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危局與清末新政比較

 

 

張 鳴

 

知識精英憂慮：清末的政局跟當今中國的最大相似，是兩個歷史階段，都已經進入後意識形態時代，所有的政治關係，都變成了利益格局；社會上憲政的呼聲都相當高，但最高統治集團最關心自己集團在日後憲政格局中的位置；世襲制復辟，在清末是皇族內閣，當下則是所謂太子黨問題。

憂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亂撲倒，是近年來知識精英們或隱或現的一種焦慮。因為，在近代歷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話來說，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顧起來，觀感相當不錯的一場改革，的確曾經被革命撲倒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的情勢，似乎比那時還要緊張，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國全國的民變事件，差不多有一萬起，而二零零七年的群體性事件，已經達到九萬多起，二零零八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兩個時間點的人口差異，現今的社會騷亂的頻度，也相當驚人。

從總體上講，清末的政局，的確跟現在有很多相似之處，最大相似，是兩個歷史階段，都已經進入後意識形態時代，所有的政治關係，都變成了利益格局。社會上憲政的呼聲都相當高，但最高統治集團，最關心的問題，卻是自己集團在日後憲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領導地位」。

從某種意義上講，清朝當年，總體上國家的經濟形勢不壞，清政府辛亥年的財政收入，達到二億四千多萬兩白銀的歷史最高點，而新政開始之前，每年不過六、七千萬兩。這麼大的國家，一年不過一萬餘起民變，實際上說明當時的社會相當穩定，民眾對朝廷的新政，並沒有像我們過去的教科書講的那樣，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發生，也一直在推行，並沒有中途停滯。事實上，清朝的崩潰，是發生在這個王朝變革的「好時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爛之時。從這個角度講，儘管當下中國國力強盛，但危機並非不可能發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權力收回到滿族權貴手裡，尤其是到皇族手裡，具體表現是驅逐袁世凱和組織皇族內閣。將袁世凱趕回老家，一般說是攝政王載灃為了給他的哥哥光緒皇帝報仇，顯然這種解釋過於膚淺，以載灃為首的滿族少年權貴，主要是為了褫奪袁世凱的權力，尤其是要將當時作為中央軍的北洋六鎮，掌握到自己手裡。組織責任內閣，原本是立憲的準備，但十二個內閣成員，九個是滿族，其中核心的五人又是皇族，無論誰來解讀，都是一種赤裸裸的收權之舉，實質上是犯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大忌——權力的世襲。事實上，自秦漢以來，尤其是實行科舉制以來，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談，也是傳統。官員的世襲就成為一種政治忌諱，犯了這種忌諱，等於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對於社會的穩定，有非常大的害處。

另一個錯誤，是把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到中央政府來，具體表現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礦權。收回各省修建鐵路的權力，在技術層面也許有道理，但從當時國家權力結構而言，卻跟收權到滿族親貴一樣，屬於一種「倒行逆施」。

自所謂「同治中興」、湘淮軍興起以來，清朝內重外輕的政治格局已經改變，經過漫長的洋務運動，到了清廷新政時期，地方勢力的壯大，已從督撫專權發展到了督撫與地方鄉紳主導的自治運動合流的地步，到了這個地步，不僅滿人的權勢早就萎縮到了非靠漢族名臣和士紳才能勉強維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勢力的壯大，根本就是無法逆轉的。新政時期如火如荼的立憲運動，整個國家官、紳、商、民空前一致，對於作為主導者的漢族紳商而言，立憲，無非就是進一步分享權力，將原本作為諮議的諮議局和資政院，進一步升格為正式的立法機構，從而名正言順地掌控整個國家的命運。

顯然，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滿族少年親貴，少不更事，用魯莽的收權之舉，開罪了所有最不該開罪的人，才導致了清朝的潰敗。不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多麼有力量，而是滿族親貴犯了大錯，沒有人肯幫他們了。清朝的變革，如果從洋務運動開始算的話，到一九一一年已經歷經四十多年的歷史，中間清政府已經犯過兩個重大的錯誤，中止百日維新和提倡義和團，這樣兩個重大錯誤犯了之後，不僅要對外付出巨額賠款，主權被嚴重侵蝕，而且使自己當政空間變得非常小，沒有再犯錯的餘地。

說起來，現在的中國政府，也有點類似於當年的清政府，犯過改革過程中倒退的重大錯誤，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際聲譽，縮小了國際空間。而且類似的中央政府收權之舉，也做過了，所謂的分稅制改革，就是如此，這種收權，在某種意義上，比當年收回路礦權，力度還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襲制復辟，也不是沒有，所謂太子黨的問題，在今天，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而且也重現於政治領域。

但是，現在的中國好像沒什麼事，西方的研究中國的學者，多數甚至比中國人自己還要樂觀，當年宣稱中國崩潰的人，不是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是銷聲匿跡。很明顯，現在的中國，跟清朝新政的時候，還是存在著非常大區別。在當初，即使戊戌維新失敗，但是新政期間，社會的上層，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進化論的信仰下面，人們對於制度變革所能帶來的好處，充滿期待。立憲運動中堅力量，紳和商，一個要求分享權力，一個要求破除舊制度對於工商業發展的阻障，熱氣高，幹勁大，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訴求，而且斥諸直接的行動。

但在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第二輪改革中，現在的中國人卻滑入了物質主義的快車道，民營業者在甩掉了束縛之後，發揮出巨大的反彈性的能量，使得中國經濟在停滯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有了異乎尋常的高速度發展，實質上是中國人壓抑幾十年之後的能量超常釋放。

在某些時段，體制內官員和民營業者的物質主義追求，在發展這個概念上，找到了驚人的契合點，一時間，似乎所有制度障礙，都可通過非正常途徑加以繞開，這就是為何體制內貪腐橫行，而眾多民營企業家缺乏制度變革動力的緣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慫恿製造所謂「原罪」話題，把禍水引向他們的時候，居然毫無抵抗。而所謂體制內的運作，則難免官商勾結的外界觀感。因此，在民眾中聲譽相當不佳。跟他們近代出現的企業家前輩，根本無法相比。但是，物質主義的快速發展，有經濟理性，卻沒有理想，整個社會在物質和肉慾橫流中，很快墮落，也很快陷入疲態。整個社會沒有理想，缺乏思想，沒有靈魂，更失去了方向。

這一點，在第二輪改革中的知識分子的走向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的教訓之後，在官方有意識的倡導和收買下，體制內知識分子逐步在專業化的旗幟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場，追求具體的學術和市場價值。雖然說，在專業方面的確有很大的進步，中國某些領域的學者，學問開始做得比較像模像樣了，但是卻整體性地喪失了針砭社會批評政府的道義擔當，在民生問題日益突出的當下，集體噤聲。特別是一些走市場的學者，走得過於遠，甚至不惜直接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極大地敗壞了知識分子的聲譽，使得知識分子喪失了起碼的信譽，導致他們跟民眾脫節。如果說，當年的士紳還可以引領民眾的話，那麼現在居主流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卻聲名狼藉，變成了民眾嘲弄惡搞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體制內沒有真正的左派，也沒有真正的右派，多數人無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為自己謀取好處。知識化的官僚群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的確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輪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卻消失了，演變成另外兩派，一是逐利派，一是聽話派，前者為了「發展」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後者最大的目標，就是千萬別在自己任上出事，兩者的內心想法，都是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

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在官民關係如此緊張，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情況下，統治還能夠維持大體上的穩定的原因。從歷史上看，無論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識界的參與，基本上都難以成氣候。貌似有力量的中產階層，缺乏政治訴求，在他們看來，現有體制尚有空間。像清末新政那樣，官、紳、商一致的憲政追求，不復存在，各個階層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為民間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跟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但是，這種局面並不意味著現在的中國就不存在危機。事實上，中國的危機隱患早就存在，只是爆發點後移而已，後移的危機一旦爆發，破壞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來，現在的中國，至少存在三大隱患。第一、官僚機器鏽蝕，效率低下，官員階層整體上呈疲態，缺乏維護體制的熱情，甚至可以說對體制的認同已經降到了最低點，沒有人對消除社會危機操心，只求平安度過任期。第二，民眾的不滿日益增加，所謂三大民生難題，醫療、住房和教育危機，迄今為止，沒有緩解的跡象，民眾的社會保障也解決無日。官商勾結，侵占農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問題，雖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強大動機催動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決。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只能越演越烈。特別值得注意的傾向是，雖然體制內知識分子不予參與，但一代草根精英卻在成長，逐漸成為領袖，由於網絡的存在和普及，使得這種精英替代過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體反抗呈現走極端的態勢。第三、統治者中共高層的權力權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隨著強人政治的過去，庸人政治的到來，難以為繼，今後體制如何交班，蘊含著體制內部的巨大危機。

自改革以來，由於上層有意擱置政治體制改革，使得權力運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賴經濟的高速發展，此番經濟危機，很大可能會使中國經濟戰車駛入慢車道。

如此，原先積累的所有問題，都會爆發出來，原來的官員共同體，會出現裂痕，原來奉行犬儒主義的知識界，也會出現反彈，而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工商業者，在進一步發展遇到制度無法克服的障礙，而且當局總是試圖將他們作為民眾不滿替罪羊的情況下，也會出現制度變革的慾望，同時，為了解決接班問題，中共黨內會嘗試設計新的機制，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出現新的動力和契機。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民眾，或者說在經濟危機下更有被剝奪感的民眾，在草根精英的帶領下，是否能給這個國家以機會？如果當局見機早，動手早，也許還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時，再想亡羊補牢，可能就晚了。

（摘自亞洲週刊，作者張鳴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