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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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語義建搆國家認同問題的思考

 

對虛無文化國家觀的顛覆性言論和對規範國家的建設性觀點

鮮江臨

 

 

古典中文中是否具有“法統”語詞,這是一個純語言學的問題。筆者無意到故紙堆裡去尋找古文中的“法統”──因為發現了它也無意義,如“憲法”一詞被人從《國語》等典籍中發現──“賞善罰奸,國之憲法”,這類古文語詞,絲毫沒有當代確認的語詞意義。意義差異導致它們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法統”的含義,得依靠當代意義的建搆和確認。法統還是一個成長中的概念,這一語詞的意義發育,是一種文化創造活動過程,是一個製造過程。“法統”一詞,雖然被不時使用,但是它是一個意義的“半成品”,還沒有人提出一種關於“法統”的公認語義而被普遍接納。筆者也無意對其進行“終極性解釋”,而是要參與到對“法統”的創建活動中,介入話語民主主義的建設過程。

法統這一語詞,是一個可開發的漢語語詞,如果較大規模地施以開發活動,它就是一個“新詞”,或者是翻新的語詞──它會成為一種語言產品,甚至成為“流行產品”。考慮到當今社會,即權力強勢社會在話語世界中的語詞侵掠已經達到驚人程度,比如“法治”、“憲法”皆已經成為霸權的俘虜,因此“法統”這一產品的製造,需要保持加工過程的節制,通俗地說,就是需要以蝸牛行進的方式,來釐定法統的意義──因為它需要始終保持成品化程度不足產品的特色,從而避免被輕易共產的命運。

法統就是活動國家的存在的一種現象,是一種指標,一種體系,一種證明。它與國家具有共時性,但與國家的生理狀況不具有必然對稱性。說它與國家具有共時性,並不是說國家可以反證法統存在,只有規範意義上的國家在規範性建搆的主動意識階段,才可能出現法統。國家確是法統的參照物,規範意義的國家,是法統的存在環境。這樣說,是說在國家的意義尚未釐清的認識階段,法統只會進入妄談的語境;甚至“國家”也時常在被妄談。

國家組成元素是主權、領土和人民。國家不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是一種公認的規範概念。從這個層面的意義出發,需要將國家從長期存在的文化解讀即誤讀中解放出來。我們身邊,有過許多國家――出現過幾十平方公里的國家,也出現過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家。數千個國家,生滅在“神州”。深刻的歷史學家說:“朝代是國家”。這種認識符合“國家”意義的當代共識。但是,在一些著作家那裡,對國家的認識,卻仍然處於文化意義的想象階段。甚至在一些過去的學術熱門讀物,如《興盛與危機》這樣一些讀物中,國家概念也是以非當代意義的文化意義層面上被錯誤使用。被國際競爭刺激思維失常的人民,集體詠唱著“五千年中國”的兒歌,仿佛在亞細亞的東方,果真一直就有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似的。但是思維正常化的人民,在歷史地圖前,會很清晰地看見“國家”變化的真實狀況。國家不是文化概念,同時也不是民族性概念,這不僅是從人民的搆成得出的結論,也是從國家統治者搆成得出的結論。大元國即我們稱為元代的國家,法統中瀰漫民族歧視,規定漢人對統治民族“被打不還手、還手無訴權”,這個國家與漢人自傲的唐代國家,實在沒有民族性的延續和承繼關係。誤讀的國家觀,不合史實,不實事求是,乃自欺欺人。

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但它卻必定是一個實存物。它需要具體的組織機理和主體,將國家從一般意義變化成特殊意義,這種具體國家就和抽象的理念國家出現了差異;法統出現在這個具體化的過程中,促進著國家的現實化。社會歷史中有具體國家,沒有抽象國家。什麼花樣的具體國家都有。有樹立國教的國家;有國王喜愛大場面、宏偉廣場於是遍布的國家;有國王吹牛、全國跟著虛報政績的國家;或者有律令五花八門,司法各行其是、各顯神通的國家。如果一個具體國家缺乏時代合法性,即統治方式與同時代的社會生產、社會交換、倫理發展的普遍需求不適應,發育不出適應社會需求的社會規範和現世制度,這樣的國家不是普遍物,它的法統必然處於缺位或殘缺的歷史階段,實存的法律規範具有零散、非經整合的特徵。這就是說,具體國家可能有法律制度,甚至有法律體系,但是無“法統”。

自二十世紀以來,本國法律學人就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法統問題。這種將東方亞細亞各國的法律制度進行集合性研究的“法制史研究”,失去了對法律制度進行“比較法研究”的研究視角。這種研究方法,雖然具有一定學術意義,但是它將亞細亞古國的嚴刑峻法、慘無人道的法統包袱,毫無理由地背在了當代本國身上。古代亞細亞國家動輒處死人民,如“私販100斤酒曲死”的那些非人道法制,是“他者”的問題,是“外國的問題”,當代國人不是此種法統的傳人。從地理與主權角度,秦始皇關我等什麼事?張藝謀的《英雄》相對於我等,講的是外國的故事。燕國、遼國等等國,和我無任何關係。孔子是誰?亞細亞古代某小國的思想家、教育家,俗職魯國司寇。

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法律文化與傳統反思運動,同樣沒有“比較法”的研究視角,同樣將本國和歷史上亞細亞古國,做了不加任何國家意義區分的國家比附。在近年一些認真的法制史學者的著述中,仍然保留了關於國家的文化敘事方法──導致“中國法制史”產生了許多無法進行當代解釋的問題,比如鄰國向“宋代皇帝進貢”為何是“中國制度?”為什麼這種交往關係,符合古代法統,嚴重不符現代法統?法統中的正當性是如何消逝的?文化中國的國家意義解讀,也會製造出當代中國現實外交問題。與韓國的“高句麗問題”,也就是國家文化解讀所致。

法統,即一種規範秩序及其時代合法性的建搆,以每一個具體國家為起點,以具體國家為終點。我們生活在具體國家,要建設具體國家,這個過程不是僅僅跟隨歌唱家國王演唱“五千年中國”的兒歌,不是濫作國家意義的文化與歷史的解讀囈語。如果要建設一流國家,這不是單一民族的“復興”,而是在多民族、國際化環境中,現實國家的建設。甚至不得不冷酷地指出,在我們這個具體國家,尋找和建搆法統的目的,是對具體國家崩潰的挽救,尚不是對虛無文化國家的復興追求。國家認同的含混,會帶來“法統”認識的混淆。沒有國家,就沒有法統;沒有國家的規範性,就沒有法統;沒有國家規範性的時代合法性,就沒有法統。沒有法統的國家,沒有規範秩序,沒有長治久安,沒有和平統一的遠景。

 

摘自法學在線