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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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貴族地位與特權

 

博訊螺杆

 

一、世襲的特權

什麼是特權?就是“特殊的權利或權力”,它可以是合法擁有,也可以是非法擁有,在封建專制社會裡,統治階級的特權是合法的,是強權政治的《王法》所確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國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歷史與文化的限定條件下,人民普遍認可這個特權,比如占有國家一切的皇權,貴族奴隸主的豁免權土地權等等,所以它就是合法的。但在民主憲政社會,執政者的權力是選民賦與的,凡在人民承認之外的權利都是非法的,因為憲法中沒有給執政者這些份外的權利。以這個定義來衡量中共,顯然中共從它掌握政權那天起,就淪為封建皇帝那個檔次的統治者了,這是因為,中共是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名義下獲得政權的,然而半個世紀的“共和國”歷史告訴中國人民,中共打倒了地主階級,自己卻成為最封建的大地主,中共消滅了資本主義,自己卻成為更無恥的官僚資產階級,中共趕走了帝國主義,“共和國”卻成為最邪惡的一黨專制帝國。

什麼叫世襲?就是封建權力的子承父業世代相傳,夏天子,家天下,世襲制度的產生是封建社會的開始,打天下者坐天下,老子英雄兒接班這種野蠻落後的封建血統論,幾千年來至今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法統思想,中共作為一個農民政黨,它絕不會有英美法國資產階級政黨那樣的政治胸懷,即使它不繼承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也不可能脫離“打天下者坐天下”這一封建法統思想,所以在六四“平暴”時,王震李先念這類老軍頭就叫囂:共產黨的天下要三千萬人頭來換!

中共政權的世襲,是通過“革命接班人”這一方式來完成的。中共第一代貴族,論資格是以“參加革命”的幾個歷史階段為衡量標準,一,長征幹部;二,抗戰幹部;三,解放(內戰)幹部,這是老子輩,是打天下的開國元勳,“共和國”建立伊始,中共差不多重演了一次論資排輩的“成者王侯”,封疆拜相三呼萬歲的封建帝王式的登基典禮;第二代貴族是兒子輩的,由抗美援朝和土改幹部,留蘇學生構成,即江澤民李鵬等全套人馬,他們是當然的太子,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名欽定為“候選人”,再導演一埸“人大”投票表決,就堂而皇之的繼位了。

第三代貴族是孫子輩的,差不多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共和國同齡人”,是文革中保爹保媽的紅衛兵一代,這代人面臨中共末世,所以要分兩方面來世襲中共的家業,一是政權的接班,從中央部委到各省市縣地區的領導,目前基本上由這些孫子輩的中共軍幹後人擔任。與第二代世襲一樣,也是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名欽定。從胡再往下就沒理由欽定了了,因為再欽定下去未免太荒唐也太露骨,估計應該變個理由,這就是“禪讓”,當然還是讓給本黨本集團的體制內人物。二是從國有資產上接棒,國內各大財團,銀行體系,各大型國企及進出口貿易等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導權,基本被中共太子党控制。中共借改革開放實行“雙軌制”為幌子,用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方式,巧取豪奪地併吞了大量國有資產,這些資產再通過太子党以經商貿易的方式輸出到海外,徹底完成對國家財政的世襲占有。這樣,即使中國進入普選的民主時代,中共太子党們也仍然能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參加競選。

中共是什麼呢?中共不同于蘇共,它是由少數抱共產主義理想的小資產階級,依靠農民起義暴力鬥爭奪取政權的農民政黨,它的組織成份,它的歷史,無論從哪方面講,它都不算是蘇俄布爾什維克那樣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打天下者坐天下,搞封建世襲,才是這個農民党的基本性質。現在中共已經成功地將“老一代革命家”槍桿子裡出政權打下來的江山,世襲給了自己的太子党阿哥格格們。五十多年來,玩弄中國人民於掌股之中,靠的是什麼法器?一是欺騙(共產主義烏托邦)和高壓(階級鬥爭),二是愚民政策(篡改歷史),三是奴化教育(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其中對中國人民危害最大的,對中華民族文明破壞最大的,是奴化教育。奴化教育的最終目的,與封建統治者奉行的儒家天命觀如同一轍,就是要人民認可它那披著共和外衣的帝制,認可它的專制政權千秋萬代合法化。但在中國歷史上,即使是最強大的封建王朝,其壽命也沒有超過三個世紀的。中共當然清楚,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倒退,最原始的非洲部落將來也要實行民主選舉,那麼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時期,又如何將打下來的江山安全地交接給自己的後代?怎樣才能使世襲制度合法呢?

首先,中共在政治上搞中央集權制(政府和軍隊歸黨所有),經濟上搞“全民所有制”(資本高度集中的黨有制),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以極不合理的剝削手段壓榨勞動人民,最後吞併人民血汗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建立一個陣容強大的社會基礎──新貴族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即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即所謂的社會中堅力量。其次,是以政治欺騙和奴化教育繼續蒙蔽中國人民,淡化由於資產再分配而產生的階級矛盾。今天,政治欺騙已經由共產主義運動轉變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反美反霸的仇外煽情,奴化教育也換了更為冠冕堂皇的外衣──愛國主義。

鄧小平上臺後,自知之明地預見了中共政權於國際新形勢下合法性的危機,所以他不失時機的開展了掛羊頭賣狗肉式的愛國主義教育,儘管如此,中共仍然不能以“四個堅持”來說服性的解釋中共政權在中國的合法性。執政合法性的危機必然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從而影響中共向資產階級演變蛻化,所以“穩定壓倒一切”,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就成了保障中共世襲政權的唯一手段。於是就炮製了“三個代表”這一無賴理論,一廂情願地認定自己“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廣大利益”,並開動宣傳機器,將自己定位在非驢非馬的“執政黨”角色上,“朕即國家”這個封建法統,經中共巧妙的包裝了一番,就變成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偽科學,這個偽科學的要義,就是愛國必須愛黨,愛党才算愛國。

縱觀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權,無不承襲前朝的統治藝術,一本《資治通鑒》囊括了封建統治藝術之大成,而中共這個以毛澤東為首的假馬列主義政黨,乃是中國歷史上玩《資治通鑒》最精最深的一代專制統治者。現在中共鼓吹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三熱愛”,實質上也是封建忠君思想的花樣翻新。這種奴化教育之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顛倒執政者與人民的主僕關係,比如中共反復高唱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是把政黨地位淩駕於人民之上,在所有的政府行為中,從來不講政府對納稅人的責任和義務,而是要人民百姓對政府盡義務,反而要“感謝政府感謝黨,感謝偉大領袖,感謝首長關懷”等等。所以說古今中外最無恥的騙局,莫過於中共玩弄的“為人民服務”這個政治魔術了。

 

培養腐敗的特權

在集權制度下的封建社會,皇帝是不必拿薪水的,他擁有對國家財產至高無上的支配權,國庫就是自家私產。在集權制度下的“新中國”,毛澤東也有這樣的支配權,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薪水也只是個象徵,這點“一腳踢不倒的錢”,大半人都用來繳了黨費作秀了,因為一切用度都是公費實報實銷,這筆開銷往往是天文數字,而且除此之外,他們的灰色收入也遠遠超出薪水。“官不打送禮的”是中國社會亙古以來的定律,區別只是隱蔽和公開與否。

中共一貫標榜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是為人民服務的,但它自掌握政權那天起就是人民的老爺。事實上,在“人民公僕”的後面,中共軍幹及其家屬子弟的特權早在“新中國”成立那天起就合法化了,不要說北京這個中共官僚聚堆的地方,就是在任何一個邊遠的行政區域裡,大到城市小到鄉鎮,都明顯地存在中共官僚的特權地位。等級和特權,是封建統治建造社會基礎的必須條件,特權與等級是對應的,不同等級相應有不同特權。這些特權等級的區別,分別在公僕們的住房面積,專車檔次,物質特供等福利待遇上都有規定,中下級公僕乘飛機坐火車軟臥等都有嚴格標準。比如在六十年代前的三類城市,除享受正處級的糧油副食“特供”之外,個人住房面積就達到四十平方米(不含家屬),專車是伏爾加,可以乘坐火車軟臥,夠資格乘飛機等。即使最低一級的幹部──教員(二十三級),也能享受多供應幾斤細糧的待遇。

中共黨員的政治地位在組織內部貌似民主平等,在“民主生活會”上,級別再高的幹部也要服從黨小級長的“組織命令”,以至在中共黨內,上下級之間形成了一種很矛盾的關係,一位高級幹部個人的思想活動,必須向他的組織上級──一名司機或保姆公開(能講真話嗎),而他的工作機密是不能公開給他們的。實際上,黨內的上下級關係從來就是等級森嚴的,紅頭文件傳達到哪一級,《內參》哪一級可看,甚至“內部電影”也有嚴格的級別待遇,這種特權等級,使各級公僕的忠誠得到高度提煉,也刺激了公僕們不擇手段向上爬的欲望。中共把持著輿論工具,將自己的一切特權美化成“為人民服務”,住公房乘公車,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款嫖娼,都是在“為人民服務”這個幌子下進行的。

為了在第一時間內抓緊培養“革命接班人”,中共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貴族學校。五十年代,我所就讀的“重點學校”某市中心小學,就有一個高幹子弟集中的“保健班”,只有二十幾個公子和小姐,專門由日偽時期的老教師負責教學,上兩節課就要吃一餐“保健飯”,桌椅黑板樂器也與平民子弟班級不同,都是定製專用的,上學放學都有保姆乘公車接送,這個班被平民子弟嘲諷為“寶蛋班”。其實這個“寶蛋班”裡的高幹子弟,其父母的官位最大也不過是市委書記而已。眾所周知,六十年代之前,中共軍幹子弟即便是白癡弱智,也可以保送上大學,可以公費到蘇聯留學。以至恢復了高考制度,天子腳下的北京高考分數線仍然要低於其它地區一百多分!“改革開放”之後,公僕們乾脆就撕去了那層“不搞特殊化”的美麗包裝,像景山學校這類貴族學校,更是大張旗鼓的興辦起來。

六十年大饑荒時期,當人民百姓吃糠咽菜餓脬遍野時,中共軍幹卻是有“特供”的,何謂“特供”?就是從59年8月起,高級幹部開始享受特殊時期的特殊照顧。具體辦法是: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查長每人每天供應肉1斤,每戶每月供應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菸2條;正副部長級幹部每人每月供應肉4斤、白糖2斤、甲級菸2條、雞蛋3斤;正副司局長級幹部每人每月供應肉2斤、白糖1斤、甲級菸2條、雞蛋2斤。相應的,各地廳處級直到科級幹部根據這一原則,也開始享受不同級別的“特供”,在中小城市中,這類特供,包括魚肉蛋禽直至山珍野味,是由專門商店保障供給,送貨上門的。某些大城市的婦產科醫院,還定期將少婦少女人工流產的胎盤秘密提供給高幹食用。

比如瀋陽郊區的五三農業社,向軍區某家屬院商店“特供”一百隻公雞,商店竟認為公雞太肥而退貨,農民們只好將這些“太肥”的公雞轉賣給附近的省黨校食堂。腐敗到了一定程度,就不需要特供了,所以特供在近幾年取消了,人們從當年的新聞紀錄片中就可以看到,在大饑荒年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竟然個個紅光滿面,這怎麼能掩蓋“與人民同甘共苦”的謊言?懂得歷史的人都知道,古代清官的形象完全是由於貪官太多才樹立起來的,那麼焦裕祿這類黨幹典型的樹立,不也正是中共為了粉飾自己的腐敗,緩和幹群矛盾的作秀宣傳嗎。所以,周恩來吃一把野菜,毛澤東少吃一餐紅燒肉,豈能掩飾掉中共官僚在人民心目中的腐敗印象呢?

為什麼在那樣的年代裡,中國人民竟然也能忍氣吞聲地接受這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合理現實?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輿論欺騙,奴化教育和政治高壓奏了效,中共將“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推給“自然災害”,“蘇修逼債”和“美帝經濟封鎖”,對外“反帝反修”,無中生有地製造戰爭威脅,煽動民族情緒,轉移國內階級矛盾,全民皆兵準備打仗。對內則大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政治運動頻繁不斷,在四清運動中,對已經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剝削階級”──新中國的賤民階級──地富反壞右分子實行殘酷專政,以此來鎮攝持不同政見者(現行反革命分子)和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這種政治高壓與奴化教育,在文革中達到了頂點。在文革初期,紅衛兵就是中共官僚統治者用來保衛本階級特權的党衛軍,毛澤東這位絕代奸雄,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對中共官僚擁有特權的長期不滿,打倒了他的政敵,然後又迅速恢復了這種特權。

即使是在四人幫時期,中共官僚及其太子党,包括貌似徹底革命者的四人幫本身的腐化墜落,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七六年唐山地震前不久,我就親眼目睹了中共貴族太子党們的腐化生活,被一片竹林掩蓋的北京《萃華園飯莊》後院,貴族男女們裸飲宣淫,放浪形骸,無恥的嚎叫聲引起了前樓就餐顧客的好奇,從竹林的縫隙中隱約地看到了這些不堪入目的埸面。中共衛道士們用毛的生活清貧來否認中共的特權,用毛時代的平均主義假像來抨擊今天的中共當權者,並不能抹煞中共在五十多年中的腐敗事實,毛的追隨者們在紀念堂中向後人展示他的破睡衣爛拖鞋,但毛活著時,他的私人稿費就多達上百萬,他的中南海私人泳池,湖南滴水洞行宮,北戴河和廬山的一號別墅等等,絕對是那個年代裡的最大腐敗行為,更不要說在他死後,中共用大量人民血汗為他修陵墓了。與中共今天的腐敗相比,劉青山張子善王守信死得夠冤枉,他們的貪髒枉法在李鵬家族面前可謂小打小鬧,毛遠新在江綿恒面前也是相形見拙。因為今天中共官僚的特權已是遠非昔比了。

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其實中共今天的腐敗,並非全部是它的後天原因──貪官汙吏所造成的,而是因為中共這個農民政黨,本身就充滿了與生具來的腐敗酵母,在一定的溫度下,必然要發酵膨脹,這個酵母,就是從封建制度那裡一脈相承下來的特權思想特權結構,這是中共統治的根本。以反腐敗為革命旗幟的洪秀全得了半壁江山就搞腐敗,以打倒皇帝為革命目標的李自成進了北京也要稱大順皇帝,這都是它們的農民革命性質決定的。專權能產生腐敗,卻不能抑制腐敗,在封建社會中,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也是最痛恨腐敗的,但皇親國戚的特權卻不能算做腐敗,所以皇帝的禦使欽差們,只能懲治下級官員的腐敗,而不能動搖皇權。這個基本原則,也是今天的中共抱定不放的。中紀委懲治腐敗幹部,鐵面無私手段嚴厲,但它絕對不會動搖中共統治的根本。

三、有強烈排異性的特權

與中外歷史上的貴族階級一樣,中共的特權也有它強烈的排異性。司湯達的《紅與黑》就揭示了貴族社會的這種排異性,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社會規律,這個規律體現在今天的中共貴族身上,更加鮮明露骨。早在中共十六大之前,江澤民的“全民黨”就在醞釀生成,中共官僚們已經蛻變為中國的新貴族階級,中國的中產階級和巨富大賈們,包括港臺大財閥“愛國資本家”們,並不滿足於經濟上的富有,他們都在渴望獲得政治權力,因為只有得到政治權力,才能保障即得的經濟利益,才能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中共官僚也正是與這些黨外的大資產階級合作,才順利地侵吞了大量國有資產,投桃報李,為了更永久的勾結,為了把掠奪竊取的國有資產合法踞為己有,中共必須修改自己的黨章,將“無產階級政黨”修正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樣才能名正言順的使官產私財渾然一體,這就是吸收資本家入黨的真實意義。

但是貴族這個頭銜,並不是輕意就能獲得的,它是權力與財富結合的產物,中共五百個特權家族就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形成了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貴族圈子。如果你的資產不足以支配權力,你不具備與當今權貴的社會關係(比如聯姻),憑你是“億萬富姐”,還是“十大傑出企業家”,都要被無情地踢出這個貴族圈子當然,這樣的人被踢出的同時,中共權貴們也能給他們安上各種罪名:走私,偷稅漏稅,詐騙等等,順勢就共產了他們的財富。即使是在中共內部,權勢鬥爭也從政治手段轉變為經濟手段,互相傾軋搞掉政敵的罪名也是貪汙腐敗,什麼黨性,什麼原則,什麼法律,不過是冠冕堂皇的遮羞布罷了。

文革後期整肅“三種人”,也是中共貴族階級排異的一次大動作,隨著中共右派勢力上臺,中共終於完成了對非貴族體系的排異過程,那些沒有貴族社會關係,沒有貴族血統的農民總理,工人總理,賣菜總理們原本就是毛澤東用來欺騙人民的擺設,這次都被毫不留情的踢出了貴族圈子。中共權貴們歷來就沒有將工農民眾列入嫡親範圍,這種排異性體現在各級社會中,一個普通的“靠近組織”的“積極分子”,必須在靈魂上徹底的來一次大出賣,才能獲得組織的信任,他必須忍受長時間的愚弄和奴役,當若干年月的“模範標兵”,在數次政治運動中扮演告密和出賣他人的角色,才能邁入黨的門坎,如果想繼續向上爬,就必須徹底的拋棄良心和人性,最後才能“修成正果”。一切對共產主義理想有存念的中共黨員群眾,只有認清中共的階級排異本性,認清它的偽馬列主義面目,從它的騙局中解放出來,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

四、引起人民公憤的特權

為什麼“共和國”初期,中共的“土改”“鎮反”“三五反”等政治運動能夠開展起來?這是因為舊時代的少數惡霸地主,少數無良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民憤極大,還有舊政權的下級官僚和軍警憲特們,他們是直接欺壓和剝削人民的,政府的貪汙腐敗也直接體現在這一階層,這是人民親身體會得到的,所以中共鎮壓舊政權的社會基礎時所得到的響應,就應了老毛那句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動分子難受之時”。中共利用新舊政權交替的過渡期,人民對“剝削階級”和舊政權國家機器的憎惡,趁熱打鐵,迅速肅清了政治上的反對派。

目前,中共專制國家機器下的公務員,如警察保安,工商稅務,城監管理等政府職能部門的執法者,甚至像電業局自來水衛生局這類能使用權力來決定人民生活利益的事業單位的行政人員,大多數也是這樣一些無良無德的敗類所組成,他們基本上是靠中共黨政軍幹子承父業裙帶關係世襲的職務,在他們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公僕這個概念,他們有的只是穿著製服,濫用權力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優越感。當他們“執行公務”時,貪髒枉法是家常便飯,對人民百姓的粗暴無理更是經常激起民憤,“不法商販”“暴力抗法”的血案時有發生,那些上訪人員,那些對法律公正徹底失去信心,對生活絕望的人民百姓,用暴力來報復社會抗議政府,用流血來申張自己的冤情,純屬官逼民反。

“改革開放”之初,政府職能部門的“製服熱”很能說明一個問題,這就是人民百姓從此淪入被奴役被欺壓被壓榨的境地。隨著李鵬簽發的各種“法律”公布,幾乎一夜之間,就湧出了大量戴著大蓋帽的準警察,甚至老少婦孺孕婦殘障都耀武揚威穿著製服,高舉罰單,乘著三輪摩托,警車開路,如狼似虎地撲向個體商販,撲向“違法經營者”,撲向“違章占地占道者”,每次“執行公務”都大有斬獲滿載而歸。

中國的公安警察,為了解決資金獎金,也通過“嚴打”和“大幹”來大搞經濟創收,縱觀各地那些宏偉壯觀的公檢法大廈,無一不是靠罰款來補充建設資金,年節假日則是公安們大發橫財的好時機,平時抓嫖,年節抓賭,掃黃打非給中國警察們創造了無限商機。大陸的賭徒們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如果被公安抓了,一定不能說出賭資的真實數目,這個數目越少越好,因為處罰是根據賭資多少決定輕重的,結果那些被繳獲的賭資,除了賭客們“坦白”的數目之外,全都進了警察的腰包。中國的監獄或勞動教養院,可以花錢減刑,一萬元人民幣減一年刑期,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如果說警察在對付真正罪犯的執行公務中,行為粗暴倒也情有可原,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的民憤,都是因警察“執行公務”歐打無辜百姓引起的。中共的警察,除少數有正義良心的好人之外,多數都是敗類,與土匪流氓無異,它們顯然是專門給中共官僚看家護院的,顯然不是用來保護人民的。中共的警察隊伍,儘管目前正在通過警察學校制度來提高素質,但文化素質提高不等於道德素質的提高。用中共所迷信的血統論講,天生老鼠會打洞,他們自命為統治者,是人民的老爺,怎麼能善待人民百姓呢?狗走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本性使然,一個邪惡政權所把持的專政機器,又怎麼能擺脫邪惡形象呢?

中共專政機器對人民的履帶式碾壓,必然引起人民的強烈反彈,所以十幾年來,各地不斷發生暴力對抗,中共將之掩飾為“群體性事件”,一面用“建立和諧社會”這個軟刀子割肉的辦法來對付“弱勢族群”,一面加強防暴武裝,擴充大量警力,磨刀霍霍。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似乎是穩定的,但穩定的背後卻暗藏著時刻都會爆發的危機,越平靜的水越深,其實天怒人怨已經到了臨界點,一旦經濟崩潰,這種長期壓抑的仇恨就會像火山噴發一樣不可阻擋,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威脅並不是外部的,而是內部的,所以它在尋求一種全民和解的同時,也在擴充自己的集團勢力做為社會基礎,現在發展黨員已經不是過去那麼嚴格了,不僅黑社會地痞流氓可以入黨,甚至八九十歲的老翁也可以入黨,迅速發酵成自一九二一建黨年以來最大的政治麵團。

中共自信有八千萬黨員,但真正掌握權力的是五百個特權家族,屬於國家機器構件,享有特權的官僚公職人員,不過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已,它們在十三億中國人民中還是極少數,以極少數來專政大多數是強權政治的特點,中外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這樣的政權會長治久安。現在,中共的大多數黨員,並非都是共產主義理想的追隨者,其入黨動機多半是為了當官發財,在一黨獨霸的專制社會,入黨是改變人生的唯一出路,只有入黨才能作官,黨而優則仕。所以現在中共雖然號稱八千萬,其實真正忠實的黨徒並不多,多數黨員是出於自私自利的政治投機目的混進黨內的。什麼是政治投機?就是看風使舵隨波逐流,牆倒眾推落井下石。這是人類中最不講良心的一群無恥之徒和偽善者,他們不信鬼不信神,不認爹不認娘,是喝狼奶長大的異類,什麼人性道德對這類人都全無約束,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凝聚力親合力。可以斷言:中共垮臺之日,至少有五千萬甚至六千萬個叛徒,將會給中共獨裁政權最致命的臨門一腳,這一腳,絕對是射進自家球門的!

   摘自博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