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  憶苦思甜

 

蘆 笛

 

大飢荒究竟奪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大概是永遠也無法準確查清的事實。近年國內的研究者根據飢荒前後的人口普查資料，推導出死亡人數在三到四千萬之間。除了自身經歷，我自己沒有任何資格參加這場討論。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災難再延續個把月，我大概就不會生存下來了。我那時還沒有開始發育，定量糧是不成比例地高（一般市民每月只有24斤），真不知道沒有任何定量供應的五六億農民們是怎樣逃出生天的。

在官方，大飢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甚至就在最嚴峻的時刻，報紙上還是在歡呼“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只是當飢荒過去後，政府才承認過去的三年中“遇到了嚴重困難”。一開頭，這“困難”的原因，據說是特大自然災害連續三年襲擊了全國。後來咱們和蘇聯老大哥破臉後，當局又告訴人民，原來蘇修也是罪魁禍首。他們逼著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刻還債，儘管那債務是我們為了援助兄弟的朝鮮人民而欠下的。蘇修趁人之危，企圖以逼債使我們屈服，然而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在黨的領導下，依靠人民公社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我們終於度過難關，贏得了偉大的勝利。據此，黨的公報歡呼道：“過去三年充分證明了，我們的黨不愧為偉大的黨，我們的國家不愧為偉大的國家，我們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人民，我們的軍隊不愧為偉大的軍隊！”“總路線”（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被稱為“三面紅旗”和“三大法寶”，寫在教科書裡，成為每個學生必須倒背如流的必考內容。

這一高明的策略奇效如神。儘管飢荒是我自己的切身體驗，我卻和絕大多數人一樣，由於新聞封鎖，我以為我們遭受的只是局部災害。雖然後來我知道了其實全國都一樣“困難”，但那時飢餓已成記憶，痛苦正在淡忘。而且，我也和別人一樣，以為是老天爺和全國人民過不去，卻從未想到“百里不同天”，中國是如此廣大的一個國家，地形地貌又如此複雜，一切自然災害都只可能是局部的，更不會延續到三年之久（據國內最近披露的氣象資料，那三年全國大部份地區其實是風調雨順的）。從那時起，無論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還是我本人，都變成了最熱心的氣象學愛好者，密切注意天氣的任何微小變化。以後數年中，當我們見到久旱後的第一滴甘霖或久雨後的第一線陽光之時，洋溢在心頭的狂喜真是無法形容。

儘管如此，大飢荒的慘痛記憶還是刻在了每個過來人的心頭，深刻到無法用謊言輕輕抹去。雖然中國是個為飢荒困擾了數千年的窮國，過去還真沒誰吃過這樣的苦頭。中國幅員遼闊。在過去，飢民們總可以離開家園，到別的沒遭災的地區去乞討謀生。然而在我們現代的全國性大災難中，飢民們卻上天無路，入地有門。人民沒有封建時代享有的遷居自由。即使他們能逃離家鄉，哀鴻遍於全國，他們又能上哪兒去投奔樂土，上哪兒去找個有口餘糧的人乞討？

於是，當農民“憶苦思甜”之時，他們就一定要回憶起這段恐怖歲月。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請老工人和老貧農憶苦思甜成了“階級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憶苦會一般是請經過嚴格篩選的老工人或老貧農來，在會上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他們都是受過嚴格訓練、富有口才的演員，知道何時應該泣不成聲，何時應該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喚起聽眾那強烈的同情與共鳴。可惜這種專業人士培養起來既不容易，自然也就並非隨處可得，於是很多時候各單位便不得不找業餘票友來頂上。在那種場合，那請來的貴賓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憶，想起他一生吃過的最大的苦頭，生動地講述他或她在“餓飯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隊時，農民們還是管1960年或1961年叫“餓飯年”）。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憶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時為了醫治耳疾，我到南方的某個城市去“寄讀”了半年。所在的學校到農村參加勞動時，班上的團支書決定帶我們去“訪貧問苦”。他從大隊幹部那裡查到了馬大爺根紅苗正，舊社會是雇農，如今仍是村裡最貧的農，於是便率領我們訪問了他的家。他家裡果然是窮到無上光榮的程度，用村裡人的話來說是“用根長竹竿在屋裡舞半天，都碰不上什麼家什。”

“馬大爺，”團支書開始了，一邊打開了放在膝蓋上的筆記本，“你家（注：這是南方話，相當於“您”）解放前是幹什麼的？”

“嗯，我是雇農，是土改時農會那些雜種給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沈老爺家的三畝水田，他家（注：南方話，“他”的尊稱）在土改時給那些雜種斃了，唉，好人不長命，長命無好人。你家瞧，那個Ｘ巴農會裡就冒得（注：“沒有”之意）個好種，先是趙金財那個好吃懶做的二流子勾結了幾個光棍，哄著工作隊說他們是村裡最窮的人。那倒不是假話，吃喝嫖賭再加上養野堂客（注：“野老婆”之意），哪還有什麼Ｘ巴錢！就這麼著當上了那個Ｘ巴農會的主席，弄了幾條Ｘ巴槍半夜三更在村頭打了兩槍，裝成是土匪來了，嚇得我背著我媽和村裡的人跑出幾裡地去，一夜都沒敢回村。這幾個雜種趁亂摸進沈老爺家去要錢要金子，給慢了一點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來。後來工作隊把幾個雜種五花大綁捆走了，另外弄了幾個人在那個Ｘ巴農會裡充門神。就是這幾個雜種斃了沈老爺，說他家是惡霸地主。唉，你家說說這是麼子世道：搶人的不斃，挨搶的倒給斃了！……”

我那時剛過了聽力關，馬大爺那生動豐富的土話我只能明白個大概其，好在國罵都是大同小異的，他老人家對那些“雜種”的鄙視是決不會弄錯的。這讓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中的地主和貧雇農們可不是這個樣子的。沒有聽力問題的同學們更是震駭莫名。團支書趕快把話岔開：

“你家還是講講解放前受的苦……”

“苦？麼子苦？你家說麼子話！人家沈老爺對我們可好了，哪像大隊幹部那些雜種，動不動就跟你橫眉立眼的，就像你借了他的穀子還了糠！前兩天我跟隊長那個雜種還大吵了一架……”

“給地主當長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餓……”

“挨餓？每到開鐮前，他家就要把我們作田的個個請到家裡去，……”他越說聲音越小，呆呆地望著空中不作聲了，一邊使勁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結便在筋筋絆絆的脖子上上下移動。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買人心，”我們的書記非常固執，一定要誘導出個理想的結果來，“一年就那麼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說麼子話！那為什麼那些雜種幹部連小恩小惠都不給你？前兩天我和隊長……”

“馬大爺，”書記趕快又打斷了他，“還是講講舊社會的苦吧。平時你家一定是吃不飽穿不暖。你家肯定挨過餓，講給我們聽聽吧，馬大爺！”他幾乎要乞求了。

“我當然挨過餓！哪個冒挨過餓？‘餓飯年’那年，哪個不是餓到趴牆？人死得就跟秋後的蒼蠅一樣，老趙家的二寶，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哪個不是活活餓死的？可憐李朝他奶死前還說：‘李朝他爹，我別的不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湯…’她根本不曉得李朝他爹早就餓死了，只有李朝他媽在旁邊抹眼淚，那堂客也就只剩口遊氣了，到麼子地方去找小白菜？……”

“是嗎？”團支書精神暴長，兩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鍬下去挖出了金礦。他奮筆疾書，“英雄”鋼筆幾乎要劃破了筆記本，“‘小白菜湯’，好！這個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這麼多人！馬大爺，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餓飯年’！”

“那是一九幾幾年？哦，那是民國幾年？”

“麼子民國！那是大躍進後一年還是後兩年的事！你家瞧，開頭，那些瘋雜種不准我們回家，說什麼要學張飛夜戰麼子卵的馬超，讓我們連日連夜地作田。夜戰，夜個卵戰！哪個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見遠遠的手電筒光，就是那些雜種來檢查了，你就只要扯長脖子地吆牛，他們就想著你還在犁田，轉過屁股就回家睡覺去了，根本不會過來看看，那些懶雜種！連大牯牛都要睡覺，那些穿褲子的畜生連這點事都懂不起！

後來他們又要我們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來往深吧。一挖那麼深，水就冒出來了，田都變成了池子，還種麼子卵莊稼！那些雜種又說每畝要施一萬斤肥，你家說說，哪個作田的聽過這種事？那一萬斤肥施下去，起碼要把田墊得跟田埂一樣平！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戲，你搭戲臺幹麼子？雜種們還真是搞了個麼子Ｘ巴實驗田，硬是往裡頭倒了一萬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密得就像堂客們納鞋底，結果秧苗全挨肥料燒死了，麼子Ｘ巴都沒長出來。你家猜人家怎麼辦？雜種們讓我們把幾塊田的穀子拔起來，栽到一塊裡頭去。那穀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壓不彎，過後那些雜種就領著大腦袋們來參觀，說所有的田裡的穀子都長成那個樣子！那些雜種！沒一個是好作家（注：“作家”：莊稼漢之意），舔起屁眼來倒個個是行家裡手！

以後又瘋出麼子卵的土高爐來，雜種們搶走了我家的鍋碗瓢盆，砸碎了塞進那個Ｘ巴爐子裡去，全村的人男女分開，新結婚的堂客都見不了老公一面，編成麼子營連排，調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戰鋼鐵。天天正事不幹，圍著一堆破爐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瘋，穀子爛在田裡也冒得人管。到了第二年……”

他那生動的回憶就在這兒被咱們的書記粗暴地腰斬了，他滿面濺朱，帶著我們火速撤出了馬大爺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開了個會，鄭重通知：根據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謂的“雇農”馬某某其實是被鎮壓的惡霸地主沈某某的忠實走狗，是個蛻化變質的階級異己分子。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大家必須在大風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穩立場，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類似的“階級教育課”我後來又上過幾次，但教師們都沒能像第一位那樣，能夠長篇大論地講演下去。最後一次教育是當工人時接受的，那位廠裡請來的老貧農剛講了個開頭就給革委會副主任打斷了。不過老人家挺固執的，堅持說他一點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後就興致勃勃地開始歷數村裡的誰誰是怎麼餓死的，直到機靈的電工切斷了麥克風，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傳。後來我到北京去念大學時，發現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都接受過類似的“階級教育”，說明那決不是局部的現象。

（摘自凱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