國人民過不去,卻從未想到“百里不同天”,中國是如此廣大的一個國家,地形地貌又如此複雜,一切自然災害都只可能是局部的,更不會延續到三年之久(據國內最近披露的氣象資料,那三年全國大部份地區其實是風調雨順的)。從那時起,無論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還是我本人,都變成了最熱心的氣象學愛好者,密切注意天氣的任何微小變化。以後數年中,當我們見到久旱後的第一滴甘霖或久雨後的第一線陽光之時,洋溢在心頭的狂喜真是無法形容。

儘管如此,大飢荒的慘痛記憶還是刻在了每個過來人的心頭,深刻到無法用謊言輕輕抹去。雖然中國是個為飢荒困擾了數千年的窮國,過去還真沒誰吃過這樣的苦頭。中國幅員遼闊。在過去,飢民們總可以離開家園,到別的沒遭災的地區去乞討謀生。然而在我們現代的全國性大災難中,飢民們卻上天無路,入地有門。人民沒有封建時代享有的遷居自由。即使他們能逃離家鄉,哀鴻遍於全國,他們又能上哪兒去投奔樂土,上哪兒去找個有口餘糧的人乞討?

於是,當農民“憶苦思甜”之時,他們就一定要回憶起這段恐怖歲月。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請老工人和老貧農憶苦思甜成了“階級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憶苦會一般是請經過嚴格篩選的老工人或老貧農來,在會上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他們都是受過嚴格訓練、富有口才的演員,知道何時應該泣不成聲,何時應該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喚起聽眾那強烈的同情與共鳴。可惜這種專業人士培養起來既不容易,自然也就並非隨處可得,於是很多時候各單位便不得不找業餘票友來頂上。在那種場合,那請來的貴賓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憶,想起他一生吃過的最大的苦頭,生動地講述他或她在“餓飯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隊時,農民們還是管1960年或1961年叫“餓飯年”)。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憶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時為了醫治耳疾,我到南方的某個城市去“寄讀”了半年。所在的學校到農村參加勞動時,班上的團支書決定帶我們去“訪貧問苦”。他從大隊幹部那裡查到了馬大爺根紅苗正,舊社會是雇農,如今仍是村裡最貧的農,於是便率領我們訪問了他的家。他家裡果然是窮到無上光榮的程度,用村裡人的話來說是“用根長竹竿在屋裡舞半天,都碰不上什麼家什。”

“馬大爺,”團支書開始了,一邊打開了放在膝蓋上的筆記本,“你家(注:這是南方話,相當於“您”)解放前是幹什麼的?”

“嗯,我是雇農,是土改時農會那些雜種給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沈老爺家的三畝水田,他家(注:南方話,“他”的尊稱)在土改時給那些雜種斃了,唉,好人不長命,長命無好人。你家瞧,那個X巴農會裡就冒得(注:“沒有”之意)個好種,先是趙金財那個好吃懶做的二流子勾結了幾個光棍,哄著工作隊說他們是村裡最窮的人。那倒不是假話,吃喝嫖賭再加上養野堂客(注:“野老婆”之意),哪還有什麼X巴錢!就這麼著當上了那個X巴農會的主席,弄了幾條X巴槍半夜三更在村頭打了兩槍,裝成是土匪來了,嚇得我背著我媽和村裡的人跑出幾裡地去,一夜都沒敢回村。這幾個雜種趁亂摸進沈老爺家去要錢要金子,給慢了一點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來。後來工作隊把幾個雜種五花大綁捆走了,另外弄了幾個人在那個X巴農會裡充門神。就是這幾個雜種斃了沈老爺,說他家是惡霸地主。唉,你家說說這是麼子世道:搶人的不斃,挨搶的倒給斃了!……”

我那時剛過了聽力關,馬大爺那生動豐富的土話我只能明白個大概其,好在國罵都是大同小異的,他老人家對那些“雜種”的鄙視是決不會弄錯的。這讓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中的地主和貧雇農們可不是這個樣子的。沒有聽力問題的同學們更是震駭莫名。團支書趕快把話岔開:

“你家還是講講解放前受的苦……”

“苦?麼子苦?你家說麼子話!人家沈老爺對我們可好了,哪像大隊幹部那些雜種,動不動就跟你橫眉立眼的,就像你借了他的穀子還了糠!前兩天我跟隊長那個雜種還大吵了一架……”

“給地主當長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餓……”

“挨餓?每到開鐮前,他家就要把我們作田的個個請到家裡去,……”他越說聲音越小,呆呆地望著空中不作聲了,一邊使勁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結便在筋筋絆絆的脖子上上下移動。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買人心,”我們的書記非常固執,一定要誘導出個理想的結果來,“一年就那麼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說麼子話!那為什麼那些雜種幹部連小恩小惠都不給你?前兩天我和隊長……”

“馬大爺,”書記趕快又打斷了他,“還是講講舊社會的苦吧。平時你家一定是吃不飽穿不暖。你家肯定挨過餓,講給我們聽聽吧,馬大爺!”他幾乎要乞求了。

“我當然挨過餓!哪個冒挨過餓?‘餓飯年’那年,哪個不是餓到趴牆?人死得就跟秋後的蒼蠅一樣,老趙家的二寶,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哪個不是活活餓死的?可憐李朝他奶死前還說:‘李朝他爹,我別的不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湯…’她根本不曉得李朝他爹早就餓死了,只有李朝他媽在旁邊抹眼淚,那堂客也就只剩口遊氣了,到麼子地方去找小白菜?……”

“是嗎?”團支書精神暴長,兩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鍬下去挖出了金礦。他奮筆疾書,“英雄”鋼筆幾乎要劃破了筆記本,“‘小白菜湯’,好!這個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這麼多人!馬大爺,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餓飯年’!”

“那是一九幾幾年?哦,那是民國幾年?”

“麼子民國!那是大躍進後一年還是後兩年的事!你家瞧,開頭,那些瘋雜種不准我們回家,說什麼要學張飛夜戰麼子卵的馬超,讓我們連日連夜地作田。夜戰,夜個卵戰!哪個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見遠遠的手電筒光,就是那些雜種來檢查了,你就只要扯長脖子地吆牛,他們就想著你還在犁田,轉過屁股就回家睡覺去了,根本不會過來看看,那些懶雜種!連大牯牛都要睡覺,那些穿褲子的畜生連這點事都懂不起!

後來他們又要我們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來往深吧。一挖那麼深,水就冒出來了,田都變成了池子,還種麼子卵莊稼!那些雜種又說每畝要施一萬斤肥,你家說說,哪個作田的聽過這種事?那一萬斤肥施下去,起碼要把田墊得跟田埂一樣平!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戲,你搭戲臺幹麼子?雜種們還真是搞了個麼子X巴實驗田,硬是往裡頭倒了一萬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密得就像堂客們納鞋底,結果秧苗全挨肥料燒死了,麼子X巴都沒長出來。你家猜人家怎麼辦?雜種們讓我們把幾塊田的穀子拔起來,栽到一塊裡頭去。那穀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壓不彎,過後那些雜種就領著大腦袋們來參觀,說所有的田裡的穀子都長成那個樣子!那些雜種!沒一個是好作家(注:“作家”:莊稼漢之意),舔起屁眼來倒個個是行家裡手!

以後又瘋出麼子卵的土高爐來,雜種們搶走了我家的鍋碗瓢盆,砸碎了塞進那個X巴爐子裡去,全村的人男女分開,新結婚的堂客都見不了老公一面,編成麼子營連排,調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戰鋼鐵。天天正事不幹,圍著一堆破爐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瘋,穀子爛在田裡也冒得人管。到了第二年……”

他那生動的回憶就在這兒被咱們的書記粗暴地腰斬了,他滿面濺朱,帶著我們火速撤出了馬大爺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開了個會,鄭重通知:根據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謂的“雇農”馬某某其實是被鎮壓的惡霸地主沈某某的忠實走狗,是個蛻化變質的階級異己分子。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大家必須在大風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穩立場,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類似的“階級教育課”我後來又上過幾次,但教師們都沒能像第一位那樣,能夠長篇大論地講演下去。最後一次教育是當工人時接受的,那位廠裡請來的老貧農剛講了個開頭就給革委會副主任打斷了。不過老人家挺固執的,堅持說他一點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後就興致勃勃地開始歷數村裡的誰誰是怎麼餓死的,直到機靈的電工切斷了麥克風,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傳。後來我到北京去念大學時,發現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都接受過類似的“階級教育”,說明那決不是局部的現象。

摘自凱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